31、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上）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中央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以外，还有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企业的许多同志，还有部队的许多同志。中央召集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这次会议，是一次动员全党为胜利地完成一九六二年的建设任务和逐步地实现十年长远规划的目标而奋斗的会议。

　　在这个报告里，准备说三个问题：第一，目前形势和任务；第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第三，党的问题。

　　一　目前形势和任务

　　国内形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经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两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在这个不长的时间内，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在十二年中，我们国家的面貌，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确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在解放后所创立的空前未有的大统一的局面，日益巩固起来。

　　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工业。我们过去基本上没有重工业，现在建立了基础比较强大、部门比较齐全的重工业。

　　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各民族之间，已经建立起团结友爱、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新型关系。

　　我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由于我们党对他们进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大多数人在政治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国际、国内的许多巨大事变中经受住了反复的考验。

　　我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更加巩固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进一步地巩固了。

　　我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根本的改变。我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事实说明，我们国家在解放以后的变化是很大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是做得很不错的，是很有成绩的。当然，要根本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是长期的事业，现在还只是一个开端，但是，这是非常好的开端。

　　这里要着重说一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党在中国人民中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在三面红旗的引导下，全党全民大大提高了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自觉性，鼓足了干劲，进行了巨大的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的是：

　　第一，我们提前了两年，在一九六○年实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指标。

　　第二，我国的基本工业，包括煤炭工业、电力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生产能力都有了成倍的或者很大的增长。

　　第三，我国机械设备和重要材料的自给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第四，我国工业的地区分布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各个省、区都建立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

　　第五，地质勘探工作有了广泛的开展，我们对于矿产资源和水利资源有了更多的了解。

　　第六，我国农业的集体化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五亿多农民已经组织在五万多个人民公社中。

　　第七，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有很大的成绩。农业机械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增长。国营农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八，工程技术人员大大增加。这支队伍的技术水平有了提高，已经能够独立地设计和建设许多技术比较复杂的现代化企业。

　　第九，科学研究工作，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开展起来，某些研究成果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

　　第十，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每年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超过了十万人。

　　第十一，我们在商业、财政、金融等工作方面，在政法工作方面，在外事工作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都取得了很多的经验。

　　第十二，我国的国防建设，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工作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重大的新成就。

　　这一切成就证明，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着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能够发挥的潜在力量，是极为巨大的。

　　在肯定这些伟大的成就的同时，中央认为，有必要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

　　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农业上犯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由于要求过高、过急，许多地方、许多部门进行过一些不适当的“大办”。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上，在商业、财政、文教、卫生等方面，都犯过瞎指挥的错误。例如，在农业方面乱改耕作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修建一些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水利工程；在工业方面，任意废除规章制度，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使设备损坏，某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下降。

　　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

　　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中央下放权力已经过多，各部门、各地方又逐级下放，放得过多过散，发生了许多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的现象。这样，就使得经济生活中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受到了破坏，全民所有制受到了损害。

　　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企业和事业单位不适当地增加过多，职工人数增加过快，非生产人员比重加大，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党政机关的机构比过去更加重叠臃肿，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有了很大的滋长。

　　上面所说的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主要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上述的缺点和错误所产生的结果，给我们的经济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农业的严重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产量的被迫下降，以及目前的许多困难，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所引起的。

　　在研究了这几年的工作以后，中央认为，有一部分缺点和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中央还缺乏经验，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把各方面所必需的具体政策都及时地制定出来，有些政策则规定得不恰当或者不完全恰当。有些正确的政策，在规定以后，中央没有严格检查督促，因而贯彻不力。这几年来，一些过高的计划指标，一些不适当的“大办”，以及把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等，都是中央批准或者提倡的。中央有些同志，常常只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了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有一个时期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而对于某些工作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中央认为，有必要在这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于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最近，中央书记处检查了这几年中央发出的文件，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这里所说的中央首先负责，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因为这几年来，省一级在许多工作上负了很大的责任。当然，这不是说，省以下的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没有缺点和错误了。

　　应该指出，在这四年中间，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很辛苦的，是想把工作做好的。的确有许多同志，有不少地方、不少单位，工作做得很出色，很有成绩。也有不少同志，尽管有良好的意愿，但工作没有做好，把事情办坏了。

