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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进，西进!从1936年12月28日开始，红西路军15000人全线出动，告别了永昌、山丹——这块缺粮少弹、敌重兵围困、更是艰苦鏖战42天的区域和土地，迈着无比沉重的步伐，开始了第二次西进。要知道，正是在这42天的时间，红西路军执行的主要是名为创建河西根据地实为策应河东红军 “击破南敌”的战略任务，同时还承担着策应西安事变的任务。结果是形成了河东、河西红军遥相呼应的战略格局，并也将由张（学良）杨（虎城）而始的统一战线格局扩展至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政府，但就红西路军自身而言，却早已失去了西进打通国际路线的最佳时机和其原有的全部胜算。概言之，具体的不利因素大体有四：一是第一次西进时的那种河西之地空虚的情形不再。这时，不仅敌胡宗南部杨德亮旅早已推进到了古浪，就连马步芳、马步青的3万多正规军和7万多民团也已齐聚河西，与之相应，其原来的一万多骑兵也更是陆续发展成了（武装成了）后来的六万多骑兵。也就是说，敌人不仅在兵力上绝对占优，而且在机动性上也极大地增强了。这对仅有数百骑兵的红西路军来讲，是极为不利的。二是红西路军本来就有近百分之四十的非战斗人员，经过永昌、山丹的日夜鏖战，不仅先后损失了5000多战斗人员，而且更不利的是就在这剩余的15000人员中还有2000多伤员彩号。无疑，这也使红西路军在战斗力方面大不如前。三是西安事变后又出现了斯大林开始犹豫是否还按原先约定给中国工农红军提供武器援助的新情况，从而使得红西路军的继续西进几乎失去了原有理由和全部根基。也真是的，人家犹豫，你等结果，人家的犹豫也就必然会影响你的行动，由此，一切出人意料也就可想而知。四是恰恰这个时期，又出现了内战爆发的苗头，以及开始了与国民党关于“红军改编和划定防区”的谈判，形势怎么都需要红西路军再度予以配合④。
真是一波三折，总之，形势的发展一会儿要求红西路军西进，仍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一会儿要求“暂停西进”以“建立临高根据地”来配合有关划分红军防地的谈判，一会儿则要求以“固守五十天”来争取多方面周旋和寻求必要解决方法的时间，加之又有诸如地形地势不利以及缺粮少弹等因素的不断累积叠加，因此，红西路军就只有且只能拼死的一战再战了，并直战得星云惨淡、天放悲色，直战得地动山摇、血流成河。
一句话，正是为了防止内战再度爆发和全民族抗战有一个巩固的后方，西路军在缺粮少弹、地冻天寒的极端环境中，不得不驻足在临泽、高台、倪家营子一线，一声长啸，与绝对优势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杀……
①1936年11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448—449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②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 535 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③朱佳木《听陈云同志谈党史》，《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 8 页。
④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 540-541 页。
第二次西进
情况一开始就特别严峻，在红西路军撤离永昌的前两天，即12月26日，驻守永昌城附近的红西路军各部就已经被迫全员集结于永昌城内，并处敌四面包围之中。同时，敌人还精心准备了40架攻城云梯，准备在隔绝粮道、断其供给后的适当时间随时发动对永昌县城的全面总攻。
就这样，也实在是不走不行。为摆脱围困，红西路军总部决定：红九军和指挥机关及三十军于12月27日夜从永昌突围而出，红五军相应地于12月30日由山丹突围而出。突围后的部队，以五军开路，九军和指挥部机关居中，三十军殿后，向高台、临泽方向前进。为保证西进顺利，红西路军总指挥部不仅规定了所有行军一律放在夜间，而且还派出了总部骑兵师一部东出扰敌，同时又精心安排了九军的一个小分队于永昌水泉堡附近沙坡头利用地形阻击追敌。虽然在这种周密的布置下总得突围和西进开始还算顺利，虽然从山丹出发的红五军借夜色掩护一路上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但从永昌出发随后跟进的九军、西路军总部和三十军却在敌永昌围城兵力的全力“截追”和敌山丹围城兵力的拼死“堵截”下，遇到了远过于固守原阵地的一系列困难，基本上只能且战且行向西而去。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永昌水泉堡附近沙坡头利用地形阻击敌人的九军之一小分队全部壮烈牺牲，东出扰敌以为疑兵的总部骑兵师一部也在永昌东部郭家上磨一带遭到敌骑五师重兵围困而牺牲巨大。
据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一书记载，这步履艰难的第二次西进，已经远远没有了第一次西进时的那种从容。对此，即使是五十多年之后，徐向前仍情愫满怀、笔墨沉重地写道：
“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墮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巍巍祁连山的雪山冰峰，笼罩在朦胧月色中。硬如铁石的戈壁滩上，响着我军坚定不移的步伐，象一道钢铁洪流，滚滚向前。这些来自鄂豫皖边、川陕边和宁都暴动的英雄儿女，赤胆忠心，顽强不屈，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胜利，为了明天。任何饥饿、严寒、风暴、伤病、死亡的阴影，都吓不倒他们。他们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红军队伍，不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猛士。这样的部队，的确难得啊！”②
是啊！“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怎能忘记又怎么面对呢？民族的无尽苦难、道路的万千曲折，不都凝聚在红西路军那滚滚向西的步履中吗？
写得人肯定是心绪万千，读来谁又能不感慨万端？
陈显荣《剿匪概述》记载：“十二月二十六日，永昌城西南匪据各堡，匪均自行焚毁，匪全部撤退城中，我军即将永昌城四面包围。二十六日夜间，永昌城西南匪据各堡被匪焚毁，于是，匪尽撤退城中，我军即在所焚毁堡内设法搭架驻扎。是时，永昌城四面堡内均为我军占领，将窜进城中之匪取大包围势，我军即预备云梯四十架，相机总攻”。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 495 页。
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 537 页。
张掖甘峻堡遭遇战失利
西进中，除红五军由于兵贵神速和敌后方空虚而一路开进得较为顺利外，红西路军其余各部队都相继遇到了敌重兵堵截，特别是甘峻堡遭遇战的发生，更是使这第二次西进一开始就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甘峻堡位于甘州西南约30公里处。1937年1月3日晚，刚过黑河不久的徐向前、陈昌浩就同西路军总指挥部以及九军一部在此遭到了马敌的重重围攻。当时整个部队都在西进，负责殿后的红三十军又在距此约数公里外的龙首堡一带全力防堵另一部分的追敌，因此，一时间，情势真是万分危急。堡前，敌重兵层层围困；堡内，无粮无水无从坚守。徐向前、陈昌浩当即电告三十军前来接应，并相约以点燃三堆大火为号实施突围，但由于敌人志在必得的预设了三四道防线，红军突出一层又一层，最后虽奋力突围成功，但还是造成了200多人的伤亡，以及2台收音机、10台收报机和数部电台之损失。
对于此战，徐向前、陈昌浩曾三电中央报告情况。
1月4日电报说：
“我们及九军昨过卵河水桥（注：黑河冰桥），夜到甘浚，然敌骑一旅今早跟到我们附近拦头。三十军今早到龙首堡，敌骑一旅接近，拟在现地反击敌，”部队“不易联络，掉队甚多，均被敌杀害”。①
1月8日电报讲：
“我们带九军、三十军、直属队彩病员，多机笨重。敌将甘浚堡四周围住，不好出击，夜间突围，各部指挥不力，慌敌，致遭部分损失，十台、十一台、八台各损一部。现已合配第十台使用，余两台取消，此地二局机器损失。”②
1月9日电报谈：
“后卫从甘浚堡突围出，已全到此，主要干部无一损失，只事务人员及彩病员损失一部，约在二百左右。八台机件已全到，二局之收音机两部全失，十台收发报机被毁，三局所存电池、汽油及机件大部损失。今后器材难久持，即小规模之二局工作亦难恢复，务望军委供给我方材料。”③
一连三份电报都讲同一场战斗的失利情况，这在一般情况下实属罕见。
但为什么如此？又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呢？细细读来，这三封电报无非是一心要讲清楚这样几个棘手问题：一是敌以骑兵为主，我以步兵为主，野战起来步骑相较十分被动；二是河西走廊的地形、地势、乃至气候等等均于我不利，正如前面不断讲到的，“出则无生还，守则弹尽肉搏”的情况更加突出；三是还日益面临着“集则无粮，分则缺兵”的窘况；④四是自身的通讯联络系统遭到破坏，从而也防碍和影响了以后与敌作战。其实，这也是后来整个红西路军分散布兵于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线并且在高台之战时红五军未能得到及时增援的重要原因。
1937年1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处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21 页。
1937年1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军委主席团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29 页。
1937年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35 页。
④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上），第 580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红五军进占高台
就在红西路军各部队且战且行、不断阻敌的西进途中，做为前卫的红五军抽身猛进，于1937年1月1日前后相继占领了临泽和高台县城。
徐向前、陈昌浩于次日及时向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电报称：
“五军一日已经占抚彝城（注：今临泽），昨晚打开高台城，敌只打一枪，县长及民团千余全部被俘。人、粮均极丰。”①
而据时任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回忆：
部队“于元月1日凌晨4点左右赶到高台城下，守敌向西撤退，除打死打伤的外，俘虏国民党县长及政府人员、民团壮丁1200余人，缴获了一些武器。部队进城后，立即组织警戒，构筑工事。”②
另据时红五军四十五团一营通讯员陈永禄回忆：
“我军抵达城下时，敌人毫无察觉，我军趁其不备，一举攻入城内，迅速占领了全城，守敌知大势已去，只好缴械。”③
时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则从另一个角度回忆说：
“向高台进军之前，董振堂军长曾下了一道极为严肃的口头令：（1）进城后，在老百姓没有起床开门之前，不准任何人进入民宅；（2）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3）不准杀害俘虏，不准搜俘虏腰包。部队占领高台县城的当天，夜宿街头，不入民宅。” ④
“天亮后，群众看到这种情景，深受感动，有的立即给红军烧水，有的拉着红军战士到家中取暖，有的马上生火做饭给我们吃。”⑤
与之相应，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还向中央表达了另一层意思，电报说：
“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今酒泉），以一部诱敌进展”。⑥
可见，当时红西路军领导人关于西进的考虑，还只能是一个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的策略。也就是说，先行解决粮食，然后再逐一论及其他。换句话说，当时红西路军领导人对下一步行动的全部理解，也似乎就是一个如何在完成了从永（昌）山（丹）到临（泽）高（台）300里的突进后，再怎么继续西进的问题。
说来，还真有些不如此就不行的意味。
①1937年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17 页。
②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159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③陈永禄《回顾高台战斗的经过》。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173 页。
④这可是1937年的1月1日河西走廊一年里最冷的季节里 “夜宿街头，不入民宅”啊！而这，比之后来那最让人称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夜宿街头，不入民宅”，明显不同。要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那可是1949年5月的南方，同样，还有一个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的前提，也即有“两个务必”的提倡这样一个前提，并且还曾进行过类似的反复规定和演练。因此，如果说，后者能赢来中外舆论一致好评的话，那么前者就更本质本源一些。可惜，以往罕有学者论及于此。
⑤张力雄《高台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164页。
⑥1937年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17 页。
徐向前、陈昌浩连电中央，请求将四军、三十一军调来河西增援
如果说，徐向前、陈昌浩在1月2日给中央的电报中还只是设想下一步要如何看情形向酒泉进发，那么随后1月4日至6日的甘峻堡遭遇战，就已经使红西路军舍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了。因为，就是甘峻堡之战，已让徐向前、陈昌浩充分认识到在野外与敌骑兵纠缠的严峻性。正如前面提到的，此时，红西路军之所以在接连三份电报中都向中央汇报甘峻堡遭遇战的失利情况，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就是请求中央将四军和三十一军以归还建制的名义派来河西进行增援。为此，在甘峻堡之战的当天，徐、陈就紧急电报中央，不仅详尽地介绍了甘峻堡之战的情况，还就具体的敌情、地形、地势、地利等进行了分析，电报说：
“敌颇有决心阻我进。来敌并不敢猛攻，只利集团骑兵拦头尾追截杀，沿途沙滩多且大，白天绝不易行动。行军周日，敌骑一早赶到，且战且行，全无休息。”又说，“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①，决非番骑或陕骑可比。”因此，尽管“西路军抱最大决心□□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电台日夜与我通报，免失时机。如何，盼复。”②
接着，于1月6日，在给中央的另一份电报中更是一一陈述了这一增援的具体理由，即：
“（一）西路军实力：五军仍四个团，每团约八百人，骑团约百余，内有新兵约一千；九军只三个团，每团约八百余，骑团百五十余；三十军六个团，每团约六百余；骑师约三百余骑。弹药极少，刀枪甚缺。此次由永昌行军，共减员八百余。（二）此地村落尽是堡垒，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缺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所以补充训练事实上不易做到。（三）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四）来电所谓不依靠任何外力，是否包含远方与统一战线，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抗日联军方面目前对‘二马’有无可能争取。（五）西路军以现有力量，可以在此争取必要时间，准备以全力接近远方。（六）负完成任务使命，但停此太久消耗实力，全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奠定抗日后方。如必须先机或同时完成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如何速示。③”
此后，1月8日，更是电告中央，称：
“……现已集九、三十军及我们于沙河堡，坚决灭敌。敌主力集此，五军仍回高（台）、抚（彝）。”“再次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开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但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④
总之，正是所处十分不利的境地和电文中一一谈及的这些具体理由，使红西路军领导人不得不在这一时期连电中央，要求将四军、三十一军以归还建制的名义调来河西增援。
①笔者注：似以六万骑兵方为准确。
②1937年1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21—522页。
③1937年1月6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25页。
④1937年1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29页。
形势突变，中央电令红西路军“暂停西进”
就在红西路军领导人连电中央，请求中央将四军、三十一军调来河西的同时，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也发生了让人根本无法预料的变化。首先，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并于26日到达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押张学良，并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叛处张学良十年徒刑，随后，将张学良交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①接着，1937年1月3日，南京政府又调集三四十个师的兵力向西安逼进。与之相应，为了应对内战的爆发，时在西安的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以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只好共同拟定了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联合作战的作战方案，即：在东线渭南的赤水直至长安构筑七道防线。②
由于内战阴云的再度密布，中共中央不得不从西安事变后的这种形势演变出发，无暇他顾地对处境已经十分不利的红西路军提出了“暂勿西进”的具体要求，并分别于1937年1月5日、1月7日、1月8日，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连续四电红西路军。
1月5日，电报称：
“（甲）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乙）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丙）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③
1月7日，电报称：
“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至安西（注：今瓜州），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详容另告。”④
1月8日的第一份电报称：
“甲、你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乙、依现时敌情、地理、经济、粮食、气候条件，西路军须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丙、你们当前之情况，西路军且多系骑兵（注：此处原电文有误），特别是在冬季作战，便于你们抓几支点，集结强有力的突击队，窥敌弱点，出敌不意而各个击破之。从政治的路线和纪律，进行居民，特别回民的工作。整理统一供给事项，是创造根据地及整补红军的必要条件。”⑤
1月8日的第二份电报则尽可能详细的通报了河东敌情，称：
“甲、胡宗南一师、七十八师、关二十五师、孔九十七师、周四十三师，现驻同心城、七营里城镇，有南移天水讯。乙、毛炳文部八师、二十四师往会、静宁一带，曾万钟部七师、十二师驻天水、通渭一带，李及兰四十九师驻秦安，王耀武五十一师驻汉中。丙、马鸿逵仍在宁夏附近，有辞职讯，以兵单、防广、财困为词。兰州仍为于学忠所占，马步芳、马步青除留守西宁及对付兰州外，均随我西路军前行。第一军杨补充旅在兰州被于部缴械。丁、我陕北苏区有高桂滋八十四师、高双城八十六师及李仙洲之二十一师对峙中。戊、蒋回南京后，违反条约，将兵撤出陕甘之计划不执行，重新部署逼迫陕甘，调第二师、六师、十四师、二十三师、二十八师、七十九师、八十三师、一百零三师入潼关，占领华县，第十师、九十五师入商南，十三师入洋县。己、张、杨、红三方面仍团结很紧，决心抗战。庚、川、桂、粤、晋、鲁均与东西有密切联络，反对内战；英美及上海谈论和平解决企图，和平声浪甚高。壬、新疆与绥远数日前已通车、通运，途中甚平静。”
其实，这也是在尽可能地陈述和解释中央要求红西路军暂停西进和依靠自力的总体背景。正是在这样一种叙述下，这份电报继续说：
“……据以上情况，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已离其策源地甚远，粮、弹、人、马接济均必困难，趁此时机已占高台、临泽有粮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过，接济亦必到手。否则不乘此良机决心消灭敌人，前途困难更增。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⑥
总之，形势之突变，已使原有的“西进”不再具有也无法具有其纯粹意味……
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离开西安飞抵洛阳。周恩来与博古认为蒋在走前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不同意蒋是日走，也不赞成张随去。他们未及和张谈，张也在未通知周、博的情况下，亲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飞往洛阳。张学良到洛阳后致电杨虎城，要杨照蒋意释放被扣押的陈诚、蒋鼎文等国民党要员及放回停在西安的几十架飞机。次日，杨虎城、王以哲、周恩来商议决定，本着和平解决的精神，全部释放被扣押的高级官员及送还飞机。张学良送蒋介石到南京后即被扣押。12月3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10年徒刑，褫夺公民权利5年。1937去1月4日，国民党政府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 353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7月北京第1版。
1937年1月5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军政委员会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23 页。
④1937年1月7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26 页。
⑤1937年1月8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并军政委员会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27 页。
⑥1937年1月8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30—531 页。
徐向前对“暂停西进“的困惑
令困难重重的红西路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等来等去，不仅没能等到四军、三十一军的增援，相反，却因上述谈到的种种情况，等来一纸停止西进的命令。
