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民师生活（11—20）

11 任民师留校任教 父亲回合力修房

那时候，公社一级都办了高中，初中升高中完全是推荐。

尽管我与大队干部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但就凭我的艺术才能和贡献，上高中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就因为我的贡献大，学校领导和大队领导偏不让我上高中，要我留校当民办教师，继续搞好文艺宣传工作。

大队干部轮换着到我家找母亲商量，学校领导和个别老师也去做母亲的思想工作。他们的理由很是充足：你的儿子在音乐方面才能出众，在工作上贡献很大，大队和学校都离不开他；再说，你家里没有劳动力，欠工分，让孩子当民师，除了上级每月有补助外，队里还有工分，不是现救急吗？上了高中又怎么样？他们不都又回来种地了？这些年的高中生多的是，哪一个上好了？一个两个都是“高中松”！

母亲开始不同意，可经不住他们轮番劝解做工作，特别是家里没有人多挣工分，确实需要“现救急”。

我当时心里非常矛盾：“现救急”自然是目光短浅，文化水平不高将来是会吃亏的。但是考虑到家庭缺少劳力，母亲整天长在地里，还是免不了年年掏很多的工分款，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干就干吧，当一名教师也不错，尽管是民办教师，很多人挤还挤不上呢！

1973年2月份，我正式到学校上了班，担任音乐课，负责宣传工作。由于熟悉情况，工作一开始就很主动，两周内就重新组织了宣传队，开始了正常的节目排练。

在我的一生当中，初中毕业后留校任民师，这也算是重大转折，它标志着我的学生生活已经结束，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尽管只有17岁，但是谁还把我当孩子看待呢？说实话，跟我年纪相仿的伙伴们是非常羡慕我的。他们羡慕的是我一个农村孩子17岁就有了自己的工作，并不知道我多少年来思想、生活方面的压力和痛苦；他们只认为我是“天才”，而不知“天才出于勤奋”这个朴素的道理。

一天，突然接到父亲从湖北省寄回来的信，这是他两年来的第一封信，说是他准备近些天回来。

我又想起了几年前的情况。我把东西都挪到了王塚，他回来之后怎么办？让他一个人住在邱洼显然不合适。我告诉母亲之后，她思想斗争得更厉害。不过还是听了我的意见，让父亲回来后住在王塚。我就给父亲发了一封信，一周后他就回来了。

父亲回来后首先就是给我们道歉，表示对不起全家老小，今后一定要在家安心干活，哪里也不去了。队里对他也不错，还安上了户口，分什么东西都有他一份。三个多月下来，他干活干得很好，得到了群众的好评，都说“老邱干啥啥中！”

1973年前，我家共有5间草房，堂屋2间是1971年新建的，东屋3间是外祖父解放初期修建的，由于根基没有用砖，有三面的墙头已经向外倾斜，上盖儿虽然经过3次翻修，但黄贝草已显得太薄，每逢下雨屋内漏得不像样子。

1973年夏天，我就与父母商量，想让父亲到南山“点一个坡”（一架小山坡，只下定钱，秋后割草），父亲二话不说就办好了此事。秋后黄贝草长老时，我就请了10天假，与父母亲同去南山割草。

那时村里不论谁家盖房，都是由生产队里负责到底，自家准备好需用的砖瓦、木料、黄贝草等。那么多的人干活，仅在上梁和完工时各管一顿饭，平时只买点烟，备些茶水。如果不是这样，象我们这样的家庭要建新房屋是非常困难的。

11月份拉回了黄贝草，接着就用十来天时间把土坯拉回来。老房子扒掉后，又把老土运到地里作肥料，12月14日正式动工。我到东边的贾庄进行联系，买了1千多块青砖作根基用，请了两位泥工师傅领着队里的人干。

墙头快垒平座时，父亲突发奇想，非要把房子建成“海青房”（房子的两头和后坡下端使用青瓦），说是盖一回房子不容易，要盖就盖个像样的，不能让人家笑话。

父亲办事一向是雷厉风行，他立马到邱洼找到本族的邱德照，借了3140片青瓦拉了回来。母亲一看瓦就拉了回来，盖“海青房”是有指望了。

当天夜里，父亲就与我商量，准备同我一起到张铺去买石灰，盖“海青房”不能没有石灰呀！我知道，且不说张铺离村里50里开外，就是过两条沙河，拉着架子车也是不容易的。但是，看着父亲信心满怀的样子，我不能说什么，只能配合。

于是，母亲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干粮，无非是烙了几张饼，再带上一些红薯和水。

12月22日天刚亮，我就与父亲启程了。路上，我与父亲交替拉架子车，一人坐在车子上休息。过了泌阳县城，走上了公路，我们就加快了速度。大约下午2点左右，出产石灰的张铺就到了。我与父亲也顾不上吃上一口干粮，赶快到出售石灰处交钱开票。

管理人员说：“下一窑的石灰到夜晚8点以后才能出炉，你们等不等啊？”

我们一下子呆住了！看来今天是回不去了。等吧，不等不行啊！

我与父亲找一处背风的地方蹲下，耐心地等待。你别说，这一会儿真知道什么是饿了，拿出干粮就大口吃起来。大冬天在外地啃干粮，真是别有一番滋味！父亲还风趣地说：“不吃苦中苦，难住海清屋！”

8点半左右，石灰出窑了，等待的人排起了队，按号接石灰。

“176号！”突然，叫到我们的号了，我与父亲兴高采烈，连忙起身去接石灰，三下五去二就把石灰装上了车，父亲二话不说拉起架子车就走。

所好的是，那天夜晚是月亮头。

一路上，不像去的时候父子两个轮番拉车，父亲强调我还年轻，力气还没有长出来，只让我在比较平坦的路上或是下坡路段拉一会儿。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总之，在公路上拉车子还算顺利，虽说跑路远有点累，但为了住“海清房”，吃点苦还是值得的。

过了泌阳县城，有一条大沙河。拉到河中间，说什么也拉不动了。我与父亲想尽了办法，就是拉不出去。

突然，父亲“命令”说：“分而歼之！”还是父亲经历的多。我们就把分装的四袋石灰一一抬出了河。

通过拉石灰我才知道，父亲不仅能干，而且充满了智慧。

第二天，我与父亲又到5里地之外的沙河里拉了几车沙子。这样以来，盖“三封一敞”的“海青”房子不成问题了。村上的人都说，这回老邱真的下本钱了！房子一直到1974年元旦那天才完工。

经过这次建房，我真正体会到了其中的难处。虽说队里人包干，但不是谁的事儿谁不操心哪！队里派的人只是一人管一工，多一点就不干，有的人只是混工分，很多杂活还得自己去干，各种材料的供应、各方面的照顾都得自己想到安排到。我也真正尝到了操心的滋味。

3千多块瓦百十块钱一直到1975年底才算还清。

  

12 尽心尽力搞宣传 全力以赴抓工作

任民师以来，除了修房请假之外，我把全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本来王塚离刘岗学校只有2里多路，无论白天夜晚、刮风下雨，我从来不迟到、不早退，甚至有病也不离开学校。

1974年春季开始，我在节目创作上下了不少功夫，因为宣传工作要紧跟形势，要紧跟就得迅速进行节目排练，没有现成的节目材料，自己不动手创作怎么办？

这个学期，我写了小戏曲、对口词、三句半、表演唱、舞蹈、三弦书、二夹弦、天津快板等各种形式的节目脚本以及曲剧、豫剧、越调等戏曲表演唱，写好词，谱上曲，按部就班地教唱，还培养了四个学生拉二胡。

每次演出，都是20多个节目不重样；公社搞汇演，每次还少不了拿个第一名。勤劳换来了荣誉，功夫赢得了光荣。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比较，发现不足，及时补救。

至于音乐课，虽然每周有18节课，每班只教一到两支歌曲就行了，费不了多大的功夫。每学期举行一次歌咏比赛，一次文艺汇演。通过这些活动，调动了学生参与文艺活动的积极性，不少学生要求加入文艺宣传队，教师也很支持宣传工作，当然这与当时的形势是密切联系的。

1974年秋季，大队也组织了文艺宣传队，由大队长徐兴田专抓。他与校长胡明亭商量，把我抽出学校一段时间，配合他抓宣传队。我的主要任务是改编剧本、教唱曲调、演奏大弦。

可以说，当时我在那个小天地里是一个“权威”，很多事情都听我的。

通过一个阶段的努力，年内排练了曲剧《柜台内外》等几个中型剧目，还有几个小演唱。

春节以后，在全大队进行了巡回演出，活跃了农村生活，深受群众欢迎。

1975年春天，由于种种原因，大队宣传队解散，我又回到了学校。

这两年，由于我抓了工分，家里欠队里的吃粮款少了，但是比起人家，吃粮还是低水平。

妹妹1975年初中毕业后，家里又多了一个抓工分的。这6口之家，有了3个抓分的，生活明显有了好转，外祖父母都很高兴。

外祖父已经80多岁，每天早晨他还是天一亮就起床，背着粪筐外出拾粪。上午，他拿着铲子到地里镪柴，下午用竹筢子拢在一起，装成挑子，等我放学后去担回家。一个夏天，积了柴草一大垛，别人都很羡慕。母亲更是勤劳，她一晌也不肯缺工，甚至有病还要坚持，除非不能再坚持了，才狠狠心去休息。

