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为进一步扩大战果，解放濮阳和南乐县城及豫北的大部分地区，打通与冀南和太行根据地的联系，冀鲁豫军区决定将指挥部前移。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中共冀鲁豫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进驻清丰县单拐村。宋任穷、黄敬、王宏坤、杨勇、曹里怀、朱光、张霖之、张玺等领导同志云集单拐，领导边区人民对敌反攻作战和建设边区。单拐村成为冀鲁豫边区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

       单拐村位于清丰县城东南30余华里的潴龙河东侧，不靠公路，比较偏僻隐蔽。该村抗日战争时期有农民400余人，是个小村。虽然村子小、人口少，但地主多、好房子也多，更重要的是单拐村及其周边一带是冀鲁豫边区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又是地方党组织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和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心。1940年初，在讨逆战役中，这里曾是卫东战役的主战场。1940年4月，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二纵队在单拐村附近的双庙集主持成立了冀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组建了冀鲁豫区四个地委和军分区的领导班子。单拐村及其周边一带良好的群众基础、政治局面，为冀鲁豫分局和军区司令部迁驻该村创造了条件。1944年12月，冀鲁豫分局和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在单拐村召开了全区县大队长以上主要负责干部整训大会。

       同时，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冀鲁豫军区展开了全区性的冬季攻势作战。冀鲁豫第八分区和十一分区部队对盘踞在菏泽、巨野、郓城、鄄城、单县、定陶、东平、肥城、聊城一带的伪军张瑞亭、张子刚、王志杰、时锡九等部展开大规模讨伐，

       寿张县（今台前）是鲁西地区敌人中心据点之一，但平时仅驻伪军一个县警备大队，约五百人左右。其企图是扼守黄河古道，配合郓城之敌在金堤上构筑封锁线，筑墙挖沟，分割我濮、范、观中心地区与昆张地区和运东的联系。他主要依赖阳谷的治安军九团和郓城的汉奸刘本功为后台，与其相互策应。

       经过日寇1942年“九二七”“扫荡”、1943年10月“扫荡”以后，阳谷、寿张、郓城等县的敌人，疯狂“蚕食”分割我抗日根据地，迫使我昆张地区变质，并封锁了我濮、范、观中心地区与东部的联系，造成了对我不利的形势。但是，从1944年8月昆张战役开始，我军先后在黄河古道两岸展开了猛烈的反“蚕食”斗争，紧接着又打了郓城西方北战役，把张秋至昆山之间、郓城至寿张之间的封锁线彻底摧毁，大片土地、广大的农村解放了，封锁沟平毁了，封锁墙拆除了。寿张县城就变成了一座孤岛，真是茕然独立，四面无援，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受到我军三面威胁。我地方武装日夜袭扰，不断打击，敌人终日不得安宁。此时，日寇在太平洋战场十分吃紧，自顾尚且不暇，当然也无兵力救他。在此岌岌可危、朝夕难保的形势下，寿张伪军于11月25日放弃县城，逃至城北之徐楼据点，观望风色。我寿张基干大队发动群众立即进行拆毁工事，不料伪军于27日又窜回县城，慌忙修筑工事，作固守之打算。

       我寿张基干大队黄大队长立即向分区报告了这一情况，八分区首长作了分析研究，决定乘敌惊魂未定，迅速集中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急袭手段，解放寿张县城，歼灭守城之敌。并请示冀鲁豫军区批准，由于来不及调其他部队，只好由七团担任主攻任务。

