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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祁连山”是蒙古语中的“天山”， 也有人说，“祁连山”乃古匈奴语的“天梯之山”。可见，不管是蒙古语还是匈奴语，若翻译成现代汉语还都有一层“天山”的意味。天山、天山，顾名思义，天上之山。这就对了。也许除了甘肃和青海，对很多人来讲，最初接触“祁连山”三字，都是通过辞书，甚或是源于太史公司马迁笔下的那首“失我祁连山，教我六畜不繁衍；失我焉支山,教我妇女无颜色”的千古绝唱。但对那些曾经在祁连山中战斗过的每一位红西路军将士而言，也许根本无需翻阅任何辞书，甚至也不用去读司马迁的《史记》，“天山”和“天梯之山”的意味，终其一生刻骨铭心。
不错，也正因为是“天山”和“天梯之山”，这里，不仅有山形峻峭、山势挺拔和一派千年积雪不化的极地景象，也有地势低洼、慢坡缓山的天然草场；它不仅是东至乌稍岭、西接阿尔金山的一条长达1000多公里且平均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绵绵山脉，也更是人烟稀少并更加缺粮少弹的苦寒世界。即使3月时节，其间也大都是隆冬景象，要么滴水成冰、银装素裹，要么山势嶙峋、飞鸟不过，最低气温仍在零下30多度。
撤到这里，红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虽多多少少摆脱了穷追不舍的敌人，但必需更加直面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并因之谱写了一曲比之过雪山草地更加艰苦卓绝也更为绚丽斑斓的人间壮歌。
是啊！西路军失败了！西路军也没有完成中央赋予的打通国际路线或创建河西根据地的任何一项战略任务，并且也没办法全身而退地返回河东。但，这里的每一个人，毕竟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和战士！毕竟是中国革命最宝贵的财富！并且毕竟承载着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啊（替牺牲者承担其未尽之志）！
是啊！往者已矣!那么生者呢？我们反观历史，不难发现，越是遇到挫折，越是遭遇险境，越是绝望时刻，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就越是能激发起那平日里简直让人无法想象的潜能。
事实上，正是靠着这份潜能，红西路军剩余的约3000多人，随即组成三个支队开展了更加艰苦的斗争。特别是李先念支队，在王树声支队和张荣支队的策应下，一头扎进亘古无人的祁连山腹地，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罕有跋涉，并最终在陈云和滕代远接应下，成建制地抵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保留了一批经过生与死考验、血与火磨砺的优秀干部，为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建设保留下了最珍贵的火种……
石窝山战斗之就地阻击
一路打，一路撤，一路流血牺牲。打到最后，红西路军全体指战员就只好在就近的祁连山群峰中，寻觅着一个较大的山峰开始聚拢，并希望能凭借其险峻地形，打退或是迟滞敌人的进攻。
这，就是石窝山，是被我们的裕固族同胞亲切称为“红石窝”的地方。对红西路军来讲，也是永远的痛、长久的伤、并是寻求最后一线希望的地方。
石窝山是祁连山这一带群峰中一座较大的山峰，山头看上去光秃秃的，主要由主峰和左右两道凸起的山梁及中间的一个很大的石坑组成。这里，许多地方都非常陡峭，到处都是乱石嶙峋。从下往上看，主峰很高很高，山梁呢，也到处都很陡，而且越往上越难走，有的地方还是一处处的悬崖。
据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教导员周纯麟回忆：
“当时，敌人在后面紧追不放，我们一边打仗，一边构筑工事，利用每一座石壁，每一道石坎作掩护，抵抗敌人……根据上级的布置，二六五团在左边的一条山梁上，二六七团和二六九团的剩余部队在右边的一条山梁上，我们二六三团在两条山梁之间的正面沟里，阻击敌人。二六八团迅速抢占了后面的山峰，一面守住全军的退路，一面掩护西路军总部首长和机关上山。”
战斗是上午8点多打响的，周纯麟说：
“雾霾还没有全部消失，一路敌人就向我们正面冲击，一路向右边二六七团守的山梁冲击，这两路敌人都是骑兵，另一路敌人是步兵，向着二六五团守的山梁攻击。所以，我们阻击一开始，就打得相当紧张、激烈。这时候，整个西路军的人数已经不多了，说是一个团，实际只剩下两三百人。可是，战斗一打响，干部战士都像猛虎下山一样，锐不可挡，与敌人顽强的拼搏。敌人的黑马队向我们右边山梁子冲击，想切断我们整个部队的后路。这时，二六七团、二六九团就开始与敌人激烈地拼杀，打退了敌人的几次乘马冲锋。尔后，敌人就开始向西，主要攻击我们的正面。进攻我们的敌骑兵，骑的全是青马，拼命向我们正面冲击。敌人号叫着用鞭子猛烈抽打着马匹往前冲。我们凭借着山梁、岩石作掩护，与敌人对峙着。这时候，我们不仅子弹少得可怜，而且连土造的手榴弹也很少了，真正起作用的武器只有钢叉、梭镖和大刀。但是，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山上到处是石头，我们就用石头向敌人砸，这对敌人的杀伤很大。有的把敌人手中的大刀和枪夺过来，又与敌人拼杀。所以，敌人向我们乘马冲锋的时候，我们都只能等敌人冲到面前，与敌人短兵相接，用梭镖戳，用钢叉刺，用大刀砍，与敌人厮杀在一块。就这样，我们凭着勇敢和拼命精神，一连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敌人见正面攻不开，就乘马向右边的山梁，即二六七团的阵地方向冲去，企图占领后面的山头。团长熊发庆见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焦急，因为现在部队的战斗力，普遍都减弱了。于是，他立即命令我带九连迅速占领二六七团后面的那个山头，以备大部队转移撤退。我们团的一营、二营和七连、八连的所剩人员，仍在正面迎击敌人，与敌人拼搏着，并且边打边向后山撤退。我带九连一溜小跑，向山上爬去，还没有赶到二六七团后面的山头，这个山头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敌人占领这个山头后，又向我们九连和一营、二营的后方包抄过来。幸好，山坡上乱石嶙峋，敌人骑马走得不很快，也不能集团冲锋。我乘势带领九连奋力与敌人拼杀，争取杀退占领这个山头的敌人，以解一营、三营和大部队之危。……幸好，后面有我们的二六八团的同志守住了一个山垭口，阻止了敌人，我们才脱了险……”。①
周纯麟回忆说：
“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残酷，当时的情景真是壮烈极了。山坡上一片片躺着我们的烈士，许多同志都是在顽强的拼杀中光荣牺牲的。有的干部战士几次负伤，有的腿被打断，有的手臂被砍掉，有的肚子被子弹打穿，有的头上被刀劈开了大口子，有的被削掉了脸皮。但大家都宁死不屈，与敌人拼到底。”
这一幕，尽管多少年过去了，但周纯麟清楚地记得：
“……经过九死一生而剩下的指战员，全都穿得破破烂烂凝结着血污的薄衣单衫。大家怀抱大刀、钢叉、梭镖和枪支，背靠着背，在寒风呼啸的雪山上休息。而山下却云集着大批敌人，一队队敌骑兵在山下逡巡着、警戒着……”。
周纯麟《石窝山上刀光剑影》。转引自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320、321、324、32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石窝山战斗之郑义斋为掩护经费英勇牺牲
战斗之残酷不仅让后撤中的战斗部队不断减员，同样，也让许多非战斗人员在不得不同敌人进行的拼命厮杀中献出宝贵生命。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为了掩护警卫员小张把红西路军剩余的全部真金白银送达总部，硬是率领供给部的同志全力阻击敌人，并因此喋血石窝山下，长眠祁连山中。
郑义斋，原名邓少文，河南许昌人，少时读过四年私塾，后来当过印刷工人，参加过著名的“二七”大罢工。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按照党的指示一度赴上海开办“义斋银行”并兼任经理，从事为身居上海的党中央筹集经费的工作。1931年底受党派遣前往鄂豫皖苏区任民主政府财委会主席、银行行长，兼红四方面军经理部长。后又历任川陕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长，是一位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卓越人才。当时，在部队全部往石窝山后撤时，由于被敌骑兵分割，他同供给部的一些同志被单独围困在了石窝山下的一个山沟里。怎么办？焦急中的郑义斋知道，自己身边的这两条布袋可是装着过去在四川打土豪时积攒的全部剩余经费啊！这批经费可是失败后的红西路军将来怎么也离不了的东西啊！有了它，或许就能给绝境中的同志多一分走出去的希望，有了它，或许就能给中国革命尽可能多地保留一颗珍贵火种。他眼看着敌人扑到近前，也明知不可能冲出去，还是要率领同志们进行最后的阻击。因为他知道，只要能多顶住一分钟，就能使带着那两条布袋的警卫员小张多一分赶到总部的希望。就这样，坚持着、坚持着，直到打尽最后一颗子弹……。
对此，时任红西路军供给部科长、郑义斋妻子杨文局回忆：
“……义斋同志率领十余名警卫战士，带上金银，离开我们，顺着山沟向总指挥部所在地出发了。谁知，没走多远，就遇上了敌人，他们被包围了。义斋同志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边打边往山坡上撤，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增援的敌人越围越多，就像一群恶狼，嗷嗷地叫着扑了上来，眼看着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为了不使经费落到敌人手里，义斋同志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小张驮上黄金突围，务必送到总指挥部，他自己却留下来指挥掩护。小张冲出去了，经费安全地送到了总部领导手里，而义斋同志却身中数弹，同留下的警卫战士一起，壮烈牺牲了。”
杨文局清楚地记得：
那一天“是1937年3月13日，郑义斋同志当时还不满36岁。”
杨文局《郑义斋同志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息》。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328 页。
在石窝山上，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做出最后的分兵决定
至此，整个红西路军也真是到了最后也最为紧要的关头。就是在这红西路军最后关头的1937年3月13日，中央给红西路军电报指示：
