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红西路军浴血河西期间，是得到党中央全方位关注和重视的。这种关注和重视，不仅在于把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武器装备的重任交由红西路军单独完成，同样在于，为了保证红西路军能在接通苏联后顺利获取武器装备，一方面是不断加强了同苏联方面的联系，并同时指示陈云全力接洽苏联准备物资事宜及具体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获取这些武器装备等各种前期事项，另一方面，在红西路军的两次东返过程中千方百计地给予各种指示、指导。如西安事变后，在红西路军第一次准备东返的1936年12月24日前后，曾协调东北军于学忠部在兰州附近适当地予以物资补给，在红西路军第二次准备东返的1937年2月上旬，再次协调东北军于学忠部派出一两个师直接到古浪进行策应。而当上述计划一一落空后，中央又尽量通过在西安的周恩来和在南京的潘汉年与国民党方面反复交涉如何将凉州以西、肃州以东作为红西路军的长期防地，与此同时，还不断通过与顾祝同、陈立夫等人的接触来千方百计遏制和停止“二马”对红西路军的直接进攻。在这种种努力均未见效的情况下，还于2月下旬组建援西军，准备实施直接军事救援，尽管出于极为复杂的政治考虑，援西军的出动只到达了甘肃镇远一带，但对红西路军的各种营救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特别是红西路军失败后，中央不仅及时指示陈云同志组织实施了在星星峡对李先念支队的接应，同时还由周恩来在西安组织人员到河西、西宁进行营救，并克服重重困难组织成立了“兰州红军联络处”，就近开展了对红西路军广大被俘和流落人员的营救工作。

       正是党中央、办事处和人民群众三个层面上的全方位营救或称三位一体的全力营救，先后有4700多西路军将士回到党的怀抱，千里河西至今留传着一段又一段动人的故事。

        红西路军组建初期中共中央对其的关怀

       其实，早在中共中央发布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改称西路军命令的同时，即1936年11月11日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就联名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询问：

       “甲、你们现到何处？情况如何？乙、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丙、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①

       接着，又于第二天以同样的口吻和语气给身在保安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去电，询问：

       “甲、河西徐、陈所部现进到何处？情况如何？乙、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②

       一连串的询问，句句都体现着中央对红西路军的关心关切，并事事都是直奔着这个最根本的主题。一句话，当原定的从宁夏、外蒙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取消，当原本应由红一、红四方面军各一部共同执行的接通苏联的任务历史地并也是单独地落在了红四方面军已渡河部队这一支队伍身上，加上河西走廊又怎么说都不是一个事先有着周密计划的方向，因此，不能不有此一连串的询问，不能不考虑情形不利时整个红西路军如何东返的问题。

       ①1936年11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徐向前、陈昌浩电。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97—39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②1936年11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98页。
       ③这里需特别说明，这个时期以及之前，因《十月份作战纲领》预设的渡河部队不仅涉及红四方面军一部同样也涉及红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全部，更加之三大主力红军又是十月份才会师，因此，在具体指挥上，就似乎有一个红军总部的程序，并在这个时期也确实有过对之的意见征询，但其实，做为一种表象这也仅仅维持了几天，或者说也只限于11月份的几天，因为，由于西渡黄河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下达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并由于很快又牵扯到如何策应河东、策应西安事变、以及配合划分防地谈判等一揽子问题，因此，在具体指挥上，正如李先念在1983年2月给中央的一封材料中所着意指出的那样：“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

        加紧苏联方面的协调

       形势的发展很快切入到了一个如何从河西方面直接打通苏联和建立河西根据地这样一个更为根本的主题上，尽管这期间还如前面反复讲到的那样又穿插进了如何适时策应河东红军的军事行动、策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配合西安事变后的国共两党进行谈判的问题，让整个红西路军的进程变得异常的曲折和复杂，但最开始的目标指向还是简单明确的，这就是打通国际路线以获取苏联红军援助的武器装备。为此，中央于1936年11月13日致电共产国际，称：

       “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已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①

       接着，又于11月23日、26日、12月6日、12月27日屡电红西路军，将与苏联方面的具体协调情况和中央对西路军的具体指示告知曰：

       “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②

       “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③

       “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④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⑤

       总之，就是紧紧围绕着接通苏联取得苏联的武器装备这样的主题并以此为依托，红西路军的河西征战由此步步深入。

       对此，《陈云年谱》也从一个个侧面分段记述了相关过程，一是稍早的一段：

       “1936年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一个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派回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红军部队。代表团由陈云任团长，滕代远任副团长，成员还有段子俊（负责电台）、李春田（负责译电）、冯铉（负责翻译）。代表团组成后，曾到共产国际的“留克斯”饭店集中三天。季米特洛夫设家宴招待陈云、滕代远，问他们需要什么。陈云提出需要武器、弹药。季米特洛夫遂通过苏共中央要了九十辆坦克和九十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运往苏中边境。” ⑥

