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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如果说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那么绥德分区就是它的北大门了。习仲勋可谓是先守南大门,后守北大门。为了巩固边区和建设边区,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身兼党政军数职的英姿勃发的青年习仲勋,在远离后方的关中分区独当一面,苦斗六年,又在紧靠国统区并有重兵把守的榆林近前主政绥德。那是1943年2月,是年他30岁,正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的好年华。但他已经是革命经历十分丰富的备受人们尊敬的老资格的革命者。这是他的真正的“而立”之年,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以后伴随自己一生的爱妻齐心同志,从此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更加波澜壮阔,又坎坷曲折的奋斗人生。
再说春节年刚过,一场大雪过后,延安城银装素裹,红日普照,一派欣欣向荣、诗意盎然的景象。毛泽东工作了一夜,休息到午后,听说下雪了天又晴了,就十分的兴奋,索性披衣出门,在雪地上散步。并着人通知,请习仲勋同志来见。一见面,毛主席就高兴地说:“仲勋同志呀,现在可好啦,边区高干会议,先后党政军三百人参加,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前任务,包括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得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都好办了。”
习仲勋听得,说“那是,大家放下了思想包袱,可以轻装上阵了。”他嘴里这么说,显然还想着心事。他正为调整自己的工作而感到有些不安。
毛主席看出了他的心事。就说:“仲勋同志,绥德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
习仲勋点头表示同意主席的观点。显出很感动的神情。
这次谈话,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在习仲勋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35年之后,他平反复出工作不久,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否定毛泽东的奇谈怪论,甚至有人公开造谣说是西北根据地挽救了中央。他即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其中就回忆了这次同毛主席的见面。
天下名州美名扬
当日下午,齐心老人一行出发去绥德县。
绥德是榆林地区一个有名的地方。县城素有“天下名州”之誉。当年由绥德徒步去延安要走三四天。如今乘汽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在瓦窑堡紧紧张张的活动了一个上午,饭后没有午休,齐心老人一行又出发北上了。路上,随行的人想让齐老在车上休息一下,便谁也不再说话。
车窗外面,是连绵不断的陕北丘陵沟壑。由于天旱,山坡上的庄稼还掩不住地皮。冬春那种黄褐色的色调,仍然无穷无尽的呈现着。其实这也是陕北特有的一种色调,是走遍全中国再也寻找不到的。这种色调,同当年红军和八路军的灰色军服相匹配,形成了一个时代鲜明的色彩特征。在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看来,这是人世间绝无仅有的最美妙、最和谐的色调了。镰刀斧头的红旗和战士头顶上的红五星点缀在其间,像山坡上盛开的山丹丹花一样耀眼夺目。难怪会有那样美妙的歌谣产生在这片土地上:
一杆杆那个红旗哟空中飘,
跟上哟呵共产党把革命闹,
山丹丹那个花开呀红艳艳;
咱们的队伍一心要共产……
年轻人都睡着了,齐心却毫无倦意。老人家依旧陶醉在对历史的回忆之中。绥德的山川草木在她眼里都是无比的亲切。绥德城外蜿蜒而来的无定河,她当年曾经在河边散过步。绥德城周围的山梁山峁,她都感觉到熟悉。她当年曾经登上著名的雕山去看过东方红,太阳升的景象,也体验过落霞与群雁齐飞的诗情画意。城东城西的秦太子扶苏墓和秦大将蒙田塚为这座边塞小镇增加了历史的神秘与厚重。绥德这座古城,在齐心老人的心中是美丽而神圣的。这里是她告别母亲和姐姐由太行根据地出发,经过千辛万苦到达陕北时的第一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她以调干生的身份参加工作,肩负起革命重任的地方。如今的绥德可是变化不小。车子刚要出城,无定河上这座雄伟的千狮桥已经把城乡连接在一起。绥德城变大了好几倍,也洋气了好几倍,四通八达的绥德,是连通甘宁蒙晋的枢纽,总是得风气之先,因此绥德人的观念变得最快,衣着也是在陕北各县最时尚……
离开西安刚刚两三天时间,新鲜的事物令老人家应接不暇,一再说很受教育和鼓舞。
车窗外面,一座雄伟的铁路桥正在建设中,大桥两边的隧洞,已经挖通。这个景象吸引了齐心老人,她合上笔记本,问身边的同志:
“是通往榆林的铁路吗?”
“是的。由延安到榆林,正在加紧施工,明年六月要完成铺轨。”
她听了十分高兴,说:“习老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他在绥德工作过,深知交通对于陕北的重要。山区有了铁路,商品经济就活了,市场才可能繁荣。”
经她老人家一说,大家都开始注意窗外的铁路建设工地。谁也没有了睡意。
“说到修路,我就想起了当年的一首民歌,”齐老突然兴奋地笑着说:“那其中也唱到了修路,说三十里铺来遇大路,拆了戏台修公路。”说着老人笑得十分开心。
“唉,你们谁会唱这首民歌?我爸爸可喜欢听这首歌哩,一听就高兴,还跟着哼哼。”桥桥说。
年轻人中便有人带头唱了起来: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绥德三十里铺村,
四妹子爱上个三哥哥,
你是我的知心人。
三十里铺来遇大路,
拆了戏台修公路,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
四妹子今年一十六,
咱们二人天配就。
全车的人都加入了合唱。连齐心老人也情不自禁地跟着轻声唱了起来。我看见她老人家眼睛里闪烁着莹莹的泪花。显然,唱着这首歌,她老人家早已回到了当年,回到了那青春岁月温暖的往事之中,回到了那无法用言语向年轻人表达的无比幸福的重温之中。
车过清涧岔口。这是由延安去绥德的必经之路。她当年曾经多次路过。原先的小村庄,眼下已经变成一座初具规模的山区小城镇。水泥街道很宽,楼房也修得漂亮。绥德县境的田庄,也变得让她认不出来了。这也是交通要道,村里竟然办起了几十家饭馆和旅店,生意很红火。她想改革开放 20年变化真大,陕北再也不是人们想像中的贫穷落后,穷山恶水。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给这里带来巨大的生机和活力。
魅力绥德城
