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师生活（一）

11 任民师留校任教 父亲回合力修房

那时候，公社一级都办了高中，初中升高中完全是推荐。

尽管我与大队干部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但就凭我的艺术才能和贡献，上高中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就因为我的贡献大，学校领导和大队领导偏不让我上高中，要我留校当民办教师，继续搞好文艺宣传工作。

大队干部轮换着到我家找母亲商量，学校领导和个别老师也去做母亲的思想工作。他们的理由很是充足：你的儿子在音乐方面才能出众，在工作上贡献很大，大队和学校都离不开他；再说，你家里没有劳动力，欠工分，让孩子当民师，除了上级每月有补助外，队里还有工分，不是现救急吗？上了高中又怎么样？他们不都又回来种地了？这些年的高中生多的是，哪一个上好了？一个两个都是“高中松”！

母亲开始不同意，可经不住他们轮番劝解做工作，特别是家里没有人多挣工分，确实需要“现救急”。

我当时心里非常矛盾：“现救急”自然是目光短浅，文化水平不高将来是会吃亏的。但是考虑到家庭缺少劳力，母亲整天长在地里，还是免不了年年掏很多的工分款，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干就干吧，当一名教师也不错，尽管是民办教师，很多人挤还挤不上呢！

1973年2月份，我正式到学校上了班，担任音乐课，负责宣传工作。由于熟悉情况，工作一开始就很主动，两周内就重新组织了宣传队，开始了正常的节目排练。

在我的一生当中，初中毕业后留校任民师，这也算是重大转折，它标志着我的学生生活已经结束，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尽管只有17岁，但是谁还把我当孩子看待呢？说实话，跟我年纪相仿的伙伴们是非常羡慕我的。他们羡慕的是我一个农村孩子17岁就有了自己的工作，并不知道我多少年来思想、生活方面的压力和痛苦；他们只认为我是“天才”，而不知“天才出于勤奋”这个朴素的道理。

一天，突然接到父亲从湖北省寄回来的信，这是他两年来的第一封信，说是他准备近些天回来。

我又想起了几年前的情况。我把东西都挪到了王塚，他回来之后怎么办？让他一个人住在邱洼显然不合适。我告诉母亲之后，她思想斗争得更厉害。不过还是听了我的意见，让父亲回来后住在王塚。我就给父亲发了一封信，一周后他就回来了。

父亲回来后首先就是给我们道歉，表示对不起全家老小，今后一定要在家安心干活，哪里也不去了。队里对他也不错，还安上了户口，分什么东西都有他一份。三个多月下来，他干活干得很好，得到了群众的好评，都说“老邱干啥啥中！”

1973年前，我家共有5间草房，堂屋2间是1971年新建的，东屋3间是外祖父解放初期修建的，由于根基没有用砖，有三面的墙头已经向外倾斜，上盖儿虽然经过3次翻修，但黄贝草已显得太薄，每逢下雨屋内漏得不像样子。

1973年夏天，我就与父母商量，想让父亲到南山“点一个坡”（一架小山坡，只下定钱，秋后割草），父亲二话不说就办好了此事。秋后黄贝草长老时，我就请了10天假，与父母亲同去南山割草。

那时村里不论谁家盖房，都是由生产队里负责到底，自家准备好需用的砖瓦、木料、黄贝草等。那么多的人干活，仅在上梁和完工时各管一顿饭，平时只买点烟，备些茶水。如果不是这样，象我们这样的家庭要建新房屋是非常困难的。

11月份拉回了黄贝草，接着就用十来天时间把土坯拉回来。老房子扒掉后，又把老土运到地里作肥料，12月14日正式动工。我到东边的贾庄进行联系，买了1千多块青砖作根基用，请了两位泥工师傅领着队里的人干。

