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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一生中，宋庆龄经历过许多充满风暴和困苦的时候，但从未有过思想混乱的时候。尽管她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洪流的一部分。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从她74岁到84岁——这位意志坚强而精神则永远年轻的妇女却感到被孤立了起来，使她思想混乱，有时甚至觉得孤独凄凉。这是从未有过的。她尽了最大努力想去理解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但常常陷于困惑。
这场新的运动被说成是中国革命的深化。中国革命是她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她想跟上运动的步伐，但却常常发现运动所宣布的目标同实际发展情况不相符合，她对实际情况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
像极大多数中国革命家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她对这场运动的突然性觉得意外，而对它所提出的目的则印象深刻。目的之一是使社会加速由社会主义阶段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另一个目的是使全社会的成员以未来的价值观来改造自己，有意识地同那些植根于过去剥削社会的思想、行为和组织模式相决裂，建立新的准则。
改造的动力在于千百万群众——特别是那些“生在红旗下”并决心高举红旗前进的青年——的行动。青年应该同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具备工农的思想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要作老一代的学生。但青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充满活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应该成为扫除所有旧思想残余的有力工具。（这些旧的剥削阶级思想和价值观是几千年里积累下来的，有的从旧社会直接保留下来，有的以官僚主义特权或其他特殊化的新形式死灰复燃。）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的应该去教年老的。
教育事业也必须彻底改造，学校都把课停下来，直到教育者本人受到新精神的再教育。
对“老革命”来说，他们感到的压力是：千万不能在这场改造运动中落后，因为这场改造运动被说成对整个未来具有历史性的决定作用。如果他们不改变自己去适应运动的要求、特别是如果他们阻碍运动，他们过去的功绩就将一笔勾销。他们就将自外于革命队伍——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这更痛苦、更不可思议的结局了。
这些就是这场运动的理论。总的说来，人们在思想上都接受了这些理论并且付诸行动，特别因为这些理论是毛泽东提出的，而直到这时为止他的卓有成效的领导是事实俱在、无与伦比的。
那末，这是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吗？毛当然想使这场运动成为“新”战胜“旧”的权力斗争。但实际的结果却正好同他的精神和不断宣扬的意图相反——派性斗争连绵不断并且常常诉诸暴力，各派都发誓要比别人更忠于他和他的思想，实际上是一些狡猾的野心家在争夺他身后将留下的权力和地位。他从来不会想到，“文化大革命”在每个领域里所带来的都是挫折而不是前进。
他自己在一些场合谴责了粗暴行为和派性对立——这些情况虽然多次试图加以制止，却不但不消退，反而长时期到处蔓延。毛泽东曾号召进行说理斗争，尖锐地批评“用法西斯方法审问干部”。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指责某些年轻的红卫兵的做法太残酷，并且指示在这些红卫兵就读的那所中学里办个展览会，以引起公众的愤恨。但其他许多因素（包括上层的派性）导致了许多新的暴力行径，并几乎引发内战。
不幸的是，这些严酷的事实并未导致对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及两者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重新进行检讨。毛主席相信，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办法是进一步开展“文革”。他以他的崇高威望从整体上来支持这场运动。最后，随着他的精力衰退，他被一些野心家所包围，他要了解情况或会见什么人都由这些人控制。这些人说话做事都是打着他的旗号，实际上则完全为谋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回顾这场运动时，极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位伟大领袖犯了深刻的错误——他们把他同“四人帮”严格区分开来。对于“四人帮”，事实上是没有人不卑视和咒骂他们的，认为这是一群专事歪曲毛泽东的思想的投机分子、政治流氓。但人们确实得到了一条教训，就是不应该再出现权力只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并终身如此的现象。
毛泽东思想仍被认为是有永久价值的财富，是创造性地、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但这不再意味着是把毛说过的每句话、作出的每个指示都当作教条来遵守，并且毛泽东思想也不再看作完全是个人的创造，而是——正如所有有气度的领袖都会认为的那样——集体智慧的结晶。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同千百万人是一样的。多数人起初都为它所提出的宏伟目标以及它所造成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而感到鼓舞。后来，随着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多数人开始产生怀疑。又后来，多数人或早或晚地受到一些打击，并为其他人所受的打击而感痛苦。最后，他们看到这是一场灾难——一场永远不应再有的灾难。
宋庆龄也是如此。她为“文化大革命”的无数无辜受害者之一（一位被迫自尽的忠诚的进步朋友）所写的一篇悼念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我写了上面这些文字，作为对同志的怀念泪的是使读者对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骤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中国人民决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这一类悲剧不再重演，安定团结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她终生坚持的理想。
现在让我们回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
这一年8月，宋庆龄写信给格雷斯·格兰尼奇说：“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一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出现。
“你读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①了吗？我寄给你上下两册。这部书说明，人是能够教育改造的。……
①该书英文版书名为《从皇帝到公民》。——译者
“我每天如果不开会要化八、九小时看东西。（显然是指与运动有关的大量文件材料一引用者）。”
她在信未说，“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呢？”
她在这封信上的口气显示出她对这场运动的广泛目的是赞同的，她相信这是推动社会和个人（包括许多过去的敌对分子）前进的动力，并且期望猛烈的动乱将会很快过去。（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已对“造反派”发出警告，要避免粗暴行动并且记住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但要解放本阶级还要解放全人类）。
她在信中提到溥仪同格雷斯提出的一个问题有关系。格雷斯问，据说她现在住在一座宫殿里，是不是真的？她答道，是的，因为她是国家副主席，所以人民政府拨了一所原来的王府给她作为寓所。她描写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寓所里还是保持清静的情况：
“我住在醇亲王①的王府里，溥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园子有小溪环绕，园里有许多美丽的树木……草地几乎一年到头都是绿的。园里还有一所两层小楼。过去住在这里的皇亲国戚常来听云雀和别的鸟儿歌唱。……我确实在享受‘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
①醇亲王载沣（1883-1952）是溥仪（末代皇帝宣统）之父，1908年溥仪即位时只3岁，载沣为摄政王。今北京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故居系就原王府花园旧屋修葺并增建小楼而成，宋庆龄于1963年春从上海迁居于此。——译者
但在事实上，当她写这封信的时候，她那花园住宅里往常的安静气氛已经大大改变了。她听到墙外不时传来红卫兵们在抓“走资派”或其他“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那种刺耳的叫喊声。各派的高音喇叭一个比一个响，都想让本派的声音压倒对方。最使她难受的是那种低沉的声音——打人的声音和被打者的呻吟。
她把这些“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况写信告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嘱咐斯特朗把信阅后销毁。斯特朗在回信中说，“我在收到你第二张便条的当天就亲自把你的第一封信撕成碎片，扔进下水道冲掉了……没有留下丝毫通信的痕迹……”
过去，宋庆龄也常要通信的对方把她的信件销毁，但当时这样做是防止革命的机密落入敌人之手。现在这样做却是为了对付那些自以为是“超级革命派”的人。这在她还是第一次。
在同一时期，她写信给本书作者：
“……我想，对那些无端污蔑，我只有闭上眼睛——外面那种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已经够叫人心烦意乱的了。希望你离得远，听不到。”
这里的“无端污蔑”是指在西方报刊上重提有关她私生活的一些陈旧的谰言。这些谰言可以追溯到当初国民党反动派散发的造谣传单，现在又被那些极左分子翻腾出来，这些人不择手段地去公开“揭露”别人。她为之悲叹的“无端污蔑”还不限于对她本人，而是对其他许多人。
她还曾写信给马海德医生。马的住处同她相近，信都是由忠诚的李姐（李燕娥）或司机老刘送去的。这些信马都没有保存，“因为留着对她或对我都不好”（他后来这样说）。她在信中所表示关心的主要是别人而不是她自己，但她确实也担心会不会有一天她不得不抛弃她所喜爱的绘画和其他艺术性的纪念品（她喜爱和收集青花瓷），因为这些东西也可能被当成“四旧”。她把一部分艺术品送给马海德，请他把它们转存到“比尔大叔”（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她这样称呼路易·艾黎）那里去。马后来说，他是亲自把这些东西转送去的，这样做要担一定风险，因为他当时也已经受到尖锐的口头攻击，他的妻子苏菲被她工作的那个电影制片厂的造反派关起来，他家被抄，个人的文书资料都被拿走。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写信给宋庆龄：
“西方报纸纷纷用大字标题报道你的住所被红卫兵洗劫，所以我在这一期《中国通讯冲加以彻底的否认，同时登了我写的报道《毛在天安门上》，里面提到你也在场。”
她写的关于1966年10月1日北京庆祝国庆的报道中说：
“游行群众达150万人，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至少有半数是红卫兵和革命学生……
“国外国听到谣传而不安的人们将会高兴地知道，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同领导人们站在一起，同往常一样神采奕奕……说红卫兵抄了她的家，全是谎言。”