　　我们在这里着重地谈到过去四年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分析错误的性质，研究错误发生的原因，说清楚错误的责任，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大家能够切切实实地从过去的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做好今后的工作。这不但表明我们党是一个郑重的、实事求是的、对人民负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表明我们党一贯保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作风，而且也表明我们党对克服目前的困难和争取新的胜利抱有最大的信心。

　　为了纠正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中央和各地方、各部门早已开始进行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

　　在农村工作方面，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151〕开始，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党中央就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人民公社工作中的“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一九六○年冬季，党中央发出十二条指示〔136〕，党的各级组织在农村中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接着，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党中央拟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147〕。这个条例草案，经过广泛讨论和普遍试行，时间并不很久，就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一九六一年，虽然夏季收成很差，但是全年的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要多一些。在许多地方，家畜、家禽的数量正在稳步地上升。农民的生活一般地比上一年有所改善。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情况的这种逐渐好转，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目前许多困难的克服，对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九六一年秋季，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出了要确定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152〕，这是继续调动农民集体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根本性的政策。经过生产关系的这个调整，就可以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就能够更加适合农村生产力的状况，就能够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

　　在工业方面，毛泽东同志几年来多次指出，计划工作没有做好，指标过高，变动过多。他要求，必须落实，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一九六○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经济的问题，随后规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53〕，可惜后来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方面没有具体执行。一九六一年五月间，中央确定了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的方案〔154〕。七月间，中央根据许多调查研究的材料，根据这几年来的工作经验，拟定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155〕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七十条〔156〕。中央指出了执行八字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必须切实地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且提出了调整工业指标的具体方案。这两个文件，经过一九六一年九月庐山会议〔157〕的讨论，已经正式下达。

　　目前，工业生产下降的情况已经基本停止，产量开始稳定，有的开始上升，不少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也有很大的成效。在那些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和关于精减职工方案的地方，在那些认真讨论和试行工业七十条的企业，成绩都比较显著。

　　在商业方面，一年多来，中央作出了一些关于调整商业工作的规定和办法。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央在关于农村工作十二条指示中，提出了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一九六一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恢复供销合作社。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拟出了改进商业工作的规定草案四十条〔158〕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的规定试行草案〔159〕。在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八条指示中，也提出了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稳定市场的措施。各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最近半年来在这些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现在，根据调查研究的一些材料，中央正在草拟商业工作条例初步草案〔160〕，过些时候将要发到全国试行。

　　我们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我们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工作，正在沿着正确的轨道，逐步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但是，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一九六一年的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以及畜牧业、副业、渔业的生产，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目前农业生产的底子还很薄，能够拿出来支援工业和供应城市的东西还不能很多。工业总产值在一九六一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不少的企业，由于原料、材料、燃料不足，还陷于半停工甚至停工的状态。市场的供应仍然很紧张，人民的吃、穿、用都感到不足，特别是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目前还不可能有多少改善。一九六一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通货发行过多的情况加重了。分散主义倾向的存在，又严重地妨碍着我们集中力量去克服这些困难。

　　这里要指出，由于农业减产，一九六一年我们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五百二十多万吨（一百零五亿斤）粮食，这是全国解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一九六二年，我们还需要进口四百万吨（八十亿斤）粮食。这两年进口粮食，共需要外汇六亿六千万美元。这笔外汇，可以购买相当于建设四十个洛阳拖拉机厂所需要的进口设备，或者进口一千七百万吨化学肥料。同志们，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是决不能依靠进口粮食过日子的。把大量的外汇花在进口粮食方面，我们就不能进口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原料、材料和设备。这种状况，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妨碍极大，必须迅速改变过来。

　　中央认为，对于当前实际存在着的困难，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不正视困难，因而不努力克服困难，当然是不对的。困难从来吓不倒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在困难面前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认真地研究困难产生的原因，寻求克服困难的办法，集中一切力量去战胜困难。

　　必须看到，我们完全有力量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具备着许多有利的条件。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最大的保证。十二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创造了相当强大的物质条件，我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改进。前面所说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眼前的困难虽然还是严重的，但是正在逐步地被克服。可以断言，只要认真吸取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能够比较快地战胜困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