       自9月上旬以来，七团奉命到湖西地区执行任务，先后配合湖西十一分区部队攻克了陈老庄、李单楼据点，并追歼顽固派耿聋子部千余人，而后又在十一分区王秉璋司令员的指挥下，跨过陇海路，浩荡远征，跋涉千里，直抵皖北涡阳、蒙城一带，配合新四军兄弟部队进行反顽斗争。12月初才从湖北返回八分区，尚不到一旬，部队棉衣还未发齐，刚要在鄄北地区进行修整，未得片刻休息，现在又要执行急袭寿张的伪军，要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最快速度猝然出现在敌人面前，那么部队就要在一夜之内赶到寿张城下，这就势必要急行130多里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八分区首长们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认为七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能打能走，不怕拖，不叫苦，越打越强，不但不应该姑息，相反地越把艰苦地重担交给他们，越证明党和人民对他们的信任，正是他们的光荣，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好骡子好马要拉出去走走才能看出来。终于下达了命令：由寿张基干大队首先包围徐楼据点，切断寿张至阳谷的公路，并阻击阳谷县出援之敌。由七团配合分区炮兵连、特务连完成攻克寿张、歼灭伪军的任务。

       12月25日，是农历腊月初八，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死叫花。”冬至之后，三九天气是鲁西平原上最寒冷的季节，又正遇上北风夹着小雪扑面而来，迎风走路，呼吸也很困难。七团英雄们冒着严寒，顶着风雪，分别从鄄城以北（石楼、刘庄、田楼）和范县颜村铺出发，越过黄河故道沙滩，沿着金堤，全副武装，日夜兼程急行130余里，于深夜完成了对寿张城垣的包围，强攻准备就绪。

       翌日15时，分区炮兵连对寿张城西门进行抵近射击，只发射了几发炮弹就把城门打开了一个大洞，分区特务连乘虚而入，七团各营也分路迅速突入城内，当即将伪警备队、伪县政府迅速包围。在我大军压境的声势震撼下，敌人魂飞魄散，兵无斗志，官无战心，真是不堪一击，仅数小时就结束了战斗，一共毙伤敌数十人，生俘伪大队长刘志德以下400余人，缴获轻机枪6挺，掷弹筒3具，步枪300余支。

       我寿张基干大队，由伪军内线关（情报员）中队长徐小旺劝降徐楼据点，伪军100余人一枪未放便放下了武器。我军解放了寿张全境，随使昆张地区与濮、范、观中心地区连成一片。

       我冀鲁豫军区冬季攻势共歼伪军1500余人，收复寿张、大名等县城，拔掉日伪据点10余处，使冀鲁豫八、十、十一分区连成一片。

       随着根据地面积扩大，解放区人口增加，根据地建设中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1944年12月，中共冀鲁豫分局（又称平原分局）代理书记宋任穷致电中共北方局和中共中央，要求派大员前往冀鲁豫指导工作。

       1945年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最近冀鲁豫有极大发展，人口近两千万，为敌后最大根据地，但减租减息尚未进行，各种政策尚未完全正规，根据地的群众基础不巩固，为此，中央提议北方局及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并抽调一批有经验、作风好的干部到冀鲁豫，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求得根据地进一步巩固。”

       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从1945年2月起，即着手抽调干部，准备赴冀鲁豫工作。

       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带领北方局干部要来冀鲁豫分局指导民主民生运动的消息传到单拐村后，分局、军区领导非常高兴，大家纷纷议论，“邓政委来了，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一定会轰轰烈烈地开展下去。”冀鲁豫分局代理书记、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当即命令后勤部长傅家选，安排好北方局机关和邓政委的办公、居住地点。

       傅家选领受任务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找好了北方局所需要的房屋，但仍有一件事没有遂愿。原来，分局和军区主要领导用的都是带围栏的顶子床，而眼下这样的顶子床很难找到。“邓政委这样的大领导，跋山涉水，来冀鲁豫指导工作，用一张简易的小床歇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俺觉得愧对邓政委，也没有圆满完成宋司令员交代的任务。”傅家选自责地说。军区副政委苏振华了解到情况后，马上让通讯员找人，将自己用的顶子床送到邓小平住室。傅家选知道后，虽觉得苏副政委应了急，却也感到很内疚。便对苏振华说：“副政委，后勤部的工作没做好，我继续派人找顶子床。”苏振华说：“不要因为一张床太费心思了。邓政委既是客人又是老领导，咱们应尽最大努力安排好食宿。我让出一张床算什么？等邓政委完成任务离开后，再把那张床抬回来用就是了”