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没有被人闯进来（在上海的寓所有人闯入）是由于周恩来的及时过问。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送毛泽东批准，名单之首就是宋庆龄。
两天后，因为出现了大字报，要求把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的国家副主席职务撤掉，并扬言要冲进宋的寓所，同时发生孙中山塑像被毁事件，周恩来严厉告诫北京的红卫兵：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周恩来在把宋庆龄列为应保护的干部名单首位的同时，建议她搬进中南海去住，以保证安全。她对此婉谢了，解释说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再一次显示了她的刚强。
这时，宋庆龄遭到了一个比抄她的家还更严重的打击，这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
上海的红卫兵破坏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把墓中骸骨挖掘出来，实行“暴尸”。他们因为万国公墓过去安葬的大多是中外富裕人士，所以把它看成是昔日特权阶层的纪念碑，必须予以摧毁。至于宋家的墓地，这里埋葬的不正是蒋介石的岳父母“查理”和“妈咪”吗？在他们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应该从这个地球上消灭掉呢？
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来。周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来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着所有六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庆龄一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可能有更多的要求了。“文化大革命”告终之后，又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
1966年11月12日，宋庆龄在她丈夫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了讲话。她为这篇精神饱满、思想丰富的纪念讲话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它的主题是，随着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孙中山能够改变他自己的观点和方法，以推动革命前进而不是加以阻止。
“他生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开始统治世界之前。他出生的时候，国内的封建王朝刚刚受到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震撼，我国人民还刚刚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接触。
“当他离开人间的时候，帝国主义力量正不可一世，欧洲列强处心积虑要瓜分我国领土，近邻日本的军国主义也不断威胁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存。……”
尽管不断遭到挫折，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从不动摇，因而成为以建立新中国为最后胜利标志的中国革命的先驱——虽然这一最后胜利的到来是在他逝世四分之一世纪之后。
“今夭，中国发生了多么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但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要做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必须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在连续不断的困苦和危险中，他从不低头。他是一个决心不断学习的人，他克服了自己早期的幻想和失误。
在推翻清廷的斗争中，他因单纯依靠军事手段举行武装起义多次失败而认识到确定政治纲领、建立政治组织的重要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民国，但一个独立、进步的中国仍然没有出现。他从中悟出了更多的道理。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赢得了初步胜利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但当它没有决心去满足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要求时，它就失去了这种支持。应该把社会和政治问题放在首位。
孙中山出身贫苦，所以他一直同情贫苦和受压迫的人。他在革命行动中无所畏惧，个人生活则十分简朴清廉。他走过的道路上充满了惨痛的失败，但他从不绝望。
“他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严肃的探讨。当他发现他所建立的政党都缺乏坚实基础时，他并不畏缩。……他认识到，必须走列宁的道路……走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革命只能依靠那些最迫切要求解放的人，即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他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就不再为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漂亮的装饰所迷惑了，他看穿了这不过是骗局。今天，反动派力图欺骗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青年，叫他们不要搞革命，不要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些都已经‘过时’了。……但四十多年前孙中山已经得出结论，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已过时了一百年……”
宋庆龄在这篇讲话中还谈到了孙中山的国际主义，他同亚洲各国革命党人的合作，以及在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威胁要干涉中国时，他向驻华外国军队的士兵发出呼吁——所有国家的老百姓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
孙中山在晚年从他一生经验中归结出三件必不可缺的要务，即；在国内联合中国共产党、在国外联合苏联、在各地扶助工农。
“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如果孙中山还健在，他会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各民族、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当前世界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坚决立场而感到骄傲。”
在另外一段中，宋庆龄还提到了以后被称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推动革命。这一点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获得解放，我们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坚持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使我国在各方面实现现代化，并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在讲话的最后一段中，她又提到“我国人民……鼓足干劲发展生产和攀登科学、教育和文化的新高峰。”
当时那种极端复杂的形势可以从她三天后所写的一张私人便条中看出来：
“我很想请所有帮助我准备这篇讲话的人来吃一顿饭，随便聊一聊，但现在不是时候……”
她的这篇讲话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起草，定稿后曾送周恩来审阅同意。
这是她在长达六年时间中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她的下一次公开讲话要到1972年。）
这次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也是刘少奇一生中最后几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之一。他是纪念大会筹委会主任，并且作为国家主席在国家和党的地位上比在场的任何人都高。但在官方报道中，他的名字却被降到在第七位，世界闻名的朱德总司令则排在刘少奇的后面。
这些羞辱人的做法显然是故意的——部分原因是从8月开始的、因“文化大革命”而改组中央领导班子的结果。就刘少奇而言，名次的变动只是他被彻底整垮的前奏，对朱德则是作为一种惩罚，因为他没有参加极左的大合唱（红卫兵已贴出大字报，把这位革命老英雄骂成没有改造好的军阀）。
宋庆龄已经意识到乌云正向刘少奇压去。她的一位女同事罗叔章回忆道：“1966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她。她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
一个国家副主席居然要靠从街上拾到的传单来了解国家主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奇怪的时代的又一个特征。
宋庆龄对刘少奇很熟悉。他们分别是国家主席、副主席，又是中苏友协总会（在一个长时期中是重要团体）的会长、副会长，所以在建国以后的17年中一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她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是对刘少奇表示的；她1953年1月在莫斯科最后一次会见斯大林是刘少奇安排的。在私交方面，她同刘少奇一家人都很亲。她有很多时间住在上海，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每次去上海总要去看望她，他们的孩子参加了支持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的示威游行，宋庆龄称赞他们有国际主义精神。每到新年，她总给他们寄贺年片，他们就把自己画的贺年片回寄给她，她收到后会一个一个指名道谢。
同时，甚至在她同刘家的关系中，人们也能看到她始终保持着的希望——这个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将会克服本身的缺点，真正去从事它原来意图中的工作，即：清除停滞倒退的东西、放射出充满革命信念和创造力的新的光辉。就人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也很可能就是刘少奇本人的想法。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是早期的红卫兵，她写信给宋庆龄。在回信中，宋庆龄亲热地称呼“平平”的小名：“阅读了你满怀革命激情的来信，犹如看到了你们兄弟妹妹……健壮成长……你们虽然生在新社会、挺立红旗下、蜜糖水中长，但是，你们没有忘记革命，没有忘记阶级斗争，你们强烈的记忆着革命前辈为了人民的解放所进行的披荆斩棘、浴血奋战的艰苦斗争；你们怀念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获得解放”。她称赞孩子们支援越南民族解放战争并去农村参加劳动，认为这是知识青年革命化的道路。她还赞扬给她寄去的婷婷的两篇日记和源源的美术创作表达了革命的思想感情。
1967年新年来到了。这时她已经知道刘少奇的“问题”十分严重，但她仍然给刘的孩子们送去贺年片、笔记本和糖果，仍签上“宋妈妈”三字。第二年，刘少奇和王光美都已失去自由，一家人流散四方。孩子们万般无奈，只好写信给宋妈妈求援，她把信转给毛泽东，希望这些孩子们不至流离失所。她又回信给孩子们，勉励他们振奋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直到1972年，也就是他们的父亲惨死两年之后，他们才获准去监狱探望母亲。王光美看到孩子们时的快乐以及她听到孩子们悄悄告诉她宋妈妈对他们爱护照顾时的感激之情，她至今还记忆犹新。
