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在中国大地上营造了异常浓烈的革命氛围，展现了一幅异常雄伟壮观、如火如荼的历史画卷。然而，在迅猛的革命大潮中，却涌动着一股逆流，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潜伏着深深的危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背叛，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一味妥协退让，终于使革命形势急剧逆转，岌岌可危。“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分化与组合关头，毛泽东、瞿秋白等一批颇有眼光和奉献精神的年轻共产党人挺身而出，挽救危局，不仅使中国革命绝处逢生，也奠定了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相继洞察危机

毛泽东是最早觉察蒋介石野心的人。

1926年3月17日，从广州黄埔军校传出一阵谣言：“共产党策动海军局的中山舰密谋发动武装政变。”驻广州城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王柏龄部也盛传着这一谣言，王柏龄非但不禁止，反而特意对连以上军官训话，要他们“枕戈待旦”。他的训话，又由士兵传向社会，广州市民一时议论纷纷。

3月18日下午，中山舰果然准备开往黄埔。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感到事情十分蹊跷，他问海军局长李之龙，李之龙回答：这是蒋校长的命令。毛泽东又询问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告诉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毛泽东预感到可能要出大事，他皱着眉，忧心忡忡地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沈雁冰说：“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19日深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工友，慌慌张张跑到东山庙前西街38号毛泽东的住所，告诉他：海军局长李之龙被王柏龄部下的士兵抓走了。毛泽东说：“现在查有实据了。”他听说街上已戒严，更感到事态的严重，决定立即到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住地商量对策。毛泽东赶到季山嘉处时，适逢陈延年在场，从他那里得知，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软禁，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不要共产党员，并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这就是所谓的“中山舰事件”。此刻，毛泽东心中已很清楚，蒋介石挑起此番事件是在搞探测、投机。他知道蒋介石本是上海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但多年在上海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与国民党右派首领戴季陶穿的是连裆裤。毛泽东认为，对蒋介石必须强硬，决不能示弱。

为了反击蒋介石，毛泽东向季山嘉和陈延年建议，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那里驻防的是叶挺独立团，蒋介石的武力虽然在广州占有优势，然而就两广而言，他的这点兵力还不足以问鼎。第一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一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二军的谭延闿，第三军的朱培德，第四军的李济深，第五军的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和蒋介石还有宿怨。国民党“二大”以后，新的中央执委会又推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凭空在各军之上又来了一个管制他们的人，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可以利用矛盾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中央执、监委员到肇庆后，即可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军事首领李宗仁素与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以为我利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介石便无能为力了。

毛泽东的建议，考虑周详，分析透彻，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然而，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却表示反对。他们从单纯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10倍，即使其他各军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城的武装警力，对付独立团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军火，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再三与他们辩论，毫无结果，只好决定请示党中央。毛泽东忧虑地预料，如果中央决定对蒋介石让步，最好的结果是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撤走，更重要的还不在此，而在于蒋介石从此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共产党人挑衅。

事态的发展不幸被毛泽东所言中。

远在上海的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对蒋介石完全持妥协退让态度，他确定的总方针是“中共中央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陈独秀在给广东区委的指示电中，要求中共继续忍让，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代，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出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