这一年，我们史无前例地不拿工分款了！全家都很高兴，欢欢乐乐地过了个春节。

学校工作有时也是非常忙乱的，上级的一些检查最能使下边搞形式主义，不少工作都是出于应付才搞的，可是不搞不行啊！上级会说你跟不上形势，或者说你思想上有问题。

所以，一般来说，下级都学会了应付的本领。那些年，我在领导的安排下干了不少应付的差事，比如，突击排练节目、写大幅标语、画漫画、帮助某些同志备课等。这样搞也真有效，从来都不落后。在这些日常事务中，我从来没有搞过的事情也搞了，不会做的事情也会做了，这真是“实践出真知”啊！

我没有少写毛笔字，特别是艺术字，出刊、写标语等凡是需要写大字的事儿都少不了我，大队里的这些事儿我也包了。所以，一有活动，我就成了大忙人，有时竟忙得不可开交！

有时我想，人家都说“艺多不压身”，可艺多也不养身哪！看看人家多么清闲，这是我自找的！但想到为集体做出的贡献，想到通过努力得到的荣誉，我又把这些杂念抛到九霄云外了。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国人民处于万分悲痛之中，大家都担心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我也整天陷入了沉思。

不久，“四人帮”被打到，举国上下万众欢腾，忧心忡忡的亿万人民眉开眼笑，十年动乱已经成为历史，党中央又率领人民奔向新的征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得到了进一步澄清，左的一套加以纠正，各项政策顺民心、合民意，各条战线生机盎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崭新景象。

在这大好形势下，大队又重新组织了文艺宣传队，还让我去进行辅导。这次宣传队的组建比较及时，在当时对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从1977年春到1978年春，一年时间排练了几十个大、中、小型节目，经常深入田间地头演出，在公社汇演时又得了第一名。

这次辅导宣传队，我只是在夜晚进行，白天继续在校上课，因为当时我在抓学校的组织纪律工作。整个学校只有一个校长，整天忙上忙下，有时还外出开会、检查、参观等，需要有一个人专抓具体工作，校长就让我承担了此项任务。

没有专职体育教师，早操由我领着上；晚自习需要抓好纪律，我进行检查；课间操、课外活动也需要查看……

为了有效地抓好纪律，我从各班挑选一名干部组成值周检查组，每天轮流对人数出勤、课堂纪律、室内外卫生等情况进行检查，每项按百分比计分，并列表当天公布，每周一总结，发放流动红旗。

这样以来，两三周之后学校面貌大有改观，竟连打架、骂人的都找不到了，大部分学生养成了自觉习惯，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在学习方面，各年级各班都是由我出题进行抽考，组织人员阅卷，评出先进，予以奖励，大大促进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领导和同志都非常满意，夸我有能力抓好学校全面工作，是一个校长的坯子。

  

13 忘不了“三转一响” 磨豆腐好友相帮

“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

就这“四大件”而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能全部都具备的不是“万元户”，就是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职工，一般的农户只有其一、二，甚至没有的占相当一部分，能解决温饱就不错了。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很有意思，记载着那个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记载着生活的时代烙印。

一、自行车

我是1974年当上的民办教师，学校里十几名教师只有一个人有自行车，那就是校长，他是公办教师，离家十几里路，没有自行车也不方便，况且车子已经很旧了。

说实话，别看我没有自行车，我还是很想学骑自行车。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大着胆子找到校长，要求他教我学骑自行车。校长很爽快，满口答应我立即到操场。我问：“怎么学才比较快呢？”校长就让我骑上车子，他在后边掌握住后座，要求我身子坐直，两眼朝前看，双手握好车把，脚要用力蹬。你别说，这还真是一条捷径。一会儿工夫，校长就放开了手，我就能独自转圈了。

1977年春节后，在县城建筑公司工作的姨家家老表骑着自行车来看望我的外祖父母，我可能是处于刚学自行车还不算会骑的状态吧，一看见自行车心里就直痒痒，心想，饭后我一定要求老表教教我。谁知道老表一吃罢饭就说夜晚家里有客需要招待，要及早赶回去做准备。

我的计划泡汤了！我推着自行车和母亲一起，一直把老表送到村外，进入到大路，我就试着往车子上骑，谁知两手不听脑子使唤，车把往左一歪，掉进了路边的水沟里，车子正好砸在我的身上。老表连忙将车子拉出来，我自己从水里出来，成了一个落汤鸡。我连忙说：“老表对不起，把你的车子也弄湿了。”老表笑了，“车子湿不要紧，你赶快回去换衣服吧，别感冒了。”

后来，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尽快买一辆自行车。可是，由于经济问题，这个心愿在任民师期间一直没有达成。

二、缝纫机

从我记事起，穿的粗布衣都是母亲手工做的，全村200多口人，到了1970年，也仅有在公社工作的老李家有一台“蜜蜂牌”缝纫机，全大队3000多口人也不会超过5台，而且都是国家干部和军官家庭。

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连当过十几年支部书记的家庭也没有缝纫机。谁家有了缝纫机，谁就是裁缝，会裁剪会缝纫，谁就是大能人，穿出的衣服就洋气。

1975年特大洪水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加上国家的救灾救济，经济上比过去宽裕了，村里有一家开始购买了缝纫机，学会了裁剪缝纫，减轻了做衣服的负担。

这时母亲坐不住了，想方设法加上借一些钱也买了一台“蜜蜂牌”。当新缝纫机抬到自家后，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赶紧找人安装好，昼夜不息地学习裁剪技术，学习缝纫，的确，做衣服节省了不少时间。

母亲的缝纫技术逐步提高，有几个邻居就为母亲想了一个点子：为村里人做衣服换工分，大家肯定欢迎。这真是一个好点子！母亲非常高兴，感谢邻居的大力支持。从此，去就承担起了为村里人做衣服的任务，也换了不少的工分。

三、手表

如果说自行车轮子转动是代步工具、缝纫机轮子转动是制衣工具的话，那么手表轮子的转动纯粹是掌握时间的工具。

一般来讲，像工人、教师、医生、军人、国家干部这些从事的工作时间性都很强，戴手表掌握时间是很有必要的；作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完全看天气种庄稼，有没有手表都无关紧要。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农民，在社会新潮的推动下，在青年人谈恋爱、结婚时，也赶时髦，女方或男孩子也非要“三转一响”不可，不然，有的人就觉得结婚寒酸，父母不大方。即使借钱欠债买了手表，他们会为了显摆，整天把手表戴在手脖里，当地土话叫“烧包”。

社会上对这类爱显摆的人自画像是：“镶金牙的爱呲牙大笑，戴手表的爱捋胳膊，戴眼镜的爱檫镜片取下再戴上，骑自行车的爱撒把（双手不扶车把）”。

我家买手表也是瓜熟蒂落，顺其自然。我是家中第一个先戴手表的。1983年，我和妻结婚后只买了辆自行车，没钱买手表，妻见我天天按闹钟上下班不能准确地掌握时间，就让我先买一块电子表，两年之后买了一块“春兰”牌机械手表。直至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了手机之后，我算彻底告别了手表，一机在身，应有尽有，我把再戴手表看成是累赘。而弟弟戴手表都是90年代以后的事了， 那时手表在乡下也普及了，戴手表就像现在每人都拥有手机一样，仅仅是看时间的一种工具而已，不再是当年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四、收音机

我在上小学时，记得语文课本上就有一篇课文是猜谜语，谜面是“一间小房，开个小窗，电灯一亮，说说唱唱”。谜底是什么！全班几十个同学都猜不着，只有我知道，站起胆怯地答道：“收音机”！老师当场表扬我答的对，问我怎么猜到的，我说在我家后边邻居李叔叔家见过，那是一个像小房子似的半导体收音机，有只小喇叭对着听众，用手一拧电源开关，里面的小点灯就亮了，再拧调谐开关，就会发出声音，有说话，有唱歌唱戏。

从那时起，我做梦就梦见自己家也有那样的收音机，能听歌听戏，又能听小说讲故事，听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多方便呀！后来，家家户户安了广播小喇叭，每天早中晚三次固定的时间里广播新闻、唱戏唱歌，也有儿童节目，可爱听啦，感觉可神奇。可是，自从见了收音机后，更是向往自家也有一部，随时随地都可听，通过长中短三个波段，想听哪个节目都行，小喇叭哪能和它相提并论呢？