虽然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保护，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中，她很少露面，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关于她的活动没有任何公开的记载，甚至在她逝世后出版的《宋庆龄年谱》中这几年基本上也是一片空白。
本书作者在这几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同她失去了联系——说得确切一点，是被单独监禁在牢房里——所以关于她这段时期的情况也无法从个人回忆或通讯中作些补充。但从其他的来源，可以多少理出点头绪。
[1967年]
如1967年，《年谱》上只记录了两项礼仪性活动——作为国家副主席，接受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瑞士、越南、朝鲜和毛里塔尼亚新任大使呈递国书；参加国庆招待会和检阅。
实际上，这一年对她来讲充满了苦恼和斗争。在北京，她大部分时间呆在自己的屋子里，看到的只有四面的墙壁。在上海，她的事业正在被拆毁，她竭力设法加以挽救，就如她后来所说的那样：
“1966年，也就是当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工作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儿童时代》杂志不再出版了，我也接不到一份中国福利会下属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艺术剧院和其他单位的报告。这些单位的领导，当时正处于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或受到了攻击。我于是请当时任副市长的金仲华帮助。他像以往一样认真负责，走访了这些单位，鼓励他们继续工作。”
以上是从她对金仲华这位杰出的进步新闻工作者的悼念文章中摘引的。金从30年代救国会时期起就是她的同事，后来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及其后继者上海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都在一起工作。《中国建设》创刊，她又选任他为第一任社长。他在“文化大革命”前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
关于江青一伙罪犯在上海建立的新政府里那些人如何对金迫害致死，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后来，当我回到上海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金仲华本人也遭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残酷迫害。他们不准他与外面的人接触。我想设法同他见一面，也没成功。在几个月时间里，他们接连不断地对他进行审讯、批斗。……他一生中所做的好事都被歪曲、颠倒，成了败坏他的名誉的‘罪证’。……他一直确认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毛主席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却被指控‘反对毛主席’。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建立世界人民的友谊，他曾和许多外国朋友接触过、一起工作过，就因为这，他被诬为‘外国间谍’。他与周总理在各个时期的交往，也成了那些‘审讯人员’辱骂他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想打倒周总理。在迫害金仲华的过程中，江青的恶意中伤起了直接作用。她的每一句话都被那些爪牙们奉为圣旨。张春桥也施展了阴险毒辣的伎俩。”
有一件事她没有谈到，也可能她始终不知道，那就是金仲华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要他交出多年来她给他的信件，但金宁死不从。由于不堪忍受残酷的政治迫害，金仲华于1968年4月3日含冤自杀。
在这里不妨附带说一些有关宋庆龄与江青之间关系的情况。
据说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的时候对她的印象不错，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1949年，宋庆龄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后回上海，毛主席派江青到车站送行。据说，她后来对别人讲过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1956年，她在上海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江青和刘少奇夫妇都出席作陪，据说她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很表赞赏。
（令人惊奇的是，据说就在那一天江青要宋庆龄劝毛泽东穿西装、打领带，因为孙中山常穿西服，而且外国人总认为中共官员们的穿着太单调。）
但江青在1966年的表现却大不一样了。当时红卫兵要冲宋庆龄的寓所，甚至要她把头发剪成他们所喜欢的那种短发。（她一直保持一种后梳圆髻的传统发式，并曾答应她的母亲永不改变这种发式，所以据说她曾生气地说，“要是他们碰我的头发，我就把他们的头发全剪掉！”）毛主席派江青去向宋庆龄解释“文化大革命”。这时的江青完全采取了一副教训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听到宋庆龄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时，江青的脸立刻沉下来了。
很久以后，在1973年，当说一句江青的坏话就得掉脑袋的时候，宋庆龄在本书作者和邱茉莉面前把这个报复心强而又权欲薰心的女人挖苦地称为“女皇”，她对江青的看法由此不言而喻了。“四人帮”倒台以后，她在写信和谈话中可以更尖锐、更明白地把她的看法表达出来了。她在1978年给美国理查德（迪克）·杨的一封信（无日期）中说，要不是“江青这帮家伙进行破坏，不让他得到必要的药物治疗”，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可能不会那么早去世。“我知道你谨慎，所以把这情况告诉你。”在同一年的另一封信里，她写道：
“……我的所有西式衣服都给我表弟的几个女儿了。在那个无耻婊子江青炮制的‘文化革命’期间，她们都被红卫兵从家里赶出来，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
她是难得使用这种骂人的字眼的，由此可见她的愤恨之深。
[1968年]
1968年，《年谱》没有宋庆龄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任何纪录，只记载了她给当局的一封信，证明路易·艾黎是一位忠诚的外国朋友，因为在当时那种“怀疑一切”的气氛中，对他也散播了许多疑问。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签名）
一九六八年八月卅一日”
这一年留下来的史料还有她在8月份写给格兰尼奇夫妇的信（这封信只有月日、没有年份，所以也可能是1969年的）。她在信中还对马克斯·格兰尼奇的哥哥（美国左翼作家、笔名迈克尔·戈尔德）之死表示哀悼：
“多年来，我常在《工人日报》上读到他那写得很好的专栏，后来看不到这张报纸了（该报由美国共产党出版，后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而不能在中国发行），觉得若有所失。”
她为迟迟未复信道歉，并解释说：
“……在这场闹哄哄的文化运动中，你们的新地址我夹在一本书里，找了许久，今天才找到……”（这说明她有些东西已收起来了或者被弄乱了。）
尽管遇到麻烦和限制，她对这场运动的广泛意义仍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
“……我担负了更多的对我并不适合的那种职责。时局发展得很快，要求不断学习以跟上形势。失眠症和关节炎是我想要做点事的两大障碍。但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紧跟，我不敢落在后面。
“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但将改变我国人民，还会改变世界的其他地方。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的伟大胜利。他无疑是马克思和列宁之后最伟大的人物。”
她以热烈的心情谈到美国1968年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民广泛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示威以及黑人群众的奋起：
“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令人感到鼓舞。我很高兴，一向反动的南方各州也卷进了这一伟大的洗礼。”
[1969年]
1969年，《年谱》的记载仍然极少，只有她参加国庆招待会和检阅以及她个人所做的一件关心后辈的事——在知道杨小佛未收到所寄去的《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后，又把自己手头的一套请她的助手带到上海，作为礼物送给他。
实际上，这一年和下一年都是极富戏剧性的。
总的气氛是备战。美国侵越正向中国南部边境迫近，在北部边境则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准备对付来自任何一方或者双方的进攻，甚至核攻击。在僻远的内地山区建起了新的工业。全国各城市都在地下挖了迷宫似的“人民防空工事”以用于隐蔽和疏散。多余的和被怀疑为不可靠的人都得离开中心城市，到其他地方安置。关于这种情况，宋庆龄写道：
“甚至孩子们也都在忙着备战工作。战争要是打起来，我们是不会措手不及的。苏修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话，‘上帝要谁毁灭就先让他疯狂。’我们的孩子们都到农村去工作和学习了，和农民同吃同住。他们长大后不会变修、也不会沾染资产阶级思想。农村生活使他们经受了锻炼。”
她认为当时确实存在战争的危险，备战是必要的（备战工作是防御性的，尽管当时中国挖防空洞也被莫斯科谴责为“好斗”）。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林彪和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势力加紧控制中国的政治，他们把所认为的国家面临的危险作为消灭异己的借口。
这在确定哪些人应该撤出北京及其他重要城市的问题上经常表现出来，因为要撤走的人都是被认为不可靠的或不必要的或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撤走是一种战前的预防性措施。从廖梦醒给宋庆龄的信中可以看到一个辛辣的实例。廖梦醒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女儿，一位忠诚的、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但她却被极左分子划入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一类。廖给宋的情仍像通常那样用“亲爱的叔婆”开头，接着写道：
“我正打算收拾行李，虽然我仍然不知道上哪儿去。……我被划入‘老弱病残’一类，将不需要留在北京。我正在把我所需要而又拿得了的东西清理出来……到了新的住处我会写信给您。上海也是一个海岸城市。我相信您早晚也得走……希望您将来会有一个愉快的新家，颐养天年……不管我到那里，我都会想念您……”
廖梦醒这时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好，但她的工作单位全国妇联的“造反派”老早就把她软禁起来，使她备受折磨。她告诉宋庆龄：“我有没有对您说过，我家那扇离我居室最近的后门被钉死锁上了。我常常是孤零零一个人在家，两手常常颤抖……我相信我们之间来往的信有几封丢失了……只要能写，我会继续给您写信的……我太想念您了，我无法表达……”在收到宋的回信后，她又写道：“这么久听不到您的消息，老在盼您的信，现在总算盼到了，我真不知道有多高兴……”这两封信都不是通过邮局而是由人送去的。
