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邓子恢、邓小平、张鼎丞、李富春等发言后，王明开始发言，他从三皇到五帝说到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思想，口若悬河，内容空泛，离题万里。对自己的错误避而不谈或轻轻放过。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自己愿做一头驴，慢慢地跟毛走。”并曲解毛泽东讲话原意，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就错了。

      因王明的发言不诚恳，态度不明确，大家对他的发言极为不满，不少同志起来发言批评他。3月9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在发言时说：王明没有从自我批评出发，检讨自己所犯的严重的路线错误；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是教条主义的，不是从理论与实践出发；似乎自己总是正确的，犯的错误都是六大决议和共产国际造成的。他本人的发言不能令人满意，并且自己也没有诚意，没有进步的表现。陈伯达说，王明的发言，其精神是以天才和领袖的姿态出现的，而不是以小学生的态度，是个人主义。用许多中国农民战争的例子来类比毛泽东，缺乏无产阶级领导的观点。
       因为王明的发言不能得到与会代表的认可，王明不得不在12日作了第二次发言。但是，王明依然没有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企图抵赖，说自己的发言只是吹、拍、骗。还对其他同志的质问和批评反唇相讥，甚至挑拨离间。王明简直胡闹，致激起全会对之不满。纷纷要求王明坦白地指出自己的品质问题，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原定12日结束会议，但因为王明的问题，全会不得不延续到第二天。
       在13日的会议上，任弼时表明了对王明的态度，他说，党对王明的态度是等待，欢迎他进步而他自己却伺机反攻。不诚恳，个人主义，玩两面手段。昨日发言最后有进步，承认有个人主义。希望他继续进步，抛弃个人主义，党仍是欢迎的。
       毛泽东在最后的发言中，谈到王明路线的错误问题，他说：昨日下午最后发言较好，但他是被动的，没有主动权，因为他不肯承认其错误的基本点。他的问题是完整的路线问题，“左”右均有。承认了个人主义，已谈到本质了，不必勉强要他承认有领袖野心，他是不肯承认的，王明是两次路线的总司令，是代表人物。十年内战时期是急躁疯狂，抗战初期变为右倾。我们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
       关于王明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毛泽东认为是不妥的。“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个提法，有分配市场的嫌疑。其实，关于王明的错误问题，毛泽东曾经提议让他给中央写一个东西，但王明没有答应。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与会代表的提议，并征求王明的意见，王明同意给中央写一个书面材料，期限是一个月。但王明并没有像他在会上答应的那样，一直借故推脱。到1949年11月我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催要，他才在11月7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抗战期间的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的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接受和服从。

      王明对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直耿耿于怀。据有关资料披露：1948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李银桥正在毛泽东住处的前院值班时，见到担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王明走了过来。王明长着一张四方形的长脸，面皮白净净的，个子没有多高。李银桥站在院门口迎住他问：“有什么事？”王明说："我要见主席。"李银桥觉得毛泽东现在没有什么大事缠身，便点头说："请跟我来。"李银桥表面对王明很讲礼貌，但并不热情。他知道，早在红军时期，王明借着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斯大林的赏识，曾经狠狠地整过毛泽东。红军撤离瑞金时，身患重病的毛泽东又被王明等人强行留在赣南，是周恩来和许多基层指战员的坚决反对，才使毛泽东和贺子珍得以跟随红军大部队撤离了瑞金，而他们生的两个孩子，一个留在了瑞金至今下落不明，另一个死在了长征途中。李银桥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提起王明时，曾对他说过："此人曾经想要我的命呢……"李银桥带王明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见毛泽东正坐在桌前批阅文件。毛泽东听到响动，抬头见是王明来了，便从办公桌后面站起身，绕过桌子同王明握手，然后请王明坐到沙发上，自己坐在了旁边的那张藤椅上。见到这一切，李银桥心里清楚：毛泽东与亲密战友相交是很随便的，一向不拘礼节，如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人见他时，他会继续工作，或是抬头简单地招呼一声即可；只有对疏远的人，才会表现出像今天与王明见面时的这种礼貌与客气。李银桥趁两个人寒暄之际，转身走出房间去沏茶水；他知道，毛泽东待客就是淡茶一杯。沏茶回来，李银桥听到王明正在对毛泽东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还是想不通，有些意见我还要向中央陈述，要跟你谈谈……"李银桥有意识地看了看毛泽东，见毛泽东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而是十分严肃地听着王明的谈话；李银桥觉得气氛不对劲，同时也感到自己不适合留在这里，便放下茶水悄悄地退出了屋子。回到卫士值班室不久，李银桥有些不放心，又返回身去了后院，听到毛泽东与王明的谈话声越来越大；听着听着，两个人的谈话变成了争吵，是争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牵扯到共产国际，还牵扯到苏联和国内许多人、许多具体事……李银桥听得最清楚的一句，是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吼道："到现在了你还想不通啊？现在快胜利了，你还没有一个反省？"李银桥更加担心起来，急忙跑去西屋向江青报告，江青为难地说："我也不好进去说什么呀……"李银桥建议说："要不，我去请周副主席来？"江青愣了愣神，点头说："那就叫恩来去听听。"李银桥快步跑出院子，去北院请来了周恩来；两个人一道轻手轻脚地走到毛泽东办公室的窗前，刚刚听了两句，还没听清里面说的内容，周恩来便转回身，一边向李银桥摆手，一边用眼色示意他离开、不要在这里听。李银桥蹑手蹑脚地退了下来，站在西屋门口的江青见了，也缩身回到屋里去了。周恩来俯着身子，在窗前静静地听了很久；后来屋里的争吵声低落下来，听出王明的口气是要告辞了，周恩来便机警地避到江青住的房间里去了。王明板着一副很不高兴的面孔离开不久，周恩来便走出西屋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王明（1904—197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国民党。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教条主义严重。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左”倾思想的文章。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政治纲领。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
       1942年党整风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七大” 时为了团结他，仍选他为中央委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去苏联定居，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我党历史，攻击毛泽东思想。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
       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 ’二字。”
       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毛 泽 东在会上指出的“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艰巨，因此，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告诫，警惕了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思想的滋长，警惕了资产阶级用糖衣炮弹的攻击，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两个务必”至今仍是我党思想工作的重心，维护我党在广大群众心中的形象，保持先进性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