陕北的地形,本是北高南低。但山势却恰恰相反,是由南部的延安开始,越往北就越变得低矮平缓。而河流和川道则是越来越宽。到了绥德、米脂一带,公路两边的山突然退去,无定河宽阔的河川使人感觉豁然开朗。就在无定河与大理河川交汇的地方,河流冲积出一大片平展的土地,著名的绥德城就坐落在这两河交汇点上,场面显得格外的有气势。由于地理位置的独特,这里又是沟通关中与陕北、内蒙古、宁、晋、甘诸省区的交通要冲。自古商贾云集、交通发达,是陕北重镇。这就造成了绥德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陕甘宁边区时期,它是绥德分区的首府。建国后绥德虽属榆林地区所辖,但它却仍然承担着“首府”的某些重要功能。例如在经济上,它的作用就非同小可,许多地区一级的公司,如百货公司、物资公司、土产公司、药材公司、不是总公司在绥德,就是直属分公司或集散转运站设在绥德。甚至连最重要的运输公司,汽车总站也设在了绥德。这样的情形由抗战时期一直延续至今。绥德的民俗文化,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陕山诸种文化的经典荟萃。绥德米酒、油糕、凉粉、饸饹、粉汤、干炉、油旋等等杂粮小吃是陕北种类最多也是做得最讲究地道最有名的。绥德的石雕、剪纸、说书、民歌、秧歌、唢呐、二人台和道情,都是远近驰名,绥德的姑娘小伙子长得也精干,说起话来就像唱歌一样婉转动人。总之,在齐心老人的记忆中,绥德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难忘的,令她魂牵梦绕的。
如今到了绥德,那几十年莹绕在梦中的记忆通通变成了现实,可她端起碗吃饭,伸手抚摸那些石雕艺术品,听着那些亲切的乡音,反倒又像是在做梦一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离开整整60年了,60年后故地重游,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尘尘缘缘,人事变迁,意然还能站在这片土地上,面对这座古城,回忆那些遥远的往事……
同北方许多城镇一样,绥德也是一座军事要塞。老城一半在山上,一半在川道。背山面水,易守难攻,进退自若。显而易见,筑城起初都是与军事防卫和屯兵打仗联系着的。绥德更不例外,从先秦以来,一直是重兵驻守,称为“北方咽喉”。当年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一部分,习仲勋同志曾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
回到绥德,齐心同志又一次感到自己变年轻了。回忆起许多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她掐指算来,从第一次到绥德,真正是60年过去了。60年一个甲子,由少年越过古稀。人生的每一窝脚印,无论深深浅浅,都是那样的珍贵。一个人,当你在晚年,循着过去的足迹,走过来吧,抚摸一下以往的岁月,那种宽慰和幸福是难以言状的。沿着当年的足迹,到各处走一走吧。齐心老人发现,绥德城的面貌已经大变。高楼林立的街道上,穿着入时的行人中,已经看不到穿光板皮袄、挽羊肚子手巾的老乡。连进城卖菜的农民,也穿上了皮鞋、西装。宽阔的无定河上,架起了一座长桥,数不清的桥栏柱上,都蹲着一头雕工精细的石狮子。桥头两边,是整块石材的四座巨大的雕龙灯柱。这座钢筋水泥结构的“千狮大桥”,把今日绥德城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风格表现了出来,成为这座千古名城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齐心老人迎着火红的晚霞,兴致勃勃地漫步在千狮桥上。夏日的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撩拨起诗意的冲动。无定河水在桥下无声地涌流,那汇集而来的涓涓细流来自鄂尔多斯高原,来自乌素沙漠,来自塞上的千沟万壑。宽阔平静的水面,倒映着晚霞,是那样的清澈而纯净。河道两旁的川野,庄稼绿得出奇。远处浑圆的山包上,一簇簇的毛头柳,像一团团绿色的云雾,与蓝天白云相衬,组合成一幅巨型的多彩画卷,透出塞上夏日景色的恢宏与苍凉。这是陕北高原独有的奇景,她突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多彩的人生,经历过60年的风雨洗礼,终于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多彩的圆圈。绥德城在她的生命中,该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她抚摸着桥头的龙柱,感慨万端。晚霞照耀下的齐心老人,更加容光焕发。他幸福地回忆着再这座城市的最高学府,也是陕北当时的重要学堂——绥德师范,她同习仲勋第一次见面认识的情形。那是习老来绥师作报告,她作为调干生负责组织报告会并听讲。年轻地委书记的风采,深深地打动了她。
小小义合镇
汽车驶出绥德城,离开210国道,告别无定河川,一直朝东向黄河畔方向的义合镇行进。令人担忧的是,齐心老人昨天受了风寒,咳嗽加重了,这也是她的老病。陕北的冬季是严酷无情的,当年下乡工作,住地没有取暖条件,穿的衣服也很有限,致使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哮喘。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显然是加重了,每隔一会儿,就要咳嗽一次,有时咳得喘不过气,满脸涨红,使周围的人看着心里都很难过。但是咳嗽完了,又像好人一样。从延安出发时,当地的同志准备了充足的药品,但吃药也不管用,她自己已经习以为常。咳嗽完了,见大家心情沉重,便讲一个笑话活跃气氛:“有一次,江总书记来看望习老,我也在场,一个多小时,我竟然不咳嗽一声。总书记走后,全家人都为此高兴,认为是个奇迹。”
大家听得都笑了。齐心老人心想,看来这咳嗽又成了最大的障碍,它想阻止我完成任务,我得同它斗争,看谁能够战胜谁。她的乐观坚定的情绪,令我们十分感动。
公路变得狭窄,弯弯曲曲,沿着一条沟道前进。这是经吴堡县城通往山西柳林的要道。战争年代,齐心同志曾经随西北局机关由此前往山西。眼前的公路开始变成了盘山道,载重车辆川流不息,折射出经济的繁荣。
义和镇是绥德东川的一座小镇子,紧靠黄河边上的吴堡,是当年仅次于绥德的一个商埠重镇。1947年战争打响以后,西北局机关曾经驻扎在镇子附近农村。前线打仗,后方搞土改,把地主家的土地分配给贫雇农,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为了争取民心,孤立蒋介石的军队,土改同打仗同样紧要。习仲勋当时同彭德怀并肩战斗,带领着西北野战军,转战在陕北高原。战事颇繁,战火纷飞,但他同时也对土改工作十分的关注,及时发现了问题,向毛主席党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及时纠正了土改中出现的偏向。这种政治上的敏感与工作中的求真务实,正是他的一惯作风。回顾起来,这种从实际出发敢讲真话的作风是习仲勋肩负重任,总能出色完成,终于成就大业的重要前提保证,也是他一生屡受挫折,甚至深陷囹圄,总是不合某些人口味的本质原因。
其实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他的不朽的价值,他在人民心中的份量也许正在于此。人生荣耀不应是昙花一现,而应在大浪淘沙中始终保持着真金的本色。陕北的土山,就像一堆一堆的小米和黄金,他养育了革命,却不居功自傲。习仲勋同志和许多西北老革命,都具备这样的质朴无华的品格。这也正是共产党人精神魅力所在和原本应有的品格。齐心老人的陕北之行,正是在深入地研究和探索这样的品格。我们的未来事业,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中,仍然需要这样的如同钙质和维生素一样的牺牲奉献的品格。
