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12月，胡宗南部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阎锡山进攻晋西地区的新四军和八路军，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为统一和加强太（行山）南和豫北的作战指挥，1940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第二纵队，由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司令员兼冀鲁豫支队支队长。

       当时，杨得志已经30岁了，婚姻大事还没有着落，可急坏了许多人。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唐克威觉得妇女救国会的宣传部部长申戈军不错，就给杨得志介绍。

       申戈军原名申淑文，河北魏县人，是邯郸市大名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华北平原地区大乱，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于是她改名申戈军，与姐姐申晓普一起来到河南省濮阳县，投奔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妇女救国会，直接参加了抗日工作。

       刚到冀鲁豫边区妇女救国会时，申戈军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针对不同类型女同胞的特点进行组织和宣传。她街头演讲、办骨干培训班、演出抗日剧，努力使女同胞们树立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鼓励她们多为抗日作贡献。国民党负责这个地区的专员名叫丁树本，经过中共做工作，开始时与中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双方的部队配合作战。后来丁树本不断同八路军、共产党地方组织和抗日团体闹摩擦，克扣国民政府对救国会的正常供给，使救国会的工作很难开展，申戈军她们甚至一天三顿只能吃一点红薯蘸盐水。即便如此，申戈军的信念仍很坚定，在她心中，只要有抗日工作做，再苦也能坚持下去。

       杨得志了解到申戈军的情况后，说：“老唐，人家是大学生，我就是一个大老粗，这不合适！不合适！”

       唐克威乐了，说：“老杨，你还怕这个？把你在战场上的那股威风劲儿拿出来啊！正所谓英雄配美人，我看就蛮适合的，别磨叽了，抓紧去吧，人家也很忙的！”

       就这样，在唐克威的撮合下，杨得志和申戈军见面了。

       可是，第一次见面，杨得志就闹了个大笑话。

       由于工作繁忙，杨得志来不及收拾就去了，胡子拉碴的，后来申戈军回忆说：“只记得他满脸络腮胡子，人很瘦。”

       见面时，申戈军很大方，杨得志却有点放不开，申戈军问一句，杨得志就答一句。后来，杨得志还笑着说：“那时候和她第一次见面，说实话，心里很慌的，就更别说同人家结婚这事了！”

       虽然这次见面时间非常短，但两人都对对方有了好感，杨得志很喜欢申戈军的落落大方，申戈军也很欣赏杨得志的憨厚朴实。

       1940年春，驻在冀南的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疯狂反共反八路军。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带领下，被迫进行了冀南反顽作战。2月中旬，受到打击的石友三部在日军策应下逃到冀鲁豫边区的清丰县一带，与国民党直南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部以及高树勋部会合。一二九师决定对石部实施连续反击，其中冀鲁豫支队的任务是由清丰向东向南进攻石部。杨得志、崔田民指挥部队，从2月21日起同石部展开激战，迫使石部逃至民权县以东的陇海路两侧。4月初，石友三部投靠日军，开始丧心病狂地向北反扑冀鲁豫边区的濮阳。此时，丁树本也率8个团的兵力袭击濮阳。

       杨得志、崔田民指挥部队首先反击丁树本部。杨得志制定了一个讨伐方案：用“联合”的名义，派部队到与丁树本有联系的县驻防，待机行动，各个击破。一切准备好后，杨得志便和丁树本“摊牌”，揭露他依靠日寇，妄图挤走、挤垮八路军的反动计划。丁树本拒不认账，杨得志便指挥部队从各地同时发起进攻，打得丁树本措手不及。丁树本的2万多人及地方顽军大部分被歼灭，他只得携残部逃往豫西。随后，杨得志又指挥部队迂回石右三部，石右三率部仓皇逃至曹县、东明一带。

