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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红灯高悬，嘉宾满座，共赏节日焰火。
陈毅副总理坐在位子上若有所思，等待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谈话的机会。后天他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须请示与商谈。更重要的是以此行作为开端，他的阵地将逐渐转移到外交战线上来了，这是他一生中又一次重要的转折。
正式获知这一决定是在5天前。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投票选出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当晚，邓小平在勤政殿告陈毅准备出访东德，他慨然应命，并得知此后他的工作将转向外交方面。当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工作转到政府方面和外交方面，已完全解决了。瞻念前途，实有绠短汲深之惧。”
说“绠短汲深”，似乎并不符合实际。陈毅早已表现出外交的才华。早年勤工俭学时作为留法学生代表与中国驻法公使的谈判、抗争；1927年底在韶关教堂大门口与法国神甫的洽谈；1945年向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和美蒋关系的重要意见；1946年停战时期和美军代表的折冲周旋：都表现出他是这方面的卓越人才。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成就更是全党范例之一。他的“惧”是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表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
“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但是毛泽东认为“临事而惧”正是优点。
毛泽东与外宾应酬过后，陈毅便上前请示，问德国之行有何交代。毛泽东说，望你对整个德国的情形作一番考察研究。
在毛泽东的谈话中，陈毅敏锐地感到毛泽东对“整个德国”的重视含有战略思想发展的新因素。因为早在1946年，毛泽东即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把欧洲国家也列在应该争取的“中间地带”。
这是陈毅所熟知的。后来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使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两大阵营”的理论，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现在毛泽东对“整个德国”有浓厚兴趣，陈毅理解了这一交代的重要意义——要了解西欧国家，争取西欧国家。
10月5日，陈毅率代表团抵柏林，开始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并参加其国庆5周年庆典。在访问期间，陈毅花大量的时间综合了解德国情况特别是联邦德国情况。工业恢复程度、科学技术水平、产品竞争能力，与美国、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及矛盾，一直到诸如移民、战俘、外国驻军、知识阶层的情况，他都一一摘记、分析，有时还邀请来自联邦德国的教授、艺术家、工人代表谈话，进行了缜密细致的科学的考察。
回到北京的当晚，风尘仆仆的陈毅便向周恩来总理作了访问情况的汇报。其中特别谈到德国战后经济恢复的经验，认为值得中国重视和借鉴。接着，陈毅又起草了关于德国情况的报告，对东、西德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作了分析，受到中央的好评。
当时的国际舞台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严重对立，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新中国外交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发展与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从而在国际斗争中越来越大地发挥自己的作用。陈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开始他的外事活动，获得宝贵经验的。
真正使陈毅领略外交斗争的复杂性和“艺术性”的，是随周恩来总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的经历。周恩来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和首席代表，陈毅是团员、代表，是总理最重要的副手。这次会议是由南亚5国总理发起，在中国积极推动、支持下召开的。与会29个亚非国家，代表着14.4亿人民，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大国参与操纵的情况下召开国际会议，显示了空前的力量，也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及各国反动分子的惊慌和忌恨。
1955年4月7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启程离京抵达昆明。而先期启程的中国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在从香港飞往万隆途中爆炸坠海，8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3名外国人员及部分印度机组人员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事后查明是美蒋特务机关收买香港机场一职工，在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所致。人们愤慨而担心：周恩来是否还能按期到会？
公安部长罗瑞卿再三劝周、陈缓行，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也为代表团的安全极为焦虑不安，然而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几经商议，仍决定按原计划如期出发。4月16日，专机经停仰光，次日终于安全飞抵万拢这一行动不仅表现了中国领导人个人的无畏，更显示了人民中国对于亚非团结反帝事业的重视。
大会发言一开始，就有人对中国发出阵阵指责非难，有人端出了“共产主义就是新殖民主义”的论点??言辞偏激刺耳，会场充满火药味。19日上午某国代表在发言中甚至表示怀疑中国在边境成立民族自治州是为了向邻国搞“渗入”、“颠覆”。会场气氛极度紧张，简直一触即爆。下午紧接着要发言的周恩来将作何说？中国若不反驳岂不当众示弱，若据理力争又会一发而不可收拾。面对会议产生分裂走上歧路的危险，周恩来决定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用书面散发，在4月19日中午短暂的休会时间内，和陈毅等深入研究，决定坚持并更加明确地表述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亲自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稿。下午开会时，只见周恩来与旁边的陈毅交谈了几句，站起身来，走上讲坛，以诚恳、大度的姿态发言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发言一完，会场沸腾了，各国代表纷纷拥上前向中国总理表示祝贺、钦佩、感谢，完全扭转了会议的紧张局面。
顾全大局的克制，谋求团结的诚意，求同存异的耐性，再加上恰如其分的揭露和反击，这一切为会议排除障碍获得成功打开了道路。也使周恩来受到各国代表的普遍景仰和尊重。陈毅后来向人说：“这是马列主义外交的典范，是给我们代表团学习得最多的一点。”他易动感情的性格确实受到了一次磨炼。在代表团中，他以“学生”和“练习生”自喻，处处突出总理的作用，而实际上他是周恩来不可缺少的副手，尤其在会场内外与各国代表积极接触，广交朋友这一点上，做了出色的贡献。他和印尼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多次交流经验，向缅甸工业部长介绍中国自力更生建设工业的计划。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共同的愿望和目标使彼此了解和接近了。菲律宾代表罗慕洛称赞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和周恩来的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巴基斯坦阿里总理说：“我是带着成见来的，但想不到周恩来总理这样尊重别人的意见。现在成见消除了。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派出这样伟大的代表团！”
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会议终于达成了团结反帝的决议和闻名于世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它是在由中国总理首先提出，并与英缅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万隆会议第一次表达了亚非人民争取解放团结的巨大力量，敲响了为自由独立而战的战鼓。
万隆归来之后，陈毅开始参加外交部各次党组会议，为接手外长工作做准备。他专管、分管的工作又多，终年日夜忙碌。
1956年6月中，陈毅由西藏回京便参加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7月南下参加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9月“八大”召开，加上国务院工作，外事活动，不胜繁忙。10月1日起，他陪同来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从北京出发，经沈阳、杭州、广州直送到昆明。回到北京，又赶上波、匈事件发生，中央彻夜研究，他每日参与研讨并逐件贯彻执行。11月1日，就在他即将随周恩来总理对印度等国进行重要访问的前两天，突然在印度驻华大使的宴会上晕倒，他因此不得不休息了一年多，但仍出席许多重要外事活动。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周恩来总理在宴席上向客人介绍说：“这是陈毅同志，最近从华东调进中央，今后准备由他主持外交工作。”
陈毅忙接道：“不，我是来辅助周总理工作的。”毛泽东主席又加了一句：“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这决非“外交辞令”，而是毛泽东、周恩来对陈毅的高度信任和赞赏。
1958年2月11日，新华社正式公布了任命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消息。
陈毅就任外长3天，便首次以新身份随周恩来总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友好访问，并安排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年内全部撤回中国。
中国主动提出撤军，意义非同寻常。中国已证明是个有力量应别国政府请求向该国派出志愿军进行有效援助的国家，而仗一打完，便无条件撤回，不在别国领土上留驻一兵一卒。不图谋己利，不支配别人。这在当今世界上能有几个大国做得到呢？外电评论中国政府由于这一行动，“而在亚洲冷战中大胆地掌握了主动，并使美国陷入难堪的境地。”非但撤军，而且要撤得漂亮。2月17日，陈毅随周恩来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作了一番意味深长的发言：“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要去充恩人，以为我有恩于你，你就要给我磕头。??‘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现在我们有的同志以为这样那样的东西是我带来的，要拿走。不行！要严格执行志愿军首长的命令。回国去国家可以给你们置一点。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值钱？最值钱的是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
朝鲜战争结束了，然而美军还留在三八线以南，第7舰队还在台湾海峡游大。刚上任的陈毅外长将以何种姿态来着手处理中美关系？他和他的对手、70岁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先生，将如何抗衡？
在独立自主这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从来是坚定的。解放初上海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做美苏之间的桥梁”，陈毅做了坚决批评，并告之毛泽东。毛泽东道：“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着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难道能这么干吗？”陈毅后来对人说：“主席挖苦得好，谁愿意干谁可以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杜勒斯先生和他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势力却还怀恋着那个时代。1950年他在联合国安理会曾向出席安理会讨论中国控诉美国侵略案的一位中国特派代表的助理人员说：“我与中国是有历史关系的。”此话很确切。他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当过美国国务卿，卸任后来华，甲午海战后以“大清帝国顾问”身份，与李鸿章一起去日本，签订了割让台湾、向日本赔款2万万两白银的《马关条约》。1907年老福斯特又带着小杜勒斯，作为“大清帝国政府”的代表参加海牙和平会议，杜勒斯从此步入外交界。1952年，即将就任国务卿的杜勒斯还道：“美国应明白申明我们的决心，决不让大陆中国继续由中国共产党控制。”他上任后策划的3次“战争边缘”行动都直接间接地针对新中国。1958年夏末，他又第4次将美国带到了战争边缘??8月8日，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扬言，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着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象7月15日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叫嚷要“反攻大陆”，并加强了从金门、马祖对大陆进行的骚扰和破坏活动。
8月23日晚，陈毅身着白色西服赴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宴会，致词时一反常例地丢开讲稿，作了一段即兴讲话，揭露美国军队以“保卫供水系统”为名驻兵古巴，又为“休息和避暑”进驻新加坡的行径：“我们中国也派一支军队去外国，找一个地方‘避暑’行不行？如果这种道理能成立，那么美国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的军队派到任何国家去吗？同样任何国家不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军队派到美国去吗？”
有人为他激烈的措辞担忧。然而他们不知个中原委：就在宴会开始前两小时，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万炮齐发，对金门国民党军发起了猛烈轰击。
陈毅对有关同志这样说：“帝国主义搞紧张，我们就搞缓和；他再搞紧张，我再搞缓和；如果他还硬要搞紧张，那我们就比他更紧张！罹黄鸾粽诺幕故堑酃饕濉！迸诨鹘鹈牛俏朔椿鞴竦巢慷拥纳牛朔炊悦拦恪傲礁鲋泄钡囊跄保参伺浜系笔卑⒗嗣穹炊悦拦致缘亩氛鞫拦Α?
