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红顶商人（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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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底，交卸了兼署浙江巡抚的职司；在杭州全城文武官员，呜炮恭 送之下，启程入闽督师。

在此以前，援闽之师分三路出发。西路以帮办福建军务浙江按察使刘典所部新军八千人 为主力；会同记名按察使王德榜的两千五百人，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记名提督黄少春， 副将刘明灯两部共四千六百人，由浙江衢州，经福建浦城、建宁入延平；东路由署理浙江提 督高连升会同候补知府魏光邴，领兵四千五百人，过钱塘江由宁波乘轮船，循海道至福州登 陆。

这三路军队的目标都是闽南——李世贤踞厦门之西的漳州；丁太洋在福建、广东、江西 三省交界的武平；而汪海洋则在闽南的东西之间流窜。左宗棠的打算是，决不能让他们出 海；由北、西、东三面收紧，压迫敌人南窜。福建之南就是广东。两广总督毛鸿宾与广东巡 抚郭嵩焘，见此光景，心知不妙。左宗棠如果驱贼入粤，则援闽之师，随贼而至，会形成长 毛与“友军”交困的窘境，所以非常着急。

可是由两员副将方耀、卓兴所率领的粤军，不过八千之众；福建延建邵道康国器，虽是 广东人，新统一军，亦多粤籍，却不能算粤军，因为是左宗棠的部下，并不听命于广东大 吏。毛鸿宾与郭嵩焘迫不得已，一而派方耀、卓兴入闽会剿，明阻长毛，暗挡左宗棠；一面 打算奏请起用守镇江的名将冯子材督办东江军务，自求振作。

当援闽之师未到以前，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已与李世贤接过仗。林文察是台湾彰化人， 咸丰八年以助饷剿淡水的土匪，授职游击，做了武官；他所统率的台勇擅用火器，剽悍善 战，助林文察当到总兵，获得“巴图鲁”的名号。王有龄被困杭州时，曾奉命援浙，而阻于 衡州；以后归左宗棠节制，很立了些战功，补实为福建福宁镇总兵，不久擢升为福建陆路提 督，随即提兵回台，在他家乡平乱。

乱党的首领，是原籍漳州龙溪的戴潮春；他是中国历史上阴魂不散的老牌乱党白莲教的 余孽。在彰化名义上办团练，实际上与长毛是勾通的。

咸同之交，浙江沦陷，在福建的官军，多调闽北浙南；戴潮春认为是起事的好机会，三 月间由其党羽林戆晟在大墩起事，五天以后，占领彰化，台湾兵备道孔昭慈被杀。戴潮春自 称“东王”；“南王”是林戆晟；此外还有“西王”与“北王”。下面的官职有“大国 师”、“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等。

这个略仿太平天国建制，沐猴而冠，仿佛戏台出将入相的场面，由于东南战局正在紧要 关头，朝廷只应粮道丁日健的力请，派了六百人去攻剿；因而得以维持一时。及至同治二年 秋天，左宗棠收复浙江，已有把握，才派林文察回台，号召旧部；福建巡抚徐宗干，亦派久 官台湾的丁日健领兵赴援，并授为台湾兵备道，督办全台军务。

于是到了十一月初，彰化收复，继攻下斗六；到了年底，戴潮春被擒于张厝庄、林戆晟 败死于四块厝，局面可以算是稳定下来了。

不过肃清残余乱党，亦很费力；尤其是当李世贤占据漳州以后，戴潮春的余党准备接应 会合，图谋再举。左宗棠深恐李世贤、汪海洋等人出海，正就是为此。

林文察见此光景，深感为难，一方面要防止死灰复燃，放不得手；另一方面以福建陆路 提督为一省最高武官的地位，对于收复漳州、汀州等地，责无旁贷。仔细考虑下来，还是应 该回福建；因为能够消灭李世贤，彰化的乱党便失去凭借与指望，不战而自溃。

打定主意，仓卒内渡，同船只带了两百亲兵。他与李世贤交过手不止一次，不敢轻敌； 原意到了福建，先作部署，然后出击，那知李世贤早有准备，在万松关设下埋伏，专等他入 网。