       二是陈云在1982年2月和1983年1月又不断谈到：

       “……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⑦“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⑧

       可见，这方面的史料相当清楚，尽管目前还明显地缺少一些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这方面往来电报的佐证，但基本线索大体脉络十分清晰。

       ①193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陈云并转共产国际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05页。
       ②1936年11月23日，张闻天、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7页。又：应该说，关于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却又反对“退入新疆”的问题，也是西路军研究的一个难点所在。尽管在这方面，迄今为止还缺乏一些共产国际电文的有效佐证，但从目前能够检索到的资料看，这也的确是一个因素，因为新疆毕竟地处一偶。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就在其1936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确定对中国问题的决定：(1)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可见，尽管写下这段文字的前提是只考虑从原先的宁夏方向提供武器，但在具体改为新疆方向后，其原有因素并不见得会完全消失，故有此一说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
       ③1936年11月26日，毛泽东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51页。
       ④1936年1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64页。又：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2日日记记载：“收到政治局今天作出的决定。1166吨箱装货物(向中共提供的援助)。由外贸人民委员会提供卡车、燃料、弹药等。已给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5000卢布(其中15万美元已用于订购外国制式的飞机)。484名相关专业的军人(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将进入新疆政府服役。远征队队长为莫云科夫大校。”可见，从时间上推算，“二个半月后”应该可以送达安西。
       ⑤1936年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并彭德怀、任弼时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12页。
       ⑥见《陈云年谱》(中)第199-1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⑦见《陈云年谱》(下)第291页。
       ⑧见《陈云年谱》(下)第318页。

        红西路军准备第一次东返时，中共中央曾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协调张学良部队策应

       当然，也正如前面反复讲到的那样，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武器装备虽然是红西路军征战河西的最终目标，但由于其中还穿插一些策应河东红军的军事行动和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具体任务，因此，中央对红西路军的关心帮助也是适时的和分步骤的。如西安事变后在红西路军准备进行第一次东返的过程中，中央就曾从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防止内战爆发的角度，不断商讨过由东北军驻兰州方面的于学忠①部提供一些物资帮助的问题。

       1936年12月22日，时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专题谈及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配合时，就曾说过：

       “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东进能否到达凉州以东？如能到古浪、永登，尚可设法要于策应。”②

       毛泽东在次日给周恩来的回电中也具体谈到：

       “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③

       接着，24日，周恩来复电毛泽东，称：

       “不论谈判如何，军事部署即照你二十三号十二时电执行，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④

       而在同一天稍晚些时候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更是详尽地谈到了关于协调于学忠想办法的问题，电报针对红西路军东进所遇到的具体困难，明确讲到：

       “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⑤

       同时，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电告红西路军：

       “……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你们在接电报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⑥

       只不过由于整个形势很快向好的方向发展，后来，中央明确指示红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此次东进未能成行。

       ①于学忠（1890—1964）山东蓬莱人。东北军重要将领，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政治态度与张学良高度一致。抗战胜利后在四川乡间闲居。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②1936年12月22日，周恩来、林育英、王稼祥致毛泽东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95页。
       ③1936年12月23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97—498页。
       ④1936年12月24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1页。
       ⑤1936年12月2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2页。
       ⑥1936年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3页。

       红西路军第二次东返时，中共中央再次指示周恩来设法让张学良部队就近策应

       1937年1月21日，红西路军开始第二次东返，为配合这次高台失陷后的被迫东返，毛泽东紧急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指出：

       “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足，西进有穷十八站，‘二马’步骑又向西堵击，二十日晨攻破高台，董振堂同志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①

       24日，再电周恩来、秦邦宪，询问：

       “……‘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学忠对马步芳来一威胁？谓不停止进攻，红军主力即将攻击青海，如停止进攻，则西路红军可以甘州为界，甘州以东不相侵犯。如何？盼复。”②

       接着，又于2月6日给周恩来发出一份万万火急的电报，电报称：

       “（甲）马步芳、马步青杀害于学忠委派之甘州、高台县长及东北军在甘北之人员，马步芳之第三旅在民和布防，威胁甘省后方，此事于应注意。（乙）在目前甘省中央军尚未撤退之时机，为巩固兰州计，为推广驻区计，为防‘二马’和配合西路军计，于学忠最好能调一二个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一带，一部向古浪伸进。（丙）此事请即与于学忠商决，以快为好，因西路军甚需于之配合。”③