“义合镇”这个名字,几十年来一直装在齐老心中。1947年11月,西北局曾在这里召开了动员土改的义合会议,并开展了土地改革。这些往事都在齐心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义合镇终于到了。齐心老人仔细观看,小镇的街道依旧,山川依旧,只是增添了许多新箍的石窑和沿街商店。街口的古戏楼还在,小河对面的古庙,如今也经过维修,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镇上的小学校刚刚放学,穿着新潮的小学生花花绿绿散了一街,显示出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幸福的笑容,挂在每个孩子红苹果一样的脸膛上。呈现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在远道来访者的眼里,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可爱,她的心中充满了阳光。
薛家渠往事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却是此行的重要目的地。车到义合镇后,转向北进入一道更窄的河川。上行约20公里,就到了西北局当年的驻地,义合镇薛家渠村。几十户人家的石窑院,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路旁向阳的山坡上。眼下基本还保持着当时的原貌。汽车一停下,闻讯赶来的村民一下子围了上来。
“齐心回来了!”
“齐心回来了!”
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几位白发老人高兴得拉着她的手,久久舍不得松开。
“我叫马桂芝,你不认识了?”
“我叫田爱英,你还在我窑里吃过饭。”
“我是薛茂斌,这是黄克清、薛维舟,土改积极分子嘛,还记得不?”
“噢,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我这不就是回来看你们来了。”
老人们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簇拥着他们日夜思念的齐心大姐,向山坡上习仲勋和齐心住过的窑洞走去。
那熟悉的窑院,依旧是50年前的模样,门楼还在,插花石院墙还在,五孔石窑还在,当院那石磨子还在,窑门前的两棵老枣树依然枝叶繁茂,花香四溢。
1947年11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义合镇薛家渠召开会议,贯彻全国土地法大纲。这便是西北党史上著名的义合会议。会上,习仲勋同志做了重要报告。就在这次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月,习仲勋发现土改出现了偏差。即老解放区的土改与新区土改一个政策,造成了很多矛盾。他情急之下动笔写了一封急信,在给中央和西北局的信中,具体列举和分析了老区与新区情况的不同,建议区别对待。他在信中明确指出:“凡是开始发动群众的地方,一般都是过左。如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部分查封。在延安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打死。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再就是普遍地冷淡中农。斗地主不让中农参加。即贫农团的组织,也缩小在积极分子的小圈子里。其风气,不是中农被坚决联合,而是到处给中农以精神上的很大威胁。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因此,要将这运动引向正确的开展,这还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
可以想见,在紧张战争的间隙时间里,在义合镇薛家渠的窑洞里油灯下,夜深人静的时候,年富力强的习书记、习政委,他可谓是日里万机,却对一项具体工作的进展情况了解的如此具体详细,分析得十分深入透彻,结论总是一针见血。难怪毛主席看了此信之后 5天,就回复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完全同意……”半个月之后,习仲勋又一次电告中央并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可谓是大声疾呼,并要求各分区和县负责同志经常分散下乡,到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对坐在机关发号施令。”习仲勋发现问题,很抓落实的领导作风,又一次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习仲勋的来电,对中央工作也起到了启发和推动作用。这就可以理解毛主席为何欣赏习仲勋的原因所在,正是欣赏他的善于从实际出发,精明强干。
齐心老人眼下就站在当年土改动员大会的会场,一座建立在半山上的戏楼,对面靠山有一座山神庙。薛茂斌和薛维舟,那几位白发老人,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正在兴奋地向人们回忆着当年开会的情景,描述着习书记站在庙台上一张供桌前讲话的神态。薛维舟说:“习书记讲话可讲得好哩,人家在上面讲,写下的稿稿摆在桌子上不看,好像脑子里都背下来了。我们都坐地底下听,讲的是土改动员。说得句句在理,临了,大家热烈鼓掌叫好。”
历史总是有些惊人的相似,当我随着齐老来到义和镇薛家渠村,面对着村中热情朴实的老乡,想象的思绪又回到了 1948年春天。正当解放战争激烈进行,地方土改运动也紧锣密鼓地动员起来。一些地方工作中出现了偏差,对地主富农吊打用刑,让村干部靠边,称为“搬石头”,还有的地方用烙铁烙人,烧得人油都流出来了,喊出“抓浮财、查三代”的口号,逼死了不少人。这种事与愿违的形势,同“文革”初期的可怕状况何其相像呀!这时候,可惜没有出现一个敢于给毛主席写信直言进谏的人。假设有人写信反映各地出现的严重打砸抢现象,毛泽东主席又能像延安时期那样从谏如流的话,问题就可以解决在萌芽状态。可惜习仲勋当时已经被关押起来,就像当年在瓦窑堡失去了说话的机会和权力。假设不是这样,他还可以下去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一定会意识到事关大局,也会立即给中央写信,建议纠偏,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毛主席同样回复:“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那该多好呀!
当年,正是在看了习仲勋的信件和电报以后,在召开的杨家沟会议上,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现在必须重申,共产党绝不要提倡打人,绝不要组织打人,这是一条原则。”可见明君身边的忠臣,是多么的重要。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中,敢于直言不讳的同志都是必不可少的呀!