       随着反顽斗争的胜利，直南、豫北、鲁西南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初步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在此基础上，于4月17日成立了冀南六县专员公署，4月18日建立了冀鲁豫区党委，杨得志任区党委委员。4月23日，黄克诚率领新组建的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由太行来到冀鲁豫边区，与冀鲁豫支队统一整编，杨得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同时，成立了冀鲁豫军区，为统一边区党政军领导，又组建了军政委员会，杨得志为委员。至此，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冀鲁豫区党委成立大会上，杨得志作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区党委委员，出席了会议；申戈军作为妇女救国会宣传部部长，也列席了会议。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唐克威说：“一个是出生在湖南的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团长，一个是出生在河北的有文化的进步学生，为了抗日的共同目标，现在都来到冀鲁豫，既志同道合，又历史清白。抗战艰难时期见一次面不容易，利用这次开会在一起的机会把婚结了吧！”

       1940年4月24日，在清丰县城西南的西王什村,大家从老百姓家买了几个鸡蛋，为杨得志举行了热闹的“婚宴”。

       5月15日，杨得志指挥新组建的八路军第二纵队7个团，南出东明，在曹县东南之青堌集、东明县之东明集等地歼石友三部2500多人，沉重地打击了石友三，使鲁西南根据地得以恢复。

       6月，申戈军由地方县团级干部参加八路军，在冀鲁豫支队当了一名普通战士，经短期训练后担任报务员，一人独自担起了收发电报和译电工作。

       6月上旬，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率第二纵队部分主力南下与新四军会合。黄克诚离开以后，杨得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第二纵队政委兼冀鲁豫军区政委。这时，边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实际上只有相当于1个团的兵力。恰在黄克诚率部南下之际，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坂田贞固（中将）调集驻兖州、泰安的第三十二师团、驻徐州的第二十一师团、驻安阳的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各一部，日伪军2万余人，于6月10日（农历五月五日）分12路对南至长垣县，北至南乐、内黄县，东至濮县，西至滑县道口镇的冀鲁豫中心区发动了大规模“扫荡”，妄图一举消灭八路军抗日武装和根据地领导机关。

       反“扫荡”的战斗首先在长垣城北50华里八路军第二纵队新三旅八团驻地邵耳寨一带打响。6月10日那天，天还没亮，大队日军偷偷摸向邵耳寨，驻扎在寨里的八团一营发现敌情后，趁敌人尚未发觉，果断地分两路撤出了寨子。随后，八团派出小股部队袭扰进驻邵耳寨的敌人。敌人兵分两路出寨追寻我军作战，一路装备两辆坦克、30多辆汽车，另一路装备一辆坦克、40多辆汽车，企图把八团压迫到大堤以东的黄河滩上，聚而歼之。形势危急，八团团长龙世兴决定依托黄河大堤，坚决顶住敌人，坚持到黄昏再突围。全团指战员立即在黄河大堤上摆开了长达4华里的阵势，背靠黄河，准备与敌人恶战一场。下午1点，一架敌机飞来，盘旋了几圈并投下几枚炸弹，随即地面的敌人发起了进攻，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八团英勇顽强，打退了敌人一波又一波进攻。下午两点左右，在飞机的支援下，敌人突破了三营的阵地。全营指战员与敌血战，子弹打光了，又展开肉搏，大部分光荣牺牲，营长张海月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用枪托砸死一个敌人。战斗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八团伤亡近200人，毙伤日伪军400余人，击毁敌汽车26辆。夜幕降临后，八团才得以分路突围。这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更重要的是，此次战斗吸引了敌人视线，为主力部队及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

       八团在黄河大堤上与敌人血战的时候，二纵领导机关及时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随后，在杨得志司令员的带领下，二纵各部在外线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作战。根据地地方武装力量也不断地伺机袭扰敌人。敌人进入根据地中心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仅大保、大堤口、余庄、东大保、薛村、破车口15个村被杀害群众就达1477人，被杀绝40户。敌人占领了清丰、南乐、濮阳等县城，并在一些大的村镇建立据点30多处，初步形成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封锁和包围。但日军始终未能达到歼灭八路军主力及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企图。只好于6月18日将大部分兵力撤回原驻防地点。日军第十军作战参谋松田正雄丧气地说，“此次扫荡，战场极为辽阔，仍然不能及时指挥将其（八路军主力）捕获，以至未能取得像样的结果。”