“你们现在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的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事项和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率现存之三团人员向外蒙冲去。率现存之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以上方法无论采取哪一种，均需将伤病兵员安置民间，仍需采取自主自动姿态，均需轻装，均需取变化不测战术。如何，望立复。”
按照这一指示，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了团以上干部的最后一次会议。
这是1937年3月14日下午，这更是一个残阳如血、残阳也如火的特殊时刻。根据中央指示，与会者挥泪决定：将仅存的3000人编为三个支队深入祁连山区打游击；陈昌浩、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实施统一领导，具体成员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其中，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
对于这次会议，徐向前曾这样痛苦地追忆：
“我军从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气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我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会议决定，西路军残部分三个支队就地游击：王树声率一路，约五连步、骑人员；张荣率一路，彩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系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共千余人。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徐向前还说：
“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生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可见，对徐向前来说，一切都是那样的无奈和痛心，其中，尤以自己和陈昌浩的离队，最为后悔，并写下了 “终生抱憾”和“疚愧良深”的这些话语。
要知道，这样的文字虽然是对过往之事的记述，但更多的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和晚年心境的表达啊！真是颇有深意存焉。其中，有些内容，我们还是放在后面适当的时候来一点一点地疏理吧！
1937年3月13日, 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11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参见《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 358 页，中国党史出版社，1991年7月北京第1版。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49-5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中央和红西路军此时的几份来往电报
由于到了最后时刻，此时，无论是红西路军给中央的汇报和情况说明，还是中央给红西路军的指示，都是了解和研究红西路军最关键、最纠结、最能说明问题、也最撼人心魄的文字了。
第一份是红西路军发给中央的汇报石窝会议决定的电报。
1937年3月14日，石窝会议以后，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王树声、曾传六的名义联电中央，电文称：
“（一）今天血战，部队无弹，饥渴，损失甚大，已战到最后，现存两团余兵力，伤亡及牺牲团级干部甚多，只有设法保存基干。（二）军政会决定徐、陈脱离部队，由卓然、先念、李特、传六、树声、世才、黄超、国炳等组工作委员会，先念统一军事指挥，卓然负政治领导，受工委直接指挥。（三）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绝无对南下时期曾一时反五次‘会剿’，这是国焘错误，从未继续。不过对敌情、我力、地形的特情，西路军原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望重新估计各军和客观事实。”①
电报在简略地汇报了红西路军此时的基本情况和石窝会议的决定后，随即，便笔锋一转如鲠在喉地讲起了自己总结的失败原因，即：“不过对敌情、我力、地形的特情，西路军原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望重新估计各军和客观事实。”这个最为关键的关键。而为了能彻底地讲清楚这一点，电报还颇具针对性地极力澄清和完全撇开了与张国焘及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关系，什么“西路军坚决支持党中央正确路线，绝无对南下时期曾一时反五次‘会剿’，这是国焘错误，从未继续。”
多么的斩钉截铁，多么的不容置疑。要知道，这可是一直压在陈昌浩乃至整个西路军身上的巨石啊！想不通啊！特别是陈昌浩，仗怎么打，各种决定怎么做，他本人和整个红西路军不一直以来都是完全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命令行事嘛？所有的重大行动不也都一一地请示了中央和经中央同意后才敢决定嘛？怎么就和张国焘及张国焘路线又扯上了呢？对此，陈昌浩真是委屈啊！正因为委屈，所以，他不仅在电文中做了如是之申辩，还坚持做出自己和徐向前离队回陕北去向中央汇报的决定，并且还为此说了几句诸如“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的过头话。想想也是，电报中的这些文字和这些一时冲动的过头话，还真能从一个侧面入木三分地揭示出陈昌浩此时的心境。但陈昌浩也忘了，这世间事，从来都是大巧如拙、大拙如巧，有多少事又是完全能够凭语言说清楚得呢？相比之下，还是徐向前要比陈昌浩单纯和厚道许多。说什么呢！纠缠的问题多了还有意思么！人啊！你不能拿得起放得下还又能怎样呢？再说了，那么多同志的牺牲，那么沉痛的失败，已经够让人痛心了。回头看，这世间有些事，还真是这样，已经发生了，就不用再说了，不说不说还就说清楚了，越说越说还越说不清。打了牙和血吞是一种说法，凡事定要及时说清也是一种说法。
果然，陈昌浩没能说清，甚至终其一生也没能说清③。当然，这都是后话了，不说也罢。
第二份电报是于1937年3月15日，红西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后，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直接上报中央的，电报称：
“（一）为适应目前战略环境，为保存力量，分为三大支队活动。张荣率十五团及彩号及特务团一部为一支队，约一千人，枪百余；树声率二十团及骑兵两连共约七百人为一支队；先念率三十军之基本主力约五个营为一支队，工委会随此支队行动。今晨到祁连山脚的番人地区，距龙首堡约两天路，地形险要。明日拟在此休息。（二）现马敌仍以全力对付我们，现因我军分散活动，彼亦分散兵力。（三）地形及粮食、弹药没法解决，刻下不能（有）较大的活动，且难以持久。（四）我们极望援西军迅速渡河，以达配合主力消灭二马，决定甘北之目的。如何请示。”④
这份电报主要是向中央汇报各支队的分兵情况和地形、敌情及相关问题。
第三份电报是中央于1937年3月17日直接发给李先念、李卓然的，电报称：
“（甲）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三路游击。（乙）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丙）东北军调豫、皖，兰州、平凉、固原等处由中央军接防，我们四军、三十一军现到镇原不能西进。（丁）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⑤
虽然此时徐、陈已然离队，虽然这份电报主要是给李先念、李卓然和整个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下一步行动进行的具体指示，但让陈昌浩最担心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就是：针对第一份电文讲到的关于以往错误“从未继续”的问题，中央做出了明确界定，尽管其中并没出现“张国焘”的字样，但说到这里也就够了，戎马倥偬，军情紧急，显然，这还远远没到能够完全静下心来认真疏理和讨论问题的时候。
同时，电报也明确无误的告诉新近成立的红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此前一直进行的军事增援，鉴于路途遥远和西路军已经失败等诸多客观因素，已然取消了。因此，你们今后的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程世才、王树声、曾传六致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处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12 页。
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50 页。
③在回到延安后的1937年9月和1937年10月，陈昌浩分别写下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和《关于失败的第二次报告》。其中，两份报告前后充满矛盾的说辞，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很明显，以往研究者对之的重视程度和其引申出的结论，还是需要再行疏理的。
④1937年3月15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致军委主席团、党中央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13——614 页。
⑤1937年3月17日,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致李先念、李卓然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15 页。
徐向前、陈昌浩单独东返
石窝会议后，也即在徐向前没能劝阻住陈昌浩离队后，徐向前、陈昌浩便开始东返了。起初，还有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但为了尽可能的缩小目标，几天后，两人便化装成商人从西洞堡附近走出祁连山开始了再没有其他人陪伴的东返，并于四月上旬在山丹大马营南侧的一个村庄里碰到了但复三这个从湖北来河西行医的郎中。几句话一说，因为与陈昌浩同是湖北老乡，便放心地在但复三家住了下来。
当晚，临睡前徐向前和陈昌浩还相互叮咛：早点睡，明天一早起来赶路。但到了清晨，当徐向前催促着陈昌浩起来一起走时，陈昌浩却说自己病了，一时难以成行。关于陈昌浩的病情，有资料说是胃病犯了，也有资料讲是突发高烧，但据笔者分析，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受西路军失败的打击而“一病不起”。再说了，在那样饥寒交迫、缺粮少弹的环境中苦苦煎熬半年，并且背负着像山一样重的一个张国焘路线的话题，哪个人不经一个时期的疗养就能恢复正常呢？只不过，这病，来得实在不是时候罢了。