而林文察则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自感兵力孤单，一路收容了许多散兵游勇，杂凑成 军；如果粮饷充裕，时间从容，而又有得力的帮手，当然可以将此辈渐渐练成劲旅，否则就 只有利用他们急于追求出路，或者怀仇报仇的心理，淬厉士气，作背城借一之计。林文察老 于兵事，默察情势，认为不得不速战速决；拖下去徒耗粮饷，且难部勒，将不战自溃。本来 左宗棠的檄令，是责成他“力保泉厦”，这是很难的任务，因为漳州以东，直到厦门、泉 州，地势平衍，易攻难守，而况彼此兵力众寡悬殊。就方略讲，应该以攻为守；就利害关系 来看，以少攻多，虽然吃力，但与其守而败，不如攻而败。因此，在十月初便由泉厦而进， 在万松关上扎营。万松关又名万松岭，在漳州以东二十五里的凤凰山上，为由泉厦渡江入漳 的孔道。扎营刚定，李世贤派一队人马来攻，用意在试探虚实；哪知副将惠寿不中用，竟让 长毛踩了营盘。林文察迫不得已，退驻叫做玉洲的地方，隔了两天出队攻击，小胜而回。

就在这时候又接到左宗棠的札子，指示他“深沟高垒，勿浪战求胜；俟浙军到后，协力 规复漳州。”林文察这时不能不听命，驻营在万松岭上，静候援军；另由水师总兵曾玉明， 在九龙江近海澄县地方的海口镇，结扎水营，以为犄角之势。

这样守到十月底，左宗棠还未进入福建境内，而先行出发的浙军，三路合围之势，将次 形成。李世贤原来是在万松关以西设下埋伏，专候林文察入网；见他按兵不动，而浙军又已 入闽，不能不急着打开一条出路，因而在十一月初三，发动突袭。

突袭是分水陆两路进行。袭击水营的长毛，皆以烟煤擦脸，有意扮成狰狞可怖的鬼相； 同时亦用作为“自己人”的识别。曾玉明的水师，猝不及防，除了用炮艇上的小炮轰击以 处，其余各营，都垮了下来。

在西面万松关上的林文察所部，本是越拖越坏的散兵游勇；听说后路被袭，未战先乱。 副将惠寿，游击许忠标，压不住阵，只有溜之大吉；林文察都不肯逃，结果中枪阵亡。溃散 下来的乱兵，勉强集结在九龙江东岸，算是保障泉州门户。

三月以后，左宗棠到了浦城，正式进入福建境界；预定就以此为行辕。行辕所收到的第 一件战报，便是林文察兵败殉职。

这不是马到成功的征兆，左宗棠大为不悦。在他看林文察是挫了浙军的锐气，也伤了他 的威名；虽非死有余辜，却是决不可原谅的。因而出奏时，便不肯专叙此事，只用一个“督 师行抵浦城，现筹剿办情形”的案由，在折子中斥责林文察不听调度，致有此失；幸亏高连 升军一已由福州赶到闽南，泉厦可保无虞。至于林文察的恤典，申明另案奏请；但可想而知 的，恤典不会优厚。

不过局势很快地稳住了。左宗棠最担心的，就是李世贤向东南横窜入海，所以只要高连 升一军，能自福州南下，及时拦堵，先挡得一阵；等苏军郭松林、杨鼎勋领兵航海而来，肃 清腹地便有十足的把握了。

为此，左宗棠定下东守北攻西压的策略，最先收复闽南偏北的龙岩；接着会同粤军方耀 所部，收复闽粤交界的永定。

这两场胜仗才下来，士气大振，指挥更加灵活；左宗棠开始“驱贼入粤”，首先是由毗 连江西的汀洲、连城一带、将汪海洋部下的长毛，往南撵向与广东交界的武平、上杭一带。 其时援闽苏军已陆续到达，与浙军高连升、黄少春所部，划分防区，而以进取漳州为目标， 苏军守漳州之南浙军守漳州之北。这一来，李世贤出海之路是彻底被遮断了。到了四月中 旬，浙苏各军由南北同时出击，会功漳州；到了四月廿一，漳州克复，可是李世贤却开西门 而走，与汪海洋会合在一起，成为“困兽”了。

当时的形势是东南方面泉、厦、漳沿海一带，兵力最厚；西北永定有七千余人防守；东 北的漏洞，亦已及时防补，唯有西面最弱，左宗棠几乎毫无布置。

西面就是广东的大埔、饶平一带，虽有粤军方耀防守，可是决非李世贤、汪海洋的对 手，是谁都看得出来的。然则，左宗棠之意何居？明眼人自然看得出来。

这个明眼人是远在京城里的军机章京领班许庚身，在五月十二那天，看到发下来的一个 奏折，大为诧异；这个奏折是李鸿章所上，作用是在表功，所以案由是“援闽苏军，会合浙 军分路进逼，于四月二十一日克复漳州府城”；奏报进攻情形中，有一句话说：“侍逆李世 贤潜开西门而遁。”这与同时收到的左宗棠的战报，情况不符。