对此，即使时隔50多年，徐向前仍然写的沉重无比：
“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难。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①
徐向前还写道：
“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②
是啊！只有坚持，也只能坚持，并且只剩坚持了……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38 页。
②这是张国焘在整个西路军时期以个人名义发出的两份电报之一，从这份电报的具体内容和其前因后果的背景看，它绝对是张国焘因过去总和中央唱反调而为了尽量挽回一些影响做出的积极姿态，一句话，是在替中央做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思想工作，除此无他。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 538 页。
创建临泽苏维埃政权
既然河东局势如此吃紧，既然要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那么，根据中央的多次电报精神，红西路军也只能在外援无望、西进无着的情况下，置红五军于高台，置红九军、红三十军及指直于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决心在此寻机歼敌，创建临泽、高台根据地①。
临泽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始于红五军一部1936年12月30日进驻临泽。当天，部队就安排人员深入群众一面了解情况一面进行宣传。1937年1月1日，红西路军组织人员在县会馆庙院里召开军民大会，红西路军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和妇女团干部彭玉茹、华双全等出席会议，他们给老百姓讲了红军的宗旨，说明红军是人民的队伍，红军西征是为了抗日救国和打通国际路线，要老百姓不要惊慌，安心生产，号召群众支援红军。1937年1月3日，中华苏维埃临泽县政府成立大会在蓼泉镇东关完全小学举行，各界代表经民主讨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泽县政府，选举李国璧为县政府主席，鲁秉礼为副主席，委员有农民牛登英、赵长贵、王茂正、张兴真、李维成、赵光仁、王砂锅子等。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内政、财政、土地、文教等四个部。内政部部长戴天秩，副部长李正基；财政部部长贺文林，副部长张老四；土地部部长杨春保，副部长赵延举；文教部部长杨春俊，副部长赵怀玉。②
据临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国璧回忆，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刻印了第一号布告，内容是：红军公买公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救苦安贫，打倒土豪劣绅；联俄联共，团结一致抗日。这一布告，先后在蓼泉、平川、板桥、沙河、小河滩、倪家营、张掖等地城镇、乡村广为张贴，公告于众。经过宣传，广大群众知道红军是为劳苦大众的，就纷纷给红军送军鞋，帮助红军战士缝补军衣，饲养军马，加工吃的。为了解决部队的供给问题，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征收了临泽街上几家大商号的衣物布匹，还征收了四坝杨含新、赵家湾子杨子龙等几家大财主的几百石粮食，一部分用于救济贫苦群众，大部留作红军食用。③同时，还开展了动员青年参军活动，仅县城附近，就有杜洪喜、濮朝元、牛全林、牛志五、魏胜红等2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④
①红军时期，每到一处，都必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来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如果没时间也没条件建立政权，那么，也同样要通过千方百计地发动群众来解决兵员补充和物资补给问题。
②参见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临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临泽县苏维埃政府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129、130页。
③李国壁《我曾当选临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42页。
④参见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临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临泽县苏维埃政府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下），第130页。
创建平川堡、沙河堡、倪家营子村苏维埃政权
同时，红西路军还相继在临泽县平川堡村、沙河堡村、倪家营子村建立了村级苏维埃政权。平川堡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由农民杨其明当选，委员有谷福德、朱学贵、朱老大、高宗元、陈复兴、朱老四的妻子。沙河堡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由木匠顾青善当选，委员有张永禄、李兴普、蒋怀云、何生光。倪家营子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由宋德和当选，委员有蒋发志、王老四、李明春、孙万基、寅虎娃、曹汝清、肖义金等八人组成。据资料记载，在倪家营子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红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及黄占彪部长、汪部长、张部长、曾科长、张科长等数十人参加了会议。①
对此，倪家营子苏维埃政府主席宋德和曾回忆：
“……这时，黄部长、汪部长、张部长、曾科长、张科长，还有程世才同志,都来参加会议。就在这天夜里，成立了倪家营苏维埃政府，大家推举我当了主席，那些部长、科长，也都在村苏维埃政府工作。除了一些带‘长’字的红军同志外，还有一些干部和农民代表，一共有七八十人。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徐向前总指挥也来参加了，他面容消瘦，说话利落，他在会上讲了红军的作战情况。从那以后，主席、委员、交通队长，胸前都佩戴起像现在‘代表证’一样的红布条，上面写着各人的职称。村上组织了宣传队、拥军队、向导队，都开始活动了。”②
这三个村级苏维埃政权的相继建立，标志着河西走廊群众发动工作的深入开展，其在传播革命思想、更好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作战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征粮筹款方面，倪家营子苏维埃政府主席宋德和把自己家里仅存的四石麦子（1600市斤）第一个送到了部队。他还给红军当向导，积极组织人员向富裕户征购粮草、猪羊肉类、食油、皮毛等物资。在土地分配方面，他们组织人员，将地主王学书等人的千亩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更是实现了河西破天荒的创举。
对此，宋德和继续说：
“平分土地的事，除了委员，还有村上的贫苦农民吴登第、王生海、宋延杰、缪长荣等也参加了，分配了缪克国等三户地主的土地，经过六七天的紧张工作，写出了平分土地的册子和通知单，谁分哪块地，每人分多少，都写得很详细。人们心底里都乐了，大家说，红军来了，土地回了家，这回可要好好务农哩！”③
在协助红军侦察敌情方面，各村苏维埃政府也发挥了本乡本土、地形熟悉、不易暴露的作用。如敌人占据沙河堡时，倪家营子苏维埃政府积极分子缪彩云就以探亲为名到沙河堡侦察敌情，尽管被敌人怀疑并遭到毒打审讯，但他还是尽可能的隐藏身份，摸清了敌人基本的部署情况，并回来做了及时汇报。
总之，这些村级政权，虽然存在时间较为短暂，但在支援红西路军开展军事斗争方面，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后期救助红西路军伤病员和流落人员方面，更是做出了突出贡献。
①参见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临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临泽县苏维埃政府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131页。
②宋德和《红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的群众工作》。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下），第47页。
③同上，第47页。
创建高台县苏维埃政权
高台县城是红西路军这个时期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一个军事支点，也是创建临高根据地的又一重点。1937年1月1日凌晨4点，红五军军长董振堂①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②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骑兵团和军部直属分队特务营近3000人攻占高台县城后，一面构筑工事，一面随即开始了紧张的群众发动工作。当天，不仅分别邀请县城商界和有钱富户开座谈会，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支援红军作战，同时，还通过张贴标语、街头宣讲、走街串户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天下穷人是一家、各民族团结一致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道理。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1月3日，红五军在高台县城十字街头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手举铁皮喇叭，向与会者高声宣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穷苦人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动员各界群众支援红军，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会议宣布通过没收土豪劣绅卢荣、董子清的财产和打开官仓放粮的方法来救济没有饭吃的穷苦人。为此，还成立了高台县贫民救济委员会专门负责救济工作，由王天佑任主任委员。1月5日，高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召开。大会由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主持，军长董振堂到会讲话。董振堂说：红军闹革命是为了中国的彻底解放，我们历尽千辛万苦，为的是劳动人民彻底翻身。马家军和国民党是人民的敌人，共产党和红军才是人民的救星。他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高台县政府，许青年任主席，白希斋任副主席，下设东街苏维埃政府和西街苏维埃政府两个分支机构。东街苏维埃政府设在文庙万寿宫，由5人组成，主席张正福，副主席夏登云。西街苏维埃政府设在城隍庙圣母宫，由7人组成，主席陈锡福。③
高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公审王天佑。经查，就是这个1月3日刚刚被选为贫民救济委员会主任的王天佑，竟利用红军向城内贫民无偿发放救济米面的机会，叮嘱几位领取救济的乡邻，采取“我给你们多分些，过后你们再给我分些”的办法进行贪污，同时，他还犯有小斗放粮、收受一百两银锭和一斤烟土的贿赂并私下给卢荣和董子清两家退还部分粮食等罪行。1月6日，高台县苏维埃政府召开群众大会，经公审将其就地镇压。经过这个插曲，高台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越发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如开仓放粮救济贫民，让群众十分放心。再如在为红军筹粮和筹措寒衣方面，更是得到了群众的大力配合。他们不仅在全县的各大商号和所有的富裕户中开展“捐款献粮”活动，而且还组织人员到县城附近的一些农村向富户征集。为了筹措寒衣，他们更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在苏维埃政府的动员下，运输商人刘林的骆驼队当即捐出一批棉布、棉花、皮张，城内商号“德胜荣”、“瑞兴昌”、“义兴和”、“复顺兴”等也纷纷捐出许多布匹和棉花，有的商号还用银元购买布匹棉花支援红军。有了这些布匹和棉花，苏维埃政府立即在县城内组织了3个裁剪组，每组8人，进行裁剪，并将裁剪好的布料分到各家各户，昼夜缝制。经过七天的紧张缝制，使红五军的近3000名指战员全部换上了冬装。④
据时任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回忆：
“当时部队大部分冬衣还没有解决，上级决定，不仅要解决自己的服装，还要给九军、三十军准备一部分，遂发动全城的妇女，组织缝纫商店，赶制棉衣。对小商店的布按价购买，对地主则是征粮、征款。”⑤
另外，在动员青年参加红军方面，高台县苏维埃政府也做了大量工作，前后动员一百多人参加了红军。在后来抗击敌人的进攻中，高台县苏维埃政府还发动群众，把许多立柜、木箱和大方桌都运上城头，供红军加固工事，同时搬运砖石、冰块上城，供红军打击敌人。总之，高台县苏维埃政府是在同敌人浴血奋战中诞生的，虽然只存在了短短15天时间，但历史功绩难以磨灭。
①董振堂（1895—1937），字绍仲，河北新河人。时任红西路军五军军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炮科毕业。早年曾在冯玉祥部任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三旅旅长时，被调到江西“剿共”。12月与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部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历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红五军团军团长。1935年7月，红五军团改称第五军，次年1月与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后仍任军长。曾被毛泽东誉为“最坚决革命的人”，也是红西路军21800人中唯一入选2009年“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②杨克明，见本书。
③参见参见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高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高台县苏维埃政府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127、128页。
④参见参见原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高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高台县苏维埃政府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128页。
⑤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59页。
保卫临高根据地的战斗全面打响
红西路军既然滞留于临高一线，那么，自身兵力占绝对优势的马步芳、马步青又岂肯善罢甘休。果然，“二马“也迅速从永昌、山丹一带调集兵力全线压上攻击红军，有时还压上得很快，如甘峻堡之战。那种利用骑兵拦头截追、来回穿插、以及不时突袭的打法，给红西路军造成了不小的威胁和危险。于是，为了避免再度遇到那样的局面，红西路军按照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的说法是又几近一字的分铺在三个点上：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骑兵团和军部直属分队四个连近3000人置于高台，红五军政委黄超率三十七团、四十三团置于临泽，红九军、红三十军置于沙河堡、西洞堡及倪家营一带。
新一轮的战斗就这样又全面铺开了。
在高台，几乎是前脚后脚，敌马禄旅就赶来了。接着，还有敌马彪旅、韩起功旅和一个炮兵团、手枪团及甘、肃二州的一些地方民团。本来，红五军急速地直插临泽、高台，最初的任务就是坚守两城，在占得先机和获得一定补充的同时，等待红九军、总部和红三十军的到来，然后以“打则齐打”、“进则齐进”的方法再续西进，攻肃州方向。然而，由于停止西进，敌人越聚越多。
据时任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回忆：
“我军占领高台县城的第二天下午，尾随我军的马步芳、马步青部队，像一群豺狼，赶到高台城外，将县城团团围住，而且不断增兵。”并且是将“其主力屯于城西，企图阻止我军继续西进；其余放在城东和城南，阴谋切断我军与临泽等地红军的联系。”
敌2万余众，几近十倍于我，一则阻我西进，一则要切断我与后续部队的联系，形势原本就紧张得间不容发，更让人扼腕的是，高台的红五军没有电台，无法直接和100公里外的总部随时联系，问题的严重性在此后一天天地体现了出来，派人出去和临泽以及总部进行联系，刚开始还可行，可到后来，出城以后都是有去无回，杳无音讯。总部联络不上，五军只能做坚守的准备。具体部署是：三十九团防守西北角、西门、南关，四十五团防守东北角、东门，骑兵团、特务团人少，各守北城一段。同时，动员军民抬石头、运沙袋、修筑工事，加强防御设施。战斗随即开始，并渐次由袭击转为强攻。特别是1月12日以后的八个昼夜，按照张力雄的话说：
“战斗的激烈程度是我军长征以来罕见的”。①
在临泽，战斗几乎同时打响。敌人在将主力部队放在攻打高台的同时，也派出马禄旅一部和马步銮、刘呈德两个团攻打临泽。据时任西路军总部侦察局科长秦基伟回忆：
“我们总部一部分直属机关和掩护我们的九军一支部队，紧随在五军后面，也赶到了高台东南的临泽城。我们机关缺乏战斗力，驻在城里，掩护部队则分布在城西南二三里路的几个庄子里。我们刚驻下，便得到五军在高台被反动的马家军包围的消息。接着，我们和掩护我们的部队，也被突然赶来的敌人分割包围起来。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企图先拦住我们前进的道路，再把我们分割包围，最后达到各个击破我们的目的。”②
时妇女独立团卫生员王明超则从另一个角度回忆道：
“我军的守城主力是五军的两个团，驻在城南，修了三道工事。实际上这两个团一共只有两个营的兵力，每人只有四五排子弹，两三枚手榴弹。驻在城内的有总卫生部和总供给部的两个警卫连，弹药比城外部队多一些。医护人员和后勤人员都有步枪，但子弹很少。我们将城郊农民打场用的石磙子和城内的石头、砖头抬上城墙，当作打击敌人的武器。医院里除留少数同志给伤员换药送饭外，其余医护人员全部参战。”③
在倪家营一带，此时的红三十军和红九军也是战斗不休。如此前的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就曾电告中央，称：
“九、三十军今夜可全部集中主力在沙河堡，决在此灭敌。马朴主力，一团在高台西，一团在威敌堡、沙河堡一线；马彪部似在沙河堡以西；马元海率步、骑各约三千，仍尾我三十军。昨敌以二团犯西洞堡三十军阵地，未得手。”④
这也就是在说，当九军、三十军和总部在向倪家营子集结的过程之中，或者说是刚刚全部集结到倪家营子的那样一个当口，便也同样遇到了敌马步青骑五师、马步芳的新二军一00师两个旅并民团一部的包围和进攻。于是，红三十军在西南方向，红九军在东北方向，阵地相接地开始了战斗。
对此，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回忆说：
“第二天拂晓，敌人以两个旅的兵力发动了一次进攻，主要方向是我八十八师阵地，特别是二六三团固守的王家屯庄。因为这个围子突出在我军前沿阵地之外，能够从正面和左、右两侧射击敌人，是一个很好的支撑点。如果敌人打不下这个支撑点，就不能展开大量兵力进攻倪家营子，因此敌人集中重兵，在其他方向敌人的配合下，猛攻这块阵地。敌兵先用猛烈炮火轰击，炮声一停，敌兵便在督战队的威逼下，猫着腰冲上来。我们的战士从坍塌的工事里、弹坑里钻出来，冒着敌人轻、重机枪的弹雨，沉着地坚守在阵地上，瞄准射击，杀伤敌人。当敌人进到离我阵地二三十米的时候，一声号令，手榴弹雨点般地飞向敌群，战士们猛虎扑食似的跳出工事，眼冒怒火，手挥战刀，杀向敌人。立时，阵地上刀枪铿锵，血浆飞溅，直杀得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直到敌人抛下满地尸体，狼狈逃去，我军才回到原阵地。”“敌人不甘心失败，再次用炮轰击，再次冲锋，我军就再次把他们打回去。一天内，不知要这样重复多少次，直到天黑，敌人才肯罢休。”
程世才还写道，也就在这个时期：
“我军善于夜战的‘夜老虎’二六五团，不时利用夜幕的掩护，组织小股部队出击，袭扰敌人。有一次我们得知敌人把大批弹药运到雷家屯，‘夜老虎’团组织一个排，巧妙地穿过敌人前沿阵地，摸进屯庄里，全歼守敌一个排，放起大火，使敌军24车军火爆炸了一夜。”⑤
可见，战斗之激烈，战事之绝决，实属可圈可点。如果说这与高台、临泽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里此时集中了红西路军十个团的主力。
说来，真是遗憾啊！进行着这样的战斗，并凭着这样的士气，红西路军还是无法掌握战场主动，难以扭转种种不利。
而据《李先念年谱》记载，在“1月上旬”，当时，时任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曾向陈昌浩建议：
“目前，红五军人少，九军遭受重创，三十军战斗力较强。从高台到临泽，相距百余里，提议将红九军置于临泽，红五军置于高台，红三十军置于两县之间，兼顾两地策应。”可惜未成事实。⑥
记得最初啃读这段文字，还真是心头一震。想想，如果真是如此排兵布阵，那不是另有一番天地吗？但仔细考证，却发现，一方面临泽、高台间还真没有什么能容身的屯庄，步骑相较，又缺少粮弹，失去依托也是十分不利的；另一方面，甘峻堡打了三天，1月6日晚才彻底突围出来，9日电报又说“九、三十军今夜可全部集中主力在沙河堡”，⑦接着就是在倪家营的日日鏖战。想想看，时间、路途、气候、屯庄及敌情等一系列综合条件，都不允许红西路军在此从容布阵啊！更何况，河西走廊这地方，越是边远一些、靠山一些的地方，因为在历史上要防土匪抢劫，屯庄就越要修得坚固一些，屯庄和屯庄间的距离也还稍近一些，而像县城附近和交通便捷的地方，村庄难免稀稀落落，并且村庄的规模也都较为有限。也就是说，很难有能够容近万人驻扎和作战的地方。我想，这也是总的地域条件对红西路军的制约吧。就此，高台红五军的危机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
①张力雄《高台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4—165页。
②秦基伟《苦战临泽》。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91页。
③王明超《临泽防御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96页。
④1937年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35页。
⑤程世才《血战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31—232页。
⑥见《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第一卷），第178—1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⑦1937年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35页。
高台血战之城郊争夺
战事全面铺开后，狡猾的敌人开始把重点放在了高台方面。要知道，这可是西去的重要军事要隘啊！就这样，没有电台联络，也无法给总部和兄弟部队报知情况，红五军为了守住这块全军西去的桥头堡阵地，开始了一日难过一日的拼死搏杀。
“高台城不大，城墙也低，上面窄，两个人并排运动都很困难。”①