　　基本经验教训

　　毛泽东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经验的重大意义。一九五七年初，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指出：“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

　　在最近几年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我们犯了错误，翻了斤斗，付出了不少的代价。我们应该在工作中力求少犯错误，力求避免严重错误，但是，永远不犯错误，完全不犯错误，这是不可设想的。“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的意思是，成功往往是要经过许多挫折的，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就有可能得到成功。我们的建设工作要得到成功，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不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就是我们学会建设工作的学费。

　　我们能不能在取得建设工作的经验方面，比取得革命经验少花费一些代价呢？应该说是能够的。问题在于我们全党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从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使自己的主观逐步地比较符合客观，逐步地认识和掌握建设的客观规律。

　　在过去十二年中，特别是过去四年中，我们不但使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力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全党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了伟大成就，得到了正面经验。我们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遭受了许多损失，得到了反面经验。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些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使我们能够从两种经验的比较中更深切地懂得，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这样，就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使我们更快地学好建设的本领。从这个意义上说，既有正面经验，又有反面经验，是很可宝贵的。

　　应该说，经过了过去四年的工作，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我们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基本经验教训是什么呢？初步看来，这就是：

　　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大跃进的要求是：既要多、快，又要好、省；既要数量，又要质量；既要照顾需要，又要根据可能的条件；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既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又要有长远打算。正确地处理这些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关系，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否则，“欲速则不达”。

　　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要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大跃进，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能够提供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工业原料）和能够腾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工业必须为农业服务。重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技术装备、化学肥料、燃料等等，来不断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轻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日用品。同时，农业也必须支援工业的发展，尽可能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如果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不协调，既不能比较快地发展工业，也不能比较快地发展农业。

　　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完成，而需要很长的时间，例如说，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混淆了这两种所有制的界线，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违反了客观可能的条件和农民的自愿，要过早过急地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就会犯剥夺农民的错误，就会损害以至破坏工农联盟。

　　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全民所有制就是财产属于全民，属于整个社会，产品归国家支配。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反对所谓地方所有制和市所有制。决不能够把全民所有制分割为部门所有制、地方所有制、市所有制、企业所有制、小团体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统一的整体，同时，是分级管理的。各级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的制度和计划实行管理。任何部门、地方或者企业，如果违反了国家统一的制度和计划，自由地处理供、产、销的问题，就会使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受到损害，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受到损害。

　　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

　　做好计划工作，必须注意综合平衡，恰当地安排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运输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这些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例如，在农业内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之间的比例关系，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等等。在保持必要的比例关系的前提下，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某些部门，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片面地“突击”某一个部门，从而使各部门之间必要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不但这个部门将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并且可能损害其他部门，因而是错误的。

　　在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上，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增加积累，但是，积累的增加，必须建立在生产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适当地、逐步地提高的基础上。积累恰当，能够很好地促进生产的发展；积累过多，反而会妨害生产的发展。

　　应该在有计划地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适当地发展国防工业。有关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应该兼顾国防建设的需要。

　　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既要考虑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又不能超过实际的可能性，不能要求过多过急。

　　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要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中央要给地方一定的机动，并且奖励地方挖掘潜力，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不重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错误的。但是，地方计划要纳入国家计划，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地方利益必须服从全国利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应该强调统一领导、中央集权，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

　　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在这里，民主和集中是互为前提、互相依赖、互相渗透的，是不可缺一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决不能离开广泛的人民民主，即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同那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少数人或个人的专制，同极端反动的国民党专政或者法西斯专政，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决不能离开高度集中的指导，它同分散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是互不相容的。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了解各方面的真实情况，把人民群众的真实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在实践中、在群众的行动中，继续补充、发展或者改正这种意见，并且使正确的意见在群众中坚持下去。只有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在人民内部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才能既反对不要人民民主的少数人或者个人的专制，又反对不要集中统一的分散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

　　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根本制度。没有这种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和其他各民主阶级、阶层的人民，既要求民主，也要求集中统一。国家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领导，在制定计划、指挥生产、处理产品等方面，同对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领导，是有重大区别的。但是，同工人阶级一样，农民也迫切地要求统一的党的政策和统一的国家计划。工人和农民都怕政出多门，怕政策和计划多变，要求定于中央。任何部门、任何地方，如果发生了破坏民主制的现象，也就必然同时出现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破坏集中统一的现象。这些，都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多快好省的要求，都不符合工人、农民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完全违反他们的愿望。

