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章 相煎何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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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人们首先都会想到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以及宋氏兄妹等，对蒋介石则往往持否定态度；对于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采取简单化的态度，似欠恰当。是的，蒋介石是坚决反共的，态度也僵硬得很，这都是事实。但根据只有作用力而无反作用力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一原理，我倒觉得，蒋介石在被扣西安期间所写的暂时停战的手谕，对南京方面欲炸西安的制止，在接受“三位一体”的要求，达成六项协议，为事变和平解决作出的让步，以及蒋回南京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他在西安的承诺，国民党政府由“剿共”政策向抗战政策的转化等，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期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可以说，随着西安事变事态的演进，参与事变的几方都为民族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发动事变的主角张、杨两位将军，为了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生命；中国共产党则“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而中国国民党也最终放弃了剿共的政策，愿意通过正式谈判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在这一历史转折最后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正视现实的勇气，无疑是应当肯定的。遗憾的是他自己并没有能够把这种态度坚持到底（杨拯民：《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见《党史通讯》１９８６．１１．）。

这也就是说，他后来没能把这种态度完全坚持下来，在有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常有反复，比如一离开西安，就又陷入狭隘的恩恩怨怨的纠缠当中，以致当他在１２月２６日离开洛阳回南京时，便迫不及待地抛出《对张、杨的训词》。在这个“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里，他不仅背弃了言犹在耳的诺言，还编造了他用“伟大人格”感化张、杨的奇谈怪论。对此，毛泽东曾发表文章予以驳斥，他说：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处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并强调指出：“人民将不允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现，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①西安事变的发生，毛泽东的严正警告，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使他在停止剿共内战、团结全国人民抗日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得不放明智些，不得不开始正视现实了。但对那个差一点被人家一脚跺翻的西安事变，他仍耿耿于怀，这也正如他在回京后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所说的：“……现在一切问题应候中央政府解决，余既为军队之最高统帅，对于西安事变，理应负责。此系由于余平时未能维持军队之纪律有以致之；私心至为耿耿……”先前的热情的谈话，信誓旦旦的保证，全象肥皂泡似的顷刻破灭，变得一文不值了。

对张学良的迫害，实际早在西安开始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谈判时，蒋介石就在打主意了，他和宋美龄都一再表示希望张能亲送他们回南京，而在得知张决定送行后，又假意劝阻，实际暗中已在策划囚张。蒋介石夫妇是１２月２６日上午由洛阳飞南京的，国民党搞了隆重欢迎的场面。而张学良则根据蒋的建议，没有同时到达，而是又过了些时间，乘另一架飞机抵达南京机场的。当时，机场上欢迎蒋的人群已经散尽，换上来的是武装宪兵和便衣特务，以及宋子文和他的几个卫士。随后发生的事情，更令人惊讶。据曾充任宋子文卫士多年的段汉斌说：

当时，到机场接张学良的汽车是蒋介石派的专车。张学良上汽车时，军警们只准两名警卫人员（跟随张学良来宁有四名卫士）上车，将另两名警卫人员留在机场。接着，军警特务的汽车一前一后，把张学良的车子夹在中间，将张学良送到东门外孔祥熙的别墅（引者按：张学良初到南京是住在北极阁，也有的称高楼门宋子文公馆，这都是戴笠干的，他供认：“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略述》，原载《文史通讯》１９８１年第５期）军法会审后才移往孔祥熙公馆，这里记述有误），我们的车子紧跟在军警特务的车后。看到这个情景，我们便知道，张学良将军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了。

张学良的汽车一到孔祥熙别墅，六、七个持手枪的特务立即上前把张学良的两个警卫员隔开，并将张学良拥至室内，把宋子文关在门外不准进去。宋子文看到这个场面，厉声质问那些军警特务：“是谁叫你们这样做的？”那些军警特务见宋子文怒气冲天，面有难色地说：

“宋部长，你不要发我们的火，这是委员长命令我们这样做的。”宋子文听后，脸上气得发紫，一面向我们和司机挥手大声说：“走，我们去蒋公馆！”说完，我们跟着宋子文又直奔蒋公馆。

