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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战争年代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见
发布时间:2024/9/4  阅读次数:4  字体大小: 【】 【】【


      王兆相(1908—2009),陕西神木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曾任陕北红军第三团团长,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师师长,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师师长、衡阳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院院长、军委工程兵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35年,我正在陕北神(木)府(谷)佳(县)榆(林)革命根据地担任红三团团长,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到陕北的喜讯。当时,神府佳榆革命根据地正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 “围剿”中,已与西北革命根据地隔绝。我们在紧张的反“围剿”战斗的间隙,时时盼望着能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能见到毛泽东主席。

       在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援下,我们孤悬陕北最北端的根据地坚持了下来,红三团也发展壮大成了有两千多人的陕北红军独立师,我被任命为师长。随着“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爆发,独立师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六团,我任团长。毛主席给我和政委发来电报,命令我团东渡黄河到山西参加抗战。我率警六团出征晋西北,迎击日伪军,建立抗日政权,迅速打开了局面。

       1938年3月,我奉调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安排我入学之前先去见毛主席。

       3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到招待所找我,说毛主席要接见我,让我快去。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马上赶到毛主席的住地——延安城北门内的凤凰山麓。

       秘书把我让到毛主席办公的窑洞,我一进门,见毛主席手拿一支烟站在那里沉思。我立正向毛主席敬了军礼,朗声说:“报告毛主席,我是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

       毛主席笑着走过来,向我伸出了手。我忙用双手握住了毛主席的手。毛主席亲切地说:“没见过面,可早就知道你,快坐下。滕代远同志说你来延安学习,这很好。”

       我是陕北人,以前只收到过毛主席发来的十几份电报,从未接触过毛主席,所以有些拘束。看到毛主席这样平易近人,我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我在神府佳榆地区工作、战斗多年,毛主席首先向我询问了神府佳榆根据地的情况,问得很细。我把根据地和红三团、独立师创建、发展的情况作了扼要的汇报。

       毛主席专注地听完,思索着说:“神府佳榆的人民群众为创建和保卫这块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你们能紧紧依靠群众粉碎敌人的几次‘围剿’,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壮大红军的力量,这是很大的成绩。现在,神府佳榆已经成为晋西北八路军的稳固后方,在抗战中战略地位很重要。总之,神府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党中央是满意的。”

       听了毛主席的话,我想到了那些为创建和保卫神府佳榆根据地而英勇牺牲的战友们、乡亲们,他们的血没有白流,毕竟毛主席和党中央记着他们,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接着,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才开辟不久的晋西北根据地的情况。当讲到我团一个营留守神府黄河河防,主力两个营800余人渡黄河东征,不到半年就增加到2000人,毛主席满意地点了头。我又讲到国民党军队的一位师长,把指挥所设在距前方30里的一个防空洞里,白天不敢出来,晚上才出来,参谋人员给他汇报战况,声音大了点,那位师长马上制止,说是怕被日军听到。毛主席听得笑了起来。

       我在晋西北时,曾奉一二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命令,礼节性地拜会过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何柱国是东北军将领 ,抗战愿望强烈,他认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行之有效,而国民党的政训处没什么用,希望八路军派政工干部帮助他开展工作。我把会见何柱国的情况也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感兴趣地说:“何柱国是看出问题来了。在国民党军队和东北军里,确有不少将领是要求抗日的,必要时可以帮助他们。何柱国能和你谈这些情况,也说明他的倾向,今后可以继续做他的工作。”

       在我汇报过程中,毛主席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我的文化程度低,许多事情靠脑子记,所以有个别数字没讲对。毛主席马上做了纠正。对一些我讲不清楚的问题,毛主席接过去做了解释和说明。

       最后谈到了学习问题。毛主席望着我说:“战争情势下,学习机会是难得的。你文化低,这次进‘抗大’要好好学习。你在神府根据地的创建中做了不少工作,有许多好的经验,但是不善于总结,你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努力学习,学习搞好了,才能更好地工作。”

       这时,秘书进来报告又有客人到了。我站起来说:“主席,你很忙,不耽误你的时间了。我一定好好学习,提高自己。”

       毛主席微笑着说:“好嘛,希望你在学习方面也打胜仗。”

       我给毛主席敬了礼,转身向窑洞外走去,毛主席一直把我送到窑洞门口。第一次见毛主席,谈了一个多小时,我细细琢磨毛主席对我讲的话,感到深受鼓舞和鞭策。

       我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几个月,又被安排到马列学院继续学习。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举行第一届会议,我被马列学院选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分在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同组。  

       会议秘书长曹力如同志通知我,由我担任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的组长。我觉得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里大首长很多,自己当组长不合适,就极力推辞。但曹力如说:“让你当组长,是征求过首长们的意见的,他们都同意了。这次会要开十天,首长们工作多,有些分组的小会就不一定来了。你当组长,有大事报告他们一下,小事你就处理了,这样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嘛。”我只好应承下来。

       刚当上组长,我就得到会议秘书处通知:一些地方的同志给大会送来了少量土特产,秘书处决定分给与会代表。我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没有来,就给他们一一写了便函,再签上我的名字,由曹力如派人送了去。

       两天后,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们都来了,在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的位置就坐。毛主席恰巧来到我的座位前,我站起来给他敬了礼,向他问了好。

       毛主席认出了我,与我握手时说:“王兆相同志,你派人送来的便函和礼品,我都收到了,谢谢你啦。”坐下后,毛主席又说:“王兆相同志,你是我们的组长,我事情多,不能经常来参加小组会,我先向你请个假。”

       我笑着说:“你是中央领导人,不到会总是工作忙呗,还向我请什么假呢?”

       毛主席说:“啊?中央领导人也是普通代表嘛,再忙也不能不请假,不请假是不对的,这可是个组织原则问题。”


       休会的时候,毛主席向我了解了头一天会议的情况,还关心地问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有没有困难。他说:“你当过团长、师长,带兵、打游击战还是很有经验的。但文化低,不善于总结提高。所以一定要抓紧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增强理论修养。不但要善于工作,还要会总结,把自己的经验写出来给大家看,借以推动工作。要学习,总结,再学习,再总结。”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届会议结束时,我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十五名政府委员之一。毛主席笑着勉励我说:“结合实际努力学习吧,学习使人进步,肯学习的同志才能为人民做更多的事。”

       我自马列学院第三期毕业后,被派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率领一个旅开赴东北战场。这期间再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直到辽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第四野战军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在香山接见与会的四野干部时,我才于10年之后又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比在延安时胖了些,气派也更大了,他声音宏亮地对我们说:“我们二野、三野、四野三路大军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浩浩荡荡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战争年代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转眼过去好几十年了。毛主席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仍然难以磨灭。作为一名红军老战士,我在怀念毛主席的时候常想:像紧紧地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地思考和解决问题,结合实际努力学习这些毛主席倡导的东西,我们,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应当永远珍视、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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