左宗棠的奏折，案由是“进逼漳西大捷，现筹办理情形”。并未提到漳州克复，再未变 到李世贤由漳州西门而遁；只说“李逆世贤经官军叠次击败，势日穷蹙；图由漳北小路绕犯 安溪，以抄官军后路。其计未成，又图勾结同安土匪，内讧滋事；经离松林凰带所部两营驰 赴同安，会同道员曾宪德将西塘、上宅、浒井各乡匪巢洗荡。”

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廿六，拜折的地点是福建省城。福州离漳州不过两三日路程；廿 一克复漳州，在福州的左宗棠不应该到廿五还不知道。如果已经知道，廿六拜折何以不报 捷？

这是莫大的一个疑窦，但稍作参详，不难明白，左宗棠只为李世贤“漏网”，不肯报 捷；先说他想“绕犯安溪”，又想“勾结同安土匪”，最后说由郭松林如何如何，是打算将 李世贤“漏网”的责任，轻轻推到郭松林头上。

至于左宗棠想“整”郭松林的缘故，亦可以推想得到。原来从林文察阵亡以后，福建陆 路提督一缺便补了福山镇总兵的郭松林，虽为署任，总是升官；而如没有左宗棠的奏请苏军 援闽，这个武将中最高职衔的提督，请未见得轮得到郭松林。照左宗棠的想法，郭松林的升 官，既由援闽而来；而所升的官，又是福建的缺分，则不论感恩图报，还是循名责实，都该 照建制归隶他的部下。无如郭松林虽经福建巡抚徐宗干一再催促，始终不肯到任。以福建的 武官在福建打仗，却自居于客将的地位，在左宗棠是颇难容忍的；只是当郭杨两军航海南来 之前，李鸿章特为声明：郭松林不履任，他亦“不劝驾”。左宗棠曾经同意，此时不便出尔 反尔！但又有所憾于郭松林，因而此时先作一个伏笔，一方面隐约其词地表示，追击李世贤 是郭松林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将来的情况，果真同安土匪一时不易收拾，便可正式奏请 将郭松林留在福建——以本省的提督剿本省的土匪，天经地义，名正言顺，朝廷不能不准， 李鸿章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

了然于左宗棠暗中的勾心斗角，再来看李鸿章的“援闽获胜，会克漳州府”一折，才会 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赏以外，还有预先为苏军留下卸责余地的作用。因为折中铺叙战况，对 于郭杨两军的防区及部署，说得特别详细，一则谓：“东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 路，郭松林以八营扼之；又十里为镇门，系东山、海澄、石码适中之地，杨鼎勋以五营扼 之。海澄县为两军后路，有山径可通漳浦，复派三营分布县城内外，防贼抄袭。”

再则谓：“总兵刘连捷、阜司王开榜在西北；提督高连升、黄少春等军在东路。自苏军 扼扎东山，南路已断。”三则谓：“败逆向南靖一路纷逃，各营追剿数里，当会同高、黄等 军，折回东南，将东关外放子桥、东岳庙及附近南门新桥各贼垒一律荡平。”处处可以看 出，郭扬两军无论防守还是攻剿，都以担当漳州南面为主，东面其次；然则李世贤开西门而 遁，责任谁属？不问可知。

这样反复研判下来，许庚身认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权术。从军兴以来，各省带兵大 员，以驱贼出境为惯技；而左宗棠则似乎有意以邻为壑，包藏着什么祸心。此非早作纠正不 可。

因此，他向恭王与文祥等人，指陈利害，奏明两宫太后，拟发“廷寄”，首先指出李鸿 章已有奏报，漳州克复，“侍逆潜开西门而遁”；接下来便说，“漳州别经克复，而渠魁仍 未授首，必将与汪逆合谋，计图复逞。现在东南两路局势既尚稳固；东北一路亦有刘明灯等 联络扼守，而西面之漳浦、云霄、诏安、平和等城，均为贼踞，该逆必思由此路窜走，已无 疑义。粤省饶平、大埔一带，虽有方耀等军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布，左宗棠等仍当分拨劲 旅，绕赴西路，会同粤军，迎头拦截，杜其窜越之路。”

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撵走郭嵩焘的时机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为蒋益澧下过一次伏 笔；并用李鸿章作为陪衬，来提高蒋益澧的地位。这一伏笔，下在九月初，瑞麟与郭嵩焘交 恶之时，而于“恳请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的奏折中，附带一提：“恐两广兵事，尚无已 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将李鸿章调为粤 督，而以蒋益澧升任粤抚；这是隐约其词的试探，朝廷即令没有明确的反应，但蒋益澧可当 方面之任的印象，却已在西宫太后与军机大臣的脑中留下了。