在文革时期，收音机里爱播唱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海港》《龙江颂》和革命交响音乐《白毛女》等八个革命样板戏，也正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学生时代，小喇叭和收音机及农村放电影是那个年代农村人获得精神食粮的三种渠道。小喇叭天天有，但节目、时间都是固定的，多年来一成不变；乡村电影再爱看，可是最多一年一个大队放几场，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强烈精神需求；唯一灵活而日夜都可收听播放的收音机，还很短缺，卖价较贵，还费干电池，那时连温饱都没解决，挣一分钱想掰成两半花的年代，哪有谁还愿意满足你的精神文化需求呢？

所以，到了1978年底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农民手里慢慢有钱了，在不断解决物质需求的同时，解决精神需求的问题才提上议事日程。所以，我家第一部收音机是像有两块砖大的“红灯牌”晶体管收音机，音量大，音质好，中波段，成为一家人的最爱。尤其是母亲爱听豫剧和曲剧，每逢戏曲节目是她的专场，我爱听新闻联播和歌曲。

后来，我花16块钱买了一部袖珍收音机，成为我的随身携带的宝贝，一有空就听，边吃饭边听；睡在床上，收音机天天伴我入眠。5号干电池换得勤，连卖电池的营业员都嫌我用的费。我给自己算笔账，我一生不吸烟，拿买烟的钱用于买电池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值！

可是好景不长，一个亲戚见了后看中了，用他手工做成的四把小木椅硬是跟我强行换走了，当时他比我还小两岁，也是爱好，就是买不起，那我就只好割爱成全他吧。从那以后，工作越来越忙，我先后又买了几部袖珍收音机，结果都没有我和首部的感情深，再也没有达到如胶似漆、如痴如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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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中，我对歌谣中的“二十五，磨豆腐” 最感兴趣。小时候，农村的生活比较困苦，除了萝卜、白菜和一些地里的野菜，就没有其它的好菜了。村里有一个豆腐坊，想吃豆腐了，就自己动手去磨。所以，豆腐就成了我家的家常菜。

因为外祖父爱吃豆腐，我也就养成了吃豆腐的习惯。用外祖父的话说，豆腐是“价格又便宜，养料又丰富”。除了豆腐，吃豆腐渣也是也是一种美味的享受，记得小时候吃过豆渣饼子，越嚼越多，越嚼越香。

我们老家泌阳县还有除夕以前吃豆腐渣的风俗。究其原因，是当地传说灶王上天汇报后，玉帝会下界查访，看各家各户是否如灶王所奏的那样，于是各家各户就吃豆腐渣以表示清苦，瞒过玉皇的惩罚。传说归传说，吃豆腐渣实则是古代生产力低下，没有那么多好吃的，同时也是先民勤俭节约美德的写照。

从小到大，我在外祖父家住的时间较多。除了平时吃豆腐，过年时豆腐也是一道主菜。外祖父每年春节前都要事先联系豆腐坊，提前做好准备，到了二十五准时去磨豆腐。后来外祖父年纪大了，这个任务就由我来完成。

我记忆最清晰的是1977年的春节前磨豆腐的事儿。外祖父对我说：“我年纪大了，身子不听使唤了，今后你就去磨豆腐吧。”那时，我已经担任民办教师两年了，这种事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难事儿，我就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并于小年那天就联系好了磨豆腐的地方（那时村里已经没有豆腐坊了）。

外祖父说，十斤黄豆，最少能出35斤豆腐，磨好了能出四十斤，并交代了用水泡黄豆的做法。按照外祖父的交代，在二十四夜晚，我就开始做准备工作，筛选了上好的黄豆十斤，泡在了一个大盆子里，半夜里还起来换一次水。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着泡好的黄豆到三里地外的小刘岗村去磨豆腐。

小刘岗有我的同学崔蛟义，崔义东，好友崔义战等。

我一到村，他们几个已经在豆腐坊里等候多时了，并已做好了各种准备。

那时候，农家磨豆腐还是用驴子拉磨，磨出豆渣浆，按一定的比例进行稀释，把稀释好的豆渣浆倒入专门制作的白布的网兜中，用力反复地摇动，一直摇到不滴水为止。这样，挤出来的就是豆浆。然后倒入锅内加热至沸腾，再把烧好的豆浆移动的一个大水缸里，好友义战就开始用石膏点豆腐了。

有句话叫做“一物降一物，石膏点豆腐”。点豆腐是一个技术活儿，在整个点豆腐过程中，义战表现出了他的特别技能，只见他左手往缸里有分寸地倒卤水，右手握住一个长把儿大勺不停地在缸里有顺序地搅动……最后，义战拿一个大锅盖盖住了水缸，说是让它“滋润滋润”。

十分钟后，义战打开了锅盖让大家看——豆腐脑形成了！蛟义连忙拿出事先准备的饭碗，盛出豆腐脑让大家都尝一尝。

接下来就是压制豆腐。义战他们把豆腐脑盛入压制豆腐的容器内，然后再压上两块大石头进行沥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没有水流出来了，就可以打开了，白白嫩嫩的豆腐就形成了！

面对几个小时的劳动成果，大家都很高兴。在整个磨豆腐过程中，活儿都是同学、好友干的，他们说什么也不让我动手，我好像只是一个观摩者。

做完豆腐，已是下午两点，他们又邀我到家里吃了饭。休息了一会儿，蛟义、义战非要把豆腐给我送到家，盛情难却，我只好答应让他们送豆腐。这使我非常感动，至今铭记于心。

  

14 媒妁之言定亲事 女方刁难不忍辱

1978年过后，邱群章到王塚给我说媒。

邱群章是王塚南面5里地之外到齐洼村人，会一手阉猪娃的技术，经常出入在在周围村庄。我小时候在邱洼时，他就不断到我家里，也会拉几下弦子，还能哼哼几句，他管父亲叫哥，我就叫叔。

这个人生性硬直，与其哥嫂不和，经常生气，所以在外面的时候多一些。他看我已经20岁出头了，还没有定亲，就和母亲商量起来。

这两年，母亲也多次向我提起订婚之事，我只是强调家里条件不好，年龄还不算大，等等再说。

做母亲的只是为儿子着想，20岁出头，恐怕不好找对象，因为农村的孩子都是20岁左右就定亲。农村的女方要钱厉害，那时没有三五百、七八百办不成事儿。

经群章这么一说，母亲就心动了，要他操个心，瞅个合适的日子让女方来家里看。

女方的父亲是群章小时候的同学，互相都很了解，他也相信群章的话。群章说，他家不过分要钱，见面礼一百，订婚压二百，再撕三四身衣裳就行了。

我一听说，就表态不同意，我们出不起这钱。群章就反复强调，社会上就是这样，谁家要媳妇不花钱呢？有些人家放着钱还没处花哩！

是啊！村里有一家娶媳妇已经花了700多块了，女方还是不满足，硬逼着男方再拿300块才能结婚。

形势就是这样，一两个人怎能抗得住？母亲就硬着头皮答应了。

群章又专门找我谈了情况，说女方叫小Z，小学四年级也没有读完，就在家照看弟妹，有一手好针线活，地里活也不差，有力气，特别强调咱这个家，缺少干活的，需要这样一个媳妇。

说心里话，没有文化、只能在地里干活的人，绝不是我追求的对象，可是母亲为了我的事终日操劳，省吃俭用，眼下已经凑了一些钱，专门为我办事，我怎好忍心推辞？母亲生怕我这个老大打了光棍，在背地里多次劝我：“不要讲什么文化了，庄稼人只要能干，比什么都好，订了婚，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就算落地了！”我只是默默地点头称是。

农历二月十六，群章领着小Z和她的干姐到了我家。这第一次见面，我只和小Z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看来她对我还比较满意，因为群章已经把情况告诉了她；再说，她舅舅就在北面的李庄，什么情况都可以打听。

我当时很矛盾，只见一次面就能订婚吗？这是一辈子的事啊！小Z给我的印象是很直爽，不客气，很像一个能干的人，至于其他方面就一无所知了。同意吧，心里确实难受；不同意吧，母亲更会难过。为了母亲，我把心一横，就答应了。临走，母亲给小Z了100块钱，还有两身衣服（只是布料，下同）。

过了几天，群章带来了信儿，说是农历三月初六“过八字”，要准备好200块钱和4身衣服，再加一些香皂、毛巾之类。我心里很不愉快，可母亲却很高兴，因为这是儿子的婚姻大事啊！

那天，群章领着女方的人来了，有小Z的父亲和舅舅；我们也找来了同村的大队支书（与小Z的舅舅很要好）和我的一个姨夫，请了一位厨师，做了一桌菜。

吃罢酒席，寒暄了一阵，群章就把事先准备好的钱和衣服摆在桌子上，还一样样进行了清点，然后用一块新红布包裹起来，交给了小Z的父亲。女方为了表示一下“意思”，把一个 ”红包”交给了母亲，也算是来而有往吧（后来才知道里面只有20元钱）。

我看着摆在桌子上的衣服和钱，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这就是“婚姻”的基础？要不是怕惹母亲生气，我死活都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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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家乡，农历六月六是农家的一个节气，一般都要去“叫客”，有的叫姑姑，有的叫姨娘，有的叫未过门的媳妇。母亲也准备了几个钱，还有一件衣服，叫来了小Z，过了节气就回家了。