在折磨人的1968—1969年，宋庆龄的亲属中还发生了两起不幸事件，使她精神上备受打击。一是她很喜欢的一位有才华的表妹、二舅倪锡纯的长女倪吉贞1968年5月在上海被迫自杀。这个表妹全家被扫地出门，挤住在一个汽车间里，自己被作为“管制分子”强迫劳动，不堪凌屏。消息传来，她内心极感悲愤。二是她最喜欢的最小的弟弟子安1969年2月病故。她又为之伤心落泪。她为了要往美国发一个唁电，还得请周恩来和邓颖超帮忙获得特许——在那段紧张的时期，事情就是这样的。
[1970年]
1970年，《年谱》的记载只有两条，一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检阅，二是接受保加利亚新任大使递交的国书。
在给格兰尼奇的信中，她还是表现出一种认为整个形势令人鼓舞的语调：
“……真希望你们也在这里，可以亲眼目睹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中国通讯》中，你们可以……随时有所了解。不幸的是，她已84岁了，身体不好，所以她不能再继续这项极有益的工作了……”
关于她自己的行止，她已回到上海了。“离开家到首都去已4年了，我现已回家休息。”离开这座家乡城市那么长时间当然不是她自己愿意的。
她写到在北京的朋友、来往的减少和惯常生活的中断，字里行间也隐含着对北京现状的批评：
“路易·艾黎不是很快活，因为他不能到处跑（为写作收集材料）。他也在发皮肤病……马海德生了肺炎，现正在康复。虽然我们都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我已经有好多年没见到他们了。
附记：2月6日是春节，但我们现在不过这些节了。”
[悼念斯特朗]
宋庆龄这封信是1月底写的，已提到斯特朗因年迈停止了工作。3月29日，这位战斗一生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在北京逝世——宋庆龄的历史最长的联系外国革命的纽带之一折断了。斯特朗最后一次住院时，宋庆龄想起她所最喜爱的花，并把这些花送到了她的病床边。195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到北京之后，她们见面很少，遇到节日或其他事情互致问候时，信的开头总是称呼“亲爱的宋庆龄同志”和“亲爱的安娜·路易斯同志”（或甚至称呼“亲爱的斯特朗小姐”），不像对其他老朋友亲热地叫人绰号。可能由于斯特朗个性太强并且总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也可能由于斯特朗的新闻记者“职业本能”总想把她所听到的所有消息都报道出去，在宋庆龄同她长期相识的过程中，发生过某些意见相左的情况。但她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深、很牢固的，她们相互对对方本质上的敬重也是如此。
有一点是宋庆龄从来没有怀疑过的，那就是斯特朗为人的正直。据说，早在1949年，宋就曾敦促毛泽东为斯特朗向莫斯科说情，因为她被扣上“间谍”帽子抓起来关了几天之后被驱逐出境了。“为什么对斯特朗这样做？她是个好人，对中国和其他地方做了许多好事。她是一个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据说宋曾这样对毛说。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给斯特朗的信简显示出对她仍很信任。她的《中国通讯》宋每期必读，很赞赏并向海外友人推荐。她去世时，宋著文颂扬。在回忆她时，宋庆龄不可能不想到她们那些在30年代后期苏联大清洗中死去的共同的朋友加拉罕、加伦将军、博戈莫洛夫等，还有鲍罗廷，这位1923年来华任孙中山顾问并参与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苏共老党员，他是1949年初与斯特朗差不多同时被捕的，但他没有像斯特朗那样“幸运”（加上罪名、驱逐出境），而是被投入监狱，两年后死去。宋庆龄不能不想到那些在自己国家的“文化大革命”中受谴责、被拘押的老革命者，他们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呢？苏联在共产党掌权这么久之后却发生了如此致人于死地并且又是如此大规模的镇压，而中国则避免了这种情况，这一直是值得我们党和国家为之骄傲的事情——但现在还能这么看吗？
后来，她写了《斯特朗的名字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心里》一文，这是她对这位美国友人盖棺论定式的最后评价：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
“早在一九二七年，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遇到乌云恶浪的时候，我在武汉遇到了斯特朗，并且住在同一幢房子里面。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们经常见面，多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关于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非常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关心我的处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我们坚信，表面的混乱是暂时的，经过大革命锻炼和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力量，仍然坚强有力，朝气蓬勃，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斯特朗的热情和智慧，增强了我同邪恶作斗争的力量，更坚定了我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的决心。
“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音信还是相通的。后来斯特朗在苏联蒙受了不白之冤，使我感到忧虑。最后，在她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终于来到新中国。我热烈欢迎老友的归来。她怀着回到家里的喜悦心情和我一道回忆过去，谈论未来。她还是那样精力充沛，用她的笔向世界传播着新中国的信息，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这本集子就是她在中国的珍贵纪录。
“不幸她先我而去了。她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壤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宋庆龄敬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同她自己的立身处世准则一致的。这些准则是：信念，百折不挠，乐观，为事业全力以赴。在这篇充满热情的纪念文章中也体现了这些准则。
[同斯诺重逢]
这一年，宋庆龄在失去一位外国老朋友之后不久，却得到了同另一位重聚的忻慰。他就是埃德加·斯诺。他同妻子洛易斯·惠勒来到中国显示，在“文化大革命’冲极左势力登峰造极的掌权地位略有退潮（在此之前斯诺曾申请来华但未获准入境），并且成为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的中美恢复接触的先兆。
对斯诺回到中国，宋庆龄显然十分高兴。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道，宋有好几次邀请斯诺夫妇到家里吃饭，其中有一次是在国庆节（那天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同毛泽东一起检阅游行队伍，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每次都由她亲自来定菜谱（对于她最欢迎的客人她总是这样的）。洛易斯·斯诺叙述了这几次会面的热烈情绪：“宋庆龄一直是埃德①的亲密朋友，经过这几次到她北京寓所的访问，她也成了我的亲密朋友了。在她心里，不仅装着埃德，还装着我们全家。在她家里放着克里斯托弗和西安②的照片，是他们大约8岁和6岁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寄给她的。看见这些照片，真让我十分感动。埃德深深地敬仰这位英雄的妇女，她的价值观使她坚定而又奋发地站在革命一边，牺牲家庭关系和荣华富贵都在所不惜。”
①对埃德加的昵称。——译者
②斯诺夫妇的儿子和女儿。——译者
他们同宋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谈得很多，但在斯诺关于这最后一次访华的著作中却什么也没有说（这本书斯诺因患了绝症而未能亲手完成），这是很异常的作法，因为以往他总是详细地记述他同宋庆龄的每一次会晤的。也许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尚未完全平息下去，所以她嘱咐他关于这次会晤什么也不要写。
但在斯诺那些未经编辑加工的笔记中有些线索可寻：
9月30日晚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庆宴会上，斯诺夫妇见到了宋庆龄（“作为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她在一群显要人物之中，包括老一辈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也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当权派江青、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席的还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以及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高级代表。
10月3日，宋庆龄请他们去喝茶，还有马海德和路易·艾黎。“我们在五、六个解放军士兵面前走过，她的秘书——一个健壮的男青年——出来迎接我们。园中已是深秋景色、显得有些凋零。池里水很少，鱼都已捞走了……她的女秘书对我们这样说。男秘书陪我们……走到一株已有120年树龄的石榴村旁——溥仪出生时这树已经在那里了。（孙）夫人看来有点疲乏、有点发福……”（完全没有提到同宋的谈话，显然是因为游花园后没有时间了，游花园也许是工作人员故意安排来消磨时间的。）
10月11日。“同孙夫人、艾黎、马海德夫妇共进晚餐（还有孙夫人的保健医生）……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谈话主要也是关于饮食的。”（看来是故意回避谈别的事情。）
在同一页上，斯诺附注道；北京的来信“最近批评我在《复始之旅》一书中的错误——很有道理。”
1970年末斯诺离开中国。1971年7月31日，他写信给路易·艾黎，谈到自从轰动一时的、出乎意料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一事发生之后，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美国国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二十年来，他的著作很难找到出版的地方，现在随着更加轰动的美国总统访华的即将实现，主要的美国传播媒介都来向他紧急约稿（尽管它们仍想进行歪曲）：“……化了一星期……为《生活》杂志写了一篇稿子，他们用的标题是《中国人期望从尼克松的访问中得到什么》。我原来的标题是《尼克松心向紫禁城》。在编辑中，他们设法做了点手脚，有一处压缩成周恩来谈话而‘毛听着’……在我那句‘中国从未放弃武力收回台湾’的话中，加上‘公开’一词。”他又带点嘲讽意味地接着说，“有一件事……使我大为得意。《生活》杂志在那张老大的《纽约时报》上为我那篇文章……登了整版的广告——也是这张报纸早些时候曾拒绝刊载重要的周总理访问记，深怕上斯诺的赤色宣传的当。现在美国却听不够了。关于乒乓（外交）的报道如此之多。”
在同一封信里，他对自己十年前访华后所写的《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作了自我批评式的评论：“……现在我重读这本老书，常常要惊叫起来……当时我对群众的无知和偏见过于迁就，以致对美国过于宽大了……现在，《纽约时报》也在发现中国是个好地方，但当时——在书评栏里除了抓赤色分子就没有篇幅登别的东西了……
“全世界现在看到毛主席是个伟人，他当然是。但我的任务是使人们看到他不是妖怪而是人，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在那些常常是文字拙劣的宣传中，他的行径使人觉得是有威胁性的。”