此时当然还不能明保蒋益澧升调广东；是用夹片的方式，在“陈明广东兵事饷事”中， 攻郭保蒋。首先就说：“广东一省兵事实足观，而饷事亦不可问。军兴既久，各省兵事或由 弱转强，粤则昔悍而今弩矣！各省饷事或由匮而渐裕，粤则昔饶而今竭矣！”光是这两句 话，便将近两年的督抚一起攻击在内；当然，郭嵩焘的责任应更重于瑞麟，因为他在任之日 比瑞麟久。

接着便专责饷事，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名字，而大部分的 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身上，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潮州厘税。

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 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 也。潮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创设 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 广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 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 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 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免。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 途，而粤东兼有逋逃之薮。”

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 承包，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 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 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动府县地方官，以裘发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

从郭嵩焘到任后，以易除中饮，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成效，从未设局的 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 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惠道张铣，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 端。潮州的民风，因势利导，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从。张铣 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贼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为 此先起争执，是件极危险的事。这个看法，郭嵩焘深以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只强 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 希望。

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 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 实裨益非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 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至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于开济之才，不 能胜任。浙江市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 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

这就是所谓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话上：“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以节 制三省军务的总督，如此推崇，分量实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这样降心推崇，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因此有人 传了来一个内幕，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力主加这 “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

不过，行贿之说，虽不可知；而就事论事，却非有此十字不可。蒋益澧的才具如何，军 机大臣大都了解；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为 粤抚，并利用李鸿章作陪衬，来抬高他的身价；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 字，分量之重，如雷灌耳，那就装不得聋，作不得哑了。

不过，装聋不许，却可装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请，在同治五 年正月初八降旨：“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

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左宗棠对克复汪海洋所盘踞的嘉应州，已有把握。在十 二月十二发动总攻，一仗大捷，汪海洋为乱枪所杀；十天以后，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 折：“收复嘉应州城，贼首歼灭净尽，余孽荡平。”

这一下等于肃清了长毛余孽，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各军遣归本省；然则蒋益澧“驰赴 广东”，办何“军务”，筹何“粮饷”？如果有力者作此一回，蒋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 消。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于是借题发挥，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

所借的题目是“高连升带所部赴任”。高连升的本职是“广东陆路提督”；如今左宗棠 节制三省军务的任务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则高连升亦应有广东履任。提督到职，除本标亲 兵以外，无须另带人马；而左宗棠却嘱咐高连升尽携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大乱初 平，民心不定，“以资镇压”；实际上是有意给广东出难题，因为高连升所部有五千人，每 月至少亦要三万金银子的饷银，当然归广东负担。

可是，广东欢迎高连升，却不欢迎高连长的部队。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责广东，大发牢 骚，说是“臣扪心自问，所以为广东谋者，不为不至，而广东顾难之。欲臣一概檄饬高连升 所部为旋闽，兹则臣所不解也。如谓高连升军饷仍应由闽支领，则试为广东筹之，应解协闽 之饷，约尚有三十余万两，此次资遣各省难民及嘉应州、镇平县赈恤平粜米粮及臣均拨鲍超 一军军米价银，应由广东解还归款者亦约五万余两。即以此款悉数移充高连升军饷，以闽饷 济闽军，约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后，诸患渐平，陆续裁撤此军，亦未为晚。”各省协饷，哪 一省亏欠哪一省，是笔永远算不清的帐，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胜仗更有理。左宗棠对这一 层了解得最透彻，所以能够侃侃而言，气壮更显得理直。

左宗棠的折报，常在最后发议论，此折亦不例外，因为打击郭嵩焘的缘故，殃及广东， 亦被恶声：“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广东；中原盗贼之患，亦起于广东，当此军务甫竣之时， 有筹兵筹饷之者，应如何惩前毖后，以图自强？若仍以庸暗为宽厚；以诿卸为能事，明于小 计，暗于大谋，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也。合无请旨敕下广东督抚熟思审处，仍檄高连升带 所部赴任之处，出自圣裁。”

这个奏折，象以前所保蒋益澧的奏折一样。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红包的人，密抄折底，寄 达浙江，蒋益澧虽是粗材，但毕竟也还有高人，告诉他说：高升之期已不在远。蒋益澧喜不 可言，随即刻印了广东巡抚的封条，准备打点上任了。

