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 与鲁迅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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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同属《新青年》团体，同是文学革命倡导人，又同在北京大学执教。当胡适考证小说时，鲁迅正教“中国小说史”一门课，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①因此，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曾经有过许多交往。

那时候，他们各自出版了著作，总要互相赠送；看到了对方论著中精辟的见解，也总会热情地给予肯定和赞赏。胡适最先考证《水浒传》，从时代环境来分析金圣叹腰斩《水浒》

的原因。鲁迅觉得很不错，便多次征引在自己的论著里，并肯定说：

至于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胡适之先生说：“圣叹生于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强盗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这话很是。

就是圣叹以为用强盗来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②

对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鲁迅也征引颇多，一再指出胡适的考证“最有力”，对旧红学的各种谬误“已历证其失”。他特别赞扬胡适考定作者生平的成绩，说过去人们多不知道曹雪芹是何等样人，“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鲁迅还由此肯定胡适的“自叙传”说，“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③

胡适对于鲁迅，一向怀着“最诚意的敬爱”。④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更是异常倾服，曾说：

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⑤

胡适做小说考证，也常常参阅征引鲁迅著作里的材料与观点。1922年5月，他作《三国志演义序》，还专于文末注明：“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材先生(按，即鲁迅)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可见“参用”的材料和见解亦不在少数。他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看到关于金圣叹并没有什么《水浒》“古本”的论断，觉得“很细密周到”，也很佩服，便详细引述了一千余字，订正了自己原来假设有“古本”的错误。

他们当年还互相借阅书刊，抄寄材料，或书信文稿往还，讨论切磋有关小说考证的问题。现存的鲁迅日记、书信及《胡适的日记》里，还留下了他们互相通信、访问、互赠书籍文稿等许多交往的情况，虽不一定说是文坛的什么佳话，却也颇饶兴味。⑥1921年，胡适做《西游记序》，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说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便帮助他搜集，并抄寄了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许多材料给他。胡适留存北京的部分日记里，1922年8月14日便有这样的记载：

豫材送来关于《西游记》的材料五纸，信两纸，一并粘在下面。

现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仍保存着鲁迅8月14日致胡适的原信二纸，还附着鲁迅同月21日致胡适的另一封信，都是讨论《西游记》等小说的。⑦只是那五纸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不知被什么人剪去，但胡适早已“转录”在他后来做的《西游记考证》里了。⑧

胡适考证小说，喜欢收集好的版本；“孤本秘集”，轻不示人。就在这年6月，他得到了一部《京尘杂录》，是清代杨懋建(掌生)的笔记四种，光绪年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其中第四种《梦华琐簿》，记有《品华宝鉴》及其作者陈森的事迹颇详细。鲁迅讲小说史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同文局印之有关于《品花》考证之宝书，便中希见借一观。

看鲁迅的大面子，胡适也慨然允诺，把这“宝书”及其他有关的“许多书”，都借给了鲁迅。⑨

胡适最先考证的是《水浒传》，但他写《水浒传考证》和《后考》时，尚未见到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全书》。1921年，日本的青木正儿先生替他从京都图书馆藏的一部中抄了回目和序例，他才得知这部书的大概。直到1924年，胡适才买到一部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恰恰又是鲁迅给他介绍推荐的。这年春节前后，鲁迅的好友齐寿山，买到一部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齐先生的本家另有一部，版本更清楚，要卖50元。齐寿山问鲁迅要不要。当时鲁迅正买西三条的住屋，又要改建，又过春节，手头相当紧。他知道胡适正缺少这个版本，便写信推荐。胡适自然很高兴，立即回信，花45元买下了这部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全书》。⑩

上述种种交往告诉人们，在“五四”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胡适与鲁迅在学术上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借鉴，有时也切磋辩难，修正错误，表现出一种学者应具的良好风尚。鲁迅曾对友人说：“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直到30年代，他批评过胡适依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态度，而对胡氏的小说考证，却从来没有一概否定过。1934年，鲁迅最后一次改定《中国小说史略》，还根据新出的《胡适文选》所收有关《红楼梦》的考证文章，改定了曹雪芹的生卒年及有关论断；又通知日本友人增田涉照样订正《小说史略》的日译本。这虽然是后话了，却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以后的鲁迅对胡适小说考证的一个实际评价。他并不因人废言啊。

①　鲁迅于1920年8月起，应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

；同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3年10月)任讲师，授“中国小说史”。其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上卷，于1923年12月由新潮社出版；下卷于1924年6月仍由新潮社出版。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325页。《中国小说史略》“第15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也引述过胡适的这一论断，见上书第147页。

③　参看上书第9卷，第234～236页、336～338页。

④　参看胡适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541～543页。

⑤　《白话文学史自序》，载《白话文学史》卷首，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6月出版。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引文见亚东3版，卷八，第989页。