斯诺又说，除了一些错误，他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的，但他不愿对此自吹自擂。“请告诉对我的批评家们……我知道自己的过失，并愿在将来的工作中加以纠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保持了一贯的谦虚态度。
但时间不允许了。在他写这封信后不到一年，癌症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1971年：关键的年份]
1971年，《年谱》上没有任何记载，但这实在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年份。
在国内，毛泽东亲自指定的继承人林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败仓皇乘机出逃，飞机在蒙古境内失事，机毁人亡。这是9月13日的事。到11月，事情的内幕还没有完全公开，宋庆龄在11月11日给在摩洛哥养病的斯诺的信上，赞扬他没有急于报道此事：
“对于9月13日的飞机失事事件不作任何评论是明智的，因为尽是些揣测之词，人可不能做说瞎话的预言家。你不说话，我就放心了。就是那些在内层的人也不知道详情。这么说吧，这是一场噩梦——‘勃鲁托斯，你也在内吗？’①不管怎么样，勃鲁托斯还是L．P．（林彪英文拼音的缩写），都是他自己的阴谋的牺牲者。真是个无赖！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不已成了指定的继承人了吗？！只有时间会透露出你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
①语出莎士比亚历史剧《裘力斯·凯撒》（据朱生豪译本）。勃鲁托斯是刺杀凯撒的密谋集团首领，以后自杀。——译者
在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个席位为台湾蒋介石集团窃踞了二十多年，现在主要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这反映出中国革命在它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改变了局面，而美国则支持蒋集团直到最后失败。
这样，中国尽管在国内遭到困难（一度有趋于危殆之势），在世界上的地位却不断上升。
宋庆龄也看到了这一点，在私人通讯中她写道：“（1971）对我们和对全世界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年……因为中国现已处于世界的中心，全世界人民从联合国的讲坛上听到了中国的声音。愿1972年给各国人民带来和平。”
正由于形势有所好转，所以她在听到大弟（只比她小1岁）子文去世的消息时，还不至于太难过。宋子文是因为意外事故（在美国一家餐馆用餐时骨头卡住了咽喉）而死的，享年77岁。这位金融家、前国民党要人同她在政治上的争执和歧见大体上和霭龄、美龄差不多，但两人之间的个人情谊要深一些——他有时还支持她的工作。
[沉默五年后的第一篇文章]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来是为了重新恢复同中国的接触，或者更明白一点说，是为了承认中国革命胜利这一事实。二十多年来美国官方一直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这种情况现在结束了。也是在这一年，宋庆龄打破了持续五年的沉默，重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1月，在尼克松访问前夕，她发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文。文章的论点不是说尼克松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说中国和亚洲的新时代把尼克松带到了北京；
“美国总统宣布要来北京访问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极力主张轰炸中国，而现在，他又准备和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尼克松总统在他当选的前一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声言：‘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中国的现实。’”
“那末，中国的现实到底是什么？”她接着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人民建设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现在正在与世界各国为和平繁荣而英勇奋斗的人民，并肩战斗，相互支持……”
在概述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不仅在数量上而主要是在质量上——之后，她接着说：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事务必然是和一个有益于全世界人民的国际主义联系起来的，而不是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工业一军事集团联系起来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中国的做法完全……是国际互助。”
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联合国内一切维护正义的国家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文章最后说：“毛主席预言，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我们确实正处在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的开端。”
她为这一历史性的全面进展而感到自傲，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相对而言，挫折和困难犹如即将消失的乌云。
因患关节炎和尊麻疹，她没有参加官方对尼克松一行的招待会。
“我很高兴他们没有要我参加在尼克松访问期间的所有活动，但我在海外的朋友写信来说，他们在电视上没有见到我，感到失望。”
但她接着说：
“很多美国人去参观了我们在上海住过的房子……察看我丈夫书房里原有的藏书，甚至还有那些照片。”
她又尖刻地补上一句（显然是针对国外有人幻想新中国或她本人会改变根本观点）：“他们会发现卡尔·马克思仍然好好地在那里。”
1972年之后，来华的美国人确实越来越多，而且形形色色都有。有她在威斯里安上学时的朋友（来的常常是这些朋友的继承人或后代），有各个革命时期同她在政治上有关系的人，也有直到最近还对中国不友好、现在却成了中国的“新的发现者”的人。对这各种类型的人，她都欢迎，只有一种人她觉得难以接受——那些了解政治实情，而“在麦卡锡时代跑得同兔子一样快——毫无骨气”的人，“但现在他们却成了社会栋梁，所以我们必须欢迎！”
[痛悼挚友]
2月15日，一位同这些人截然不同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因患胰腺癌在瑞士病逝，宋庆龄为此极度悲痛。
她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她写东西通常是很快的，但在听到斯诺噩耗后她为了写给斯诺遗孀的唁电，通宵未睡。唁电写道：
“痛悉我们最诚挚的朋友不幸逝世。在我们抗日战争期间，他坚定地支持了我们反对国内法西斯反动派和日本军事侵略的斗争。我们的坚强友谊也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互相支持。我确信，你和你们的子女将继续完成他的遗志，促进我们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你可以感到宽慰的是：对埃德加·斯诺的记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将永远长青。”
洛易斯·惠勒·斯诺在她纪念斯诺的书中谈到这个唁电时说：“她在一生中永远是勇敢无畏的，她从万里之外发来的唁电也给了我勇气。”
在反动势力面前勇敢无畏——这是宋庆龄认为最优良的品质之一。三十六年前，主要通过她的推荐和帮助，斯诺访问了延安，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一篇纪念斯诺的专文中，她称赞斯诺“勇敢地到了‘大河彼岸’的地方，去了解在新根据地的中国革命。”
她满怀热情地回顾她同斯诺相识四十多年来的历程。斯诺作为一位年轻的记者，“如饥似渴地寻求真理和知识”，首先来到上海，然后又深入到中国的红色区域。他在这次采访中所写成的书（《西行漫记》）“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这对他来说是最恰当的铭词。”在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他“曾给予很大的帮助”。他“也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或称‘工合’运动的一位热情的发起人。”本世纪中叶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他备受政治迫害。“然而，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他要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鸿沟的决心。”
虽然当时埃德加·斯诺并不知道，正是他于1970年12月同毛主席所进行的长谈——当时中国人民的领袖谈到为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有必要同尼克松总统对话，导致了中美两国人民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友好往来的大门的打开，而这就是埃德加·斯诺毕生所致力的事业的一个目标……
“……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会感谢他……”
在当时的一封信里，宋庆龄写到斯诺的遗孀洛易斯遵照斯诺的遗嘱正把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带到中国，并且称赞洛易斯“她多么能为别人着想！”——因为中国政府提出愿意负担她的路费，她就宁愿坐火车而不乘飞机以节约开支。护送斯诺骨灰来华的还有他的挚友、1936年同去陕北的马海德医生。马海德是随同一个由毛泽东派去治疗斯诺的医疗小组前往瑞士的。在北京，斯诺的骨灰被安葬在前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美丽的未名湖畔，年轻时的斯诺曾在燕大教新闻学并鼓励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
斯诺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宋庆龄又悼念了另一位同她的过去有密切关系的美国人，她的朋友、同志和经常的通信对象格雷斯·格兰尼奇，她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撞车事故中不幸丧生，开车的是她的丈夫马克斯，也受了重伤，但幸存下来。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宋庆龄回顾了在战前危机四伏的上海，同格兰尼奇夫妇出版《中国呼声》的情形，以及在分离三十多年以后最近在北京重逢的景象——在美国乒乓球队1971年夏访华把道路开辟之后、在尼克松首次访华之前，中国方面邀请第一批美国老朋友访华，格兰尼奇夫妇也在其中。
“他们重访中国的愿望终于在去年秋天实现了——这时格雷斯已74岁，马克斯（他们的朋友都叫他‘曼尼’）已75岁了！……他们一直都保持着对中国情况的了解，而且在他们退休以后还特别地把自己对中国的知识和了解转达给……青年人。
“……1971年10月5日周总理接见所有在京的美国人时，格雷斯·格兰尼奇就坐在总理的旁边。这次离开中国时，格雷斯和曼尼都满怀豪情，情绪高昂……
“很难以相信充满活力的格雷斯会这么突然逝世……她很早以前就相信中国革命最终会取得胜利，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也是这样认为。当她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个成功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时，她为这些成就感到光荣和自豪。她对于能够给美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介绍最近在中国的经历，感到如愿以偿……”