宋子文的汽车到了蒋公馆，公馆门前军警林立，警卫森严，他们不要宋子文进去。其中一个当官的对宋子文说：“非常对不起宋部长，委座有令，他因一路疲劳，身体不好，今天不见任何人，你有事，请改日再来。”宋子文见军警不让他进去，便不跟他们说了，怒气冲冲地直往里面跑。那些军警碍于这位国舅的面子和成风，无可奈何，个个呆若木鸡。我们几个卫士进不去，只有在大门外面等着。

宋子文进去后，我们在门外听到宋子文在里面与蒋介石争吵的声音，但听不清吵的内容。我估计是宋子文指责蒋介石不该公报私仇，把他的好友张学良扣起来。蒋介石这样对待张学良，将会遭到社会舆论的愤怒指责，对国与民都不利。当时，我们几个卫士对蒋介石不顾大局和信义扣留张学良将军，也很有意见，但我们是无名小卒，对这类重大事情毫无办法。

到了晚上七点半，宋子文从蒋宅出来，仍然余怒未消，脸上涨得通红。从宋子文的面部表情判断，我们料定宋子文为张学良说情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宋子文回到南京北极阁公馆后，晚饭也不吃。当天晚上八点，我们跟着他乘京沪特别快车回到了上海。宋子文由于和蒋介石闹翻了，心里很不舒服，他回到上海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深居简出，不理公务。南京方面几次打电话叫他出席重要会议，他也不去……②

这是作为张学良送蒋到南京的一个目击者和历史见证人所提供的资料，他的回忆除个别地方有误，如在时间、地点等方面有出入外，所谈主要情况是真实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一样，都太善良了，他们总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造成终生遗恨！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作为张学良的随行秘书、并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住了六天的王中立也有简要的记述。他谈的侧重在北极阁的所见所闻，其中谈到：“……宋子文那时在南京，住在北极阁，局面不大。北极阁在南京城内鸡鸣山之巅，因地势较高，即在房内四望，也可见‘钟山如屏，大江如带，后湖如镜’，风景极佳；至夜，更可俯瞰市中心的灿烂灯火。但我们那次在南京，就无心及此。尤其事变如此结束，来到南京只有听命于人，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那几天，来看张将军的人不多，即使来，也不过寒暄安慰而已。宋子文当然是经常陪着张将军的，有时也一同出去。不断来的，还有戴笠。孔祥熙也来过，他和张将军闲谈，张玩笑地说：‘我这次是听候处分的人了！”孔也开玩笑地回说：“有处分，我陪绑去。”东北籍的人来看张将军的，有金毓黻（静庵）、魏鉴（镜如）等。西北总部驻京中校参谋秦靖宇也常来。后来听说，在西安事变中受伤致死的‘中委’邵元冲的太太来到北极阁，声称要和张将军算账。但这山，当然不会让她上来的。

“……三十一日晨起，即知张将军已由宋子文陪同受审去了。约九时，我正在楼上用饭，秦靖宇坐在桌旁和我闲谈，忽然上来两个人，便装，其中一人端着枪，叫我‘举手！’检查后离去。我才知在楼下住的八名副官已被缴械，而且移走了。秦靖宇惊慌失措，请我快送他下山。约十一时，宋子文回来了，他手拿一封信，交我看，是蒋写给他的，至少有三页八行，字也大，总的意思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宋也和我说：‘审判是走个手续，五天后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这看来还是真心话，只不过他已为别人所骗，而自己尚未觉察而已——笔者）那天傍晚，宋又和我谈，仍重复‘不骗人’的话，并说：‘我今晚要回上海去过年，北极阁这里没人了，你可以和我一同去上海，但五天转眼就到，在南京等候，比较方便，你两人（即于锦文——张将军另一随从。于原为张学良内差，蒋在西安被扣由新城移往高桂滋公馆后，由于侍候，后又随蒋乘同一架飞机回南京，到南京机场后，他的任务才算全部完成，被吩咐在机场等候张副司令——笔者）可以到财政部去住，我已经接洽好了。’我同意留在南京，当晚在万家灯火之际，我和于锦文就移到市中心财政部宿舍，各得门证一枚，可以自由出入。

“我们从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在北极阁住了六天，张将军在这几天内，是相当镇定的，较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情景，恰是鲜明的对比。”③

但既然蒋氏食言，又听从了南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貌似公允和忠诚的劝谏，如说什么委员长饶，他们也不饶；张学良劫持统帅，罪大恶极，一定不能让他再回西安等等，张学良纵有再大的本事，又有什么用呢？而且他纵有一百张口，也是无法不蒙受这不白的千古奇冤呀！