       可惜的是，由于这个时期，一方面，因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南京，整个东北军军心不稳，再怎么协调也难获结果；另一方面，随着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国民政府的一些大员们也都相继去了南京，因此，蒋介石的那个“不再剿共”的承诺保证也就随之无人与谈，所以也就更谈不上在河西这个地方的具体兑现了。④

       ①1937年1月21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秦邦宪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40页。
       ②1937年1月24日，张闻天、朱德、张国焘、毛泽东致周恩来、秦邦宪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50页。
       ③1937年2月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7页。
       ④其实，要真正搞清西路军问题，彻底了解河东与河西间的不同，至为关键。因为，对马步芳这种地方军阀来讲，由于毕竟有着不同于中央军的特点，所以蒋介石完全可以装出一副局外人的样子放手的（确切说是“明制止，暗支使”）任其把内战进行到底。反正退一万步讲，无论如何，他蒋某人都不会承担打内战的责任。因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马步芳，比起他自己的那些中央军嫡系，有谁不是异己呢？既然都属异己，其相互间的争斗，又有谁能怪罪到他蒋某人头上呢？另，也正因为红西路军的失败，也许就让蒋介石敢于决心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因为在他看来，既然连马步芳这样的地方军阀都能把三分之一强的红军干掉，那么，让自己十分头疼的中共问题就完全可以等将来腾出手时再说。

        通过加紧同国民党进行的防地和改编等一揽子谈判，缓解红西路军的军事压力

       划分红军防地和随之进行改编，这时是一个关键的时间当口。因为，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已经承诺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由张学良转告周恩来，云：

       “蒋主张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这期间，虽未具体讨论过红军防地划分和改编人数等细节问题，但由于总体意向已然非常明确，因此，如何在蒋回到南京后即通过这样一种谈判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缓解西路军的危局，无疑至为重要。

      正是由此，1937年1月25日，中央即电告在南京谈判的潘汉年：

       “（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于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旦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②

       其中，特别讲到了将甘、肃两州做为红西路军防地的问题。

       随后，2月9日、12日、14日，毛泽东、张闻天三电周恩来商谈防地划分和具体改编的诸原则条款，即：

       “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正彭副。”③

       “（甲）防地要包括金积、灵武在内。如东北军真调走，我们还应要求海原、固原、镇原及西峰镇，因为现有的防地实在不够。但我们不是促成东北军调走，而是东北军调走后无可避免时。至于要求整个陕北与宁夏，前已向南京提出，此时亦宜提一提。但为不增加蒋之困难，允候将来再商。（乙）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④

       “……丁、蒋指定凉州以西，甘州府、肃州府及安西州所有各县在内。戊、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部退出该地。已、以上请斟酌办法。”⑤

       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还于2月15日、3月9日不断的再电周恩来，称：

       “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结果盼复。”⑥

       “……乙、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张冲、顾祝同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如：（一）‘二马’撤兵停战。（二）飞机送款弹。（三）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容许其去肃州、安西。”⑦

       而另据资料记载，对于中共方面的这些要求和交涉，早在此前的1937年1月27日，国民党代表张冲就曾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曰：

       “（甲）关于防地问题，照贵方与张、杨两部合并提案内所要求之地点，延川、延长、肤施、鄜县、庆阳、西峰一带及凉州以西，除陕南外，蒋先生一概承认。给养问题，蒋先生已答应与中央军同一待遇，以军队之多少决定军饷的数目。三中全会前一切接济由杨虎城将军暂时负责，蒋先生亦已允许。（乙）关于保障和平，解决后不再攻打红军，已由宋子文先生向贵方代表直接声明，代表蒋负责保证。”⑧

       可见，通过谈判来缓解红西路军面临的军事压力，无疑最符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那样一种形势以及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大局。只可惜，由于国民党方面多以等待其三中全会召开为借口，并在其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诸如变改编为收编以取消中共政权等各种纠缠性问题，一时间把谈判给搞得乌烟瘴气。这一拖一搅就把解决问题的时间延后了，并且一直拖延到了红西路军失败之后。想来，真是令人扼腕。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3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7月版。
       ② 1937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潘汉年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55页。
       ③1937年2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9页。
       ④1937年2月12日，张闻天、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1页。
       ⑤1937年2月1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4页。
       ⑥1937年2月1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5页。
       ⑦1937年3月9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07页。
       ⑧1937年1月27日，张冲致毛泽东、周恩来电。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431—43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竭力开展对马步芳的统战谈判