影响更为广泛的是1972年9月何香凝的去世，享寿95岁。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在中国革命者中是同宋庆龄相识最早、相知最深的。这位伟大、英勇的中国女性亲身参加了孙中山同宋庆龄的婚礼、在孙中山弥留时同宋庆龄一起守护在他身边，她是国民党中极少几位能始终忠于孙中山思想的元老之一。几十年来，她同宋庆龄共同从事革命工作、妇女运动、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以及抗日救国运动，最后一同参加人民政府。
在一篇以史诗般历史长卷为背景的纪念文章中，宋庆龄叙述了何香凝一生经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饱受外国侵凌掠夺的旧中国，这位出身于香港富有家庭的年轻妇女，心慕太平天国爱国将士，变卖掉首饰来资助她的丈夫廖仲恺去日本留学。她随着丈夫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队伍，并受到了最大的信任——策划反清武装起义的最机密的会议都是在他们的住所举行的。后来，这位坚强的妻子、母亲和战士（她还是一位有才华的画家）追随孙中山实行进步的、依靠群众的新政策。在她的丈夫廖仲恺为国民党右派暗杀之后，她把子女都教养成革命者并参加了共产党。
解放后，她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何香凝的一生是异常丰富和有益于人民的，她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这是宋庆龄对她这位至友——她们两人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最后褒奖。
在这一年年初，陈毅元帅逝世。这位刚强的军人、才华横溢的诗人，在红军时期就是一位高级指挥员，抗日战争时期是威震东南的新四军军长，解放战争时期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接着他又出任解放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后调任外交部长、副总理。他为人直率，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因而招来“四人帮”的嫉恨，在最后患病时得不到适当的医疗。同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出席了他的追悼会。这一罕见的行动被普遍认为是表示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受到了许多冤枉。宋庆龄也参加了这一追悼会，这是她自己坚持要去的。
1972年，总的说来，气氛有较快的缓和。宋庆龄开始接待更多的外国来访者，包括《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在此之前几个月他们已开始通信）。索尔兹伯里发现她虽年近八旬，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漂亮……充满活力……光采照人，非常机敏，脸上几乎没有皱纹”，而且虽听说她有病，“看起来气色很好……难得那样健康”。索尔兹伯里在宋的寓所还遇到了廖承志，“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后刚释放出来。像许多其他释放出来的人一样，他很快又身任要职——参加与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谈判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廖承志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是宋庆龄看着长大的，后来曾是宋在工作上的有力帮手。他的获释当然使她非常快乐。
对本书作者和他的已故前妻邱茉莉来说，1973年是他们在经过了长达五年的“审查”之后重新恢复自由、恢复正常活动、回到宋庆龄周围友好圈内的一年。本书作者夫妇、还有其他几位外籍或外国血统人士的清白无辜及恢复自由（均在1968年被捕），是由周恩来总理在3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际妇女节招待会上宣布的。这个消息最早是由一位在场的外国友人告诉宋庆龄的，那时她在上海，还没有得到官方有关此事的通报。她回信给那位友人：
“……听到有关8日的庆祝活动……以及聪明的总理的消息，真叫人高兴。（在这些人中）我只认识爱泼斯坦夫妇，当初听说他们‘背叛’了我们，我就不相信……我还没有给他们写信，我想等等有关他们的罪行或我们的误断的权威方面消息。”
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后就给本书作者和邱茉莉写信：
“亲爱的朋友：……但愿以后先审查后判断（我自己也碰到过一些没有料想到的不愉快的事情，以后再谈）。此刻先向你们送去我的问候和友爱。
你们的始终如一的，
SCL（宋庆龄英文名字的缩写）”
在9月份的一封信里，她再次流露出深厚的友情：“在前几年里，我几乎时时在想念你们”。接着她又像以往那样轻松地开玩笑说：“你们的信封上那几个中文字很漂亮，我猜想一定是邱茉莉教授的大笔！”（60年代她高兴地同意邱荣莉去一所大学旁听中文课）
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没有中断过。两年后，她在1975年5月28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嘱托在她身后为她写传（详见本书序言）。
[恢复同国外的交往]
在这十年里宋庆龄同外国（特别是美国）友人接触的不寻常的情况也很能说明问题。
美国记者和作家文森特·希恩20年代曾在武汉、莫斯科和柏林同宋庆龄有很多接触并经常采访她。1966年6月，正当“文革”风暴酝酿之时，希恩写信给她，要求她协助安排他参加当年11月的孙中山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并且这样就能重新见到她（他们上次的短暂见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上海）。
8月间，她复信说：
“我已……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争取你能来参加百年纪念。但碰到了障碍，使我们不能重聚，使你——我的好朋友——不能来看看中国在解放后所取得的进步。
“……只要美国政府坚持占领中国的台湾和其他岛屿并对我们实行敌视政策（……它提出在各个领域进行交换访问……只不过用以掩盖其敌意行动），我看美国人要得到中国的入境签证是不可能的。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真使人极感遗憾。
“向你致热烈的问候，希望很快有一天形势会改变……使你能重访中国。”
七年之后，“文革”最狂暴的阶段过去、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中美关系有所改变并使互访成为可能，希恩和他的夫人黛安娜写信告诉她，他们即将到达上海。她为不能在上海会见他们道歉，因为她在北京，并正患皮炎。但她保证他们在上海将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做到使他们（当地主管单位）了解，你在1927年后给我们多大帮助。”这是她在一张短简中写的，这张短简他们一到上海就收到了。
一年后，希恩在纽约西奈山医院接受癌症治疗。她给他写了一封使他高兴和快慰的信，开头热情地称呼他“我的亲爱的朋友杰米（希恩的绰号）”。她另外给黛安娜写了一封信：
“我一直不知道杰米病得这样重……这消息使我十分震惊……我在想念着你们，虽然我无法飞去看你们。”
接着，在1975年4月给黛安娜的信中，她鼓励这位新寡的夫人投入工作：
“你越早动手写你的书（黛安娜曾告诉宋，她打算写作），对你的精神就越有好处。真的，你一定要写一写你的中国之行，乘现在印象还很新鲜的时候。”
对宋庆龄来说，她的朋友——不论已故的或尚健在的——是那些对她的祖国和她的事业（中国和中国革命）持积极态度的人。早在60年代初，当时中国由于外来的敌对压力、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如“大跃进”）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她自己在这段时间里身体不好（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当我们的革命斗争极端艰苦时……生活高度紧张的后遗症”），她在给埃德加·斯诺的一封信中说：
“……但如果我必须重头再做一遍的话，我仍会按同样的路子生活，因为落后的东西自己是不会消失的，而必须用剧烈的斗争去清除”
她接着用一种提意见的方式补充道；
“……你已亲自见到我们新生活的许多情况，还有我国人民现在为自己和别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劲头。……要把这些情况告诉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公众。我知道你会碰到某些问题和困难
“既要写目前，也要写远景。生命是短暂的，但历史是恒久的。而历史肯定地是在走向人民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以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她在70年代重新见到30和40年代的朋友——当年都还年轻、而今都上了年纪——时，她很快活，甚至很轻松。
在这些朋友中有一位就是思想进步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他了解中国，看清楚中国将选择什么样的前途，并且敦促美国在处理它同中国的关系时要着眼于未来的中国而不是过去的中国。就因为这些，他成了牺牲品，被赶出国务院。但现在他的远见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1951年他曾重访中国，1975年再度来访——这一次是同前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抗战时期由罗斯福总统和史迪威将军派遣）的老组员一起来的。他在北京时，正好曼尼·格兰尼奇也在，宋庆龄风趣地谈到他们：“我已经见到过谢伟思了。他的头发全白了，三十年的时间当然要把一个小伙子变成一个老头子。女人也一样……不过曼尼·格兰尼奇正相反，看上去比过去还更年轻，脸色红红的，两眼炯炯有神，走路也不再有点驼背了。也许他的新夫人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她名叫伯莎。”
她也很高兴地同另一位重庆时期的老朋友。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重逢。（关于这位码头工人出身的工会组织者和有才能的作家以及他和宋庆龄的关系，在第十八章中已经叙述。）有吉不懈地为促进美中人民的友好联系而努力，成为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创始人之一。70年代初，他已患胰腺癌（同斯诺一样的病），仍奋力工作，再度来华访问并会见宋庆龄。1976年，他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在比较新一点的朋友中，有的在1972年中美恢复交往后同宋的关系变得更亲密起来，其中就有杰出的耳外科医生萨缨尔·罗森和他的夫人海伦。罗森夫妇都是进步人士、都是美中友协创始人并且成为开展美中医学交流的主要人物。宋同他们最初结识是在60年代，尼克松访华后他们频繁访华，所以她常能见到他们并保持通信关系。罗森医生年纪比有吉大得多，也在70年代后期去世。宋庆龄对这两位友人的去世都表示了诚挚的哀悼。
美中友协的发展，特别是在美国许多地方（包括她念过书的南方）建立起分支机构，使宋庆龄感到很高兴，但同时又为这个组织内部的严重分裂而苦恼——常常两边都是她的朋友和相识的人，如罗森夫妇和韩丁（威廉·欣顿）是一派而有吉幸治则是另一派。这些情况反映出美国“新左派”中存在着同样的分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文革”时期中国的“派仗”的影响。当有人问起宋庆龄的意见时，她总是赞成团结。
在这个问题上，她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曾谈到美中友协希望在它成立五周年时她能给他们发一篇贺词去。她接着写道：
“我觉得我们必须教育这个友协的会员们更深刻地相互了解，这样才能在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使友谊长存……大多数友好团体的一个缺点是……仅仅介绍变化了的中国的表面现象，而不去着重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
