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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我对敌斗争的胜利,使敌人感到恐慌,从1943年9月下旬开始,日军由津浦、陇海、平汉铁路沿线,调集3万多人,对冀鲁豫根据地发动秋季大“扫荡”。
在鲁西北平原,“死神”突然降临,日本鬼子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东卫河流域细菌战。鲁西北各县及周边地区一夜之间突然爆发了传染力极强、死亡率极高的流行性霍乱。从8月下旬到10月,鲁西北就有几十万民众死亡。对此,鲁西北人民一直认为是自然天灾。日军细菌战在绝密情况下进行,战役结束后又缄口如瓶,致使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一直不为世人所知。1954年,在关押日军战俘的辽宁某战俘拘留所,原日军第五九师团五三旅团情报主任难波博,在中国政府长期教育和政策感召下,主动交代了自己在日军侵华期间,曾参与日军在中国鲁西北地区,为尽快占领中国而制造的鲜为人知的细菌战,人们这才知道鲁西北霍乱流行是日军细菌部队制造的特大惨案。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后,日军情报部门一直关注鲁西北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因为这里以前是黄泛区,人口稠密,是重要的产粮区。这里有国民党的山东第四(临清)和第六(聊城)行政督察区,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日军华北方面军统帅部决定在这一地区发动一次细菌战。作战范围包括阳谷县、莘县、唐邑县、范县、朝城县、濮县、观城县、聊城县、临清县、夏津县、馆陶县一带。其主要目的是大量杀害鲁西北抗日军民,进行在霍乱散布地区行动可能性的“抵制实验”(日军细菌战的术语)。同时也是一次侦察中国人被杀害情况的作战行动,为以后进攻苏联时使用生物武器作演习和准备。
早在1943年初,日军即进行战役准备,重点是部队的防疫和霍乱感染者的试验。当时,日军对他制造的病菌所引发的疾病均能救治,但是,数万部队在霍乱盛行区作战,一旦传染开来,后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为此,日军命令部队进入疫区后不吃生食物;饮用水必须经过九八式卫生滤水机过滤除菌;不准在霍乱患者房屋宿营;不准使用疫区厕所,自造地坑式厕所,大小便及时掩埋;反复进行大小便检验演习,以便及时发现霍乱患者。战役发起前夕,所有参战部队注射了预防霍乱接种液,分发了预防感染药物。
当时,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兼区党委书记黄敬,尽管未掌握日军进行大规模霍乱作战的阴谋,但却掌握了日军进行大“扫荡”的情报,他们向全区发出紧急指示,号召全体军民总动员,迅速备战,主力部队有计划地转到外线,向敌薄弱部位出击,威胁其后方;留少量主力在中心区,会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
日军这次作战规模浩大、部署精密,准备充分,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华北防疫给水部(一八五五)部队长西村英二少将和第十二军司令官喜多诚一中将亲自部署,第五十九师团司令部在泰安指挥此次作战,五十九师师团长细川中康中将具体指挥。代号为“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1943年日本昭和十八年)。参加作战的有第五三旅团司令部、独立步兵41、42、44、109、110、111大队、师团工兵队、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一八七五部队)、师团防疫给水班,共计3020人。此外,还有第三十二师团一部、第十二军防疫给水部、第十二军直辖汽车联队、野战重炮联队一部、蒙疆坦克部队、华北方面军航空部队一部、保定陆军医院一部。为了加大打击力度,第十二军3万人配合。
日军把实施细菌战的地点之所以选定在鲁西北,除了战略地位重要外,首先是因为卫河河床高于地面,汛期河水泛滥,利用洪水迅速传播霍乱菌,不易引起怀疑,大家会认为是天灾而绝非人祸。其次是以水代兵,水淹冀鲁豫根据地和冀南抗战根据地,“把其中的八路军和农民一举消灭”。此时,只要再辅以大规模军队的“围剿”,就能取得胜利。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卫河水位上涨,严重威胁着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和后方重要的军事基地德州的安全。津浦铁路是日军的生命线,山东盛产的煤、铁、铝矾土、油母页岩等战略物资及山东的农产品也要从津浦铁路运送到满洲和日本。将卫河决堤,把水放于地势低洼的左岸,既能保住津浦线,又能保住德州。