果然，金门炮声一响，美国手忙脚乱，调集100多艘舰只、200多架飞机到台湾海峡地区，叫嚣要“轰炸大陆的基地。”9月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杜勒斯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9月9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作出威风凛凛不惜一战的姿态。18日又在联大发言，要求在台湾海峡实行“停火”，甚至要求中国撤减驻福建前线的部队。
9月4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本国领海的宽度为12海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重申解放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主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9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绞索”战略的谈话，指出：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毛泽东义正辞严地谴责了美国侵略中国的行为，同时重申了中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愿望。
由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冒险遭到中国的有力反对，它的盟国很感不安，美国人民也纷纷表示不满，杜勒斯9月9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愿意恢复同中国的大使级华沙会谈。但是会谈在9月15日复会后，美方在会上又要求在台湾海峡立即“停火”，以保护它在台湾的“盟友”。
陈毅组织了对“停火”谬论的反击。9月20日，陈毅外长发表声明：“消除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关键，不是什么停火问题，而是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地区的问题。中美之间没有打仗，根本谈不上什么‘停火’。”“中国人民不论用何种方式解放自己的领土，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王炳南大使也按此精神进行了驳斥，并提出和平解决争端的积极建议。
中国态度强硬，说理充分。美国的盟友们便纷纷表示不愿卷入。美国国内参众两院、报界舆论，对社勒斯一片抱怨、反对之声，国务院收到5000多封来信中，有80％是批评杜勒斯在台湾海峡冒险行动的。这时，杜勒斯又有了新的决策：在9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突然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退，“以换取共产党的停火。”此话引起台湾一片慌乱和怨恨。北京是否因此高兴呢？
10月6日清晨，毛泽东主席写就《告台、澎、金、马同胞书》，请陈毅等去研讨。大家认为写得精彩之至，决定当天就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公开发表。文章宣布从当日起，在国民党船只无美舰护航条件下“停止炮击7天”以便国民党方面向岛上输送供应品。又指出：中国内部战争，同胞之间可以谈判，和平解决，但不要美国插手，“这是民族大义”。文章一播出，台、澎、金、马震动，美、蒋矛盾激化，杜勒斯骑虎难下。他本想诱我吞下金、马两岛的“钓饵”，换取台湾脱离大陆，永久“独立”的前途。但他又一次低估了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策略眼光。陈毅后来说：“毛主席的文章做得很妙。
我们在金门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要‘留瘟神’，杜勒斯脱身不得，还得替我们约束蒋介石不要闯祸”（见1958年11月26日向民主党派代表大会作的报告）。
坚定的立场，灵活的策略融为一体，成为这场斗争的特点。前线军事对峙的同时，中断了9个月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得到恢复。炮击的同时，又辅以政治心理攻势。杜勒斯愈加被动，因其僵硬滞重而干脆被称为“套在西方外交政策脖子上的磨盘”（加拿大众议院合作联盟领袖哈曾·阿纠语）。
因此，中、美之间围绕着台湾海峡局势进行的这场斗争，就不能不是这样一个结局：12月10日，美国终于宣布自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并且不得不遵守我不允许美舰为蒋舰护航的规定。
围绕着炮击金门、马祖而进行的这一场军事、外交斗争，中国极其生动有力地表达了自己坚决反对美国企图在台湾海峡划线、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常陈毅对美国并无偏见仇恨，他认为：“美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建国才180多年，科学、工业就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假若美国改变了目前敌视我们的政策，两国关系是有前途的。”杜勒斯病死于1959年2月，他病中，陈毅曾向人们推荐过杜氏1958年11月在克利夫兰基督教会所做的一篇讲话，其中已承认：“红色中国正迅速变成一个军事和工业强国。”可见社氏并非死硬到底的人物。中、美华沙谈判，陈毅又指示大使王炳南可与美大使握手、问好，星期天请吃顿饭。“不一定老是那么紧张嘛。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此乃泱泱大国之风也。”
对中、美关系总体上的考虑，陈外长有过精彩的表述。1961年4月陈毅访印尼时，有位《纽约时报》记者请评论一下中、美关系。陈毅说：“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长期处于这样僵持的关系，这种情况当然并不好。我们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特别是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是长期发展起来的。??是不是请美国朋友冷静考虑一下，用一支强大的第7舰队占领台湾，支持一个蒋介石集团，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中、美关系僵局怎么能够打开。??中国人民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这个问题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中国是处于被损害的地位。我们没有占领美国什么领土，我们没有援助美国什么叛乱集团来分裂人家的国家。美国的领导人是太自高自大了。要中国人屈服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9年1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采取了主动。
与美国相对的，还有另一个大国苏联。
从五十年代末期起，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国际共运的某些理论原则问题，以及当代世界形势的若干重大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这本来不足为奇。但苏联领导人在渡过“波匈事件”的难关之后，大国主义故态复萌，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并要求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受制于苏联，服从苏联全球战略需要，这就使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中国采取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但分歧终究是无可挽回地公开化了。
1959年9月30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匆匆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当晚他就在中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国庆宴会上讲话，教训热诚接待了他的主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大有以“老子党”自居、指手划脚之态。10月2日双方开始会谈，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出席。赫鲁晓夫又指责中国1958年炮击金、马，是“冒险”、“好战”，“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甚至强烈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陈毅当即起而反驳。赫鲁晓夫竟说：“好，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中将，军事上我得服从你，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陈毅回敬说：“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这样的会谈当然谈不拢。然而这次会谈加深了对问题的思考：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继续开辟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新中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近代中国有志改革的优秀人物曾长久在黑暗迷茫之中寻求真理，包括青年陈毅在内，而最终是由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将马列主义送来中国的。
“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信念。然而照搬照套的王明教条主义路线，又招致革命的惨重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负伤的陈毅奉命留在深山野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从这时起，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才开始被全党所认识和接受。这是划时代的转折。
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给予中国经济建设以大力支援。
1952年陈毅随同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曾受到斯大林亲切接见。斯大林为自己过去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革命而当面向中国同志表示了歉意。这使包括陈毅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深为感动。但即便如此，陈毅也不盲目崇拜苏联，而是独立思考和客观地观察苏联。他看到了与国际主义精神同时存在的某些大国主义阴暗面，看到了事物的复杂性及值得忧虑的前途。
果然，1958年苏联提出与中国共建长波电台和海军联合舰队两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方面拒绝。然而赫鲁晓夫来访之日为此事受到中方责问时又矢口否认，硬说“那是某些政府部门干的事。”陈毅立即与他当面对证事实，令他语塞。碰壁之后他并未改弦更张，反而进一步采取了扩大和公开中苏分歧的做法：1959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塔斯社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赫鲁晓夫访美前苏联片面撕毁中苏双方技术合作协定??中苏关系被一步步推向破裂边缘。全世界都注视着中国共产党人将作出何种抉择。
“老实讲，我们可以跟着赫鲁晓夫走”，陈毅1963年与日本朋友谈话时说，“这样他马上会称你亲爱的同志，授你勋章，给你援助，可以得很多好处。但我们作另一种考虑：不服从他‘老子党’指挥，坚持原则，以平等的地位起来同他讨论问题，那马上就要遭受打击。我们考虑过后果，但为了保卫马列主义原则，保卫中国独立自主权利，中国决心不贪图他的‘好处’，把这场斗争坚持下去！”
作出这样的抉择需具有极大勇气。1959年的中国，外有美国武装威胁，中印边境冲突，内有严重自然灾害以及“左”的错误造成的巨大经济灾难。就在第二年，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向中国党发难并遭到反击后，苏联政府突然于7月16日照会中国，全部撤走1390名专家，撕毁343项合同，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这算什么马列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这样！”陈毅作为外长对于这种“雪上加霜”的做法尤感愤慨。陈毅在8月4日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深沉他说：中国经济受损失还是小事，对两国友谊造成伤痕是大事。中苏两国在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问题上有分歧可以辩论，但不能伤同志友谊，希望两国关系不再坏下去。