墙头快垒平座时，父亲突发奇想，非要把房子建成“海青房”（房子的两头和后坡下端使用青瓦），说是盖一回房子不容易，要盖就盖个像样的，不能让人家笑话。

父亲办事一向是雷厉风行，他立马到邱洼找到本族的邱德照，借了3140片青瓦拉了回来。母亲一看瓦就拉了回来，盖“海青房”是有指望了。

当天夜里，父亲就与我商量，准备同我一起到张铺去买石灰，盖“海青房”不能没有石灰呀！我知道，且不说张铺离村里50里开外，就是过两条沙河，拉着架子车也是不容易的。但是，看着父亲信心满怀的样子，我不能说什么，只能配合。

于是，母亲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干粮，无非是烙了几张饼，再带上一些红薯和水。

12月22日天刚亮，我就与父亲启程了。路上，我与父亲交替拉架子车，一人坐在车子上休息。过了泌阳县城，走上了公路，我们就加快了速度。大约下午2点左右，出产石灰的张铺就到了。我与父亲也顾不上吃上一口干粮，赶快到出售石灰处交钱开票。

管理人员说：“下一窑的石灰到夜晚8点以后才能出炉，你们等不等啊？”

我们一下子呆住了！看来今天是回不去了。等吧，不等不行啊！

我与父亲找一处背风的地方蹲下，耐心地等待。你别说，这一会儿真知道什么是饿了，拿出干粮就大口吃起来。大冬天在外地啃干粮，真是别有一番滋味！父亲还风趣地说：“不吃苦中苦，难住海清屋！”

8点半左右，石灰出窑了，等待的人排起了队，按号接石灰。

“176号！”突然，叫到我们的号了，我与父亲兴高采烈，连忙起身去接石灰，三下五去二就把石灰装上了车，父亲二话不说拉起架子车就走。

所好的是，那天夜晚是月亮头。

一路上，不像去的时候父子两个轮番拉车，父亲强调我还年轻，力气还没有长出来，只让我在比较平坦的路上或是下坡路段拉一会儿。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总之，在公路上拉车子还算顺利，虽说跑路远有点累，但为了住“海清房”，吃点苦还是值得的。

过了泌阳县城，有一条大沙河。拉到河中间，说什么也拉不动了。我与父亲想尽了办法，就是拉不出去。

突然，父亲“命令”说：“分而歼之！”还是父亲经历的多。我们就把分装的四袋石灰一一抬出了河。

通过拉石灰我才知道，父亲不仅能干，而且充满了智慧。

第二天，我与父亲又到5里地之外的沙河里拉了几车沙子。这样以来，盖“三封一敞”的“海青”房子不成问题了。村上的人都说，这回老邱真的下本钱了！房子一直到1974年元旦那天才完工。

经过这次建房，我真正体会到了其中的难处。虽说队里人包干，但不是谁的事儿谁不操心哪！队里派的人只是一人管一工，多一点就不干，有的人只是混工分，很多杂活还得自己去干，各种材料的供应、各方面的照顾都得自己想到安排到。我也真正尝到了操心的滋味。

3千多块瓦百十块钱一直到1975年底才算还清。

  

12 尽心尽力搞宣传 全力以赴抓工作

任民师以来，除了修房请假之外，我把全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本来王塚离刘岗学校只有2里多路，无论白天夜晚、刮风下雨，我从来不迟到、不早退，甚至有病也不离开学校。

1974年春季开始，我在节目创作上下了不少功夫，因为宣传工作要紧跟形势，要紧跟就得迅速进行节目排练，没有现成的节目材料，自己不动手创作怎么办？

这个学期，我写了小戏曲、对口词、三句半、表演唱、舞蹈、三弦书、二夹弦、天津快板等各种形式的节目脚本以及曲剧、豫剧、越调等戏曲表演唱，写好词，谱上曲，按部就班地教唱，还培养了四个学生拉二胡。

每次演出，都是20多个节目不重样；公社搞汇演，每次还少不了拿个第一名。勤劳换来了荣誉，功夫赢得了光荣。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比较，发现不足，及时补救。

