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歌。歌声把回忆唤醒。每当"到敌人后方去"旋律想起，我就按捺不住冲动，乘着歌声的翅膀，搭载回那"历史的天空"。

　　要问我初见延安心情? 还用说，那可延安宝塔山是中国革命最高学府所在地，就跟你们看到北大未名湖博雅塔感觉差不了多少。常在电视上看到，现在不少孩子到北京非闹着到北大清华的"照相门"留影。我们那时候没条件，要不肯定也是个追星族，还不把宝塔山闪个够。

　　"开学第一天，都是报到时间。"热乎劲还没缓过来，你都猜不到，我又遇见了谁?我们这帮新生马上被安排到机场迎"外"，按说天外来客也不是外人，是从苏联回来的我党驻莫斯科代表团和一些西路军领导同志。可"接待"规格不是一般的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全到场了。

　　那阵，我们这帮"土包子"光顾瞅飞机这西洋景，哪有心思听领导讲话噢，而且声音也不断被飞机轰鸣声遮盖，我耳尖，隐约听见有人用浓重湖南口音说了句"真是喜从天降"，忙问身边一"学长"，"这大高个是谁呀"?"是毛主席"。学长平静地说，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他这一说不打紧，我激动的快晕菜了，使劲往前挤踮着脚猛看??这感觉可以持续多长?不出意外，见到偶像"失眠"是必须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才第一天我就见到了歌里的人物。要晓得，像我这种"草根"，连县长这种芝麻官都没见过!

　　幸福继续延伸，第二天组织给我开了到陕北公学的介绍信。搁现在，就是免试上人民大学了，人民大学的前身就是陕北公学。接待我们新学员的是校长、著名革命教育家成仿吾，他可是见证人民大学历史的元老。说来不相信，我们不是四年学制，而是一月必修。毕业分配即可上战场，也可"读研"，甚至还保送"出国留学" 呢。一月的大学生活我在努力学习之外，还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20 多个党员，可谓是"火线"发展。理论上讲，我这种行为该被"批评"，不符合组织程序。可战争年代是个例外，生死面前你就能看出人性党性。事实证明，这些同志没有让组织失望，我的破例是有效的。

　　毕业当天，我却意外的得到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地点是苏联，专业是学习坦克。这可是门尖端高技术工种，在当时没有一辆坦克的情况下，我们党就有穿透未来的眼光，实属难得。负责带队的是毛泽民同志，中午就出发。能被保送主要是我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上可靠，有突出组织能力，学习上更不用说了，那会，高小就算知识分子，我好歹算是准大学生。身体倍儿棒、吃饭倍儿香。可不管组织上好说歹说，我就是不愿去吃洋面包，一门儿心思想打仗。我救命般找到成校长，可怜兮兮的啜泣，终于被批准留在国内"读研"。后来才听说，毛泽民同志带队到新疆后，1942 年被军阀盛世才杀害了。就这样，我在中央党校读了一段"研究生"，又转学到抗大，进修"侦查保卫"这门学科，算是踏进情报门。一路读来，晒晒我的母校：人大、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的前身——抗大，哪一所不是名牌。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授课的老师全是"战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共和国未来的元帅将军们。学历不低，能力就更别提了，文武双全、军政兼优。林彪、罗瑞卿、陈奇涵??1955 年授衔均在上将以上。顺便说一句，连曾经的胡耀邦总书记也老老实实蹲在下边记笔记呢。

　　在这儿，聚集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我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大海中学习游泳。课余生活丰富多彩，歌咏赛、扭秧歌，没有人不珍惜战争中这短暂的学习时光。绝没有逃学、旷课。作弊?笑话，打仗作弊不是丢脸而是丢命了。 巍巍宝塔山、滔滔延河水。周末常看见毛主席在新华书店附近转悠。距离产生美。近在咫尺的接触已经褪去了那层神秘感，变成了透明的崇拜。

　　毕业那天，毛主席出席了典礼，来到我们中间谈笑风生，问这问那，他找了块石头很自然地坐下，没有一丝架子和拘束感。细节决定成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群众，深入一线。1939 年 2 月，我调入中央社会部。3 月，社会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许建国)率我们一行 13 人，随中央考察团赴华北敌后考察。我们唱着"到敌人后方去"奔赴战场，来到了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开始了我的"特工"生涯。

　　既然当学生，首先得拜师。虽说修行在个人，但总得师傅领进门。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漫漫人生路，难得遇见一位好领导、好老师，而老红军、老首长许建国同志就是我的领路人。刚开始，我完全是理论上的巨人，眼高手低，交的第一次作业成绩"惨不忍睹"：汇报八股连篇，教条僵硬，脱离实际。看着我尴尬为难样，他没训我，而是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成长，从分层调查开始，区别对待，耐心说理，不溢美、不诿过，关心同志，给战友春天般的温暖。知我家贫，途经我家乡时，他悄悄塞给我光洋，自己餐餐冷水泡馍馍。在他的帮助鼓励下，我迅速成长成熟。恩师虽去，教诲永怀。

