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读《天演论》、《新民说》

1905年春，胡适改进澄衷学堂。这里的课程比梅溪学堂完备得多，除了国文、英文、算学之外，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诸科，使胡适能较多地接触西方的科学和文化。

那时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以后，又遭受八国联军蹂躏的奇耻大辱，戊戌变法的维新改良运动也宣告破产了。清王朝的统治，掌握在顽固派头子慈禧太后的手里，是更加黑暗，更加腐朽了。先进的中国人更急切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新思潮和新文化；却也有不少人悲观了，失望了，消沉了。严复译述的赫胥黎著《天演论》①，正在这时风行海内。他所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给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及失望悲观的人们指出了新的希望，在中国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影响和教育了好几代的知识分子。

澄衷学堂的杨千里先生，“思想很新”，做过胡适班上的国文教员。②他曾经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清朝末年，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做绝对真理的时代，确是很难得的进步思想。而最难得的，还是杨先生教国文与众不同，居然用《天演论》做教科书，引导胡适等一班学生读了这一代名著：

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的很。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③

胡适最初读《天演论》的时候，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并不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也不真正了解科学的进化论。他们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一类的口号和公式。看看国际上弱肉强食的残酷斗争，想一想中国面临瓜分灭国的危机，他们更觉得这个天演公式简直是当头棒喝，受了绝大的刺激。于是，在他们同学中的第一个反响，便是改名字，有人改名孙竞存，有人改名杨天择。胡适也改了名字：

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④。

这“胡适”，便是他开始接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留下的一点“纪念品”。从此，赫胥黎便成了对胡适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人⑤。

在澄衷学堂，胡适所读的新书之中，对他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有另一个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著名的维新党领袖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成了保皇党人。但梁氏坚持介绍西方的新学，抨击中国社会的黑暗，解剖国民性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文章“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⑥，在中国思想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胡适在梅溪学堂便开始读《新民丛报》，读梁启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后，似乎和梁氏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梁启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还有培根、笛卡尔、霍布士、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达尔文等许多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⑦他折服于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着梁启超走。

胡适说，他那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主要是两部著作对他的思想事业影响极大，第一是《新民说》，第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说》，是梁启超有代表性的政论著作。它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把我们这个老大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成为新民。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梁氏自号“新民子”，自称“中国之新民”，他办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总归一句话，他把“新民”

看作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胡适读了《新民说》，看这十几篇文字，历举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觉得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因此，胡适认为：

《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⑧另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氏早年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⑨今天看来自然有不科学之处。但这是在80多年前，正如胡适所说，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因此，胡适也最爱读，而且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但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只是一个半成品。胡适觉得很失望，很不满足。

后来梁氏又在《新民丛报》上续作，也没有完成，中间仍缺三个时代最紧要的部分。胡适眼巴巴地望了几年，忽然灵机一动：

我在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

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⑩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胡适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影响是何等重大。

当胡适津津有味地读着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已经成立，《民报》也已刊行，正大声疾呼宣传排满的革命思想。与梁氏所编《新民丛报》宣传的改良主义，正是两军对垒，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青少年时代的胡适，显然是倾倒在梁启超一派人物的思想主张之下，以至也一步步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胡适后来一直崇拜梁启超。梁氏逝世时，他正去北平，参加北平协和医学校的校董会，听说梁氏去世，便赶去参加梁的大殓，洒了几滴感恩和伤悼的眼泪。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曾记述此事：

当时我听说梁任公先生病重，我很想能见他一面。不料我1月19日夜九点多钟到北平，任公先生已死了八个钟头了。

1月20日，任公的遗体在广慧寺大殓。在君、叔永、陈寅恪先生、周怡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殓。看见许多任公先生的老友，如蹇季常先生等，都是两眼噙着眼泪，我也忍不住堕泪了。(台北启明书局1960年版，第73页；又见台北远流版《胡适作品集》第23册，第119～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