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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
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
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①。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的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②。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③。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④。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奏调往台湾供职。到1893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2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呀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⑤。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2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⑥。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⑦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不具体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⑧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6年3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⑨。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⑩，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
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6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12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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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四十自述》“序幕 我的母亲的订婚”，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12页。
③ 据胡传日记记载：
“(光绪十五年二月)十六日，行50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订约于冯姓，择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三月十一日，遣舆诣七都中屯迎娶冯氏。
十二日，冯氏至。行合卺礼。谒庙。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见岳丈岳母。”
(见《四十自述》第13～14页所引)
从订约到迎娶，仅20天，婚事进行得特别快。而据石原皋《闲话胡适》“胡适的母亲”一节说，“现在中屯村中，冯致远兄弟家中的老屋，就是铁花公出钱，给他的岳父母造的”。(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1期)“聘金”是相当重的，冯顺弟可以说是以身报父母了。
④ 胡适小时候的名字叫“嗣”，爱称“儿”，见于他的《四十自述》，上海亚东版，第17页，并注明“”字音门。他的哥哥分别名嗣稼、嗣、嗣，堂兄弟名嗣稷、嗣秫、嗣、嗣稻等，都从“禾”。应该是不容易弄错的。可是，近年台北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先生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印行)，“谱前”开卷就将“嗣”误作“嗣糜”，从“米”，读音也不对了。
可能是手民之误，然而所有“”字都错成“糜”，就难以理解了。
⑤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16页。
⑥ 见《先母行述》，《胡适文存》卷4，第238页。
⑦ 据《先母行述》列出。李敖先生的《胡适评传》里，叙述到冯顺弟寡居经历的痛苦时，说她“经历了抚孤、忍辱、耐穷、借债、分家、重病、死父亲、死母亲……”，并注明根据亚东版《胡适文存》卷四中的《先母行述》。(台北远景版第37页)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先母行述》中并未说到顺弟的母亲死了。而且，在同卷中《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里，胡适叙述他母亲的丧事说：“我起初想把祭礼一概废了，全改为‘奠’。我的外婆70多岁了，她眼见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死在她生前，心里实在悲恸，所以她听见我要把祭全废了，便叫人来说，‘什么事都可依你，两三个祭是不可少的。’我仔细一想，只好依她，但是祭礼是不能不改的。”(亚东9版卷4第132页)由此证明，顺弟的母亲不仅顺弟寡居时没有死，而且顺弟死时，这位老人家还活得健康，到了70多岁哩。
⑧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8页。
⑨ 胡适一生崇敬他的父亲，思想也颇受他父亲的影响。如儿时读的《学为人诗》，是他父亲自编手写的，胡适的母亲保藏了20多年，胡适又将它装裱成册，含泪珍藏之。又请罗尔纲帮助校编出版了他父亲胡传的著作《台湾纪录两种》。在他成名以后，又为他父亲当过地方官的台湾省台东县捐赠奖学金七千元，并亲去台东台南凭吊；不久台东县也就建起了“州官胡公铁花纪念碑”。
⑩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儿(我的名字叫嗣，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见《九年的家乡教育》一则。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2～23页。
《藏晖室札记》卷四“二 母之爱”(1914年3月12日)云：“得家书，叙贫状，老母至以首饰抵借过年。不独此也，守焕兄家有《图书集成》一部，今以家贫，愿减价出售，至减至80元；吾母知余欲得此书，遂借贷为儿子购之。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上海亚东1936年版，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