至于音乐课，虽然每周有18节课，每班只教一到两支歌曲就行了，费不了多大的功夫。每学期举行一次歌咏比赛，一次文艺汇演。通过这些活动，调动了学生参与文艺活动的积极性，不少学生要求加入文艺宣传队，教师也很支持宣传工作，当然这与当时的形势是密切联系的。

1974年秋季，大队也组织了文艺宣传队，由大队长徐兴田专抓。他与校长胡明亭商量，把我抽出学校一段时间，配合他抓宣传队。我的主要任务是改编剧本、教唱曲调、演奏大弦。

可以说，当时我在那个小天地里是一个“权威”，很多事情都听我的。

通过一个阶段的努力，年内排练了曲剧《柜台内外》等几个中型剧目，还有几个小演唱。

春节以后，在全大队进行了巡回演出，活跃了农村生活，深受群众欢迎。

1975年春天，由于种种原因，大队宣传队解散，我又回到了学校。

这两年，由于我抓了工分，家里欠队里的吃粮款少了，但是比起人家，吃粮还是低水平。

妹妹1975年初中毕业后，家里又多了一个抓工分的。这6口之家，有了3个抓分的，生活明显有了好转，外祖父母都很高兴。

外祖父已经80多岁，每天早晨他还是天一亮就起床，背着粪筐外出拾粪。上午，他拿着铲子到地里镪柴，下午用竹筢子拢在一起，装成挑子，等我放学后去担回家。一个夏天，积了柴草一大垛，别人都很羡慕。母亲更是勤劳，她一晌也不肯缺工，甚至有病还要坚持，除非不能再坚持了，才狠狠心去休息。

这一年，我们史无前例地不拿工分款了！全家都很高兴，欢欢乐乐地过了个春节。

学校工作有时也是非常忙乱的，上级的一些检查最能使下边搞形式主义，不少工作都是出于应付才搞的，可是不搞不行啊！上级会说你跟不上形势，或者说你思想上有问题。

所以，一般来说，下级都学会了应付的本领。那些年，我在领导的安排下干了不少应付的差事，比如，突击排练节目、写大幅标语、画漫画、帮助某些同志备课等。这样搞也真有效，从来都不落后。在这些日常事务中，我从来没有搞过的事情也搞了，不会做的事情也会做了，这真是“实践出真知”啊！

我没有少写毛笔字，特别是艺术字，出刊、写标语等凡是需要写大字的事儿都少不了我，大队里的这些事儿我也包了。所以，一有活动，我就成了大忙人，有时竟忙得不可开交！

有时我想，人家都说“艺多不压身”，可艺多也不养身哪！看看人家多么清闲，这是我自找的！但想到为集体做出的贡献，想到通过努力得到的荣誉，我又把这些杂念抛到九霄云外了。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国人民处于万分悲痛之中，大家都担心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我也整天陷入了沉思。

不久，“四人帮”被打到，举国上下万众欢腾，忧心忡忡的亿万人民眉开眼笑，十年动乱已经成为历史，党中央又率领人民奔向新的征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得到了进一步澄清，左的一套加以纠正，各项政策顺民心、合民意，各条战线生机盎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崭新景象。

在这大好形势下，大队又重新组织了文艺宣传队，还让我去进行辅导。这次宣传队的组建比较及时，在当时对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从1977年春到1978年春，一年时间排练了几十个大、中、小型节目，经常深入田间地头演出，在公社汇演时又得了第一名。

这次辅导宣传队，我只是在夜晚进行，白天继续在校上课，因为当时我在抓学校的组织纪律工作。整个学校只有一个校长，整天忙上忙下，有时还外出开会、检查、参观等，需要有一个人专抓具体工作，校长就让我承担了此项任务。