       中央军委得知边区情况后，来电征求杨得志等人意见，是继续留在冀鲁豫边区坚持斗争，还是去苏北发展根据地。杨得志知道这是中央体谅自己的困难，但他也深知冀鲁豫边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更知道开辟冀鲁豫边区这块根据地的不易，他不能离开这片洒着烈士鲜血、埋着烈士忠骨的土地，不能离开这里正在饱受侵略、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当即向中央表示：决心同冀鲁豫人民一起坚持抗日斗争。

       1940年7月1日，叛军石友三随日军扫荡，卷土重来，顽军石友三部3万余人重占濮县县城和濮阳、清丰、观城、范县一带，联系顽军齐子修部，企图切断华北与华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联系。7月11日，宋任穷、肖华、杨得志、杨勇组成讨匪司令部，指挥由冀南、冀鲁豫区八路军和晋西独立支队组成的左、中、右三路大军，对石友三部进行反击。

       当时，叛军石友三残部齐子修，盘踞莘县、冠县、堂邑结合部；伪军刘仙洲、文大可分别盘踞莘县、朝城一带。他们抢粮、抓丁、残害百姓，“蚕食”抗日根据地，搜捕共产党人和抗日家属，无恶不作。其中，以齐子修部力量为最强，对抗日根据地的威胁也最大。冀鲁豫军区回民支队马本斋审时度势，决定先拿他们开刀。

       齐子修部在莘县、冠县、堂邑结合部已盘踞数月，修建了很多防御工事，不宜强攻。马本斋和赵健民共同制定了引蛇出洞、在运动中歼敌的战斗方案。马本斋指挥回民支队，深入到齐部驻地活动。齐子修知道回民支队装备好，善打恶仗、硬仗，担心被吃掉，不敢硬碰硬。回民支队在附近时，龟缩在围子里不出来；回民支队转移作战时，就派出小股部队到根据地边缘地带抢掠骚扰。为了使敌人上钩，马本斋故意传出回民支队到外线作战的消息，然后让回民支队秘密进入齐部周边地区，命县大队故意在敌人经常骚扰的村庄活动。敌人果然以为回民支队已经远离，放心地出动一个营的兵力围攻县大队。正当双方激烈战斗的时候，回民支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侧，迅速包抄上来，一阵猛攻猛打，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附近的老百姓听说回民支队与齐子修的部队打起来了，也都前来参战，齐子修一名督战的副参谋长被当场击毙。敌军见势不妙，大乱而逃。从此，齐子修部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至17日，杨得志率部在范县、濮县一带重创顽军，共毙伤2700余人。8月30日，晋西独立支队在范县西南一带歼灭外出抢粮的石友三部181师700余人。9月3日，该支队又在濮阳南部将给石军送弹药和军饷的顽军一个团大部消灭，俘国民党军校学生120余人，切断了石军的交通补给线。12月，中央纵队收复观城，右纵队的冀中南进支队攻取濮县东北古云集，歼灭高树勋、孟昭进部2000余人，将高军压缩在濮县城及周围四五十里的狭小地带，从而转变了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斗争形势。

       在粉碎敌人多次“扫荡”的同时，8 月，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闻允志接到命令，调他到八路军总部工作，还安排冀中南下支队护送他入太行山。事有凑巧，中国共产党决定要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党中央致电徐向前司令员从山东去延安参加会议。徐向前在5月中旬接到电报，于6月1日带领警卫小分队离开沂蒙山，一路向西进发。7月，在河南河北交界处与韩先楚、古大存等新四军和华南地区的40多名七大代表会合。按照中央指示，他们由徐向前带队去延安。

       8月中旬，杨得志与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其他党政军干部秘密商议，部署掩护徐向前等40人抢渡卫河，以确保万无一失。为防止敌人得到情报集中袭击徐向前等渡河，决定分两处抢渡卫河，在20日夜同时开始行动。闻允志率一路在南乐县元村集东什固湾渡河，真戏真唱，一旦被发现，可以迷惑敌人，策应徐向前等在卫河下游渡河。闻允志渡过卫河后要在魏县蔡小庄过漳河，然后与徐向前会合，从临洺关过铁路入太行山。同时，派纵队朱程率军队保护徐向前等从大名县东袁湾秘密渡河，然后过漳河直奔威县，在临洺关过铁路、封锁沟，进入太行山中的辽县，到八路军总部与彭德怀会面。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指示：敌情复杂，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务必保证徐向前等首长及新四军和华南地区七大代表的安全。