张学良初到南京时，蒋即示意他写一检讨性质的东西，看起来好象还是从“关心”角度出发，意为应付一下南京的官员。张学良同意了，他是以给蒋写信的形式来写这个所谓“认罪书”的（其实他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谏劝蒋介石抗日，示大义于天下，何罪之有？），信中表明来京待罪之意，并提出“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蒋立即将此信和他为此事所写的呈文分别转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对张“斟酌事情，依法办理”，一面又假惺惺地提出鉴于“该员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所以希望“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等。这一切看起来是矛盾的，实际这是他玩弄的障眼法，所谓“宽大”云云，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是要严惩，要对张绳之以法，才是他的真正用意。蒋介石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段，正象当年曾参与审张的鹿钟麟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即：“幕前一套，幕后一套，的确令人眼花缭乱，目迷五色，虽然幕前看到的都象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完全是另一套，他为什么会如此呢？这固然与其秉性和为人有关，更主要的还在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实有其难言之隐。一方面在他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和端纳曾得到他的首肯，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这项诺言，几为人所共知，情势所迫，难以出尔反尔，不能不装出大仁大义、宽大为怀的模样。一方面因为“西安事变”，使他感到个人“威信”扫地，且受尽惊惶，吃尽苦头，对张学良怀恨很深，戒心很大，极思乘机给以报复，自然会采取阴险毒辣，穷凶极恶的手段。历史事实证明，西安事变以来，对张学良的处置，一直就是被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所决定。关于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象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且这套把戏不久便大白于世了。”④

不过，在当初，还真紧锣密鼓，作了充分的表演呢！据李烈钧回忆：十二月二十六，蒋返抵南京，“二十七日，中央党部召开会议，欢迎蒋平安返京。蒋在会上，简要地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会上有少数人严厉谴责张学良，他们说，国家以法令纲纪为重，主犯张学良既已同来，应开军事审判，以治其罪。”⑤

而另一方面，１２月２９日，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上，蒋介石还为西安事变是由于他“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而请求处分，要引咎辞职呢，这也正如鹿钟麟所说的：“结果通过了这样一篇充满阿谀逢迎的决议：说什么‘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而对张学良的处置问题，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即作出了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这也就是说，要公开惩罚他了！

在１９３６年冬的最后的一个萧索、严寒的日子，国民党政府高等军法会审假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大法庭开庭审判张学良。

这天虽然是南京少有的一个非常寒冷的冬日，可是军委会门外却人来人往；一向冷清的院门外，突然增岗加哨，进出的汽车也明显增多，这里象要举行什么重要的会议，或者是有什么特别显要的人物到达，气氛紧张。关于要审判张学良的事，国民党当局作了严格的保密，即使在他们内部，也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对外更是封锁消息。但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们既然做了，怎能一手遮天呢，所以这事还是一传十，十传百地被群众知道了。这天来的人不少，特别是那些希望一睹少帅风采的市民和学生，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虽然全被挡在警戒线以外，不能靠近军委会大门，可他们仍然耐心地等待着。

这么快就把他送上法庭，张学良是没有料到的。临来之前对于有人可能要为难他，他虽然也略有所闻，但他确实没有料到事态已是如此严重。这天，有人骗他说是去开会，所以他仍神态自若地带领几个随行人员乘汽车来到了军委会门前。

他下了汽车，人群活跃，有一阵轻微的议论声，人们虽然不能作出更热情的举动，但都向他投来崇敬的目光，他也面带笑容，向在场的群众致意。

但到他要跨进军委会大门时，却突然有人出来挡驾了，随行人员和车辆一律不准入内，只让张学良一人进去。这是有些反常的，张学良已觉察到可能要出事了，但他还是听从了警卫人员的安排，独自走进了军委会的大院。

又过了一会，从军委会大门里出来一批武装宪兵，由一个当官的带领着，冲到张学良的随行人员跟前，说了声“对不起，我们是奉命行事”，不由分说便把侍从们的枪全缴了去。卫士们据理力争，进行抗议，全然无用。但他们没有离开，而是仍然守候在外面，并深为张将军的安全担心。不久，他们终于明白了，这哪里是什么开会，是开庭审判张学良哩！

