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论孝

孔子论孝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制走向灭亡，封建制逐步确立的时期。随着宗法奴隶制的日趋瓦解，“礼崩乐坏”。而当时的孔子认为要稳定社会秩序，必先稳定家庭，如果不树立父母家长的权威，就无法达到家庭的稳定，进而也就无法稳定社会。所以，孔子提倡“孝”。孔子对西周的“孝”进行了继承发展改造和创新具体如下：

1、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孔子认为孝敬父母要真心实意，如单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要“敬”，是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藉。《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敬”是孝道的精神本质。

2、把行孝与守礼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孝道的精神本质是“敬”，那么如何表达出这种“敬”呢？这就是：行为要符合礼，而孔子则直接将此看作是孝，《论语·为政》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无论父母生前或死后，都应按照礼的规定来行孝。

3、把“孝”与“悌”结合起来。《论语》中多次以孝悌连用，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悌：敬兄，而敬兄长的实质，则是要求人们将家庭血亲中的等级推广到社会关系中去，所谓“出则弟”就是这个意思，它主要表现的是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

4、提出“几谏”的原则。孔子认为，父母若有错，子女可以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劝谏，以免陷父母于不义，这就是他所说的“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几谏”的原则兼顾到孝敬与社会群体利益这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民主精神。

5、孔子为传统孝道的合理性找到了人性的根基，解决了孝道存在的哲学前提——仁。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人，仁不仅是孝的人性根源，而且是孝要努力实现的终极目标。仁是人行为的最高准则，是一种普遍原则，要实现这一原则，必须有一个近的入手处，这就是孝。《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总之，孔子提出的孝实际上是一种家庭伦理，这就使孝从宗族伦理转化为家庭伦理。

孟子论孝

一般认为，孔门以曾子最能传孝道，而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孟子又是就学于子思的门人，所以孟子对孝的重视程度也自然超过了其他儒者。他对孝道的继承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提出性善论，进一步完善儒家孝道的哲学基础。

孟子接受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人都能达到“仁”的主观因素，“人人皆可为尧舜”，从而提出人的本质是性善的理论。人性是天赋的，孝的善德当然也是天赋的，人人都是生而具备的。

2、亲亲原则的建立，使孝悌成为五伦的核心。

“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事亲、尊亲成了人最高的道德表现。正因为孝成了人生最高的 道德，所以孟子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意思是：“不孝有三种“。

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这五伦中，孟子认为父子、君臣两伦最重要，“仁之实，事亲是也；父之实，从兄是也” 《孟子·离娄上》，孝悌成了五伦的 中心，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离娄上》，“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 《孟子·滕文公下》，都将孝悌作为德性的最高表现。因此，孟子所最为推崇的圣人是尧舜，“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总之，孟子将孝悌作为伦理道德的中心，是对孔子孝悌合一的思想的直接继承与发展。使孝道进一步政治化。

孝治是孟子为君主设计的一种理想境界，他不厌其烦的向梁惠王反复宣扬孝治，“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使儒家孝道进一步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曾子论孝

在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中，曾子可以说是儒家孝理论的集大曾子成者。孔门中曾子不仅以其孝著称，而且在孝道理论方面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曾子思想以孝为核心，开创了儒家的孝治派。具体如下：

1、对孝道的全面泛化。

孝在孔子那里仅是一种对父母的敬爱的伦理意识，而曾子将孝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使其成为道德的总和，天经地义的原则。曾子说：“民之本教曰孝。。。。。。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义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礼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在传统的儒家中，仁义忠信礼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而曾子将这些内容都和孝联系在一起，认为讲求仁爱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体现仁爱；讲求仁义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掌握适宜的程度；讲求忠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真正合乎忠的要求；讲求信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合乎真正的信实；讲求礼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对礼有真正的体会；讲求强大的人，只有通过孝道才能真正表现出坚强。在这里，孝完全统摄了一切社会准则，是一切高尚品行的内在依据，是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曾子还说：“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曾子认为孝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将孝置于至尊的地位。这样，孝已经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永恒的命题，是人类社会一切领域的终极法则。

将孝道与忠君联系为一体。

曾子认为：“忠”可以是作为家庭伦理观念的孝的组成部分，而与血缘关系密切相关的孝又适用于事君，成为政治原则。“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在这里，表示忠君的忠已成为孝的一部分，不忠君就是不孝，这就意味着在曾子的理论中，忠已经被纳入孝的范畴，孝所使用的对象由子女对父母的孝已经变成社会中的人对于君主的忠诚。

2、强调实践孝道与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曾子认为，提高修养的方法，在于孝的实践与内心的反省，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参悟，不断地开阔心灵的领域。这便是曾子突出强调的“吾日三省吾身”，讲求用内心的反省来检验自己的举止是否合乎道德的原则。

荀子论孝

荀子并不以孝道而著名，由于他坚持性恶论的人性说，其思想以“隆礼”为核心荀子，因此，他把孝道仅仅看做表现家庭伦理的一般道德。但其论孝言论中的君重于父的观点却影响深远。

《孝经》

《孝经》是儒家关于孝道的专论，其思想全面完备，把孝的地位与作用推到极致，成为儒家极其重要的经典，它是对孔、曾、孟孝道思想的全面继承发展，标志着儒家孝道理论创造的完成。在以后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是对上述孝道理论的社会、政治方面的实践，而很少有理论的创新，最多是修修补补而已。

《孝经》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其作者有说是孔子、曾子、曾子的门人所作，至今无定论。

《孝经》思想的主题或最大特点是孝的泛化、政治化，甚至神秘化。《孝经》将以孝治天下描绘成一副诱人的图景，“先王又治理德之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经·开宗明义》.指出，假若能够以孝治天下，便会得到“万国之欢心”、“百姓之欢心”、达到“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的地步。一部《孝经》，不足两千字，却多次讲到“治”、“顺”，行孝道，就能“治天下”“顺天下”。

《孝经·开宗明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它十分明确地将行孝与“事君”结合在一起，把“事亲”与“事君”混同起来，“事君”成了孝道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这是孝进一步政治化的表现。

《孝经》把孝分为“五等之孝”，“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分五章讨论，体现了孝道的不同层次。

《孝经》还有一些独特的内容，用刑罚来维护孝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孝经·五刑》认为不孝之人与要挟君主者和非议圣人者一样，都是大乱的祸根。

总之，《孝经》作为儒家专论孝道的一部经典，以其孝道理论的全面性、浓厚的政治化色彩，使儒家的孝道理论创造达到了顶峰。

秦以武力统一六国之后，一反西周奴隶制下的礼乐文明，在统治思想上推行法家学说，企图以法的精神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其结果却导致了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很快走向了灭亡之路。西汉统治者总结秦亡的教训，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酝酿，终于选择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同时兼采各家思想的适用部分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其中“以孝治天下”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孝就被纳入封建道德体系中，开始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这时的孝已越出了家庭伦理的范围，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贯通性、统领性的道德意识。

西汉以后，封建孝道并无太大变化。从孝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孝经历了从祭祀祖先的宗教伦理到家庭伦理，再到政治伦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孝观念的内容在不断蜕变，其中的合理因素愈来愈少、消极因素被引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