这个奏折最厉害之处，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焘。事由瑞麟一咨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 的笔锋，在前面亦都指出瑞麟；这是暗示，如果攻郭无效，便要转而攻端了。瑞鹿在广东的 政绩如何？朝中大臣，尽人皆知；而恭王与文祥，较之道光、咸丰两朝若干用事的满州权 贵，虽不知高明多少？但亦认为瑞麟必须保全，因为第一，军兴以来，督抚十分之九为汉 人，此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之事。眼前亦仅只湖广、两广是旗人；倘或左宗棠对瑞麟参劾 不已，逼得朝廷非调不可，一时却没有适当的旗下大员，可以承乏。其次，瑞麟有慈禧太后 的奥援，动他不得。第三，瑞麟虽是庸材，但很听话；尤其内务府的经费，跟粤海关有很大 的关连，能有个听话的粤督在广州，诸事方便。

因此，朝廷就必须安抚左宗棠，不但为了保全瑞麟，亦因为由“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 忧”这句话而起了警惕。所以上谕中责备瑞麟，措词相当严厉：“左宗棠凯旋后，粤省安插 降卒，搜诛土匪，善后之事方多；正当留扎劲兵，以资镇压。瑞麟既咨催高连升赴广东提督 本任，何以反令左宗棠将其部典檄饬回闽？倘闽军凯撤，而降卒土匪又复滋生事端，重烦兵 力，该署督其能当此重咎耶？”

接下来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请：“高连升所部五千余人，计每月饷需不过三万余两。即着 左宗棠檄饬该提督带所部赴任，月饷由瑞麟、郭嵩焘按月筹给，不准丝毫短少蒂欠，致有掣 肘之患！”

瑞麟的受这顿申斥，当然很失面子，但前程是保住了；保不住前程的是末受申斥的郭嵩 焘。

朝廷的意思是决意保全瑞麟，牺牲郭嵩焘来换取左宗棠的“忠诚”。不过上谕于“用人 行政”，动辄申明，“一秉大公”，而广东军务的贻误，督抚同罪，不该一个被黜、一个无 事。所以运用“打而不罚”，“罚而不打”这个不成文的“公平”之理，对瑞麟严加申饬是 已打不罚；而对郭嵩焘之不“打”，正是将“罚”的先声。

不过七八天的功夫，有关广东的政局，一日连发两谕，一道是由内阁“明发”，“着郭 嵩焘来京，以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另一道是仅次于“六百里加紧”的紧急军报的“廷 寄”，分饬浙江、广东及福建，写的是：马新贻奏：巡视海口情形，酌议改造战船；粤省军 事已定，藩司蒋益澧应否前往各一折。官军搜捕洋盗，全赖船械得力，方能奏效。马新贻见 拟改造红单广艇三十号，合之张其光原带广艇十只，共计四十号，分派温州等处各要口；并 购买外国轮船一两只，以为游击搜剿之用，所筹尚属周妥，均着照所请行。仍着马新贻督饬 沿海各将弁，就见有师船，认真巡缉，搜捕余匪，以靖地方，毋得稍涉疏懈。本日已明降谕 旨；授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即着蒋益澧赶紧交卸起程，前赴新任。蒋益澧经朝廷擢膺疆寄， 责任非轻，到任后将军务吏治及筹饷各事宜，力加整顿，以期日有起色；毋得稍蹈因循积 习，致负委任。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左宗棠驱逐郭嵩焘是为了想占得广东这个地盘。这个目的在表面看，算是达到了；其实 不然。

朝廷接纳左宗棠对蒋益澧的力保，虽说是要挟之下，不得不然；但到底集众之力对付独 断独行的左宗棠，毕竟有其深谋远虑的过人之处。没有多久，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到头 来是朝中用事的人，棋高一着。

第一，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还要重用左宗棠，因而借他力保蒋益澧这件事上，特加词 色，以为笼络；第二，广东的富庶，早就有名，而且一向是内务府公私需索之地，十多年 来，洪杨荼毒遍东南，但广东受灾极轻。不过早年为了筹饷，广东督抚不得不迁就膺专阃之 寄的曾国藩的保荐。事平以后，情况不同，收权之时已到；但一则碍着曾国藩，再则以郭嵩 焘的出身与居官的绩效，如无重大过失，不能随便调动，尤其是有瑞麟在，相形对比，如说 要整饬广东吏治，首先该调的应该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焘。即令退一步来看，至少亦该瑞郭同 调；否则谕旨中一再申明的“用人行政，一秉大公”等等冠冕堂皇的话，就变成欺人之谈 了。