据日本战犯竹内丰交待:这次细菌战的细菌,多数是由济南防疫给水部支部制造、提供的。济南防疫给水部支部1938年设在济南市经六路大纬六路,1942年迁至经六路纬九路。该部对内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又名“日本陆军防疫处”,对外称“一八七五部队”。这支部队隶属于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受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的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研究、制造细菌,并到前线检查饮水供日军饮用,同时撒布研制好的细菌,进行细菌战。
1943年8月下旬,连续几年大旱的鲁西北地区突然普降大雨,且连绵不断,卫河水迅猛上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石井四郎趁机下令发起细菌战。日军航空兵、步兵、骑兵3020人向卫河及鲁西北各县撒放了大量的霍乱细菌。
日军战俘小岛隆雄揭发:“第59师团长忠康命令独立步兵44大队长、中佐广濑利善决开卫河河堤。独立步兵44大队少尉小岛隆雄受大队长广濑利善之命,同其他6人,在距临清县城500米一座桥的50米水流处,将卫河决口,将河水引向临清西北清河县及河北省方向,使八路军及该地区的中国人蒙受极大灾害。此次受害的中国人约达10万人(专家统计41万多人)。卫河决口时间为1943年9月上旬。”
许多村庄成了一片汪洋,房倒屋塌,人畜漂没。洪水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退下去,美丽、富饶的卫河左岸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许多地方几乎是“无家不戴孝,村村有哭声”。经日军空中、陆地撒放和卫河决堤放水扩散,霍乱菌在鲁西北、冀南30余县迅速蔓延开来。患者剧烈呕吐腹泻,排出的大便成米汤状,严重脱水,骨瘦如柴,衰弱至极,几天后即死去。而且传染迅速,一人得病,全家、四邻甚至全村都难以幸免,老百姓一批一批地死亡。
正当霍乱盛发之时,1943年9月中旬,参加“十八秋鲁西作战”和秋季大“扫荡”的日军第十二军的3万大军,同时向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汹涌扑来,他们既互相配合,又各有侧重。前者主要是合击围歼冀鲁豫边区和冀南领导机关和八路军主力,同时抢掠秋粮。后者重点攻击居民村落,烧杀抢掠,使霍乱患者四处逃难“跑反”,以进一步扩散细菌,更多地杀害中国人。而调查中国人被霍乱菌杀害情况,进行“自身抵制实验”的小分队也分派到各地,展开调查和实验。林茂美等人则奉命到霍乱发病区去采样调查,以进一步检查此种霍乱菌的危害效果。因此日军还“师出有名”:鲁西北的中国人患了传染病霍乱,大日本皇军要帮助中国人扑灭霍乱,拯救他们。
日军为围歼我冀鲁豫边区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并掠夺秋粮,在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配合下,共纠集3万余人,于9月上旬由南而北,先是合围湖西地区,继而”扫荡“鲁西南和运东地区,尔后全力合围濮、范、观中心区,回兵时又“扫荡”沙区和运东区。我主力部队适时转移外线,腹部地区留少数部队与敌周旋。9月21日,敌1万1千余人分十路向单县东南地区进行“铁壁合围”。9月28日,敌又出动万余人,向曹县西南王场一带合围,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晋冀鲁豫边区第22专署专员袁复荣、冀南第七地委书记兼第七军分区分政委萧永智、冀南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等大批人员在“扫荡”中牺牲。
在此次“扫荡”期间,杨得志夫人申戈军和区党委书记信锡华的妻子转移到范县仝庄生孩子,后来走漏了风声。
一天,突然来了600多名日本鬼子把村子包围了。她们再想转移已经来不及,只好躲进一个德国人开的天主教堂。村长花钱疏通,在教堂的一间弃婴室里假装成教堂雇佣的奶妈。日本鬼子挨家挨户搜查,每个院子门口站一个兵,不准出也不准进。弃婴室又脏又臭,十几个半死不活的婴儿,炕上、地上到处是屎尿。一个日本军官来到弃婴室看了几眼,臭气熏得他急着离开,临走时还假惺惺地说了几句夹生的中国话:“你们是行好的!你们是行好的!”就在日本人转身离开时,德国修女想告发,用夹生的中国话说:“太太在这里!”幸亏那个日本人没听懂,径直走了。就这样,申戈军又躲过了一劫。