尽管我们今天已很难考证该城池的具体情况，但从一些原始资料和照片上，仍不难依稀想见当时的情景：这就是西北的城郭，大都是夯土而成，所谓城墙，也基本上和一些屯庄的构造差不多，属于典型的冷兵器时代的防御体系。这样的城池结构虽然有助于抵御一时的冲击，但持续作战很成问题，因为这个时期毕竟已不是冷兵器为主的时代了。尽管对红五军来讲，由于子弹缺乏，也带有很大程度的冷兵器时代作战特点，但对敌人来讲，情况就绝非如此，他们不仅在兵力上十倍于红军，而且弹药充足，还有个炮团。
城郊争夺战就这样打响了。
高台血战的第一阶段，战斗主要发生在城郊。西城外，五军守备部队依托临时构筑的一些工事与距城约六七百米的一座大碉堡互成犄角，从西北方向形成对高台城的拱卫；东关外，则依据地形选了一个庙宇为制高点（甘肃一带的庙宇一般都选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建造），并把庙里的财神楼改造成碉楼，布置兵力进行守卫。只要敌人进犯，就从这两个制高点上把敌人坚决打下去、顶回去。开始，战斗主要发生在这两个点上。据时任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回忆：
西城外这个碉堡坚守着三十九团一个加强排，“敌人发起进攻后，全排战士坚守碉堡和附近工事，在守城部队的支援下，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冲锋，并向敌人进行多次反击，打死打伤敌人1000余人，缴获敌人一部分武器弹药。”但终因寡不敌众，挡不住敌人兵力雄厚，我城郊阵地越来越少，最后，在坚持了一周时间后，西城外碉堡不幸遭敌炮击起火，坚守碉堡的3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西城外阵地失守后，敌人很快全力转向攻打由四十五团一个连坚守的东关外阵地。对于这里的战斗，吕仁礼写道：
东关外大碉堡“距城墙较近，比城墙还高，可以控制全城。敌人不惜一切代价，在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四五个昼夜轮番猛攻，敌伤亡难以计数”。但最后，还是由于“敌众我寡，碉堡终于被敌占领”。②
对此，时任红五军第四十五团一营通讯员陈永禄的回忆与前者稍有不同，但其中敌人纵火焚烧碉堡和民房的部分至为生动，他说：
敌人“以重兵和大炮向我东关外据点发起攻击。三十九团一个连依托门楼上的工事，坚持战斗三昼夜，杀伤大批敌军，后放弃据点撤入城内。敌人攻占东关外据点以后，接着向西关外据点进行猛烈炮击，四十五团一排依托碉堡战斗三四个昼夜，杀伤了大量敌人。敌人攻不下碉堡，便在碉堡周围堆积大量柴草，连同西关民房一起放火烧毁。在敌人火烧碉堡中，全排红军战士在排长带领下，爬上堡顶，毁掉武器，集体跳下壮烈牺牲。”③
这个细节也在红五军四十五团政治委员张力雄的回忆中得到印证：
“东西两城关被敌人纵火烧毁……”。④
当然，城郊争夺战虽主要围绕这两个城外碉堡展开，但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碉堡。对此，时任红五军军部通讯队政治指导员熊金波进行了更为系统和全面的回忆，他说：
“开始，我军依托连日来抢修的城郊工事，组织外围防御，拒敌于城门之外，以运动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城郊战斗愈演愈烈，敌人不断增兵，抢占城郊阵地。敌人轮番地组织进攻，我军英勇而灵活地进行反击。后来，敌人依仗兵多势众，四面进击；我军兵力渐少，只能扼守进城要道等重要阵地。有时是白天抗击，夜间出击，为了争夺和巩固一块阵地，要付出很大代价，有的阵地一日之内几次易手，可见争夺之激烈……董振堂军长见攻城敌军仍在增加，一时很难打破重围，为了保存实力，随即命令城外部队全部撤进城内，固守待援。”⑤
是啊，仗打到这个份上，只有、也只能撤进城内固守待援了。
①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59页。
②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0页。
③陈永禄《回顾高台战斗的经过》。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74页。
④张力雄《高台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5页。
⑤熊金波《悲壮惨烈的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8页。
高台血战之守城战斗
撤入城内后，敌人兵临城下，从四面把高台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战事更趋激烈。尽管敌人越聚越多，尽管红五军刚进高台城时平均每枪13发子弹已基本消耗殆尽①，尽管仅有的几挺机枪也因没有子弹无法发挥效用，并且在攻防力量上根本不成比例，但英勇的红五军将士在董振堂军长的率领下，抖擞精神，奋勇战斗；各级领导干部一面积极进行战斗动员，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定革命信心，战胜艰难险阻，与敌人血战到底，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克服困难，带头冲锋杀敌；一面带领大家抢修工事，检查每一个射击孔，要求把敌人放到眼前打，在保证做到弹无虚发的同时，尽可能地用准备好的石头、砖头、棍棒、梭镖、铁叉、大刀等为配合，居高临下地痛击敌人，在连这些物品都十分奇缺的情况下，部队还连夜组织人员用木桶盛水，一俟冻冰便倒出来运上城头，而更好的办法则是把一些树木砍倒，锯成一截一截的，搬到城墙上做“磙石”之用。而所有这些武器中，还就属大刀、梭镖、铁叉、铁棍最为得手了。
就这样，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均被打退。对于守城战斗，时任红五军军部通讯队政治指导员熊金波这样写道：
“我红军勇士一边抗击敌人的冲锋，一边冒着敌人的炮火堵塞缺口……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敌人一次次冲上城头，一次次被打下城去，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刺刀、石头、棍棒与敌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整个城墙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敌我打成一团。不少伤员竭尽最后一点气力，抱住敌人滚下城墙，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战士牺牲时还死死地咬着敌人的耳朵，其壮烈情景难以言表！”②
时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治委员张力雄更是写道：
“部队沿城墙每隔两米挖一个单人散兵坑，白天主要由战士坚守，夜间以干部为主。为了防止战士过于疲倦受敌人偷袭，从军长起，下至每一个守城战士，每天晚上都用接力办法，每隔五分钟就互相传递一根约一米长的木棍，以提高警惕防敌袭击。”就这样，敌人的多次攻城，均被我军击退。“城墙四周遍地可以看到敌人丢下的伤兵和死尸，日夜都能听到城墙下面敌人伤兵的哀嚎声。在激烈的八昼夜大血战中，敌人在密集的枪炮配合下，曾四五次爬上城墙，在城墙上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我英勇的红军战士，用大刀、棍棒、砖头等，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了下去。城墙上血迹斑斑，弹痕累累，毙伤敌人共计2000余人。”③
眼看情势日趋险恶，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一度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的董振堂曾准备组织部队突围，并且在北城大佛寺附近的城墙处，挖了一个宽约二米、高约二米、能并行两匹马的洞子，外面留了一层表皮，预备万不得已时就在某个夜晚从这里一冲而出，过黑河上北山，然后辗转与兄弟部队汇合。但就在此时，1月17日凌晨，通讯员送来了军政委黄超从临泽发来的指示，大意是：奉总部命令，高台作为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军事据点，必须坚守不能放弃。由于军长、政委在工作分工上最后决定权属于政委，军长董振堂别无选择地放弃了突围计划，并将全部希望都放在了固守待援之上。为了能保证部队坚守到援兵到来的一刻，董振堂还利用有限的作战空档，在军部驻地天主教堂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宣读黄超来信，发出“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的战斗号令。④
“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
其实，从军长董振堂到每一个红五军战士，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此时仍有一线生机的话，那就是能像徐向前、陈昌浩在早些时候曾连电中央请求的那样，四军、三十一军“速来河西”夹击马敌——真希望一线曙光从天边升起，从而使高台彻底成为敌人的墓场……
①参见秦生、高兴国著《红西路军纪事》第 157 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②熊金波《悲壮惨烈的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9页。
③张力雄《高台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5页。
④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1页。
高台血战之增援未果
真是十分可惜，由于高台董振堂处没有电台，红五军的危机处境并不为总部和其他兄弟部队了解。
援兵少了，援兵也晚了。加之，狡猾的敌人又早已准备了堵截援兵的力量。直到18日夜，三局局长宋侃夫通过破译敌人的一份电讯，这才得知五军危矣。①当然，第一反映就是派兵增援。
1月19日凌晨5时，骑兵师做为首发部队前往增援②。但500多人马的骑兵师毕竟力量过于单薄，特别是在高台与临泽接合部小海子滩一带又遇敌马步銮团、敌马禄旅一部和西宁鲁沙尔民团的截击，具体情况可想而知。
激战，激战。激战中，骑兵师师长董俊彦③、政治委员秦道贤④、政治部主任李庆雍⑤、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子英⑥等壮烈牺牲，整个骑兵师大部损失。唯独剩余一小部分，还是在坚守沙河地区的另外两个团接应下，才得以脱险。
当然，在此期间，红西路军总部也还曾派其他部队增援，如20日，红五军三十七团团长饶子健⑦就曾率部从临泽出发增援高台，并在距高台数十里的地方与敌激战竟日。但都因兵力过于单薄并遭敌重兵拦截而增援未果。
有关数次增援均难奏效的情况，时红五军第四十三团团部文书王定烈曾做过这样的概括，他说：
“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由于本队未跟上来，临泽的部队又不敢把主力增援上去（怕两头失陷），虽几次派部队增援，都因兵力单薄未能奏效。”⑧
无疑，持论十分精道。
①参见宋侃夫《西路军的电讯工作》。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520页。
②按今天说法，当时红西路军骑兵师的500多人马，充其量也不足一个营编制，何况其中大多还不是战马，许多骑手也未经训练，有些缴获的马匹还很难掌握其习性。那个时代就有这样一种通例，即或为壮声势、或为将来扩红发展，部队编制名号往往与实际情况差距很大。
③董俊彦（？-1937），又名振彦，河南人。时任红西路军骑兵师师长。曾任冯玉祥部军官学校工兵队副队长。后改编为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任连长。193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参加宁都起义。红五军团成立后，在红十三师任中级指挥员。后历任红五军团十四师四十团团长、十三师三十九团团长。
④秦道贤（1912-1937），湖北红安人。红西路军骑兵师政治委员。曾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红四军十师政治处主任等职。
⑤李庆雍（1913-1937）字柯然。湖北麻城人。红西路军骑兵师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红三十军九十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⑥张子英（1901-1937），山东临清人。红西路军三十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骑兵师三团团长、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在“围剿”红军中火线起义参加红军。后参加了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长征。
⑦饶子健（1909—2000），原名饶国汉，湖南省浏阳县人。时任红五军第三十七团团长。倪家营子战斗中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参谋长。1937年5月随左支队到新疆，1940年返回延安。后历任团长、旅长、淮北军区副司令员、华野第九纵队副司令员、第三十四军副军长、第三十军军长、苏北军区司令员、第六十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写有《漫漫西征路》、《回忆陈潭秋》等数部与西路军相关的著作。
⑧王定烈《高台悲歌》。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57页。
高台血战之最后巷战时刻
就是这样，尽管没有子弹，尽管敌人越聚越多，尽管城墙被敌人炮击的破损程度越来越严重，尽管自身的伤亡也越来越增加，但英雄的红五军始终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地坚持着。然而，就在这苦苦的坚守之时，就在我红军战士拼死酣战于城头之际，最坏的情况发生了：被收编的民团偷偷打开一侧城门，放敌攻城部队突入城内。
这是1937年1月20日的拂晓时分，这还是三十七团团长饶子健率二营300多人从临泽出发增援高台，在明水滩一带与敌激战的那个时间当口……
真正是“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面对这种情况，红五军指战员被迫迅即转入至为艰苦的巷战……
到处都是拥入城来的敌人，到处都是我英勇的红五军将士与敌进行白刃战的刀枪撞击声和喊杀声，并且也到处都是双方的伤亡人员和血流成河的景象。
整个高台笼罩在了一种极度悲壮的氛围之中。
战斗在继续，惨烈在升级。突入城内的敌人眼见不能得手，便纵火焚烧了城西南、十字街中心和东街一带的民房。
情急中，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十几名战士始终坚守在天主教堂，敌人将教堂包围，纵火点燃了房屋，杨克明和他的战友们就在烈火中与敌奋战，直至全部牺牲。
军长董振堂一边组织部队进行巷战，一边收拢力量向城东突围，最后在战斗之中壮烈牺牲。
对高台血战的这最后时刻，时任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回忆说：
“军长把我从北城叫到东城楼上，他命令我：‘要把东城门守住，坚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立即带两个连到了东门，执行坚守东城门楼的任务。”①
另据时任红五军军部通讯队指导员熊金波回忆：
“各部队带着伤员，边打边向一起靠拢，与敌人逐屋逐巷的进行战斗。每争夺一座屋、一条巷，都要进行反复地冲杀……有的重伤员怕连累部队，说什么也不肯撤走，以决死的战斗掩护战友转移。许多战士子弹打光了，手榴弹甩光了，刺刀拼弯了，石头、砖头投尽了，就用拳头、牙齿同敌人搏斗。”②
时任红五军军部勤务员林炳才则回忆说：
“我看见董军长带着二三十人从大街的西头往东边来，上了东门城楼。在城楼上，董军长组织指挥部队继续抗击敌人。由于东门原来已堵死，出不去，董军长又指挥部队沿着城墙往东北方向冲，又因敌人阻击，不得不退了回来。就在这危急关头，董军长在城门楼上，立即作了血战动员，他说：‘共产党员们，干部们，敌人上来了，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我们要血战到底！’讲完后，便冲了出去。我们紧跟着董军长，从东门城楼沿着城墙向东南角冲去。就在我们冲出大约400米的地方，敌人的一颗子弹飞来，董军长被打中，只见他身子一晃，就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墙下。他的警卫员一见军长摔下，也从城墙外滑了下去；接着，寇惠民科长和我们几个，也跟着滑了下去。我们到了城墙下一看，董军长灰蓝色的衣服已染满鲜血，躺在离墙脚几米远的地方。警卫员和我扶着董军长的头，让他半躺着。孔建光把军长的衣服撕开一看，子弹从他左胸穿过，鲜血直流。这时，军长已昏迷过去，我们摸他的鼻孔，还有点气，于是我们猛叫：‘董军长！董军长！’听到我们的喊声，他慢慢地睁开眼睛，用很微弱的声音对我们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你们赶快走吧！不走就冲不出去了！’他断断续续地讲完后，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我扶着他的头猛摇，他再也不能说话了。警卫员抱着军长的头痛哭，我们也难过地哭起来。我们围着军长的遗体，想把他抬走，但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天已亮，敌人又冲过来了，我们不得不迎上去与敌人肉搏……”。③
至此，红五军驻守高台的2800余名指战员，除个别被群众掩护而成功突围外，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④、军供给部长傅兰荪⑤、卫生部长陈春甫⑥、政治部民运部长盛茂吾⑦、十三师政委朱金畅⑧、十三师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⑨、四十五团政治处主任罗福祥⑩、三十九军团长吴岱朝⑾、三十七团政委何志余⑿等全部壮烈牺牲。
①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1—162页。
②熊金波《悲壮惨烈的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69页。
③林炳才《忆董振堂军长牺牲前后》。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77—178页。
④杨克明，见本书。
⑤傅兰荪（1905—1937）,湖南平江县人。红西路军五军供给部部长。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⑥陈春甫（1895—1937），又名陈吉甫，湖北大治县人。红西路军五军卫生部部长。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军团第五军医院院长、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红五军团卫生部部长等职。
⑦盛茂吾（—1937），红五军民运部部长。
⑧朱金畅（1913—1937）湖北大悟人。红西路军五军十三师政治委员兼三十九团政治委员。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三团政治委员。
⑨叶崇本（—1937），湖北人。红西路军五军十三师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
⑩罗福祥（—1937），红西路军五军四十五团政治处主任。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
⑾吴岱朝（—1937），红西路军五军三十九团团长。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
⑿何志余（—1937），又名志如，安徽六安人。红西路军五军十三师三十七团政治委员、十五师四十三团政治委员。1930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霍山县独立团连政治指导员、川陕革命根据地县委书记、中共川陕省委巡视员、省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川西大金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等职。
胡占科、王兰英谈高台被敌攻占后的惨象
高台失守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据时在酒泉读书的胡占科回忆，当时，他曾和另外52名同学被马家军统一组织着前往高台去看护那些马家军的伤兵，到达高台的时间他记得非常清楚——“腊月初八（即1937年1月20日）八点到达高台西关”。
接着，胡占科这样写道：
“西关外尸横遍地，堵住了城门和大路，车不能进，我们从8点一直等到12点。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百姓赶着牛车清理流血的尸首，马家军挥舞着柳条抽打他们，叫赶快往外拉运。老百姓一边抬着尸体，一边痛哭流涕，同学们看着，心中十分难过，个个都落了泪。12点以后，城门开了。我们进了城，看到火光冲天，听到枪声不断，马家军还在烧杀抢劫……。我们被安排在城西北的建康小学，这里是临时设立的伤兵医院，安置停当后，马县长、黑鹰团长让副官带着我们到处参观‘战绩’。先到清明庙，那里是发生过激战的地方，红军尸体遍野，特别是一些女红军，衣服都被扒光了，有的割去了奶头，惨不忍睹。接着到城墙上参观，东城楼已坍塌下来，还在着火，下面压死了很多人，外露出许多胳膊、腿和身体。据一名红军医务人员说，当时马家军用大炮轰开城角，红军100多人退守城楼，最后子弹打光了，马家军用汽油、柴草点着城楼，这100多名红军全部壮烈牺牲。”
胡占科还写道：
“我们又到马王庙参观，一块周围贴花的横幅上写着‘纪念列宁逝世十三周年’的字样。庙里有许多红军重伤员，他们七八个人围成一圈坐着烤火，有鼻子削掉的，有耳朵砍掉的，有喉咙打穿的，有手脚炸掉的，有的脸被刀砍得血肉模糊，情状十分凄惨。”①
另据土生土长的高台人王兰英女士回忆：
“马家队攻占高台后，到处烧杀抢劫，搞得鸡犬不宁。打仗的那天夜里，我家房顶上子弹像冰雹一样落个不停。开始我们缩在炕角里，后来一颗炮弹落在院里，虽然没有炸，房子却着了火，我们只得往外跑。到门口，只见马家队伍正在各家门口放火烧房，我家的门也被烧着了，出不去，我们又跑回来，翻后墙从树上溜下去往外跑。当我们跑到城壕里时，天已大亮了，到处是死伤的红军。一个红军头上被砍了两刀，刚挣扎着坐起来，马家队（伍）就过来了，我们让他快躺下，把死人压到身上，才躲过了敌人的屠杀。我爹惦记着家，我们又跑回来救火，正碰上马家队（伍）挨门逐户抢劫。几个马家军从我家搜出一件给红军缝的衣裳，就把我爹打了一顿，还用马刀在肩上剁了几刀。转身看见我弟弟头发长得长一些，怀疑是红军娃子，要拉出去枪毙，我爹爬到地下鸡娃啄食般地磕头求饶：‘老爷，这是我的娃子，不是红军啊！’我也跪下求情，证实是我的弟弟，最后，马家军狠狠踢了我爹几脚，将他身上的两块钱搜去，还把我家仅有的三升米也抢去了。”②
是啊，这真是一段段让人无法卒读的文字，也更是一幕幕使人不敢多看的画面。但1937年1月20日，历史不就把高台永远的定格在了这样的场景之中吗？这是那个年代我们中华民族的苦难象征！这更是那个时代不屈不挠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惨痛与付出！
对于如此重大的灾难，徐向前曾一字一顿、笔墨沉重地写道：
“董振堂是著名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指挥的五军团，在中央红军及反五次‘围剿’中，在长征途中，在与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转战中，英勇奋斗，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与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成为五军。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一面积极完成作战任务，一面站在朱老总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抵制和斗争。他和杨克明、叶崇本、刘培基、董彦俊、秦道贤等许多指战员的牺牲，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西路军上下，极为震惊和悲痛。”③
①胡占科《高台战场见闻录》。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187-188页。