       1945年3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邓小平，率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宣传部长李大章等一大批北方局机关干部，从山西省左权县的麻田镇出发，经林县，在太行军区七分区的护送下，从淇县和汲县之间的塔岗口出山，顺利通过了平汉铁路。当天夜里，由冀鲁豫军区部队接应渡过卫河，次日进入冀鲁豫地区，来到了尚和县第二区（今属濮阳市华龙区孟轲乡）李家楼村，住到了李捷三家里。

       邓政委戴一顶旧军帽，披件破大衣，穿双土布鞋，很像一位普通的士兵，可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智慧的面孔，坚韧的性格，不拘言笑的相貌，干练果断的神态，使人一眼便看出这是一位不一般的将帅！

       房主人李捷三热情的招呼：“首长，请到北屋住！”

       “谢谢”！邓政委笑盈盈地说：“北屋是上房，是老百姓住父母敬长辈的地方，我住西屋就行了”。

       西屋是两间低矮潮湿的草房，大通间，两扇旧式木板门，一口宽不盈尺的条棂木窗，窗上糊的纸早已窟窟隆隆，明间空空荡荡，暗间靠北墙放张木板床。床头临窗搁一张二斗旧式抽屉桌，桌旁放几条木凳子，这就是邓政委办公、生活、休息的地方。就在这简陋的草房里，他天不亮就起床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亮着灯，全神贯注地总结八年抗战的经验，运筹着抗日待捷的策略。警卫员小田送水来了，他接过来放在桌上，水凉了，忘记喝，炊事员老马送饭来了，饭寒了也顾不上吃。

       “心疼啊，邓政委！”房主人由衷地对邓小平说，“你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付出了多大的精力和心血啊！”

       一天傍晚，紧张工作了一天的邓政委健步走出房门到村外散步，碰上两位老农挑着水气喘吁吁地走来。

       “怪呀！后街没井吗？你们怎么去前街挑水？”邓政委关切的问。

       “水井是有，就是井里的水……”老农想说又不好意思，说了个半截，笑了笑走了。

       邓政委便派人到群众中了解情况，才知道，李家楼后街路南墙旮旯里本来有一眼水井，井口上砌的砖残缺不齐。南方来的战士误认为是茅坑，把井水弄脏了，老百姓看见了，不好意思提意见，便悄悄地到前街挑水吃。

       事情弄明白之后，邓政委立即召开全体指战员大会，组织大家重新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肃批评了违犯纪律的行为。他说：”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决不能危害群众利益，为了挽回影响，我们要给群众淘井！”

       会一散，指战员立即行动起来，不到一晌功夫，井里的脏水全提出来，待涌出新水后，有的战士还带头喝了几口，全村群众都满意的说：“邓政委治军严明，对百姓秋毫不犯！”

       李捷三夫妇已过而立之年，有一个独生女儿，夫妇俩爱如掌上明珠，俗话说家庭越是贫寒，生活越是窘迫，越想留几口好的给孩子吃，窑里那几篮子红薯就是专门给孩子留的。

       这天，孩子要吃红薯，捷三夫妇忙煮了几个，看着水灵灵的红薯，他们有了心事：自从邓政委住到家，待淑霞跟亲生女儿一样，抱抱、逗逗、给吃的……可咱拿啥回敬呢？于是，他们便拣了几块上好的红薯，叫淑霞送了去。

       卓琳、孙明、大章几位同志正在研究工作，一看房东送来了红薯，很是高兴，但转念又一想：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不能要群众的东西。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邓政委来了，听了这事的缘由，笑容满面地说：“好嘛，礼尚往来嘛！”

       于是，卓琳同志就用自己的生活津贴买了两个白馍头，送给了捷三夫妇。小女孩淑霞双手举着馒头跑来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喊着：“卓姨给我的白馍馍！”