于是，徐向前只好一个人独自成行，昼伏夜出地向陕北走去。好在是几个月没刮胡子，也好在是穿了件毛朝里、皮朝外看上去黑乎乎的干筒子皮袄，并也一付身心憔悴的样子，他这个36岁的汉子，怎么看都活脱脱的是一个50开外的羊倌——这正是那时甘肃农村最常见不过的乡里人形象。所以，经永昌、下凉州、穿土门、过景泰、以及乘羊皮筏子渡黄河都算顺利，最后在平凉附近遇到了援西军的一个侦察分队，这才千难万险地回到“家中”。
这一天是1937年4月30日，据《徐向前传》记载，当天，刘伯承即在甘肃镇原的援西军总部给中央发电，报告：
“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十九时到达援西军司令部”。
同时，还分别电告了时在陕西三原的彭德怀和时在西安的周恩来。
徐向前回到了陕北，而陈昌浩的陕北之行却费尽了周折。
说是“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说是“要回去向中央讨说法”，但静下心来一想，毕竟是一个败军之将啊！向中央说什么？怎么说？都是问题。于是，为能够再静心地想一想，陈昌浩便索性在山丹大马营的但复三家住了下来，并且一住就是三月。尽管时时有敌人的搜捕，尽管也常常是在一个地窖里或山洞里度过一天又一天，但还是住了下来，直到三个月后的一天，才悄悄地在但复三和其养子聂有成的护送下，经一个多月步行由兰州而西安，并在西安住了些日子后干脆径直回了汉阳老家。最初只是想回家看一看便去与留在鄂豫皖苏区的那些同志们联系，从而再次拉起一支革命武装。但显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些想法都未免太过天真。于是，直到1937年8月下旬，陈昌浩才不得不辗转回到延安。
而回到延安后的陈昌浩，也确实是和“讨说法”分不开了。不过，不是他向中央“讨说法”，而是中央向他“讨说法”了。此后，近半年时间，他所干的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由此而写那两份《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和《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了。内容嘛，无它，就是那注定撇不清的与张国焘的瓜葛，以及由此而来的检讨和再检讨。④
①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 551 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②徐向前传编写组著《徐向前传》第 1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版。
③徐向前传编写组著《徐向前传》第 171—173 页。
④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和《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前后颇有矛盾之处，其实，恰恰是其矛盾之处，才是研究红西路军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可惜，以往研究者往往对之重视不够。又：《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节录）》和《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载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 168－193页。
王树声支队在祁连山中
分兵行动后不久，红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便和红九军原军长孙玉清、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宣传部长方强、总部教导团政委兼团长的朱良才等一道，率领着红九军和骑兵师为主干的约700多剩余人员，开始了艰难的游击岁月。由于敌重兵围困，情势极其险恶，还是分兵后的第二天，即3月15日，支队就不得不临时分出尹子林、方震等同志各带百十号人，执行伺机阻敌、扰敌和掩护支队行动的任务，从而一下子把一个支队又分解成了三个分队。接着，次日，在尹子林、方震等同志在康龙寺、牛毛山一带与敌进行艰苦的激战之时，王树声支队的大部分同志也于红湾寺附近，被迫与敌两个旅的追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依托地形居高临下，和敌人整整打了一天，先后打退敌人十余次冲锋，直到子弹打尽，眼看伤亡在不断增加，剩余人员只好乘夜色掩护向东南方向突围。
也真是一路突围，一路苦战，同时也是一路损失。直到最后，走在最前面担任前突任务的王树声、杜义德等三十余骑由于速度较快与后续部队失去了联系，部队剩余的约300多人便在李聚奎的收拢下继续坚持，后来还成立了由徐太先任主任、李聚奎任副主任的支队行动委员会，专门领导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对敌斗争。战斗一天一天地进行着，部队也屡屡被敌搜山部队冲垮。冲垮了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后又被敌重新冲垮。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坚持着、战斗着，直到后来零星突围。
再说王树声、杜义德他们，在与整个支队失去联系后，转来转去不断游击，还曾一度与熊厚发和他的警卫员们相遇，大家虽共同商量着如何去追赶李先念支队，但可惜，就在途中，一次意外的遭遇战又把他们冲散。冲散后的熊厚发和警卫员们，在南山草岭大坡再次与敌人搜山的马忠义旅发生遭遇战。战斗中，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但警卫员们也大部牺牲，熊厚发再次受伤。最后，敌人包围了熊厚发，迫令他投降，遭到熊厚发严词痛斥。因为围攻时死伤众多，恼羞成怒的敌人开枪射击，年仅20岁的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壮烈牺牲。不久，被敌人打散的九军军长孙玉清，也只身一人在肃州金佛寺乡的惯河谷地带被敌民团抓获，后被敌人由肃州押往西宁。最后只有王树声、杜义德等人有幸突围成功。
杜义德（1912—2009），湖北黄陂人。时任红西路军司令部第四局局长、红九军骑兵师师长。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班长、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营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团政治委员，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兼第四局局长等职。西路军失败后随右支队行动，打散后乞讨辗转回到延安。后历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副校长、冀南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海军副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有《杜义德文集》。
张荣支队在祁连山中
这实在是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话题了。在那样的时刻和那样残酷的环境中，各种伤病人员、妇孺、非战斗勤杂人员，虽然也是党的宝贵财富，但如果把这些人和其他部队放在一起，大家突出去的可能性都将为零。为此，单设支队并抽派100多人的战斗部队来保护他们，大概也是最无奈和最理智的选择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就是这个支队，也仍然和王树声支队一样，石窝分兵后，即紧随着王树声支队向红湾寺地区游击，并在红湾寺一带边与敌激战边脱离开王树声支队向北转移。可惜，由于敌人太过强大而自己又没办法行动迅捷，支队的大部分同志很快就被敌人冲散。全支队基本上化作了几人或十几人不等的小分队，并且有相当多打散了的彩号、女同志及小孩随即被敌人满山遍野的搜山人员所残杀和俘虏，唯有曾任红五军教导团政委和红西路军骑兵师政委的张荣还率领一部分同志一直坚持到了3月下旬。不幸的是，3月底，弹尽粮绝的张荣等又迭遭围困，战斗至最后，张荣被临泽民团大队长关秉仁带领的民团俘获，在押解至梨园口时被敌枪杀。据统计，整个支队就这样还先后化整为零突围出来200多人，尽管其中的绝大多数流落到了民间。
张荣（—1937），河南人。时任红五军教导团政治委员，西路军骑兵师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暴动后加入红军。
干部支队在祁连山中
干部支队也称毕占云支队，是石窝会议后第三天从李先念支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支队。当时，为了方便管理和精干队伍，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约200人的干部支队，人员主要有原总部一局侦察科长毕占云、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曾日三、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宣传部长刘瑞龙④、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⑤、第五局局长欧阳毅⑥、卫生部政委徐立清⑦、敌军工作部科长魏传统⑧、红九军政治部科长吴仲廉⑨（曾日三爱人）、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⑩等，全员构成基本是一些总部的机关干部。其中，毕占云任支队长，曾日三任支队政委。
这个支队的成立，据时任西路军总指挥部情报科科长吕黎平回忆：
“左支队往西走了两天后，以总指挥部一局侦察科长毕占云同志为队长，原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同志为政委，又带领200名愿意往东打游击的同志，离开左支队往东走（其中有张琴秋、刘瑞龙等同志），成为在祁连山活动的第三（应为四）个支队。⑾”
干部支队成立后，曾派出人员侦察敌情，当了解到“东边已被敌人严密封锁，而西边尚未发现敌人”的情况后，就曾一度继续沿着西行支队走过的路线西进，准备在彻底摆脱敌军后的适当时机再转而东返。结果，当行至祁连山主峰的北麓一带时，因气候寒冷、找不到食物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不得不提前东返，并于3月底来到红番寺西南约20公里的白泉门地区。在白泉门，干部支队遇到敌马彪骑兵旅的强力围攻，战斗中，毕占云等遵照曾日三指示先行掩护伤员和女同志撤离，留下的同志虽奋力阻击敌人，但无奈，因弹药几尽、力量单薄，防线很快被敌骑突破。激战中，曾日三、吴永康等同志先后牺牲，张琴秋、徐立清、魏传统、吴仲廉等大部分人员被俘。暂时脱险的毕占云、刘瑞龙、欧阳毅、熊国炳等虽继续坚持游击，但不久，刘瑞龙被俘，熊国炳流落。最后，只有毕占云、欧阳毅、张然和、方震⒀、辛元林⒁等少数几个人突出了重围。