②王兰英《高台战斗目睹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186页。
③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39 页。
临泽县城保卫战
本来，如前所述，早在猛攻高台之时，敌人就曾以一个多旅，计五个团另一个营的兵力围攻临泽，而高台失陷后，敌则更是全力扑向临泽，战事也由此一天天达到白热化阶段。
临泽距高台约六七十里，是红西路军兵力部署上的又一重点。由于临泽县城太小，城周总长仅一公里左右，因此，部署在临泽的部队只有总部直属机关和妇女团两个营驻扎在县城之中，而五军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则分别驻扎在城西南距城约二三里路的几个村庄里。①敌人此前攻打临泽，主要是针对临泽县城以及周边红五军驻地村庄进行分割包围。而高台之战以后，情况不同了，由于敌重兵压上，敌人对临泽的进攻，一下子就变为气焰嚣张、志在必得的全面猛攻。
先说说20日的这场战斗吧。被敌人切断了与高台间的联系，连连听得高台方向枪声传来，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派出三十七团团长饶子健率二营前往增援。部队行至明水滩一带时与敌一部遭遇，并得悉高台失守，情急中，部队只好撤进一个土围子坚守，虽然敌人还在聚集之中并摸不清情况不敢过多进行贸然进攻，但还是里三层外三层硬生生地把这个土围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入夜，部队开始突围，恰逢石走沙飞的天气，很好地掩护了部队的行动。
据饶子健回忆，就是这次突围之后——
不久，“只听敌人枪炮齐鸣，但见那边火光冲天！很显然，原先我们驻的那座土围子已遭到了灭顶之灾！……敌人整整向那座空围子轰打了一夜，由于他们四面炮火一齐轰击，所以分辨不清围子里到底有多少火力。次日天明时分，方才知道中了我们的‘空城计’。”②
是啊，真险！但正是这个“险”字，也把敌人此时的作战特点和兵力优势凸现了出来。大概这就是徐向前和红西路军的用兵之难吧！试想，红军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作战方针历来有一个“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的特点，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十六字方针，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方针，或者说是一个游击战的方针。但河西呢？这种情况全然不存在啊！走，红军两条腿，敌人四条腿，红军走一夜的路程，敌人马一骑，两小时就赶上了。红军分散，敌人就分割包围，红军集中——集中就是这种情况——土围子小了，经不起炮轰，土围子大了，又太分散了，高台不算大吧？不也吃了太过分散的亏吗？
临泽保卫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了其紧要关头。
敌人几乎是对临泽城的外围阵地和县城同时发起总攻。坚守外围阵地的主要是红五军驻守临泽的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和红九军一部。1937年1月22日，仗打了整整一天，突击、穿插、攻防，马元海以一个多旅的兵力大肆压上，有多少阵地是失去了又夺回来，又有多少战友就这样牺牲在了敌人的强大炮火之下。红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和红九军一部，为减轻临泽县城的压力，死死坚守临泽附近的这些村庄，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并在最危机的时刻向围困县城的敌人发起侧后突击，不仅打乱了敌人进攻县城的节奏，而且还一定程度地缓解了敌人对县城的进攻。
与此同时，敌人对县城先是拼命轰击，待到地动山摇终于将城墙轰开了一个口子的那一刻，便抬着梯子、挥着马刀，成团成营地向缺口涌来。守城的红军尽管主要是总部后勤部门的一些非战斗部队人员，但还是在一个警卫连和妇女团两个营的支撑下人人参战。尽管事先的安排是男同志负责守城墙，女同志负责看护伤兵和捡石头当武器，但眼看着敌人冲了上来，女同志们也个个争先。
据时任红西路军总部侦察局科长秦基伟回忆：
“敌人的骑兵、步兵在城外团团转，拼命地喊叫，炮兵拼命地轰击我们的城墙，我们所有的人，连负伤的同志都一齐拥上了城墙。整个临泽城，一会儿被炮弹的爆炸声淹没着，一会儿又被喊杀、喊打声淹没着。”
对具体的战斗过程，秦基伟这样写道：
“当我们刚把城西北角的敌人打退后，敌人又在城东北方向一个缺口架上了四五架梯子。我立刻带着机动排，急忙奔跑过去。这里,英雄的战士，抓着马尾手榴弹后面的绳子，抡节鞭一样，向爬在梯子上的敌人打去；另一个战士手握长矛，把一个正要爬上城墙的敌人戳翻下去。忽然，我见到那位胖胖的女同志，头上缠着绷带，把一块大石头用力举过头顶，一面骂着，一面狠狠地向一个刚把头伸进城墙的敌人砸去。我跑上去向外一看，只见四五架梯子都拥满了敌人，梯子底下敌人拥挤着,吵嚷着，梯子后面，敌人的督战队抡着马刀，在逼着士兵上梯子。就在这时，警卫连连长和一些战士推着敌人伸到城墙上的梯子头，喊了一声‘掀’，四五架梯子同时被掀翻了。接着，敌人又把梯子推回城墙，红军战士们推下石块猛砸‘咔嚓’一声，梯子断成数节，爬在梯子上的敌人，像死狗一样的从半空中摔了下去。战士们抓紧时机，拿起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打，敌人被打得东倒西歪，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敌人混乱了，溃退了……”。③
另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爱人杨文局回忆：
“临泽突围战，是西路军后勤人员所经历的一场罕见的恶仗。那是1937年1月21日（应为22日），敌人以五个多团的兵力围攻临泽县城。城内红军除了一个警卫连之外，只有我们供给部、卫生部的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大部分是女同志，战斗力很弱。在这危急关头，义斋同志一面动员全体人员参战，一面委托富有战斗经验的秦基伟同志担任守城前线指挥官，把城内的机关干部、医护人员、修械工人、炊事员统统组织起来，按战斗需要统一编成班、排、连组织，男同志负责守城，女同志负责送饭、救护伤员和运送弹药……我们终于在主力部队的策应下，冲出了敌人重围，转移到总指挥部所在地倪家营子附近。”④
突围命令下达得真是及时，临泽城内的红西路军部队终于在城外部队的策应下，且战且行地向倪家营子进发。是役，有效地毙敌、伤敌400多人，并成功地突出了敌人的重围。
①这特别说明问题。城池过小，根本无法驻扎重兵。据资料记载，正因临泽城小，驻扎的只能是部分机关及妇女团的两个营。而从另一方面探究，这也是红西路军之所以分部驻扎各处的全部原因所在。何况还有其它一系列诸如气候、地形、地势、城池和堡寨分布及自身缺粮少弹等情况的叠加呢！
②饶子健《三十七团增援高台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181—182 页。
③秦基伟《苦战临泽》。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194 页。
④杨文局《郑义斋同志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息》。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326—327 页。
首度集兵临泽县倪家营子
高台血战和临泽突围之后，红西路军所有坚守的阵地就只有倪家营子这一块地方了，红西路军所有的力量也都先后陆续集中在这里了。
这与在永昌、山丹后期的情况十分相像，但又比那时的情况更遭。像，就像在先后创建的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都相继失去。根据地么，顾名思义，你总要占住一定的地盘。但红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时期，地到最后就只剩被敌重兵围困的两座孤城；而在临泽、高台地区，也是这样，最后就只有倪家营子这一个地方了。显然，这两块根据地的创建都没有成功。糟，就糟在因为创建根据地没有成功，不仅筹粮问题、休整问题、过冬问题、兵员补充等问题都无法解决，部队减员情况大大增加。古浪之战曾致使九军伤亡过半，永昌、山丹保卫战也发生过大量减员，但相比之下高台血战的形势恶化得让人揪心——红五军损兵三千，临泽保卫战令其四十三、三十七两团只余不足三百人矣。其中还有大量伤员。总之，正是一个“像”字、一个“糟”字，把红西路军“岌岌可危”①的情势和所能遇到的全部问题都一一呈现了出来。
这里，我们的确有必要对创建根据地和伺机歼敌这两项任务做个分析。本来嘛，创建根据地就是要分兵。想想看，创建临泽、高台根据地，如果不分兵占领这些地区，那么怎么能开展这些地区的民众发动，又怎么建立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啊！但如果在此分兵，又肯定会遇到一个如何被优势兵力的敌人分割包围的问题。两难啊！真是两难啊！尽管徐向前在之前给中央的电报中曾经讲到一个“进则齐进，打则齐打”②的对付马敌原则，但那也只是一时的进军途中的办法，对建立根据地来说，断难适应。更何况，也就是在此期间，中央还有过一个“……便于你们抓几支点，集结强有力的突击队，窥敌弱点，出敌不意而各个击破之”的指示。③再加上一个前面提到的“集则缺粮”的问题，真是无可选择又必然选择。那么，也就只能拼死一战了。而战至最后，便又只能合兵一处了。
①方强《悲壮的一曲》。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207 页。
②1937年1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军委及总政处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21页。
③1937年1月8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27 页。
尝试东返
合兵一处，就只有“进则齐进，打则齐打”。其实，早在1月16日，中央就曾电告红西路军，称：
“（一）这一时期，我们采取积极措施巩固西安，团结张、杨两部，将红军主力开到三原一带，十五军团出商县，影响张杨部队，积极备战；同时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压迫蒋实现在西安允许之条件，反对亲日分子策动之对西安的进兵，已得到相当效果。因红军进入西安地区，张、杨内部甚团结，士气甚旺，中外舆论均主张和平，各方情况现有向着变内战为抗战的倾向，但尚须极大的努力。（二）目前关键在西安。西安局面如果转向有利发展，将使二马难于积极对付西路军。（三）绥东李守信等伪军遭受打击，百灵庙被傅作义占领后，日本即欲帮助二马，事实上已不可能。（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五）西路军在这一时期艰苦奋斗中，虽然表示了惊人的英勇，但也形成自信心降低。应在全军中向高级干部以至战士进行坚决不懈的宣传鼓动（原文如此），提高胜利信心，克服丧失信心的有害情绪。（六）提高政治工作和红军纪律。原来西路军中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缺点，现在又处于困难环境中，更易形成与居民关系不良的情况。坚决将全军政治工作提高一步，严格纪律，争取回汉群众，不乱没收一家，不乱杀一人，同时优待二马被俘官兵。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七）在军事上努力提高一步，特别要学习打骑兵和冬季战斗。（八）远方货物是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的。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也许西安形势的发展，能够给你们有利的配合，我们正在争取对西路军的帮助。但你们必须从提高信心，努力军事政治的转变，求得自己的力量，战胜二马，才能保证创立甘北根据地，及在可能时派一部占领安西的胜利。”①
其中，谈到了“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的问题，也谈到了“远方货物是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的。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的问题。当然，权衡之下，红西路军也只能东返了。尽管这个东返与电报中讲得“向东打敌”落脚点不同，一个是讲根据地的扩大，一个是讲没办法在此建立根据地而放弃此地，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东移、东移。
对此，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
“从十六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我们将兵力向倪家营子集中，就是为了突破马敌的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徐向前还分析说：
“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与西安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一方面，蒋介石兵临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党中央估计，如内战再起，西安难以固守，友军和红军必须准备广阔而机动的战略退路，方保无虞。第一步，退向陕甘宁边；第二步，退向河西地带。这时调西路军东进，占领永、凉一带，正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为避免内战再起，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亦在加紧进行中。西路军问题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党中央一再指示我方谈判人员，要蒋介石勒令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让出凉州至肃州一线，作为西路军的驻地。此时，西路军主力如能消灭马敌一部，东进凉州，乃是我党与蒋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口实。”②
于是，红西路军决定东返，并于21日、23日、24日连电中央，一一报告了具体的东返情况。
①1937年1月16日，军委主席团致西路军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37—538页。
②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 540 页。
张掖西洞堡之战
东返，必然遇到敌人堵截，好在行军途中采取了 “进则齐进，打则齐打”的方针，一度也算顺利，部队很快集中并东进到西洞堡一带，准备在此稍作休整后继续东进。但很快，由于敌人也在不断部署兵力来迟滞和阻止红西路军东返，如何以歼敌一部来振奋士气和扫清障碍就成了东进的当务之急。正应了那句老话——哀兵必胜，在西洞堡一带，满怀悲愤的红西路军硬是抓住机会将敌人狠狠地教训了一回。那是1937年1月27日。西洞堡村房舍集中，周围几十里都是一望无垠的沙石滩，村北有一座白塔，正好用于观测敌情。此时，穷追不舍的敌人始终不肯罢休，在前一天已经被歼灭400多人的情况下，还敢再次聚集力量分左右两翼向红军攻击。眼见此情此景，根据地形，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一致认为这是很好的歼敌机会，于是在请示了徐向前后果断地命令部队出击。下午3时许，一声号令，事前就已经准备好的掩护部队火力齐发，三十军主力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部一拥而出，迅速地扑向敌人，将进攻之敌——青海宪兵团团团围住。突如其来的冲击和震耳欲聋的杀声，一下子就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乱了方寸……
杀敌比赛开始了。
据时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战士张达明回忆：
“下午3点钟左右，我军在轻重火力的掩护下，以集结在反击出发地上的三十军主力冲击部队一拥而上，霎时间，将敌宪兵团包围在戈壁滩上，转眼已冲到敌人跟前，战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敌人想逃跑也不可能了，在戈壁滩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白刃战。敌宪兵一个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每个一人一枝步枪、一枝短枪和一把大刀（类似日本人的指挥刀），顽强抵抗。经过三小时的肉搏拼杀，800多个敌人做了刀下鬼。”①
战斗一直进行了4个小时。此役，共击、毙敌800余人，缴获马枪800多支，短枪400多支，以及许多战马和一批被服、军毯、罐头等军用物资。可惜美中不足，因马家军害怕被我缴获，每次进攻只给部下发放十余发子弹，致使缴获子弹有限。
①张达明《东进壮歌》。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217 页。
龙首堡会议与回师西进
西洞堡战斗的当天晚上，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总部驻地龙首堡张福寿屯庄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根据马家军已在东面集结重兵据堡堵截的情况，认为如果继续东进则危险甚大，因此决定暂回倪家营子，调动和寻机歼灭敌人。并随即电告中央。
电报说：
“甲、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不易，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乙、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①
这份电报最能说明红西路军此时的真实处境了。一个“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不易”，固然属实情，但电报中谈到的“东进外（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才是问题的全部症结所在。先说“东进外（援）必不可靠”这前一点。试想，还在第一次东进时的1936年12月23日，徐向前、陈昌浩就曾向中央提出，能在西路军“东移”时“1、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2、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如何？速示。”②并于此后的12月25日，再电中央， “……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速详复。”③而且，还有个此后1月4日、1月6日、1月8日的三电中央，表达希望能将四军、三十一军以“归还建制”的名义速向河西前进以夹击马敌的迫切请求。④很显然，此时的东进相比彼时的“东进”，情况更是恶化许多，也就是说外援更不可少。但实际呢？连自己都推断“必不可靠”了，所以，一切只有作罢。再说“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这后一条。因为，红西路军之所以组建，终是以打通远方为使命，而早在1936年12月6日，中央曾明确地电告过红西路军“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到安西”。⑤屈指数数，这两个半月的时间即将到期，所以电报中也就故有此问。这中间因西安事变可能发生变数，正是考虑这一因素，才有“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中的“可否”二字，以及“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之说⑥。
真是要说多难就有多难。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陈昌浩的思想包袱。对此，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的程世才就曾从另一个层面回忆说：
关于这次决定回师西进的会议，“我去迟了。一进总部住的院子，就听见陈昌浩同志正在大声讲话：‘宪兵团是敌军的主力，装备好，战斗力强，被我们敲掉了，这一仗打得好，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目前敌我力量已经起了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西进对我有利，我们要重回到倪家营子去，占领甘北。’这些话像一瓢冷水浇到我的身上，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我刚走到会议室门口，军政委员会的委员们便纷纷离座往外走了。……徐总指挥坐在墙角处低头不语，右手托着铜头瓷嘴的小旱烟锅，吧嗒吧嗒地吸着，竹竿烟管上还栓着那个沾着油泥的旧黑布烟包。陈昌浩主席继续对我说：‘你们打得好，消灭了马步芳匪帮的主力撒拉宪兵团。我们要继续向西打。’不用再听，我就知道底下的话是什么。我有心要说几句，又一想，既然军政委员会已经做出决议，我再说还能有什么作用……在回去的路上……脑子乱得像马鬃，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⑦。
为什么会这样呢？真是若非当事之人，个中苦衷绝难体悟。还是让我们再借程世才的话来做个大概的疏理吧。其实，程世才的言外之意，就是陈昌浩有思想包袱，不过这个思想包袱是以革命的乐观主义显现的，是以不打胜仗决不罢休的形式表现的。
想想，也真是！当初，1935年6月至9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以后，在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斗争的全过程中，不就是你陈昌浩，做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把政治天平完全倒向了张国焘一边，从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嘛!如今，尽管你陈昌浩业已彻底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并痛下决心要通过坚决按中央的命令和指示办事来改正错误，但殊不知，越是亦步亦趋怕越雷池一步，就越是步步艰辛的不断出问题。这不，翻一翻中央这一时期给红西路军的电报，批评的口气不是越来越重了嘛！
如1月5日：
“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⑧
1月7日：
“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息，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⑨
1月9日：
“（一）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来援助你们，请勿作此想。（二）你们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才是出路。马敌只是善打游击战，如能诱敌伏击，能缴械一部，有可能停止其进攻。而自己部队应紧缩编制，每人能拿一样武器，刀矛也好，能人自为战，即可灭敌。（三）政治上团结一致，自信能解决当前困难，才能完成任务”⑩。
何况，其间还夹杂了一个1月8日的张国焘电：
“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不能经常供给情况，因为二部电台声音过小的原（缘）故。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⑾
对此，陈昌浩怎能不做思虑呢？此外，还有一层，就是从陈昌浩本人来讲，他不仅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坚定无比的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个颇具书生气的性情中人。如1931年，还在刚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之后不久，他就曾乘“列宁”号飞机轰炸敌军。再如，他一贯的座右铭就是“要在重机枪口上，腿子不发抖，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不动摇，坚决拿出办法来打垮敌人”⑿。就这样，各种因素和各种考虑交织在一起，又加上一个歼敌800多的胜仗支撑，陈昌浩就干脆有了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的想法，并以此影响和关系到了全军的行动。