       这里，尤以如下两个背景还需铺述：一个背景，就是西安事变后，虽然总的时局瞬息万变，特别是针对着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人虽试图两度挑起大规模内战，但毕竟由于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并由此不断确立了一个共同抗日的终极目标，同时还有蒋介石亲口承诺的“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这样一个前提，因此，大的方面讲，是从此结束了自1927年以后开始的大规模的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换言之，也即从此彻底结束了河东红军的战事，并由此开始了国共两党关于防地划分和红军改编等具体问题的谈判。这是一方面的背景。这个背景无疑有利于开展对红西路军的各种营救。

       而我们也知道，另一方面的背景在于，整个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的统治和管理历来有中央军驻扎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和地方军阀驻扎由地方军阀具体管辖之间的区分，所以，虽然表面上地方军阀附属中央，但实际一般附属情况则只限于政令和表面，至于具体达到什么方面和能到什么程度，则完全取决于地方军阀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马步芳、马步青就是这种情况。因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由此结束内战并开始防地划分和红军改编的谈判，对“二马”并未形成真正的制约，相反，蒋介石乐得推掉所有责任，暗中指使也未可知。其实，正是据此，后来顾祝同于1937年4月18日致电蒋介石，称：

       “查马部此次剿匪成绩似应优予奖叙，但现正收编（共军过程中），不宜对外宣扬，并虑其实力膨大，尤不宜给予军长名义，拟请酌发宣慰奖金数万元，饬其将所获枪支呈缴，另行照章给奖。并以马步青指挥有方，汇授勋章，用示奖恤。”

       并于次日，致电周恩来，称：

       西路军一事早已积极代转尊意，无奈马氏兄弟向不听命。“弟心力能尽之处无不竭尽绵薄”，希望“贵方诸同人仍本初衷，体念全般，顾全事实，勿因局部关系而于无可奈何中多生愤慨。” ①

       当然，这纯属后话了。但正是这些后话，实在是把整个时代背景、蒋介石顾祝同等人的虚与委蛇、以及情势所及的方方面面给显示了个一清二楚。想想，人之所思所想、所念所讲之前后不一以及历史本身的纷繁复杂还真让人无语。并且其无语程度，还尤以政治家们为胜。

       实际上，正是出于对这样一种局势的清醒把握，中共中央在加紧同国民党进行相应的谈判和协调的同时，也曾千方百计的直接做马步芳的工作。

       1937年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称：

       “（甲）宁夏没有新关系。（乙）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 ②

       2月24日，继电：

       “（甲）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二马’有代表在西安否？（乙）马鸿逵电马步芳称，顾主任奉何应钦电令，由行营调查河西红军情况，以便整顿西北“剿匪”阵容等语。” ③

       2月27日，再电：

       “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的危险。乙、对‘两马’不但是十万（元），就是二十万（元）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需。丙、此事需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们将来有莫大利益。” ④

       可见，谈判一直是以两手抓进行。

       可惜，因马步芳那“视地盘如生命”的军阀本性，不管如何努力并做多少尝试，结果都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所有努力最终都只落得东风吹牛耳——无一奏效。

       ①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61页，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
       ②1937年2月18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③1937年2月2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81—582页。
       ④1937年2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89页。

       援西军的组建、出动以及行动终止

       常言道靠人不如靠自已。的确，虽说寄希望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也因此致力于各种谈判协调来缓解红西路军的危机，但并不等于这些努力均能立时奏效。因此，出于多种考量，也确因谈判协调远水难解近渴，中央为挽救红西路军急如星火的危局，还是一度痛下决心准备直接出兵。1937年2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接着15日提到的“派兵增援”的话题，称：

       “目前重点，再弄到五十万元款。（一）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二）前方三月份无伙食费，因此伯承谈话应着重于此，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项十分急迫。”①

       接着，军委主席团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并周恩来，称：

       “为克服为和平统一而奋斗中可能发生的一切困难，为准备派队增援西路军，处置如下：（一）各种新的困难的可能性向高级干部说明，提起警觉与紧张性。（二）同意你们募集三个月粮的意见，菜钱还可减一分。（三）极秘密准备派出三分之一力量向西增援，并准备能在一星期内行动。（四）十分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②

