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沿海各地盛销一种面饼，味略咸，表皮光滑，中间有个小孔，人们叫它“光饼”。据说这种光饼，是为戚继光打倭寇而制成的。
　　原来，当年倭寇猖獗，行迹不定，忽而蜂拥登陆，忽而呼啸而去，还不时黑夜偷袭，杀人放火。戚继光率领义兵追杀捕剿，兵贵神速，对埋锅造饭，总嫌拖延时间的问题，总想不出办法。
　　有一次，戚继光行军到达慈溪龙山东门外，有一个老农献上许多中间有个小孔，外边放芝麻的咸饼，以作慰劳。并且说：“别看这饼光光的，它可以用绳子穿着带在身边，饿时撕下，就可充饥。”戚继光连声称赞说：“老伯伯，你想得真周到，真要谢谢你了。有了这光饼，以后行军不会再耽误时间了。”
　　消息传开，各地百姓都争先做光饼献给军队，“光饼”的名称便从此流传了下来。因为这种饼略带咸味，有的地方又叫它“咸光饼”。
　　“光饼”的故事告诉我们，戚继光抗倭的故事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托煎饼之名而进入了他们的生活。由此可见戚继光对百姓生活的影响。
　　作为一代名将，戚继光有很多作为，只是因为他领导的抗倭战争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历史，这个功绩就掩藏了他的其他功绩，尽管它们也很重要。
　　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出身将门，从小就立志疆场，保国卫民，曾挥笔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名句。17岁时，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25岁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全省沿海防御倭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久，东南沿海的倭患大起。戚继光被调到倭患严重的浙江任都司佥书，不久升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
　　蹂躏东南沿海的倭寇不同于普通的海盗。海盗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抄掠财物的目的一经达到，随即呼啸而去。而倭寇则不然。他们登陆以后通常要建立根据地，有时还围攻城池。这些海盗头目声威赫赫，和当地的士绅互相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之好。他们公然在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这种海上权威虽然尚属萌芽，但任之滋长发育，则必然会威胁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
　　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明朝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露无遗。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奔溃”的后果。
　　倭寇在入侵的初期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原因在于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新任的时候，一股50至70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超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据称竟有四千人之多。而南京为本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
　　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戚继光的任务决不仅止于单纯地击败倭寇。他首先要组织一支新型的军队。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兵源不是来自军户和卫所，而是另行在浙江省内地招募的志愿兵。戚继光的募兵原则是只收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他认为来自市井的人都属于狡猾无赖之徒。
　　戚继光的做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对于这种支持，戚继光在对士兵所作的训话中就告诫他们应该知道感激。他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想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
　　道德义务的劝说加上群众固有的宗教信仰，使戚继光得以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建立铁一般的纪律。
　　针对明军兵器装备种类繁多、沿海地形多沮泽、倭寇小股分散的特点，戚继光创立了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以12人为1队，长短兵器叠用，刺卫兼顾，因敌因地变换阵形，屡败倭寇。利用作战训练间隙，撰成《纪效新书》，阐述选兵、编伍、操练、出征等理论和方法,并以此训练戚家军,使戚家军闻名于世。
　　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曾屡说攻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关键因素。戚家军多次取得的胜利使他们威名远播，这种威名又促使土兵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攻克其他官军几个月之内无法解决的倭寇据点，歼灭敌人。
　　戚继光与谭纶、俞大猷等抗倭名将浴血奋战十余年，基本荡平东南沿海倭患。戚继光自己也做到了武将的最高官总兵。不久，又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军务，领兵镇守北部边关。他到任后，根据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创建了以火绳枪炮为主的步兵营、骑兵营、车营和缁重营，并使各营成为能在统一指挥下进行协同作战的合成军。同时，在旧长城的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原有的边墙，在重要地断修筑重城重墙，并在长城沿线创建了空心敌台，从而真正建起一道牢不可破的坚强防线。他在北方御边的16年，“边备修饬，蓟门安然”。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抽空写作他的军事著作和诗文。他的第二部军事著作题为《练兵实纪》，刊印于1571年。9年之后又刊印了他的诗文集《止止堂集》。
　　戚继光在4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或在东南沿海扫灭倭寇，廓清海疆；或在北方练兵御边，使蓟门安然。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为此，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即以官位而论，身居总兵，也已登峰造极。因为明朝的成例不允许一个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权，即使再有升迁，也不过是增加官俸和官衔。
　　戚继光的成功，固然是其个人才能使然。但不可忽视的是，他前后得到了福建巡抚谭纶（后调任兵部尚书）、首辅张居正这两位大员的倾心支持。在一个因人成事的时代，后一点可能更为重要。戚继光晚年的不得志，也完全与张居正的失势相关。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优势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