这天的审判是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主持的，李烈钧为审判长，审判官有朱培德、鹿钟麟等。鹿同张是换帖弟兄，李与张也是至交，他们过去关系不错。尤其李烈钧，早在１９２４年当他以大元帅府参谋总长身分随孙中山北上途经天津时，他们就认识了，那时张学良曾代表张作霖前往迎接，自那以后，他们便开始交往，原本是老朋友呢！西安事变发生后，李烈钧认为张学良此举是谋求全国一致抗日，并无恶意，所以曾劝蒋采取宽容态度。但蒋不听，还硬要审张，后来不知是谁的提议，还把审张的主角加在了他的头上，这无疑是将了他一军。但他深知蒋的脾气，尽管明知这是出力不落好的事，还不能推辞，只得勉为其难。但据鹿钟麟回忆，李是很不情愿、也无信心的：“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要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并且偷偷问过鹿：‘瑞伯！这件事您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才好？’鹿曾答：‘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一边点头，一边称是。

“在高等军法会审的前一日，即十二月三十日，李烈钧为此特往谒蒋介石请示，据李述当时情况：蒋见李至即先开口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坦率提出他个人的意见，说道：‘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图，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至此李又逼进一步，说道：‘我国昔有两士，一为齐恒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而蒋听后的态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见话不投机，不得要领，忙把话头转过来说：‘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依军法办理。’蒋这时才说：‘君慎重办理可也。’谈到这里，李便乘机辞出。”⑥

李烈钧本人则说：“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关心。他们先后来找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⑦

关于当时审判的情况，传闻不少，但见诸文字的可靠资料却并不多，所好直接参与其事的李烈钧、鹿钟麟都有比较具体、翔实的回忆录，特摘引其有关记述，并略加补充。鹿钟麟说：

三十一日，高等军法会审……开庭。……李见参加会审的人员到齐，乃于休息室召开预备会，就军事委员会军法处预为拟妥的审问要点逐项交换意见，大体没有什么异议，只其中照例要问的几项，如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等，鹿认为对该案说来似嫌过于形式，为照顾事实，且免得张难堪，提出可否省出不问，径代填上，李颇以为然，当即采纳。至十时正，李偕全体会审人员走进法庭，分别入席，坐定后，李命鹿先至候审室巡视。当时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已在该室听传，鹿和张相见，先与之握手，继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怀有武器，可放在外边。”张答：“是的，身边并无武器。”鹿接着说：“好，请稍待。”鹿即返庭复命，回入原席。⑧

关于具体审问的情况，李烈钧说：

三十一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偕同朱、鹿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毕（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进一些。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张学良回答：“我不知道。”

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样胆敢出此。”

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⑨

李烈钧的文章在此处似过于简略了，实际上张学良对于横加予他的所谓“犯上作乱”和什么“中干荧惑，大触刑章，劫持统帅，危害民国”等罪名曾据理驳斥，慷慨陈辞：“不，我是无罪的。想当年先父被日寇炸死，坟土未干，日寇即犯我东北，我奉命不准抵抗，使大好河山沦于敌手。而国人震惊，皆责我张某，我纯系代人受过，又有谁来为我仗义申辩。我数十万部下义愤填膺，决心誓死抗日，收复东北，然而夙愿难偿，我怎能息众怒、平群愤？目前敌寇对我国土贪婪日甚。我多次请缨不准，而中央置外侮不顾，反同室操戈。我出于广大同胞和部属之要求，不得不以兵谏之……”⑩张学良本来还要讲下去，后被法庭以“今天只谈西安事变，不谈沈阳事变”为由制止了。

下面，我们继续引述李烈钧的记载：

……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

“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看。”

我等他看完问题后，接着问他：

“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当，我所作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学良侃侃而谈。他问我：“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

学良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我说：“是的。”

学良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我说：“是的。”

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没等学良讲完，我斥责他：“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审判官见我越说越火，劝我稍休息一下。

朱、鹿两审判官陪我同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复回法庭，继续审讯。

我劝告张学良：“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亦对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学良唯唯。我接着对学良说：