恰在这时,村里一个土“歌唱家”突然自发地跳上庙台,高声喊道:“我唱一首歌,欢迎齐心大姐。”
齐心老人感动地说:“谢谢,谢谢你。”
大家鼓起掌来。
那一位头上挽着羊肚子手巾的歌手自己报幕:
“唱一首咱自编的《红军歌》吧”,于是唱道:
“1947年陕西乱,
红军到义合闹共产,
胡匪进陕北,
三十几个旅,
虽然他来势凶,
王震将军一扫空!
这个不识字的农民歌手,他连编带唱,显然把西北野战军理解成了“红军”,把彭德怀也唱成了王震,但唱得很有感情,配上陕北信天游调,大家一片叫好。
掌声落下,齐心老人笑着说:“应该把‘王震将军’改成‘彭德怀将军’就好了。”
那个人立即说:“对,是彭德怀将军。我们老人就是跟上彭德怀将军东杀西战,土地革命站过岗,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困难时期开过荒,‘文化革命’吃过糠。”
那个自告奋勇地歌者,他的话也不知是真是假,一下子把大家都逗乐了。但你仔细一想,他的顺口溜,也正好概括了陕北人民对革命的贡献和人们六七十年代生产生活的困难状况。
我们陕北农民中有一句很自豪的话,说:“要知朝中事,且问乡里人”。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农民是圣人,是先知先觉,什么都懂,而是揭示了“朝”与“民”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是命运一致、息息相关的共同体。党和人民的关系更当如此。我们的前辈,特别是由战争年代走过来的第一代共产党人,他们是深知这种关系的重要而如同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地处处维护着甚至是呵护着这种血肉的联系。这就是习仲勋当年能够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关注到土改中左的偏差,而毛主席对他的意见和建议那么重视的根源所在。实践证明,当一个政党在全神贯注地关怀着人民的情感与幸福,并无条件地为之操劳,为之努力做事的时候,人民才会视领袖为北斗星,为太阳。毛主席及其他所领导的那一代共产党人无愧于人民的称谓。这就是我们今天走进革命老区的群众之中,问及那些亲历了当时历史的老人们和他们的后代所能够感受过的一种难得的真诚敬仰和无限怀念的情绪。
这就是我们随着齐心老人行走在陕北大地上,站立在她和习仲勋曾经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村落和群众中时,强烈地感受到了的一种来自人民心中的情感。这其实也是今天,人们仍然不放弃并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社会主义拥护的一种最基本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感情的基础。
听另一位老人回忆道:“开会前后,还在河对岸的碑坪上唱了山西梆子。”说着,指着对面一片柳树,“戏场就在那柳树林子里,咱们习书记和许多领导跟大家一搭看戏来。”
齐心老人十分感动,想不到时间过去了50多年,人们还记得这么真切。可见那次会议,在农民的心中有多么重要。贫雇农从此分得了土地,地主、富农也不至于像一些地方那样,被“扫地出门”或吊打而死。这都是关乎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大事情,说明我们的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她又记起了,就在参加完杨家沟会议不久,仲勋一连好几天下乡调查研究,就如何克服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问题给党中央、毛主席起草电报稿的情形。
“他当时下乡调查回来早已是人困马乏,但连饭也顾不得吃,就爬在桌上挥笔疾书。问他话,他也不言语,只是埋头写着。后来才知他是在给中央和毛主席草拟电报稿,电台的发报员就在门外等着。是一份加急的电报要连夜发出去的,同时还要同马明方和马文瑞交谈。不一会儿明方和文瑞也都连饭都顾不得吃完,就端着饭碗来到我们住的窑洞中来了。仲勋拟完了电文,便念给他们二位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讲了要他们下去的理由和任务。特别对于文瑞,单枪匹马要绕大半个边区,仲勋一再叮咛他要多带几个卫兵,要注意沿途安全。特别是进入关中分区,在敌人眼皮底下一定要住在党员堡垒户家里,还要注意保密。他同大家商量工作,一贯都很耐心,对同志的关心,也是发自内心,令对方打心眼儿里感动。最后习仲勋说,“两位老兄,这次你们下去视察,时机同以往不同,战争时期,一切都不一样,而且是事关重大急如星火,辛苦加危险,也只能如此了。”
齐老回忆到此,眼睛有些湿润。在这篇长达两千多字的电报稿中,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向中央汇报了 12月会议精神的贯彻情况,并就落实毛主席 1月9日指示精神,决定派马明方去延安,马文瑞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事以及边区土改中的一系列政策问题讲了系统的意见。毛主席接到电报,当即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此后不久,毛主席又将他对不同地区实行土地法的意见电告习仲勋征求意见。习仲勋又复电谈了很详细的意见。这些电文往来,已经成为历史。这是活生生的重大政策研究的典型例证,能看得出那时候 ,从领袖到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是多么的深入、严谨,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性的原则显而易见。
在薛家渠村,又一位老人说:“记得 1948年春上闹饥荒,饿得不行了,习书记请村里人吃饭,先吃面条,不够了,又吃热蒸馍,也吃完了,后来连冷馍也吃光了,害得同志们饿肚子。”
齐心老人回忆说:“那是 1948年春天,胡宗南匪军逃窜后,闹灾荒。我当时在义合区委工作,下乡救灾,遇上吃饭,军烈属来,我们就把饭碗递到他们手中。当时非常困难,没有粮食吃,很多老百姓浮肿了,当时救灾工作重点是防止饿死人的事发生。”
亲如一家
什么叫亲如一家,这就是亲如一家。什么是水乳交融,这就是水乳交融,什么是血肉联系,这就叫血肉联系。就是大家都饿着肚子,有一碗饭,干部首先递到群众手里,就是只剩了一顿的饭食,干部宁愿饿着肚子,也要请群众吃一餐饱饭。这一碗饭,一顿饭的事,今天看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呀!可那在当时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老百姓会世世代代记着那一碗饭,一顿饭呀!我们在义和镇薛家渠,就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老百姓的回忆里,赞颂着西北局、习书记和土改,那一碗热面条、热蒸馍至今还叫他们心里热乎乎的,暖了几代人的身子,暖了几辈人的心呀!这就是我们的前辈,这就是我们的人民。你有情来我有义,这情义相合,便有了义合动人的故事。
告别的时刻到了,大家又是难分难舍。在车门口,几位老人拉着齐心大姐的手,久久不愿离去。
“连一口水也没喝,连顿饭也没吃,就要走呀?”