有了上述原因和回师的决定，第二天，红西路军全军西进，以九军做前卫，总部直属队等随后，三十军打后卫，重新返回倪家营子。
①1937年1月27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中央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0—56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②1936年12月23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等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97 页。
③1936年12月25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等致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509 页。
④分别见1937年1月4日、1月6日、1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21—522、525、529页。
⑤1936年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64页。
⑥1937年1月27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中央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0—561页。
⑦程世才著《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14—215页。
⑧1937年1月5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及军政委员会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23页。
⑨1937年1月7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26页。
⑩1937年1月9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34页。
⑾1937年1月8日，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32页。
⑿范青、陈辉汉著《陈昌浩革命生涯》，第 369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2月北京第1版。
倪家营决战之基本布阵情况和遭劫惨象
正因敌置重兵防堵于东，红西路军集全力回师向西，所以，整个回师倪家营的行动还算顺利。1937年1月28日晚，红西路军总部率总直、五军、九军再次进驻倪家营下营子（也称北营子）和上营子北面的三个屯庄。第二天拂晓，后卫三十军相继开来。整个部队仍按红九军置下营子东北方向，红三十军置下营子西南方向，总部、总直和红五军居中的基本布阵，大体构成了一个左右上下前沿阵地相接的环形防御体系。
仗，就要在这里打了，仗，也只能在这里打了。
根据总部部署，红西路军各部队很快进入各自的阵地。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地啊！只离去短短的几天，重回头找那熟悉的一切，整个倪家营下营子已是面目全非。
据时红三十军二六七团战士张达明描述：
“马家军残酷蹂躏过的倪家营子，已遍体鳞伤，人烟灭绝，房屋倒塌，寒风飕飕，满目凄凉，到处是破砖烂瓦，看不见一个人影，听不见一声鸡啼。部队离开倪家营子之前，曾留下一些不能行动的伤员，几乎全部被敌人杀害了，有的被剥得赤条条的，冻死在庄前的涝池里；有的在庄里被石头砸碎踝骨和脑袋；也有的被打死在门前和开阔地里，看样子许多同志都曾经过拼命挣扎和抵抗。只有一部分同志藏在死尸堆里、羊圈里、土炕底下，得以幸免。”
接着，张达明还写道：
“这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行为是马家军和当地的地主、民团头头干的。我军迅速将民团副团长李成基等三人从干涸的河沟里搜查出来，在龙王庙前召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他们，偿还了烈士们的鲜血。”①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集中作战，总部决定，将红五军四十三团和三十七团分别编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将此前分散在各军的妇女先锋团三个营800多名女战士集中起来，驻守缪家屯庄北面庄子，承担向前沿阵地运送弹药给养、收集粮食、抬运伤员等任务。
同样，当整个红西路军集兵于倪家营下营子二十几个屯庄进行紧张的排兵布阵之时，敌人也慢慢地摸清了红军的动向，并陆续地集兵屯驻于距倪家营下营子十余里的倪家营上营子（也称南营子）四十几个屯庄和其附近四面八方的一些零星屯庄里，并利用其投入河西战场的近十万兵力中的6万余人，将整个倪家营下营子四周里外三层地团团围住。
一俟就绪，仗开打了……
①张达明《东进壮歌》。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18页。
倪家营决战之再次进行针对“二马”的统战尝试
仗不能不打，回师倪家营就是在河西走廊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下，面对“二马”这个特殊的敌人（多是骑兵，机动性太强），在权衡了各种作战条件后做出的选择。坚决灭敌，是红西路军此时最紧迫的任务，也是无论东返和西进的全部前提。但是，在这节骨眼上，中国共产党人总的策略和任务毕竟是从西安事变后的大势出发争取停止国民党的“剿共”政策，而且此前，中央已经在交涉如何让南京方面下令“二马”停止进攻红西路军，并已经在进行将凉州以西肃州以东作为红军防地的谈判。①因此，如何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开展对“二马”的统战尝试，无疑也是红西路军面临的一项任务。
于是，就在回师倪家营的同时，徐向前致信“二马”，要求其停止进攻，信函说：
“本党已向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去电，谓‘西安问题和平解决，全国庆幸，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爰派代表与贵军商洽一切。’”②
从抗日大义出发对“二马”进行的敦劝并未收到任何积极回应。相反，由于生怕失去地盘，马步芳此时最怕的就是拖下去或拖久了，终有一天让“凉州以西肃州以东”真的变成了红军防地。
因此，马步芳穷凶极恶并狂妄之极地电告其河西总指挥马元海：
“红军此时已至山穷水尽，设此诡计，缓我进攻，仍即聚集重兵，勿稍放松，以免失机。”③
而据《剿匪概述》记载：
是时，“本部即命令各部队不得专守堡寨，须选有力部队分头向匪进击，牵制匪之活动，以期将匪压迫于斯地段而歼灭之”。④
至此，倪家营决战开始了……
①1937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潘汉年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43页。
②《青海日报》讯。原载于《青海日报》1937年2月1日第三版。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451—452页。
③麻琨、牟慧芬主编《悲壮的征程》（下），第 353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④陈显荣《剿匪概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506页。
倪家营决战之汪家墩战斗的激烈程度
红西路军第二次进驻倪家营之后进行的决战是从1937年1月31日开始的。据《李先念年谱》记载，这天，敌人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每次均投入两个旅以上的兵力，进攻方向首先是倪家营下营子西南方向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阵地，其中尤以汪家墩为主。①
汪家墩位于整个倪家营下营子西南方，前突八十八师主体阵地约两里，也是敌人从这个方向进攻倪家营的最前沿。敌人每次从该方向对三十军阵地发起的进攻，都首先要在这里打响。汪家墩这个地方虽方圆数里，但唯一可用来做阵地的屯庄却只有这一处，虽然看上去有些孤零零的，但也活脱脱的就是一个现成的碉堡。它四方四正，高约三丈，宽约三丈有余，四周还有一圈低矮的围墙，围墙外是一道浅浅的壕沟，壕沟四周零星堆放着一些当地人准备的供冬日里烧火做饭用的鹿柴，再远处就是几间房子以及四面的农田。“碉堡”内部是个三层结构，最上一层没有顶，站在上面可以控制四面八方，第二层每面都有个不大的窗子，是现成的射击枪眼②。就是在这里，1937年2月1日，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九连的130余名战士进驻这个阵地，第二天血战后的英雄连队就只剩9人（其中四名伤员）。
据时任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回忆，晚上，当目睹这一切的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和师长熊厚发及自己带着八连前去看望换防时，周纯麟流着眼泪报告：
“‘我没打好，牺牲的同志太多。’先念同志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不要难过，你们打得好！敌人用炮没打垮你们，重兵没围垮你们，火没烧垮你们，你们像铁钉钉在阵地上。’我和熊师长商定用八连换下他们，从其他单位抽人补充九连……”③
时任八十八师卫生部主任王恩厚曾从另一个角度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述，他说：
那天，自己在前沿阵地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清晨，成百上千的马匪开始向碉堡进攻，敌人首先用山炮向碉堡轰击，然后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碉堡倾泻，并扒开我军设的路障，跳进我军碉堡外壕沟，敌人疯狂嚎叫着。可碉堡里却毫无动静，眼看敌人就要接近碉堡，突然，枪声骤起，红军的马尾手榴弹在敌群中隆隆爆炸，随着硝烟飘散，马匪留下一堆堆尸体。敌人并不死心，稍作调整，新的一轮猛攻又开始了，马匪兵这回学乖了，还未接近碉堡时，一人抱起一具同伴的死尸挡住飞来的子弹。马匪兵的确残忍剽悍，接近碉堡，将抱着的尸体一丢，不要命地直往碉堡门前拥去，但是迎接他们的又是轰隆隆的手榴弹。马匪兵被一片又一片地掀倒，后面的狼狈而逃。我们远远看到，心里感到既紧张又兴奋。到了下午，马匪进攻更加疯狂，我不禁提心吊胆起来。我们很少听到来自战友反击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只有那嘶哑的喊杀声和激烈的刀枪碰撞声，显示着我军雄壮的军威。一股持枪扬刀的敌人冲进了碉堡大门……敌人成群拥进，不一会儿，两层的碉堡外搭上了几架梯子，有好几个敌人已经站到碉堡顶上了，拼命地砸着堡顶，潮水般的敌人狂叫着拥向碉堡四周。局势太严峻了，大家的心提到嗓子里，熊发庆团长急得满脸通红，他要领人冲出去接应九连。然而这太冒险了，因为我们和九连的碉堡之间，有一里多路的开阔地，敌人密集的枪弹和随时准备出击的马队，早就封锁了这一段地区。很显然，援助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熊厚发师长看看天色，又看看表，他劝慰说：‘放心吧，相信我们的战士，这支从鄂豫皖打出来的部队，打过多少恶仗硬仗。’我睁着眼睛直望着碉堡，但不见碉堡里面的动静。大家太担心同志们的安危和碉堡的存亡了，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紧张的心情，压制自己的愤怒和仇恨，耐心地等待着。渐渐地，拥向碉堡的敌人明显地停滞了，接着，碉堡门前开始闪动着几个灰衣战士，那有力地挥动着的几把大刀、长矛，像一道坚固的长城，牢牢地堵住了企图继续冲入的马匪兵。又过了一会，大家盼望着的更加激动人心的情景终于出现了，门口、窗口中一具接一具地丢出了马匪兵的尸体，正在梯子上爬动的马匪兵，也相继惨叫着掉了下去。同志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悄悄地通知护士班和担架队做好准备，待命抢救伤员……”④
事实是，一天又一天，二六三团三营的连队就这样轮换着坚守在汪家墩阵地上，并每天都要打退着敌人的无数次进攻，虽然战斗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和艰苦，但全体指战员仍在这里硬硬地坚持了半个月时间，直到敌人梯队重重，步步推进，对倪家营的包围更加紧缩并切断了汪家墩碉堡和后面部队的全部联系，才在一天夜里，按事先约定的号声并借浓浓的夜色成功突围。
①参见《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第一卷）第1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②这种“碉堡”式建筑，也是我们中国人边远乡村里最传统也极典型的一种居住样式。据笔者数年前看到的一则资料，就是说在一战前后，参加欧战的十几万华工，之所以后来大面积病倒，就是因为这种世代居住条件。它底层是用来关养牲畜（猪、马、牛、羊），中间一层住人，上面一层则用来储存粮食和农具。原资料虽意在说明这样一种居住结构是造成后来役病的本因，但给我的信息却远超出此范围之内。我认为，这种居住样式，更多是因为我们的贫困，怕丢了牲畜和农具、更怕丢失赖以维系生命的粮食，大家只好住一起了。而又因为有的家庭人数还在七、八口以上，并且三代同居，因此也就有了一般性的小于院落、大于住房的基本架构了。实际上，富裕一些的人家，是绝计不会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之中。这样的居住环境，总得讲取决于基本的经济条件和外部堪忧的安全环境。
③郑维山著《血染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44页。
④王恩厚著《在炮火下抢救伤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72—273页。
倪家营决战之屯庄阵地的拼死坚守和反复争夺
倪家营决战的四十多天，其实说到底就是每一个屯庄拼死坚守和反复争夺的40多天。
每一个屯庄的拼死坚守和反复争夺是怎样进行的？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曾经做过这样的概括：
由于“敌人每次进攻，均先以大炮猛烈轰击，而后组织大量步骑兵，发起冲锋。什么花马营、黑马营、白马营、红马营……都拿上来了。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靠近战对付敌人。每当敌人冲到我阵地前沿时，部队突然冲出围子，进行反击，肉搏格斗，杀退敌人。”
当然，由于总是这样被动，就必然增加敌人毁我阵地的概率。遇到这种情形又将怎样呢？
徐向前写道：
“有些围垣被炮火击毁，指战员利用断墙残壁，拼死坚守，直至将冲进的敌人杀出。”
而这是怎样的杀出啊？也就是说，这些失陷的阵地是靠什么夺回的呢？
徐向前更是须发喷张、豪气冲天的写道：
“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红军，为了人民。”①
是啊！对此，时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二营营长赵正洪也在回忆录中具体地以邵家屯庄为例，说：
“军部分配我营驻在营子西北方向一个叫邵家屯庄的村子，任务是坚守这个屯庄及周围的村庄。”而“敌人的工事离我们只有几百米远，他们的山炮离我们也只有两三百米远。敌人知道我们的情况，欺负我们人少，既没炮，子弹也很少，所以把炮架到了我们跟前。敌人的山炮向我们直放平射，他们装炮弹、开炮，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这种情况在以往的战斗中是少有的。”一天，“他们四门炮一起打，把围墙打倒了一片。炮轰停止后，敌人的骑兵下了马，几百个敌人向我们猛冲过来，又喊又叫一拥而来。在敌人距我们三四十米远的时候，我们就跳出去同敌人拼杀起来。真是一场血战啊！完全是白刃战。打枪没有子弹，看到敌人也打不了。我们与敌人短兵相接，用大刀、长矛，你砍我，我砍你，你刺我，我刺你，与敌人厮杀在一块儿，抱着打，揪着打。就是这样打呀，杀呀，杀伤敌人两三百人。”就这样，一天天的打……“敌人打了一阵子撤回去了，但第二次又来了，第三次又来了。有一次敌人冲进我们围子几十个人，我们全力以赴拼杀，战斗很激烈。敌人向我们的炊事员冲过来，炊事员就用扁担打，用菜刀砍。最后没办法，就把一大锅战士一天没喝上的热稀饭往敌人脸上浇。冲进来的六七十个敌人，死伤的就有50多个。就这样，我们同敌人打了一天，从上午7点钟一直打到午后4点多钟。黄昏后，敌人停止进攻，退回去了。敌人有个特点，怕打夜战，到了黄昏就收兵。这时我们就得赶快抓紧时间整理队伍。这次敌人在我们邵家屯庄阵地前死伤好几百人，我们伤亡也很大。”
尽管敌人越来越多，尽管红军的伤亡也在不断增加，但人在阵地在，全体指战员抱着绝不后撤一步、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敌人殊死搏斗。原因呢？赵正洪也写得再简单和铿锵不过：
“大家都明白，阵地一失守，敌人就会冲进来，后方的师部、军部、西路军总部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因此，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战斗！”②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42—543页。
②赵正洪《倪家营子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48—251页。
倪家营决战之各级干部带头拼杀
倪家营决战，红西路军以区区万人之众，何以能在缺粮少弹、天气苦寒、无补充、无增援的极端条件下坚持40多天，并相继歼敌万余呢？答案固然很多，但各级干部的带头拼杀，无论如何都是至为重要的一条。
各级干部带头拼杀，这是红四方面军的一贯传统和强硬作风。正是靠着各级干部的带头拼杀，从昔日的鄂豫皖，到后来的川陕，以及随后的长征，红四方面军不仅为自己铸就了英雄部队、钢铁部队的历史威名，也把红西路军的英名永远地镌刻在了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以及人类战争史的辉煌册页上。
时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政治教导员周纯麟就曾为此在回忆录中专门举过 “猛虎连长”张如山的例子，他说：
一天，张如山在激战中受伤，别人抬他下去，他坚决不肯，“我们赶到那边时，他正在向排长交代：‘……叫同志们……把缺口的土堆，改修成工事，清出两条出击的路，好拼大刀！’他嘴唇肿得厉害，讲话很困难，讲几个字就要换口气，吐口血水。他坐在战壕里，头半仰着，鼻子里塞满了紫血块，血水缓缓地流着。他的头虽然已包扎起来，但布上还是渗透出不少鲜血，两腮更是血肉模糊。衣服都扯破了，露出了酱紫色的肌肉。我们看他伤势不轻，就劝他说：‘张如山同志！你下去吧，叫一排长代理你指挥。’他耳朵震闭了气，要靠着他耳朵大声讲才能听得见。‘不！教导员，这个缺口就是我的指挥位置。我们不能让敌人从这个缺口进来。让一排、二排拿着大刀，和我一起死守住这个缺口。这里是我们一连的阵地，只要我还活着，就决不能让敌人从我们的阵地上闯进来！’”①
同样，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的程世才写道：
有一次，情况非常危急，“我跑过一道矮墙，来到二六五团团部，邹丰明团长来接受任务。这个肩膀宽阔，身体粗壮的小伙子，像以往历次打仗一样，不拿短枪，背一口大刀，提一条步枪，站在我的面前，瓮声瓮气地说：‘副军长，你下命令吧，我们冲！’邹丰明平时不大爱讲话，但打起仗来却勇猛得很，总爱往前冲，简直像只猛虎。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兵，二六五团在他带领下成为‘夜老虎’，他们从不退缩，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有这样的干部和战士在眼前，我心里感到非常踏实。”
程世才还写道：
“战斗到这个时候，是人人在指挥，人人在战斗。邹丰明团长提一口大刀，背后跟一群战士，左冲右杀，冲到哪里，哪里的敌人就倒下一片。”②
另外，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也这样回忆邹丰明说：
“‘夜老虎’团团长邹丰明负伤后仍挥舞着大刀率部杀敌，敌人从背后开枪，他倒在血泊中，又蓦地跳起来，连砍了三个敌人后死去。”③
基层干部如此，领导干部更是如此。时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的李天焕就曾回忆说：
一次，敌人打到了我三十军军部门口，“这时，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同志正在吃饭，他一看敌人冲来，立即把饭碗一扔，拔出驳壳枪，率领通信队的战士们与敌人杀在一起，自始至终，他战斗在最前列，给了战士们很大的鼓舞。”④
郑维山也回忆道：
“……敌人沿雨水冲裂的沟壑插到我们两侧，向总部驻地攻击。徐总站在房顶上亲自指挥反击，我们师和八十九师肩并肩同敌人反复拼杀，一直奋战到天黑，终于打退了敌人。”⑤
①周纯麟《倪家营子苦战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60页。
②程世才《血战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35—236、238页。
③郑维山《血染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45页。
④李天焕《重返倪家营子之后》。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39页。
⑤郑维山《血染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44页。
倪家营决战之战场上的战友情深
战争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战友牺牲；战争如果说还能让人眷恋的话，那就是战友情深。倪家营战斗是残酷的，但这残酷也把红军将士的人性光辉表现到了极致。疾风劲草，烈火真金。今天，当我们回首75年前倪家营的战事，震撼之余往往也会体会到一种温馨，一种由战友情深而带给我们的由衷感动。
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的程世才曾经在回忆录中为我们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敌人以三个旅的兵力，集中攻击我八十八师阵地，并且约有一个旅的敌人突了进来，眼看情势危急，程世才带着交通队的警卫员们就迅即扑了上去。他说：
“为首的一个只离我几步远，头上戴着蓬松的大羊皮帽子，一身黑制服，留着大胡子，提一口鬼头刀，后面的几个都端着枪，上着刺刀，一个个凶煞煞的。我一见他们，心头马上燃起复仇的烈火，举起枪来就大步奔向前去。这时，敌人为首的大胡子也举起刀来，穷凶极恶的目光直瞪瞪地逼视着我。我刚要开枪，忽然从侧后射出一发子弹，大胡子翻身栽倒。这是我的警卫员先开了一枪。与此同时，又上来一个端刺刀的敌人，直对我的胸膛刺来，从我背后又闪出一个战士，一把将刺刀攥住，又有几个战士上来用枪托敲碎了这个敌人的脑袋。我没看清救我的战士是谁，只见他两手被刀刃割得血淋淋的，拣起敌人丢在地上的武器又冲上去了。”①
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八团二营营长赵正洪也曾回忆说：
一次，“我和敌人拼杀时，卡住了一个敌人的脖子，他也想卡我的脖子。我和敌人抱着，枪也用不上，刀也用不上，在地上滚在一起，滚来滚去，都不得手，最后是同志们救了我。开始是营部通讯员赶到我身边，他看我和敌人拼得很激烈，束手无策，不知怎么打才能救我。用枪打吧，怕打着我；用刀砍吧，怕砍到我。后来排长周长玉同志赶到了，他有经验，一看见敌人穿着皮靴，就一脚踩住敌人的皮靴，伸手就是一刀，扎在敌人腿上，敌人一声叫喊，松了手。我趁势起来，拾起一把大刀，砍死了这个敌人。我们和敌人冲来冲去，杀来杀去，一天杀了八九个回合。”②
另据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教导员周纯麟回忆：
汪家墩战斗中，“有一个战士因体弱无力，一刀砍在敌人的羊皮大衣上，?挥锌车媒ィ幢坏腥艘坏栋阉挠腋觳部扯狭耍飧稣绞糠⒎枇怂频拿土Τ迳先ィ训腥俗驳乖诼鬼紊希硪桓稣绞扛仙先ィ颜飧龅腥舜了懒恕Ｎ颐堑恼绞烤褪钦庋阒г盼铱成钡腥耍已诨ぷ拍阆虻衅瓷薄Ｋ怯彩怯么蟮丁⒂檬帧⒂醚莱莺偷腥素松薄⒉罚〉腥吮挥旅屯缜俊⒂⒂挛尬返暮炀绞可钡蒙セ曷淦恰⒈肥蟠埽 ?