毕占云（1903—1977），原名毕瑞祥，四川省广安县人。时任红西路军五军参谋长、西路军干部团团长。1927年在湘军任营长。1928年率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特务营营长、第四支队支队长、第二纵队司令员、红十二军第一○二团团长、红十二军军参谋长、红十二军代军长、红七军第九师参谋长、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六师师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补充第一师师长、红八军参谋长、红九军参谋长等职。西路军失败后，只身乞讨辗转回到延安。后历任军委一局副局长兼参谋主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参谋处处长、绥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军委总部二科科长、太岳军区参谋长、太岳纵队参谋长、冀东军区副司令员、豫皖苏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副司令员、河南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曾日三（1902-1937）又名曾日山。湖南宜章县人。时任红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在宜章县从事教育工作，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秘密组织农民武装。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后随农军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军部参谋、营党代表、秘书长，红1军团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抚恤委员会总会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十四师政治委员，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五军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③张琴秋，见本书 。
④刘瑞龙（1910 —1988），江苏南通人。红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在张掖关押期间曾与魏传统等秘密组织监狱党支部开展对敌斗争，1937年秋经营救回到陕北。后历任陕甘宁边区安吴青训班副主任、鄂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市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书记、国务院农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有《刘瑞龙回忆录》。
⑤吴永康（1900—1937）， 原名庞大恩。广西兴业人。1925年冬在赴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曾任《红旗报》编辑、《上海报》编辑、红四方面军总部秘书、中共红江（今通江）县委书记、中共川陕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西北联邦政府财政部部长、中共川康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大金省省委常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时任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⑥欧阳毅（1910—2005），湖南省宜章县人。时任红西路军总指挥部五局局长。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游击队，随朱德部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党委秘书、红四军办公厅秘书、第二十八团连政治委员、军部无线电台政治委员、第一纵队党委秘书长、第十师教导大队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秘书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⑦徐立清（1910—1983）原名徐映清，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第三十二师经理处书记、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等职。西路军失败后先是在祁连山打游击，后辗转到援西军，任援西军政治部教育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⑧魏传统，见本书 。
⑨吴仲廉（1908—1967）原名统莲，女，湖南宜章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4月，上井冈山，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1930年6月和曾日三在井冈山结婚。后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女子义勇队指导员、红三军政治部秘书和总支书记、红军学校及红军医院政委、福建军区政治部副科长、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局长等职。在河西作战中被敌俘虏并押送西宁中山医院服劳役。1937年8月，经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交涉，获释回延安。后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组织部长兼秘书长、第一纵队政治部秘书长、中共辽东分局妇委书记、中共安东省委委员、妇委书记等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昭雪。
⑩熊国炳，见本书。
⑾吕黎平《石窝分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50页。
⑿方震（1911—）江西省弋阳县人。时任红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局参谋。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排长、连长连指导员、红七军团第1兵站政治委员、红31军第93师师部参谋等职。后历任八路军兵站分站站长、前方总指挥部兵站部巡视主任兼太谷兵站办事处主任、晋绥军区总兵站副站长、华北军区运输部分部部长、军委总后勤部运输部检查室主任、总后勤部检查局副局长、第一物资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华东物资供应局政治委员、第二军医大学顾问、第二军医大学副政治委员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⒀辛元林（1914—1985），湖南醴陵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科长、总务处处长等职。西路军失败后辗转返回延安。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大队指导员、鄂东军分区第九团团长、湖南省军区邵阳军分区司令员、空军第二十二师师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北疆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政协第六届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李卓然、李先念支队的最初决择
相比之下，还是李先念支队力量最强和最为幸运。尽管西行面临的各种困难是我们今天怎么都无法想象的，但正由于王树声支队、张荣支队，甚至是后来的干部支队的东返与游击，拖住了敌人也迷惑了敌人，李先念支队这才得以一头向西的走了下去。
据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1945年2月写的《关于西路军的材料》记载：
“三十军在总的失败后，只剩下千把人及总直几个干部，组成一个支队，单独向祁连山方向打游击。这时，在惨痛情况下分开，上级与我们脱离时，只简单告诉我们的任务是——自找出路打游击。任务虽然简单，但在惨败后既无饭吃，又无向导，做起来却很困难。而且任务也不明确，究竟打到哪里？将来怎么办？还未得出明确的方向。另一方面，敌情仍很严重，敌人离我们很近，如果不迅速行动，脱离敌人，就有被敌人最后消灭的可能。”
为此，程世才写道：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决定：第一步，先摆脱敌人。我们马上从石窝南下，钻进大山，经过极端艰苦的两三天急行军，到白大坂后，就将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了。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一着。”
程世才还接着写道：
“到白大坂后，部队已拖得精疲力竭，便住了两天，一方面休息整顿，恢复疲劳，并开些会议，进行解释工作；另一方面又怕住下不走，敌人会追击上来，便召开工委会商讨今后行动问题。当时大家对摆脱敌人、保存力量、革命到底，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对部队向东打游击，还是向西打游击就发生了争论，有的主张向东打，有的主张向西打，最后工委会决定向西打游击，便趋于一致了……”①
正如程世才1945年的这些文字所记述的，对西行支队来讲，这是最为关键的行军和最为关键的方向选择。虽然此前的行动方向还是向南，而不是明确的向西，虽然这时大家的意见仍不够统一，但正是有了向西打游击的这样一个决定，真正的转机由此出现……
程世才《关于西路军的材料》。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1—32页。
“比之过雪山草地更艰苦卓绝”
向西，有多少艰难困苦在等待和考验着我们的这些钢铁战士啊！
关于这一点，红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李卓然曾经这样高度概括道：