尽管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给中国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中国政府当时仍以团结为重，热情地欢送苏联专家。陈毅在欢送晚会上说：“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期间，和我们朝夕相处，亲密合作，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我们一向把专家们当作我们的良师益友”；“你们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是，陈毅对苏共“老子党”的作风，是警惕的，经常对有关工作人员指出其危害性。
1960年11月，陈毅访阿富汗归来在新疆伊犁停留，在机场接见了苏联驻伊犁领事，接着来到中共伊犁区党委。不料那位领事也理所当然似地跟着进来参加开会。陈毅警觉了，不客气他说：“我们在机场不是已告别了吗？
是谁请你到我们党委机关来的？你来做什么？”领事哑口无言，道了歉赶紧走路。陈毅再一问，以前一直如此，苏联领事要来就来，这里的干部以为既是“老大哥”，也从未提出反对。陈毅感慨道：“我们同志太老实！苏联人有点搞惯了，喜欢干涉人家内政。这是中国的地方嘛！”后来事实证明苏方确有所图。1962年春他们欺骗、策动数万伊犁人闹事，并越境跑到苏联去了。
问题的实质正是独立自主同霸权控制的矛盾。陈毅对此有一句传播于世的精当比喻——“我们不做卫星国。”1962年西方记者报道陈毅在日内瓦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便用这话作为黑色粗体字通栏大标题。陈毅在那次谈话中不无辛辣他说：“苏联的卫星重1000吨。但有着6亿人口的中国是太重了，作为一颗卫星，未免太重了一点。不是这样吗？——我们不希望拥有卫星国，但也决不做任何人的卫星国！”
为此，陈毅身体力行。经济上“卡脖子”吓不住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外交部几次要盖大楼，陈毅没同意。“要盖，等我死了以后吧。”外交部成千工作人员许多年挤在那幢破旧的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古旧建筑物里办公。为带领人民渡过难关，1959年中央决定减少高级干部薪水，毛泽东找了陈毅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去商谈，大家一致同意每人减100元，都认为这有很大政治意义。作为外长，陈毅在这方面更大的贡献在于向各国的首脑、议员、记者做有关中苏分歧的解释说明的工作。他的谈话抓住要害，展示矛盾，具体生动，坦率真挚，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作为新中国科技战线早期领导人之一，陈毅对苏联片面撕毁为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并和美、英一起签订三国部分核禁试条约来剥夺中国及其他国家建立自己核力量权利的行为尤感气愤。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明确指出其目的就是要中国在帝国主义核威胁面前依赖苏联的“核保护杀，听命于苏联。中国政府1963年6月6日在答复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中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或某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
当然，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陈毅始终牢记着中苏人民之间多年积累的深厚友谊。他曾多次在大会小会上讲中苏人民的友谊，讲苏联专家们在中国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贡献。他讲过苏联顾问团副团长在告别宴会上说的一句话：“我们来时带的是苏联经验，回去时是带着中国的经验。”陈毅称赞这话讲得好，表达了两国人民互学互助的愿望与友情。直至1963年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后，他仍在苏联驻华使馆庆祝十月革命节的酒会上发言，引用“友谊贵如金”的中国谚语，强调了两国友好的重要性。
中国的边远省县，多以“和”、“平”、“安”、“宁”命名。
中国力求建立一条安宁友好的边界，然而100余年来，中国的边境和领土，经常被蚕食，被鲸吞，纠纷复杂。西南方向——从阿富汗、尼泊尔、印度直至缅甸，也是一条漫长复杂、有历史争议、某些地段尚未正式标定的弧形边界。制度不同，国有大小，这些国家既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祸害，往往又接下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遗留的历史问题。其中有的国家对新中国多少怀有疑惧，怕中国以武力扩展疆土。国际上对中国不友好的各种势力，乘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之机，进一步挑拨中国和邻国的关系。对于解决边界问题，陈毅参与制订了中国的政策，中国的基本主张是：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双方应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在谈判中，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以做些必要的调整。在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总之，是严格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来求得解决。陈毅对外国朋友说过：“社会主义的中国，决不采取扩张政策。”是否真如此，人们要看事实。
1960年4月，陈毅随同周恩来总理访问东南亚邻邦，第一站便是缅甸联邦。中缅边界有很长的一段迄今未曾标定，由于政权更迭，历史变迁，形成边界现状的原因很复杂，因此中国政府从一开始便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先保持边界现状。解放之初，国民党残匪流窜至缅甸境内，常过境来劫掠骚扰。
毛泽东一再指示人民解放军不能过界追歼，即使残匪在边疆造成一些损害也不要过去。陈毅传达说：“过界就会形成干涉人家的内政。这些国家都要受震动，都要害怕。”陈毅对缅甸朋友说：“中缅是亲戚国家，完全可以采取万隆会议原则来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1960年初缅甸总理奈温欣然来访，与周恩来草签了中缅友好条约和边界问题协定。
缅甸人民盛情欢迎中国客人。代表团抵达的第二天便应邀参加缅甸传统节日——泼水节的盛会。然而人们没想到，出现在面前的中国总理和副总理竟穿着圆领白色小褂，围纱笼，趿拖鞋，头扎白纱帕，完全和缅族人一样装束，兴致勃勃来到人群中，泼水祝愿，共叙胞波情谊。访问获得极大成功。
离开仰光，代表团飞抵印度首都新德里。中印两国长期来有密切的文化、艺术往来，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12月底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先提出，1954年在中佣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加以肯定，在中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又共同倡导的。然而1959年起，印度先是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了中国内政，其后又向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印军越过边界传统习惯线侵入中国境内，迫使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进行了自卫反击。中印关系发生了令人遗憾的裂痕。周恩来和陈毅在此次访问中竭尽全力寻找和解与友谊的途径，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和访问，可惜印度方面对中国领导人的真诚努力未能作出响应。
飞机驶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中尼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但也有未定边界问题。此次访问除商谈中尼友好合作事宜外，还在双方已于同年3月签订的中尼边界协定的基础上，继续就珠穆朗玛峰问题等具体边界事项交换意见，签订了中尼和平友好条约，并交换了中尼边界协定批准书。中国过去出版的地图将珠穆朗玛峰划在中国境内，而尼方则把珠峰划在边界线上。经过多次友好商谈后，1961年秋马亨德拉国王访华期间，双方终于就珠穆朗玛峰问题达成协议。中国出于对尼泊尔人民的友谊和感情的尊重，同意尼方关于两国边界线通过珠穆朗玛峰的划法，峰顶北部归中国，峰顶南部归尼泊尔。1961年10月5日，两国国家元首在北京正式签订《中尼边界条约》并立即生效。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说：“中国心平气和并且公平合理地同它的其他邻国解决边界问题。这使印度的立场显得理亏。”
访问最后一站是柬埔寨，但行前突闻其国王逝世，举国行丧，主人担心形不成欢迎中国贵宾的热烈气氛。周恩来、陈毅商讨后决定按期前往，并为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国内赶制了黑、白色服装，访问期间参加国王吊唁。柬埔寨朋友们深受感动。5天访问期间正遇柬埔寨40年来最酷热的天气，陈毅顶着烈日在金边“王家田”广场向青年群众演讲，高度评价西哈努克亲王的中立爱国主义政策。讲话一次又一次为欢呼声打断。巴黎《战斗报》评论：“北京头号外交家在仰光，加德满都和金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960年8月，陈毅单独访问了西陲邻国阿富汗，参加其独立42周年庆典。陈毅抵达当晚，便拜访了国王、首相及大臣们，陈毅发扬了他独特的外交风格，在个人交往时不拘礼节、坦诚爽朗地交谈中国建设的经验、挫折、大中小型企业结合以至将军下连当兵。一直谈至夜12点，主人仍不倦，请陈毅“再谈！再谈！”说：“我们到巴黎、纽约去谈，谈的是老一套，都是教科书上的东西。跟中国朋友一谈，就学到新鲜思想、新鲜的经验。”
双方会谈中，陈毅充分照顾到阿富汗的和平中立立场，联合公报草案里没有直接提反美的话，也不明确写支持刚果、古巴人民斗争字句，而写的是：“正在争取独立斗争中的国家，最终是必然胜利1965年3月与阿富汗首相查希尔在中、阿边界议定书上签字的，我们双方要给予支持。”
这样的措辞对方欣然接受。在双方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双方又签订了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访问期间陈毅闹腹泻，身体较为虚弱，但他以极大毅力坚持。他在出席正式活动之外，又抱病接见了巴基斯坦驻阿大使，以及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伊朗、士耳其大使，以扩大接触了解，传送中国人民友好意愿。这一切都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1961年2月，陈毅又访问了南海的海上邻邦印度尼西亚，签订了中国同印尼的友好条约。
还有一个，陈毅始终未去访问而又始终挂在心上的邻邦，那便是日本。
中国把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但战后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中、日关系一直未获得令人满意的发展。然而陈毅也好，周恩来也好，毛泽东也好，寄希望于未来，从发展两国的民间关系入手，以渐进和积累的方式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