难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焘，却好可用来作为收权的途径。黜郭不易；要黜蒋益澧容易得 很。因为论他的出身资望与才具，都不适方面之任；将来一纸上谕，轻易调动，决不会有人 说闲话。

再有层好处，便是有蒋益澧的比照；瑞麟当两广总督，便显得很够格了。所以八月间降 旨，瑞麟的两广总督真除；由署理变为实授。

同一天——同治五年八月十七，另有两道上谕：一道是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才力不 及，病势日增，恳请开缺”；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

另一道说：“杨岳斌于人地不甚相宜，办理未能有效；眷顾西陲，实深廑系。左宗棠威 望素著，熟谙韧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 边陲。”是特为表明，赋左宗棠以平服西北的重任。

照历来的规制，封疆大臣的调动，首先将预定的人选召赴到京，陛见称旨，方始明发上 谕；然后“请训”出京。如果不经这一番程序，直接降旨调补，那末新任就该自请陛见请 训；意思是此一调动，必含有除旧布新的整顿之意在内。朝廷的希望如何，必先探询明白， 所以应该请训。当然，亦有例外，例如军情紧急，不容耽误，便可在上谕中明示：“即赴新 任，毋庸来京请训。”对左宗棠的新命，即是如此。

不过，这是表面的看法，实际上另有文章。因为左宗棠由东南旧任赴西北新任，绕道京 师，由山西入秦陇，并不算太费事；而况回乱势缓，已经历相当时日，与防患将然，深恐一 发不可收拾，愈早扑灭愈好的情况不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请训，只为左宗棠的手段，军机 处及各部院都领教过了，要饷要人，需索不已；一旦到京，非满足他的要求不到任，岂不麻 烦？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

调任的上谕到达福州时，已在二十天之后。其时左宗棠正在大办“保案”，肃清福建广 东残匪，出了力的人，固然个个有分；不曾出力的，亦千方百计，夤缘请托，希翼在保案上 加个名字。一时福州城内“冠盖云集”，热闹非凡；及至传出左宗棠调督陕甘的消息，在福 建候补，已搭上了线，可以借军功升官补缺的人，无不大为失望，因为靠山虽然未倒，却已 移了地方，无可倚恃了。

胡雪岩这时也在福州。左宗棠为了酬谢他在上海接济军火粮饷的功劳，特地备好一个 “附片”，等他到了，方始随折拜发。这个“附片”是专保胡雪岩加官；不列入名单而单独 保荐，称为“密保”，效用与开单“明保”，不大相同，措词当然极有分量，说是：“按察 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办诸务，悉臻妥协。杭州克复后，在籍筹办善后，极 为得力；其急公好义，实心实力，迥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迨臣自浙而闽而粤，叠次委 办军火军糈，络绎转运，无不应期而至，克济军需。”是故恳请“破格优奖，以昭激励，可 否赏加布政使衔”。

加官自是胡雪岩所希望的；不过，使他特别兴奋的，还不在布政使这个衔头，而加了布 政使衔，便可改换顶戴。原衔按察使——臬司是正三品，戴的是亮蓝顶子；布政使——藩司 是从二品，便可以戴红顶子了。

捐班出身的官儿，戴到红顶子，极不容易；买卖人戴红顶子，更是绝无仅有的事；除非 象乾隆年间的盐商那样出自特恩，但亦只有一两个人。是故饮水思源，想起将有得戴的红顶 子，虽出自左宗棠的保荐；但没有王有龄，何有今日？因而又特地到王有龄的老家去了一趟 ——赡恤王氏遗属，是胡雪岩逢年过节的第一件大事；这次登门，完全是感念旧情，哭奠一 番。

本来还想亲谒墓门，无奈有件大事在办，忙得不可开交；只好等公事完了再说。

这件大事就是打算自己造轮船。左宗棠的意志强毅，蓄志之事，非见诸实行，不能甘 心。当时奉命入闽督师，不能躬亲料理，却并未搁下，委托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胡雪 岩。

有关跟洋人打交道的事，胡雪岩必求救于古应春；他的路子很广，认为造轮船不必找日 意格、德克碑。方今泰西各国，讲到轮船、铁路、火器的粮良，美国有后来居上之势。同时 美国人不似英国人的狡猾、法国人的蛮横、德国人的顽固、日本人的阴险，比较易于相处。

可是胡雪岩另有看法，外国在华势力，英国最大，法国其次。要制抑英国的势力，只有 利用法国；美国与英国同种，所以与美国合作，等于帮助英国扩张势力。同时，日意格与德 克碑是原始创议之人，无故背弃，道义有亏。