中山舰事件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都主张反击，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后，他们又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但陈独秀等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使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其实，蒋介石玩弄的这个阴谋完全是一种试探，他深知立即与中共摊牌还力量不够，即便他直接掌握的第一军中，共产党也有很大的影响，更何况在广州附近还有叶挺独立团，有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10余万有组织的工人。因此，他采取突然袭击方法造成紧张局面后，又假惺惺地检讨，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自请从严处分”的呈文。然而，蒋介石通过这一计谋，获得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他从这次试探中也进一步摸清了共产党人存在的弱点。从此着着进逼地加紧了反共活动。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借口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委的人数不得超过执委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一批共产党员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只得辞职，蒋介石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随即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手控制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随着蒋介石手中权力的膨胀，他仇视和压迫工农运动的反动面目日益公开化。对于这一趋势，瞿秋白亦十分清醒地看到并指了出来。1926年8月，他同张国焘作为中共代表，从上海赴广州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在广州期间，瞿秋白对广东的政治形势和国民党各派人物的政治态度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回到上海后，他马上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提出联合左派代替蒋介石的主张。他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为江浙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蒋介石所取得的地位、权力，已经构成了对于革命的极端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1927年3月，瞿秋白在武汉主管宣传工作时，对报纸舆论导向强调了三条方针：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他对办报的同志说：“蒋介石十分阴险，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两样，现在掌了军权，又有了京沪杭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将来后患无穷！”这些意见，是多么及时，多么有预见性啊！可是，党内的这些真知灼见，被陈独秀压制了。陈独秀是个素以“家长”自居的人，在他看来，党内能够与他并驾齐驱的人，只有李大钊够资格，其余不过是他的学生、翻译或顾问，根本不放在眼里。陈独秀的得力助手彭述之，处处维护陈独秀的“家长”之尊，将党内的反蒋主张视为极大危险，幻想以退让求团结。他们的这一右倾错误，终于导致时局的陡然逆转——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四一二”大屠杀的发生，使党内对中央领导的不满情绪急剧上升，瞿秋白曾主动约集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和张国焘谈话，愤怒地指出，武汉同志积极反蒋，广东同志主张土地革命，中央都不赞成，对蒋介石存有幻想，因而才招致“四一二”的严重打击。这些都是丧失中央领导威信的严重危机。他还沉痛地对宣传部工作人员说：“我们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我们对不起上海的工人阶级，对不起牺牲的同志，血的教训太沉痛了。”瞿秋白是中共中央理论战线上的负责人，他早已感到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武装斗争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歧见越来越深，“四一二”血腥事件，使他难以按捺悲愤的心情，每天夜晚，伏案疾书，在一两周的时间内，写成一篇76000多字的长文，准备将党内许多原则问题的争论，提交给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开幕了。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开幕后，即迁到汉口黄陂会馆继续开会。会场布置得庄严简朴，主席台正中墙上悬挂着马恩列斯的像，中国共产党党旗和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两边墙上分别挂着群众团体送的锦旗和“遵守孙中山和列宁遗教，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的大幅标语，场内排列着长长的条凳和条桌，参加会议的约100多人，其中代表80名。

大会宣布陈独秀做工作报告时，会场一片肃静。代表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些日子，革命形势日益危急，蒋介石已在上海举起屠刀，武汉虽仍处于革命高潮，但聚集在汪精卫周围的将领、政客的反共倾向在迅速滋长，形势不容乐观，大家渴望党中央总结过去的教训，对形势及今后的方针作出正确的分析和指导。可是，陈独秀冗长的报告仍贯穿他所坚持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他反对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反对武装农民，建立农民革命政权。长达五个小时的报告毫无承担责任、除旧布新的表示，代表们流露出深深的失望情绪。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地说：“糟糕！”叶挺询问宣传部的同志：“报告中央集体讨论过没有？”会场气氛很沉闷。

第二天，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了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扉页上印着“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什维克主义”。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的醒目标题吸引住了，很有兴趣地翻阅着，会场气氛活跃起来。坐在杨之华旁边的恽代英，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翻书，一边笑着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吗？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这本小册子就是瞿秋白经过反复酝酿、思考写的那篇长文。文中系统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右倾机会主义，书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愿，反对机会主义的呼声：

“我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瞿秋白的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揭开了系统地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序幕。他的主张和观点得到不少同志的赞同，在五大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同志也都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尽管碍于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威，大会通过的决议只一般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很不彻底，陈独秀本人仍被选为总书记；尽管党史界一般对中共五大评价不高，认为这次大会未能彻底解决党的领导人的错误，从而未能挽救局势的恶化。但是应当看到，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冲破了共产国际神圣化和陈独秀的家长式统治，对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较之党成立以来最集中、最系统、最深刻的阐述，为彻底结束陈独秀右倾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