1958年至1959年，中国向日本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岸信介内阁必须停止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保证不再阻挠中日关系的正常化。1959年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前首相石桥湛山和政治界知名人士松村谦三相继访华，周恩来、陈毅等同他们会谈时除强调日本政府必须遵守政治三原则外，提出：只要日本政府不再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民间正常关系的发展，中日关系可以改善，贸易可以恢复，文化和友好往来可以发展，政府间的会谈也可以进行。陈毅还对来访的松村谦三先生说：中国赞成日美两国搞好关系，但希望美日友好不要妨碍中日关系，也不姜因为中美关系僵待而妨碍中日友好。四十年来中日两国的创伤应当弥补，而不应加深，不要在不愉快之上再加不愉快。我们对中日关系的前途是乐观的。来访的日本著名政治家赞同中国方面的上述主张，表示愿为改善中日关系尽最大努力。1960年6月，在日本日益不得人心的岸信介内阁下台了。中日关系出现了转机。8月，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访华。为争取在新形势下中日关系能有比较大的进展，经陈毅、廖承志等同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决定，向日本提出了贸易三原则，即争取通过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三个渠道，促进中日贸易的发展。这得到日本经济界的欢迎。中日贸易逐渐地发展起来。到1962年秋天，松村谦三先生和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达之助在池田首相同意下，先后来中国访问。松村来，主要是谈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及有关中日贸易的原则问题。高崎来，则着重谈具体的贸易安排。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中日关系便实际上进入半民半官的阶段。
1960年在中国外交上是很热闹的一年。这年年底，陈毅又一次随周总理南行，率400人之多的文艺、体育代表团对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参加缅甸独立13周年纪念及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胞波”情谊重叙，亲上加亲。
陈毅朗诵了1957年送别缅甸驻华大使时他写的祝颂中缅友谊的诗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情亲意切的诗句，如甘美的泉水注入人们心头。
10天访问之后，周总理先行告别回国，陈毅和罗瑞卿大将则继续留下，向缅甸人民送去歌舞、鲜花和美好祝愿。奈温将军还特意请客人们到额不里海滩休息。碧海、细沙、摇曳的椰枝，真似人间仙境。两年后就是在这里，陈毅陪同刘少奇主席访缅，与奈温将军等缅甸朋友赤足在海滩踢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藤球友谊赛。
在缅甸人民醇浓似酒的友情中，陈毅度过了1961年新年。回顾过去的一年，他屈指算了算：这一年跟缅甸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以及边界条约；跟尼泊尔订了友好条约、边界协定和经济协定；同阿富汗有了友好条约；再加上一个中国柬埔寨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嗬，这是‘连和5番’哟！”
陈毅笑着归结说，“1960年是友好年！”
后来，在1963年3月和11月，陈毅又代表中国政府分别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签订了边界协议和条约。双方互谅互让，友好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中国政府考虑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国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两国都热望和中国和平相处，所以对特殊情况作了必要的和适度的照顾。陈毅说：“中国同西南邻国友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巨大胜利，也是对于巩固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加强亚非各国团结的重要贡献。”
1961年5月初，世界各地数百名记者潮水般拥向国际名城日内瓦，这里将要召开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将由陈毅副总理率领。这是陈毅第一次单独负责、率团代表中国出席重要国际会议。
7年前，在这里举行过一次关于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以出色的外交努力，促使会议终于就印支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协议，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美国代表史密斯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只表示美国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去妨害这些协议和条款。然而后来，正是美国使用各种手段插手印支事务，破坏协议的执行，一直发展到直接出兵入侵印支。就在1961年5月，美国派出“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开展“特种战争”。
也正是美国，策动老挝右派两次推翻了中间派富马亲王为首的联合政府，使老挝陷入全面内战，有关协议被破坏殆荆这次中、苏、美、英、法、越等14国首脑开会，就是为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
陈毅多次参加了中国最
高领导层对印支问题的研究。研究决定全力支持印支三国的抗美斗争。中国是印支的近邻，又是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美国对印支的干涉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同时，支持印支人民。抗美斗争又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在1961年3月，中国政府同富马亲王领导的老挝合法政府决定互派经济文化代表团，4月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倡议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以寻求维护日内瓦协议、恢复者挝和平的途径。
中国政府迅速复信赞成，并分别致函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予以促进。而美国则因为支持老挝右派向老挝王国政府军和寮国战斗部队的进攻遭到惨败，也不得不同意坐下来讨论老挝问题。
临行前，代表团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做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陈毅对与会各国态度作了分析，提出要对美国以外其它西方国家和所有中立国多做工作，争取同他们一起达成协议，迫使美国接受。中央讨论并同意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工作方案。中国参加会议的方针是：争取在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原则基础上，达成新的保证尊重老挝独立和中立的国际协议。
陈毅于5月10日一到日内瓦便得知会议延期了，因为美国以未收到国际委员会核实老挝停火的报告为由，拒绝出席会议。各国代表团足足等候了两天，报告总算送到，证明早在10天前老挝就已实现了有效停火，但美国又横生枝节，说老挝左派力量代表无权出席会议。陈毅即与中国代表团人员商量，不能任由美国这样刁难设障，应予以揭露驳斥，决定主动进击，在中国领事馆召开记者招待会，谴责美方破坏会议的行径。
此举震动了日内瓦。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忙召集记者作辩解，但无济于事。
各国记者普遍认为中国代表团一开始便取得了主动，将美国送上被告席。陈毅与腊斯克较量第一个回合的结果是：5月16日，左派力量代表出席，日内瓦会议正式开幕。
16日下午，陈毅在莱蒙湖畔的国联大厦，潇洒大度地和各国代表握手致意，而腊斯克却为了避免遇见中国代表团，竟由旁门绕入会议厅枯坐等候。
陈毅在开幕会议上作了18分钟的讲话，阐明中国政府原则立尝观点和主张，指出老挝的内部问题必须而且只能由老挝人民自己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方面则是创造必要的国际条件，使老挝人民真正能够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自己解决内部事务的愿望。他还提出：“我们希望美国代表能够认真地同大家一起，寻求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途径。”
第二天，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认为，陈毅外长的发言是“积极的”、“得体的”、“和解的”。腊斯克在第二天发言中打出“中立定义”这张牌，说中立定义“必须超出不结盟的经典的概念”，说穿了就是要实现与美国结盟的老挝右派上台当政的“中立”。陈毅毫不客气，在第二次发言中即引用杜勒斯过去说过的“中立是不道德”的名言，回敬腊斯克，指出腊斯克的中立定义实质还是干涉侵略，“如果这也叫中立的话，那只能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不道德的中立。”
腊斯克的“中立定义”销路不好，连英国、法国也不表赞成。腊斯克又输了第二个回合。
腊斯克又主张在老挝“发展有效的国际机构”，国际监督机构可以充分往来老挝全国各地，无需取得老挝任何全国性或地方性文武官员的同意；这种国际监督机构可以裁编者挝的军队。陈毅尖锐指出：美国设想的这种国际监督机构，是要把老挝置于国际共管之下，而不是在尊重老挝独立的基础上维护老挝的中立。在讨论国际监督机构的职权时，必须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主权。
腊斯克还主张对老挝的经济技术援助由这一地区的中立国家来管理。陈毅明确指出：首先是者挝行使主权、独立自主地接受外援的问题，应根据主权和平等的原则由老挝王国政府同有关国家进行双边协商，而不应由任何国际机构来管理。
为了保证老挝的中立并为此进行必要的国际监督，苏联代表团在和中国代表团一再磋商后提出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等两个草案。陈毅在5月24日的会议上说：中国赞成苏联的建议，因为它是以1954年日内瓦协议为基础的，是划清了老挝问题的国际方面和国内方面的界限的，是符合老挝人民要求和平、独立和中立的愿望的。
然而，会议进展困难重重。从5月末起，由于美国几次三番在老挝战场停火问题上无理取闹，由于老挝左中右三方迟迟未达成协议，会议时开时断，陷入踏步不前的僵持状态。美、英、苏、法外长都相继将会议工作交给副手，离日内瓦回国了，只有陈毅仍住在市郊“花山别墅”，积极活动，开展工作。
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同北京保持联系。陈毅熟悉毛泽东、周恩来夜间工作的习惯，因此他尽可能在每日上午听情况，写报告，以便在北京时间午夜前后送到中央领导人手里，第二天日内瓦中午之前，便可收到复电。陈毅所筹划设计的一切重要行动，都严守外交纪律，及时报告请示。但在中央授权的范围之内，他又很撤得开，能抓住机会，迅速反应。会议间歇时，或四处造访，或接见记者，或广邀来客，坦率交谈，结识了不少朋友。
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与陈毅多次互访、晤谈，有时融洽，有时也有分歧。一次霍姆就中国向非洲“渗透”问题提出看法说：“为什么你们不能够不管别人，而专心致力于国内繁重的建设任务呢？”陈毅坦率他说：“你们西方人的毛病，就在于你们总是从个人的一生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我们却认为这过于狭窄。”事隔多年，霍姆仍称陈毅为“一个有用的朋友”（见《霍姆回忆录》）陈毅的朋友还有很多，他与英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麦克唐纳谈文学、鸟类和陶器，与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谈四川者家，与印度外长梅农共赏中国佳肴??美国《先驱论坛报》记者沃尔德评论说：“英国代表们发现他（指陈毅）比许多苏联官员要通人情。??他的收获是得到尊重。”
6月初，美苏两国首脑在维也纳举行会议，日内瓦会议休会。许多国家引颈翘首，等待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会谈结果。陈毅向中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冷西谈到中国的态度，说美苏改善关系并非坏事，只要真正有利于建立和平的国际环境，有何不可？问题在于不能把老挝作为大国交易中的筹码，任意摆布，老挝人民的命运应由老挝人民自己决定。后来的消息证明，维也纳会谈未就任何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陈毅却力争主动。他广泛开展会外活动，促成老挝富马、苏发努冯和文翁3亲王会晤。
美国多次阻挠此事，先是指使文翁不来瑞士，来后又要他拒绝和苏发努冯会晤。陈毅以坚持不渝的耐性，多次与西哈努克亲王、法国和印度代表磋商，多方推进，终于取得3亲王在苏黎世会晤的成功，并就老挝内部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既然如此，会议就再没有理由不进入实质性讨论了。
美国仍不甘心，又在会上抛出一个新草案，要由国际监督委员会来全面管制老挝的外交、内政、军事、经济。陈毅在会议第五次发言中揭露这是“利用保护之名实行强占之实”。然而，达成协议的道路何在？在结束此次发言时，陈毅本着求同存异精神，综合归纳了开会以来各代表中所有可取意见，取其精髓，列出了4个方面的共同点，也即求出了各国发言的“最大公约数”，表现了灵活的策略思想及平等协商、寻求协议的精神，从而一扫40多天来会议步履艰难、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的沉闷、混乱以至悲观的空气。
