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中石先生谈什么是书法艺术

       我们经常说“书法”，但对于“书法”的词义却未必清楚，欧阳先生认为:
       书法是关于中国汉字书写的一门学问。以这门书写汉字的学问为基础，在这门学问的指导下写出来的很规范的作品，就叫书法作品，而不能说，写出一张字来就叫做书法。
       因此，对于怎么样书，怎么样写，就必须去研究。因为中国的文化，就是凭靠着中国的汉字，凭靠着中国人去写、去书这些汉字来承传的，离开了汉字的书写，就没法谈到中国的文化。所以，我们应该学会从书法艺术里来吸取、理解中国的文化。
       中国书法是关于中国汉字书写的一门学问，在这门学问的指导下写出的作品，当然就是一种文化的结晶，是艺术作品。汉字记录了人们认识事物的成果，更以其如图似画般的形象、各具意态的笔画、多种形式的交叉组合、各种方式的间架结构、变化多端的字形，自然地形成了翰光晶莹、典雅深邃的书法艺术。古代的先民为了把思想记录下来并传之久远而创造了汉字，在长时期汉字书写的实践中，逐渐地、自然地形成了全民共同的书写要求，这种要求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社会的约定，而这个约定可以说是一种法则或一种法度，因此，中国的书法艺术就是合乎汉字书写法度要求的一门艺术。
       我们还应该理解到，书法艺术不仅仅是只供人们欣赏的一种纯粹的艺术品，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还有一种极其重要的因素，推动着、促进着它的发展，这便是书写在实际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关于“书法艺术”的实用需求，欧阳先生曾有如下之说:
       书法艺术起源于实用需求。先民在文字未创之前，就有在陶雄等日常器物上刻画记符的喜好。最初只是为了铭器记事或纹饰器物。这些写实性的或抽象性的图形符号，最终演变为成熟的文字，与先民对点画的情有独钟和寓于其中的内涵分不开。
       衬器物的制作者和使用者而言，物什上的刻画描绘，除实用的目的外，希冀其美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任何点画的形态，点画与点画之间的交叉照应，都需要书刻者的用.‘琢磨，才能显得美观。久而久之，陶淬了中华民族时文字特有的美感意识。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书法逐渐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一种艺术样式。朝廷庙堂、山野茅舍，或者是鼎弃尊爵、石鼓栏拙，都有文字作装点美饰。特别是依山随势，直接书丹而雕凿之字，或径大盈丈、擘窠逾尺，或如拳合寸，不一而足，这种摩崖艺术可仰瞻俯瞰，可对视针觑，尤其于日光掩映间观之，或于云霭慕雨中赏之，皆成天趣。凡此种种，无不折射出书法艺术的灵彩。
       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地名的标志，或者是斋馆的名号，或者是器物的款识，或者为了纪念盛典隆仪，或者为了记载善事义举，或者为了表彰英雄乡贤，或者为了奉祀祖宗先哲，再有志异寓言，以及遣情寄意，甚至是迷信的祈硕，向往的祝愿等等，也都需要借助文字得以传达、实现。可见，书法艺术假文字、民俗之舟样，已成为一种生活文化的艺术，它深入人心，无往而不在，无处不受到社会的珍爱。在祖国广裘的疆土上，大至名山胜景的摩崖、刻石，丰碑巨揭，天朝郡国的钟鼎彝器，庙宇殿堂的抱柱楹联、门相匾额，小至居间垂挂的“中堂”、“时联”、“条幅”等等，书法艺术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随时随地呈现出独特的魅力。毫不夸张地说，中华大地是荟革法书(可尊为楷模、供人攀习的书法作品)的天然博物馆。可以展现书法艺术的所在愈多，说明其适用领域愈广，发展的潜能也愈深厚。因此，一方面，书法艺术点缀了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正是丰富多彩的生活，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书法艺术既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又能赏心悦目，自然便有了兴运行时的契机。在封建社会，写得一手好字，是入仕进阶的“敲门砖”。从汉       全称《司隶校尉健为杨君颂》。汉建和二年(148)刻，在陕西省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22行，行30余字不等。拓片高207厘米，宽182厘米。1971年凿迁移至陕西汉中市博物馆.它和《西狭颂》、《阁颂》合称“三颂”。此颂有篆书的笔法，隶书的结体，行书的笔意，古人称之为“汉人极作”。杨守敬《平碑记》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也有人认为它是汉隶中的草书.它的洒落自然，纵横劲拔，天真烂漫，飘逸新奇之凤姿，确有不同一般的特色.此颂是汉代大型摩崖之一，虽然笔画较细，但因削瘦而深沉有力，结体开阔悠肆，仍然显得气势饱满神韵硫荡。