       一天早饭后，儿童团长李金祥领着一群十来岁的娃娃，说说笑笑来找邓政委写团旗。

       警卫员小田拦在门外说：“政委正在忙工作，不能打扰”

       “打扰？政委早就让我们来玩呢！”“玩？去别处玩，这不是玩的地方。”

       门前的争吵传到院内，邓政委闻声走出院来，他给警卫员使了个眼色，和蔼地对这群孩子说：“小客人，请进！”

       一群天真的孩子涌进邓政委的住室，七嘴八舌地说：“写团旗、写团旗！”

       邓政委满面笑容地说：“好！服从命令！”说着随手拿起笔来，稍一停顿，又说：“大章呀，你的字写的不赖，你写好了！”大章未加推辞，挥笔疾书“儿童团”三个大字。

       1945年3月14日，邓小平组织召开了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大会冀鲁豫区会议（地点在孟轲乡东干城天主教堂，因此也称“东干城会议”），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2个专署，116个县的218名参议员参加会议，其中中共党员约占1/3。

       行署主任孟夫唐代表参议会主席团致开幕词。他提出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贯彻民主政权建设的“三三制”，更加发扬民主，团结全区各层人士共同抗日，共同建设边区。分局代表宋任穷（军区司令员，代理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军区代表杨勇（军区副司令员）等分别讲话或发言。

       宋任穷在讲话中要求广大党员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发扬民主精神，与党外人士共同合作，为扩大与建设冀鲁豫边区而奋斗。

       3月17日至3月19日，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冀鲁豫区办事处主任赵明甫、行署主任孟夫唐分别作报告。3月20日至26日，各参议员进行分组讨论和大会讨论。4月2日至9日，各参议员讨论提案。4月12日，大会进行了选举。申伯纯当选为本届参议会议长，晁哲甫为副议长；杨秀峰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徐达本、孟夫唐、贾心斋、王笑一等26人为边区政府委员。决议两署（即冀南、冀鲁豫两行署）正式合并为冀鲁豫行署，建立行署行政委员会组织，选举万晓塘、杨汉章、孟夫唐等23人为行署行政委员会委员，并选举孟夫唐为行署主任，徐达本、贾心斋为行署副主任。。

       “东干城会议”上，开始提出的行政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中，中共党员人数超出了1/3的比例，分局领导宋任穷（分局代理书记、组织部长）、张霖之（分局民运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李菁玉（分局宣传部长）主动要求放弃候选人资格，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爱国民主人士、前国民党滑县县长贾心斋当选为副主任。

       会议总结了全区减租减息、增资增佃斗争工作，部署了全区发动群众、互助合作开展大生产运动、增产支前等项工作。

       东干城会议选举产生的冀鲁豫边区议（会）行（署）合一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地方政权的雏形，开创了中国民主建设的新途径。这届边区参议会在边区民主制度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认真贯彻了民主政权建设“三三制”原则，不但对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共同建设巩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全国其他根据地产生了积极影响，提供了成功经验。

       4月27日，邓小平等人离开李家楼，来到单拐村，住在村民陈学修家。陈家大门朝西，是一进三的大院。进了大门，是个坐北朝南的三合院，堂屋是楼房，由房东住着；东面有南北2个小院，邓小平住在北院北屋东2间。当知道苏振华让给自己顶子床的事情后知道，邓小平爽朗地笑着说：“我和七生（苏振华原名）都是做政治工作的，是一条战线的战友，他的床我用着心里踏实！”

       邓小平刚到单拐，便有喜讯传来——军区部队攻克了日军重要据点南乐县城。邓小平闻讯喜笑颜开，他幽默地赞叹杨勇：“男人头上戴冠，不失为‘勇’，不失为‘勇’！”

       为正确指导边区的群众运动，掌握第一手材料，邓小平把带来的北方局机关干部分三个组，分别派往老区濮县、滑县和新区濮阳三个县的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接着听取宋任穷等人的汇报，并传达了中央保护中农、团结中农等指示。