“率西路军余部退入祁连山后，我们这些不投降也没死的千把人，就打游击，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摆脱了马步芳军队的追击，但又陷入了一个更加严酷的天敌之中。祁连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不化，茫茫千里，渺无人烟，寸草不生。40多天的行军，我们全部是在雪中行走，睡在冰洞里，没水没盐，只能吃皮带、吃雪，有时能找到些牛粪烧就是天大的运气了，比之过雪山草地更艰苦卓绝。不置身在那样的环境里，是很难想象其中的困难的。”
而程世才则更为细致地写道：
“开始从白大坂出发，就循着高耸入云的祁连山脉迤逦前进。两边都是白雪茫茫的雪山，我们就在中间崎岖小路上行进。沟里的风很大，虽然那时已是春天，气候仍很寒冷。沿途人烟稀少，只有一些稀疏的蒙古包，行军找不到向导，靠指北针走。吃饭找不到粮食、炊具，就用牛粪烧牛羊肉，刺刀做菜刀，瓷脸盆做锅，探条穿牛羊肉，既无盐吃，有时又无水吃。夜晚在山沟里露营，用枪托做枕头，大家冻得睡不着，有的竟至冻死。战士常不洗脸，浑身生满虱子，有的脸上死过七层皮。还有伤员无药可上，大家脑子里时刻顾虑着敌人追袭上来。那时困苦真是达于极点……”
周纯麟还回忆过这样一个行军场面，他说：
“……战士们没有鞋穿，开始还能撕被单包脚，后来被单少了，不少人只得光着脚板在雪地上走。冰雪像刀子一样割着大家的脚，很多人脚上都裂开一道道血口子。行军的速度减慢了，最初每天能走上70里路，后来只能走40里，30里，有时还得互相搀扶着，你推着我，我拉着你，慢慢地往前走。尽管走得慢，队伍里还时常有昏倒的人。首长的马都成了收容队，专让这些昏倒的同志骑，或者是拉着马尾巴走，有时一个马尾巴上拉着两三个人。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同志，他每天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到下午，他的马上经常是骑着体弱的战士，他自己的身上，则背着战士们的枪，上坡时，手里还拉着同志们住前走。”
李卓然《关于西路军的回忆》。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2页。
程世才《关于西路军的材料》。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3页。
周纯麟《风雪祁连山的日日夜夜》。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414—415 页。
改装电台与中央取得联系
祁连山中原本就困难重重，但更不巧的是，当时唯一的一部电台也因发电机汽油用完而一度无法工作。这是什么时候啊！为了让这支大海中的孤舟能及时听到党中央的指示，电台的同志们每到宿营的时候就忙碌起来。一天两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终于，在同志们的努力下，1937年3月23日，汽油发电机成功地改装成了手摇发电机，“嗒嗒嗒”、“ 嗒嗒嗒”的声音振奋着每个人，当天，困顿中的“游子”便向“家中”报告情况并请示了下步的行动方针：
“（一）西路军自本月十四日起与马敌四天最大激战，士气大受损伤，当即决定分路游击。由树声率二十团为一路，约五连步骑；张荣率一路，枪百余，彩号、妇女千余；先念、世才率一路，为三十军主力，约五个营与直属队。（二）据谍息：树声、张荣所率支队，均已被马敌击散，详情不明。先念、世才所部为游击纵队，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露营雪山，无粮食，仅觅食一些牛、羊肉充饥，甚困难。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在自主、独立与依靠自己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三）徐、陈所属部队由先念、世才、黄超、李特、传六、国炳、卓然等组织工作委员会，现随游击纵队行动。（四）我们今日已到青海之巡堡以北约三日行程处，明晨决继续设法越过祁连山西面，相机到敦煌。惟沿途找不到向导，只能用指北针前进。请常给我们指示及情报，最好能由援西军出一部，威胁与吸引马敌而便我西进。”①
另据《李先念年谱》记载，也就是当日，中共中央复电李先念等，指示：
“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中央将派陈云等前往迎接。”
随后，西路军工委会复电中央：
“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并同时约定，为防止敌人侦察到自己的情况，今后尽量每周联络一次。
接着，4月5日，红西路军工委再次向援西军和中央汇报了部队情况，电报称：
“（一）我们率九百余人及长短枪六百余支，已到肃州西南山中，再经南山越祁岭正峰，约半月可到敦煌。（二）途中未曾遇马敌。估计肃州敌于最近即可发觉我们，原拟到安西已不可能，决相机占敦煌。近二十日来，均在老林大风雪中零下十余度露营，缺柴火，烧牛屎，吃牛羊肉，又缺盐，冻病死者、落伍者及外逃现象无日无之。（三）祁连山脉中只有稀少游牧民，住账篷，我无法游击。估计现有力量如无外援，决难在敦煌立足。因人员饥疲至极，武器弹药亦太少，以及地形与敌骑的限制，实无再与较强敌人作战的可能。我们慎重考虑，前途只有在敦煌稍休整，迅速经新疆到远方学习，培养大批干部。请转呈中央，速向国际及新疆交涉。时机迫切，请速复示。”
此后第三天，又再次收到中央关于明确指示左支队向新疆方向前进的复电，电文称：
“甲、你们现在何地，距敦煌若干里，路上困难情形如何？乙、我们已派三批人找马步芳、顾祝同，已电马停战。丙、被俘约六千人在凉州集中，正向顾交涉，开来陇东归队。丁、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电彼方设法援接。”④
正是在中央指示的鼓舞下，李先念支队振奋精神，一步步朝着既定目标坚定的走去……
1937年3月23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致刘伯承、张浩、李达请转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16页。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第一卷)，第 191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1937年4月5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致刘伯承、张浩并转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20 页。
④1937年4月7日，军委主席团致西路军工委会并告刘伯承、张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 621 页。
工委会工作的着力点所在
目标既定了，但怎样才能按照这样一个目标把这支几乎溃不成军的部队成功地带出去呢？无疑，这是对工委会全体成员以及每一位指战员的最严峻考验。
正是为此，西路军工委会的作用得到凸现。西路军工委会委员程世才曾这样写道：
“那时困苦真是达于极点，战士中有种悲观情绪，我们就抓紧政治工作，加强部队团结，不断向战士做解释工作。行军时干部都不骑马，让伤病员骑，又找骆驼骑，有的一个骆驼骑五个人。一到休息时，我们就和战士们唱歌，因此上下团结得很紧密，每天清早出发时哨子一吹，大家便很快集合起来。”
关于唱歌，程世才还写道：
每到宿营时，“各个连队的文娱积极分子，都指挥着唱起了革命歌曲，有的唱《国际歌》，有的唱《打骑兵歌》，有的唱工委书记李卓然同志新编的《巍巍峨峨祁连山》……山谷里歌声雄壮，此起彼伏。这歌声使人们想起往事，想到全国的革命斗争，给人以鼓舞。唱了一阵，先念同志、天焕同志和我带领战士分头出动，准备晚餐，有的到山上打野羊，有的拿着破毛毡子去拣牛马粪，有的干部便和原地休息的战士们谈天，鼓舞大家的革命意志。”①
总之，正是靠着党的坚强领导和有力的政治工作，部队情绪还是高涨的。
时红西路军电台台长徐明德就曾清楚地回忆过这样一段往事：期间，他曾和电台的几个同志商议，商量着如何离队东返，结果，被总部三局局长宋侃夫知道了，就给他们做工作说：
“怎么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呀！这怎么行呀！伙计们，我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从鄂豫皖到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舍得把我扔下吗？”
接着，工委会委员李特也来找他们谈话，说：
“暂时的失败有什么要紧呢？将来还要打开新局面的呀！列宁说过一句名言：‘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劝大家还是安心下来，同我们在一起。你们几个人都是搞电台的，你们离开了，我们就没有方向了，也了解不到敌情了，那时我们将寸步难行。大家要活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起，要走也一起走好。”
多么坚定的政治工作，多么坚强的思想保证。
据徐明德回忆，就在宋侃夫和李特找他们谈话后不久，工委会负责人之一的李先念也利用行军的机会和他们做了一次深谈。记得那是行军途中，李先念和他们这几个有意落在后面的人走在一起，聊着聊着，就切入了正题，李先念说：
“同志们，这阵子困苦是太大啦，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仗，我们打得不好，伤了、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我同大家一样，也哭了好几场啊！但是，我们这些人不是放牛娃，也不是一般的‘丘八’。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中国工农红军中的共产党人啊！任何时候，我们心中都要有希望才对啊！死，怕什么！负伤，算个啥！我们的希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事业一定会胜利！”
直到几十年后回想起这一幕，徐明德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李先念同志还动情地挥挥手继续说：
“同志们，走吧，会有希望的，走吧，希望就在前头！”
试想，上上下下靠着如此细致的政治工作和如此坚强的思想保证，世界上还有什么难以克服的困难呢？
程世才《在祁连山中》。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398 页。
徐明德《向着希望走去》。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 440—444页。
怎能让人不感慨
就这样，李先念支队一天天地在祁连山中穿行着，穿行在雪岭下，穿行在群峰中。