周纯麟还回忆了他和“猛虎连长”张如山的一段对话，他说：
那是张如山牺牲前不久，一天，“当我又一次来到一连阵地，见到张如山同志的时候，他除了双目已经失明以外，左胳膊和左腿上又各添了一处新的刀伤。他全身血迹斑斑，真是目不忍睹。我问他：‘如山同志，你还有什么要求吗？’他忙说：‘教导员，能让我和同志们一块与敌人拼杀，我就已经满足了！谈到要求，别的没有，只有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了，请给我挖个坑，把我埋进土里，免得野狗啃我的尸骨！’张如山双手紧紧握着我的手恳求。”
这算什么要求呢？周纯麟说，他当时真不知用什么来安慰这样好的同志，便满口答应了张如山的这个唯一和起码的要求。但后来，从倪家营突围出来后，周纯麟却再也没有找到这位“猛虎连长”。还是一位战士告诉周纯麟，他们的连长在背他的通信员牺牲后，自己也牺牲了。
这件事，一直使周纯麟难以忘怀，在回忆录里，他这样写道：
“几十年来，我一想到当时由于战事紧张和在敌人的强大包围中，没有能满足张如山同志提出的掩埋他遗体这个最起码的要求，就感到非常的遗憾和万分的痛心！”③
多么真挚的战友情谊啊！多少红西路军将士的壮丽人生不就是这样一笔一笔写就的吗？
①程世才《血战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35页。
②赵正洪《倪家营子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49—250页。
③周纯麟《倪家营子苦战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61—262页。
倪家营决战之缺粮少弹和伤员时时增加的极端处境
倪家营决战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就在于这场决战最为典型地反映着红西路军在整个河西征战期间是怎样面临缺粮少弹的困难而又不被这一困难吓倒的顽强精神。
怎样的缺粮少弹？怎样的不向困难低头？
我们知道，就连古人打仗都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唯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一切都非常特殊，到那里去“粮草先行”呢？较富裕的地方还好说，好歹还有个阔些的土豪可打，但在贫穷地区，又怎么靠“打土豪分田地”来解决粮食问题、群众发动问题和兵源补充问题呢？如何通过打仗来相应的解决其弹药供给问题呢？这一方面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奋斗道路的艰难性，说明根据地建设和占据回旋地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北方同南方情况的不同。这就如同中央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前的那40多天一样，缺粮少弹是最致命的问题。
先说缺粮，其实，这还真不是倪家营时期才独有的问题，如果认真翻翻史书或搜搜记忆，就一定不难发现，缺粮(贫穷)真是西北乃至甘肃的一个历史困扰，记得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具体是以国家征收的粮税为例证，说一个穷僻县份和一个富裕县份的差距最多竟能达到300倍与500倍之巨。①
想想这是多么的令人瞠目的差距啊！
是的。对此，生于四川并在南京和北京读过书的范长江也在《中国西北角》一书中做过如下记述：
“记者在张掖所得的第一印象，是没有裤子穿的朋友太多了!十四五岁以下的孩子，十之七八没有裤子，有家的人还可以在家里避寒，整天坐卧在热土炕上，偶尔出外走走，又逃了回去，倒还可以勉强过得去。有许多根本无家的孩子，只好在大衙门和阔人们的公馆背风的墙下，过颤栗的生活，他们的上身披着百孔千疮的破衣，或者原来就是没有做成衣服形式的烂布块和麻布袋，胡乱裹在身上，从绅士阶级们的卫生观点来观察，对于他们简直无从说起了。中年以上的妇人，在街上流落的，比孩子们少些，不过，随地也可看到。她们的外观上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她们无论上身单薄破烂到什么程度，如果裤子上半截，实在遮不着她们认为非遮不可的地方，那么她们总在自己腰部的下面围着一圈污烂的麻布或布块，最低限度得挂一块在小腹的前面。”
范长江还继续写道：
“这里已是海拔五千英尺的高寒地带，盛暑的夜间，人们都得用棉被。而且这是正是三九的寒冬，无论怎样穷苦的朋友，缺了皮衣，实在难于活动。然而这班孩子和女人竟破落到如此惊人的地步！我们如果在北风怒号的寒夜，闲步街头，不当风的墙角巷弯，常常发出一团团的火光，这就是他们白昼拾来或偷来的木片柴枝，在实在难支的夜间，正在作他们暂时对抗残忍寒冷的工作。”②
从具体的行文笔调和情感色彩看，这一切还真是给年青的范长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试想，要不是近乎极端的贫困，世事又何以至此呢？而极为凑巧的是，范长江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也正是1935年冬季的某个时节，而这恰恰离红西路军征战河西时差不超过一年。
显然，这就是河西当时那个年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了。虽不能说是有多么全面，但也仍然不难窥一斑而见全豹。而且再怎么说，这还都是张掖县城的境况啊。试想，就在这样一个甚至比这样一个地域还差的环境中(县城与乡下比，一般说来都是乡下要比县城差些)，要解决一万多人的生存，那会是何等的困难啊！
别说那个年代，即使后来，也有资料记载着张掖一带的贫困。如曾在1969年至1973年当过兰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将军，就有过这样一段轶事，说他有一次到张掖视察，看见一女孩十几岁了还衣不蔽体，就问陪同一旁的地委书记:“为什么会不穿衣服？”这书记也不愧是书记，真是特别会讲政治，回之曰：“这里人就这习惯。”将军又走进一人家，见屋里几位妇人均没穿裤子，便又问地委书记：“看到了没有？你们这里的女人没有裤子穿。” 地委书记继续答曰：“这里老百姓就这个习惯。”闻之，将军气得再也忍不住了，怒道：“恐怕你们家的女人是这个习惯吧!”书记讷讷无以言对。据说将军此后回到家里，硬是把全家的衣服除了非穿的几件，全都让人给送了过去。③
这可就是曾经的张掖啊!尽管这一切早已成为历史，但当其时也，红西路军不得不苦苦的在这样的地域里面对这一切，并且还是局促到了要在倪家营了这样一个更狭小的地方来面对这一切。加之还被敌人围着和困着。
为此，早在这次进入倪家营的第三天，即1937年2月1日，红西路军领导人就致电中央，具体汇报了这种缺粮少弹的情况，电报说：
“（一）为调动敌人寻机灭敌，全路军于二十八日晚移至沙河堡东二十里之倪家营……。（二）敌马禄旅因损失大，已在山丹、永昌补充后再来。祁旅守凉州，元海、起功兵四个团在我西南。马彪、马朴两骑旅在我东北附近，各加步骑民团（注：原电文如此）。今昨两日炮战，掩护进犯，均被击退，敌伤亡六百，我亦四百。堡寨密连，我火力太弱，灭之不易。（三）我们决集力击敌，并争取时间休整。敌力求与我速战，弱点多。现正在以全军从战术、政治、群众灭敌，用后方游击战来战胜敌人。但我人、物补充困难，故感灭敌困难。”④
显然，这里面主要是一层表明自身如何具有战胜敌人决心的意思。
此后，随着一天天战事的紧张和被敌人在这里死死围着，情况更趋严重了。而有关于此的记载，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据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描述：
一天天打下来，虽然毙伤敌万余人，但自己伤亡也有好几千人。而最让人揪心的是，“眼前不光伤员无医药，部队也无粮吃了。没收地主的存粮早就吃光，穷苦人家的一点口粮虽然一粒一粒地从瓦罐里倒出来，卖给自己的队伍，可是那太少了，能解决什么问题！”⑤
时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则写道：
“我军已困难到极点，没饭吃，没水喝，村子里许多房屋成了废墟。敌人兵多，可以轮换使用。我军老是那么几个部队和敌人死拼，伤亡一个少一个。同志们疲劳得头晕眼花，站不住脚，有的战士在枪声刚一停止时，就倚着战壕睡着了……村子里的粮食和弹药一天天在减少，然而最大的困难还是水的缺乏。本来，当地农民饮用的是‘涝池水’，也就是说，喝夏天在水塘里积蓄下的雨水。但是突然住下近万红军，不久涝池便喝干了。全村只有一口深井，底下才有盆口大的一汪泥汤……战士们在寒冷、饥渴和疲劳的不断侵袭下和敌人死拼，但是最受苦的还是伤员……轻伤员历来不下火线。有一次我和李先念程世才同志到前沿的一个小围子里去。当时，部队正进行一次短促出击，围子半边守枪眼的全部是轻伤员。重伤员越来越不容易安置了……特别困难的是没有医药治疗，食盐也很少，有时甚至连包裹伤口的布条也难以找到。因此，战士们说宁愿被打死，不愿意负伤 ……”⑥
对此，时任八十八师政委的郑维山还写道：
“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我军，凭着坚强的意志，在冰天雪地里煎熬着。最苦的是伤病员，没有医药，没有绷带，从破旧衣服上撕些布条御伤止血。没有粮食，没有御寒衣物，他们咬牙挺着，不叫不哭。春节来了，我们拉些敌人的死马煮一煮，每个分拳头大的一块马肉。战友们咬一口，好香啊，可是谁也舍不得吃，都送到伤病员手里。伤病员却说：‘让能战斗的同志们吃吧，吃了好杀敌人。’有的重伤员直到停止呼吸，马肉还在手里”。 ⑦
其实，饥饿、寒冷以及伤病，对红西路军将士来说，相比之缺少弹药，真还算不了最致命的。战斗么，你想想，如果没有子弹、体力又弱，并且还没有回旋余地，那么你靠什么来战胜敌人呢！事实上，红西路军失败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由此注定。正因为没有弹药，敌人总是敢把包围圈越缩越小，而我们呢，也总是没办法把敌人彻底消灭。
郑维山回忆说：
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我们把所有人员都动员起来投入战斗，梭镖、大刀、是最好的武器，还搜寻到许多石头、木棍作武器，凭着热血和意志与敌血战。屯自为战，人自为战，到处有杀声，到处在拼搏，人们的智慧和力量发挥到了极限。”而仅有的一些弹药怎么解决呢？也只有靠自己的小兵工厂收集一些弹壳进行加工，或在战斗中从敌人身上夺取。
关于这后一点，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二营营长赵正洪回忆：
每到晚上，“我们一边修工事，一边派人去打扫战场，到敌人的尸体上去收集子弹，捡武器，但在几百个敌尸中才能收集到1000来发子弹，有的尸体上只能找到两三发，不像过去打国民党军队，抓一个俘虏，身上都有几十发子弹。马家军这支军队就这样刁。收了300多支枪，根本无用，堆在一起放着。当时收到1000来发子弹，也是宝贝，拿到各连去分，一个人分几颗。”⑧
敌人的各种补充源源不断，而红西路军呢，人员伤亡一个少一个，子弹打掉一发少一发。总之，最致命的就是弹尽和粮绝。
①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北京第1版。
②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第119—120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
③《党的生活》2008年第12期。
④1937年2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3页。
⑤程世才《血战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33页。
⑥李天焕《重返倪家营子之后》。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40-241页。
⑦郑维山《血染倪家营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44-245页。
⑧赵正洪《倪家营子血战》。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50页。
倪家营决战之红西路军第四次、第五次请求中央速派援兵
战斗之惨烈空前绝后，战斗之伤亡与日俱增。面对源源不断的敌人潮水般的进攻，徐向前、陈昌浩不得不于1937年2月7日，再次请示和请求中央，以“四军一部西进夹击”，电报说：
“（一）……我因地形、堡寨、弹药、人员限制，敌不外出，亦难凭之袭攻。现正乘机深入训练，部队极旺，虽处境极困，然精神振奋，无一逃亡，妇孩均习操，实地战斗。直属队大加轻便，只彩号残废二千为重，补充扩筹无法。各地反马情绪甚高，群众极好，上层分子及哥老会暗助红军。现正广泛运用抗日反马统一战线，白区工作甚易，正建立中。为长久根本之计，当在奠定甘北抗日根据地，接通新苏区，必速灭‘二马’，始能实现。以目前情况力量估计：1、西路军单独在洪水(今民乐县城)、高台行动，到一月至两月，争取灭敌一部，但欲迅速与彻底灭之尚属不易，这不能不使西进困难。2、目前东进，在击敌有力条件下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反长‘二马’之力，尔后击之更加不易。3、我处倪家营到洪水约一九〇里，沿途粮房便利。洪水到北大通三六〇里，并须三天露营。北大通粮多河大，正月底开冰。……西宁一路人众粮多，酌路不便于大队齐进，非万分必要时，不采用。（二）西路军暂在原地区行动，重要的是灭敌西进，不过目前实难实现，还须由抗日方面给敌实际威胁，以分散敌力，使我方击之更易，或在可能条件下，以四军一部西进夹击，则加速歼灭该敌。否则不但对西路军，而且对整个抗日局面均有妨碍。”①
由此可以看出，正因为形势十分危急，电报不仅请求以“四军一部西进夹击”，同时，还提到了“我处倪家营到洪水约一九〇里，沿途粮房便利。洪水到北大通三六〇里，并须三天露营，北大通粮多河大，正月底开冰。……西宁一路人众粮多，酌路不便于大队齐进，非万分必要时，不采用”的问题。
可见，红西路军在倪家营一战竟月，并不是没提前发现这里的不利，而是也在不断寻求出路，只不过是要进行汇报和请示罢了。只有中央同意了，一切才能变为可行。
而此后，随着自身处境不断恶化，2月13日，红西路军更是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名义电告中央，在请求“四军、三十一军”增援的同时，也报告了关于是否俟机“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的请示，电报说：
“（一）关于此方针，我实情已经屡电详陈军委，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苦心孤诣，消灭敌人的决心是任何时候没有动摇的，但战胜敌人仍须决定于敌我之武装力量，主力如不够时，必须另想办法。正如五次围剿未能冲破，结果仍须退出中央苏区。并不是我们无决心战胜敌人，而是由于当时新的情况，根据地不能不如此干去，更为有利于全局。（二）‘二马’与我拼战甚坚决，是南京有人暗中指使，利用蒋、顾借口，不能推辞。请详考虑。（三）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四）此上提议极重要，提出讨论并速复军政委员会。”②
正因为是要讨论后再做明确答复，2月17日，也就是收到西路军前份电报的第四天，中央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名义致电西路军，电报称：
“（一）同意你们春暖以前在抚临地区寻机击破敌的意见，争取在春暖以后向肃州、安西行动。（二）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的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三）作战行动时注意，须坚持集中兵力，包围、消灭(敌人)的方法，切忌准备不充分，分散兵力与仅仅击溃敌人的打法。总之，你们应在一切可能中寻求取得决定胜利的道路，而坚决抛弃过去作战上的主观弱点。（四）你们的政治纪律，究竟有无确定的基本上的转变呢？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部队与群众的关系不好，究竟实况如何呢？（五）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六）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战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尔后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七）上面提出的问题，请你们明确答复我们。”③
看来还是这份电报把最要害的问题点破了，也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说到点子上了。要求解释“向大通行动”的目的，也要求解释对自己过去所犯“政治错误”的认识和改正情况，特别是这后一点，最吃不消的就是陈昌浩了。
对此，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南下期间，我们的确犯了错误，欠了帐。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到一起，谁还能动弹？！陈昌浩的压力尤大。他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一抓过去的辫子，他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只好唯命是从。”④
陈昌浩思想包袱太重，显然对西路军的影响是巨大的。
①1937年2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中央军委电。转引自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8—569页。
②1937年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党中央电。转引自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2—573页。
③1937年2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及军政会各同志电。转引自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6—577页。
④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44 页。
倪家营决战之突围威狄堡后再度重返
尽管没有援兵，但倪家营没弹、没粮、没水的情况还是逼着红西路军不得不突围。于是，1937年2月21日，在红西路军第二次进入倪家营并在这里坚持战斗了23天后，开始向临泽西部的威狄堡方向突围——当日抵达威狄堡后，又被这地方堡寨分散、地形不利、极易被敌分割的情况所困扰。
究竟应该到哪里去？徐向前主张向祁连山转移，陈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营，两人因此又再度发生激烈争吵。
据徐向前回忆：
“他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我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他头上有个‘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我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这时，中央来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陈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风，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他在军政委员会上，极力夸张西洞堡战斗胜利的伟大意义，说了些‘形势大好’、‘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固守五十天待援’、‘反对右倾逃跑’一类的话。那种气氛下面，谁还能唱反调呀！我憋着一肚子气，在会上没有发言。会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①
在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坚持下，西路军连夜回师，第三次回到倪家营……
①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545页。
倪家营决战之最后决别
再在倪家营进行的战斗，就完全是逐围子、逐房子的白热化争夺了，仗打得惨烈无比也残酷无比。红西路军已经到了再不突围就面临灭顶之灾的最后关头……
对此，徐向前、陈昌浩1937年2月24日24时致电中央，词迫情切地叙述了这种危急，并再次恳求速派援兵，电文说：
“甲、我们二十一日晚移威敌堡，敌于天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敌易封锁，又于当晚仍回集倪家营。天明敌骑又接近，接连三次敌猛力炮击进犯，夜在野外四面伏击，不便出击，必在此时打。如天明有机即东进，无机另想办法。乙、欲战胜此敌，只要八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一部即可。最好能速抽出这样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名义向凉州进攻。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望军委考虑，希予采纳。丙、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东进亦不可能。我们虽拼战到一人一弹为止，但此前途危险极大，恐全军牺牲，不但毫无代价，且壮大敌之人马，敌重振威风，影响中国红军前途，造成将来再来此地困难。究竟战略后方是否此地，究竟战争前途是否存在。如果甘北必须占领，战争前途不免，即望实现此议，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如何望告。”①
红西路军的频频告急，也让党中央焦虑万分并且千方百计的想尽了办法：一是一再电示周恩来，要求或协调有关方面压马步芳停战，或通过划分防地谈判来解决让防的问题；②二是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向蒋介石转达中共意见，请蒋电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③三是电示周恩来请驻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调一二个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一带，一部向古浪伸进；”④四是电示在西安的周恩来想办法联系飞机给红西路军送款送弹；⑤五是在1月24日红西路军东返时电告徐、陈，准备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并在这个时期加紧了组建援西军的步伐。⑥
但无奈和遗憾的是，毕竟远水不解近渴，或囿于谈判之艰难，或要考虑配合谈判，最终还是难解危局。
当2月26日，中央电告红西路军，要求：“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时，⑦红西路军却只能考虑如何突围了，并在收到这份电报后的第二天晚上，全部突出倪家营子，向临泽县城西部之东西柳沟转移……