       20日夜晚，闻允志与朱程依依惜别，互道珍重，在冀中南下支队一个小队的掩护下赶到什固湾。当时，地方党组织派了十几名战士和民工帮助渡河，河对面也有武装人员接应。正是汛期，卫河水流湍急。凌晨，闻允志一行来到河边，两名熟悉水性的战士泅渡到卫河对岸，把一根大粗绳系在树上，使其连接两岸。闻允志等按照约定时间登上五六只小船，迎着激流，由船上的民工拉着大粗绳悄悄向对岸划去。拂晓，船只刚划到河中心，突然发现日寇的巡逻艇从西向东顺流而下，探照灯明如白昼。敌人发现有船只渡河，立即呼叫制止，机关枪也同时开了火。闻允志在第二只船上，他一面催促船工奋力使船靠岸，一面指挥船上的战士和对岸接应的队伍向敌人还击。战斗打响，日寇巡逻艇拉响的警笛和枪声交织在一起，响彻夜空。元村据点和卫河下游龙王庙的日军也赶来支援。战斗中，有几名战士牺牲落水，闻允志负伤，但仍坚持指挥战斗，船只慢慢驶向对岸。在此关键时刻，敌人密集的疯狂射击把连接两岸的粗绳打断了，船只失去依靠，很快翻了过去，人员落水。闻允志不识水性，再加上腿部负伤，牺牲在波涛汹涌的卫河之中，时年36岁。

       稍晚，徐向前等在大名东北渡河时也遇到了敌人的袭击。好在徐向前等已经渡过卫河，后面渡河的战士、华南地区代表和由刘法尧带领的冀鲁豫边区赴冀南参观团等有不少人牺牲，其中有一位华南的大学教授。来袭的敌人主要是驻小滩镇的日军和几十名伪军。龙王庙的敌人因先出兵去元村集什固湾，减少了对徐向前等在大名东北渡河的压力，为徐向前等抢渡卫河赢得了时间，徐向前等人顺利到达目的地。

       此后，杨得志组织冀鲁豫边区军民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以“掏老窝”的战法，多次挫败日伪军“扫荡”；同时组织部队和群众进行生产自救，战胜天灾人祸，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底，冀鲁豫根据地向南发展到陇海路，西面、北面接连晋冀豫根据地，东面与山东根据地相邻。1941年1月，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晁哲甫为主任，崔田民、贾心斋为副主任。至此，包括直南、豫北、鲁西南地区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在此期间，石友三投靠日军的消息很快被军统局掌握，蒋介石得知后非常震怒，他当即给第一战区司令卫立煌下了道密令，命他尽快将石友三处决。

       卫立煌接到密令后，斟酌了半天执行任务的人选，最后圈定高树勋。

       高树勋是新8军的指挥官，和石友三是结拜兄弟。石友三在投降日军时，为了增加投敌筹码，一个劲地怂恿高树勋投敌，可是高树勋宁可战死，也不愿做汉奸。石友三恼羞成怒，就想借举办婚宴之名杀掉前来喝喜酒的高树勋，可是高树勋没有上当，石友三的暗杀计划落空。因此，高树勋也早想干掉石友三。可是若以自己的名义邀请石友三到新8军防区议事，老奸巨猾的石友三绝对不肯过来。高树勋来回踱步，思索良策，忽然想出一个计策：可请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来办这件事。孙良诚当年在西北军时曾是高树勋和石友三的上级，不仅和高树勋有私交，还和石友三的交情不错。

       高树勋找到孙良诚，说：“孙主任，我想请您出面，调解一下我与石友三之间的误会！”

       孙良诚不知是计，欣然同意：“彼此是共患难多年的老弟兄，还有什么不可解除的矛盾？这调解之事就交给我吧！”

       孙良诚带着卫兵，骑马直奔石友三的驻地，开门见山地说了高树勋的提议。石友三却连连摇头：“新8军的驻地我是不会去的！”