⑥　据《鲁迅日记》所载，自1921年1月至1924年9月(缺1922年日记，仅有部分节抄的断片)，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中，计：

胡适致鲁迅信12封(1921年1月3日至1924年9月2日)。

鲁迅致胡适信14封(1921年1月3日至1924年8月13日；其中二封见于《胡适的日记》和《鲁迅书信集》)。

胡适送鲁迅的书刊：《读书杂志》、《西游记考证》、《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鲁迅送胡适的书：《中国小说史略》、《呐喊》。

⑦　鲁迅致胡适的这两封信，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427～428页；又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410～414页。

⑧　参看《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四，第84～89页。

⑨　同注⑦。

⑩　参看鲁迅1924年2月9日致胡适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423页；及鲁迅1924年2月9日、11日、16日，4月12日日记，同上书第14卷，第487、493页。

见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十五　杂谈著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版，1977年重排本，第52页。

参看鲁迅1934年5月24日、29日、31日致杨霁云信，载《鲁迅全集》第12卷；及同年5月31日致增田涉信，载上书第13卷。

小说考证伊始，胡适便夫子自道，说自己有点“考据癖”，爱做一点半新不旧的考据文章。故人们也戏称胡氏为“考据癖”。

考据之学，盛行于清代乾嘉年间。主要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及古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它注重事实的考核，例证的归纳，根据可信的材料作出结论，讲究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故又称考证学。胡适曾经总结清代学者的这种治学方法，从中归纳出“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十个字。①又把这种方法用之于小说研究，既吸取了清儒治学的经验，又是胡适自己的一种创造，使中国传统小说的研究开了一个新局面。

考证文章多半难免枯燥；做考证文章，自然更加枯燥乏味。然而，在书山学海里跋涉，自有一番读书人的苦趣；每有所得，更别有无穷乐趣。二三十年代的胡适，考证小说确也有点癖，熬了许多夜，吃了许多苦，也从中获得许多乐趣。

胡适曾有“吴谜”之称，对于安徽的文人，特别崇仰做《儒林外史》的吴敬梓。

为了表彰乡梓的这位白话文学先驱，胡适在1920年4月间作了一篇《吴敬梓传》，开头便说：

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②

由于当时掌握的材料太少，只好拿《儒林外史》来充篇幅，吴敬梓的生平行状反而语焉不详。胡适心里觉得很遗憾，便注意访求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等遗著。直到第二年，北京的带经堂书铺方才替他找到了《文木山房集》。“吴谜”十分高兴，便又用这集子做底本，参考别的材料，为吴敬梓做了一个年谱。前记中说：

古来的中国小说大家，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的作者，都不能有传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现在吴敬梓的文集居然被我找着，居然使我能给他做一篇一万七八千字的详传，我觉得这是我生平很高兴的一件事了。③

这篇年谱是1921年冬天做的。一万七八千字，前后三天便写成了；而且其中两天有课，一天有会。如此迅速，“吴谜”也颇能满意了。但中间却也有一点小艰难。胡适从《全椒县志》里，先查到了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依次寻出国对弟兄四个进士，又查得敬梓的高祖吴沛，父亲吴霖起；只有敬梓的祖父，却怎么也考查不出来。这样，吴家的“世系”便缺了重要的一环，做不完全。胡适心里迷着放不下，便与他的朋友高一涵谈起，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他又去查《耆献类征》，在卷一百十五有陈廷敬所作的《吴国对墓志》，从中果然查得国对的三个儿子，长子吴旦，便正是霖起的父亲，敬梓的祖父。“吴谜”觉得这是“今年最得意的一件事”!便连夜增写吴氏“家世”一部分，修改完成了《吴敬梓年谱》。④

胡适考证《红楼梦》，也到了有点“迷”的程度。1921年5月间，他从单不庵处借得《雪桥诗话》及《续集》，8月里又买得《八旗诗钞》和《八旗文经》，考出了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几件重要事情，胡适自然很高兴。特别是其中所载曹雪芹与好友敦诚、敦敏的赠答诗，实在是考证雪芹生平的重要材料。11月，他便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但是，胡适还是觉得不满意。虽然《雪桥诗话》的作者杨钟羲先生说，他的记载是根据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毕竟是后人撰述，属于“转手的证据”。只有找到《四松堂集》，才算是同时代人最可靠的直接证据。

于是，胡适拜托北京、上海两处的书店和友人，千方百计地搜寻《四松堂集》。

寻了许久，竟毫无《四松堂集》的影子。到1922年，胡适差不多已经绝望了。有一天，忽然有个书店的伙计送一部书来，说“《四松堂集》找着了!”胡适喜出望外，打开来一看，却原来是一部《四松草堂集》!不几天，又有人来对胡适说，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四松堂集》。胡适说，“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罢?”那人回去一看，果然又弄错了。