春节之前，母亲非让我给小Z家送去几十斤高粱，因为她家里没有种高粱，只种玉米，所以对高粱面很稀罕。初次到小Z家，对我还算热情，为我改善了生活，一家人坐在跟前谈天说地，表现出很诚恳的样子。

但是，那只是来而不往，吃罢饭我就两手空空回到了家里。母亲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我只是叹气：“男人是不是都这样下作呀！”

母亲听出了我的意思，就连忙劝我说：“不要在乎那点儿东西，男方都是这样。”

1979年春，小Z为了找小黑豆来我家一趟，从黄豆中捡出了一些。这次与她的单独谈话中，表白了她的内心世界。

首先，她谈到这辈子的理想是找一个有能力、有志气的人，能说、能干、能办事，自己跟着享一辈子福；

其次，虽然认为我这个人可以，但嫌庄上的地太赖，黄土岗地，泥巴对人怪亲，水井离家太远等等；

其三，说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到她家去，有点看不起人。

还谈到为什么不到李庄去看望她舅舅，是不是看不起她舅舅等等。

对于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我一一作答，说得她闭口无言。我还半玩笑地对她说：“如果你真嫌我们的条件不好，还是嫌我不近人情，现在退亲还不算晚！”

一句话呛得她不知所措，一句话也没有说。虽说那些话有玩笑之意，但对我们今后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

5月份，东陈庄公社有物资交流大会，因为没有钱，全家人谁都不去赶会。

一天中午，我放学后回到家里，母亲正在厨房做饭，告诉我小Z来了，可能是让我陪她去赶会。

我到堂屋一看，她正在床上躺着。我就招呼一声：“来客了！”她一动也没动。我又说：“啊！是贵客呀！架子真大！”

这时，她一翻身坐起来，开口就问：“明天到陈庄赶会去吧？”

这话出自我的意料，我也不感到突然，回口就答：“又不是星期天，我哪有你这么随便！”

这可惹了她，她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我说：“你说去不去吧！”

我说：“去如何，不去又如何？”

她更火了：“我不给你玩洋，要去明天就去，舍不得花钱你就不去！”

哎呀！这样的话怎能说出口呢！好像我欠了她很多债似的。

我也不示弱：“想去，你随便去，我没有时间作陪，当然也没有钱！”

这下可好了，惹得她动了高腔：“一年多了，我穿您家了几件衣服？趁有会买点便宜东西，也为结婚准备准备，谁知道你连一分钱也舍不得花，谁还给你结婚！”

好嘛，这真够人受的！我勉强压住心中的火气，想看看她的口气到底有多大：“这样吧，结婚你准备要多少钱、多少东西，请当面讲明白吧！”

她还挺实在：“那好，咱说明白，二百块钱，四身衣裳，先说好，不要凡尔丁、的良！”

一句话说得我火冒三丈，“你给我住口！你想欺负我，找错门了！你算什么人？县委书记还穿劳动布哩，你竟敢说不要凡尔丁、的良！这些东西我们一家连一件都没有穿过，去照照镜子，看看你那样子，亏你还戴着团徽，真给年轻人丢脸！我也给你说清楚，从今天起，一分钱、一件衣服也没有，我就是打光棍也给你说不了好话！你好自为之吧！”

这一番话不当紧，小Z把头低下去了，一句话没有接，眼泪似黄豆般一颗颗滚落下来。

我看到这情景，就乘胜攻击：“为人要讲道德，讲良心。一年多来我家给你家的东西有多少你心里有数，难道我们就不过日子了？为了你还得卖房子不成？不要太不像话了，要叫公道，打个颠倒。都是一个人，谁离了谁都能过。一个庄稼人，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行。如今我家正处于困难时期，你这样紧逼，我到哪里去弄钱？少不了还让母亲作难。实话说，我的事今后不让母亲操心了，根据我的能力和家庭情况，该咋办就咋办！反正这个家现在就是这个穷样子，你如果觉得心里难受，请及早说话！”说罢，我大步走出房门，挑起水桶担水去了。

担水回来，小Z正在厨房强装笑脸帮助母亲做饭。我看那个架势，她是不想让母亲知道这事，我也就若无其事地干着其它事情。吃饭时，小Z坐在桌旁表情不够自然，只是端着碗喝稀饭，不拿馍，不吃菜。母亲见状，让她吃馍吃菜，她只是应付着，并不吃。

我几口吃过饭，对母亲说：“我该走了！”

母亲说：“慌啥？咋就吃这么几口？”

我说：“快打预备铃了！”说罢，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出院子，径直向学校走去。

下午放学后回到家里，母亲就是一顿埋怨：“你们两个咋了？她连一口馍都没有吃，你走后他也要走，我拉都拉不住。”

我说：“这个人不识好歹，口出狂言，我忍受不了，说她了几句。”

母亲说：“我让你忍住，不要说急话，你咋就不听啊！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几百块钱都给她了，哪还在乎这几件衣服哇！”

我说：“母亲你别管，现在咱也没有钱，总不能再去借钱吧！不理她那一套，我就不信，离了她就打光棍了！”

母亲拧不过我，只是摇头叹气，“真是闹僵了，人家要说退亲，我可受不了哇！”我赶忙安慰母亲：“不要紧，她不敢说那话的。就是退，她也少不了咱一分钱！”

小Z走后的第四天中午，我放学后回到家里，只见小Z的母亲和媒人群章坐在东屋里，我打过招呼，就赶忙到厨房问母亲。

母亲非常不高兴，“看看，你惹出了麻烦，她妈找到群章，问你要钱来了！”

我说：“你不要管，我自能应付他们。”

我走到东屋，搬个凳子坐下，问候了几句就扯上了正题。

Z母说：“敏啊！这妮子的嘴不好，惹你生气了，你不要放在心上，结婚的事咱商量商量吧。”

我说：“要说气，我倒没什么，恐怕小Z回去后要大气一场吧！”

Z母说：“她回家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睡在床上不吃饭，三天了都是这样，我们再三追问，她才说明情况，您两个人吵几句嘴能算多大的事？哎！都怨这妮子的嘴不好。”

我看她并没有对我说些什么，态度还可以，心想可能就是找我商量事情的，就心平气和地又把吵架的事叙述了一番。Z母和群众叔只是低头听着，不时地叹口气。

说完经过，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今天当着群章叔的面，咱把情况说明白，免得以后再生气。结婚是场大事，根据我家的条件和小Z的思想情况，先给您弄100块钱，随我意再撕几身衣裳，其它嫁妆我积极准备。您家愿意陪送多少是多少，我没有任何要求。”

Z母说：“那您也得准备棉花呀！”

我说：“那当然了，我们准备套几床被子，棉花是少不了的。”

群章叔接道：“你得给她家弄两双被套的棉花，过门后还是带到咱家。”

我一听是这个意思，就表明了态度：“娘家陪送也要根据自己的条件，能陪送多少是多少，让我为你们的陪送准备棉花，这我不干！”

只见Z母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连忙掏出手绢去擦。

投降了！这人哪，都是软的捏，硬的怯，让她流点眼泪也好。

群章叔只是在一旁吸烟，我知道，他那张嘴实在是不顶用，只是反复说：“这孩子咋恁不听话！”

匆匆吃过午饭，我就去学校了。下午放学后来听母亲说，他们也没有办法，等消消气以后再来商量婚事。

  

15 工分问题添烦恼 心中有气怨领导

一、工分年代

我出生的年代是人民公社时期，就是“生产队、大集体”的年代，农村形成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管理模式，现在的村那时是一个生产大队，小的自然村划分为一个生产小队，较大的自然村要划分出2-3个生产小队，像我所在的村子，划分出了2个生产小队，生产小队是最小的生产单位。那时的农村早已实行了工分制，也就是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每天早晨、上午、下午，生产队长都要安排农活，社员出工干活。到了晚上，记工员按出工时间或按劳动量给每个劳动力一一记工分，每个社员都有一个“记工本”。最后逐月累计，交由生产队会计核算，家家户户便可按所得的工分进行粮、钱分配。不过，那时分配的收入是极低的，每天的劳动日值也就是1毛多钱。记得有一年队里到年底分现金时，有一户劳动力多，全年一合算，应得99元多，队长征求全体社员意见，不差这一元钱了，给他凑足100元，对他是一个鼓励，对社员是一种带动，对外是一种名声，听起来也好听。那个年代，全年全家挣了100元，就在2000多口人的大队中出了名，原以为这家弟兄们多，不好找媳妇，这时的媒人都抢着来登门。

