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农运王”与坚定支持者

1926年11月，毛泽东离开广州，赴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受任此命，与革命形势的高涨不无关系，此时正是北伐军锐不可挡之时。10万国民革命军敢于意气风发地指向70万装备精良的北洋部队，主要借助了空前高涨的工农革命浪潮。从1926年夏至1927年春，农民运动犹如急风暴雨迅猛发展，迅速席卷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全国已有各级农协五千多个，会员逾千万人，仅湖南全省七十五个县中，就有五十五个县建立了农协组织，农会会员达136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600万以上。凡农协建立之处，无不对当地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行减租减息，清算、罚款等斗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打击封建势力，动摇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基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

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引起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极大恐慌，“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就立刻跟着大哗”。他们攻击农民革命是“痞子运动”，一些中间派分子也表现出极大的困惑，感到农村发生的事情“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和指责也反映到党内，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陈独秀认为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毛病，对正在勃兴的农民运动画了框框，限制农协“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于陈独秀的主张，党内议论纷纷。那时，毛泽东尚未调到上海，他正忙于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所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与陈独秀的调子极不合拍。在党内，与陈独秀唱反调者，还有瞿秋白。一次中央宣传部干事羊牧之向瞿秋白谈起党的四届三中全会时，认为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大右，瞿秋白听罢当即让夫人杨之华从抽屉中把他的文件夹取出来，从中抽出一份材料递给羊牧之说：“你看看这篇文章。”羊牧之一看，是毛泽东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瞿秋白特意叮嘱道：“要依照毛泽东的意见来增添你们的宣传内容。”

1926年12月，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会上，陈独秀进一步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等。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危险一方面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渐向“左”，另一方面是蒋介石恐惧民众运动而日渐向右，“左”右距离发展日远，会破裂统一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是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

陈独秀的主张，虽然遭到广东区委和湖南区委一些同志的反对，但由于获得鲍罗廷的支持，加之他在党内的地位，最终还是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次会议使党内对农民运动的分歧已经十分明朗化，而且标志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毛泽东虽然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他曾特别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力的问题：“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然而，这些极有预见性的重要发言并未引起中央的警觉。毛泽东不满意陈独秀的右倾政策，但此时他对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尚无十分透彻的了解，也没有拿到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来反驳陈独秀的主张。恰好这时他收到一封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发来的邀请电，电文说：“敝会已于东日（12月1日）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为了更好地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指责，毛泽东决定乘此机会回湖南作一次实地考察，看一看农村这场革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究竟应该给予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在长沙，毛泽东受到工农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大会发出的通告就是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旱。？？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逆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农大会定于本日午后二时在幻灯场开会欢迎。

欢迎大会举行时，会场座无虚席。除了300名正式代表外，许多人自动赶来旁听，把会场拥挤得满满的。当时农民运动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都想聆听这位农运专家的见解。毛泽东侃侃而谈，分析并肯定了湖南及全国的农运形势，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次大会肯定了农民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通过了建立民主政权和组织农民武装等决议案。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在国民党湖南省监察委员会戴晓云的陪同下，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他视察农村随身携带三件宝：一是黑皮包，内装文件材料，白天黑夜形影不离；二是白布包，内放换洗衣服，晚上当枕头用；三是一把雨伞，三件宝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在湘潭银田寺，毛泽东召集30多名农协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毛泽东拿出事先拟好的调查提纲，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同大家讨论。当他问到区乡农协组织在乡村中威望怎样时，区农协副委员长郭应棋告诉他，过去土豪劣绅在乡里作威作福，团防局长可以随便抓人、打人、杀人，如今乖乖地把枪交给了农会，见了农会干部就点头哈腰说，我非常拥护农会。现在农村里的事，只有农会才能说了算，许多农民都叫“农民协会万岁”。毛泽东听了大为赞赏：“好！一切权力归农民，黑脚杆子的农民也被称了万岁，真了不起。”赶来开会的宁乡县高露乡农协干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党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毛泽东不解其意，忙问：“什么叫二民主义？”农协

