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热闹背后的孤寂

国民党政府逃踞台湾，虽然只剩下弹丸小岛，却仍维持着旧日在南京的门面，五院各部俱全。也有一个“中央研究院”，算是最高学术机关，直属“总统府”。

1957年秋天，中研院原来的院长朱家骅辞职。11月3日，评议会选举胡适为院长候选人。4日，蒋介石便圈定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氏正因台湾围剿《自由中国》事件，决心回去；加上那时台湾局势暂趋稳定，他已年老多病，想回台湾过几年安定日子，了完学术上的旧债，便欣然应命。不久，胡适给陈之藩写信，即说到他已决定回台北去。信中写道：

我的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66岁了，应该安定下来，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几部未完的书写出来。①

这年4月6日，胡适便飞离美国，结束了在美国整整九年的流亡生活，于8日下午飞抵台北机场。

那天到机场欢迎胡适的，有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陈诚及各机关官员、友好和青年学生，据说有五六百人。连八十高龄的于右任老先生，也拄着拐杖，坐在机场进口处等候。胡氏被围堵在飞机的舷梯旁，与官员友好一一握手，又在一些学生社团的旗下照相，又对记者谈话，闹腾腾的。第二天，又是宾客盈门，应接不暇。生性好热闹的胡适，自然很高兴。

4月10日，胡适就任中研院长，并主持第三次院士会议。这天，蒋介石以“总统”

之尊，亲临致词，对胡氏恭维颇多。胡适则忙着握手，致答词，接着又选举新院士，热热闹闹，忙得他满心欢喜，满脸微笑。

从此以后，胡适在台湾生活的近四年时间里，当局和朋友都要借重他来点缀“民主自由”，他也诚心希望台湾当局多搞一点“民主自由”，因此，令他高兴的热闹事也便接连不断。例如：这年11月，胡适搬进了当局给他专门拨款在南港建造的院长住宅。1959年初，胡适所拟定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正式通过，并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这年7月，胡适接受夏威夷大学赠送的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获得的35个荣誉学位的最后一个。1960年6月，他所崇敬的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胡适参加了欢迎宴会，并与艾氏同到圆山饭店晤谈。1961年10月，夫人江冬秀终于告别了纽约的牌友，回到台湾，家人团聚。四年间，他主持的三次院士选举，选出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杨联升、任之恭、梅贻琦等30名新院士；

他的许多旧著在台湾重印，还影印了他心爱的宝书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此外，更有经常的演讲、宴会、拜访应酬，以及献花祝寿等许多热闹事，报纸上也不断有关于他的“花边新闻”。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的70大寿，祝寿的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热闹了好些天；蒋介石也赠以亲书的“寿”字镜框，还特意在官邸设宴为胡适祝寿。②凡此种种，似乎可以说是知遇特隆，应该满意的了。

然而，胡适在台湾这最后几年的生活路程，是并不平坦的；在知遇和热闹的背后，许多不愉快的事竟彼此牵连，接连发生。

首先是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他本是有心脏病的人；在台湾的几年间，先后四次住进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每次都是心脏病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自然是老年人所难免的；但若干不快意的事件和环境，往往是他旧病一次接一次复发的直接根由，又往往引起病情的恶化。

其次是他的经济状况，也使他不能不忧虑。当年在胡适身边工作的杨树人先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他在四十九年最后一次赴美以前的某一个晚上，我亲记得他对我说：“我不在美国，我的太太一人要计划自己出资，借南港一块小地，建一所小屋，身后即送与研究院。我想，在那一晚对我说话时，那一笔钱是没有了。听说，他曾退而求其次，打算筹集一点小款，在台北市内顶一所小房子，备胡夫人回国居住。据王志维先生(他受托处理胡先生私人收支)告诉我，少数版税(胡先生在台印书，多半不收版税)的收入，经他尽量设法积存，付一所15叠席房屋的押租都不够。我想，其余就不必深问了。

后来胡夫人是回国了，我想胡先生的经济情形并没有什么改善。连一次一次进医院的医药费都感觉困难。医师每次都说他需要在医院多住几天，他的朋友也劝他，而他自己总是坚持提早几天出院。③

“人怕老来穷”，人们由此大约也不难想见胡适晚境的凄凉罢。

而最让胡适感到困扰和难堪的，是社会上牵涉到他的许多风风雨雨的事件。

最先的一件，是《胡适与国运》。④据杨树人先生的文章说，胡适回到台湾的第二天，即有人送给他一本《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这是一本滥用“学术研究”

之名，对胡适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的书，共收四篇文章。有的说胡适自己想当领袖，他的公式是：

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

有的攻击胡适当年打孔家店，“是攻破民族精神堡垒”；而今提出“三无”总统，“何尝不是要撤销今日台湾的国防呢?”很明显，这些是对胡适那篇为蒋介石祝寿文的反攻。有的则说胡适当年反孔，反文言文，把大陆的人心搞乱，为共产党铺路，因而使国民党丢了大陆。而作者认为——

不料有人说胡博士要到台湾讲学，我想大陆已经给他讲掉了。倘使他不肯饶在台湾避难同胞的命，还要把复兴基地台湾讲掉，那我们黄帝的子孙就真正万劫不复了。

这就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也归罪于胡适了。书末还附载“寿联”几副，说是“转载社会公论”，实在都是肆口谩骂的无聊文字，笔者不屑于引录，以免污了读者的视听。