那时同一生产队里的社员工分也不一样，而且不固定，而是以集体评议的方式决定每人每天应得多少工分。评议的依据，主要看每人在劳动中的长期表现和现实劳动量，其次，还要看性别、年龄、劳动能力等方面，最后，生产队长全面衡量，评定每个社员的工分。我们小队是每年评定一次。我记忆最深的，男劳力最高的是10分，上了年纪或劳动能力弱的评8-9分，女劳力最高8分，学生一般5分到6分。我在初中时，就评到了全队中学生最高的工分6分，曾引起了大多学生尤其是年龄比我大的学生的羡慕，我评定了高工分，干活高姿态，干活热情也更高，专拣脏活累活干，有时跟男正劳力比着干。评高工分这件事使我高兴了一阵子，更重要的是记忆了半辈子。

二、当临时记工员

回忆起记工分来，我想起了当过一段临时记工员的事。那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放了秋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天晚上，生产队开会评定工分和讨论记工分的问题，大多社员都参加了会，现在忘记什么原因，我也参加了会。记得当时会议讨论得异常热烈，竞争的很激烈，互不相让，好不容易评定下了工分，又开始讨论记工分问题，让记工员公布了这半年以来的工分情况。待公布结束后，大伙议论纷纷，普遍反映记工员没别人干活多，却比别人工分高，有的竟公开提出要换记工员。有人提出让我先干着，理由是，身份是学生，这样记工分公平，等假期已过，也就物色好人选了，到那时再重选记工员。队长性格豪爽，听了大家的意见后，略一思量，就决定让我先干着。我那时心里也没底数，队长让干就干着吧，也就半推半就地应承下来。回家后，我就高兴地对母亲说：队里让我先当临时记工员。母亲高兴地说：“让你当，你就当吧，可能看着你有点文化。”我那时有点不解，生产队里这么多社员，为什么偏要我这个学生当记工员？后来才渐渐明白过来，可能正因为我是学生，少了些个人恩怨和私利，加之那时有文化的社员少，一时还物色不出来，我这个在读初中生，还算有点文化，才让我先当着。这不，我也就当了临时记工员。

我当了临时记工员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工分的重要，也体谅到了社员对工分的重视。真是：“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社员的每一分都牵动着我的心，我也真正为全体社员记好了工分，直至干到放完秋假，虽是当的临时记工员，但那段记工分的经历让我永远忘不了。

三、工分问题添烦恼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当上民师以后，工分问题给我增添了许多烦恼。

生产队外抽人员，都是按本大队人口均摊的。

当时，我们生产队已经出了6个人，其中有大队民兵营长、营业员、接生员、医生各1人，民办教师2人，这本来就超出了2人，可大队又让1人进校当了民师，这样以来，生产队干部有些生气，气没处使，就该我们倒霉了。他们改原来每天开支我们8分为6分（劳动力10分），连妇女劳动力也赶不上了（妇女劳动力8分），我们都很生气，但谁也不出头说话。

生产队长老C，因营长、营业员、接生员都是自己家的人，虽不满意这样定工分，但他又不敢怎么说。所有外出人员个个都是柔软无能，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忍心受屈。

生产队副队长老W扬言：“就这够多的了，不愿意干可以回来嘛！”会计老H更是随声附和，就连6分也不想给。我这脾气实在忍受不了。

一天中午后，全队劳动力都到西地锄地，我去学校正好走在这块地的中间。我看老W刚扎上锄，就走到他跟前，想与他商量一下工分的事情。

打过招呼之后，我便蹲在地下，和声细语地说：“三舅，我们也是大劳动力呀，给6分是不是有点少了，能不能再研究一下，往上涨一涨。”

老W说：“这是队委会研究定好的，谁也当不了这个家。咱队出这么多人，需要多少工分往上添哪！实在嫌少了可以回来嘛！”

哎呀！还是这句话！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三舅，说话不要太逞强了！回来！回来！你就会说回来！为啥不找大队干部好好商量一下，把气放在我们身上，良心就能过得去？”

这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身上，有的还围拢过来听热闹。我看是该发议论的时候了，便提高了嗓门：“各位老少爷们！我们民办教师是上级任命的，我们也得指望工分吃饭，每天只给6分，连个妇女劳力都不如，让我们怎么受得了？如果反过来，让三舅的儿子去当民师，恐怕给8分他也不依！自己没那本事，光想阻拦人家出去，动不动就让人家回来，恐怕他也当不了这个家吧！”

这时老W的儿子小W听不顺眼了，便凑过来嚷嚷：“给6分嫌少，再吵吵一分也不给你，你告去吧！”

我看小W口吐狂言，火往一处使，劲打一处来：“小W，你有什么本事？就会说大话！论干活我也比你三两个！”

众劳力都哄地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1978年暑假因为队长有病，经社员推荐、大队支书决定，让我当了两个月的临时生产队长，干活是响当当的，而小W是个不中用的蠢才，平时只会吹大话，干活两个不顶一个。

小W一看大伙笑了，便一蹦一蹦地到我跟前指手画脚地说：“你有本事是你的，你飞到天边俺也不管，可就不给你劳力分，有本事不要队里工分才好呢，吃商品粮去吧！”

我也火了：“不要欺人太甚！老子就是要争这口气，借你吉言，商品粮我是吃定了，你等着瞧吧！”

有几个人看我气得很，就催我赶快到学校去，劝我不要跟这个无用之人争吵，争吵也无用。

我到学校之后，把发生的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表示要在支部会上提出，让大队好好研究一下。

从此，我肚子里的气无处发，只是在工作之余拼命地读书、写字、弹琴、拉弦子。

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脱离这个受气之地，我决不能在刘岗呆一辈子！我想到了任民师以来的乐趣与苦恼，想到了人生道路上的平坦与曲折。在我周围与我同时代的人中，业务、技术方面我都是出众的，为什么只能在这小小的刘岗呆着？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如果我也上了高中，我还可以报考大学，可是，都愿领导让我留校任教……

我心里矛盾极了，竟又埋怨起领导来了。仔细想来，这些领导也该埋怨。

毕业后第二年，接兵部队一到，就找到我谈心，了解我的情况，想让我到部队去。老杜排长还亲自到我家，让我给他演奏了我会的各种乐器，他表示非让我到部队去不可，去了就到师部文工团。政审、目测、体检、透视都过了关，马上就要穿军装了，可是狠心的大队、学校领导硬是死拉住不让我去，说什么我一走学校就塌了天。老杜排长也没有办法。

毕业后第三年，驻马店军分区来了两位领导，也想让我去从事文艺工作，还是大队、学校的领导拉住我不放！是他们害了我！误了我的青春和前途！我应该埋怨他们。

可是，这些都已经成了过去，埋怨又有何用？只有一条路：努力搞好本职工作，刻苦钻研业务技术。

我打定主意之后，买来了有关音乐理论方面的书籍和文学常识书籍，在工作之余攻读。心想，只要脑子里装着东西，手上有技术，就不愁无用武之地。

我把我想伺机出走的念头告诉了母亲，她表示坚决支持：“指望谁也不行啊！只有靠你自己了。”

  

16 胡校长高考指路 勤复习立誓考学

1979年5月中旬，赊湾公社文教组召开了一个校长会，校长胡明亭开会回来找到我，首先对我这两年的工作情况表示满意，然后向我透露了一个好消息：

“士敏，你想不想考学？”

这突然的问话使我张口结舌。

“真的！高考制度恢复两年了，今年招生数量不小，你就报名试试吧！”

“我，一个初中生，敢去试吗？”

胡校长说：“你可以报考音乐专业，今年汝南师范音乐班招30人，有你这样的基础，为啥不敢试呢？”

这时，我的脑子才转过弯来，仔细品品味，“嗯，是啊！报考音乐专业还是可以试试的。胡校长，何时报名？”

胡校长哈哈大笑起来，“士敏，事先没有同你商量，我替你做了个主，已经给你报上名了！”

“啊！真的？胡校长，只要你认为我行，我就争争这口气，象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人，除了走这条路，决无别路可走。多年想离开这个刘岗，可就是没人给我指路哇！胡校长，如能成功，永世不忘指路之恩！”

胡校长笑了，他满有把握地说：“士敏，像你这样年龄的人，比得上你的并不多。你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你是满有希望的！”接着，他又把具体事项详细地交代了一番。

这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难入睡。当了6年民办教师，就是因为这个“民”字，小Z三番五次地要钱要衣服，生产队嫌队里出去的人多压低工分……这次如果成功了，这个“民”字就丢掉了，我也就不要你那工分了，我就真的去吃商品粮了！

我越想越多，婚姻矛盾、工分烦恼充满了我的脑海。我又想到了这个穷苦的家庭，想到了至今为还账还在四处奔波的父亲，想到了终日辛劳的外祖父母和母亲，想到了初中毕业就失学在家干活挣工分的妹妹……

这个家如果不出一个争气的人，还是整天老老实实地扒在地里，以后还免不了受人欺负。

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万万不能错过！

我警告自己：一定要有勇气参加这次考试，考上学让周围的人看看，让少给我工分的人看看，让整天向我要钱要衣服的小Z看看，我士敏是一个有志气的人！

第二天早晨回到家里，我就把报名参加高考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并没有表示出兴奋，只是严肃而又怀疑地说：“这是一件好事，可是你没有上过高中，怎能敢报考大学？”