　　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要学会做生意，要有合理的价格政策。

　　社会主义商业，除了起领导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以外，还应该有集体所有制的商业，例如：农村的供销合作社，城市的消费合作社等。此外，在城市中还可以组织合作商店，在农村中还应该适当地保持农村集市贸易，作为全民所有制商业和集体所有制商业的补充。

　　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到共产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将是按需分配。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毛泽东同志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161〕。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在分配和交换的问题上，在拟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都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同时，必须对人民群众不断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这项工作同适当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

　　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我们的一切事业，都必须同群众商量，取得群众的同意，才能办得成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162〕

　　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这不但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关系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根本利益。

　　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应该估计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不断战胜各种困难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在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最有效地利用我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严格地实行经济核算，不允许有任何浪费，艰苦奋斗几十年，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

　　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必须认真实现“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开支，保证建设，增加生产的一个根本方针。

　　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毛泽东同志说：“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163〕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挂帅，就是党的路线挂帅，党的政策挂帅。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在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指导下，熟悉经济情况，努力认识和掌握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钻研业务，学会精打细算，并且细致地安排具体工作，反对“政治空谈”。

　　必须尊重科学技术。对于科学技术人员，在政治上应该团结和帮助他们，在技术问题上应该尊重他们的职权和意见，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应该向他们学习科学技术知识。

　　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党必须把自己的领导同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必须把总路线同各项具体政策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搞了十一年，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现在要好好总结经验，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164〕

　　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了革命的总路线，并且在各个方面形成了为实现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政策，从而促进了全党思想的真正统一，使全党全民在革命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同样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165〕，并且根据积累的经验，正在各个方面制定为实现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政策，从而促进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思想统一，使全党全民能够更进一步地在建设道路上胜利前进。

　　上面所说的这些基本经验教训，是全党同志应该深刻领会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年六月间向我们指出：“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166〕

　　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去做。

　　我们必须象毛泽东同志和全体人民群众所期望的那样，鼓足扎扎实实的干劲，去迎接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战斗任务。

　　任　务

　　从农业开始的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这种调整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这种调整工作。

　　我们共产党人，越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有雄心壮志，要看到光明前途。我们要在全党全民面前，树立一个共同奋斗的远大目标，把当前的调整工作同这个远大目标密切地结合起来。中央认为，现在拟定一个十年的长远规划，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我国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央有一个初步的设想。这个设想的主要目标是：

　　一、按照勤俭建国的原则和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

　　二、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在科学技术方面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要求粮食、棉花、钢、煤四项产品，分别达到以下的产量：

　　粮食：一九六七年生产三千八百亿斤，一九七二年生产四千三百亿斤。

　　棉花：一九六七年生产三千二百万担，一九七二年生产四千二百万担。

　　钢：一九六七年生产一千八百万吨左右，一九七二年生产二千八百万吨左右。

　　煤：一九六七年生产三亿五千万吨左右，一九七二年生产四亿五千万吨左右。

　　上列的产量指标，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做好全面的综合平衡工作，编出确实符合实际的、并且留有余地的计划。

　　这个十年的初步设想，是在总结过去建设工作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精神，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关系的指示提出来的。实现了这个十年的初步设想，我国将能够奠定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巩固基础，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切实地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来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我们现在进行的调整工作，一方面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一方面也是为实现长远的奋斗目标打下新的基础。

　　在一九六一年，有些方面的调整工作开始见效，有些方面还没有很好地进行。工业和其他一些经济部门的调整工作，按实际需要说来，已经迟了一步。一九六二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这一年，争取各个方面的调整工作做出新的显著的成绩。如果这一年的工作再放松了，或者做得不好，就会增加更多的困难，造成更长时间的被动。

　　一九六二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力争多生产一些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

　　要保证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的完成。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必须切实保护和发展大牲畜，必须认真保证制造和修配中型农具所需材料的供应。

　　第二，积极地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保证实现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指标，并且力争超过。

　　第三，坚决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尽可能在春耕以前，至迟在夏收以前，完成今年上半年的减人任务，并且进一步地规定下半年的精减任务。对于减下去的人，应该妥善地加以安排。这是加强农业战线、缓和城市供应紧张状况的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必须坚决保证完成。