她还希望友协的工作能开展得更广泛些：
“……在扩大和加深工作范围方面，应该把眼光放开。除了中国的朋友、学者、医生、律师、工会人士和少数民族人士（他们都有代表访问过中国），还有工商界……”
在重庆时期的老朋友中，她很快就同曾任史迪威将军副官的美籍华裔理查德·杨（杨孟东）（前面第十六章中已叙述过他）恢复了接触。在隔了很长一段时期之后，杨又给宋来信，她高兴地回复道：
“我又重新同你恢复了联系，真不知道有多高兴！27年来我一直在想，你到哪儿去了。遇到可能知道你下落的朋友，我就打听你的地址。知道维维恩（杨的第一个妻子）已去世，很难过……你的结婚照，用象牙镜框镶着，这些年里一直放在我的壁炉架上……我常呆呆地看着它，希望有一天能再见！
“生活大变样了。艰难和紧张已在我身上留下印记，除了腰身和白发之外！
“我希望在哪一个好日子里你会来看看我，也看看1949年以来所发生的惊人变化。”
部分地由于杨的荐介，她同以前没有见过面的史迪威将军的两个女儿结识。她们是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夫人和艾莉森·史迪威·卡梅伦夫人。这两姐妹都是在中国长大的、能流利地说中国话，并且同她们的父亲一样，对中国人民极为钦慕（在中国出生的文莉森从小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学中国画，是一位中国画画家）。
杨在来信中提到史迪威姐妹，她在回信中说，她们已请她帮助解决她们的来华签证问题，她已交给北京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去办。
这样，原有的纽带又重新联结起来了——也把杨和史迪威姐妹同新中国联结了起来。在宋庆龄的鼓励下，他们三人都很快到中国来访问。杨后来在北京工作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担任一家合资旅馆长城饭店的工程师和开发师，他同他的家属成了宋家的常客。史迪威姐妹每隔一段时期就到中国来作一次短期旅行，她们在促进大洋两岸人民友谊的工作中都发挥了自己的积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作用。
在这段时期中宋庆龄同《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开始通讯和会见。（他们在1972年的第一次见面，前边已经提及。）索尔兹伯里曾在苏联进行长期的采访报道。他告诉宋庆龄她在1924—1927年结识的苏联友人的命运（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悲剧性的），她很感兴趣，因为她一直关心着他们。索尔兹伯里到中国来采访的宿愿得偿，1972年及以后他来华时，他和妻子夏洛特经常是宋的座上客。他给她寄报纸、刊物，还有他所有的著作，她为此感到高兴。特别使她欣慰的是在她尖锐地指出了他书中的一处错误后，他立即道歉并表示要作更正。这个错误涉及到她同孙中山结婚的日期和情节，他采用了国民党的说法（在美国的参考书中很常见），而这种说法是意在贬抑来的地位的。
索尔兹伯里在同宋的谈话中，喜欢引导她怀念青年时期在美国的生活并在报道中描述她的表情。他曾多次敦促她重访美国但未获成功。
在结识新朋友的同时，她也没有忘记老朋友。亚历山德拉（“阿利”）、曼·斯利普是她少女时代在北卡罗来纳州蒙特里特的一次女青年会露营活动中认识的，以后她们多年保持通讯关系。这些用“亲爱的阿利”这一热情的称呼开始的信件，最近被发现了——最早的一封是在1913年，有几封是在她结婚以后，还有几封要更晚一些。
在1976年9月9日的信中——她们的通讯自1949年后显然中断了一个很长时期——宋庆龄表示出她对这位少女时代的朋友仍然充满着纯朴的、始终如一的感情：
“你在护理院①里干什么呢？你身体好吗？阿利亲爱的，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在北卡罗来纳州蒙特里特渡过的那个愉快的夏天。我很愿意再去看看美国，可是我的腿不行了，害风湿性关节炎，不能旅行了。再说，尽管年岁大了，可是我要做的事情很多，特别是在这次可怕的地震②之后。当其他人都在拼命工作，重整和重建我们的可爱的祖国的时候，我不愿意离弃我的家乡。但我倒很愿意在这儿能见到你。”
①美国的护理院（Nursing Home）专供年老体衰者及康复者付费居住，设有专业人员照顾生活。——译者
②指当年唐山大地震。——译者
在这些给“亲爱的阿利”的信中，她所表达的完全是浓厚的个人情感，但同时她又旁敲侧击地联系到中国的局势。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启发了阿利，在她的社会层中开展工作，通过宋庆龄在香港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援助中国的伤员。（参见第十五章）中国的朋友成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成了中国的朋友。
除美国友人外，她也记得其他国籍的友人。王安娜在同她原来的中国丈夫离婚后，在德国重新结了婚。在“文革”中，她突然听不到她留在中国的儿子的消息，非常忧虑。安娜托人来向宋庆龄打听。宋庆龄回复说：
“……我无法知道他的地址。我劝你别去打听了，因为他同他的父亲看来都‘消失’了。”
宋庆龄说，她想不出有什么道理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确实觉得奇怪，因为我一直把他们看作最可靠的同志。让我们希望他们很快就会重新出现。”
在这场政治风暴过后，他们的问题也像别人一样弄清楚了，王安娜也担任了德中友协主席，政治上和私人方面的障碍都不存在了，可以重访中国。为此，宋庆龄非常高兴地表示：“没有理由会排斥她的，她为自己曾入籍过的这个国家（指中国）做过那么多的工作！我们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民族。”后来，王安娜真的来了，受到了荣誉的接待——并且不止一次。
1976年是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的一年。中国失去了三位革命领导人和人民共和国缔造者——1月份是周恩来总理、7月份是朱德总司令、9月份是毛泽东主席。
宋庆龄对他们三位去世深感悲痛。作为一位革命家，她深知三位的去世将是何等巨大的损失。在公众场合，她参加了他们的治丧委员会并专程从上海赶回北京向他们致最后的敬意。在私人通信中，她称他们是“我所爱的朋友”、“三位极好的朋友”、“（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我的兄弟”。
周恩来去世不久，她在1976年2月24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
“我必须回上海住些日子，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且不说我迫切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第二年发表的《怀念周恩来总理卜文中，她概括地称颂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回溯到周恩来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
“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她接着叙述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长征和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然后是她同周恩来在40年代在重庆的会见：
“在那些岁月，通过谈判的方式揭露中国的反动派，是一桩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亲眼看到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40年代初期，周恩来在重庆曾为了我的工作的问题来看我。那时他经常处在危险之中，但他表现得英勇顽强，充满信心。”
在新的历史阶段：
“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根据他的建议，在新的情况下，我把‘保卫中国同盟’转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现名‘中国福利会’）。1945到1949年，这个机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为劳动人民办了一些福利事业，同时尽一切力量把医药和其他援助物资输送到解放区，为争取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更广阔、更全面的工作中：
“党、军队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周恩来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导致1949年胜利的最后斗争中：
“无论是在1945年至1946年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复杂斗争时期，在1947年至1949年决定性的全面武装斗争时期，还是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之际，周恩来始终站在毛主席一边。”
文章最后充满深情地总结他的一生：“从20年代学生时代起，迄至1976年1月8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接着是朱德的逝世。在这三位领导人中，他的年龄最大，辛亥革命时已是一位起义军的青年军官了，1924—1927年大革命中是国民革命军的将军，南昌起义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抗日战争期间，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建国以后，他曾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是一位精通韬略而又坚毅果敢的战士，在无数战斗、战役和大会战中取得胜利。同时他又是一位受人喜爱的保留着乡土气息的“四川老乡”，淳厚简朴，平易近人，同他相处如坐春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愿随波逐流，因而被污蔑为“封建军阀”，在晚年备受痛苦。宋庆龄对他始终非常敬重。在1978年9月，她两次题词，表达了对朱德的深切怀念：“永远怀念朱德委员长”。
“朱委员长是杰出的战略家，是毛主席的好助手。”
最后。到了9月，她参加了为毛泽东主席守灵。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她写道：“我9日抵此，参加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最后告别。几天来，无数的人群排着队最后一次瞻仰他的遗容。”她对毛泽东的敬仰和爱护是始终如一的，这一点在这里已经表露出来了。
1978年，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纪念时，她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
“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毛泽东同志自从推翻了奴役性的教条主义以后就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那年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回国后，毛主席邀我聚餐。我们谈话，这次谈得更为亲切，那时他就谈起了睦邻反霸的意见。
“我在上海时，毛主席亦曾访谈。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回忆起来，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
在早一年，即1975年，她还哀悼了另一位资深的领导人董必武的去世。她在1975年4月6日给奥尔迦·李夫人的信中说：“我的朋友和同事董必武故世的噩耗使我万分悲痛。”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使宋庆龄特别感到气愤不安的是她多少年苦心经营所建立的中国福利会的各项事业受到了损害。在上海，她的这些事业被攻击为“修正主义的样板”，“理由”之一是她模仿了苏联20年代的儿童文化中心和儿童剧院。另一个“理由”是，她强调引进最新的知识和技术，特别是在中福会的医务工作方面，而这却被说成是搞特殊化。