       2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上述人员，更进一步说明：

       “甲、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局势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乙、增援军拟以十五军团、三十一军（或四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之，以伯承任指挥，张浩同去。丙、估计增援军到达靖远（或狄道），西路军严重情况即可减少，到达永登即可解围。彼时，西路军即向安西增援，或仍东回，或向甘凉取货物，并改造西路军。丁、请你们密作（做）准备，并将意见以密电告我，伯承请即回。戊、国焘领导周纯全进行秘密活动。甚望彭、任极力改造部队。”③

       26日，又电，称：

       “甲、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乙、立即准备完毕。丙、伯承接电即到淳化待命。丁、对外守秘。”④

       就这样，通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前期工作，1937年2月27日，关于组建增援军的命令由中央军委主席团正式下达，命令称：

       “（一）增援军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其骑一团组成，前方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二）增援军司令部、政治部组织力求简单，必要之办事员由前方抽调，尔后由后方补充前方。（三）除罗、宋所部即日开镇原待命，准备附工兵连为先遣队，抢占靖远渡口，并督造船只外，主力两军限三日准备完毕，四日开始出动。出动前应准备事项如任务说明、经费、子弹补充等，由彭、任负责处理。”⑤

       接着，第二天，毛泽东更是将具体增援步骤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报指出：

       “甲、增援应在军队开始移动后告顾，过早恐危险。乙、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为宜。丙、增援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主力置西岸，罗、宋两部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陈、徐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似以第一种较有利……”⑥

       具体增援尽管如此紧锣密鼓的准备实施，但仍不能不看到，在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为再次建立统一战线而加紧谈判的时间当口，这种军事增援又谈何容易！搞不好，会不会出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情况呢？对此，中央特别是毛泽东不得不反复权衡，而权衡的结果正如1937年3月2日军委主席团在致彭德怀、刘伯承、左权并告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的：

       “乙、但增援及实行之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其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途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域。（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⑦

       不错，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和实质所在。中国共产党经年苦斗、流血牺牲，最终不都是为国家民族命运计吗？数年来的政策策略转型不都是为了营造“北上抗日”和“全民族抗战”这个大的前提吗？怎能眼看着一切将要变成现实却又功亏一篑呢？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后来援西军的停止出动、以及西路军的彻底失败，都从一个又一个侧面证明着中国共产党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红西路军是如此，身处陕北的中共中央也更是如此。而正是立足这个根本，可以说，红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这个大业和大义做出的重大牺牲。实际上，正是因为清醒地把握住了这一点，随着红西路军兵败祁连的电报一份份传来， 3月13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张浩并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李达、陈光、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及周恩来、叶剑英，称：

       “（一）西路军情况如所知。（二）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紧训练。”⑧

       军事救援就此终止。

       ①1937年2月21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8页。
       ②1937年2月×日，军委主席团致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并告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9页。
       ③1937年2月22日，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刘伯承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80页。
       ④1937年2月26日，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伯承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84—585页。
       ⑤1937年2月27日，军委主席团致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刘伯承及四军、三十一军首长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85—586页。
       ⑥1937年2月28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90页。
       ⑦1937年3月2日，军委主席团致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左权并告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94页。
       ⑧1937年3月13日，毛泽东致刘伯承、张浩并告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李达、陈光、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及周恩来、叶剑英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11—612页。

        援西军停留镇原后开展的营救工作

       援西军虽停兵镇原，使“援西”没按最初的设定去逐一实施和完成，但从另一层意味上讲，真正意义的上“援西”也正是由此得以开始。这，就是在镇原一带进行的就地营救和接应。起初，把“援西”救援改为等在镇原营救，对整个援西军来说，仅仅转这个弯子就足以刻骨铭心的了。记得笔者2003年接待来自广东省的一位红西路军老将军时（可惜，我当时是在以一个讲解员的角色在给老将军做西路军展览的讲解，因此没法拿笔把他说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甚至没能将他的名字记录下来），他就曾经细细的谈及于此，老将军说，当时，他就在三十一军，在他们驻军的村庄里，呜咽声整整持续了三天，有时，几里外都能听到那一片嚎啕之声。

       想想，每一位都是枪林弹雨中走来走去的人，每一位又都是铁打的汉子，就这样不停的哭上三天，那该是一幕怎样的场景啊！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字记述，曾经有谁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和听过这样的描述呢？

       真是“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老将军的一番话，让我每每想起便唏嘘不已。尽管时间已过去十年，尽管如今记忆也远不如前，但唯有那一幕，就如同是刻在石头上的记忆，永远是那样的明确和那样的清晰，同时，还有老将军那让人永难忘怀的神情——那不是伤感，可那凄凄然的意味远胜于伤感；那也不是痛苦，但又终归凝结着人类语言永难企及的痛苦。实可谓“天苍茫地苍茫，还是人生最苍茫”。应该说什么呢？还能说什么呢？