为了彻底搞清楚这段行走路线和所遇到的各种困难，1988年8、9月间，中共酒泉地委党史办和肃北县委党史办曾专门组织人员用了同样40多天的时间对李先念支队的行军线路进行了详细考察，他们携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各种回忆资料，携带着各种山间行走的器具和厚厚的宿营帐篷，认真走访了当年给红军带过路的裕固族牧民儿尕目和蒙古族牧民诺尔布藏木的亲属及所有的民间知情人，通过对相关情况的认真调查和疏理，绘制出了数十张详细草图，基本上对西进支队大体的行进路线及所经过的山梁和峡谷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尽管与当年的李先念支队不同，这次行走选择的是一年中最好的时段，并且也准备了皮大衣等非常充足的御寒衣物，同时还有各级地方政府精心组织的当地人向导一路段一路段地陪同，但还是在相当多的地方遇到了重重困难。因为，许多地方和路段本身就是亘古以来人迹罕至的所在啊！在那里，即使炎炎夏日也纯粹是一番冰天雪地的极地景象，其道路之崎岖蜿蜒和难行程度绝非亲临者所能想象。他们在考察报告中写道，李先念支队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行进路线是 ：
“向东南过夹尔沟到长干河，沿长干峡向西，经边麻沟、大岔垭壑到大岔牧场，然后转向西南，翻过东岔大坂，进入青海省野牛沟”。
在青海省北部山区的行进路线是：
“经八子墩山和黑河上游，复经热水大坂，翻过托勒山，到托勒河谷地，向西行，经青海省海北州的托勒牧场，再经五个山和乌兰大坂，然后折向西南方向，由五个山垭口翻过托勒南山，到疏勒河谷地”。
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行进路线是：
“沿疏勒河向西北方向行进，经苏里、尕河、考克赛、花儿地、硫黄矿，再沿疏勒河到达野马河谷地，然后由大雪山西侧向北行，翻过龚岔大坂、从大龚岔口到石包城”。
他们同时写道：
“以上路线，仅是西路军大部队经过的主要地点。部分被敌人打散的部队，还走过一些别的路线，我们没有逐一列出，而且由于红军在祁连山中路径不熟，开始一段方向不明，再加大雪封山，昼夜兼行，有时迷路，在大山中来回往返，走了不少弯路和重复的路，所以实际行程比我们现在计算的要长得多”。
写着写着，他们还禁不住发自肺腑地做了如下结语：
“这次实地考察，我们对祁连山中的地形、山水、道路、风物，有了具体的认识，特别是通过对几个大山系、大河流、大通道的考察，使我们对红军走过的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茫茫祁连山，屹立在甘青两省边界，绵延千里，巍峨挺拔。终年积雪的冰川高入云霄，深沟大河纵横其间，山重水复，悬崖绝壁，道路崎岖，行走十分艰难。特别是大部分地段没有人烟，一些地方至今没有道路，当年红军仅有的一些马匹，遇到悬崖峭壁、深沟陡坡，也得牵着走。每逢阴天，即使是夏季，山脚下雨，山头落雪，条件十分艰苦。考察中，我们看到了八九月的天气，早晚都会结冰，我们还需穿皮大衣；当年红军在祁连山腹地一个半月，正是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严寒，道路崎岖漫长，人员负伤病残，打仗、行军，十分艰辛，饱尝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正如许多西路军老战士所说，祁连山中40多天的历程，经受的苦难不知是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时的许多倍。但红军指战员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苦困难，终于走出祁连山，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
中共酒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中共肃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西路军在祁连山中行军路线的考察》。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上)，第271—27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走出祁连山
大龚岔山口位于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1937年4月16日，李先念支队在经过了千难万险的43天穿行之后，终于从这个山口走出了巍峨而连绵的祁连山。
走出祁连山之后，红西路军工委会即电告中央：
“（一）我们今十六日到石包城，距安西两站半路，距敦煌四站。（二）为争取先机，我们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进。请设法与新疆交涉，并电请远方派人到星星峡迎接我们，最好由汽车带粮到该地。（三）我们全部只八百五十人，困疲至极，急需待机休整。（四）特急！请即复昨日电，你们是否收到我们万万火急报。”
关于走出祁连山前后的情景，除了这份电报的具体记述外，时李卓然警卫员邱正基曾在那套一版再版的革命故事丛书《星火燎原》中讲过这样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他说：
“我感到这一个多月原始人似的生活，要比一年的时间还长。碰不上一个敌人，也见不到一个老百姓，只有我们，只有我们这些顽强的革命战士，在精疲力竭地支撑着，一步一瘸、踉踉跄跄地前进着，向着祁连山口艰辛地前进着。这一天，忽然从前边传来一阵枪声……隔了一会，消息传来了：前面有个牧场，先头部队已经攻下来了，围住了一部分牛羊。好了！我们总算从死亡线上闯出来了。同志们轻轻地呼了口气，脸上都泛着微笑，牛羊肉的美味刺激着人们的辘辘饥肠，肚子早已沉不住气了，咕噜咕噜地骚动起来。好不容易挨到中午时分，后勤部门分配给我们班一头小牛和一只羊，要我们赶快去牵，我从地上一跃而起，自告奋勇，跟着班长到前边场里去领牛羊……唉，说来真是倒霉，那只鬼羊，它大概知道跟着我去是挨刀子的，所以走了一段路便不听我的指挥了。我往前拉，它向后退，而且两只角冲向地面，用前腿死死地抵住，不肯迈动一步。‘鬼东西，我宰了你！’我急得骂起了，但我自己也感觉到声音是那么微弱，40多天了，除了?雒危永匆裁惶畋ス亲印Ｎ疑钌罡械揭恢谎虻牡挚沽υ对冻宋业牧ζ？墒牵庵谎蚴侨嗤久亲叱銎盍降脑ρ剑冶匦刖∽畲笈Π阉匕嗬锶ァＮ沂钩隽巳淼牧ζ镁⒚偷匾焕佣狭耍蛞幌伦哟芘芰恕Ｎ曳⒎杷频暮白拧⒆纷拧毖蛎涣耍铱骰褂邪喑でＷ乓煌贩值降男∨６孔樱褪钦飧鲂∨６孔樱咨笔庇殖隽宋侍狻Ｓ捎诖蠹叶继趿耍嗥吒鋈硕几骶透魑唬骸鞍喑ぐ馀Ｍ罚跣朔ú茸∨Ｎ舶停母鋈烁靼醋∫惶跬龋急负昧耍磺腥急负昧恕Ｎ揖砹司硇淇冢谑中睦锖莺萃铝思缚谕倌瓷铣阅痰牧ζ偷亟〉洞探诵∨５暮硗罚虢氐侗泊探ィ恃优２弊又苯Τ隼础：鋈患洌∨＿璧囊簧奶跬让土乙怀牛阉母稣绞砍诺醚雒娉欤∨６恳辉径穑柽璧亟凶牛梢菜频呐芰恕Ｍ久谴拥厣咸穑黄胱饭ィ墒悄茏サ绞裁茨亍?
想想，先是一个人连一只羊都牵不住让它跑掉了，接着又是七个人连个牛犊子也杀不掉也让它跑掉了，弱到什么程度真是可想而知。好在另外一些同志知道情况后又给他们送来了些吃的。就这样，接着走出了祁连山口。
另据曾给李先念支队当过向导的蒙古族牧民诺尔布藏木的妹夫毛合尔回忆，他姐夫诺尔布藏木生前曾多次讲述过那段给红军带路的往事，诺尔布藏木曾说，一路上，红军对他很好，给他说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他把他们领上，经硫磺矿、查干布尔嘎斯、野马河、公岔大坂、公岔口、石包城、到了安西县的蘑菇台。到了蘑菇台，红军的一位首长还给了诺尔布藏木三两五钱黄金和三个元宝，做为吃东西的价款和带路的感谢。
诺尔布藏木还说：
“红军虽然穿的破烂，没粮食吃，但走路很厉害。除吃喝休息外，其余时间都在走路。到公岔口子，大家隐藏起来，派了几个骑马的人去石包城进行侦察……天黑时，到了石包城。到石包城后，把十几户人家包围起来，第二天和他们商量购买了牛羊和粮食，又大声喊着说了一阵话。在石包城住的那几天，因天气好，又吃上了饭，中午的时候，有的人坐在涝池边上的杨树下洗脸、洗脚、洗衣服；有的人站在泉水井边唱歌；有的人在刚发绿的草滩蹓跶……”
真是还颇有几分热闹呢！
1937年4月16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给刘伯承、张浩并转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22—623页。
邱正基《风雪祁连山——希望》。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437—438页。
毛合尔《红西路军左支队经过肃北草原见闻》。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451页。
万佛峡得助
据资料记载，1937年4月22日，走出祁连山的李先念支队终于行进到了甘肃省最为靠近星星峡的一个县份——安西县，也即安西县踏实乡蘑菇台这个地方，并在这里得到了榆林窟道长郭元亨的资助。要知道，这可是爬冰卧雪四十多天且期间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睡过一次好觉的一支800多人的队伍啊！从这里走到星星峡还有近450里的漫漫前路。因此，在这里和这时，能否得到应有的帮助和补充，无疑也是这支刚刚从祁连山走出的队伍能否胜利抵达目的地的一个重要环节。
蘑菇台地处敦煌至安西（今瓜州）的戈壁峡谷之中，因毗邻敦煌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故有一道观和几名道士。道长郭元亨，甘肃高台人，早年纯粹是为躲避抓兵而迁居安西，后虽出家并成了道长，但骨子里对当兵的惧怕是与生惧来的，何况，那个时节，他以前所见的，无非都是一些马仲英的变兵和马步芳的骑兵，怎么说都是一帮让人摇头的家伙。因此，讨厌和对付就成了他唯一的手段，并且开始也就这样做了。但通过接触，让他变了。什么“红军”、“共产党”、“抗日救国”等等的名词，什么“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要让穷苦人过好日子的队伍”等等的道理，可是他从来都没听过的啊！再看，天底下有谁见过这样的扛枪人呢？他们穿的是这样的破烂，衣不遮体不说，脚上也大都包着一些破布烂毡，他们是那样的疲惫、虚弱和憔悴，但他们又都是那样令人不可思议地目光炯炯、亲切和蔼。是啊！尤其让郭元亨感动的是，这天晚上，就是面前的这些红军，他们不进道观、不惊佛龛地分三处露宿在蘑菇台的环形山下，其军纪之严明若非亲见真是打死也不敢相信！就这样，一来二去，短短的时间就把这个整日里只知诵经的郭元亨给彻底改变了。经过搜罗和打理，他几乎是倾其全力为这支队伍捐助了面粉200多斤、小麦2石4斗、黄米6斗、胡麻油30斤、和四口袋土盐。同时还牵来2头牛、30只羊以及1匹马。
正是这些真心诚意的帮助和雪中送碳的举动，使李先念支队继续前行。
另据资料记载，1961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的程世才曾专门就此致信郭元亨表示感谢，信中说：
郭元亨先生：
您61年（1961年）10月3日由胡链代笔给我的信收阅。谢谢您在20多年前红军路过万佛峡那种困难情况下对革命的帮助。
信中谈到解放后生活有了提高，而你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能为人民做些事情那很好。
1937年4月间红军路过万佛峡关于您帮助粮食和牲畜问题确属事实，我也写信给了安西县，特告。
最后，今后如有机会到西北去，一定前去拜访。
祝身体健康！
程世才
1961年12月8日
同时，装甲兵政治部还致函安西县政府：
安西县人民委员会：
我们接到贵县祁连公社万佛峡道士郭元亨老先生给我部副司令员程世才同志的一封信，要求证明红军路过该地时，他曾赠送粮食牲畜等物。经程世才同志回忆，确有些事。在革命艰苦的岁月里，郭元亨老先生帮助了红军，实为可贵。除程世才同志直接给郭老先生复信外，特致函你们，作为证明。
此致
敬礼
装甲兵政治部（印）