在一篇纪念中福会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中，她对中福会的工作在总的方面予以肯定之后，谈到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如何寄予希望而后来则极度失望：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百般破坏，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成就，诬蔑我们举办的某些事业是‘修正主义的样板’，迫害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既否认人们必需的首创精神和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否定钻研技术和专业分工的必要。他们的干扰，造成了我们各项工作的不同程度的损失。”
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四人帮’用尽一切手段想要摧毁我们（中福会）的事业，但我们想方设法维持了下来——除了为儿童和家长们所喜爱的《儿童时代》，但它现在也复刊了……”
关于宋庆龄如何请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她的老同事金仲华帮助挽救中福会的各项事业以及金所作出的努力和他本人后来自己遭受迫害以至惨死的情况，在本章前面已经叙述。
当时任中福会秘书长的李云在年轻时曾经是宋庆龄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系人。当时有许多干部被赶下台并被送往农村，李云是其中之一。她激动地回忆起在那段日子里宋庆龄如何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她的孩子们，给他们送去食品，安慰他们：“别担心，你们的妈妈会没有事的！”她最后获得平反，宋庆龄见到时紧紧地拥抱她。
在北京，她所创办的、在全世界发行的《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在这场政治地震中也受到了严重损失。像它的第一任社长金仲华一样，它的编委之一、剧作家陈麟瑞教授和杰出的年轻编辑、总编室主任方应肠被迫自杀。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陈翰笙教授和他的妻子、美术编辑及资深摄影家顾淑型被分别关押在两个地方，甚至在顾患癌症弥留之际还不许陈去探视。从创刊时起先后担任编辑、副总编辑的李伯梯、另一位副总编辑鲁平同另外一些工作人员都被关进了“牛棚”（各单位指定的一个或几个房间，用来专门关押本单位受有组织的批判或被认为敌对的或有某种嫌疑的人）。
本书作者和妻子邱茉莉，还有“中建”的另外一些工作人员则被逮捕，投入监狱。本书作者和妻子1973年获释后宋庆龄的欣慰之情及以后我们的通信，这些前面都已谈到。
《中国建设》一直没有停止出版，虽然在一段时期里它不可避免地“随大流”，变成狂呼乱叫式的口号宣传。但它从1972年起就逐步恢复原来的性格和风格，比其他出版物稍早一些，这主要应归功于周恩来总理，因为他在1972年就提出要全面检查对外宣传工作。这使宋庆龄极为满意。
[幽居]
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后，宋庆龄的北京寓所得以免于抄砸，但是这全国范围的“文革”狂潮在这里依然能够感到。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对于那种人身施暴和“打倒一切”的作法就感到气愤，但她对于节约俭朴的要求是赞同的。早在1960年，因为她的房子有些潮湿，引起她关节不适，政府要为她另建一处新居，但她谢绝了，说“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急需款项，不能为我另建新房子，并感谢党中央的关照”。
1966年后，她拒绝继续支领政府给她的膳食补贴，坚持自己负担。遇到请客（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期很少），也自己出钱，尽管政府规定按她的职位是可以报销招待费的。
当时有张报纸上说，养鸽子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听说后命令把她养的一群鸽子都处理掉。她养鸽子不只是因为她喜欢这种文雅的飞禽，还因为纪念孙中山——他也喜欢鸽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她多么爱鸽子，所以不同意执行她的命令。他们争辩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不应该受到伤害。
慢慢地，她寓所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由有关单位派来——也起了变化，有人要求把院子里的“四旧”除掉，所以原来挂在房子和亭子上的楹联都被拿掉了。
为了排遣忧伤和孤独，她常常弹钢琴、画画（花卉最多），做一些手工艺（她会绣花和编织）。有时她看看旧照片，有她婚后生活的、还有她的双亲和兄弟姐妹的。
她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一如往昔。当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她要那些住房不结实的工作人员把家属都搬到她的寓所来住，因为这是过去的王府，建筑坚固，也没有受地震的影响。她仍保持着老习惯——常给工作人员送一些想得很周到的礼物，如冬天送他们暖和的手套、给他们的婴儿送奶粉和小衣服、给他们的大一点的孩子送书，等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地位很高的和普通的一些人的死讯外。她还为其他一些个人的知交的去世感到哀悼。其中一位就是陈乙明（参见第十五章）。这位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受人尊敬的香港会计师，抗战期间在香港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及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努力工作。他是典型的华侨——在国外生活和受教育（他是在英国上学的），但随时准备为推动祖国的进步竭尽自己的力量。“尽管他的生活充满忧伤，……他奋力拼搏……对我们的中国，他永远乐于效力。”宋庆龄在这里既突出了她最欣赏的个人品格（在逆境中勇敢奋斗），又指出了她所认为的生命有无意义的试金石（为祖国效力）。
[病痛、安慰和忧思]
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里，她的病痛继续折磨她，并且常常因为心境不好而加剧。
1973年年中，虽然局势的紧张程度已趋于减弱，她在给友人的信中仍说，“5个多月来苦于神经性皮炎……奇痒，夜不成寐……折磨人的疾病”。同年秋天的信中说，“我的两条腿不中用了……肌肉萎缩……希望我能学会自己走到浴室里去……”，“医生要我穿钢背心（治背痛）……”
后来又添了些新的麻烦，从气管炎引发高烧，长时间卧床，到关节炎和四次摔跤受伤，其中一次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但她的情绪依然是饱满的，在刚过80岁生日后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
“我对于老之将至毫不担心。我努力使我的头脑保持年轻和健全、因为有许多年纪较长的人并不由于‘年老’而减少对人民作出值得称道的贡献……只要我能离开医生的治疗，我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
像过去一样，她对自己健康情况的抱怨并不是顾影自怜。而是因为不能做她想做的事情而生气。有一次因病没能去听伦敦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她很沮丧。这个乐团能来北京本来使她很高兴，因为这显示出中国对外比较开放了一点，也因为她很爱古典音乐。（在“文革”初期，贝多芬也被禁，说他的作品“在思想上有腐蚀作用”。）
[两个女孩子]
在这段时期里，两个由她抚养大的十几岁小姑娘给了她生活上一些安慰，减少一些寂寞，但也带来了许多烦恼。这两个小姑娘的父亲曾是宋庆龄的警卫员，后患了瘫痪，家里孩子太多，无法抚养。像一个宠爱孙辈的老祖母一样，她过分溺爱这两个孩子，对她们几乎没有任何要求。而且她常常让她们去见她的客人（有时是很重要的人物），客人们自然也逗她们、夸她们——这对她们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所以，虽然她安排她们去参军（一个在文工团、一个在卫生队），但她们长大后却成为一种逐渐扩大的社会现象的早期典型，即：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当享有特权的意识。这种情况在许多“高级干部”子弟身上也有，后来又扩大到更多的独生子女身上，成为中国在以后时期的一个社会问题。
从70年代初期开始，她们就缠着宋庆龄，要她去找她的外国朋友给她们到专供外宾的商店里买东西。虽然她总是自己付款（哪伯是微不足道的数目），但这样做使她处于一种令人反感的境地。
例如有一次是在1973年下半年，她写信给一个外国朋友说，这两个女孩子“看见同学们穿肉色丝袜，一心想要，但这东西只有友谊商店卖”，所以请这位外国女友帮个忙。另外一次是要买卷发器，“这两个孩子……在别的铺子里买不到。”又有一次，她派她的车送这位外国朋友带这两个纠缠不已的女孩子专门去采购。后来，当她这位朋友打算去国外旅行时，她又写信说一个女孩子Y要个手表，两个各要一套修指甲工具。
这两个女孩子还要她利用她的影响力去为她们的朋友们办事，其中至少有一起是非常不值得的。那是1975年初，大一点的那个女孩子Y要她写一封信给一所著名的语言学校的一位外籍女教师，希望这位女教师设法录取“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年轻人……一个品格优秀的人”。这位女教师答应尽力去办，宋庆龄写信道谢。但没有过几个月，这个女孩子对那个小伙子的热劲儿就过去了，于是宋庆龄又不得不写信给那位女教师说，那个年轻人是个骗子，逃避劳动，所以已经不许他再来往了，请这位老师也别让他再来纠缠她。宋庆龄为上次介绍这个年轻人表示歉意，说她当时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女孩子“求她……帮助一个好同志”，而现在这个女孩子“自己也不理他了”。
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她不无苦恼地说起“在北京饭店的美发厅里闲聊时，一个朋友责怪我没有把Y教育好。……确实，我管不了她的行动和她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样子。”
在另一封信里，她抱怨这个女孩子追求寻欢作乐的奢侈生活，像中国许多城市年轻人一样，以为这是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美籍华人妇女“有大商人的头脑、淘金发财很有门道……把她拉去当向导（上高级餐馆等等），违背我的意愿……”结果是这个女孩子天天出去，丢下工作，“听他们吹美国生活怎么怎么好，听得脑袋都晕了。”
她的老朋友、美籍华裔理查德·杨也帮助过这两个女孩子，她为此也很感谢。在给杨的信中，她说到这两个女孩子既给她乐趣，也使她烦恼。在有一封信里，她为大的一个女孩子生气地说：“我现在要像一只老母鸡看小鸡似的成天看着她。我真希望有个合适的人来解除我这个包袱！成天的电话，不是打进来就是打出去，大家都头疼极了。也许我老发荨麻疹就是被她气出来的！”
从这两种感情的矛盾中，她始终没有能够解脱出来。在那个十年和其后的十年中，在具有一定地位的中国家庭中，这种情况并不是少见的。在这一点上，她也和大伙共命运、同境遇。
关于这段“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可以讲述更多的事情，但即就以上所述已足以显示，这个充满考验和磨难的十年——起初是希望、后来是痛苦和错综复杂的情况——是怎样在公私两个方面都使宋庆龄蒙受重大影响的。
但重要的是，她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又带着一生中革命的基本信念和乐观精神重新出现，不但毫不褪色并且随时准备以新的干劲来加以表现。这个新时期的开始是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对此，她在给友人罗叔章的信中这样说：
“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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