至此，会议开始协议具体条款的谈判，前面还有一段漫长艰辛的路要走，会议将进入拖而不断，无大文章可做的状态。陈毅请示中央之后决定暂离日内瓦回国，将代表团工作留给副外长章汉夫及部长助理乔冠华去做。
临行前，陈毅参加了一次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亲王举行的鸡尾酒会，遇见了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哈里曼。哈里曼年届70，人称美国外交界“不落的明星”。他虽反共，但不赞成杜勒斯“遏制”中国的死硬政策，并提出过访问中国的申请。此番来日内瓦，他做出一些较为积极开明的姿态。酒会上，他想和陈毅搭上话，先与中国王炳南大使搭话，又让夫人与中国女工作人员搭话，最后，由加拿大代表朗宁介绍，主动向陈毅伸出右手。两只手刚一握住，记者们便纷纷抢下这一有历史意义的镜头。“美国政治家主动和中国政治家握了手，这是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巴黎《快报周刊》语）。这表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美国不能再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陈毅二度重来日内瓦时，已是第二年（1962年）的7月了。这期间会议曲曲折折断断续续，经过5个月激烈的讨价还价和反复协商，曾在1961年12月18日达成了协议。但年底美国又策动右派发起进攻。老挝人民在军事上特别是南塔之战中取得了辉煌胜利，才迫使右派参加了3亲王会议，并于6月11日达成了停火协议。日内瓦漫长的谈判，终于获得成功的结局。
1962年7月21日，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达成了协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在这两个国际文件中，老挝王国政府声明：它决心走和平中立的道路，以建立一个和平、中立、独立、民主、统一和繁荣的老挝，不承认任何军事同盟或联盟、包括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各与会国声明：承认并尊重老挝王国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愿为此承担一系列的义务。文件还规定：法国政府应该尽速把它在老挝的军事设施移交给老挝王国政府，但老挝王国政府认为必要时，法国政府可将人数明确限定的法国军事教练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留在老挝，以供训练老挝军队之用；此外一切外国军队和外国军事人员均撤出老挝。
美国提出的由中立国家来管理老挝外援和国际委员会凌驾于老挝王国政府之上的主张都被打掉了。
会议成功意义何在？陈毅在签字仪式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有3点评价：其一，证明大国干涉老挝遭到了失败；其二，证明一个国家的命运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决定；其三，证明尖锐复杂的国际争端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的。代表们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7月23日，协议正式签字。陈毅用一支毛笔，在两个文件——《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的文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开始了访问亚、非的万里行程。
被人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陈毅还从未去过，只在年轻时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路上，沿这块大陆东北的边缘航行过，但殖民主义者用种种残忍手段将黑奴象牲畜一样捆绑着卖到美洲去的悲惨故事，曾在他心头留下的痛的烙樱二次大战结束，特别是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仅1960年一年，就有17个国家取得了独立。英国不得不交还了苏伊士运河，法国殖民军不得不退出了阿尔及利亚，非洲大陆政治局面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解放了的国家，作为非洲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这时候首次派自己的领导人对非洲进行大规模正式友好访问，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12月5日，陈毅先周恩来总理一步，离开北京，应邀去肯尼亚参加独立庆典。9日，陈毅乘坐的包机抵达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当天，陈毅拜会了反帝武装斗争“茅茅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现任总理乔莫·肯雅塔，对肯尼亚人民长期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表示钦佩；对肯尼亚获得独立，表示祝贺。
12日零时，在内罗毕市郊的“乌呼鲁”（意为“自由”）体育场上，陈毅与来自70几个国家的宾客——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爱丁堡公爵及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同25万狂欢的人群一起，观看了升旗仪式。时钟敲响12下，在这国土上挂了68年之久的英国国旗黯然降落，继而灯火齐明，黑、红、绿三色的肯尼亚新国旗冉冉升起，欢呼声、礼炮声满天回响，人群欢歌狂舞，通宵达旦。天亮后，隆重的庆典开始，肯雅塔总理庄严宣布了独立。
12月14日晨，陈毅乘专机从内罗毕起飞，抵达开罗，迎接周恩来，然后一同进行访问。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周总理一行访非第一站。1956年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曾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因此，中国客人抵达那天，尼罗河上轮船齐声鸣笛致意，船员们拥上甲板挥手欢呼：“中国万岁！”参观了埃及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历史馆后，陈毅强烈联想起中国革命历史，他用3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中国和埃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都经过英勇斗争取得了独立。”
在阿联，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
离开埃及便来到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
阿尔及利亚人民经历了75年顽强斗争于1962年赶走了法国殖民军。人民中国曾无条件地大力支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武装斗争和临时革命政府。为铭记这种友谊，阿尔及尔市一条新修的主要大街被命名为“北京大道”，周恩来、陈毅和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在那块醒目的路名牌下合了影，并在通车典礼上致词。
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又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与在阿联提出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一样，这都是事先和陈毅等人一起作了充分研究并经毛泽东和中央同意的。这两个“五项原则”，概括起来说，便是：一、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四、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
出于一些西方观察家意料之外，中国领导人在此行的所有会谈中都未主动提到中苏分歧问题。原来出发之前中国外交家们已决定：不主动提出中苏关系问题，不要求别人支持，不把中国观点强加于人。如主人提出，我们则作说明解释，主要目标在于促进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这使非洲领导人甚为满意。
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年轻的国王哈桑二世打破惯例去市郊“和平宫”迎接中国客人。在金碧辉煌的王宫内，国王举行盛大宴会，请客人品尝阿拉伯风味的抓饭。陈毅与国王弟弟，一位19岁的亲王同桌。这位亲王放言无忌，批评中国对外政策太强硬，中国这么一个伟大国家，不应如此，等等。旁边几位年长的摩洛哥部长很担心，几次想抑制他。以坦诚爽直的外交风格闻名的陈毅倒欢迎这种年轻人的坦率，他耐心认真，逐一向亲王解释中国的外交立场，以至饭几乎未吃。起身告别时，亲王说：“元帅阁下，我很年轻，而你很有名望，经验很多，我讲的话请你不要见怪。当初我们能够复国独立，跟你们帮助越南人在奠边府打败了法国人，有很大关系，所以要感谢你们。”
此事使陈毅更具体地感到了非洲政治局面的复杂性。各种力量和观念交错着、较量着，陈毅说：“需要我们学习的事物很多啊！”
哈桑国王本人始终是位
热情好客的主人，一次与中国客人谈话时，讲到摩洛哥名城丹吉尔要塞——它紧扼大西洋通地中海的咽喉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60年才收归摩洛哥所有。陈毅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说：“我年轻时在法国就想去看看丹吉尔。”不料国王听罢便发出热情邀请，并很快派自己专机送陈毅去丹吉尔参观访问。陈毅从飞机上望去，欧、非两洲紧相吻接的景色一览无余，十分壮观。
在阿尔巴尼亚度过新年之后代表团本拟直飞西非对加纳等国访问，不料出发前发生了意外事件，1964年1月2日加纳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总统的案件，总统受了伤，卫士长被打死，刺客是一名被外国势力收买的卫士。加纳局势一下变得十分紧张，总统不得不搬入一所坚固城堡居住，并停止了一切外出活动。这种情况下是否取消原定的访问？当晚陈毅在总理住房中商议，最后还是决定去。他们找来代表团秘书长黄镇，要他明日先飞加纳，与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一起去见恩克鲁玛总统。恩克鲁玛当时心情矛盾，既希望周恩来总理来，又担心自己不便出迎失礼，还顾虑中国总理安全。不料黄华、黄镇一见他便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总统阁下的遇刺表示震惊和慰问。为了两国友谊，访问一定要照常进行。既然你们国内情况有困难，为了总统安全起见，请不必来机场接送，也不要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来，我们可以到总统的住处来会谈，国宴也可以在城堡里举行。”恩克鲁玛及整个加纳政府成员，都深受感动。一个大国领袖能这样细致地照顾对方困难，在最紧张时刻来表示支持，唯独不提自己的安全，这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啊！
在去加纳之前，先到突尼斯访问。在突尼斯的国宴上，布尔吉巴总统在讲话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若干异议，一时气氛很紧张，周恩来却完全能谅解，并当场作了具体、圆满的答复，博得一片掌声。布尔吉巴总统也很满意。第二天，突尼斯与中国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代表团离开时，欢送的规模特别盛大。
1月11日，中国代表团来到了加纳首都阿克拉，当晚便前往总统住地“克里斯兴堡”拜望主人，并接连几天在城堡内进行会谈。这城堡是17世纪贩卖黑奴的丹麦商人所建，在那阴森的地牢里，石桩上用铁链拴捆过数以千计的黑奴，等待押解上船运往美洲。看到这一切，陈毅心潮难平，在会谈间隙提笔填词一首《满江红·黄金海岸》——“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并祝愿：“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看涤瑕荡垢土重光，全无故。”
在中国领导人下榻的阿克拉国家大厦，曾接待过东西方许多国家首脑，但从未有过象中国总理与工作人员如此平等的事，以至吃饭分不清身份，上菜上错了。陈毅说：“没有关系，我们在国内都是平等的，只是职务不同。”
临别前，代表团又举行一次特别的宴会，将宾馆服务人员都请来，中国总理和副总理亲自向他们敬酒。他们感动得流泪，举杯手发颤，说：“不敢想象象周总理、陈元帅这样的身份的贵宾，竟向我们‘卑贱的人’敬酒。”有人说：“这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加纳、马里、几内亚??