“你是否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毋悔！”学良据实陈述，遂定谳。⑾

随后的情况，据鹿钟麟回忆说：“进行至此，遂宣告结案，书记官将记录呈李，李阅后对张说：‘今天你所招供的话，都记录下来了。现在给你看一下，其中若有错误之处，可提出更正，如无错误，即签字缴回。’李把记录递给张，张看完对李说：‘没有错误的地方，无须更正。’张签字后缴回。李将记录签署并交由全体会审人员传阅分别签署后，便送请蒋介石核示。计算时间，恐尚未寓目，蒋即把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根据此授意预为拟好的判决书发下，命令宣布判决。”⑿判决书是以颠倒是非的所谓“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在宣布判决书的当天下午，即向国民政府送交了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以所谓“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倘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善向上之路”为由，请求“将该员应得罪行予以赦免，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⒀

随后，国民政府经过一翻密商，发布了如下的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⒁

这个决定很奇怪，既是罪大判了刑，照理要服一段刑，如确有好的表现时，再考虑减刑或赦免。而对张学良却不是这样的，无罪硬要重判，服刑还未开始，又宣布赦免，既是赦免，就该放人呀，然而人不放，却又声称，对张学良“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人还是不能放，还是得坐牢，而且是没有止期的。值得注意的是，对待这个所谓案件，他们不用法律术语，而是用管束这类带有规劝性质、并有很大伸缩性的语言，是有它的特殊用意的。因为蒋氏之所以定要扣张，显系由于张在西安对他的冒犯，使他耿耿于怀，这，很清楚，是属于个人恩怨，明知欠妥，要改也难，所以他不能放他走；但更主要的，则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如何处置张学良，对蒋介石来说，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实践在西安的允诺，在张抵达南京后待之以礼，让张返回西安；即或为了挽回面子，将张交付审判，也可宣布赦免释放，调张至抗日前线杀敌立功‘赎罪’，这对蒋介石来说，当然是不可取的。他既不愿张再自由自在，为所欲为；更害怕张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不敢恢复张的自由……二是干脆对张置之死地，处以极刑，乘此机会，剪除异己，以消除对自己的一个威胁。这样做简便易行，称心如意，但蒋介石慑于张的政治影响和当时的社会舆论，他不敢贸然行事。因此，纵和杀的办法都是蒋介石所不敢的。那么只有第三种方案，即不放也不杀，表面上实行‘保护’，对张长期囚禁，实则终身剥夺其自由，这等于在政治上判处了张的死刑。这样做蒋介石既不用承担国人对惩张之指责，又可获宽大为怀的美誉，在政治上又达到了他排除异己的目的。”⒂而自此以后，张学良不就正是在这个不明不白的所谓“管束”的名义下被长期软禁，至今已历五十多个春秋，而仍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吗？

啊，这是怎样的世界呢！？有时我常常这样想。有些朋友对此不大理解，在一起时也常常议论这个问题，总觉得，一向标榜革命，民主、自由的口号也整天挂在嘴上的有关当局，怎么总是言行不一，怎么总是说得好听，做的又完全是另外一套呢？后来，仔细想想，特别是回过头去，看看它的过去，也就不以为奇了。“国民党是曾有过它的辉煌年代的，蒋介石也有一段很光荣的历史，当其追随总理，从事革命的时候，全国人士都很敬仰他，那时我国的革命，大有成功之望了。乃不幸得很，革命势力刚一发展，而蒋委员长的意志就很模糊；更以宵小的包围，政客的怂恿，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便为一个反革命了！这不是我们有意破坏蒋委员长的人格，只要打开总理遗嘱一看，与蒋委员长近年来的一切言行对照对照，便可一目了然。蒋委员长最大的错误，就是忘记了总理的伟大，而迷信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猖狂，忽略了民众的要求，而崇拜个人的功利。所以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革命的声浪，微弱而至于无闻了！结果，不绝如缕的内战，无时无之，无地无之；尤以‘九·一八’的国难之所以发生，及以后之所以丧失几省地盘，遭尽无穷屈辱。蒋委员长刚愎自用，以致处处失策，不能不负着这个重大的责任！”⒃这也就是说，自从国民党丧失了象孙中山、廖仲凯这样一些优秀的领导人，实际上背离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张学良一案，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尽管由于多行不义，元气大伤，而不得不一再吞食一些显然是咎由自取的苦果，可是它并没有惊醒，并没有很好地吸取教训，不仅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四十年代是这样，以后也未见有多大的好转，五十年代在台湾发生的吴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要职）事件，孙立人（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第四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台湾编练司令等职）兵变，以及雷震（台湾《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与《自由中国》案，也是一些很典型的例子。就说喧嚷一时的所谓“孙立人兵变”吧，那其实也是很大的冤枉。大家都知道，孙是国民党一员老资格的将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远征缅甸，在滇缅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有“东方的隆美尔”之称。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在台湾负责训练新兵，是个有才干而又讲究实际的西方式军事领袖，因为当时美军顾问团长蔡斯对他很感兴趣，二人许多主张不谋而合，而这些都是蒋氏父子所不能接受的，认为孙乃“假外人以自重”，颇感不快；加之，孙与蒋的一些嫡系将领不和，甚至对蒋经国的一些干预也有微词，终于犯了“众怒”，因而以所谓“失察”和有“兵谏”之嫌（引者按：这是不确的。据美联社前不久报道，台立委董正之１日致函行政院，要求解除对张学良、孙立人两将军长达数十年的软禁。这则电讯还说，“张学良已有９０高龄〔国外持张氏生于１８９８年一说的人不少，实际是生于１９０１年——引者〕。１９３６年，他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后不久被国民党逮捕。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战败逃向台湾时，也把张带去。从此以后，他一直被软禁在台北郊区的寓所里。孙立人，８８岁。他是因政府指控他策划推翻蒋介石的政变而在１９５５年被捕。他一直被软禁在台中。孙立人上周在接受《自立晚报》记者采访时否认他曾策划过政变。在３３年里，这是孙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上述附注写后不多久，孙立人结束软禁，恢复自由的消息见报，这是可喜而又可悲的，因为孙先生毕竟垂垂老矣），而加以逮捕，打入冷宫，那手法，跟当年对待张学良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甚至连见诸文字的命令，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如说什么“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⒄