我解释说：“校长说只要相当于高中文化水平就行，我虽然没有上高中，可我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比那些高中生强多了！你看那些高中生一个个都在家里呆着，谁敢去报考？我决心已定，一定要争这口气，不辜负您多年来对我的培养教育！”母亲这才露出了笑容，表示坚决支持我这次报考。

报考音乐专业，需要在高考之前专门加试音乐。

据胡校长说，加试音乐是很重要的，音乐过了关才有参加高考的资格。

究竟加试些什么呢？这个谁也不清楚。对此，我仔细地进行了分析，认为音乐加试不过是音乐理论、音乐基础、乐器演奏、表演、歌唱之类，只要在这些方面有重点地下功夫，就有希望被录取。

此时离加试时间还有半个月，对于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而只靠自己摸索的我来说，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

我首先定了一个计划，安排了复习时间：歌唱方面，选择了歌曲、戏曲4支（段），早晨练习；器乐方面，如风琴、曲胡、二胡、板胡、京胡、笛子等，每样都选择一支曲子进行练习；读谱视唱方面，选择有一定难度的曲子进行练习；音乐理论方面，重点掌握一般音乐常识，专门在夜晚攻读。

这些天里，我很少回家，吃住都在学校，这样能够保证时间复习。

6月1日，放了麦假，当民师的自然要回去参加队里麦收。我回到家里给队长请了假，说明了原因，队长欣然同意。我又在学校苦练了3天，6月4日，我就赴驻马店参加音乐加试了。

  

17 驻马店音乐加试 多项目考场应对

客车奔驰在驻南公路上。这是我20多年来第二次出远门，心里快活极了！汽车过了板桥水库，进入了柏油路段，行驶平稳，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第一次出远门——那还是1972年的事。我作为学生代表到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去参观——那是动乱的年月啊！马振扶中学的张玉琴同学，由于中了“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只懂造反，不知学习，老师劝导不听，反而跳湖自尽。

此事惊动了“伟大的旗手”，她派两个心腹到唐河处理此事，树立了这个黑典型，把该校的校长、公社的书记等一一打进了监牢，提拔张玉琴之父公社管委会主任，又为张家盖了三间大瓦房。

我也曾站在张玉琴的墓碑前在心里发问：她有什么功劳？一个无所作为的女孩子还值得这样大树特树！不学习倒成了英雄。如今，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些“英雄”恐怕就没有市场了吧！

想到这里，我庆幸自己有主见，无论你怎么乱，我学习我的，有文化、有技术的人早晚会有用。想不到，父亲带回一把弦子，竟给我指了一条艺术之路，如今能够参加音乐加试，应该归功于父亲的熏陶引导和这把弦子。

三个小时过去了，汽车在驻马店汽车站停了下来。由于我是初次到驻马店，地理环境特别生疏，只得处处询问别人。音乐加试不是一天就能结束的，必须得找个熟人，找个落脚的地方，我就找到了在驻马店电厂工作的同学宗喜，我说明来意后他很高兴，让我安心住下，他先替我打探一下消息。

第二天上午，我和宗喜一同到报名处，拿出学校的证明信付上5角报名费，很顺利地报了名。按照规定，加试在7号进行，地点在地委党校。

7号早饭后，宗喜用自行车带我去考场。到了党校大院，宗喜交代了一番，就骑车回去上班了。

我先是站在大门口向里看，那些穿着花花绿绿的女青年和留住长发、装束时髦的男青年，三五成群，奔走相告，想必是在准备应试。

我漫步走向楼下的排练厅，左右一看，啊！两厢的走廊里、楼梯旁、四下的角落里，无处不站满了人，有的在练唱，有的在演奏，有的在表演，有的在看书，那种忙碌的景象顿时让人变得紧张起来。

“620号！”突然，一个响亮的声音从楼梯上传下来。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掂起二胡快步走上楼去。

原来，两个考场都设在二楼，第一考场为单号，第二考场为双号，按报名号依次进行单个加试。我又掏出来准考证，认准了报名号是“701”，心想还早呢，就又到排练厅看热闹。

排练厅里聚集着很多人，其中有三四个人正在搞“二胡齐奏”，我听了一阵，觉得参加这次加试的人中，确实有一些音乐才子，自己真不敢与他们相比，看样子，人家的条件都比我好。

你看吧，人家三五成群怎么恁熟悉呢？我只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过去说话吧，人家都在抓紧练功准备考试。就单说这穿着吧，像我这样土里土气的就很难找，况且长得又不起眼，谁能看得起自己呢？

干脆，就蹲在一个墙角里，等待着应试算了。

这一会儿，我心里真像打碎了五味瓶，感到特别不是滋味。

看看那几百名参加应试的男女青年，各个精神愉快，心情舒畅；

听听那些歌声、琴声、欢笑声、祝贺声，都好像是对我的嘲笑！

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也想考取音乐专业学校？我不敢多想，迅速地站起身来朝院子里走去。

此时已经11点多了，太阳像一盆火，加上我心里急躁，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

大门口有几棵大树，有一些人在那里乘凉。树叶好像是蜡做的，缀在树枝上一动也不动。

高空的云彩，就像图画上的一样，固定在一个地方。再往远处看，全城大小烟囱冒出来的黑烟，也好像凝固在天空中，好久也不散开。

我索性走到大门外，在马路上兜了几圈，又折回来，重新走到楼下。

“嘟儿……”只听一声哨音响，楼梯上出现一个人，他宣布：“今天上午加试就此结束，下午两点半继续加试！”

“轰……”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噪杂吵嚷之声，拥挤着走出了大门。

我也跟着人群往外走，随口问一个男同志：“同志，进行到哪一号了？”“695号。”

走出大门之后，只听人群中三三两两地议论开了：“视唱太难了，我第一关就没有过去！”

“哎！危险，平时准备好好的，怎么一上场就忘了！”

“……”

听他们的议论，好像没有几个考好的，我的心也就跟着凉了。难道加试净出难题吗？再难也能会一部分哪！事到如今也无法准备了，听天由命吧，考个啥样是啥样。

我把心一横，大步向电厂走去。

宗喜问起加试情况，我就把上午的情况和我的心情告诉了他。

宗喜说：“不要心焦，要沉住气。你不要看那些人穿的光，没有几个真正有本事的。凭你的功夫，临场再沉着一点，让技术充分发挥出来，保证没有问题！”

宗喜这几句话真有效，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心情好多了。

我愉快地吃了饭，特意找到本大队贾庄村在驻马店四中任教的老乡贾爱琴，叙说了来意之后，她非常高兴，表示坚决支持。正巧，她说与她同室的音乐教师李老师也在考场工作，她可以向李老师介绍一下，让她也给予支持。

爱琴办公室里还有一架风琴、一把二胡，我就抓住这仅有的一点时间练起来。因两点半还要加试，我就辞别了爱琴，借了二胡，快步向考场走去。

赤日当空，天气如火一般炎热，大地上的一切，几乎被这可畏的夏日所困，唯有幸运的知了躲在树荫里，得意洋洋地唱着“知了之歌”。

不知为什么，这时的我突然心情开朗起来，不知是宗喜的话在起作用，还是见到老乡的兴奋，尽管我是汗流浃背，但我心里非常高兴。我买了三个冰棍，边走边吃，闷气一下子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到了加试地点，看到应试的人们正在做进场准备，我也从思想上做好了准备。

“701号——”我正在想着什么，突然听到叫的是我的号，我就赶忙掂起二胡，带着仅有的几本曲谱，大步走向二楼。

第一考场门前有个年过半百的老同志作引，把我引进了考场。

一进门，考场上那严肃的气氛、主监考老师的面孔、室内的陈设都迅速地在我的眼睛里转了一圈，我在中间站定，等待老师问话。

“你叫邱士敏？”

“是的。”

“多大岁数？”

“虚岁24。”

“几年教龄？”

“5年了。”

“啊！”主考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站了起来，“谈谈你的简历。”

“17岁初中毕业，因爱好音乐，能识谱，会演奏几种乐器，留母校任教至今。”

“好！这是个有实际经验的！”主考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那你为什么只带一把二胡？”

“二胡是我从四中老乡那里借的，我不认识别的人，其它的乐器借不来。”

“你都会什么乐器？”

“风琴、板胡、二胡、曲胡、京胡、笛子、秦琴等。”

主考一听，点点头说：“好，这些我都给你记住，你先拉拉二胡吧。”

那位老同志搬过来一把凳子，让我坐下拉琴，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曲子拉了一遍。

主考又让我到一个桌子上抽纸条。原来，纸条上都写着视唱练习曲，分三个层次摆开。第一种是比较简单的曲子，识谱水平较差的也能够通过；第二种是有点难度的曲子，识谱能力较好的才能通过；第三种是难度较大的曲子，什么倚音、三连音、切分音，什么八分音符和十六分、三十二分音符的组合，还有符点、休止符等，没有一定的视唱能力，这个关是过不去的。