无论哪个城市，男女老少都倾城而出夹道欢迎中国客人，穿着大红大绿服装，伴着鼓点起舞。老人、儿童争上前摸中国客人乘坐的汽车，妇女按当地风俗脱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客人的汽车碾过，以表达她们的友情。
从几内亚来到马里，与凯塔总统主要是谈经济援助问题。
周恩来总理在马里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不看作单方面的恩赐；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要求任何特权；尽量减少受援国经济负担；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之路；力求投资少，见效快；提供中国最好的设备及物资；帮助受援国人员掌握技术；中国派出的专家不容许有特殊要求和享受。陈毅全过程地参加了这八项原则的制订，对八项原则的精神实质理解很深。陈毅向国内同志解释这些政策说：“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是养成你对他的依赖。给你点鸦片烟抽，你抽上痛就不能摆脱我了。
中国的援助是别开生面。因为我们受过这种援助的害，就能体己谅人，帮助他们走上自力更生道路。”他举例：中国帮助马里建设了米厂、皮革厂、卷烟厂等等。马里人爱喝茶，过去每年从中国进口，现在中国却派专家帮马里人自己种植和炒制茶叶，而宁可失去自己的茶叶出口市常1月27日，在访非途中，中国与法国正式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又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1963年10月陈毅就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与周恩来一起同前法国总理富尔商谈过建交问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法国的承认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正当共产党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进行另一次显耀力量的访问。他们有理由对中国外交上的成就感到满意。”
一个多月前陈毅参加肯尼亚庆典后赴开罗途中，曾在苏丹喀土穆机场停留，与苏丹外长谈起过“戈登将军毙命苏丹”的故事。戈登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刽子手，1860年参与指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劫掠北京城；后又率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回英后被派到苏丹任总督，掠夺宰割苏丹人民。
1885年苏丹人民揭竿而起攻入喀土穆，起义军在总督府门前用长矛刺穿了戈登的胸膛，为苏丹人民报了仇，也为中国人民雪了恨。此番访问，总统阿布德中将又提起这段历史故事，与中国贵宾再叙两国人民共同的悲惨命运和反帝反殖运动中结下的深厚友谊。
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塞拉西皇帝迫于外来压力，把会谈地点安排在远离首都的阿斯马拉。周恩来、陈毅谅解主人的困难，欣然前往。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都很友好，代表团车队经过，时常有花束抛来，一位男子为了把鲜花抛在代表团车上竟追车跑了半里路。此次访问后不很久，两国终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代表团又来到了“非洲之角”索马里，这是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
象以前在各国访问时一样，周总理全力投入会谈、记者招待会等工作，而陈毅则尽力分担其它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看望中国使馆工作人员，报告国内形势、国际动态、中央方针、出访成果等等。这一次在首都摩加迪沙，在即将结束对非洲10国访问之前，陈毅在使馆做了整整6个小时的报告，详细总结了访问非洲的见闻。他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觉醒的非洲，一个革命的非洲，一个前进的非洲。非洲人有自豪感，对自己命运有信心，不象过去那样站不起来。他们产生了新的领袖和干部，产生了伟大的群众运动，不再跟着帝国主义和大国的指挥棒来考虑问题，而是根据自己整个大陆的翻身来考虑他们的建设，就象1949年解放了的中国一样，这是一种革命的苏醒！”
这次亚非之行（归途又访问了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增强了了解，促进了友谊。尤其是周恩来提出的“五项原则”和“八项原则”，实际上为中国处理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确立了具体的准则。亚非各国的首脑反映也很好。象缅甸总理奈温将军和陈毅是老朋友了，陈毅9次访缅（包括过路访问），奈温也常来华访问，由陈毅陪同。谈到中缅友谊，奈温请陈毅转告中国领导人说，在他的有生之年，绝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来反对中国。
1954年陈毅访德时，苏联驻德大使普希金称赞新中国外交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具有一种高水平的灵活性，并问是什么原因形成的？陈毅回答了两点：“第一、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领导，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各项对外方针的。第二、我们党在30多年斗争历史中，与国内资产阶级及其它党派时分时合，为打击主要敌人，广泛团结各阶层力量，建立统一战线，在这方面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因此现在搞国际斗争，就比较注意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陈毅在写给中央的访德报告中还特地汇报了这种体会。
1956年2月，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第一次应邀访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给予隆重盛大的欢迎。陈毅亲自召集各接待单位的有关工作人员，向他们讲解：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破坏柬埔寨的中立，由美国拼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宣布对柬埔寨实行“保护”。1955年9月柬埔寨大选后，西哈努克亲王出任首相，新政府即宣布不同外国建立军事同盟，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不接受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西哈努克亲王奉行和平中立政策，希望发展中柬关系；而我们也希望把中束关系作为大小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平等友好相处的一个范例。他处于两大阵营中间，愿意保持独立和中立，我们应给予积极欢迎和支持。后来整个接待工作非常热情、周到、成功。周恩来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发表了联合公报，两国友好关系日益臻进。1958年7月19日，中柬正式建交。
苏加诺是印尼反帝反殖的领袖，1956年苏加诺第一次访问中国，一路参观游览，都由陈毅陪同。故宫博物馆、鞍山钢铁厂、旅顺海军基地??陈毅都能旁征博引，论古析今，介绍许多有关中国的闻所未闻的新鲜情况和经验教训，使苏加诺感到中国元帅是一位熟知历史通晓人情、很有政治眼光又很坦诚真挚的人物。临离昆明回国前，苏加诺又专门向陈毅提问，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有什么领导方法没有？陈毅将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领导方法作了详尽的介绍，苏加诺从此和陈毅成了朋友。
从1959年8月开始，印尼反对势力掀起排斥和驱赶华侨的浪潮，损伤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1961年4月陈毅率领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尼时，虽然驱赶华侨行动已停止，但外界仍认为陈毅此行目的是为了处理两国在华侨问题上的纠纷。其实，陈毅行前与外交部对此已作了研究：这次访问目的不是谈判华侨问题，不算旧帐，而是加强两国友好，讨论反对新老殖民主义问题。
这一方针得到周总理同意。
陈毅身穿白色西服来到雅加达，苏加诺立即以国家首脑一级礼遇给予破格接待，队机场直接请去总统府会见，第二天又亲手授予陈毅元帅一枚印尼二级共和国勋章。（这种勋章授予总理和首席部长级的友好人物，一级勋章只授给苏加诺一人。）陈毅与苏加诺几度会谈，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双方立场都接近一致。
一次谈话中，苏加诺对陈毅说：“我的生活方式、我讲的东西是资产阶级一套，恐怕你们不愿听。”陈毅恳切地说：“我们把你当作朋友看待。并且我认为做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无论如何他是先驱者，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苏加诺于是释然，他后来对人讲：“跟陈毅元帅谈话后，感到有股激荡的力量，往往得到一种满足。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陈毅只有寥寥数语，就可以说清楚。”在陈毅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苏加诺致祝酒辞，称的是“陈元帅阁下，陈毅同志、陈毅兄：??”而陈毅则如往常一样亲昵地称苏加诺为“朋加诺”，“朋”，即印尼语中“兄”的意思。短短5天里，两国代表商谈并签署了3项文件：联合公报，文化交流协定和友好条约。陈毅离开雅加达前向主人们说的话，将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人与人之间有一个认识过程，国与国之间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究竟中国是好是坏，要经过一段时间看一看，朋友是不是好朋友，要经过长时间艰难困苦的考验。”
亚非朋友多则多矣，但尽是一些小国、穷国和弱国。对此人们啧有烦言。
陈毅在一次讲话中理直气壮地表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顶着大国，支持小国，反对大国拿小国作为交易的筹码。这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在支持印支三国的斗争中，陈毅作为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做了大量的工作。1964年8月美国制造了所谓“北部湾事件”，开始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坐视不救。”1965年3月，美军在越南发动了侵略战争，并对中国发出战争威胁。3月12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人民不怕这一套”，“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进行到底”。
束埔寨这样的小国敢于进行抗美爱国斗争，中国始终给予热忱支持，1964年11月，陈毅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柬埔寨参加独立庆典，须自昆明飞金边，当时美国飞机每日狂轰“胡志明小道”，专机是飞越还是绕过这一战区？陈毅在昆明，中央极关注他此行安全，反复研究代表团报告之后，总理回电：“一切由陈总决定”。陈毅决定取道“胡志明小道”上空飞行，并干脆在出发前公开发布消息，将专机要走的航线公诸于世。有人担心安全，陈毅道：“越走最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都知道那是美国飞机的活动范围，我们出了事，这笔帐还不记到他们头上？我谅他们也不敢打！”航行那天，果然时上时下有美国轰炸机躲躲闪闪的影子，陈毅安然坐着下围棋，并开玩笑：“还有美国飞机护航哩！”
一些西方大国在亚非小国面前总觉得高人一等，而陈毅代表的中国外交恰反其道而行之。一次在北京剧场举办音乐会招待驻京外国使节，陈毅入场时，礼宾人员发现原先给陈毅留好的座位上坐上了两位非洲国家外交官，便赶紧去请那两位官员走开，换到另外的座位上去。陈毅发现了此事，亲自走到方才被请走的非洲朋友面前，与他们握手，诚恳致歉，仍将他们请回原来的座位，自己则另拣了一处地方坐。礼仪小事，却能看出陈毅对小国的态度，正象他在“东方歌舞团”成立典礼上讲的：“亚、非、拉美，各国的舞蹈都有艺术价值，他们的色彩、线条、动作、声音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国去学他们，而我们是认真地学他们。这是真正的艺术，要表现伟大的未来，表现人类的团结一致，表现任何一个小国小民族都能够作为一个成员把自己的艺术贡献到世界大家庭里来。”