       一天傍晚，邓小平走出房门，与住在陈学修家南院的雇工栗明山拉起了家常。当听到栗明山一年挣不到30块钱、母亲还得讨饭糊口时，邓小平沉思了一下，热情地鼓励栗明山说：“不够，就得要求增加工钱，要和地主斗争。你们要组织起来，全区、全县的长工都联合起来，不增加工钱就不干，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开展增加工资的斗争，肯定能取得胜利。”

       邓小平的话语使栗明山豁然开朗，坚定了斗争的信心，他提出请首长给几个穷哥们开导开导，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在邓小平的住室里，来了十几个本村的佃雇农骨干分子，他们七言八语地谈了各自的生活状况及减租减息的情况。

       邓小平最后说，你们讲的情况很重要，让我了解了一些文件上看不到的东西。你们是雇工和佃农，是革命的依靠力量，现在生活都很苦。我们实行的是增资斗争，搞减租减息，改善你们的生活。将来我们还要土地改革，使大家都有地种、有饭吃，这就要靠我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座谈之后，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边区各地组织雇佃农举行纪念大会，成立单独组织，提出了“为改善生活而奋斗”的口号，有力地推动了减租减息和增资斗争的开展。在单拐村东头大场里举行的纪念大会，周围十几个村子的4000余名干部群众都参加了。雇工代表栗明山、农民代表陈庆行和妇女代表翟翠莲先后发了言，大会开得圆满成功，邓小平非常高兴。

       邓小平同志在经过一个半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多方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于1945年6月6日召开了分局群众工作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冀鲁豫边区的这次运动，是在中共中央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的，获得很大成绩。要从实际出发，抓住减租减息这个中心环节，充分发动群众，分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和阶层，区别对待，将运动约束在中央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邓小平的“六六讲话”，肯定了冀鲁豫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的主要成绩，纠正了偏向，端正了航向，保证了运动健康地发展。

       会议之后，减租减息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邓小平随后又协同指挥冀鲁豫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进行了东平、阳谷、鲁西南战役，歼敌万人，扩大了冀鲁豫边区。

      冀鲁豫边区从1942年9月至1945年9月广泛深入开展的民主民生运动，使农村群众基本在经济上改善了生活，在政治上获得了民主和权利；使抗日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大增强，边区各项建设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边区根据地获得了空前巩固。这一切，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乃至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七大期间，邓小平同志作为七大代表一直留在单拐工作，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6月10日晚，邓小平接到毛主席电报：“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安开会。”

       接到毛主席电报后，邓小平抓紧时间向北方局、平原分局、行署和军区领导安排和交待工作。要求北方局机关继续留驻单拐村指导边区的减租减息和民主民生运动，完成中央交付的政治使命。不久，邓小平携夫人卓琳告别驻单拐村的党政军领导和单拐村的父老乡亲，赶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一中全会。

       邓小平同志在单拐住了近3个月，是其在河南工作生活最长的地方。

       1945年9月，为适应战争形势对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的迫切需要，冀鲁豫军区决定在清丰县单拐村成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军事工业部。建立了兵工一、二、三、四厂和炸弹厂等20余个兵工厂，其中，兵工一厂就设在单拐村，二厂、四厂、炸弹厂、皮革厂也均在单拐附近。单拐村又成为冀鲁豫边区军工生产的中心。

       兵工一厂职工210人，设备25台，主要生产九二式70毫米步兵炮。利用咸丰年间建立的陈氏祠堂作厂房，全村腾出150多间民房供职工和家属居住，常年有20多名民兵在公安人员带领下，轮流值班，保护工厂。在这样恶劣的战争环境下，1946年4月，兵工一厂成功试制了我军兵工史上第一门大炮——“盖亮号”70毫米步兵炮。该炮重量只有200公斤，口径70毫米，射程3500米，一匹马可以拉动，拆开后两匹马可以驮走，非常适合八路军游击作战的特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目前这门大炮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