一声声的再见,一声声的保重,泪水模糊了老人们的眼睛。直到汽车开出很远了,齐心老人还伏在车窗上,望着那满崖畔的人群,仿佛有一根扯不断的线,连接着她和他们的心,连接着北京与老区的情。
齐老最喜爱的,是革命题材的民歌,还有反映现实内容的节目。她希望这样的内容多些,再多些,主张既有陕北情调,又能反映现实生活。她说习老最爱听的,是那首反映自由恋爱的《三十里铺》。那是当时现实的生活,又具有民间风格,因此经久不衰。在由义合返回绥德的路上,她还特意下车,看了三十里铺村。歌中所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小村庄。如今,“拆了戏台修公路”,路边留下的那棵老槐树还在,就像生活本身一样的根深叶茂。她认为,只有反映了人民群众真实生活的艺术,才具有生命力。人民群众也才会喜闻乐见。
难忘郝家桥
当天下午,齐心老人访问绥德张家砭乡郝家桥村。这是当年大生产运动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亲自发现和培养的一个典型。齐心老人曾在这里工作过较长时间。
汽车离开城区公路,驶过一座石桥,拐进大理河西的山沟,原先的羊肠小道成了可以行车的公路。这条路她太熟悉了。路边原先的石坡,如今都盖满了民房,也拉了电。惟有路下的河沟,依然是岩石裸露的原貌。当地人所敬仰的习书记当年就是沿着这条路徒步走进郝家桥村的。记不清有多少回了,齐心一个人背着挂包走在这条山道上。今天她又回到了这条路上,情不自禁地回忆着珍贵的往事。
“1943年6月,习仲勋刚到绥德不久,就带工作组到郝家桥村搞大生产运动的调查,亲自发现和培养了劳动模范刘玉厚和他领导的郝家桥村。刘玉厚同志以后成为全陕甘宁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当时秧歌队曾唱过‘我今天见到了劳动英雄刘玉厚’,可见影响之大。”
在绥德发现和培养刘玉厚这个典型,也是习仲勋深入实际,从实际出发制定工作方针的务实作风的一次体现。习仲勋主政绥德时,正是边区大生产运动高潮时期,也是当地经济发展较慢问题暴露之时。他在下去调查中发现,绥德的情况同延安和陇东不同,这里人口稠密,土地相对较少,要按照延安、陇东的办法大面积开荒发展生产,不现实,只能经过精耕细作,增加粮食产量,于是也才有了刘玉厚这个老实巴交的种田能手的典型。春耕前夕,习仲勋一行人来到绥德县郝家桥村,看到了别处不一样的情况:村庄整齐干净,村民和睦积极备耕。一了解,是村长刘玉厚起了好带头作用。在他带领下,村民们在有限的土地上,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生产,并通过精耕细作,改善土地条件、选择优良品种提高单产等办法,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提高。习仲勋很受启发,看出了这个典型对全区的示范意义,于是他亲自帮助不识字的刘玉厚总结郝家桥的经验,并召集地委会议,研究决定在全区推广。还派齐心到郝家桥乡政府当文书,具体蹲点指导。并派分区群众报的记者下去采访报道。通过“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很快就在绥德掀起大生产的高潮。
郝家桥到了!这就是我当过乡政府文书的郝家桥?齐心老人心想。现在到了前桥,那座碎石老桥已经不见,被一座土坝代替,原先的深涧,淤积成一片坝地。郝家桥行政村已经看得真切,四个自然村,过了桥即是侯家坪,对面是刘家渠,后面是庙沟。
“当时提倡知识分子下基层任职,是为了经受实际工作的锻炼。1944年秋,我被派到绥德沙滩坪区第一乡政府当文书。乡政府所在地郝家桥是一个贫农村,全村只有一户地主、一户富农,大多是佃户,租种城里地主的土地。因此搞减租减息任务较大。经过减租减息,一半土地回到了农民手中,以后进行土改,土地全部回到农民手中。”
汽车还没过侯家坪村口那座桥,全村的男女老少已经自发地迎候在桥头上。站在最前面的三个人经人介绍齐心认出了,一个是劳模刘玉厚的小儿子,一个是当年的房东、纺织英雄刘应贞的女儿燕燕,还有一个是邻居郝进礼的儿子名字叫蝉,他们当时都还是娃娃,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车子还没停稳,人们就迎了上来。齐心刚走下车,同燕燕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可把你老人家盼回来啦!”