4月19日，胡适去北大上课。松筠阁书铺的伙计送了一部书到他家门房里，竟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四松堂集》，而且是一部难得的写本!胡适怀着欣喜之情，记下了他初见此书的情景：

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退了色的蓝布套的书，一张斑剥的旧书笺上题着“四松堂集”四个字!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写本!这部写本确是天地间惟一的孤本。因为这是当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时的校改，删削的记号。最重要的是这本子里有许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诗文。凡是已刻的，题上都印着一个“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题上都帖着一块小红笺。题下注的甲子，都被编书的人用白纸块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我这时候的高兴，比我前年寻着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时的高兴，还要加好几倍了!⑤这部《四松堂集》，不仅包括有《雪桥诗话》里所采用的全部诗文资料，另有两首未刻的诗，是考证曹雪芹生平的重要史料。胡适得此宝书，以为是“近来最得意的事”。他怕书店敲竹杠，便立即翻读，并抄记下了其中有用的许多材料。过了两天，蔡元培先生又给他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托人向徐世昌的“晚晴诗社”借来的。胡适把两本一对照，果然写本上没有“刻”字的，刻本里都没有，由此证明写本的确格外可贵。⑥而胡适搜求《四松堂集》，寻了一年多，忽于三日之内，两个本子一齐到手，真可套得上小说家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⑦向大家报告得到《四松堂集》的收获和喜悦。

此外，胡适在考证过程中，常常有意外的发现，意外的乐趣。如偶读《三遂平妖传》，看到卷首有“灯花婆婆”的致语，因此证明周亮工所说那有罗氏致语“灯花婆婆”的《水浒传》，乃是《平妖传》之误，打破了三百年来的疑团，当然足称“快事”。⑧又考蒲松龄的生年，从蒲本人为元配夫人刘氏所作的《行实》等材料，证明蒲松龄只活了76岁；若依误传的86岁说，则松龄11岁定婚之时，他的妻子刘氏还没有出世哩，岂不是大笑话吗?⑨语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胡适读书做学问，堪称勤奋，刻苦而不以为苦，而且常能

从书山学海的跋涉中获得乐趣。这对一个忠诚的学人来说，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慰藉。他二三十年代，致力于整理国故，考证小说，尽管也有错失，后人看去也难免有浅薄之嫌。但他的成绩却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而在学问方法方面，也能给青年人提供某些借鉴。他的勤奋治学，孜孜不倦，以学问为乐趣的精神，堪为学人楷范。

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新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搬取新的思想武器。各种新思想像潮水般涌进中国。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也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间开始传播。“五四”、“六三”以后，工人罢工，商界罢市，斗争日趋深入，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以《新青年》团体为中心形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也开始发生分化。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①这便是统一战线开始分化的一个标志，也是胡适“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

”。②

胡适本来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在康奈尔大学时，他不仅有三分之一的学时选修政治、经济课程，对美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很感兴趣，而且非常关注国内和国际政治，曾为中国的民主共和政治作辩护。但1917年回国时，他已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学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③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是一个谈政治的刊物，胡适也是创议人之一，但他只写过一点小说文艺之类的文字，不曾谈多少政治。第二年6月，因陈独秀被捕，胡适接编《每周评论》，于是他才有了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为什么呢?他自述说：

那时正是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④

因而就有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问世。这只是胡适的“政论的导言”。其中说了三点：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胡适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钊、蓝公武等人的批评。当时，北京各学校正放暑假，李大钊离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便立即挥笔，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公开声明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并且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接着，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并就“输入学理的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是，8月30日，《每周评论》第37号正在印刷的时候，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顾，查封了报纸，没收了财物，登在这一期上的《四论》也胎死腹中，只有少量报纸流传出来。于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也便中止了。

当年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思想信仰各有不同，其实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政治性质的分歧。

就胡适来看，他的第一篇文章，过分强调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抹杀了学说主义的重要性，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故文章的末尾又承认“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而且指出：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这确是切中时弊之言。试想想“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主义”满天飞的情况，有些人“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扁还没有挂起来，便“空空洞洞的争”；⑤有些人则今天主张这种主义，明天又信仰那种主义，其实多是一知半解，赶时髦而已。所以李大钊在批评了胡适否定主义学说的缺点之后，“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胡适是信奉实用主义的。他强调“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主张从实际出发，这自然是很正确的。但他基于实用主义，又否定“根本解决”的革命方法与道路，只宣传他那“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的改良道路，却是片面的以至错误的了，所以李大钊对他的批评便十分正确。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或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所在。李大钊还借用日本《日日新闻》的话，指出胡适与当时的陈独秀“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这就很切实地阐明了胡适当年思想的实质，既有反对宗法专制主义顽迷思想的积极革命方面，却也有抵制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正是自由主义者的两面性特征。

李大钊的文章，不仅表明了他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立场，而且也显示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注意理论与实际相合的趋向。他指出：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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