其实胡雪岩还有一层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古应春与他多年相处，亦能揣摩得到——左宗 棠与李鸿章争权夺利，几已成不两立之势，李鸿章办洋务，倚总税务局英国人赫德为重；然 则左宗棠如果再请教英国人，将会逃不了仍由赫德经手。而赫德与李鸿章互为表里，说不定 会向总洋务的恭王与文建建议，制造轮船事务以由两江经办为宜。那一来岂不是给李鸿章开 了路？

因此，古应春不再有何主张，只实心实力地作胡雪岩跟日意格、德克碑打交道的助手— —实际上只跟日意格一个人接头；因为德克碑已经退伍回国了。一切建船厂的计划、图样及 瞀，都由德克碑在法国托人办理，寄给日意格，再找胡雪岩、古应春洽谈；一年多下来，已 经策划得很周祥了。

到得左宗棠由广东班师，胡雪岩立即陪着日意格到了福州；左宗棠一看图说详明，非常 高兴，亲自去视察日意格所建议的设厂之地；地在福建海口、马尾罗星塔一带，水清土实， 宜于开槽建坞。兼以密迩省城，稽察方便，所以一看便即中意。

剩下来的事，就是筹划经费。造厂买机器、雇募师匠，瞀开办费要三十多万银子，厂成 开工，材料薪水，每月须银五六万两，一年就是六、七十万，预计两年以后造出第一艘船， 要花下去一百五十万银子。不过以后就可以省了，五年通计，不过三百多万。

这三百多万银子，从何筹集？当然煞费周章；左宗棠的意思是先办起来再说，只要有一 百万银子，能应付得了头一年，此后欲罢不能，不愁朝廷拿不出办法，好在有胡雪岩，一定 可以想出一条维持得下的路子来。

因而粗粗计算，福建海关及本省厘税，提用之权在自己手里；浙江分属自己管辖，不会 袖手；广东蒋益澧是自己一手提拔，更当效劳。有此三处财源，尽可放手办事了。

因此，左宗棠在五月中旬，便先奏陈“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大概情形”。同时 应诏陈言，以为剿捻宜用车战；平回则千里馈粮，转运艰难，应该采用屯田之策。

复旨对车战、屯田之议，不见得欣赏；试造轮船则以为“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 费，准予在闽海关关税中酌量提用；如果不够，准再提用福建厘金。同时指示：“所陈各 条，均着照议办理；一切未尽事宜，仍着详悉议奏。”

有此一旨，左宗棠便密锣紧鼓地干了起来，一面关照胡雪岩通过已调汉口江汉关税务司 的日意格，与在安南的德克碑，商酌一切细节。

日意格是七月初，冒暑到达福州的。第一件事是勘察船厂地址，择定马尾山下，潮平之 时水深亦达十二丈的地方设厂；然后议土木、议工匠、议经费，大致妥协，订立草约，担保 人照胡雪岩的建议，由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白来尼担保。当然，这个差使必然又落在胡雪岩 肩上。

到了八月下旬德克碑直接由安南到达福州，与左宗棠晤见之下，对于所订草约，并无异 词，但对所选定的建厂地点，却有意见，认为马尾山下是淤沙积成的一块陆地，基址不够坚 固。因而左宗棠决定邀请白来尼、日意格到福州作客，作一个最后的，也是全面的商议，作 成定案，正式出奏。

主意既定，先写信找胡雪岩到福州来谈。正在起劲的时候，忽然奉到调督陕甘的上谕； 在左宗棠虽觉突兀，但稍一细想，便知事所必然，势所必至，并非全出意外。同时想起历史 上许多平定西域的史实，雄心陡起，跃跃欲试，相当兴奋。

在胡雪岩却是件非常扫兴的事，而且忧心忡忡，颇有手足无措之感。因此，到总督衙门 向左宗棠道贺时，虽然表面从容，一切如常；但逃不过相知较深的人的眼光。其中有一个是 他的小同乡吴观礼。此人字子儒号圭庵，本来是一名举人；才气纵横，做得极好的诗。由于 胡雪岩的推荐，入左宗棠幕府，深得信任，担任总理营务处的职司，是闽浙总督衙门唯一参 赞军务，可说是运筹帷幄的一位幕友。

吴观礼对左宗棠所了解的，是胡雪岩所不能了解的，这就因为是读书多少的缘故。看到 胡雪岩的眉宇之间有落寞之色，当然也就猜想得到他内心的想法。

“雪岩，”吴观礼问道，“你是不是怕左公一去西北，你失掉靠山？”

话问得很率直，胡雪岩也就老实答道：“是的！以后无论公私，我都难了！”