       石友三因为投降日军，已经搞得众叛亲离，能和高树勋达成和解本是他求之不得的好事，但高树勋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他不得而知，所以十分小心，拒绝前往。

       孙良诚一见石友三摇头拒绝，就使了个激将法：“我们可都是西北军的老将领，即使有矛盾，大家一见面，呵呵一笑也就过去了。再说，有我孙良诚在，你又有兵有枪，他高树勋又能将你怎样？你要是胆小不敢去，我回去了。”

       石友三一见孙良诚讲得恳切，想了想也是这个理，说：“既然这样，我就跟着孙主任走一遭。”为了预防万一，石友三命令手下最精锐的骑兵连跟随自己，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也好立刻骑马离开新8军的军部。

       1940年12月1日上午，石友三领兵与孙良诚一起来到新8军军部，高树勋满面春风地站在军部门口迎接二人。

       孙良诚、石友三来到军部的客厅里，彼此客套了一番。客厅内宾主谈笑风生，但客厅外石友三所带的一连骑兵一枪未放就已被高树勋的手枪团全部缴械。高树勋估计时机已到，便借故离开。突然，数名军人冲进客厅直扑石友三，石友三刚想抽枪反抗，就被那些身高力大的军人按倒在地，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

       石友三叫骂道：“高树勋，你想干什么？我39军的弟兄们一定不会放过你！”孙良诚想要制止，可是那些军人不由分说，将“嗷嗷”乱叫的石友三架出了客厅。直到这时，孙良诚才知道高树勋约石友三“和谈”的真正目的。

       高树勋诱捕石友三后，把他关押在一个四合院内。石友三为了活命，只好提笔给高树勋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自己心如死灰，愿放弃一切，解甲归田，并重点讲述了当年他和高树勋的结拜之情。高树勋看罢石友三的长信，有点动摇，可是看着卫立煌发来的“处决石友三”的密电，高树勋最终还是下定决心，秘密处决石友三。

      1940年12月3日深夜，关押石友三的土坯房中油灯已经熄掉，两名手持长枪的卫兵站在土坯房的门口打起了瞌睡。石友三偷偷起来，将水壶里的残茶淋在土坯墙上，然后将茶碗打碎，悄悄地用碎瓷片在湿润的土坯墙上挖了一个洞。

       两名看守的卫兵根本没有注意到石友三已从墙洞逃走。石友三翻墙而出，四下一瞧，东、西、北三面都有新8军的巡逻队，唯有南面黑乎乎的一片，没有动静，他弓着身子，放轻脚步，向南面逃去。

       石友三一口气逃出了柳庄寨，一头钻进了一片阴森森的树林，他正庆幸脱险时，却见树林里冲出了三名黑衣人，看他们的穿衣打扮，分明是土匪。还没等石友三说话，一名高个子匪人猛地扔来一个麻绳套，套住了石友三的脖子，接着拽紧绳套，背着石友三直奔树林外。石友三知道自己遇到“背白狼”的匪人了，他双手抓着紧勒在脖子上的绳套，费力地嘶哑道：“我是石友三，好汉饶命，我有很多钱……”

       那个高个子匪人大约跑了半里路，来到了波涛汹涌的黄河岸边，岸边早已挖好了一个土坑，旁边站着几名凶悍的黑衣人。那个大个子匪人用力一甩，将背着的石友三“砰”的一声丢进了土坑。另几个黑衣人也不说话，抄起铁锹铲起坑边的黄土就往石友三身上抛去。

       直到这时候，石友三才知道自己遇到的并不是匪人，想要活埋他的一定是高树勋。石友三奋力扯开了绳套，大叫道：“高树勋，你要杀结拜的大哥，你不忠不义……”一直隐身在暗处的高树勋闻声走了过来，望着坑底的石友三，鄙夷地说：“你助纣为虐，出卖我中华民族，我不杀你，天亦杀你。你一辈子活埋了多少好人，我今天也让你尝尝活埋的滋味！”

       至此，这个作恶多端、祸国殃民的大汉奸终于在黄河岸边的土坑中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此事震惊一时，被称作“石高事件”。高树勋也因此夺了国民党39集团军总司令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