1961年12月9日③
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周纯麟将军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下了如下的文字：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多次绝处逢生，没有饿死，与象郭元亨道长这样宗教人士、爱国人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是紧紧分不开的。”④
可以说，也正是由于这一举动和这一举动本身的意义，郭元亨道长成就了他一个宗教界人士的大写人生，特别是在晚年，得到人民政府的多方关照。
③朱永光《救助红西路军的郭元亨道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110-11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第1版。
④周纯麟著《血战河西走廊》，第1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2月第一版。
错打安西城
走出万佛峡后的李先念支队开始向150里外的安西县城进发，并与24日午夜开始了攻打安西的战斗。
本来，是否攻打安西，在李先念支队里一度颇有争议，虽然在石包城时部队曾做出过攻打安西的战斗预案，因为那时了解到的情况是安西只有一个排的敌人驻守，但后来情况变了，有情报说敌人新进增兵一个团。因此，打与不打都取决于对后一个情报的最终认定。只可惜，由于部队太需要吃一两顿饱饭和睡一两次好觉的短暂休整了，加之性急的参谋长李特再三订正时得到的又是“敌人没有增兵”的错误信息，因此，战斗命令不可避免地发出了。
其实，这之前，安西城确实只有敌人一个排的兵力。但情况又在变化，变化之一是与顾祝同的交涉出了问题。因为，早在4月3日，毛泽东、朱德就曾给在西安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发出过指示，要求尽量通过做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的工作，让其下令马步芳停止对李先念支队的攻击。①此后，4月13日，循着这个话题和思路，毛泽东、周恩来再电叶剑英要求继续让顾祝同交涉，电文称：
“（甲）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日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到后恐更要减少。由敦煌到新疆路极难走，恐不易通过。（乙）望你向顾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万一要枪可给他，人员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如‘两马’不易说通，可改由朱绍良负责处理。交涉时间在十八日后为妥。免生阻碍，但事先可探听行营知否此项消息。”②
遵照中央指示，叶剑英通过多次与顾进行交涉，于4月15日复电中央说：
“顾已电马敦煌部队勿再攻击。”③
而从这些史料分析，问题应该是出在了顾祝同的交涉上，要么是其搪塞中共，要么就是其虽然下了命令，但马步芳却仍一意孤行，实际上又紧急增加了安西驻兵。
关于这后一方面，据时任敌马步芳部五九五团团长刘呈德回忆：
“……安西防务空虚，电令驻防肃州的第一百师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派出第五九五团的两个步兵营，配备旅直属骑兵手枪连，命我率领，星夜西进，据守安西县城。我即于同年四月间，从肃州起行，以三日夜急行军，赶到安西。”④
但遗憾的是，李先念支队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情况，仍按其兵力空虚的设定开始发起进攻。据程世才回忆：
“我们组成两个梯队，向安西城运动。安西是土城，东门外有一带民房，第一梯队在那里刚一打响，就招来敌人猛烈的炮火，机关枪暴风似的扫射过来，迫击炮弹一颗接一颗地落下来，炸起一根根土柱，间或也有几颗炮弹掠过东关的房顶，飞到很远的地方爆炸。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一队敌人冲出东关，猛烈反扑。如果没有一个旅以上的敌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炮火，再坚持进攻，就必然要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我和先念同志交换了意见，立即停止攻城，向通向新疆的必经之路——王家围子转移。我军且战且走，进了王家围子，敌人就包围上来了。敌人欺负我们人少，弹药又不充足，就一次又一次地冲击，战士们依靠大刀、手榴弹和围墙，坚守了一天。天黑以后，我军才突出重围。”⑤
①1937年4月3日，毛泽东、朱德致叶剑英电，要求抓紧与顾祝同的交涉。电报说“甲、向顾主任祝同声明，关于彼方对河西红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引起了红军中特别是四方面军中极大的愤慨，认为彼方有急难时，我方不念旧仇，全力协助了彼方，而彼方对河西红军，则采取残酷无情态度，殊失大政党风度。关于此事政治责任，我方保留质问与追究之权。乙、现集凉州之俘虏六千人，要求顾主任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经过关师长麟征驻地，移至四方面军归队。请彼注意，切勿再有残害与压迫之事，到兰州时我方派人前往招待。丙、对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丁、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依其转赴新疆，受盛世才收编。以上各项，即交涉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19页。
②1937年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叶剑英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22页。
③1937年4月15日，叶剑英致中共中央电。电报说“顾已电马家军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开赴兰州处置；如俘徐、陈及干部不得残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第 25 页。
④刘呈德《我在河西堵击红军的经历和见闻》，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58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⑤程世才《烽火年代》。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455——456页。
续战白墩子、红柳园
真是一连串的恶仗，当李先念支队边打边撤到达白墩子一带后，战斗更是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
白墩子住有很少的几户人家，因这里地势较高且有水源，自古就是安西通往新疆的戈壁滩上的一个供行人歇脚的“驿站”。不知从哪个年代开始，为醒目起见，墩墙被人用石灰刷白，故名。李先念支队是4月26日拂晓来到这个地方的。据时任西路军工委书记李卓然的警卫员邱正基回忆，部队撤到了白墩子，正准备做饭，结果连一锅水还没能烧开，敌人的骑兵就追了上来。
邱正基说：
“敌人疯狂的喊叫着，鬼头刀在阳光下闪动。但是，这嚣张的气焰并没有吓倒刚刚冲出绝境的红军战士，大家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没有子弹的枪举了起来，托着石块的手举了起来，仅有的几颗手榴弹拔了出来，被仇恨、愤怒激红了眼的战士们，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喊杀声：‘拼啊！’‘死拼啊！’杀了上去。所有的人朝着那黑压压的恶浪冲过去，扑上去，枪托，一齐扫过去；石块，一齐砸过去；仅有的手榴弹，一齐扔过去！马匪从马上一个个跌下来，宁死不屈的红军指战员，也在刀光剑影中倒下去。这场战斗直到下午，剩下的200多战士被马匪团团围住了，还有部分战士被马匪冲散了。……看着眼前的景象，首长们眼眶里充满了悲愤的泪水。有的首长拔出了手枪，愤恨得直想冲进马匪的包围圈。李卓然看到这情景，激动地大声说：‘不能再去拼！党没有要求我们去拼命！只要能冲出一个人，就是一份革命的力量，同志们，继续向北冲！’他斩钉截铁地把话说完，回过头来命令我：‘立即通知失散了的战士，要他们沿着电线杆往西北冲。’我一转身，往原路返回去，一路上都有我们的战士，瞪着血红的眼睛，英勇顽强的战斗着……”①
红柳园距白墩子约50里，因其戈壁滩上生长着一丛丛的红柳而得名，几乎和白墩子一样，也是西进新疆的又一处必经之地，并是专供往来行人住宿和休息的地方。李先念支队且战且行刚到这里，敌骑兵就追来了，战斗继续。
据时任二六八团参谋长的饶子键回忆：
“在红柳园子周围的沙丘上，部队与敌人打了一个下午。战士手中的子弹快打光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也仍进敌群，火力渐渐减弱。马匪骑兵冲破我军防线，把一、二支队分割开了。程世才军长组织了一些还有子弹的战士向敌人反冲击，并命令我带一个连在右侧沙包上组织排子枪射击敌人。拼打了一阵子，把敌人打回去了。这时，军首长命令部队顺电线杆赶快往西北撤，我仍带领战士用大刀、枪刺以及自制的长矛，同反扑过来的敌人拼打，掩护军首长和其他同志转移……”②
另据时西路军情报科长吕黎平回忆：
在红柳园，“敌骑兵冲到沙丘下面，下了马就挥舞着鬼头刀往沙丘上爬。一等到敌人靠近，我指战员怀着对凶残敌人的刻骨仇恨，发出惊天动地的喊杀声，用砍缺了刃的大刀、拼弯了的刺刀和枪托，与马匪殊死搏斗。在刀光剑影中，马匪兵一个个哀嚎着倒地，我200多将士也血染沙丘……我们终于坚持到天黑，西路军工委下达了向星星峡方向突围的命令。我们跟着首长突出重围，进入戈壁滩。”③
红柳园之战是红西路军河西走廊的最后一战。此战，李先念支队虽歼敌数百人，但自己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八十九师参谋长刘雄武④、二六七团政委陈智才⑤、译电员陈茂生⑥等200余名指战员长眠在戈壁滩上，担任掩护任务的近百人也被敌人俘虏。
①邱正基《风雪祁连山》。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490——491页。
②饶子健《历尽艰险到新疆》。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477页。
③吕黎平《戈壁苦战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499页。
④刘雄武（1906—1937） 云南省宣威县人。时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参谋长。1929年参加井冈山起义。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三军九师二十六团副团长、红九军团作战科科长等职。