没有专职体育教师，早操由我领着上；晚自习需要抓好纪律，我进行检查；课间操、课外活动也需要查看……

为了有效地抓好纪律，我从各班挑选一名干部组成值周检查组，每天轮流对人数出勤、课堂纪律、室内外卫生等情况进行检查，每项按百分比计分，并列表当天公布，每周一总结，发放流动红旗。

这样以来，两三周之后学校面貌大有改观，竟连打架、骂人的都找不到了，大部分学生养成了自觉习惯，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在学习方面，各年级各班都是由我出题进行抽考，组织人员阅卷，评出先进，予以奖励，大大促进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领导和同志都非常满意，夸我有能力抓好学校全面工作，是一个校长的坯子。

  

13 忘不了“三转一响” 磨豆腐好友相帮

“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

就这“四大件”而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能全部都具备的不是“万元户”，就是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职工，一般的农户只有其一、二，甚至没有的占相当一部分，能解决温饱就不错了。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很有意思，记载着那个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记载着生活的时代烙印。

一、自行车

我是1974年当上的民办教师，学校里十几名教师只有一个人有自行车，那就是校长，他是公办教师，离家十几里路，没有自行车也不方便，况且车子已经很旧了。

说实话，别看我没有自行车，我还是很想学骑自行车。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大着胆子找到校长，要求他教我学骑自行车。校长很爽快，满口答应我立即到操场。我问：“怎么学才比较快呢？”校长就让我骑上车子，他在后边掌握住后座，要求我身子坐直，两眼朝前看，双手握好车把，脚要用力蹬。你别说，这还真是一条捷径。一会儿工夫，校长就放开了手，我就能独自转圈了。

1977年春节后，在县城建筑公司工作的姨家家老表骑着自行车来看望我的外祖父母，我可能是处于刚学自行车还不算会骑的状态吧，一看见自行车心里就直痒痒，心想，饭后我一定要求老表教教我。谁知道老表一吃罢饭就说夜晚家里有客需要招待，要及早赶回去做准备。

我的计划泡汤了！我推着自行车和母亲一起，一直把老表送到村外，进入到大路，我就试着往车子上骑，谁知两手不听脑子使唤，车把往左一歪，掉进了路边的水沟里，车子正好砸在我的身上。老表连忙将车子拉出来，我自己从水里出来，成了一个落汤鸡。我连忙说：“老表对不起，把你的车子也弄湿了。”老表笑了，“车子湿不要紧，你赶快回去换衣服吧，别感冒了。”

后来，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尽快买一辆自行车。可是，由于经济问题，这个心愿在任民师期间一直没有达成。

二、缝纫机

从我记事起，穿的粗布衣都是母亲手工做的，全村200多口人，到了1970年，也仅有在公社工作的老李家有一台“蜜蜂牌”缝纫机，全大队3000多口人也不会超过5台，而且都是国家干部和军官家庭。

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连当过十几年支部书记的家庭也没有缝纫机。谁家有了缝纫机，谁就是裁缝，会裁剪会缝纫，谁就是大能人，穿出的衣服就洋气。

1975年特大洪水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加上国家的救灾救济，经济上比过去宽裕了，村里有一家开始购买了缝纫机，学会了裁剪缝纫，减轻了做衣服的负担。

这时母亲坐不住了，想方设法加上借一些钱也买了一台“蜜蜂牌”。当新缝纫机抬到自家后，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赶紧找人安装好，昼夜不息地学习裁剪技术，学习缝纫，的确，做衣服节省了不少时间。

母亲的缝纫技术逐步提高，有几个邻居就为母亲想了一个点子：为村里人做衣服换工分，大家肯定欢迎。这真是一个好点子！母亲非常高兴，感谢邻居的大力支持。从此，去就承担起了为村里人做衣服的任务，也换了不少的工分。