　　第四，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绝对不允许再有国家统一计划以外的建设项目。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也应该按照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地进行。一切停建、缓建项目的设备、材料和建筑物，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妥善保护，不许损坏。

　　第五，调整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坚决压缩或者停止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多和产品质量低的企业的生产，使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少和产品质量高的企业，尽可能增加生产。

　　第六，认真地做好商业工作，发展城乡交流，采取各种适当的措施和正确的物价政策，改善市场状况，努力保证大中城市居民的必不可少的生活需要。

　　第七，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要尽可能地多生产一些煤炭、木材和其他原料、材料、燃料，尽可能地多增加一些钢材的品种。

　　要切实地加强交通运输工作，特别是短途运输工作。

　　第八，所有工业企业，都必须切实地改进管理工作，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当成首要任务。坚决扭转某些企业亏本赔钱的状况。

　　第九，彻底清理物资，由国家统一调剂使用。

　　第十，认真地贯彻执行或者试行中央制定的关于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教育、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的条例或者规定，整顿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

　　实现上述一九六二年的各项任务，切实把调整工作做好，到一九六三年，我们就有可能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从而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

　　为了实现一九六二年的任务，我们特别要抓紧的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

　　这里要着重说一说“精兵简政”的问题。这是当前调整工作中的一个首要问题。一九六一年我们进行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六二年还要大力进行这项工作。几年来，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人员增加过多，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也增加过多。很多县的县一级机关人员，都在五百人以上。国务院的有些部门，经过多次减人以后，仍然有四五千人之多。机构这样庞大，这样重叠臃肿，非生产人员这样多，这对当前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是很不利的，对于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而且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个问题，痛下决心，切实地改进工作方法，大大地裁并机构，精减机关人员，减少不必要的职工。党中央和国务院将重新确定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编制，通令全国贯彻执行。

　　以上就是我们所提出的十年奋斗目标和一九六二年的任务。我们必须统一认识，动员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

　　二　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

　　要坚持三面红旗，要更有效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要顺利地实现一九六二年计划和十年奋斗目标，要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中央认为，目前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

　　这里说的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就是要充分地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进一步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全党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反对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党有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深厚传统。在革命的年代，我们党不断地集中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使党的政策和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一步步地前进，使党能够充分地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就不可能有党中央坚强的集中领导，而没有这种集中领导，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现在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建立党同人民群众的非常密切的联系，也就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的集中制，不可能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也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我们取得了伟大的革命的胜利，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些当然是大好事。但是，由于这些胜利和成就，我们的不少同志没有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有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在工作中脱离了人民群众。

　　必须看到，近几年来，在我们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了粗暴的破坏。

　　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如果用对待敌人的专政手段对待人民，那就会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面，走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面。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中，充分地作了理论的阐明。我们党的大多数干部，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并且能够在工作中正确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地处理敌我的关系，正确地处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干部，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敌我的关系，也不能很好地处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能很好地在工作中联系人民群众。他们常常采取简单化的办法，不自觉地做了一些不妥当的事情，以致侵犯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还有极少数品质恶劣的人，他们独断专行，称王称霸，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同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对立起来。

　　这些品质恶劣的人，完全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我们党的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他们工作的范围内，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专政变质，在实际上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国民党专政。他们的这种作风，根本不是共产党作风，而是极端恶劣的国民党作风。这种国民党作风，是人民的大敌，是无产阶级的大敌，是共产党的大敌。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从来反对国民党作风。我们党从来不容许国民党作风在我们队伍中存在。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这样地提出问题来告诫我们的同志：或者是共产党的作风，或者是国民党的作风，这两种作风是互不相容的〔167〕]。国民党政权虽然早已倒了，但是国民党作风的残余，现在还继续腐蚀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把共产党作风同国民党作风严格地区别开来，必须继续向存在于我们党内和政府工作中的国民党作风作战，并且要随时随地对这种国民党作风保持最高度的警惕。这样，我们才能够发扬人民民主，最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