       而另据时任援西军司令部译电员杨国宇回忆：

       “3月5日从陕西淳化、三原出发，走到甘肃东部的镇原时，援西军司令部在这里开了一个连以上的干部会。会上宣读了一封西路军的电报，说西路军已经到了祁连山，经过多次残酷血战，迭遭挫折，没有办法上了祁连山的康隆寺，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援西军再渡河去，已远水解不了近渴了。这个电报一念，会场上顿时一片哭声，有的同志号啕大哭。刘伯承同志讲话也讲不下去了……”

       实际上，谁能说，不正是这样一副憾人心扉的历史画面，促使着此后的营救工作一直开展到了1937年8月的援西军改编。

       具体：一是及时向中央汇报通过电报和侦察到的关于李先念支队的情况，并由此提出相应的营救建议。

       据资料记载，1937年5月1日，援西军电报中央：

       “李先念等率八百五十人，到安西东边九十里处，虽有一电来，后再无电来。陈云同志在星星峡迎接他们之电，亦无法转走，远方亦无电来，现情况不明。”②

       5月8日，当李先念支队的400多人已到达星星峡并在陈云的接应下转赴乌鲁木齐时，援西军就将此新的情况及时上报中央：

       “河西工委现在安西、敦煌、古玉门一带活动，不知陈云去与他们接上头否。”

       同时，还建议中央：

       “由远方经新疆线索，对他们暗中掩护、补充，给以整理训练，使之背靠新疆、蒙古界上，而屯于甘境的适当地域，树立各军的旗帜。”③

       二是随即派出大量人员在镇原、平凉、庆阳、泾川、及至固原一带营救，不仅在这些地区大量书写和张贴写明红军驻地的通告，还尽可能的深入民间进行查找。徐向前、李聚奎等西路军将领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和信息途径回到援西军的。

       三是根据相关线索进行成批次的营救。最集中的一批是1937年5月上旬，当时，在获悉将有部分西路军被俘人员由兰州押往河南途中将经过平凉的消息后，援西军随即组织了精心营救，当这批约有1300多人的被押送人员行进至平凉东四十里铺时，化装成小商小贩的援西军侦察员便利用卖食品的机会，准确的向西路军被俘人员递出了情报。

       当被俘人员由此掰开买到的大饼时，只见有好几个大饼中都夹着这样的纸条：

       “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写着“援西军侦察员”。④

       于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在援西军侦察员的策应下，这1300多人中的大部分人成功脱险。再如1937年10月，援西军更是根据相关线索，在平凉、彬县、永寿一带，先后成功的解救了500多名西路军被俘将士。

       秦生《红西路军史》，第2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②1937年5月1日，毛泽东、朱德致任弼时、刘伯承、张浩并告徐向前电。见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2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937年5月9日，刘伯承、张浩致陈云、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25页。

       ④秦生《红西路军史》，第283页。

       周恩来在西安组织人员赴甘肃、青海进行营救

       西安“红军联络处”是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设在西安的办事机构，自1937年12月17日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等一行九人抵达西安后，这里就成了开展统战工作并营救西路军的又一大本营，特别是后来，随着红西路军危机的加剧，营救的触角更是得到多向度的展开。一方面是如前所述的同国民党当局的交涉，另一方面就是借助统战新局面的形成，千方百计地派人前往甘肃、青海做 “二马”的工作。

       据资料记载，1937年3月2日，毛泽东就曾为此专门致电时在西安“红军联络处”的周恩来，称：

       “（一）郭洪涛同学刘天民系杨虎城的人，曾作过青海的代表，与两马有旧，可以去找两马。（二）吴鸿宾是回民，是邓宝珊的人，亦可亲见两马。以上二人在西安均系大学生，与杜斌丞甚要好，请注意一找。”①

       事实上，也正是经周恩来安排，由曾任甘宁青工委书记的吴鸿宾②出面牵头，时年71岁的马德涵③先生在张文彬、马宪民陪同下很快由西安前往河西会晤了马步青，要求马步青着眼大局，切勿虐待俘虏。由于马德涵是西北地区较有威望的回民，且与马步青有师生之谊，还与青海省主席马麟熟悉，因此，马步青在商谈中也算是对张文彬提出的不许杀害俘虏、生活上给予善待、归还俘虏等要求给予了部分回应，并亲书两信，一信交由马德涵、马宪民④前往张掖韩起功处，一信交给张文彬去青海马步芳处。虽然无论是在张掖的韩起功处还是在青海的马步芳处，具体交涉都没获得实质性进展和取得什么明显效果，但营救意向充分表明，基本情况有所了解。特别是在武威马步青治下，关押的西路军被俘将士大都未遭杀害，后来还有部分被俘将士或被送往兰州，或被归还延安。⑤

