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1900—1970），湖北黄陂（今大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三十八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第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央军委确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我是从上海军医大学毕业的，多年从事医务工作。直到十几年前，我才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开始沿着父亲徐海东的战斗足迹寻访他的业绩。

       我从老家大别山区到鄂豫陕根据地，再沿着父亲任军长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线，经甘肃、宁夏到陕北。我还去过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率部痛击日本侵略军的山西平型关、町店，河北平山洪子店，安徽定远周家港……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欢迎，老房东们甚至记得我和哥哥的小名——小松子、小林子。即使是从未见过面的中年人、青年人，也围着我问长问短，亲热得很。宁夏东部、南部的回族父老乡亲，还一代代地保留着父亲送给他们的礼物，精心维护着父亲住过的窑洞和房屋。

       天南海北的老百姓为什么会把我父亲以及他的战友们视作亲人？深入采访之后，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我父亲常说的一句话——“要处处为群众着想”。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为人民打天下的同时，总是尽可能地为群众做好事、做实事，从不损害群众一丝一毫的利益。

       1935年，父亲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路过宁夏的回族聚居区时，不仅三令五申必须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还要求部队帮助回族人民干庄稼活，打扫街道。回族人民纷纷传诵说：天底下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他们推想：红军既然叫作红军，必然喜欢红颜色，特地把羊一只只的染红了送给红军，以表慰劳之情。

       抗日战争中期，我父亲由八路军一一五师调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担任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他在安徽定远指挥过反击日军的周家岗战斗之后，大口吐血病倒，被送到皇甫山脚下的窝子里村养病。他看见乡亲们烧柴紧张，便叮嘱警卫部队的领导说：“要处处为群众着想啊，战士们上山打柴要注意，让群众在近处砍柴，你们到远处砍柴。砍柴时只能砍树枝，不准砍树。”警卫部队为减轻人民负担开荒生产时，他要求开荒之前必须先征得群众同意，一定要开真正的荒地，千万不能占用群众的耕地。

       后来，父亲发现窝子里村几天不下雨就旱，下几天雨就涝，便想建造一座具有抗旱排涝功能的水坝。他让战士们抬着他在村外到处转，亲自勘察选定了坝址。这座长160米、高3米的水坝由警卫部队动工建成后，天旱能灌溉雨多又能排水，为窝子里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这座水坝被当地群众命名为“海东坝”，至今还屹立在那里发挥效益。

       抗日战争后期，父亲在津浦铁路（今京沪铁路）以东的芦店子养病时，正赶上房东王大伯的儿子要娶媳妇办喜事。当地有个风俗——新娘子入洞房以前，要由两个属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引路。我哥哥徐文伯（小名小林子）正好属牛，又是徐海东的儿子，房东老两口便希望我哥哥去当“金童”捧花烛。他们向警卫部队的领导提出了这个要求，警卫部队的领导却认为捧花烛的风俗有迷信色彩，让首长的儿子去捧花烛影响不好，就没有答应。事情不知怎么传到了父亲的耳中，他笑着说：“我看这不但不是什么坏事，还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什么特别？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嘛。我同意小林子给房东的儿子捧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父亲的决定告知了房东老两口，他们全家人都十分高兴。到了办喜事那天，哥哥果真去当“金童”捧了花烛，在全村群众的簇拥下，他和一位挑选出来的“玉女”共同把新娘子送进了洞房，给喜事增加了喜庆色彩。这件事迅速地在十里八乡传开了，老乡们都说：新四军大官的儿子肯给我们老百姓捧花烛，共产党和我们真是一家人。

       解决战争初期，父亲来到山东莱阳县石河头乡思格庄养病。警卫部队为了让父亲静养，劝说庄里的群众不要在父亲的住室外大声说笑；赶牲口时，也不要吆喝牲口甩响鞭；他们还到附近的铁匠炉去打了招呼，请铁匠师傅尽量减少叮叮当当的打锤声。父亲得知此事后很不高兴，找来警卫部队的领导说：“你们保护我，照顾我，我是感激的，但决不能因为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就限制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我们闹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得到幸福和自由吗？希望大家不要光顾我的病，今后办事要处处为群众着想。”警卫部队的领导向思格庄的乡亲们道了歉，父亲脸上才有了笑容。

       父亲在思格庄住了一阵后，又发现了问题：庄里大多数人不识字，甚至连名字都不会写，钱也不会数。父亲觉得农民这样没文化不行，便把区委联络员朱得宝请来商量说：“庄里办个农民夜校吧，农民在夜校里学了文化，摘掉文盲帽子，学点科学知识，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嘛。至于教师的问题也不难解决，可以从警卫部队里找有文化的干部战士教课。”在父亲的倡导和支持下，思格庄的农民夜校开课了，共有51位村民参加了学习。7个月后，其中的41位村民能够念信、写信、记账、算账了。2001年我去思格庄时，一位当年参加过夜校学习的村干部对我说：“是你父亲看得远，才让我识了字，没当睁眼瞎呀。”思格庄的朱玉亭、于学江等老人告诉我：“解放后，有了化肥，别的庄却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思格庄的农民上过夜校，识字，一看说明书就会用了。刚开始用化肥那年，思格庄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两倍多，被莱阳县评为“生产模范村。”

       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这正是我父亲徐海东他们那一代人在战争年代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我想，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要想兴旺繁荣，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就应该像战争年代那样，真心实意地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服务。

       （编者注：作者徐文惠为徐海东大将的女儿，原为北京军区总医院军医，现为北京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