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杨得志,得知600多日本鬼子包围了仝庄,心想这两个产妇和孩子是真的在劫难逃了,心里万分焦急。其他同志背后嘀咕:“如果再看到申戈军,那一定是碰到鬼了!”所有人都认为她们不会活着回来,结果她们却活着回来了。原来,日本人撤走后,地方党组织当晚就把她们转移到一个敌占区的村子。敌人对根据地“扫荡”过后,地方党组织又把她们转回到仝庄。
实施细菌战的日军,从9月下旬到10月下旬对疫区进行了三次“讨伐”,致使霍乱菌在鲁西北广大地区及冀南部分县广泛、猛烈蔓延,中国无辜的人民群众死亡惨重。在以桑阿镇、辛集、堂邑南部为中心的茫茫原野上,一人多高的蒿草在寒风中瑟瑟抖动,狐狸、獾子等动物在无人行走的荒原上踏出条条路径。往日合家团聚的清贫村庄,眼前都已变成了破败不堪的残垣断壁,一座座没有门窗、没有生活用具的房屋废墟的土坑里,住满了老鼠、野兔等小动物,屋子里,院子里,道路边,到处都是横躺竖卧着的被野兽啃光了肉的骨架,呈现出一幅人类洪荒世界的惨象。日军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在鲁西北地区公路两侧挖掘深数米、宽数丈的封锁沟,安设了据点、碉堡,以破坏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
据此次细菌战和“讨伐”战的具体实施者之一矢崎贤三1954年笔供:“通过以上三期讨伐行动,在中国人民中散布的霍乱菌在鲁西一带蔓延,有20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和无辜农民被霍乱病菌所杀害,我直接指挥部下实施了这一阴谋。”这次细菌战日军虽然达到了作战目的,但也有不少人感染霍乱,并出现死亡。事后,为了隐瞒罪行,日军将领细川中康、江田稔、广濑三郎签发了一份《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在报告中,称细菌战结束为“霍乱停止”,把发病原因说成是从中国人那里感染的;把撒放细菌说是“防疫”;由于日军“进行及时、正确的指导和采取措施,致使霍乱被及早地扑灭”。日军第十二军军医部于1943年11月上旬在济南召开“鲁西霍乱讨论会”,川岛清等与会。他们称霍乱发生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时在厦门和香港流行霍乱,从南方传来此地;二是因霍乱可以越冬,原来此地就有霍乱菌。所以,日军无论是在事先的准备,还是在善后,都极力掩盖自己发动细菌战的罪责,而且,鉴于此次行动的成功,日军还想在山东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细菌战,但当它还在酝酿的时候,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与民同命的鲁西北共产党组织,采取紧急措施,竭尽全力抗敌救灾。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号召机关、部队开展“节衣缩食,支援灾区”运动,并积极领导分散活动的小分队大胆深入敌后,配合主力打击敌人。
10月2日,杨得志、苏振华指挥内外线部队紧密配合,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军。经过43天的战斗,歼敌4100余人,攻克碉堡、据点74处,攻入县城2座,袭击县城4座,毙伤日、伪军1327名,俘日、伪军2746名,敌被迫于11月13日全部退出冀鲁豫边区。
这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为平原地区反“扫荡”提供了宝贵经验。
冀鲁豫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和部队在“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口号下,在桑阿镇、贾镇、烟庄一带重灾区开荒生产。党组织派出几十个救灾工作队,千方百计筹集粮食,赈济灾民,并组织群众生产自救。
由于党、政、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锄,贯彻生产自救的方针,昔日恐怖荒凉的“无人区”,渐渐露出了一丝丝生机,开始成为抗日反攻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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