“不然！不然！”吴观礼大为摇头。

照吴观礼的看法，出关西征，总得三年五载，才能见功；这当然是一次大征伐，但情势 与剿捻不同。捻匪窜扰中原，威胁京畿，在朝廷看，纵非心腹之患，但患在肘腋，不除不能 安心；所以督兵大臣，必得克日收功。事势急迫，不容延误。

西征则在边陲用兵，天高皇帝远，不致于朝夕关怀，其势较缓，公事自然比较好办。至 于私事，无非胡雪岩个人的事业，有近在东南的左宗棠，可资荫庇，处处圆通。一旦靠山领 兵出关，远在西陲，鞭长莫及；缓急之际呼应为难。吴观礼认为亦是过虑。

“你要晓得，从来经营西北，全靠东南支持；此后你在上海的差使，会更加吃重，地位 也就更非昔比。事在人为。”吴观礼拍拍胡雪岩的肩说，“你没有读过‘圣武记’，不知道 乾隆年间的‘十大武功’。经营边疆，从前都是派亲贵或者满洲重臣挂帅；如今派了我们左 公，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洪杨以来的元戎勋臣，曾相高高在上；左李两位两次；从此以后， 只怕曾左要并称了。”

最后一句话，点醒了胡雪岩；满腔忧烦，顿时一扫而空。靠山虽远，却更高大稳固；了 解到这一层，就不必发什么愁了。

“多承指点。”胡雪岩很高兴地说，“索性还要费你的心，西北是怎么个情形，请你细 细谈一谈。”

“我们先谈谈造轮船。”左宗棠极坚决地说：“不管朝廷催得怎么紧，要我赶出关；这 件事非在我手里先定了局，我不会离开福建。”

“是的。”胡雪岩问道：“定局以后，交给哪位？”“着！你问在要害上了。我蓄志三 年，辛苦数月，才能有此结果，倘或付托非人，半途而废，我是不甘心的。这一层，我还在 考虑；眼前还要请你多偏劳。”

“那何消说得。不过，我亦只能管到大人离福建为止。”“不然。我离开福建，你还是 要管。”左宗棠说，“管的是船厂。这件事我决不能半途而废，为李少荃所笑。而且我不知 道盘算过多少次，这件事办成，比李少荃所办的洋务，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这就很明白的了，左宗棠是出于争胜之心。他的好胜心是决不因任何的规劝而稍减的； 胡雪岩知道自己难卸仔肩，非“顶石臼做戏”不可了。不过，刚才那句“问在要害”上的 话，并无答复，还得追问。

“大人这么说，我当然只有遵命。”胡雪岩说，“就不知道将来在福建还要伺候哪 位？”

“不要说什么伺候的话。雪岩，你最聪明不过；没有什么你不能相处的。惟其我付托了 这个人，更得借重你——。”

左宗棠没有再说下去：胡雪岩却完全懂了他的意思，他所付托的，是个很难‘伺候’的 人。这就更急着要问：“是哪位？”

“沈幼丹。”

原来是丁忧回籍守制的前任江西巡抚沈葆桢。这在胡雪岩却真有意外之感。细想一想， 付托倒也得人；不过以本省人做本省官，而且必是大官，为法例所不许。兼以丁忧，更成窒 碍。不知左宗棠是怎么想来的？他只有付之默然了。“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给你看个奏 稿。”

奏向洋洋千言，畅论造船之利；最后谈到主题：臣维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 在迩，忽为搁置？且设局制造，一切繁难事宜，均臣与洋员议定，若不趁臣在闽定局，不但 头绪纷繁，接办之人无从咨防；且恐要约不明，后多民议，臣尤无可诿咎。臣之不能不稍留 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惟此事固须择接办之人；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 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再四思维，惟丁忧在籍前江西抚臣沈荷 桢，在官在籍，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其虑事详审精密，早在圣有洞鉴之中。现在里居侍 养，爱日方长，非若宦辙靡常，时有量移更替之事；又乡评素重，更可坚乐事赴功之心。若 令主持此事，必期就绪。商之英桂、徐宗余亦以为然。臣曾三次造庐商情，沈荷桢始终逊谢 不遑。可否仰恳皇上天恩，俯念事关至要，局在垂成，温谕沈葆桢，勉轻大义，特命总理船 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

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随时调取；责成署藩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一切工料及 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责成胡光墉一手经理。缘胡光墉才长心细，熟谙洋务，为船局断 不可少之人，且为洋人所素信也。“好！我就交给你了！”左宗棠站起身，一面走向书案， 一面说道：“现在要跟你谈第一件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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