红西路军在倪家营决战二十八天，取得歼敌万人的战绩，击毙敌营长马学良、马朝选、循化撒拉族民团团长韩忠良，击伤敌骑兵旅长马朴、团长马忠良等。但自身也伤亡惨重，损失达三四千人，其中，总部供给部科长肖永刚⑧、少年先锋团政委刘建伦⑨、红九军宣传部长王透⑩、红三十军参谋处科长黄述生⑾、三十军二六九团团长徐广紫（梓）⑿、二六九团政委朱德仕⒀、二六九团政治处主任冯有灿⒁、二六七团政治处主任冯伦奎⒂、二六五团政治处主任徐其坤⒃、二六五团政治处主任（后）方忠家⒄、二六八团政委万汉江（原红五军四十三团团长）⒅、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⒆等均壮烈牺牲。经过此战，整个过河时21800多人的队伍，全部人数已不足万人。
①1937年2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到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82—583页。
②1937年2月12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谈：“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2月14日，再电周恩来定调谈判原则：“蒋指定凉州以西、甘州府、肃州府、及安西州所有各县在内”。“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部退出该地。”1937年3月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甲、援西军现停止于白杨城、青石嘴之间待命。乙、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张冲、顾祝同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如：（一）‘二马’撤兵停战。（二）飞机送款弹。（三）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容许其去肃州、安西。2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云：“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的危险。乙、对‘两马’不但是十万（元），就是二十万（元）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需。丙、此事需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们将来有莫大利益。”《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1、574、607、589页。
③1937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要求通过做蒋介石工作，让其“请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22日，再电潘汉年：要求与蒋协商，“……红军在肃州附近部队，现亦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商蒋如能停止马步芳进攻，则令马军让出凉州以西各城，使其有粮可食，该军自可停止东进。如蒋同意，则请速办。”24日，三电潘汉年，指出：“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电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 。25日，四电潘汉年，讲：“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43、545、551、555页。
④1937年2月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周恩来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7页。
⑤参见1937年2月1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5页。
⑥1937年1月24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54页。
⑦1937年2月26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84页。
⑧肖永刚（—1937），湖北人。红西路军供给部出纳科长。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鄂豫皖苏区银行科长。
⑨刘建伦（—1937），中国共产党党员。1936年10月，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少年先锋团政治委员。
⑩王透（—1937），云南大理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后在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1937年2月，在甘肃临泽县倪家营子外出做群众工作中被敌人杀害。
⑾黄述生（1911—1937）湖北孝感人。红西路军三十军军部参谋处四科科长。1931年参加红军，曾历任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二团营长、副团长等职。
⑿徐广梓（1912—1937）湖北麻城人。1927年11月参加麻黄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编入红四军，历任连长、营长。1932年底，随部西征入川。1933年7月任红三十军九十师二六九团团长。
⒀朱德仕（1911—1937），原名居德仕。河南光山人。中国共产党员。1931年年参加红军。历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排长、连长、营长。1935年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八团副团长、二六九团政治委员。
⒁冯有灿（1909—1937）湖北大悟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任少共国际团第一连政治指导员。1935年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政治委员、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团政治委员。
⒂冯伦奎（1909—1937）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三十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八十九师二六九团政治处主任、二六七团政治处主任。
⒃徐其坤（1911—1936）河南商城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政治处主任。
⒄方忠加（—1937），湖北黄安（今红安）紫云区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二团、二六五团政治处主任。
⒅万汉江（—1937），安徽省霍山县人。红西路军五军四十三团团长。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等职。
⒆邹丰明（1911—1937）湖北省红安人。红西路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团长。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说在1937年3月在甘肃省肃南县石窝山下羊山河战斗中牺牲。
红西路军第六次、第七次请求中央速派援兵及中央的答复
再次从倪家营突围出来后，红西路军由于力量人员均折损过度，无论东返还是西进都已绝无可能。为此，在被迫转战于离倪家营不远的沙河、威狄堡、凤凰山一带时，他们无比沉重地向中央报告了这最后一次重返倪家营的情况，电报不仅说到：
“二十七日电已到，我们昨夜全移威敌堡南……坚决克服一切困难，在此坚战。”
说到：
“二十二日回倪家营，连续打到二十七日晚，五日五夜。据谍息，敌共死伤千五百余，（内有）敌旅长韩心良、团长马得胜，重伤敌骑师司令兼一旅长马朴、团长马占成，我亦伤亡三百余，虽干粮尽，饿肚子，还打了两仗。”
同时，更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谈到援兵问题，即：
“在已指定部队中详究此方敌情、地形、战术，多带子弹、炸弹、炮弹、大刀、刺刀等各器具，特别要养成耐战与顽强性，多带电料、炸药与硫磺来”。①
接着，更进一步，1937年3月4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仅一个收电人抬头，就不仅煌煌然列上了党中央和军委这两个最高领导机关，同时还把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刘伯承、萧克、郭述申、王宏坤、陈再道、罗炳辉等几乎所有各部领导人的名字也都逐一列上，电报说：
“（一）西路军弹药将尽，最近战斗主要靠白刃格斗，但刀矛又少，体力亦不强，不及敌兵强悍。敌四周封锁，日夜被迫与敌血战，每次伤亡多则数百，少亦数十。卫生材料早已用完，彩病号安插后均被敌屠杀。现敌洞悉我军弹药无法接济，彩病号无处安插，及粮、水困难，正加紧封锁并企图乘虚短期歼灭我军。马敌已派兵配合民团实行封锁要道。转移困难，近有个别军连干部逃亡。（二）在上述紧要情形下，援军早到一天，则我无上英勇红色之战士少受一天之损失。万一援军来迟，前途危险堪虑。（三）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并号召全军斗争到底，现虽日食一餐，眼前无水，而绝不灰心，准备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同时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的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以）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事急，时盼望速复。”②
这可真是几份极不寻常的电报，并有着极其罕见的语气。任谁想来，这不是一切的一切都恶化得不能再过恶化了，又何能至此！
显然，问题的严重性一下子就被意识到了。为此，中央不仅全力加紧了组织援西军的步伐，同时，也于2日、4日、5日连电徐向前、陈昌浩。
3月2日的电报是以毛泽东一个人的名义发出的，电报说：
“甲、你们驻地地形如何，能修飞机场否，即告。乙、以国共合作抗日之消息透露于马部，并与之谈判和平解决甘北问题。”③
3月4日的电报是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的，电报称：
“（一）中央对西路军全体同志奋斗的精神，深表嘉许，对目前西路军所处的危险境地表示深切同情。中央现在决定派队向你们增援，并利用各种其他方法帮助你们。（你们要）团结干部，激励士气，（配合）增援军，战胜当前敌人。（二）但中央认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的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三）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者的这种错误，是同过去四方面军成立第二中央时，采取右倾的退却机会主义（注：原文如此），因此遇到新困难时，又发生这种错误。（四）因此，中央极诚恳地希望你们深刻检查此次西路军受到重大的损失的经验与教训，彻底揭发过去与现在的错误，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中央的一切指示与方法，（使）西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彻底地转变。只有这种转变，才能保证西路军最后的胜利。”④
3月5日，中央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称：
“（甲）想尽一切方法，至少支持三十天，就有办法。（乙）顾祝同或可答应派飞机送款子与你们，有何办法接收。”⑤
当然，从增援角度讲，透过这些电报，红西路军无疑还是看到了一线曙光。遗憾的是，就是这一线曙光，也同样伴着两个异常沉重的话题：一个是隐在背后的即当时河东的局势和大的统战背景是不是便于河东红军出动的问题，一个是浮在面上的所谓张国焘路线这一沉重得简直让人不敢面对的话题。
①1937年2月2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91页。
②1937年3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中央军委并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刘伯承、萧克、郭述申、王宏坤、陈再道、罗炳辉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99—600页。
③1937年3月2日，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95页。
④1937年3月4日，中央书记处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97—598页。
⑤1937年3月5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02—603页。
三道柳沟激战的日日夜夜
无论如何，派兵增援的消息总是令人鼓舞的。就在这对增援部队早日到来以夹击和彻底消灭马敌的期盼之中，红西路军于1937年3月7日转战到了三道柳沟。
三道柳沟也叫三道流沟，是一个东西长约10里、南北宽约1里的大村子。村子南面是绵延千里的祁连山，东北两面是戈壁，西面是沙漠。由于祁连山雪水的常年冲刷，整个村子傍着山形形成了三条河沟，由西往东依次被当地人称做西柳沟、南柳沟、东柳沟。其间，稀稀落落地一字分布着几个围子。
此时，红西路军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战斗力最强的三十军也仅有3000余人了，而且部队天天打仗夜夜行军，指战员们又饿又累，疲劳得连眼皮都支不起来了。
战士们真是辛苦啊！一到这里，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就赶忙依托着这几个围子，开始挖枪眼、筑工事、架鹿砦。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敌人的骑兵就要来了，只有抖擞精神，尽力做好迎战准备，才能避免更大的损失，才能坚持到援军到来的那个时刻。
对于这种情况，时任红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曾做过高度概括，他说：
“敌人是吃好睡好，骑着马追我们、打我们，而我们则是日夜兼程、饥寒交迫。汉朝李陵答苏武书有这样一句：‘步马之势，势相悬殊’，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打胜仗可言呢？加之……我们得不到任何给养，再勇敢，再是铁的队伍也不行，都会被拖垮的。由于连续作战，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经常是我们行军后刚停下来休息、筑工事，敌人就追上来了。马步芳的骑兵多，打起仗来是很野蛮的。我们的队伍里牺牲最大的是连长和指导员。我的警卫员经常补上去当连长、指导员，但补上去也很快就牺牲了。光靠精神、靠勇敢是不能支持很久的。人是铁，饭是钢，人总是人，疲劳了，受伤了，总不能再战斗了，孤军深入的一支部队，怎么能与马家军的骑兵相持很久呢？不到了那个具体的环境里是很难想象到当时的困难和艰险的。但我们的战士不愧是真正的勇士，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①
是啊！就是这样的勇士，就是这样的坚持，满怀着援军到来的希望，绝境中的红西路军以九军扼守村东南、总部直属队居中、三十军负责西北面的布阵来迎击敌人，并在这里给了敌人重重一击。
果然，敌人很快到了。天上的启明星刚刚消失，马家军的骑兵、步兵就发疯似的从村西北向红八十八师阵地猛扑过来。敌人的企图分外明显，那就是要趁着红西路军立足未稳，一举冲垮我们的防线。
战斗进行得还是像往日那样激烈，据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回忆：
“当时我正在八十八师，于是命令师长熊厚发同志坚决固守，并待机出击，打垮敌人。厚发同志坚决执行固守的命令，亲自到阵地上指挥作战。马家军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以密集的队形，冲到我军阵地前。伏在阵地内的红军战士们，立即从尘土中爬起来，跳出工事，以大刀、枪刺、梭镖同马家军展开肉搏。从黎明到傍晚，经过反复争夺的八十八师前沿阵地，完全被鲜血染红了，每个倒下去的同志周围，都躺着几具甚至十几具敌人的尸体。入夜，我看战机已到，即指挥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两个师（实际上只有3000人）实行反击，将进攻的马家军打退，并恢复了原来的阵地。”
而就在我们这样尽全力拼杀的当口，马家军各部源源不断地开来，他们一面轮换着参战，一面开始在野外构筑层层工事，企图依仗兵力上简直不成比例的优势，将红西路军彻底包围起来，以便最后分割歼灭。
形势真是别提有多严峻了，程世才说：
“夜间，敌人用沙包、箱柜在我军周围筑起工事，并且生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当我去视察阵地的时候，站在围墙上纵顾四野，看到我们是被包围在几道火环中间。作为一个军的指挥员，我完全明白面临的形势如何严重。”
程世才接着写道：
“次日，马家军集中了三四个旅的兵力，继续进攻我八十八师阵地，我军坚守一天。傍晚，敌人在我军一次反击受挫以后，更加疯狂起来，他们沿着干涸的砟子河，借着堤坝的隐蔽，向我展开了猛烈攻击。当时红二六八团守卫在砟子河东岸赵家庄子的两座小围子里，首当其冲，遭受的威胁最大。为了挽救这种局面，我和熊厚发同志一起赶到二六八团指挥。”
程世才非常详尽的写道：
“太阳下山了，小围子笼罩在一片刺鼻的硝烟中，围墙被子弹、炮弹打得像锯齿似的，西面被炮弹轰开了一个大缺口。沿着堤埂攻上来的敌人，已占领了村沿的一座独立房屋。我和厚发同志登上围墙，刚从缺口里观察了一下敌情，耳边便咝咝地飞过几颗子弹，墙头上被打起一股尘土，厚发同志摇晃了一下，一股鲜血嗤地冒到了我的身上，厚发同志的左臂负伤了，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袖，看样子是打断了动脉血管。我扶着他说：‘快下去包扎，我来指挥。’‘不要紧，打断了手，有嘴和腿照样能指挥作战。’厚发同志按着伤口，紧紧地咬着牙，眼睛望着敌人，不肯离开。‘不行，你要下去！’我只好命令道。熊厚发同志的胳膊虽然被打断了，但他并没有躺下，整个夜晚，他一手吊在脖子上，一手提着马刀，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鼓励同志们坚守阵地，并且嘱咐指挥员们‘指挥好，消灭敌人。’……从暮色苍茫激战到满天星斗，虽然我们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冲击，守住了围子，但是情况却更加险恶了……”②
就这样，四天四夜，虽打得敌人伏尸累累，但毕竟因为没有子弹，最终难以扼止敌人的进攻势头，整个红西路军近8000人均被其分割围困在三道柳沟的狭长地段。
就这样，四天四夜，虽打得敌人每冲必退，但整个红九军已慢慢地不足千人，并且最强的红三十军也伤亡最重，每天不仅有数百名最优秀的战士倒下，而且每时每刻都要面临着敌人更大规模的进攻。
更可怕的是，战斗进行到后来，不仅红九军、红三十军之间的联系被敌切断，就连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之间的联系都要用埋在地下的电话线来进行。要知道，这可只是围子与围子间的距离啊！而这距离充其量不过二三百米！但就是这么个距离，也硬把三道柳沟战斗的惨烈给写到了极致。
关于此战，3月10日晚，徐向前和陈昌浩曾心情沉重的电告中央，说：
“昨晚敌以几个团兵力，抢占我南、西柳沟野外中间地带，我集兵出攻，激战一夜未得出，因火力太弱，伤亡大，出击不易，敌占野外沙滩，层层筑工事，已将三十军、九军联系截断，现已无粮，仍战中。附近地区均无粮缺水，转移不易，只有坚决死战，三百米内亦用电台联系，请天明与我们通报。”③
然而，就在电报发出的约十个小时之后，就在约定的“请天明与我通报”的时间段里，迫于形势急骤的恶化，还是决定“不易就不易”，率全军突围，最终由梨园口向祁连山深处进发。
①麻琨、牟慧芬主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第 88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②程世才《血战南柳沟》。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293—294 页。
③1937年3月10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08 页。
兵败梨园口之陈海松率部进行铁血阻击
1937年3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历史上最后的时刻到来了。
这一天，在经过了三道柳沟的拼死突围后，红西路军全体将士以疲弱不堪的身躯快速行进着。夜很深很沉，天气也冷得让人似乎只能用严重的体力透支来勉强招架。至于饥饿、寒冷、疲劳、困顿，此时，在那紧张得连空气仿佛都凝固掉了的氛围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开始变得不成其为问题。
真是残酷啊！就是这一天，清晨，当刚刚行进到梨园口的红九军还没有完全从暮色中走出的时候，就依稀听到后面那由远而近、纷至沓来的马蹄声慢慢变得清晰起来，清晰得让人愤怒，清晰得使人揪心。而大家知道，前面不远，就是昨夜突围中开路的红八十八师，以及紧跟其后护卫总部的红八十九师。一切的一切都没有选择，一切的一切都不容选择。
这意味着什么？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战友们的成功突围，昨天，不！就是十几个小时之前，还有近千名的英勇战士牺牲在了这祁连山之下！尽管今非昔比，那支威震川东的九军或许荣光不再，但九军终究是九军，越打硬仗越强硬的血脉，不还尽情的凝聚在每个人的躯体中嘛？马家军算什么，不就是凭借着骑兵的速度么，不就是仗着弹药充足、人员补充到位和人数众多么？好了，要来就来吧！来了，不正好可以为牺牲的战友复仇，正好验证一下九军那曾经有过的英名嘛!于是，后卫变前卫，在军政委陈海松的率领下，红九军以仅余的不足千人的两个团，硬是在梨园口、梨园堡坚持到了最后，也拼杀到了最后。
关于这最后的时刻，时任红九军保卫部长陈宜贵回忆：
