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刊物最近公布了新近发现的张学良1936年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根据此信，多数学者认为：张学良曾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前 夕，曾由西安前往肤施（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进行两次政治性会谈。问题是：张学良在受到周恩来以及中共的影响后，是否改变了自己多年信奉的“君子不党”的传统观念，申请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中来？ 一封珍贵的信函 最有说服力的论据，莫过于新近发现的张学良1936年夏天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了。  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在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让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努力！并迄代问候诸同志为盼！

　　弟张学良 启 （而后用李毅）

　　这是一封绝对珍贵的信件，也是我党重要档案资料中非常稀有的一封张学良的手书原件。对照这封历史信件与张学良早年（即1936年前后）的往来信件手迹，不难看出，此信确实出自张学良的亲笔。 信函中间加有引号的一句话，应该是周恩来给张学良信中的原话。张在此作了引用，表示他赞成周的“这一说法”。 这封信，是通过中共驻西安秘密通道，委托“刘（鼎）同志”直接送往延安的。可见，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共与张学良之间，已经建立了可靠、专用的秘密通道。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封珍贵信件生动表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已经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至诚至信的情感。特别是他视周恩来为“同志”这一事实，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这封信目前已被国内史学界认定：这是张学良希望加入我党的重要佐证。

　　众所周知，张学良当时在国民党内的职务，是仅逊于蒋介石的“剿匪”副总司令，如果他对中共没有至深信任和倾心靠拢的意向，是决不可能称一个被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公开宣称为“共匪”的周恩来为“同志”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张学良在这封不足百字的短函中，居然还称呼被中共派往西安张公馆担任联络员的地下党员刘鼎为“刘同志”。 而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他竟然这样写道：“并乞代问候诸同志为盼”。 张学良在这里所写的“问候诸同志”，当指中共中央的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等高层人物。问题是，像这样出自国民党军政大员手书的信件，既称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同志，亦称刘鼎这样的中共地下党员为同志的写法，决不是一般的笔误。 查阅张学良1936年前后的大量信函，这种称谓，也绝不是张写信时的习惯用语。由此可以断定，这是张学良在思想上向中共靠拢和实际上已将他自己的政治命运，与中共结合在一起的真实体现。

　　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张学良问题专家毕万闻所著《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一书称：“张学良早在1936年7月1日前，就正式通过刘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而上面提到的这封由刘鼎转给周恩来的信，则写于当年的7月3日。 如此一来，张学良在致周恩来的信中称对方为同志，就有了较为合理的原由。 张的入党申请遭拒绝 查阅党史可知，1936年4月，毛泽东、彭德怀曾给张学良发去密电，电文如下： 汉卿将军：我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延安），与张先生会商救国之计。定于七日由瓦窑堡起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毛泽东 彭德怀 不过，当年8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在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函中，却按照张氏前次信件的要求，改称张学良为“李毅同志”。显然，我党领导写信时这种称谓上的改变，是与张学良7月3日写给周恩来的信相呼应的。彼此以“同志”称呼，无疑都是非常郑重、严肃、亲切的。

　　现有资料证明，中共对张学良提出的入党申请，是极为重视的。在得到刘鼎转达的要求次日，中央即在安塞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了张学良的入党申请。会议中，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将张学良作为“特殊党员”接纳。 由于接收张学良加入中共事关重大，故而7月2日，由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致电共产国际，请求对此事的具体指示。张闻天当天的电报上即有：“我党拟许其（张学良）入党”等语。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共产国际对张学良的入党要求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张学良是军阀出身，又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所以回电拒绝他的入党申请。

　　在8月15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明确表示：中共匆忙发展张学良入党，是有欠考虑的。 结果，中共发展张学良入党的美好计划，便因共产国际的反对而胎死腹中。 于是，从当年10月5日起，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联名给张学良致信时，已将对方的称谓重新改为：“汉卿先生”了。同样道理，张学良在此后的所有信函、电报中，凡属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正式文件，称谓也有所改变。他不再称中共领导人为“同志”了。 譬如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就是一个证明。这份紧急电报的全文如下：

　　东、来兄：电均奉悉。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宗南）敌南进。 这份电报的落款为：“弟 毅”。

　　12月12日下午，张学良在第一时间致电毛、周，请教“高见”，显示了他虽然没有被批准加入中共，但仍然对中共保持着高度的认同感。 同年12月17日，张学良为了防止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和汤恩伯的国民党部队向西安逼近，曾再次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请求红军予以“协防”。在这封电报中，张学良甚至渴望知道（共产）国际对于西安事变“有何批评”。 这封重要电报的抬头，仍然是“东、来兄”。电文则是：“……联军以抗日救亡为目的，现集结于……。希贵军主力驻扎……地区，……以掩护本军后方之安全，并盼饬陕南之陈先瑞（注：红军部队）向……一带出击，抗敌之后方。现此间（注：指西安）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之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这封电报清楚表明，张学良渴望知道：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看法。

　　由此可以推测，中共中央拟同意张学良入党，而共产国际却没有批准张的入党申请的事情经过，我党中央应该是婉转地通知了张学良。 能够佐证张学良曾经申请入党的“证据”，还有两则。 其一，阎明复在其《忆宋叔》（宋叔，即宋黎同志。中共秘密党员，西安事变期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一文中，曾经回忆：宋叔说：“张学良是否中共党员的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心，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等不多几人，但他们都已去世，尚健在的只有叶帅了……我和叶帅的谈话内容，我都记录了下来，放在了保险柜内，等我死了，再拿出来给中央。” 1992年，张学良在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张之宇谈话时，曾经这样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说，我自己就是共产党。” 这些珍贵史料的被发现，不能不让人产生许多新的思考与感慨。（《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