“我做梦都梦见郝家桥,今天终于到家啦。”
“习老身体可好吧,我们郝家桥的人都想见他老人家。”
“好着呢,习老派我回来看望大家,他让我代他向大家问好。”
她们手挽着手,被人群簇拥着,一边说着话,一边往村里走。路两旁、垴畔上、崖畔上,到处都是人。人们的目光一起投向北京来的这位老太太。知道她的老年人,向年轻娃娃们介绍她,讲述着习仲勋和齐心与他们郝家桥的故事。
齐心问起了当年熟悉的一些老乡的名字。刘家渠的刘纯厚、刘永宽,侯家坪的侯景华、郝杏儿,庙沟的郝思锐、王正芳、郝思盛、郝思廉等。除刘纯厚杳无音讯,郝思盛在新疆外,其他人都已不在人世了,听得她无限感慨。
在郝家桥村头,窑墙上悬挂着一块巨匾,上面刻着:“农村楷模”四个大字,木匾的落款有当时的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绥德专员袁任远和地委副书记白治民、副专员杨和亭。这是郝家桥村的光荣,也是全乡全县的光荣。
仅从这一块匾,可以折射出习仲勋当时的工作作风是多么的民主。现在的地方“一把手”,不少人是所谓“强势人物”,当然也不缺民主意识强的。强势人物的特点,就是事事都要自己说了算,他和班子其它成员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同志,而是众星捧月。他习惯于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一手遮天,一言九鼎,一锤定音,而不喜欢让大家讨论,七嘴八舌,七手八脚。结果成了一言堂、一支笔、一个声音、一喊到底。显然习仲勋这个地委书记不是这样,他连提一块匾都要把副书记和专员、副专员的名字写上去。这在今天一些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却更加令人敬仰。
据村干部介绍,那块当时由地委和专署制赠郝家桥村的珍贵木匾,“文化大革命”中被造所派毁坏了,以后又照原样复制了这块。
齐心老人站在匾前,对随行的人说:“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模范党员刘玉厚同志曾当过郝家桥行政村村主任。他不光自己带头生产自救,多交公粮,还带领全村人变工互助,开展大生产运动,年年超交公粮。村里支前、做军鞋、扫盲识字,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县前头。解放战争时期,刘玉厚父子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参军,解放后,他转业到陕西兴平一个农具厂担任厂长,经常到北京去,看望王震、习仲勋和许多在绥德工作过的老同志。1995年,刘玉厚同志病逝。他儿子写信告诉了我们。为了纪念他,习老郑重题词:‘刘玉厚同志是陕甘宁边区著名农业劳动英雄,优秀共产党员。’经组织寄到他家中。”
这时候,村里的人越来越多,连前后几村的人,也都闻讯赶来了。人们亲切地围在齐心老人的身边,舍不得离开半步。齐心坐在刘玉厚家的窑洞炕上,喝着米酒,听村民们谈如今的生产与生活。窑里窑外聚满了人。几个小孩子,就像是重孙子一辈,依偎在她的怀前身后,亲热地叫他太奶。她笑得嘴都合不拢。日程安排得紧,没有功夫吃顿饭,这是一个遗憾,更没有时间在这熟悉亲切的窑洞热炕上中睡一晚,也是一个遗憾。
到了分别的时候,乡亲们拿出小米、红枣和粉条,让齐心带走,表达他们的心意。乡亲们和齐心老人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燕燕拉着齐心的手不放,地方陪同的同志催她上了车。车子缓缓开动,人们追随在车子周围,燕燕再次握着她伸出窗外的手,舍不得松开。当天晚上,燕燕又带着她去世哥哥蒲田的儿子,拿着绿豆赶到城里宾馆看望齐心,倾诉离情。齐心老人,她舍不得离开郝家桥呀,短暂的回访,怎能了结她几十年的思念,特别是看到这个村子,还不够富裕,人们的生活还是那样的简朴,小学校的教室还是那样的简陋,通往县城的路虽然不再是羊肠小道,但仍然是坑坑洼洼,弯曲而狭窄的土路,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建国50年了,郝家桥的变化不大。她突然记起了,临行时村长托刘玉厚的儿子把一封信塞到她手中,小声叮咛她上了车再看。信中会写些什么?她用手绢擦了擦眼睛,然后载上老花镜,掏出信拆开来看。车子摆动得厉害,字看不很清,但她还是坚持浏览了一遍。
“嗯,是希望政府改修这条通往县城的路,拨资修一所学校,还有补坝的事。修桥太重要了,路是保平安的。还有教育,培养人才。补坝是保护良田,保口粮的。”
她拿着信对周围人说。许多字看不清,这三条请求都看清楚了,并且牢牢地记在心中。
在返回县城的路上,齐老的心情显得有些沉重,她不时地就要展开那封信看,仿佛那里面有什么更深奥更吸引人的内容。她老人家的确看不够呀。那是一封短短的信,虽说只有简单几行字,三条小小的要求,可那是全村人的心愿和渴望呀。是全村人奋斗和企盼了整整60年都没有实现的理想,是当初以为只要建立了新中国就自然可以实现的目标呀。改造一条由村子通往县城的路把如今的晴天“扬灰”下雨天是“水泥”的路,改造成阴晴都可以通行的柏油路;给村子里修一所希望小学,让上不起乡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在村里就近上学;村里当年修的水坝已经成了危坝,需要加固,需要修补。这些都不是什么难事,可这几十年间,怎么就没有能够实现呢?这是她心里最觉难受的。
“我们建国几十年,欠老区人民的实在太多,回报他们的实在太少。”
这是习仲勋晚年时常感叹的不已的一句话,也是他成天念叨着要回老区看看的一块放心不下、了不净的心病。记得1983年夏天,延安地区在习仲勋的支持下,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开过一次经济工作汇报会。笔者作为行署专员秘书,有幸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央首长除了邓小平和胡耀邦派女儿和儿子代表到会,几乎全部都在场。习仲勋在会上发言,说到动情处,直爽的性格不能自持,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进城了,当了大干部,可我们不能忘记老区的人民呀,不能不顾他们的死活。连吃饭穿衣都还成问题,我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于心何忍呀!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不能无动于衷呀!宋平同志(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你表个态吧,交通问题怎么解决,资源开发的项目怎么摆布,农业发展的投资怎么解决。”
老人家当众慷慨陈词,一席话把许多人都感动哭了。十多年过去了。万里和宋平同志当场表态要研究解决延安的交通问题和工业、经济发展问题。习老代表党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语重心长的话语,许多年后,仍然在延安的干部群众中流传着,成为几代人艰苦奋斗的动力。
汽车转过几道湾,郝家桥村看不见了。齐心老人兴奋的心平静不下来,她还沉浸在“回家”的激动中,仿佛是仍处在那些亲热的父老乡亲中间。
子洲陵上拜子洲
由郝家桥返回县城,很快就到了子洲陵。人们习惯上叫子洲陵,其实是“绥德县革命烈士陵园。”。陵园位于大理河南岸的雕阴山下,这是1957年以李子洲烈士之墓为主修建的。
在柏树成荫的陵园中,耸立着一座烈士纪念塔,上面携刻着一千五百多位绥德籍革命烈士的英名。齐心老人面对着塔碑深深三鞠躬,表示深切悼念。她围着塔身,仔细寻找着熟人的名字。随后又来到塔后的烈士纪念馆,这里有李子洲等数十位烈士的生平简介和中央领导同志送的花圈和题词。在李子洲遗体照片前,她伫立良久,尔后拾级而上,瞻仰了“李子洲烈士之墓”。
齐心老人深知李子洲同志是陕西革命的先驱,在创建陕西和陕北中共党团组织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骨干作用,他是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和许多西北老革命都非常敬仰的一位革命先烈。
“李子洲是著名的西北革命先驱。许多年轻人只知道子洲县而不知道李子洲了。”齐老说着,显得很痛心的样子。