有意思的是，这三类纸条都有很多张，自愿抽，抽着哪一张就念哪一张。我比较顺利的过了这三关。

下一步该演唱了，我就按要求先唱歌，唱了一支《我为祖国献石油》，接着唱戏曲，唱的是豫剧《朝阳沟》选段“新一代要寄壮志汗洒高山”。

这一段是我早就准备好了的得意唱段，所以一点儿也不紧张。老师定了调子，让我唱D调，不伴奏，我就神态自若地站在考场正中唱了起来。

我在唱中观察到，主考老师脸上的表情是满意的，他还不住地和另外两位老师点头示意。

唱罢，主考又询问我还会什么，意思是要我把全部本领都亮亮相。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表示没有了。

忽然，主考又站起身来问道：“你会不会鼓簧？”

我说：“会一些。”

他连忙又问：“豫剧的慢板怎么打？”

“多落。”

“曲剧的阳调怎么打？”

“衣打打。”

“好！这一条我也给你记住。”

说着，主考就在本子上写下了什么。

我忽然想起来带来的自己创作的歌曲和为戏曲记的曲谱，便拿出来对主考说：“这是我近两年创作的歌曲和为戏曲记的曲谱，请您过目。”

主考接过看了看说：“好，这一条我也给你记住。”

主考又转身对两个监考说：“就到这里吧。”两个监考点了点头，

主考就示意让我退场，我收拾起二胡和曲谱本子，快步走出了考场。

走到楼下，我又坐在了原来的地方。心里那块砖虽落在了地下，但好像又添上了什么东西。

我发现，进考场的人时间都很短，有个别人连一分钟不到就出来了。难道他们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怎么参加音乐加试？

我琢磨着，思索着，掂量着，回忆着：我在考场上至少有10分钟，该说的都说了，该答的都答了。该唱的也唱了，该做的都做了，难道他们连一个关都过不去？

哎！还想这些干什么？我忽然站起身来，掂起东西就走。走吧，等到9号那天再看榜吧，只要榜上有名，还能参加9号下午的复试，要是没名啊，那可就完了。

我也不敢往下多想，急匆匆地赶回了电厂。

  

18 心忐忑市局看榜 被初选专业复试

6月9号，一大早我就吃了饭，登上车子快速到地区教育局门口去看榜。

我到地点时，人已经很多了，把教育局门口给围得严严实实的。等待看榜的人并非全是考生，有的是家长，有的是同学，有的是兄妹，有的是亲戚。众人小声议论着，互相默默地看着，不时地向教育局大门口张望。

8点到了，从院内走出两个人，抬着一个大木牌，上面贴着写有黄字的大红纸。是的！榜出来了！众人一起拥向木牌。

我把车子锁好放在一旁，也向人群中挤去。

这时，人们都不说话了，只是争先恐后地看榜。榜上写有上下6行名字，每行15人，共是90人，这是通过第一次加试从中挑选出来的。

我虽说心情有些紧张，但还是从头至尾地看起榜来。

看到第三行，突然，“邱士敏”三个字出现了！

我不由瞪大了眼睛，仅仅盯着这三个字。

是真的吗？片刻，我又从头看去，又一次看到这三个字时，我的目光只是在这三个字上反复地移动……

是的！是真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摆在那儿，还会有假？！

我不禁闭上了眼睛，倒咽了一口唾液，揪住的心终于放下了。

啊！有复试的希望了！功夫没有白下，成功不会亏待人的！

我挤出了人群，回到了车子旁。

我发现，一旁有几个考生在啼哭，还有一些人在劝解。我明白，这是他们榜上无名，心里难过啊！看她们，一个个花枝招展，非常时髦，为啥没有被取上？是缺少知识啊！可怜的同伴们，为啥不把功夫花到学习上呢？现在悔之晚矣！

我又发现，一边也有一些貌不惊人、老实巴交的考生在那里愉快地议论着。是的，他们应该高兴，这是他们努力奋斗的结果！

正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头自能分假真!

榜上有名了，我心里美滋滋的。我骑着车子在街上逛了一阵，又到火车站和几处繁华的街道看了看。首次到驻马店，因为心在考试上，还没有顾得上看街景，这会儿应该看一看了。

中午，宗喜为了对我表示祝贺，还特意做了几个好菜，让我痛痛快快地吃一顿，好参加下午的复试。

我说：“宗喜，复试肯定有难度，从90个人中取38人……”

没等我说完，宗喜把手一摆说：“不要多想，吃饱了饭保准打胜仗！”

我一看他那神情，不由得笑了。我知道，在考前，有人给鼓劲是千金难买的！我下定决心，要努力通过复试这一关！

下午2点40分，我骑车到实验小学参加复试。

考场设在两个教室里，每场45个人。我所在的考场，还是第一次加试时的那位主考，正精神饱满地站在门口等待考生进场。我把车子锁到一边，快步进场一看，大部分考生都到了。

按规定，3点整开始考试，考生们都坐在座位上耐心地等待着。

“铛铛……”上课铃响了，主考快步走上讲台，宣布了考场纪律，介绍了复试的基本内容和办法。

原来，复试只是要考察一下考生的听音记谱能力。每人发了事先印好的有“报名号”、“姓名”等字样的厚白纸，让考生进行听音记谱。我一听是复试这些内容，心里不由得高兴起来。

几年来，我在听音记谱上花了很大功夫，平时一有空，就听收音机，有好的歌曲、好的戏曲选段，我都把谱子和词记下来，然后进行教唱，光记谱用的稿纸就有一大捆！想不到今天派上用场了！

由于心情比较好，加上有一定的听音记谱能力，我自信这次的听音记谱成绩不会差。

记谱开始了。先是记单音：主考先给一个基本音“1”，然后，不论五度、六度，还是八度、十度，只管弹琴让考生记。一共记了10个单音。我只记得音阶的跳度都很大，记不清都是哪几个音了。

第二步是记旋律。主考选的是一个有6句旋律的小曲子，先弹奏了一遍，然后他弹一句，考生记一句，要求只记不能哼出声。我觉得这个曲子我记得很顺利，又非常准确，就连休止符、顿音等一些符号都没有记错，我很快交了卷。

复试一结束，我也顾不得考生们的各种议论，反正自己心里有数，就骑着车子急忙赶回电厂。

晚饭时，我把复试情况向宗喜作了汇报，宗喜听了非常高兴。

我又告诉宗喜第二天回家的想法，宗喜不同意，“考试完了，心里静了，可要好好地玩两天再走。”

我强调了家里麦收很忙，马上又要开学，还要上课等情况，他才勉强同意让我走。

  

19 二十天积极准备 尽全力参加高考

音乐加试完毕回到家里，麦子已经收完，学校也开了学。

周围的人看我参加考试回来了，都相继找到我问长问短。

1979年是恢复高考第三年，我还是我们大队第一个正式参加高考的人——推荐上学的不算——看我们的农村有多么落后！

我也只能把考试的情况如实地介绍给他们，凭他们随便猜想和议论。

但是，我对母亲和胡校长的说法就不同了，我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明我考得不错，被录取的希望很大，让他们尽管放心，他们听了非常满意。我又把下一步迎接高考的想法谈了一下，他们表示坚决支持，并尽可能地提供方便。

离高考还有20多天时间，对于我这个没有进过一天高中大门的考生来说，心里确实不踏实。

在驻马店复试后，主考老师明确规表示：“回去安心复习，准备参加高考，我们只要政治、语文两科的成绩！”亏得是考这两科，虽说是无底深潭，但伸缩性很大，自己还算有些基础吧。

在完成每周的18节音乐课教学任务之外，我就挤时间进行复习。所谓复习，就是胡校长给我找了一本政治复习资料，有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一些问题解答，别的再无任何资料了。

至于语文，胡校长说：“你只能凭你的基础，再多看一些书，抽空再写一些文章练练笔就行了。”

我也想，语文基础知识非常重要，再进一步钻研一下，巩固一下。我就抓紧这20多天的时间看了不少书，弄懂了不少原来不懂的东西，心里踏实多了。

在复习期间，听到不少议论，很多人说我考上学是定局了——这当然包含着希望；

也有一些在一起不错的人不断地对我进行鼓励：要发奋努力，不可大意！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舆论与猜想都不是现实，要想实现美好的愿望，不付出一定的努力是绝对不行的！

我虽然只是考一个中专，但在家乡的土地上，方圆十里八里、三二十里还没有一个啊！

如果成功了，将会出现一个舆论高潮；

不成功，也将会出现一个舆论高潮。

这两个高潮是绝然不同的——前者能把你吹得神乎其神，后者能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一切我非常明白。所以，复习又增添了动力。在你感到紧张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考期到了。

7月6日上午，我带着大家的希望，特别是带着母亲的重托，到泌阳县城参加高考去了。

到了泌阳城，我先在西关表姨（外婆妹妹的女儿）家住了下来。正巧，表姨家的四儿子天生也参加高考。下午，我询问了考场情况，原来我们的考点就设在表姨家东边的城关一小，加试体音美的考生都在一个考场。