       泰山中路右侧有一斜面夭然巨石河床，面积约3000平方米，自东南到西北刻有《金刚经》经文，左边有“瀑经石”三个大字。远远望去，半山成屏，满布经文，洋洋洒洒，很是壮观。摩崖刻石，逾斗大字，此经当为第二.无作者姓名及刻石年月。据考应在隋前，或当在北齐。
       《纪泰山铭》，唐开元十四年(726)刻，是泰山上的一通摩崖，为唐玄宗封禅泰山后所制。铭文刻干泰山岱顶大观峰崖壁上。摩崖通高1320厘米，宽530厘米，共24行，行51字，现存1008字。李隆基撰文并书，相传燕许修其辞，韩史润其笔。摩崖形制壮观，字大七八寸，虽然有些小变汉法，但其飞动之势极得窗翔凤舞出于云表之趣，雄强而未流于俗态，颇不易得。此铭坐北面南，再加字底描金，迎日当光，闪闪熠熠，煞是气派。
       西汉五凤二年(前56)六月四日刻。金明昌二年(1191)出土于山东曲阜孔庙太子钓鱼池，现藏于曲阜孔庙。字体为隶书，3行，前2行行4字，末行5字。拓片高27厘米，宽27厘米。方溶益藏拓。
       隶书，东魏夭平二年(535)四月八日立。首题“中岳禽阳寺碑铭序尸，额题“瀚阳寺伦统碑”。原立于河南登封篙阳观，唐高宗麟德元年(664)移至登封会善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又移立于寺西之戒坛。38行，行28字。额篆书阳文，2行，行3字。拓片高167厘米，宽110厘米。
       铸干西周早期，铭文字体为金文.清道光年向(1820一1830)出土于陕西那县礼村。经宋瑞卿、刘喜海、左宗棠、潘祖荫等人收藏，1951年潘氏后人将鼎献出，原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移入中国历史博物馆。19行，计286字。器物拓轴纸芯高178厘米，宽93.5厘米.铭文拓轴纸芯高37厘米，宽40厘米。其字浑厚古朴，结构严谨，绝无荒率随意之处，极富书写的笔意，而又有凝熏、饱满的肃穆气息·其中偶见粗重笔画，充分地表现了苍劲古重的金石气韵。
       崇政殿是清太宗皇太极日常处理政务的地方，殿内设有讲究的宝座。宝座在殿的中间，下为木制台座，座上又立“凸’字形凉亭式的堂陛。堂陛前有两根据柱，各盘有一条木雕金龙。堂陛中央是皇帝的御座和屏风。堂陛的操枯上布满木雕装饰并有抱柱楹联。
代起，书法即作为选官的初级栓核标准，至唐代则跃升为最高一级的锉选依据，足见其影响之深广。另一方面，书法艺术又凭借着政治制度的强力推助而得到全面的普及，进而形成全社会重视书法艺术、崇慕书法艺术的普遍心理。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书写，周朝以书为教，汉朝以书取仕，晋朝设置书学博士，唐代更是把书法置于教育、取仕及官制之中，除在高等学府办书学外，其他学习儒经的学生也要“学书日纸一幅”。贞观年间，还专门成立了“弘文馆”，招收学生，由著名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等执教，以宫中珍藏法书为范本，学习楷法。“楷法遒美”便是唐代选拔人材的四条标准之一，为此，不难想象当时朝里朝外学习书法的盛况。
       于是，书家本天承运，群向往之，朝有国师、野有乡贤、地有民家，“崎呕碑揭之间，辛苦笔砚之役”。者更是层出不穷，人人都参与其间。这种深蕴在广大群众之中的潜在的文化素养正显示了一种天然的传统以及民族凝聚力的无形魂魄，这正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千百年来，我国人民已将书法艺术视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象征，不仅如此，在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凡是汉字有影响的地方，都存在钦慕书艺的风尚。由此可见，中国的书法确实是世界艺苑中的一株奇葩，它焕发着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光彩。
       “实用”和“求美”是书法艺术构成的两大因素，在把握了这两大因素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书法艺术的沿革在历史上有清晰的脉络可寻。从甲骨文到籀文，从籀文到小篆,从小篆到分隶，从分隶到正楷，以至于章草,汉简、今草、行书，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魏晋的翰札到南北朝的碑刻，从魏碑到隋书，从隋书到唐楷;从唐的尚法到宋的尚意，从宋的尚意到元的复古，从元的复古到明的以行草为主，从明的以行草为主到清的篆隶，也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欧阳先生强调:
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从质朴到成熟，从成熟到完美，从完美到突出一个特点，从这个特点到另一个特点，从一个点到一条线，从一条线到一个面，再从一个面到一个点，如是转个不停地前进着。其中有一个必然的规律，即每一步的转动都是向着一个更高的顶点攀登。当它超越了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起点时，其他的点又在向它行进超越。这种追逐的轨迹，簇连成一个整体倾向，构成了历史的正统。

       欧阳先生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书法艺术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从点、线、面三者之间的运转，揭示出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和书法艺术的灵魂，阐明了书法艺术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真谛。
       然而，汉字的书写之所以成为艺术创造，远远不只是一种图案的组合，并非把一些不可想象、不成字、不成文的笔道拼摆起来，就能成为书法艺术。毫无疑问，书法艺术，写的必须是汉字，而且字与字之间必须能连属成文，能表达一定的含义。由此看来，只有在汉字自身的艺术素质基础上做更多的琢磨、探讨，向更深的心境寻问消息，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