1892年出生于绥德城里的李子洲,一直是陕西人的骄傲,更是陕北人的自豪。他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考入哲学系学习,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运动中,任北大学生会干事,他和同学们一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火烧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正在曹家的卖国贼章宗祥。1923年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李子洲回到家乡,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开始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他指导学生阅读《向导》、《中国青年》、《共进》等进步刊物,成立学生会,出版《陕北青年》杂志,引导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他和其他进步教师的指导下,1924年底,绥德成立了陕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这一年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也在这里诞生。随后,他又相继指导和派人帮助在榆林、延安等地建立党团组织,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并选派刘志丹等一批党团员进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政治,派党团员到陕北军阀石谦部队做兵运工作,先后发展了百余名官兵加入了中共党团组织,为这支部队后来发动清涧起义打下了组织基础。1927年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在西安成立,他任执委,分管组织工作。后成立陕西省委,他任常委兼组织部长,后兼任军委书记,参与了省委对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的领导决策。1926年11月,李子洲代理陕西省委书记,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强不屈,直至病逝牢中,年仅36岁。
“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
这是李子洲烈士告别人世时留下的一句话。齐老在李子洲陵前鞠躬默哀。如果说西北革命是一颗参天大树,李子洲就是一粒种子,或者是一个最早播散种子的人。他在西北革命中的影响和地位就如同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作用一样。关于李子洲的革命事迹,齐心在绥德工作时听到很多。在陵园休息室,当地负责同志请她题词,她欣然允诺,用颤抖的手,饱蘸浓墨,写了“革命先驱”四个大字。在她看来,这样的人物,就是要大力宣传。
九贞观今何在
习仲勋是个急性子,他骑马来到绥德上任,一路风尘扑扑、马不停蹄。进城以后,直奔地委机关所在的九贞观和同志们见面。
先他两个月上任的地委副书记白治民早已领着大伙等在观院门外。大家一见如故,亲热地握手问好。年轻英武的新任地委书记是大家早已熟知的西北老革命。他的到来,同志们打心眼里高兴,连机关的伙夫都乐得合不拢嘴。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的白治民是春节前就上任的。他是清涧人,一个性格沉稳、忠厚本分的青年同志,他和地委班子的其他领导同志还真诚地叫人在大院的墙壁上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到绥德地委领导工作”,以表示对这位年轻有为的领导者的信赖和拥戴。那时候同志之间的关系是淳朴而真诚的。上下级之间平时相互尊重,但有时开会讨论问题却会争得面红耳赤。
绥德城内山崖下的这座“九贞观”,原本是明清时期的一座道观。大革命时期,在省立绥德四师校长、中共早期党员李子洲领导下,这里是绥德县农民运动活动中心。1927年,古历正月初七,正式建立县农协总会。雄伟的“九贞观”大殿,成为农协总会的机关办公处。眼下又成了地委机关办公的地方。
在习仲勋来绥德之前,八路军120师独立第一旅,接替了绥德警备司令部的防务,同时受中共绥德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军防司令部领导。习仲勋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兼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此时,以徐向前、何长工为正副校长、李井泉为政委的抗大总校从河北省邢台县浆镇迁至绥德西山寺。一些从前方回来的军事干部即留在抗大学习。同时,中央还在绥德设立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一时,众多的战功赫赫的高级干部与将领云集绥德,显然是加强了这一带的领导力量,但也无疑增加了地委组织、协调与一元化领导的难度。对于地委书记习仲勋来讲,也是前所谓有的考验。他既要领导部署好地方自身的工作,又要兼顾全局,统筹抓好全盘,各方的组织协调工作任务也很繁重。
加之对敌斗争的形势也很复杂。早在大革命时期,绥德就是红白对立严重的前沿。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进逼黄河东岸,妄图渡河西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就十分关注陕甘宁边区北大门的安全。加之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插手,派反动的何绍南作为督察专员进驻绥德长达两年多,使得此地的形势更加的复杂,冲突很多,摩擦不断,绑架、暗杀共产党员的事件时有发生。再加之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直至1939年之前,绥德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后中央决定派120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兼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这才赶跑了何绍南……习仲勋到任,了解了这些情况,特别是发现干部成分比较复杂,思想认识模糊,许多群众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觉悟低,甚至有人还盼望何绍南的反动势力卷土重来。情况还真同关中分区和其他老区不大相同。习仲勋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但他同时也更深刻地理解了党中央、毛主席派自己来的用意。他经过一段深入的调研思考,结合形势任务和绥德实际情况,在地委会议上郑重提出:
“同志们,深入调查研究,扩大党的宣传,用党的宗旨、方针、政策教育干部群众看来是我们当务之急啊。”
他说着,看了看在座的每一位同志。这些同志,真是来自五湖四海,有穿便服的,有穿军装的,还有便服加军装的。有穿农民服装的,也有穿中山装干部服的,有嘴里咬着旱烟锅子的,也有抽纸烟的,有满嘴陕北腔的,还有外地口音的。表面上大家客客气气,实际上存在着种种的矛盾和看法。许多事情,掣肘严重。如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团结和工作。于是地委书记又肯切地讲到:
“同志们,我们这些人,都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绥德,就为了一个目标,为党中央毛主席和咱们陕甘宁边区守好北大门。具体讲我们的任务很多,同时有几个胖子进门,我们怎么办?我们各自的工作又还不同,都很重要,相互之间怎么配合?我们的干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我们在一起怎么相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作出回答。我今天在这里提出,从工作来讲,我们要密切配合,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从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来讲,就是要用心处理好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彼此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大家看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实际?”