为团结更多的亚非拉国家朋友，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陈毅平时只要稍能匀出些时间，就要询问最近来了什么客人，主动要求给他多安排活动，多做一点工作。哪怕是小国身份低的客人，他也不是敷衍客套一番了事，往往一谈就两、三个钟头。进入60年代，他不辞辛苦，频频出访。仅以1964年秋季为例：11月6日，陈毅访问阿尔及利亚、阿联、巴基斯坦之后回到北京，只停了一夜，第二天即启程去柬埔寨庆祝独立日。22日回北京，当天又投入出访准备，4天后即离京访问印尼，保健医生说他在国外常靠吃药维持精神。可次年3月他又连接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归来4月初又与总理会印尼纪念万隆会议10周年??回到国内病倒了，然而病好之后又在3个月中接连3次出访非、亚两洲，去了9个国家，行程数十万里。全国解放之初他在华东军区一次干部大会上曾吐露过这样的想法：“现在解放了，为人民牺牲生命的机会不多了，但是党的事业还需要我们零敲碎打地付出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
他在万里行程和异国土地上洒下心血汗水，为中国赢得了日益增多的朋友，到1965年为止，与中国建交国家已有49个，其中34个是亚非国家。
中国的友好之门并不只是对亚非拉朋友敞开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重要在于“最广泛”三字。美苏两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而西欧国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倾向日益抬头。1964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将西欧、日、加、澳、新划为美苏之间第二中间地带，因而中国采取了积极态度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在陈毅外长的客人中，还有英国前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他退休后两次访问了中国，以了解西方人眼中这个“神秘、落后而又好斗”的国度。除了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重要谈话之外，其余时间多是由陈毅元帅陪同游览参观。
有一次宴会，陈毅安排的陪客阵容令客人大感兴趣。他们之中有中国末代皇帝傅仪，有原中国的大资本家荣毅仁，尤其还有去年秋天获得特赦的前国民党将领。当总理依次介绍到杜聿明时，诙谐地笑道：“他同陈毅作过战。”
蒙哥马利问：“你们谁战胜了？”总理指陈元帅：“他获胜了。”蒙转向杜聿明：“那次战役中你有多少军队？”答：“100万。”“拥有100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答：“可是陈毅元帅有200万人，因为我手下的人最后都跑到他那边去了！”一时满座欢笑。
在中国所闻所见的一切，给蒙哥马利留下深刻印象，他回国后在《三大洲》一书中写道：“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兴起成为一个大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方世界必须现在就同新中国和好，并且平等相待。”
在地理位置与民族心理上比英国更接近中国的，还有日本。
一次会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时，陈毅向松村谦三先生提出一条建议说：“围棋、乒乓、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松村先生立即赞同。周恩来说：“这一点陈毅副总理可以和你达成协议，君子协定也可以。”于是1960年6月，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了中国。19G2年中国围棋代表团首次访日，一些爱好围棋的右翼议员也在松村先生安排下与中国棋手对奕，交谈棋道，无形中播下中日友好的种子。
后来，1964年12月，日本29位最知名的围棋手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800万棋手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征集3000万人签名运动，因为妨碍两国围棋交流的最大障碍是两国外交关系尚未正常化。九段梶原武雄先生亲自背着大喇叭，摇着旗子，在闹市区征集签名，宣传日中友好。
1962年12月一位前日本陆军中将以负罪心情访问中国后回到东京，一下飞机就对记者发表了谈话：“陈毅副总理曾对我强调说：即使中国强大了，也绝不会侵略日本及其它国家。但是如果外国前来侵略，我陈毅就要打头阵！”为让更多日本人了解新中国，解除疑虑，陈毅还专门指示有关部门，邀请了日本前军人访华团来中国访问，让他们能有机会为日中人民世代友好贡献力量。
那么，美国人又是否在朋友之列？陈毅首先就反对笼统随便地使用“美国人”这个词：American这个词，不能和美帝国主义划等号，它还包括千百万美国人民，他们和美国国务院少数反华的决策人是有区别的。”不仅有象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样的中国人民多年的亲密朋友，哈里曼先生这样的官员，陈毅也称为自己的朋友。
1962年10月，陈毅与路透社总经理柯尔先生，进行过一次为时3小时的非正式谈话，一个中心题目就是中美关系问题。陈毅穿一身浅灰褐色西服，结一条鲜艳的绸领带，吸着烟，语调从容地说：“如果建议举行中、美外长级会谈，我们不会反对。中国的态度是，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任何新的行动中，美国必须采取主动。
“如果美国对中国有疑惧，它应该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美国拥有核武器，拥有那么多军事基地，实行着包围中国的政策，难道他们认为中国人就不担心吗？难道肯尼迪处在我们的位置会睡得着觉？??我们有我们的忧虑，这些忧虑朝夕挂在心头，我们不能不枕戈待旦！”
这些推心置腹，坦诚真挚的话或许还不能触动美国当局，但它肯定会在千万个读到这谈话的美国人中引起思索和反响。
1964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召开9年之后，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才得以在雅加达召开，然而局面却比9年前复杂多了。一是由于“万隆精神”对推动亚非国家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殖民主义及霸权主义者千方百计用收买、高压、挑拨离间等手段对第二次亚非会议进行阻挠破坏，二是由于国际政治力量组合和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中苏关系破裂，中印发生边界争端，印度巴基斯坦也发生武装冲突??刚从亚非14国访问归来的陈毅，征尘未洗，又准备率代表团去雅加达开会，然而直至开会前两天，还未决定他是否前往。
原来，会前西方国家放出空气，说此次会议完全是由中国控制的。为澄清事实中国便照会筹备会召集国印尼：只要会能开成功，就对亚非有利，中国体谅东道国困难，可以不参加筹备会。可是4月7日印尼方面看到出席率很高，胆子壮了，匆忙向中国发出了邀请，继而又明确提出希望陈毅外长能出席会议。因此，中央临时决定陈毅赶去参加会议，已是9日凌晨，离会议开幕只有一天多了。9日上午周总理立即与陈毅及代表团有关人员研究会议情况，大家认为只要在亚非会议时间、地点上达成一致协议，就无大障碍了。
时间紧迫，未容细议。当日下午陈毅登机启程南下，连续夜航。终于在第二天上午11时赶到了雅加达，下午便出席了会议开幕式。然而交谈中他发现印尼方面在开会时间、地点上另有意见，将影响会议顺利达成协议。陈毅便于12日拜会了苏加诺总统。
苏加诺主张，第二次亚非会议地点仍在印尼，时间放在今年。而据陈毅所了解的较多国家的意见，第二次亚非会议应换在非洲国家开。他劝说：总统阁下如果主张在非洲开，就是支持了非洲的斗争，顾全大局，表现了政治家风度，证明你无私利打算，去发言就响亮。苏加诺一听有理，但对开会时间仍主张在今年。陈毅又摆情况：今年7月有阿拉伯首脑会议，8月非洲首脑会议，10月不结盟国家会议，以后又有英联邦会议，联合国大会，国家领导人长期在外开会怎么行呢？他看出苏加诺的心思，便劝说：亚非会议和不结盟会议不应互相竞争，而应该互相补充，即使竞争也不必用抢先开会的办法??苏加诺松口道：时间问题还可以再商量。
这样，开会时间、地点问题算是大体一致了，然而另一场紧迫的辩论，却出乎意料在会议席上展开了。
与会22国代表，11日开始一般性发言。陈毅在发言中从亚非团结反帝的大局出发，强调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完全不提中苏分歧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代表们报之以热烈掌声。
然而，印度代表团团长、农粮部长辛格却突然提出，要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理由是苏有很大一部分领土在亚洲，因此，是个亚洲国家。
这真是奇闻，小学生在常识课上都知道苏联是欧洲国家，而且9年前开第一次亚非会议时，正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亲口表示过：“苏联亚洲部分未被邀请，因为在政治上它是一个欧洲单位即苏联的一部分。”（1954年12月30日，雅加达记者招待会）现在如何一下颠倒了呢？印度代表发言后，锡兰代表表示支持，其余则未表赞同。
第二、第三天会议上，印度代表又再三提出邀请苏联的建议，陈毅发言加以反驳。然而分歧毕竟太大，牵涉到各与会国与中、苏、印3大国关系，事又来得突然，代表们来不及请示国内，来不及互相研究，只能默守中立，会议眼看陷入僵局。陈毅这才明白：苏联领导人早已蓄意插手亚洲事务，此次一面要印度发难，一面通过各种途径向某些与会国施加压力，想要在多数国家代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挤进亚非集团。
13日上午开会，印度代表首先发言，又添一理由说许多亚非国家经援、军援来自苏联，因此应邀苏参加会议。巴基斯坦外长即反问：印度是否准备让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也参加亚非阵营？因为它们也支持亚非国家。陈毅在会上发言，澄清了某些人制造的中国支持苏联参加的谣言。但多数国家仍默守中立。
14日，会议进入最后一天，关键时刻到来了，陈毅作了雄辩有力的发言，指出：苏联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地理常识，苏联自己也从未以亚洲国家自居，在联合国也从未参加亚非集团活动，为何偏在此时提出这样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给大会造成争执和分歧呢？中国并不是因为与苏联关系恶化才反对它参加，在中苏关系很好时，中国同样认为苏联是欧洲国家。
“中国反对邀请苏联，是为了维护万隆精神，维护亚非会议原则。如果屈从于某些大国压力而放弃原则，将使我们亚非会议蒙受耻辱！”
会场气氛立即变了，巴基斯坦等国代表纷纷站出来支持中国意见，而辛格越发激烈地争辩。你争我吵，会场乱了。主席提议暂时休会1小时，由阿富汗等6国代表组成小组会议决。好容易等到下午6点，小组会宣布达成了协议：将邀请苏联的提案推迟讨论，提交给明年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首脑会议作决定。
推迟讨论，意味着印度提议未被否决，势必使明年首脑会议一开幕便由此陷入争论，损害亚非团结。如果筹备会以这样的一纸决议宣告结束，在陈毅看来将是一次失败。此时印度代表己带着得胜神气回旅馆去了，晚上东道主印尼还要为各国代表举行送行宴会，剩下时间已不多。陈毅留在咖啡厅里，进行着极其紧张的思考。
现在需要立即行动，向国内请示已来不及，连召集代表团开会也来不及，只有靠陈毅的信心、耐心和智慧来争取挽回局面。大会主席、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神色焦虑地跑来求助，他怕中国坚决不接受小组决议，甚或宣布退席，则会议将以破裂告终。况且苏联已施加了压力，援助印尼的10条兵舰正选在这两天交付给印尼，印尼左右为难。巴基斯坦代表听说后，主张大会主席行使职权，否定苏联参加，陈毅认为6国小组会作了决议，主席个人无权否决。
另一位代表提出用投票方式裁决。陈毅说：“这个会上不能用表决手段，因为万隆会议的精神是协商一致，不用多数压少数，也不能把少数人意志强加给多数，要想法说服印度、锡兰代表撤销他们的建议。”
这可能吗？苏班德里约一筹莫展地走了。陈毅此时发现：由于印度代表已离开，咖啡厅里留下的各国代表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代表身上，这正是一个放手做工作的好时机。离宴会开始只有85分钟了，要抓紧！陈毅放大讲话的声音，吸引一些外国代表团成员围拢上来。最先靠近的是一位中东国家大使，方才6国小组会参加者之一。陈毅坦率地说：“你们这个小组会决议很不好，宣布出去，世界上会认为你们这些亚非国家不成熟，22个国家这么些外长、大使，连这常识问题都不能解决，还要交给首脑会议。如果这样我感到羞耻。这问题都不能解决，还谈什么反帝反殖伟大运动？”大使点头赞同道：“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
另一国家代表吃惊地表示，这些情况他根本不了解，国家小只派了他一人来，住了几天还未弄清争的是什么问题。陈毅于是扼要明了地将前后情况及利害关系跟他说了一遍。他恍然道：“我要坚决反对邀请苏联参加，要保护亚非国家利益。”他离开陈毅，又向周围其他代表们宣传听到的情况。
人们接二连三来到陈毅和其他中国代表身旁，经过争分夺秒、积极努力的工作，休息厅里形势变了，绝大多数舆论转到中国这边来了。8点钟宴会开始，陈毅抓紧时机，还在和邻座的巴基斯坦外长交换意见。