　　许多问题往往是这样发生的：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忘记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传统，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必须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他们不肯做调查研究工作，不理会毛泽东同志经常指出的“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168〕这一真理，有事不先同群众商量，不在群众中进行酝酿，不倾听群众的意见，不认真注意群众的反映，甚至当群众的利益已经受到严重损害、群众表示十分不满的时候，他们仍旧坚持自以为是“正确”的那些错误做法。

　　当然，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懂得。我们自己不懂得的事情，群众中有许多人是懂得的。就农业和工业的生产问题来说，农民、工人和基层干部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有很多宝贵的知识。只要我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我们是可以同他们一起，把工作做好的。但是，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不少负责人却不这样做，他们杜绝言路，使这些有经验、有知识的人不能说话，不敢说话。这种不民主的作风，只能把自己封锁在真理的门外，而使自己的工作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

　　在“目前形势和任务”这一部分中所说的几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是同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的那种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不民主的错误作风有关的。

　　很明显，如果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密切地联系群众，在工作中充分地发扬民主作风，恭恭敬敬地当群众的学生，有事很好地同群众商量，认真地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很多错误是有可能不犯的。例如，我们过去在农村中普遍办公共食堂〔135〕，如果能够真正在群众中进行民主的讨论，事情就不会是那样。

　　要把工作做好，要使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成为不可战胜的，我们就必须经常地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地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去联系群众，同群众互相交心。这是我们工作中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为着使同志们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一点，我们准备在后面再逐步地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反对分散主义的倾向

　　象上面所说的那些脱离人民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怎么会不妨碍我国农业、工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呢？怎么会不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相抵触呢？怎么会不同中央的统一政策和统一计划相抵触呢？这种错误的做法怎么会不造成分散主义呢？

　　分散主义的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的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对党中央闹独立性，对人民群众、对下级独断专行，压制民主。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我们纠正了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以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如果对分散主义熟视无睹，不把它迅速克服，就会使我们很难前进。

　　下面，我们要讲一讲属于分散主义性质的许多混乱现象。

　　先说政策方面的问题。

　　在这方面的问题是，有一些同志、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对党中央决定的政策采取了不严肃的甚至错误的态度：或者怀疑观望，或者“各取所需”，或者置之不理，或者另搞一套。

　　几年来，报刊的宣传，也有很严重的分散主义。

　　有的部门，在重大的政策问题上，在重大的生产技术措施问题上，不请示，不报告，自作主张。有的在请示、报告的时候，隐瞒真相，使中央不能作出恰当的决定。

　　有些地方，对中央许多重要的政策，不如实地向下传达，不认真地执行，或者借口本地方的“特殊性”，作出同中央政策相抵触的某些规定。有的甚至采取“封锁”的办法，不让下级和群众知道中央的某些政策。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一九五九年四月经过中央通过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党内通信〔169〕发出以后，就发生过这种情形。一九六一年春天中央拟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发出以后，又发生过这种情形。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七十条发出以后，又发生过这种情形。在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170〕发出以后，还发生这种情形。

　　再说经济计划方面的问题。

　　这几年，国家计划指标定得过高，而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不向中央和上级报告，在国家计划以外，另立计划，层层加码，甚至把他们自己的计划置于国家计划之上，冲击国家计划，这就更加损害了我们的计划经济。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执行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不是集中力量去完成国家统一计划规定的任务，而是分散力量去干计划外的事情，甚至把国家计划丢在一边，用国家计划规定的某些专用物资，去完成它们自定的计划，或者去搞那些完全不是必需的“楼、馆、堂、所”的建设。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调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时候，不是首先考虑全局的需要，完成国家规定的上调任务，而是首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搞自己的“小家务”；对往上调的物资是层层扣留，对国家分配下来的物资也是层层扣留；有的还擅自挪用应该由国家统一支配的物资，假借“协作”的名义，私相交换；有的甚至少报产量，隐瞒库存，“监守自盗”，“以邻为壑”。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招收职工的时候，不执行国家计划，不按实际需要，任意地增加大批人员。在精减职工的时候，有些单位讨价还价，甚至边减边加，或者明减暗加。

　　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在使用资金的时候，不遵守国家的规定，擅自动用银行的信贷资金和企业的流动资金，去搞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囤积物资，预付货款，弥补自己的财政赤字。