三、手表

如果说自行车轮子转动是代步工具、缝纫机轮子转动是制衣工具的话，那么手表轮子的转动纯粹是掌握时间的工具。

一般来讲，像工人、教师、医生、军人、国家干部这些从事的工作时间性都很强，戴手表掌握时间是很有必要的；作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完全看天气种庄稼，有没有手表都无关紧要。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农民，在社会新潮的推动下，在青年人谈恋爱、结婚时，也赶时髦，女方或男孩子也非要“三转一响”不可，不然，有的人就觉得结婚寒酸，父母不大方。即使借钱欠债买了手表，他们会为了显摆，整天把手表戴在手脖里，当地土话叫“烧包”。

社会上对这类爱显摆的人自画像是：“镶金牙的爱呲牙大笑，戴手表的爱捋胳膊，戴眼镜的爱檫镜片取下再戴上，骑自行车的爱撒把（双手不扶车把）”。

我家买手表也是瓜熟蒂落，顺其自然。我是家中第一个先戴手表的。1983年，我和妻结婚后只买了辆自行车，没钱买手表，妻见我天天按闹钟上下班不能准确地掌握时间，就让我先买一块电子表，两年之后买了一块“春兰”牌机械手表。直至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了手机之后，我算彻底告别了手表，一机在身，应有尽有，我把再戴手表看成是累赘。而弟弟戴手表都是90年代以后的事了， 那时手表在乡下也普及了，戴手表就像现在每人都拥有手机一样，仅仅是看时间的一种工具而已，不再是当年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四、收音机

我在上小学时，记得语文课本上就有一篇课文是猜谜语，谜面是“一间小房，开个小窗，电灯一亮，说说唱唱”。谜底是什么！全班几十个同学都猜不着，只有我知道，站起胆怯地答道：“收音机”！老师当场表扬我答的对，问我怎么猜到的，我说在我家后边邻居李叔叔家见过，那是一个像小房子似的半导体收音机，有只小喇叭对着听众，用手一拧电源开关，里面的小点灯就亮了，再拧调谐开关，就会发出声音，有说话，有唱歌唱戏。

从那时起，我做梦就梦见自己家也有那样的收音机，能听歌听戏，又能听小说讲故事，听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多方便呀！后来，家家户户安了广播小喇叭，每天早中晚三次固定的时间里广播新闻、唱戏唱歌，也有儿童节目，可爱听啦，感觉可神奇。可是，自从见了收音机后，更是向往自家也有一部，随时随地都可听，通过长中短三个波段，想听哪个节目都行，小喇叭哪能和它相提并论呢？

在文革时期，收音机里爱播唱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海港》《龙江颂》和革命交响音乐《白毛女》等八个革命样板戏，也正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学生时代，小喇叭和收音机及农村放电影是那个年代农村人获得精神食粮的三种渠道。小喇叭天天有，但节目、时间都是固定的，多年来一成不变；乡村电影再爱看，可是最多一年一个大队放几场，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强烈精神需求；唯一灵活而日夜都可收听播放的收音机，还很短缺，卖价较贵，还费干电池，那时连温饱都没解决，挣一分钱想掰成两半花的年代，哪有谁还愿意满足你的精神文化需求呢？

所以，到了1978年底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农民手里慢慢有钱了，在不断解决物质需求的同时，解决精神需求的问题才提上议事日程。所以，我家第一部收音机是像有两块砖大的“红灯牌”晶体管收音机，音量大，音质好，中波段，成为一家人的最爱。尤其是母亲爱听豫剧和曲剧，每逢戏曲节目是她的专场，我爱听新闻联播和歌曲。

后来，我花16块钱买了一部袖珍收音机，成为我的随身携带的宝贝，一有空就听，边吃饭边听；睡在床上，收音机天天伴我入眠。5号干电池换得勤，连卖电池的营业员都嫌我用的费。我给自己算笔账，我一生不吸烟，拿买烟的钱用于买电池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值！