宴会后，夜里10点，会议继续进行。因许多国家对6国小组决议不满，大会主席将小组会扩大到包括中、印在内的12国。咖啡厅的工作发生了效力，许多国家态度趋向明朗，经过一场争先恐后的辩论，很快形成这样一个局面：除印度、锡兰坚持邀请苏联外，其余10国均表示反对。印度代表被置于进退维谷、相当孤立的境地，如再逼下去，他有可能退出会议，这将导致会议破裂。怎么办？大会主席抽身离开会场请阿富汗代表代理主席职务，印度代表说话的调子也有所降低，陈毅立即与身边几位中国代表团员商议，“攻势”应适可而止。然而问题如何解决呢？成败在此一步了。
陈毅起来发言说：“我非常痛心，为什么在这次会议上一定要提出苏联参加问题，使我们亚非会议走向破裂呢？从根本上说，我是愿意与大家合作，也愿意与印度代表合作，把会议开成功的。我们不能允许把亚非国家的利益出卖给某个大国，但具体问题上的争论，我们还要照顾到亚非团结的大局，愿意作出一定让步的，因此我建议——关于邀请苏联参加问题的决议，可以这样写：有的国家主张邀请，有的国家反对，有的国家建议推迟到首脑会议上去讨论，有的国家反对提交首脑会议。因此，没有就这问题达成一致协议。”
会场一片交头接耳之声。辛格经过几分钟紧张的思考之后，看看别无良策，终于同意了陈毅提出的方案。代理主席赶紧宣布小组会结束，立即按中国代表团意见起草决议案，提交明天的大会讨论通过。
这是一大胜利。因为按国际惯例，筹备会上“没有得出一致意见”的问题，是不能列入首脑会议议程的，更何况根据万隆精神，在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不能强使会议接受部分或某些国家的意见。因此，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最终否决了印度提案，而又保留了印度代表的“面子”。
会一散席，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便上前紧紧拥抱了陈毅，动情他说：“我今天真正看到万隆精神，感谢你促进了会议的成功！”大会秘书长、印尼副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对陈毅元帅在本次会议、中为维护万隆会议所做的贡献，对他民主的顾全大局的精神，我要行脱帽礼表示感谢！”
第二天大会重新开始，顺利通过了12国小组会决议，陈毅疲倦的脸上这才露出了明朗的笑容。他和代表团同志们，变被动为主动，为亚非团结事业，最终赢得了一局风云莫测、奇正相生的险棋。
对于世界政治局势来说，从1964年到1965年，可谓“多事之秋”。
1964年10月16日，两条惊人的消息同时震动了全世界一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被解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5年前正是赫鲁晓夫撕毁了帮助中国建立核工业协议，而今天中国独立制造的原子弹恰巧在赫氏下台之日震撼了全球。
世界各国对中国刮目相看，并且关注着中国成为一个新的核大国之后会有什么新的行动。10天之后，法国《快报》周刊登载了陈毅对该刊记者的一次谈话，标题为“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陈毅谈了有关原子弹的3点看法：“第一，中国是根据7亿人民希望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和世界人民利益来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而不是根据有没有核武器。
第二，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不是核武器制造了人。人始终是第一位的，因此人类最终将能消灭核武器。
第三，中国研制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以便最后销毁这些武器。我们将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那么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联又将如何？中共中央很快派出了周恩来、贺龙为首的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但令人失望的是，苏共新领导非但没有改善关系的诚意，而且准备在次年3月召开分裂性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达到谴责和孤立中国党的目的。中国党的态度则是“仁至义颈。1965年2月接替赫鲁晓夫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访越途中停留北京，周总理与陈毅在机场与他谈话时，作了尽力劝止的团结工作。柯西金归途中第二次路过北京，提出想见毛主席一次。陈毅反映了这一情况，考虑到这场斗争重大严峻的意义及对中苏两国人民负责到底的目的，建议主席还是一见为好。主席欣然采纳，于是便有了他与柯西金那次著名的谈话。
1965年3月1日，莫斯科会议果真开了场，它对国际共运的发展方面毫无成果可言，倒成了另一个标志——国际共运内部产生了大分化。至此，“社会主义阵营”即便是在名义上也不复存在了。战线在重新划分，力量要重新组合。这正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年代。
越南战场的形势也日趋紧张，美国不断采劝战争升级”行动以至轰炸了越南北方。1965年3月陈毅访问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时，3国领导人都对越战局势充满忧虑，要中国去劝越南人不要再打下去了。陈毅这样回答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要把中国的影响估计过大了。是和是战，只能由越南人民来决定。我们的态度是无条件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侵略。当然，朋友们的和平愿望我们是理解的。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是希望你们去劝劝美国人，早日从越南撤走。
这年4月，正当B—52重型轰炸机对河内、海防等越南北方城市大举轰炸的时候，周恩来、陈毅秘密来到了炮声不绝的河内，冒着危险往来于弹火之下，亲自与越南领导人商量安排援越物资的品类、数量、运输、供应等问题，这是对越南人民坚定无私的支持。
激烈的动荡和分化是全球性的，非洲也在振荡。
1965年6月19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率中国代表团离京飞往开罗，并将飞赴阿尔及利亚，出席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不料在飞行途中接到导航站转来的电讯，说阿尔及利亚发生了政变，前政府领导人本·贝拉被捕，由布迈丁领导的革命委员会掌握了首都局势。第二次亚非会议能否如期召开成了问题。陈毅与周恩来在开罗停留3天，反复研讨了阿尔及尔局势，并与阿联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紧急磋商。之后，陈毅于22日率代表团部分成员来到枪声未绝的阿尔及尔，实地了解情况。随行的保健医生带着外科手术缝合包和抢救药品以防万一，而陈毅早已将一切危险置之脑后，投入了紧张的外交活动。
起初，新上台的布迈丁政府积极承担东道国义务，力主如期开会。决定参加外长会议的已有19国，但有些政府首脑出于对阿尔及利亚前领导本·贝拉的友好关系，反对立即承认新政权因而不主张如期开会。为促进亚非团结事业，陈毅一方面向新政权表示了支持，另一方面又向各国代表团做工作，力图促使会议如期召开。然而，由于美国的阻挠，苏联的插手，亚非国家之间对会议的要求和想法不尽相同，要达到“协商一致”十分困难。到24日，英联邦13国再次呼吁延期开会，东道国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中国代表团便考虑依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调整自己的方针。25日上午，正当陈毅与各国代表紧急商讨如何提出延期开会问题时，在预定的亚非会议会址“松树俱乐部”大厦里，突然发生了爆炸，我新华社两名工作人员受伤。这一卑劣的破坏事件，使与会各国代表的人身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形势急转直下。陈毅召集中国代表团会议，会议一直到次日0时30分。
第二天一早，陈毅会见了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亚拉，向他提出推迟会议的紧急动议。接着陈毅与各国外长紧急磋商和交换意见，中午终于举行了中国、阿联、巴基斯坦等7国外长会议，一致达成协议取消原定的外长会议，并召开常设委员会会议，商定亚非会议的延期问题。
第二次亚非会议虽然最终“流产”了，但陈毅亲自参与的从筹备到延期的全部曲折过程并不因此而失去其深远的意义。它使中国政府支持亚非人民共同事业的坚定立场和顾全大局的一贯态度，得以再次昭示于天下。
8月，陈毅再度出访，赴雅加达参加印尼独立20周年庆祝活动。“千岛之国”的美丽风光和印尼人民浓醇似酒的友情又一次使他为之动情。没想到他离开仅一个多月，印尼就发生“九·三○”事件，中国印尼之间的友好关系中断了。
9月初，陈毅又访问了巴基斯坦、叙利亚、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和阿富汗6国。在马里，他在西非炎热的日光之下参观了中国援建的纸厂、制糖厂，步行去看从广东引种的甘蔗田，所到之处都有许多马里群众拍手欢迎，跟着跑，一个劲喊“中国万岁！”这令陈毅感到中国肩上承担着的期望和责任。而另一方面，一路走来，又亲眼目睹了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宁。到巴基斯坦时正碰上英巴冲突加剧，印军已攻抵拉合尔城下。离叙利亚回来，本来准备在伊拉克加油，不料伊拉克又发生政变，机场封闭了，只有绕道阿富汗坎大哈机场返回国内。多事之秋，风雨满楼。昔日“社会主义阵营”已经解体，民族独立运动正面临更复杂严峻的考验。各种力量在较量，挤压，??这样的时刻，中国人民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气魄呢？
1965年9月29日下午，近300名中外记者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世界各大新闻社都等候着北京发来的消息，看陈毅外长将代表中国作何发言。
陈毅是在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沿长江航行观光后，昨天下午才回到北京的，但他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准备好了应付各种最挑剔最难答的问题，并且要旗帜鲜明地表达中国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看法。
首先提出的问题是：“美国在越南南方的兵力增加到13万，在战场上使用了各种新武器，你对这种做法有何评论？”这问题当前举世瞩目，陈毅直截了当地说：“越南人民能打败美国帝国主义，这一点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前些时候，有个法国朋友告诉我，美国的力量还没有使用完。??我说，你这话也有道理，但是，越南人民的力量也还没有使用完，全世界人民的力量也还没有用完，阁下为什么只看到美国的力量呢？”
接着，几位外国记者先后提出有关中印边界争端、印巴冲突、中国与联帮德国贸易关系，以及同发展中国家分享核知识等问题，陈毅择其要点，明确畅快，一一作了回答。
李宗仁先生刚刚回国，并举行过记者招待会，这次日本记者又向陈毅提出了关于国共合作可能性的问题，陈毅回答得简短而又意味深长：“新中国就是以共产党为首的，包括8个民主党派合作的局面。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参加这个合作，我们也欢迎蒋介石、蒋经国能象李宗仁先生这样参加这个合作，欢迎台湾省和台湾的任何个人和集团回到祖国的怀抱，参加这个合作。”
日本记者又问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陈毅深知受过原子弹之害的日本人民对核武器问题极为敏感关注，因此再一次阐明：“中国保证任何时候不首先使用原子弹。我们的核武器只用于防御。”
陈毅以激昂慷慨的语调，一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坦率地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压迫、挑衅、进攻的坚强决心。这位曾统兵百万、横扫千军的元帅外交家说出了中国军民有充分把握粉碎一切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在外交场合讲得如此铿锵、如此透明，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这就给记者们显示了人民中国坚强无畏，豪迈乐观的形象。展望未来国际局势的发展，陈毅充满信心地预言：“世界真正变为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大家庭的美好前景，一定要到来！”这是1965年的国庆，新中国已满16岁，陈毅自1954年那个天安门之夜起，参加外交工作也已11年了，如果说当年受任之初他曾有过“绠短汲深之惧”的话，那么现在他面对这剧烈动荡的世界，已抱着更豪迈、自信的乐观态度。1962年1月，他在报上看了一篇介绍驯鹰人如何迫使雄鹰在半饥半饱之间生存，最终听从使唤，并失去宝贵自由的文章，颇有感慨，曾写了《驯鹰词》以咏其志：若乃真雄鹰，展翅冲霄汉。
翱翔于太空，嬉游于海甸。
不恋投来食，安能受羁绊？雄鹰当如此，人生当如此，国家更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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