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如果不是河南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冯纪汉提出来叫我写《朝阳沟》，也就不会有这出戏的出现。

　　那是1958年3月初的一天上午，他来到豫剧院对我说：“兰春，你写个剧本排一排行不行?”我说：“我倒是有个计划，但今年不行了。”冯说：“最近全省准备开个局长会，会议结束时要看戏。你最好还是能尽快写个戏。”我问：“多长时间?”他说：“一个礼拜。”我说：“你拉倒吧!别开玩笑了。别人不懂你也不懂，连写带排7天能搞个戏?”他哈哈大笑说：“就是时间短了点儿，你试试看。写什么，怎么写，由你选材，写不成也不要紧。”说完往桌子上扔了两盒烟就走了。

　　冯纪汉走后，我想，作为我的老领导，他遇事总是那样关心、随和地跟我商量、探讨，从来不轻易下硬任务，我要是不写个剧本也实在对不起人。可是写什么题材呢?那两天白天黑夜我都睡不着觉。当时正是成千上万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看到了这热烈的场景，有感而发。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多年的生活积累，我自然而然地回忆起1957年在登封县曹村抗旱浇麦的生活中朝夕相处的男女社员们。动笔写戏，就是写人，写人先写唱词，这是我的习惯。我当时住的是小楼房，我爱人窦荣光在局里当秘书，每天抄抄写写，又忙又累，回到家里就想休息。我的毛病是不踏着节奏哼着腔就写不成戏，为此两个人还吵了一架。

　　写《朝阳沟》时，第一、二、三、四场有草稿，第五、六场只有唱词，第七、八场因时间太紧来不及写草稿。我这边写着，那边就叫王基笑、姜宏轩配曲，演员学唱。排练场就在河南人民剧院二楼前厅。河南豫剧院三团业务副团长、导演许欣负责初排，我写好一场戏再去重点加工排练。到了后几场，先是用录音机把我编的唱词录下来，后来录音也来不及了，就随手拿个纸烟盒或头疼粉袋，想出两句就写出来发给演员学。最后一场，我干脆就到排练场去直接口述，叫演员当场记。就这样，七天七夜编排出了《朝阳沟》。

1958年3月20日，《朝阳沟》在郑州北下街河南剧院(今已拆除)首场演出了，参加全省文化局长会议的同志都来看这出“跃进戏”。开演前，冯纪汉副局长先简单地介绍了剧情和编排经过，人们还有点儿不相信。戏要开演了，我说：“等等，还有四句合唱的词没想好呢!”冯纪汉到大幕前说：“同志们，稍等一会儿，还有四句合唱的词没想好呢!”观众们哄的一声都笑了。我赶紧编了四句词，就是：“老风俗旧习惯年年改进，年年改月月换日月更新。有文化能劳动情通理顺，要当成传家宝传给儿孙。”我说：“不用作曲了，就用豫剧的‘迎风板’，演员们都会唱。”冯纪汉问：“开幕吧?”我说：“戏还没有名字哩!”冯纪汉只得又到幕前说：“再等一等，戏还没有名字哩!”台下又是一阵笑声。我想：曹村的山坡上有个朝阳寺，那一带的地理环境都是丘陵山沟，剧名就叫《朝阳沟》吧!谁知演出以后效果还可以。

　　从当时的剧本看，有的地方也是差三隔四，不合乎逻辑，很粗糙。现在人们所熟悉的电影剧本和舞台剧本，是在后来的演出实践中不断修改完善的。我要说的是，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能连写带排完成这出戏呢?可以说是靠集体的智慧：没有王基笑、姜宏轩、梁思晖等同志是不行的；咱们那班演员多来劲儿，完成个紧急任务他们都毫不含糊；那时的乐队、舞美队多厉害，指到哪儿“打”到哪儿；还有冯纪汉这样贴心的好领导，也可以说没有冯纪汉的支持、鼓励和信任就不会这么快编排出《朝阳沟》。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主、客观条件凑在一起，互相配合，团结一致，才完成了这个任务。

　　1963年春，上级决定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把舞台戏《朝阳沟》拍成戏曲艺术片。我正在修改剧本，省委宣传部于大申副部长找我说：“兰春呀，我给你提个不合理的要求，‘亲家母对唱’中给演二大娘的马琳加几句唱。”我说：“那不中，不是唱的地方。”于大申说：“我知道也不在理，你试试看。”我看老部长比较了解戏，就考虑了一下，说：“那不能多加，最多加四句。”于大申说：“有四句也好。”我经过构思，插上了二大娘的唱，巧真、银环也各加了一句唱。这样一来，演员的表演更活了，观众反响很强烈。“亲家母对唱”的段子已广为流传。