会场上想起了热烈的掌声。随即,围绕习书记的讲话,大家展开热烈讨论,形成了工作方针和策略原则。习仲勋的工作方法就是这样,他即注意深入调查、独立思考,又很注意发挥全班人员的智慧和集体领导的力量。因此很快就形成了班子的合力。这些被以后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意见,对于团结各方人士,推动各项工作,有力地调动全地区军民的工作和抗日热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快就形成了地委的领导核心。
眼下,九贞观古迹已在城市改造中消失。齐心老人站在“九贞观”遗址上,仰望着山崖高处镌刻着的“天下名州”四个大字,感慨系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先后是中共绥德特委、地委的所在地。习仲勋、王震、张秀山等许多绥德地委、警备司令部、专署的领导同志经常在这里参加会议,讨论研究地方党政军重要工作,制定政策。现在,一些旧址早已荡然无存。但是历史的回声还仿佛萦回在耳际。
绥师犹红盛
绥德师范,这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这所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创建于1923年。学校座落在城东南的雕山之巅。明清时期的一所“雕山书院”也被囊括其中。1924年冬,李子洲等陕西早期共产党人就在这里建立了党团组织,学校便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为陕北特委的成立、武装斗争的开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了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抗日战争时间,年轻的齐心同志曾经在绥师学习、工作。对于绥师的历史,她是很了解的,深知它在西北革命中的重要历史作用。许多赫赫有名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绥师毕业的学生。这是西北的光荣,更是绥师的骄傲。
如今,走进校门,首先看到的是两个镶嵌在影壁上的大字:“奋进”。这是毛主席1941年为绥师同学的亲笔题词。走进校院,她发现“雕山书院”的古建筑已经拆除,原先的礼堂也看不到了,原址变成了篮球场。
“当时的女生宿舍就在雕山书院内,院子很别致,修造也很讲究,使得整个学校都显得古色古香,充满了清雅严整的书卷气息。”齐心老人不无惋惜地说。
好在尚有少量的附属建筑还在,齐心老人在靠近山根的地方,竟然意外地找到了当年老师住过的砖窑。窗口是矩形尖顶的,砖活儿做得很细,看着有几分欧式建筑的味道,齐老欣喜地在窑前照相留念。
绥师还是陕北教育史上的一个历程碑。除了李子洲之外,截止1930年还有常汉山、马济川四位陕北早期的共产党员在这里任校长。当时学校中党团组织的活动达到了半公开状态。进步学生更是大批涌现,阅读进步读物成为风气。作为陕北早期的革命基地和教师摇篮的绥师,在陕北地区的文化传播和革命事业的推动上功不可没。绥师培养的学生中,如刘澜涛、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贾拓夫、贺晋年、安子文、张德生、白如冰等近30位同学,后来成为革命的中坚和新中国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将领。著名作家柳青,爱国女杰杜岚,外交家安致远和刘森民为代表的大批杰出人才,在新中国不同岗位上取得了卓越成就。
1923年的中国,革命处在低潮。从1922年1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高潮开始兴起,到1923年2月,持续了13个月,期间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罢工人数30多万,工人运动迅猛兴起,极大地锻炼了无产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京汉铁路大罢工以后,各地工会大部分被反动军警摧毁或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捕或被杀害,工人运动转入低潮。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由重视工人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体和社会基础……于是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主要议程就成了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就在这时逆潮流而动,诞生并发挥了传播革命火种的作用。
“这是西北革命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又出了那么多革命家,是很有意义的地方。绥师的名字是同李子洲连在一起的。”
说这句话时,齐心正站在校院里,面对着李子洲烈士的一尊石雕胸像,像侧有一块石碑,碑文由刘澜涛同志题写:“李子洲同志是英雄的共产主义战士,是陕西党组织早期杰出的领导人,是著名的人民教育家,他的革命精神永世长存。”
绥德师范,永远值得纪念的地方。
宾馆夜话动心弦
整整活动了一天,当晚齐心同志召集大家畅谈感受,她先发言:“我还是抛砖引玉了。感谢榆林地委马书记也参加。我在延安讲了,这次老区之行是在习老的精神鼓舞下和得到他的赞成和准许的。50年大庆习老在京参加庆祝活动,24小时,3个大型活动他全参加了。10月1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两个半小时他没坐。体魄和精神风貌很好。晚上看焰火,天安门城楼上风大,他穿风衣,江总书记走近他说:‘习老,没想到您的身体这样好,真了不起。’习老也问候了江总书记。习老激动地说:‘总书记,您更了不起,白天晚上的群众大会你都出席了,心中有群众。您看,这个盛况,这种场面,充分显示了人民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很好,很好。’总书记点头会意,紧握着习老的手,还招呼记者抓紧给他们合影。当时在场的人们都很激动。‘人民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习老这句话,真是掷地有声,道出了他一生悟出的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之本,力量源泉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至理箴言呀!后来许多同志都到家看望。马文瑞同志来看望他时,他还说要一同回陕北哩。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同志还陪同他看了北京建设成就。在宴会桌上,中央政治局六位常委都向他敬了酒。回去以后,他信心倍增,很想能回一次延安。”
榆林地委书记马铁山插话说:“习老虽然离开陕北好多年,他的革命业绩仍然存在,精神和作风对我们搞好工作有很大鼓舞。”
“在运动中,习老出面保护了许多外来干部。一个整风,一个土改,习老都抵制了康生‘左’的干扰。当时有个女青年叫冷燕,和我很熟悉,是绥德县委宣传干事,她的叔父是个大汉奸,她挣脱家庭束缚,出来参加革命,本来是一件好事,但运动中硬说她是‘特务’,习老说:‘大汉奸的侄女,她革命有什么不好啊’,结果保护了她。当时康生在运动中搞的那一套太害人,伤害了很多干部和群众。写那段历史,写对‘左’的东西的抵制,一定要把历史背景和意义讲明白。”
齐心老人就这么娓娓道来,大家听得出神,都感到很惊讶。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连日奔波不止,咳嗽不断,她还考虑了这么多问题。听她谈着这些问题,你会完全忘记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而会感到她就是一位现任的,很有政策水平和理论修养的领导干部,一位透彻地掌握着许多实际工作情况的,精明细致的调研工作者,进而对她们那一代人产生了敬慕之情。
歌曰:
无定悠然越千年,
古城新谱铭雕山。
扶苏冤魂留荒塚,
子洲先驱英名传。
道观九贞回声在,
名校四师犹续澜。
花甲重温青春梦,
塞上秋祺喜泪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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