　　这几年，擅自动用应该由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特别是生产这些物资的单位、部门和地方，这种事情发生得更多。

　　经济工作方面的分散主义，使国家无法制定统一的适合情况的计划，并且把国家的生产计划、基本建设计划、物资分配计划、商业计划、劳动计划、财政计划都搅乱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材料，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这三年国家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投资，有二百一十七亿元，占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一还多。这笔款项，大约相当于建设八个鞍钢所需要的投资，或者相当于建设三十五个长春汽车厂所需要的投资。中央下达的国家计划内的建设项目，本来已经过多，已经不适当，国家计划外的项目又大大地增加，这就使基本建设战线拉得更长了，力量更加分散了，投资效果不能迅速发挥的情况更加严重了。

　　这些计划外的投资，虽然有一部分是必需的，但是有许多是非必需的，是乱投乱用的。其中用以建设“楼、馆、堂、所”的，就有十七亿五千万元。单是这一笔完全不是必需的、非生产性的开支，就相当于建设每年总产量为三百多万吨的氮肥厂所需要的投资。

　　一九五八年管理权力下放以后，当年全国各方面就新增加职工二千零八十二万人。一九五九年国家要求精减职工八百万人，但是到年底，反而增加了二十九万人。一九六○年国家计划规定增加职工二百万人，实际增加了四百八十三万人。在这三年中，工业部门的职工共增加了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人。到一九六一年，中央一再指出必须坚决精减职工，严禁从农村招人，但是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并没有严格执行。

　　在这里，不准备再用其他的材料来说明国家计划被搅乱的情况。同志们从这些材料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分散主义的现象是严重的。有人说现在没有多少分散主义，或者说分散主义并不严重，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许多分散主义现象的发生，是同国家计划工作和经济管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关系的。例如，国家规定的生产、基本建设任务过高，所分配的原料、材料、燃料又不够，国家的物资管理制度也不尽合理，这就给地方、部门和单位造成了困难。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在全国建立许多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想很快实现。地方、部门和单位在建设工作上也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它们在已经过高的国家计划指标上，又另加新的任务，提出更急的要求。这些地方、这些部门、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员和许多干部，主观上希望本地方、本部门、本单位的建设事业办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但是，他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各种可能的条件，不能正确地处理局部同整体的关系。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许多妨碍国家统一部署、损害全局利益的分散主义现象。

　　在我们党内，有些干部严重地沾染了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斤斤计较眼前的、局部的利益，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这是分散主义产生和滋长的更重要的原因。

　　分散主义的一切做法，完全不符合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也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发挥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分散主义，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某一地方、某一部门、某一单位的利益，但是，实际上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归根到底，也就是损害了这个地方、这个部门、这个单位的根本利益。

　　分散主义的种种做法，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助长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的发展。分散主义不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起了破坏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党的队伍，对于国家干部，在思想上起着腐蚀作用。有一些干部，利用分散主义所造成的混乱现象，营私舞弊，甚至同社会上的坏分子互相勾结，为非作歹，扰乱市场。这些干部，实际上已经蜕化变质。近年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的事件大大增加，固然有它的社会根源，但是，不可否认，也是同分散主义有关的。

　　大家看到，由于分散主义，一些同志的全局观念、组织观念、纪律观念淡薄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衰退了。

　　由于分散主义思想作怪，在不少部门、不少地方、不少单位，上下关系和相互关系也很不正常。有些同志竟然在党内耍策略，如在提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有意不提关键性的项目，有意少报投资，等到计划批准以后，再要求另立专案，追加投资。这是不能准确地制定和执行国家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些党的会议上，常常出现超出正常讨论问题范围的讨价还价。在同志之间、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之间，不说老实话，不交心，怕吃亏，喜欢当“聪明人”，藏一手，不互相照顾困难，常常使一些简单的容易解决的问题，长期拖延下来，得不到合理解决，使工作受到损害。

　　总起来说，分散主义对我们事业的危害，有下面四条：

　　第一，在政治上，损害党的统一。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破坏党的政策，就必然要损害党的统一。

　　第二，在经济上，损害全民所有制，使国家计划不能正确地制定和执行。

　　第三，在思想上，滋长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损害共产主义。

　　第四，在组织上，损害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纪律，削弱党的战斗力。

显然可见，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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