表姨及其全家对我非常关心，精心为我安排了伙食和住处，还不断询问我的准备情况和考试情况。

上午到泌阳，下午就下雨，考试期间大雨不断，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坐在考场里总算是不会汗流浃背了，情绪上也好多了。

这次考试，整体上说是比较顺利的。

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三个小时的时间足足够用——不过量是很大的。因为当时我的古文功底较差，没有把题做好——古文部分30分。语文知识题做的都不错。作文是改写，把一篇通讯改写成记叙文《陈伊玲的故事》。记叙文我本来就有些基础，加上天气凉快，心情也好，觉得写得比较理想。

下场之后，我对分数估计了一下，能考到65分左右。

我向表姨讲了这些情况，她很高兴，也问起自己的儿子：“你考得怎么样？”

天生说：“我不知道怎样，反正我都做了。”

“都做了也都对了吗？”表姨有些生气了。她知道，连自己的考试情况也不能进行正确评价，看来他是有些糊涂的。

一般说来，考试后，都能对自己的成绩大致估计一下，不会相差很远。就那些题，哪些肯定会，哪些会一部分，哪些全不会，哪些认不准，哪些题答得非常好等等，自己心里是有数的。天生不能估计自己的成绩，说明他心中无数。

本来，加试音乐时主考说明只要政治、语文两科的成绩，但我为了考查一下自己各方面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参加考试了数学、历史、地理几科——这几科从来没有复习过，数学全是高中知识，我是一点不会；历史、地理有一半题能做对。

在整个考试过程中，我感到我尽到了最大努力，发挥了正常的水平，没有后悔之感。

考试结束后，我辞别了表姨及其全家老少，兴奋地回到了家乡。

  

20 好友县城探榜讯 母亲喜接通知书

1979年7月15日，学校放了暑假，公社文化站、教育辅导站通知我去公社辅导文艺宣传队，排练几个中型节目，时间暂定一个月。

暑假里，农村是有不少活儿的，我集中两天时间干了一些主要的活儿，就到公社报到了。

公社组织的文艺宣传队，人员是从各大队抽去的，各方面的人才都有，其中还有本大队的贾文章（民师）、贾万群，文化站站长王明典也参加了排练，组织者是任守轩老师。

我一到公社，其他成员都已经到齐，角色已经分配，剧本已经分发。任老师对我说：“你的任务是先看剧本，然后进行唱腔设计，再教唱调门。”

我看过剧本，利用3天半的时间设计了唱腔，谱完了曲谱，紧接着就分别进行教唱。

到底是各大队的人才，他们学得真快，我没有下多大的功夫，就基本完成了教唱任务。

整个排练期间，我负责乐队，拉主弦，兼讲剧情和人物感情。

排练工作是紧张的，尽管天气炎热，条件又差，但每个人都能按时上下班，情绪之高、干劲之大是没有料到的。半个月功夫，两个剧目都排练好了。随后，又排练了古装戏《断桥》和一些曲艺节目，公社领导通过验收十分满意，肯定了成绩，提出了问题，指示了改进意见，表扬了宣传队的全体同志，又特别对我所起的作用进行了高度评价。

20多天过去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高考情况，总是不断进行打听。

一天，忽然弟弟士龙找到了我，说是考试分数下来了，在赊湾中学。弟弟就在那个学校上高中，他领着我找到了有关同志，查看了考试分数：政治57分，语文64.5分，加在一起是121.5分。

啊！我的估计是对的，各科与我估计的分数只差三两分！这个分数是不显眼的！我不免又有些失望之感。

转眼又想，他们都考得怎样呢？眼前摆着这么多考生的分数，但我不能与他们相比，我是定向考汝师的，可他们没有目标啊！给谁比呢？整个赊湾公社就我一个人报考汝师音乐班，虽然泌阳县城和其它公社有报考者，向他们打听分数又有什么用呢？

我又坚定了信念：我的分数只要在同类考生中占个一般，就有被录取的可能！

这些日子里，我心里总是想着录取问题，或多或少在情绪上有些变化。王明典是个聪明人，他为人热情、开朗，有什么话都直说。一天晚饭后，他叫着我：“士敏，走，到南边玩玩去！”

我正想散步解闷，就与他到南边菜园地里逛开了。

明典开口就说：“我看你这两天有啥事儿，不是太高兴。”

我说：“没有别的事情，只是高考问题。”

明典问：“你参加高考了？”

“嗯，今天就8月27号了，还没有音信，眼看着大学、中专都录取好几批了，难道我……”

“哎，不要慌嘛！你报的那个学校？”

“汝师。”

明典好像有把握地说：“汝师是咱本地区的，最后一批通知，你不要急，恐怕就在9月上旬。我当是你有思想病呢！放心吧老弟，满有把握，我心里有数，像你这样的不走，谁还能走？”

说完，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竟得意地笑了。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9月1日开学了，可因排练工作还没有结束，公社暂不让我回学校，又坚持了10来天。

9月13日完成任务后，王明典对我说：“你今天上午把杂事处理完先不要走，听说中专最后一批的录取榜已经下来了，我到泌阳去一趟看看，下午3点左右回来。”

我说：“好，麻烦你去一趟吧。”

明典去得快回得疾，两点半就赶回了赊湾，一进门就报喜：“士敏，恭喜你！榜上有名了！”

我赶忙问：“你记着报考号没有？”

“怎么没记住，54830，对不对？”

我听了这话，简直要跳起来，一把握住明典的手，只说了声“谢谢你，明典兄！”

明典把头一歪，“谢我干什么呀，这是你的成绩，以后不要忘了这一个多月的交道！”明典为我带回了佳音，我真是高兴万分，慌忙与任老师和同志们告别，带着行李，大踏步向家乡走去。

“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话一点也不假，10里地的路程，不到50分钟就到家了。

一进门，只见外祖母和母亲正在包饺子。

我问：“家里来客人了？”

母亲笑着回答：“刚到。”

我急问：“谁？在哪？”

母亲风趣地说：“我的儿，中专生！在我跟前！”

啊！母亲怎么也知道了？我赶忙放下行李，坐下来包饺子。

母亲说：“上午我进城看了榜，回来的路上又碰上了万群，说你下午回来，这不，包这饺子是为你贺喜的！”

外祖母在一旁也插上话了：“想不到我的外甥有这个本事，我真高兴啊！”她咯咯地笑起来，面片擀得更快了。我把上午明典专门进城看榜一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也把她看榜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

母亲又问：“啥时候发通知书？”

我说：“最近几天。”

“拿到通知书才算事哪！”

母亲就是这样，事情非得有个水落石出她才放心。

9月15日上午，邮递员送来了录取通知书。当时，邮递员把通知书拿在手里，询问我家的住处，村头几个人一问，知道了我被录取的情况，慌忙与邮递员一起来到我家。邮递员向我交代了一番就走了。

这可喜坏了庄上的老少爷们，他们争先恐后地看着通知书，不时发出啧啧地赞叹声：

“嗯，到底不埋没人才呀！上级真有眼！”

“那时我就说，士敏保准中，不出我料嘛！”

“咱这庄上总算是有出头的人了！”

“士敏算是给咱庄上争光了！”

“……”

七嘴八舌，议论不休。我看到大家在为我高兴，便请到他们屋里坐。

我说：“老少爷们，我今天能够被录取，感谢大家对我和我的家庭的经常关心和帮助！今后我远去学习，还有劳大家多多帮助！”

众人简直是异口同声地说：“你放心地去上学吧，我们不叫你母亲作难！”

我对大家一再表示感谢，他们因还要下地干活，就三三两两地走了。

众人走后，我又仔细看了一遍通知书的内容。“邱士敏，你已被我校录取，请于十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来校报到。河南省汝南师范学校，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另外还有泌阳县公安局一封介绍信，让考生到当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和户粮关系。

母亲在地里听说来了录取通知书，也慌忙回到家里，拿着通知书看了又看，舍不得放下，最后说了一声：“是真的了，我心里的这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外祖父母见了通知书，高兴得都合不拢嘴了，只是呵呵地笑。

他们都好像是年轻了20岁，走起路来也不慢腾腾的了，干起活来分外利落。

午饭后，全家老少围在一起谈论，忽然，母亲流出了眼泪。

我知道，这是母亲高兴时想起了往事。

母亲深沉地出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敏啊！多少年来，我们忍受着痛苦，再困难，我也决心让你上学，还有你妹、你弟，你们真是让我作了不少难啊！今天，你总算熬出了头，可不能忘记了我们的苦处啊！”

母亲说着又擦了一把眼泪，“你妹初中毕业了，也就算了；士龙今后要好好向你哥学习，不要怕上学吃苦，有苦才会有甜啊！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只求你也能考上个中专。”

弟弟马上答道：“妈，请您放心，最差我也能考上个中专！”母亲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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