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初，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流的“四五”运动。

　　4月1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的下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拆开一看，信封里面装着的是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份报纸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这份报纸的刊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接着，寄报人在这份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拆信的这位负责人见此，连忙把信送给当时《人民日报》的总负责人，随后，此信又被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读着这些文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但他还是装作从容的样子，把这份《人民日报》装入信封之中，然后问:这件事还有谁知道？《人民日报》总负责人答道:除了我和那个拆信的负责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姚文元交代:这件事，只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谁也不准说出去。此后，姚文元把这封信锁在自己家的抽屉里。他没有把这封信交给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也没有把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看。

　　第二封信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正在这时，姚文元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是7月下旬新华社负责人转给姚文元的。信是由新华社某省分社的一名记者写的，信封上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

　　这封信反映的主要内容是:某省省委的一位同志对新华社分社记者讲述他在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某某某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时，说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话。这番话的主要意思是说，毛主席现在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现在华国锋虽然当上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但是没有能力，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方面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华国锋在外事工作上也没有经验，而某某某则能力强，他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现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争，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写信的新华社记者还要求姚文元看过这封信后，把信转给毛主席。姚文元看过之后，还是把信压下来。

　　姚文元把这两封信扣下，他到底是怎样想的？

　　中央专案组在1980年7月17日审讯姚文元时，姚文元曾交代说:“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解决到自己头上了。”同年姚文元在接受审讯时还说:我想，如果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他们，他们就会马上追究，而这两封信不是一般的信，必定与中央内部高层人物有关，追来追去，不一定追查清楚，反而会在中央内部树敌过多，使我在中央内部处境不利。

　　从姚文元的上述交代来看，他是预感到“四人帮”要垮台，他自己也要出事。他不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预备一旦出事，他好有一个向华国锋、叶剑英请功的东西，也好把自己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区别开来。

　　姚文元是否考虑过在毛泽东逝世后，他要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断绝帮派联系呢？显然是考虑过的。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了他的矛盾心情。他是想与江青等人从此保持一定距离的。那时，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了。但是，姚文元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还是下决心要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