　　《朝阳沟》能在短短7天里连写带排就上演了，我觉得跟我在登封大冶镇曹村一带的生活经历有关系。1945年春夏之交，我们八路军豫西抗日第一、第六支队各一部在皮定均、刘昌毅等指挥下，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解放了大冶镇。这个仗打得很艰苦，由机枪、迫击炮掩护，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前赴后继，硬往寨墙上靠云梯，排长韩小三和连长、老红军董富培都牺牲了。战后，我们为烈士修了一座一间房子那么大的墓。当年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几十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仍时常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建议登封县委把这次战斗中牺牲的五位烈士移葬到小景店烈士陵园，立了碑：“中岳山作证，青史标壮士。”战争年代，我亲眼看到当地老百姓的苦难生活，更看到他们与八路军的鱼水深情和血肉关系。
1957年7月，我回到曹村深入生活。那年正赶上天旱无雨，全村男女老少整天往山上挑水点种小麦。有个壮劳力叫海福，我和他比赛，他一天往山上挑17担水，我能挑16担。大家在地头休息时，我随口编唱了一段快板，老乡们才知道我就是当年部队里的“瓦片书老杨”。

　　我和老乡们朝夕相处，他们有啥知心话都愿意悄悄跟我说。农村年轻人和我也熟悉了，要我在剧团给他们找点工作。可老农民却对我说：“老杨，你说这新社会，谁家的孩子不念两天书，谁家的姑娘不上几天学?我的老天爷呀!读两天书上两天学都不想种地了，这地叫谁种呢?那能把脖子扎起来?”我觉得农民说出了一个真理。那时正是党号召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就抓住了这个主题：城市知识青年王银环下乡与劳动人民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什么在1958年“大跃进”背景下写的这出戏，到今天还有生命力?我觉得《朝阳沟》基本上是从写人物出发，而唱是主导，用唱词来表现各个人物的真实感情，刻画出有性格、有灵魂的活生生的人。我有个坚定不移的思想，讨厌那种标语口号式的语言，因为它不是舞台人物要说的话。当然，该剧也不可避免会受到一些“大跃进”的影响，但还没有更多的浮夸，不然也决不可能有这么长的寿命。

　　曹村农民冯宝德说过一段顺口溜：“往前走脸朝前脊梁朝后，往南走刮北风风吹屁股。走一步退两步不如不走，吃一碗屙两碗老本搭里。”我把第三句运用到银环下山的唱段中：“走一步退两步不如不走，千层山遮不住我满面羞。我往哪里去，我往哪里走?好难舍好难忘的朝阳沟……”这段36句唱词表现了王银环经受不住劳动的磨炼，一念之差想跑回城去，在下山的路上又触景生情，引发出了她留恋、羞愧的心情，表现了犹豫、徘徊、矛盾的心理状态。

　　在选用农民的语言时，我注意语言的发展变化。比如王银环思想转变以后，唱词中就用了现实生活中的新词汇和新事物作比喻：“老支书好比望远镜，小妹妹好比气象台……”“没有农民来种地，全国人民吃什么。”这些新词从观众反应来看，不感觉生硬，因为多是常听常见的事情，反而感到真实亲切。

　　有一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夜晚，曹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戴了顶草帽来到我家。一见面我怔住了，忙问：“荣寿，这时候你来干啥?”荣寿说：“乡亲们叫我来看看你。有人去曹村外调你三次了，乡亲们让我告诉你，叫你放心，我们不会昧着良心说话。如果城里不行，你就和我回农村家里住。”我说：“你告诉乡亲们放心吧，我没啥。以后我一定回家看望乡亲们。”我的命运时刻牵动着曹村群众的心。

　　就在那“四人帮”大逞淫威的1976年初，曹村的干部和群众联名上报公社，要求把曹村大队改名为朝阳沟大队，2月就挂起了“朝阳沟大队”的牌子，现已载入《登封县志》。此后公社修建的水库也刷写上“朝阳沟水库”五个醒目的大字。改革开放以来，如今的朝阳沟村与当年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阳沟水库碧波荡漾，可供游人划船垂钓，尽情游乐。山坡上果树林立，矿井开发日益增多。

　　今年春天，省旅游局将朝阳沟批为新的旅游景区，与中岳庙、少林寺连接成一条旅游线路。公路临村而过，交通十分便利。游客们可到这里品尝农家茶饭，观看民间戏曲，人人赞美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