干部解释说，他们取消平粜米，还将带头要求恢复平粜米的贫苦鞋匠抓了起来，这就是不要民生主义，三民主义不就剩了二民主义吗！毛泽东深表赞同地说：“你讲的这个‘二民主义’区党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中的扶助农工政策也丢得一干二净。这件事使我想到全国已经出现的反对农运过火的逆流，我们必须坚决打击破坏农运的拦路虎，我完全支持你们的行动。”

银田寺座谈后，毛泽东风尘仆仆直奔韶山，他受到数百名农会乡亲敲锣打鼓的欢迎。乡亲们扬眉吐气地告诉他，如今即便是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敢踏上去打滚，看到这样大好的形势，毛泽东十分欣慰，他风趣地对农会干部说：过去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过去一些人对我讲，我们八字不好，坟地不贯气，现在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倒了台，难道几个月光景，大家的八字变好，坟地贯气了吗？是信神呀还是信农会？一席话，使农会干部更加增强了斗争的信心。

在衡山白果乡，毛泽东了解到，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打破宗族老例，放脚、剪把把头，成群结队拥入祠堂，与男子一道打土豪。

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一路上他广泛接触各界人士，认真听取了党的地方组织、国民党县与区党部、工会、农协、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农民及农会干部座谈，访问了开明绅士。毛泽东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游乡，甚至处决恶霸；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农会为维护已获得的权益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标队，农会还采取了禁赌、办夜校、修桥补路、义仓积谷等措施。这一切都是过去农村贫苦农民想都不敢想的事，农民一组织起来，便生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农民真正的扬眉吐气、当家作主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使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为农民运动的勃兴感到兴奋，为社会上及党内出现的攻击诽谤农运的逆流感到愤慨和忧虑。考察结束后，2月16日，毛泽东写了《为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

从2月17日起，毛泽东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撰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两万多字的报告，明确表述了与陈独秀截然相反的意见，文中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肯定其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呼吁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好后，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从3月5日至4月3日出版的第35、36期和第38、39期合刊连载了全文。这篇报告旗帜鲜明地回答了社会上及党内对农民运动产生的怀疑与困惑，为农民运动击掌叫好并指出了其发展的态势和方向。它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特别是农运骨干的热烈欢迎，但却遭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冷遇。《向导》周刊原定刊载报告全文，但却只在3月12日出版的第191期刊登了《报告》的前七部分，后面占全部篇幅三分之二的农村变革十四件大事，则未被连载下去。在这一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热情支持毛泽东的，正是瞿秋白。

1927年春，中共中央机关适应形势的需要由上海迁往武汉，3月中旬，瞿秋白为筹备中共五大先期抵达汉口。中宣部设在旧英租界辅义里27号。当时陈独秀、彭述之尚在上海，中宣部的工作暂由瞿秋白负责。当他读了毛泽东的这篇调查报告后，不禁击节叫好，同时对陈独秀、彭述之压制文章发表的做法十分不满。他对宣传干事羊牧之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他还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他毅然决定将这篇报告交给党领导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发行单行本，扩大对它的宣传。瞿秋白特意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热烈赞扬湖南农民运动，称赞毛泽东对农运的贡献。他写道：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农民要这些政权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

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4月中旬，杨之华从上海来到武汉，夫妻一见面，瞿秋白就送给她一本《湖南农民革命》，告诉她：“这是我在武汉与你见面的礼物，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寥寥数语，生动、真切地表达了瞿秋白对毛泽东的这篇革命檄文的赞赏之情。毛泽东此时正抱病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忙于主办武昌农讲所，他收到这本小册子并读了瞿秋白热情洋溢的序言，对瞿秋白所做的一切十分感动。

翻天覆地的农民革命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试金石，对农民运动的共识，使毛泽东与瞿秋白走到了一起。他们在党内外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局势面前逐步成为正确势力的代表，肩负起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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