　　抵达根据地后，我们一行人都改了名字。从此，"任远"这名我沿用至今。投身革命即为家，为了工作需要，名字不过是符号罢了。

　　说晋察冀是我的第二故乡不假，乡情、友情难忘。从 1939 年到 1942 年，我在"战争大学"实践了 4 年，终于"毕业"了，派往冀东，从事情报工作。

　　冀东是我对敌斗争的最前线，紧邻伪满统治的东北地区，被日军视为伪满洲与中国的国界线，有"帝国之花"之称的精锐关东军常年驻守。早在 1935 年 11 月，日寇策动汉奸殷汝耕在唐山市设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为日寇全部占领，冀东人民开始了悲惨的亡国奴生活，饱受日寇汉奸铁蹄的蹂躏。日军在这里制造了无数起惨无人道的血案，千里长城线，到处是无人区。老百姓被"集团并屯"弄得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

　　在党的领导下，我抗日军民同仇敌忾，毅然展开挽救民族危亡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1938 年，冀东人民举行了 10 万工农抗日武装大暴动，给日伪以沉重打击。之后，冀东军民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终于在伪满与华北的咽喉地区逐步建立起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为我开辟东北工作创造了条件。

　　我们队伍在冀东军区李运昌司令员率领下，以山海关为活动轴，广泛开展游击战，屡次上演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以至于日军侵华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曾哀叹"如陷苦海，对冀东应再有新认识。" 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转移行军成了家常便饭。到如今，我这 铁脚板走起路来都虎虎生风。

　　为了配合公开的武装战争，做好敌占区的地下工作，大力加强隐蔽战线的斗争，党中央及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敌后，努力开辟敌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情报工作。毛泽东主席早在 1938 年六中全会后就提出："要设法开展东北情报工作。一是寻找抗联;二是设法站稳脚跟，以便打下长期工作的基础，及时了解敌伪情况及东北人民的思想动向"。为此，党中央先派钟子云、韩光等原东北抗联的同志从延安赶赴华北，开展对东北的情报工作。1939 年 3 月，中央社会部派许建国同志率 13 名干部到晋察冀北方分局组建分局社会部(我是其中之一)。1940 年，钟子云同志与分局社会部合作开展对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在当地党委积极关怀与大力支持下，党中央从 1941 年起陆续从延安和边区选调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到了冀东隐蔽战线中来，分局社会部也先后派出十余名得力骨干充实情报工作，使这一地区的地下工作得以快速发展。

　　1942 年 10 月，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分局社会部长许建国联名给冀东特委书记李运昌、副书记李楚离写信，建议成立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任命我为主任，携带电台一部，直接与分局建立联络。

　　为对外工作方便，组织决定东北工委和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统一以"军区联络部"的名义进行活动，代号"燕山部队"，我的公开身份是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信息时代，人没了手机着急上火，生怕人机分离。战争年代，电台就是我们的手机和 GPS，是我们的眼睛和生命，人在电台在。组织上为了保护机关电台，特地命令 12 团团长曾克林、政委曾辉同志，抽调了一个连归我指挥。12 团是军区第一团，威名冀东。伪军一听到 12 团名字就直哆嗦，听枪声，鬼子就知道 12 团来了。派主力来配合我工作，可见情报的重要性了。

　　为了电台安全，我决定先把机关电台安置在抚宁县与临榆县境西北山地蚂蚁沟一带，那里地势陡峭、群众基础好，老百姓都向着八路军。靠山、靠群众。万一电台暴露，山不藏人人藏人，可迅速转移到群众中去。经过半个月的精心准备，第一次发报就与根据地取得了联系。军区首长指示我们，迅速开展东北情报工作、分批派遣，务必有深入敌心脏的决心。接着我公开以"军区联络部"负责人的身份，开始同敌伪大乡长、保长广泛接触，从中物色对象，以便开展山海关、秦皇岛、海阳镇等敌占城市的情报工作。

　　1942 年是抗战史上最困难的一年，敌人挟偷袭珍珠港的余威，疯狂的对我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掩护的连队目标太大，我们撤到哪里，敌人就跟到哪里。电台也差点暴露，必须得隐蔽精干。我便与 12 团团长曾克林同志商量，调回连队，只派一个武装便衣警卫班随我活动。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我把电台从山区转移到一个"白皮红心"的伪乡长家里，隐藏在夹壁墙内，只有夜间工作时取出，警卫班扮成乡长家中的长工，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敌人做梦都没猜到，八路的电台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经过半年的努力，情报站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东北及北宁线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当时，山海关、唐山、秦皇岛、北戴河、海阳镇、抚宁县等地均有了情报关系，在东北的奉天、吉林、哈尔滨、新京、佳木斯、克山、四平街、北票等城市派出情工人员几十名，并通过他们又发展了一些外围利用关系，形成了情报联络网，搜集了伪满军事、政治、社会情报。

　　我们这群听风者，终于将那看不见的风声和永不消逝的电波，从冀东无声地渗透进了号称大日本帝国的天下——伪满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