       接着，就是吴鸿宾前往西宁开展营救。说来也巧，正当马德涵河西之行回西安后，大家继续商谈着如何再进行进一步的营救之时，恰逢马步芳叔父——时为青海国民党省主席的马麟⑥从麦加朝圣回青海路过西安，于是，时在西安的周恩来便抓住机会安排马德涵出面宴请了马麟，并向马麟及随行的青海省政府秘书长谭克敏谈及希望他们回青海后能从大局出发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尽管马麟本人对此次与周恩来的会面大感吃惊，但由于深受周恩来谈话感染，仍当场表示回去后定当尽力为之。随后，紧抓这个线索，并考虑马麟虽为主席但实权旁落的处境，为确保营救工作顺利进行，周恩来决定再由马德涵出面托马麟向马步芳保荐吴鸿宾去西宁工作，以开展具体活动。时在西安的马麟虽一并应承，并也嘱咐谭克敏开具了介绍信函。但可惜，就是这样一种周密安排，吴鸿宾在西宁马步芳处还是没能得到预想的进展。尽管碍于其叔父马麟的情面，马步芳也客气的接见了吴鸿宾，但由于防范心理太重，对如何安排吴鸿宾在西宁工作一事，自始至终闭口不谈。只是事后让部下古希贤、马霄石十分委婉地转告吴鸿宾，“我们这里范围小，地盘也不大，恐怕不能使吴先生有所施展，等以后再说。”⑦故，安排吴鸿宾在西宁工作的事无法落实。不得已，吴鸿宾就只好在西宁毛顺皮厂的一个亲威家里住了下来，明察暗访了解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情况。

       那真是一幅幅触目惊心的人间惨象！红九军军长孙玉清⑧被秘密杀害，许多人员继续关押，虽有一部分被俘人员或集中在乐家湾一带受训，或被分散各处并在严密拘押下服劳役，但待遇之差实属非人，稍有反抗则必遭屠杀。

       1937年3月2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95—596页。

       吴鸿宾（1902—1988），甘肃天水人，回族，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杨虎城的秘书，时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兰州市第一任市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省政协副主席。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三届全国人民大会代表。

       马德涵（1868—1958)，回族。祖籍江苏江宁，生于陕西西安。当过马步青的老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陕西省、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市人民政府委员。

       ④马宪民 ( 1902—1998 )，原名马国宾，回族，宁夏海原县人。西路军失败后，曾应中共之邀前往河西，开展营救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被安排在兰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

       ⑤在对待西路军被俘人员问题上，马步青和马步芳兄弟二人还是颇有区别，据史料记载，当关押在武威的二、三百红西路军被俘小战士集体要求返回延安时，马步青虽派人前往说服，但还是迫于国共合作的局势而顺应了这些被俘小红军的意愿，只可惜这些小红军由于国民党兰州当局的阻挠，通过抓阄，他们中只有一半人走上了返回延安的道路。

       ⑥见本书。  

       ⑦吴鸿宾《营救西路军二三事》。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下），第9页。

       ⑧见本书。  

        建立兰州“红军联络处” 开展营救工作

       西宁无法立足，那么目光就只好聚焦兰州。说来也是，尽管这一时期，马步芳势力在兰州一带渗透得十分厉害，但毕竟在1937年4月以前这里还属东北军张学良之于学忠部的辖地，而接替于学忠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一职的又是另一位虽是国民党大员但历史上和中共颇有些渊源的贺耀组①先生，因此，如何利用他们之间的一些不同和区别来建立办事处以开展就近营救，就成了如何打开新的营救局面的又一个关键。事实上，也正是由此，周恩来1937年2月提出了建立兰州“红军联络处”的主张，并于1937年6月3日，由叶剑英电告中央，曰：

       “我们拟派张文彬、彭加伦、关洪兵三人到兰州任各方联络，顾已同意事拟去函介绍贺耀祖，允带电码，不带电台。”②

       随即，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称：

       “甲、同意对河西俘虏处置办法。乙、同意派文彬等去兰州任联络。丙、要求顾介绍文彬至青海释回四方面军干部，并设法收容流落民间之人员。丁、向徐向前同志问明陈昌浩同志留藏地址，秘密设法接引回来。”③