可是好景不长，一个亲戚见了后看中了，用他手工做成的四把小木椅硬是跟我强行换走了，当时他比我还小两岁，也是爱好，就是买不起，那我就只好割爱成全他吧。从那以后，工作越来越忙，我先后又买了几部袖珍收音机，结果都没有我和首部的感情深，再也没有达到如胶似漆、如痴如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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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中，我对歌谣中的“二十五，磨豆腐” 最感兴趣。小时候，农村的生活比较困苦，除了萝卜、白菜和一些地里的野菜，就没有其它的好菜了。村里有一个豆腐坊，想吃豆腐了，就自己动手去磨。所以，豆腐就成了我家的家常菜。

因为外祖父爱吃豆腐，我也就养成了吃豆腐的习惯。用外祖父的话说，豆腐是“价格又便宜，养料又丰富”。除了豆腐，吃豆腐渣也是也是一种美味的享受，记得小时候吃过豆渣饼子，越嚼越多，越嚼越香。

我们老家泌阳县还有除夕以前吃豆腐渣的风俗。究其原因，是当地传说灶王上天汇报后，玉帝会下界查访，看各家各户是否如灶王所奏的那样，于是各家各户就吃豆腐渣以表示清苦，瞒过玉皇的惩罚。传说归传说，吃豆腐渣实则是古代生产力低下，没有那么多好吃的，同时也是先民勤俭节约美德的写照。

从小到大，我在外祖父家住的时间较多。除了平时吃豆腐，过年时豆腐也是一道主菜。外祖父每年春节前都要事先联系豆腐坊，提前做好准备，到了二十五准时去磨豆腐。后来外祖父年纪大了，这个任务就由我来完成。

我记忆最清晰的是1977年的春节前磨豆腐的事儿。外祖父对我说：“我年纪大了，身子不听使唤了，今后你就去磨豆腐吧。”那时，我已经担任民办教师两年了，这种事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难事儿，我就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并于小年那天就联系好了磨豆腐的地方（那时村里已经没有豆腐坊了）。

外祖父说，十斤黄豆，最少能出35斤豆腐，磨好了能出四十斤，并交代了用水泡黄豆的做法。按照外祖父的交代，在二十四夜晚，我就开始做准备工作，筛选了上好的黄豆十斤，泡在了一个大盆子里，半夜里还起来换一次水。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着泡好的黄豆到三里地外的小刘岗村去磨豆腐。

小刘岗有我的同学崔蛟义，崔义东，好友崔义战等。

我一到村，他们几个已经在豆腐坊里等候多时了，并已做好了各种准备。

那时候，农家磨豆腐还是用驴子拉磨，磨出豆渣浆，按一定的比例进行稀释，把稀释好的豆渣浆倒入专门制作的白布的网兜中，用力反复地摇动，一直摇到不滴水为止。这样，挤出来的就是豆浆。然后倒入锅内加热至沸腾，再把烧好的豆浆移动的一个大水缸里，好友义战就开始用石膏点豆腐了。

有句话叫做“一物降一物，石膏点豆腐”。点豆腐是一个技术活儿，在整个点豆腐过程中，义战表现出了他的特别技能，只见他左手往缸里有分寸地倒卤水，右手握住一个长把儿大勺不停地在缸里有顺序地搅动……最后，义战拿一个大锅盖盖住了水缸，说是让它“滋润滋润”。

十分钟后，义战打开了锅盖让大家看——豆腐脑形成了！蛟义连忙拿出事先准备的饭碗，盛出豆腐脑让大家都尝一尝。

接下来就是压制豆腐。义战他们把豆腐脑盛入压制豆腐的容器内，然后再压上两块大石头进行沥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没有水流出来了，就可以打开了，白白嫩嫩的豆腐就形成了！

面对几个小时的劳动成果，大家都很高兴。在整个磨豆腐过程中，活儿都是同学、好友干的，他们说什么也不让我动手，我好像只是一个观摩者。

做完豆腐，已是下午两点，他们又邀我到家里吃了饭。休息了一会儿，蛟义、义战非要把豆腐给我送到家，盛情难却，我只好答应让他们送豆腐。这使我非常感动，至今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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