⑤陈智才（—1937），湖南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反围攻作战和红四方面军长征。
⑥陈茂生（—1937），时任红西路军译电员、总指挥部译电组长。
走向星星峡
星星峡旧名“猩猩峡”，位于甘肃和新疆交界处，所谓峡其实是风蚀而成的山谷，因其靠近安西的一面基本是个乱石零星的隘口，故名。星星峡距红柳园150里，史料记载，李先念支队自4月26日晚从红柳园突围出来后，便按照突围时的约定，分成了十几人或几十人不等的分队顺着电线杆子走完了这段路途。这是最后的一段路途，也是一片空旷无际的戈壁沙漠和乱石嶙峋的山岗子交相错杂的地带。据时任红西路军工委会委员程世才1945年回忆，还多亏了一场沙尘暴降临，使敌骑兵无法出动，从而为西进赢得了时间。
程世才说：
“……狂风骤起，尘土蔽日，对面看不见人。我们整整走了三天三夜，无饭吃也无水喝，大家渴得喉咙窒息，舌唇焦灼，当时有的主张杀马喝马血，有的竟要求向导撒尿喝。到了离星星峡不远时，即派参谋到前边侦察，有无水吃及电线杆子，那个参谋侦察到离星星峡七八里有一飞机场，机场附近有一大水池，大家便一拥而前，抢着喝水，每人喝了七八缸子。以后我们继续前进，到了星星峡，新疆部队派两个连在星星峡等着接我们。和他们取得联络后，即派两辆汽车接我们，并打着红旗欢迎我们，我们便坐上汽车开进星星峡住下。当时办事处主任招待我们很好，每天吃五顿饭，顿顿是猪肉大米，每顿吃五、六碗，吃了三天还觉着不饱呢！”①
就这样，十几人或几十人不等的分队，总数437人，在1937年4月30日前后，在历经了千难万险之后，陆陆续续地来到了星星峡，至此走完了征战河西的全程。②
193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陈云③、滕代远④代表中央专程从乌鲁木齐赶到星星峡来迎接大家，随行准备了四十多辆汽车和一些衣物，同行的还有冯铉⑤、段子俊⑥等人。欢迎大会上，换了新装的李先念支队全体同志，激动万分地聆听了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的讲话。
陈云讲话的大意是：
同志们，你们太辛苦了！你们经过千辛万苦走过来了。现在虽然你们只有几百人，但只要保留下革命火种，将来就一定会发展到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⑦
会后第二天，李先念支队全体同志就在陈云率领下，分乘四十多辆汽车向乌鲁木齐驶去，并要在那里再次开始全新的起步……
①程世才《关于西路军的材料》。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35页。
②参见1937年12月，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35页。
③陈云（1905-1995） 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度往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并专门负责协调苏联红军援助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事宜。1937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援助接应红军西路军余部进迪化（今乌鲁木齐），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1981年以后，两次提出西路军问题，并向李先念建议“把这件事搞清楚。”此后，正是根据陈云同志建议，李先念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和原始电文的基础上，于1983年2月写下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并在该《说明》中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自此，石破天惊的提出了如何重新评价西路军的问题。主要著作编入《陈云文选》。
④滕代远(1904—1974） 苗族，湖南麻阳人。1924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湘东特委书记、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第十三师党代表、红四军副党代表、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部长等职。时与陈云同志一起在苏联协调苏联红军援助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事宜。后历任 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 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 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
⑤冯铉（1915-1986），原名冯鼎铉，又名肖立，江苏省武进市人。1931年加入少年共产国际，当过电车工人，参加领导过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1933年由中共委派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36年回国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任新疆“新兵营”政治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军委驻天津办事处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局局长、中国驻瑞士首位公使、驻缅甸大使、驻瑞士大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⑥段子俊(1913-2006)，河南省济源县人。1930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交通学院。后历任中共中央军委三局科长兼通讯器材厂厂长、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三处处长、中央军委三局处长、大连光华电器总厂厂长、关东电讯工程专门学校校长、中苏远东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大学党委书记兼秘书长、东北邮电总局第一副局长、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⑦王恩舟《沙漠脱险记》。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510——511页。又见《陈云年谱》(中卷)第205 页，原文为：“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保存了有生力量，今后仍然会发展壮大。凡是到这里的人，都经过了千难万险的锻炼，是多少黄金也换不来的。现在的几百人，以后可以扩充成几千人上万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号角声声的“新兵营”
本来是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建立河西根据地的任务，本来是执行拿取苏联红军给中国红军提供的武器装备的重大军事行动，但由于原本浩浩荡荡的21800多人的队伍到最后只剩这437人了，因此， “拿取”也就只好并且只能调整为“学习”了。好在经陈云同志奉中共中央命令进行了“学习”的前期交涉，李先念支队于1937年5月7日下午一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就进驻了陈云与盛世才事先协商安排好的西大桥附近的阜民纱厂，七七事变后又迁往其东门外的一个兵营，对外统称“新兵营”， 从此开始了紧张的学习。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新兵营”内设总支队，总支队又下设干部大队及一、二、三、四大队，前期主要是开展文化和政治学习，后期则在文化和政治学习的基础上开展了军事技术学习。
关于总的学习情况，陈云在1937年10月22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曾做过如下详细汇报：
（一）小舟抵迪，悉国内情形，快甚。（二）西路军余部四百三十人，抵迪已有五月余，仅以本身力量进行中文、算术、常识、军事、政治的训练，进步虽有，而新武器没有学习，多次要求赴苏学习，未得国际批准。（三）现在要求护送皮衣回陕北上前线抗日，否则即准备全部分到迪化学习飞机、铁甲、汽车、炮兵和骑兵。今日已商准督办，下星期一送一百五十人学汽车，三月毕业后再学铁甲车、坦克。我们认为利用新疆，在三年内培养五千军事的新干部，是可能的，并必需的。且学校名称、设备，现比陕北完备些。中央意见如何，望转报国际和指示我们，以便遵行。（四）对各种武装及技术干部和钱、衣服的帮助，已电国际请求。”接着，还在1937年12月继续汇报说：“西路军残部共四百三十七人，营级以上四十五人，连级四十人，战士一百多人，其中勤杂人员多，医生七人，无线电人员十人。现在全部受训，先学五个月。学开车的一百余人，学电报的十余人，学飞机的十余人，高级军事班十五人，称为‘新兵营’。”①
另据《李先念年谱》记载，其间，十月份以前是普通的文化和军事课学习，十月份以后，则开始转入机械化武器装备的正规学习，其中以第一、二大队为基础学习的是汽车驾驶与修理，以第三大队为基础学习的是装甲车、坦克驾驶与修理，以第四大队为基础学习的是火炮操作，另还抽调十一人赴新疆军医和兽医学校学习。②
当然，到了后来，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学业的基本告一段落，除了学习飞机和军医、兽医等一些同志外，大都陆续按照中央的安排分批次返回了延安。共计四批：第一批是1937年12月，西路军工委会主要成员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苏井观等返回延安；接着是1939年底，有31名干部和病员乘飞机回到延安；第三批是329人，由曾玉良带队，于1940年2月5日回到延安；第四批是1940年8月，原准备赴苏联学习的31人因情况变化返回延安。
真是百折千回星火燎原啊！如果翻翻史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成了我军后来多兵种建设的重要开创者！
谁能说历史的拐点不正是出现在这样一个时点上和这样一系列的调整中吗？
①1937年12月，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33-634页。
②《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第一卷），第201页，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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