“3月12日凌晨，担任西路军后卫的红九军，刚刚赶到梨园口外，数不清的敌人骑兵已向我们追来。当时情况十分紧急，陈海松政委对我说：‘陈宜贵同志，你和几位部长赶快带领机关向梨园口撤退，这里由我留下来掩护！’他当时的那种心情我心里很明白，留下来就很难再活着出去。急忙说：‘不，政委，还是我和你一起留下，你忘了，我是‘夜老虎’团的呀！’陈政委脸色骤然一变，把脚一跺，厉声喝道：‘叫你撤你就撤，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发火，知道在这种时候是拗不过他的。可是一想到这也许是最后的离别，心如刀绞，鼻子一酸，眼泪扑扑流下来。陈政委见我哭了，也难过得把头扭过去，用拳头擦了一下眼睛，然后转过脸来，放软声音对我说：‘好啦，赶快走吧!再晚谁也出不去了。能活着出去一个算一个，总比大家都留下来死强！’就这样，我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敬爱的陈政委，领着机关的同志们撤进了梨园口。身后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和阵阵的枪声，我的心被撕裂一样，为陈政委和战友们的安危担忧。”
陈宜贵接着写道：
后来，还是从一位负伤的骑兵连长那里打听到了陈海松战斗牺牲的详细过程。“敌人包围上来以后，陈政委立即命令仅有的几百人，迅速占领一个土围子和西山头，抗击敌人，掩护总部撤退和三十军展开。土围子不大，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可敌人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它包围得水泄不通。敌人向小土围子攻击了好几次，都没有打进去。战士们在陈政委的指挥下，沉着顽强地抗击着敌人。当时子弹非常缺乏，每个战士身上只有两三发，陈政委嘱咐大家要节省子弹，不能放空枪，要保证每一颗子弹都能打中一个敌人。打了很长时间，敌人还是没有攻进来。后来，敌人用山炮向土围子猛轰，终于打开了几处缺口，陈政委率领部队突出重围，集中在一个小山包上，继续抗击敌人。战士们怀着愤怒的复仇火焰，与敌人反复地拼杀。九军的战士们宁可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决不向敌人投降。战斗中，七十三团和八十一团的团长、政委相继牺牲。拼杀到上午10时左右，阵地上仅剩下陈政委和十几个交通队员。敌人想抓活的，结果只留下一具又一具的尸体。敌人恼羞成怒，最后集中火力一齐向他射击，他身上多处中弹，倒在地上，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沙土……”①
另据时任红九军机要参谋的李良兴回忆，他曾经目睹了陈海松政委的牺牲。他记得当机枪手中弹牺牲后，陈海松政委亲自拿起机关枪向敌人扫射，敌人火力集中向这边打来，陈海松政委不幸中弹倒下。当时李良兴还在战斗，并没有注意到政委倒下来，是军部一个参谋发现的。于是该参谋抱起陈海松政委，在生命的弥留之际，陈海松政委断断续续地嘱咐：
“帮帮三十军，帮他们撤……撤退。”
而李良兴奔到政委身边后，一边喊着“政委，政委，坚持住！”一边不顾一切地背起陈海松政委就往外冲。李良兴说，“跑了一段路，放下他的身躯，仔细一看，他血都流完了，已经辞世了。”当李良兴和警卫员掩埋陈海松政委的遗体时，从背后上来的敌人对着李良兴的脸部刺了一刀，但李良兴没有被刺死，他返身拔出胸前的快慢机，扫倒了眼前的三个敌人。李良兴说：
“在我们同陈政委的遗体告别时，射杀了三个敌人，这倒是对陈海松同志英灵的最好祭奠了！”②
就这样，陈海松政委和九军的忠勇将士们，以气撼山岳的英雄气概，把一腔热血洒在了梨园山口，洒在了掩护兄弟部队突围出去的路上。
九军陈海松政委和七十三团、八十一团近一千人的牺牲，是红西路军乃至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重大损失。
对此，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沉痛地写道：
“九军为掩护三十军展开，拼命与敌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指战员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骑兵肉搏。不到半日，我九军仅剩的两个团约千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③等一些领导干部，均壮烈牺牲。”④
陈海松政委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二十五岁！这是多么富有张力和想象空间的年龄啊？据红西路军研究专家夏宇立记叙，在他两次采访陈宜贵将军的过程中，每每谈到陈海松政委，老将军都是泪流满面止不住抽泣，他曾告诉夏宇立说，在自己几乎一生的岁月中，陈海松政委的形象都一直清晰地留在脑海中，陈海松优良的工作作风、宽阔的政治胸怀、高尚的思想品质、谦虚好学的上进精神、以及朝气蓬勃的革命干劲，是自己终生的楷模和动力。为此，老将军还向他讲起，当年，朱德总司令是如何夸赞陈海松政委，一次是在陈海松生前红军总部举办的一个师级以上干部培训班上，朱总司令赞叹道：“好一位年青的军政委，后生可畏，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一次是后来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什么场合，朱德总司令再次深情的说起：“陈海松是四方面军里最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员，可惜牺牲得太早了。如果现在还活着，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⑤
①陈宜贵《陈海松政委梨园口英勇献身》。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01—30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②李良兴《梨园口战斗中的陈海松政委》。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05页。
③杨朝礼（—1937）， 河南商城人。时任二十五师政治委员。1930年8月参加红军，曾任共青团商城县委书记、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九军二十七师政治委员等职。
④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中），第548页。
⑤《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211—21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马场滩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大部损失
真正的战争就是这样残酷无情，真正的战场历来少不了以死相拼。谁让我们力量弱呢？谁让我们没子弹呢？谁让我们在过去的日日夜夜里早已经损失惨重了呢？当年，湘江之战，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红八军团二十一师，不都在敌人的重兵堵截和一天比一天激烈的战斗中为掩护兄弟部队的突围（撤退）而完全打掉了么！
同样，当身处梨园口的红九军再次上演了这一幕之后，惨剧也无一例外地发生在了马场滩的红三十军二六四团和二六三团一部身上……
那是一场竭力摆脱强敌的奔走，那又是一场场为了让同志们冲出去而驻足下来的厮杀！
“同志们！不能走啊，要走就是全军覆没！”
——就是这样一种最危急的形势，就是这样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就是这样一条最普通不过的战场常识，让不止一位指挥员或者是普通战士，每每在敌人冲上来时就向自己和身边的战友们发出这样的指令。
这道指令，响彻在梨园口内外，也响彻在此后向康龙寺转移的数十公里行程的全过程之中。
正是这道指令，迫使每一位行进中的将士都在敌人追来时停下来阻击，也迫使红三十军二六四团和二六三团牢牢地钉在了马场滩这个地方。正是红九军将士在梨园口的拼死阻击，为整个部队的后撤及后面的陆续阻击赢得了宝贵时间，大家都竭尽全力地沿着梨园河谷向康龙寺奔去。
走啊！走啊！走到哪里，只要有敌人追上来，哪里就是阻击敌人的战场，哪里就是拼死杀敌的阵地。
就这样走着打着，打着走着。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只有打出去、走出去，才是胜利，只有走出去、打出去，才能彻底摆脱眼前的这些强敌。
对此，时任红西路军骑兵师作战科长李新国回忆：
“梨园口一仗之后，我九军包括骑兵师在内，仅剩约300人，战斗力很弱了，以后的全部战斗任务，就由三十军来承担。三十军也只有1000多人，部队沿着梨园口梨园河谷进山。此地山大沟深，而且是石山，路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中间是干涸的河床。越往里面走气温越低，地面覆盖着冰雪。后面敌人的追兵紧紧跟随着，英勇的三十军，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在阴森寒冷的山沟里艰苦战斗，阻击敌人的骑兵，掩护同志们转移。”①
时任红三十军首长警卫员盛先传也回忆：
这时，“敌人的两个骑兵旅又跟踪追来，我们三十军的二六四团和二六八团进行掩护，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向后撤。这两个团撤到离康隆寺不远的山上，就与敌展开了激战。敌人连续向我们冲锋，都被二六八团打退了。担任后卫的二六四团与敌浴血奋战，以死相拼，有许多同志跳起来，把敌人从马上拉下来，抱住敌人就向山崖下面滚，与敌同归于尽。这个团战斗到最后，基本上都壮烈牺牲了。”②
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更是在回忆中做过这样极为细致的描述，他说：
走着，打着，打着，走着，“整个夜晚只听到两个战士几句不完整的话：‘我们就这样失败了吗？’一个声音孩子似的低沉地问。‘失败？我们的人多得很！’一个喉音沙哑的战士回应着，他在黑影里又扬了一下手臂说‘革命一定要胜利！我们是共产党……’这两句话使我长时间激动着。我们的战士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如果没有翻天覆地的气概，这时谁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到了马场滩天已大亮……敌人的骑兵又追上来。”程世才说：“这里是一片略微倾斜的夏季牧场，满地是积雪覆盖着的衰草，连一点隐蔽物都没有。旁边是面对着海拔3000多米的牛毛山。牛毛山虽高，却是慢坡，敌人的骑兵可以直冲上来。我担任后卫的二六四团（仅剩下200多人）和二六三团（共两三百人）就地阻击，结果二六四团被敌歼灭，二六三团的大部分同志也英勇牺牲。”③
二六四团被敌歼灭，二六三团的大部分同志也英勇牺牲。
要知道，这可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从组建之日起就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两个英雄团队啊！这可是黄麻起义点燃的熊熊火炬啊！
他们也和英雄的红九军两个团一样，为了阻击敌人，为了掩护同志们的撤离，冰消玉碎，永远地融入到了祁连山中。
①李新国《从梨园口到石窝子》。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16页。
②盛先传《梨园口内外》。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12页。
③程世才《生死关头》。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07—308页。
康龙寺八百女兵慷慨赴难
边撤边打，边打边撤。无疑，此时的红西路军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对于这最后关头的情景，1937年3月12日、13日，在徐向前、陈昌浩发给中央的两份电报中是这样记述的，12日电曰：
“（一）西柳沟激战四五日夜，敌集团强攻，我火力弱，死战堡内外。又因无弹少粮，昨日我伤亡七百名。早移梨园堡，寨房小，又多近山，敌三个骑旅及步兵两三团随至猛攻。（二）九军子弹每人只有几发，损失两个多团，海松牺牲，玉清、厚发等带彩，行百里到番地康龙寺。敌骑在白天扑灭我二六四团全部共三四百人，现全军不足五团，在野外老林中食骡马，续死战。（三）现百分之七十系彩病员，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太过，挖堡寨不易，现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①
13日电曰：
“（一）我们十三日晨，被敌猛迫进到西洞堡边九十里祁连山腹地，全在山上露营，现敌已赶到，正持战中。（二）西路军现不足三个团，虽精神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三）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五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西路军现存的大批干部及积极分子可以保存，并可协同援军解决‘二马’，否则全部危险性极大。时迫词切，望即复示，并争取白天与我们通报。”②
12日电报发出在康龙寺战斗之中，13日电报发出在康龙寺战斗之后，虽然电报没有对康龙寺战斗做详尽的描述，但12日电报中的“现全军不足五团”和13日电报中的“现不足三个团”的字样，却也把这几次战斗的残酷性（其中当然包括康龙寺战斗）反映得淋漓尽致。
康龙寺战斗是红西路军继梨园口、马场滩战斗后又一场较大规模的战斗，根据红西路军卫生部卫生员王明超回忆：
“3月13日下午6点左右，我们卫生部、供给部和五军余部到达喇嘛寺以南。黄昏时分，后卫部队边打边退，也来到这里，修了简单的工事，防备敌人的进攻。不久，约有300个敌骑兵追到了喇嘛寺附近。这时，我们点起柴火，燃起漫天大火。我军全力阻击，打死打伤许多敌人。敌骑虽然被迫退到北山坡上，但还是不停地向我阵地开枪。晚上，……12点左右，一个男护士大声喊：‘敌人来了！’原来敌人偷袭来了。我们一边射击，一边仍手榴弹，大声喊：‘冲呀！’把偷袭的敌人打退后，我们两个部立即转移到山脊梁上过夜。”③
另据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回忆：
“马家军冲来了，他们的机枪向着山头狂扫，松杉的枝叶和籽实，与树上的积雪一起被击落下来，卧在树下的战士，身上都落了厚厚的一层。敌人虽然凶恶，我军虽然已极度疲劳，但是敌人的冲锋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中午，敌人集中更大的兵力，向山头发起了集团冲锋，马家军的骑兵、步兵举着‘青天白日’旗拥挤着，喊叫着，冲上了山腰，眼看就要进入森林了。这时我命令二六八团坚决反击，把敌人凶焰打掉。当时真是‘创病皆起’啊！上至军长，下至伙夫、马夫，全都手持武器，射击敌人，负了轻伤的照旧和战友们并肩作战，负了重伤的只要两手还?芏吞稍诘叵赂股涫盅棺拥蚴前温砦驳牟逑６送沤鲇械?00多人，猛虎似的向敌人扑去。马家军本来以为红军快被消灭了，可以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将我们压垮，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遇上了迎面杀来的钢刀——红二六八团。这迎头一击，打乱了敌军的阵势，敌骑兵拨转马头，向后飞跑，步兵也雪崩似的退下山去。同志们追击了一阵，将敌人的两面军旗也夺了过来。敌人的进攻暂时被迫停止了。”④
据史料记载，此后几天里，在康龙寺战场上，接防二六八团的还有另一个“二六八团”，这就是妇女独立团的800女兵。
对此，时任妇女先锋团政治部主任华全双⑤回忆：
当时的妇女独立团，年龄大的约二十一二岁，小的只有十三四岁，团长王泉媛⑥，政委吴富莲⑦、参谋长彭玉茹⑧、特派员曾广兰（应为“澜”）⑨和自己，分别带领三个营接替了二六八团的阵地。“为了迷惑敌人，使其不知道我们是妇女团，我们便改用二六八团的番号，命令全团同志都把头发剪掉，改成男装。”
华全双说，她带领的二营在康龙寺一带整整打了三天，面对凶残的敌人，女战士们毫不畏惧，视死如归。回忆中，华全双讲述了机枪手李明是如何在敌人就要扑上来的那一刻，勇敢地跳出工事向敌人猛烈扫射并英勇牺牲的故事，讲述了年青的共产党员赵素贞是如何紧握两颗手榴弹冲进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也讲述了自己的警卫员陈桂平同志是如何为掩护自己而结束了她那十四岁花蕾般的生命，还讲述了六连长刘国英如何一连砍死四个敌人后壮烈牺牲……。⑩
妇女独立团也称红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前身是1933年3月由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通江组建的总部直属妇女独立营，成立初期约400多人。1934年3月扩编为妇女独立团，团长曾广澜，政委张琴秋⑾，下辖三个营约2000余人。此后，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1935年2月又相继组建了由刘伯新任团长、曾广澜任政委的妇女独立团第二团，并于1935年3月下旬与红四方面军一道开始长征。1936年4月，在经过了长期征战和严重减员之后，妇女独立第一团和妇女独立第二团重新合编为妇女独立团。1936年10月，正式改称妇女抗日先锋团，由王泉媛任团长、吴富莲任政委、彭玉茹任参谋长、华全双任政治处主任。改编后的妇女抗日先锋团共1300多人，计三个营九个连。挺进河西时，二营随红九军行动，一营、三营分别随红西路军总部和红五军行动，先后参加了古浪、永昌、山丹、高台、临泽及倪家营的几乎所有战斗。在倪家营时期，三个营开始重新集中行动，倪家营突围时，就有一部负责阻击并全部壮烈牺牲。1937年3月14日，当红西路军余部大都撤往石窝山附近时，在团长王泉媛和政委吴富莲的拼命请缨下，总部批准她们承担阻击任务，从此，这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支由妇女武装起来的英雄部队，便在祁连山上坚持战斗，并直到4月上旬。她们或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或打散后坚持游击，为掩护总部和主力转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也由此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最为壮丽和惨烈的篇章。
对此，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部队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拢。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仅有三十军一二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都同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⑿
①1937年3月1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09页。
②1937年3月13日，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10页。
③王明超《进入梨园口以后》。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14页。
④程世才《生死关头》。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08页。
⑤华全双（1920－）女，四川巴中人。时任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治处主任。1933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参谋长、川陕省委妇女部巡视员。西路军失败后辗转来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1939年2月回到延安。后历任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办事员、雁北军分区部队政治指导员、陕甘宁边区抗联主任，重工业部招待所政治指导员，第618厂干部科长，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科长、保卫处副处长等职。
⑥见本书第70页注④。
⑦吴富莲（1912—1937）女，福建上杭人。红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治委员。1929年加入少年先锋队，很快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官庄区委妇女部部长。后调中共上杭县委工作，曾被选为县委委员。1932年调中共闽粤赣省委工作。1933年4月进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1934年10参加长征。1935年6月调红四方面军工作，任妇女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1937年3月在祁连山作战时负伤被俘，后在敌人关押中威武不屈吞针而死。
⑧彭玉茹，女，时任红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参谋长。
⑨曾广澜（1903—1969）,女，江西吉安县人。时任红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特派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妇女独立团团长、妇女独立团第二团政治委员、中共巴中市委书记、西北联邦政府裁判部部长等职。1940年曾被捕入狱，脱党。出狱后坚持革命斗争，于1948年底在吉安组织群众夺取反动武装枪支，为我军保住大批粮草。195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吉安专区妇联副主席。
⑩华全双《妇女先锋团的最后一仗》。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331—334 页。
⑾张琴秋（1904—1968）女，浙江桐乡县石湾镇人。时任红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1924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前往苏联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历任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委员、彭（湃）杨（殷）军政治部主任苏维埃学校校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等职。西路军失败后被俘，曾被马步芳从西宁解往南京关押。在南京，经周恩来营救于1937年10月返回延安。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大队长、中国女子大学教务主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于1968年4月22日自杀身亡（坠楼自尽）。1979年4月平反昭雪，同年6月23日追悼会在北京召开。
⑿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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