       于是，刚刚从兰州返回西安汇报营救工作进展情况的张文彬④，便率领曾同样参加西安事变谈判并一度在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的彭加伦⑤，曾任红西路军教导团团长兼政委的朱良才⑥，原周恩来警卫并懂密码技术的况步才⑦，以及当时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人员黄文彬、王大成、刘富秀等七人，从西安赶到兰州，起先住在中央广场附近的陇海大旅社，6月上旬搬进了由吴鸿宾事先联系好的一处房子——南滩街54号，正式建立了兰州红军联络处，对外称“彭公馆”，全力以赴开展起了营救西路军的工作。

       其实，想办法在兰州建立办事处以开展就近营救，这是自1937年3月2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找人去青海后就一直着手的一项工作，早在吴鸿宾赴西宁前，就曾按照周恩来的嘱托带着一项在兰州找房子的任务，并且还把这一信息很婉转地告知了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这样做，一来属一种策略，即借机试探一下贺耀祖，看看在兰州这地方到底有没有建立办事处的条件和可能，二来也是一种铺垫，即把建立办事处的工作尽快以这种方式落到实处。好在吴鸿宾也确有一些社会关系，一来二去，就物色到了南滩街54号西院――这处马麟在兰州的公馆。而在此先后，张文彬也数次来到兰州，并在了解到兰州东郊拱星墩监狱关押着西路军被俘将士1300多人的情况时，就不断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希望能前去探望一下这些被关押的人员。虽然国民党甘肃当局极不情愿出现这种情况，并十分担心节外生枝，但在一拖再拖之后，鉴于当时国共合作局面业已形成的基本事实，仍不得不被迫同意张文彬的请求，并于6月上旬的一天，安排张文彬到兰州东郊拱星墩监狱探望在其关押的1300多名红西路军被俘将士。

       那真是一个让所有的亲历者都终生难忘的日子啊！那天，尽管张文彬的所有活动都是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下进行的，并且还有一个国民党第九十七师政训处长时时“陪同”，但张文彬还是代表中共中央看望了这些被俘的同志，一个个热泪盈眶的面孔，一次次激动人心的握手拥抱，一句句真诚的问候和对话，包含着多少令人振奋的信息啊！⑧

       事实上，兰州红军联络处就是通过上述努力和铺垫建立起来的。一句话，正是兰州红军联络处的建立，使西路军营救工作具备了就近开展的便利条件。

       ①贺耀组（1889—1961），原名贺耀祖，湖南宁乡人。时任甘肃省代省长。1909年因成绩优异被清政府公派日本留学。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于日本毕业后回国在湘军中任职，曾任团长、旅长、师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与谢觉哉等共产党人有过很好的交往。1926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南京卫戍司令、第三军团司令、驻苏联大使等职。1949年起义。后历任新中国的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②1937年6月3日，叶剑英致张闻天、毛泽东、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电。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写《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3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③1937年6月5日，毛泽东致叶剑英并告张文彬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写《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397页。
       ④张文彬（1911—1944），原名张纯清，湖南平江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团五军政委、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红七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等职，西安事变后随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赴西安谈判，这一时期，主要负责营救红西路军的具体事宜。后历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1942年由于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粤北省委和南委遭到破坏，在转移途中被捕，1944年牺牲。
       ⑤彭加伦（1905—1970），江西奉新县罗坊镇人。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从1927年开始，先后从事党的兵运、民运工作。后曾任红十二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任宣传科长等职。长征途中创作过《到陕北去》一歌，曾被毛泽东誉为“红色鼓动家”。1937年春，在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任上被调往兰州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处长。1938年春，又调新疆新兵营工作。后历任延安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太行山前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江西省教育厅长、省委宣传部长、北京政务院干部教育局副局长，教育部干部教育局局长等职，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⑥朱良才（1900—1989），湖南汝城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红军第四军军部秘书、中央苏区红军第三军第九师政治委员、第十四师政治委员、中革军委总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到陕北后因其熟悉红西路军人员情况而选派到兰州“八办”从事营救工作。后历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⑦况步才（1916—？），湖北省红安县人。1926年参加了儿童团。1928年参加了黄麻农民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军九十师司令部通讯排长，1935年调红四方面军总司令部二局学破译密码技术。“西安事变”前后，担任过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工作。1937年5月随彭加伦、朱良才一行来兰州组建“兰州红军联络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前身)，后历任抗大五分校第三大队第二区队长、南昌市军管会金融接管组长、江西省人民银行副行长、江西红星垦殖场场长兼书记、江西省农垦厅副厅长等职。
       ⑧方强《红军战士话当年》，第176—180页，淅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