《胡适与国运》的文章，显然没有什么学理可言，胡适本来也不必理会。但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发行却十分诡秘，成了台湾现实政治风雨中一本神秘的怪书，又难免引起胡适的烦忧。这书的出现，恰恰是在胡适返回台湾的前夕，显然是要给他一个警告；而书刚一出现，台湾的行政院秘书处，便立刻函请治安机关予以查禁，台湾各报也一致谴责，算是给胡适一点面子。但后来事情愈演愈迷糊，台北市政府甚至也避免对这书的作者执行罚款的措施，而把案子送到法院去，便没有下文了。到“五四”这一天，台北各处的书报摊上忽然又出现了《胡适与国运》这本“禁书”!第二天，《联合报》第一版又登出大幅广告，由“学生书局”出名，声明“印行本书，俾免以误传误，影响胡适博士的声誉”。居然大量公开发售，每册定价五元。⑤这还不是对胡适的一个打击吗?

1959至1960年间，胡适又被卷进了总统连任问题的政治漩涡之中。蒋介石自1954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后，年事渐高，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宪法，不能连任三任。而蒋的长子经国颇有才干，在国民党政界也颇有影响，于是便有推经国继任总统候选人的舆论。1959年1月中旬，胡适与陈诚、王世杰、蒋梦麟等一道，去台中台南旅行游览了六天，便有人说他们是“商山四皓”，是蒋经国的羽翼。这所谓“商山四皓”的话，后来在台湾引起了几个月的政治风潮。⑥胡适也确乎不赞成蒋介石连任，曾请当时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转达他的意见，主要是希望蒋“明白表示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这同样的意见，胡适多次向黄季陆、王云五等友人和政府要人说过。⑦又多次对记者发表“反对修宪”，“反对三度连任”的话，都在报上刊载出来。⑧但是，由于蒋介石还不想退位，1959年年底，便有人提出“修改临时条款”案，为蒋连任三任造舆论。胡适对此很不以为然，曾说，当领袖的人应该培养继任人，到了适当的时候，便推选这个人出来，还应全力支持他。这才是大政治家的风度。他认为美国的罗斯福，没有培养继任的人，只有他个人一再的当选下去，这是罗斯福的错误。可见胡适是明显地不赞成蒋介石连任。⑨到了1960年年初，“国民大会”临近，“总统”连任或继任的问题更为突出，台湾报纸上甚至报导说胡适“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作消极的抗议”。⑩

2月20日，“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台北召开，胡适还是出席了，并且又当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在蒋介石宴请国大主席团的宴会上，胡适又特别大讲“无记名投票”的历史和优越性，说它可以避免投票人受威胁，保障投票的自由，微露一点不愿受人操纵选举的意向。但他的话当场便遭到国民党人士的反驳，他们说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要维持党的纪律，无记名投票自然要不得；黄季陆甚至竟说美国宪法也是记名投票的。受到这种无知而又蛮横的围攻，胡适很生气，曾对人说：“我现在倒希望他们用记名投票。记名投票，我一定去投一票”。但是，他又担心“他们可能用举手，不用记名投票”。后来，修改临时条款案三读通过，在报上公布了，为蒋介石连任三任办妥了法律手续。有人来问胡适有什么意见，连任三任是不是蒋介石自己的意思?胡适回答道：

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想人家不会这样做的。他老先生觉得他对国家的责任未了，身体还好。年纪大的人都有他的信心，像韩国的李承晚，大过蒋先生十岁，像西德的艾德诺(按，通译阿登纳)，像英国以前的邱吉尔，都是年纪大过他的。凡是做过大领袖的老一辈的人都是如此，不能说是错的。问题是在修宪，尤其是为了三任连任问题而修宪，这是把大门打开了，现在大会出席的人数是合法了，以后随便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了。你既然为连任三任而修宪，他们就为创制权、复决权等问题而修宪了。宪法并不是不可修宪的，大门一开了，给一班争权的人来要求创制复决权，就无法再关上了。

过不几天，胡适便因心脏病进了医院，但还是去“国民大会”参加选举。自然是蒋介石又连任第三任“总统”。这一次，胡适却没有去给蒋致送“当选证书”。

在总统连任事件前后，又有组织新党的事件；接着又有雷震被捕判刑14年的事件。这一连串事端所引起的风暴，以及间接由此而发生的许多小漩涡，把一个想在台湾过安静生活，想以余年偿清笔债的老胡适，几乎是弄得坐卧不安，透不过气来了。

笔债无法偿，“民主自由”也难谈，胡适便只好“容忍”，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根本”!而且说，他的提倡容忍，“不仅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的人自己说的”。实际上，他的重点是希望“拿笔杆写文章的朋友”，要存一种“容忍的态度”。据他说，拿笔杆的人，虽然受到种种“不合理的压迫”，甚至于“围剿”，但也还是“有权有势的人”，因而“绝对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利”。谈“言论自由”谈到了这样的程度，胡适的心境该是何等凄凉，何等悲哀啊!

因此，有人这样评论说：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正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塌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发自“威权领导中心”及其“文化打手”的“围剿胡适”

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

评论是相当客观的。在热闹的背后，胡适的心灵孤寂而忧愤，达到了难于忍受的程度。

参看同注⑥第53页3月14日所记。

参看同注⑥第52页3月5日所记。

同注⑥第53页3月12日所记。

参看《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自由中国》第21卷第11期；后收入《胡适选集》“演说”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胡虚一译《民主政治底两种观念》一文的译后记，载台北《民主潮》第12卷第6期，1962年3月16日出版。译文题下有副标题：“敬悼胡适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