这一套人们早就领教过了，当年蒋介石对张学良实施的那个连环计，又和盘托出了。对张的发落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近二十年后的孙则由国防部“随时考察”，用词稍有差别，实质完全相同，这也正象江南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所指出的：“孙如真的图谋不规，罪证累累，交军法议处，大公无私，任何人，服与不服，亦将向法律低头。但蒋先生故意师法前人，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即西方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先予打击，再故示宽容，让受害人感恩不已。蒋‘明令’‘毋庸议处’的理由，是因为（１）孙抗战期间，作战有功。（２）坦白陈述。（３）深切痛悔。等于说，孙固有罪，其罪可诛，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真个是整人有术，用心良苦！⒅

据了解，那次在法庭宣布判决书和特赦令后，因恐张学良再讲出对蒋不利的话，所以不让他申辩，当即宣布退庭。但就在人去厅空、偌大厅堂只剩下张学良和少数人员时，故意晚走的李烈钧，竟缓步“步下审判席，拍着张的肩膀说：‘老帅有虎子，敌夷不足畏！’”⒆这个情况，在李、鹿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是否完全属实，不可考。但据鹿钟麟谈，“李烈钧以张学良在法庭上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私下曾向人称道：‘不愧为张作霖之子。’”⒇这倒是真实可信的；同时也说明，上述关于李烈钧在大家离座退场之际，特地下来与张学良寒暄，并表达他对张的敬佩之意，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不管怎么说，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作为审判长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李烈钧，能有这样的风骨和赞誉，确也是颇不简单的。

鹿钟麟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谴责蒋介石背信弃义、生杀予夺、为所欲为的行为，他指出：“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李烈钧后来谈到这次审判，也认为“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21)言下不胜感慨系之。

在那时，同情张学良，认为对他应当从轻发落，更不该判刑的人，当然小仅是鹿、李，应该说为数不少，甚至就连与蒋关系密切的宋氏兄妹等，也感到这么对待张学良显然太过份了〔在军法审判后，二宋与端纳曾去找蒋，闻听要继续扣张后，宋子文怒斥蒋介石，曾用英语说：“这个流氓，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晏道刚有关回忆资料）〕。赵云声对于在西安曾拍着胸脯为张学良的安全作担保的那三个人——宋子文、宋美龄以及端纳，在乍听到这个所谓“特赦令”之后，哭笑不得，甚至惴惴不安的表现，以及张学良的愤怒，也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

宋公馆灯火辉煌，可是张学良坐在那里，却只觉得周围一团漆黑。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默默地陪他坐着，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光，张学良只是呆呆地盯视着墙上挂着的一幅油画，几个小时竟一语不发！

这幅油画叫《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的代表作，画面的内容是：当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在一起进晚餐的时候，耶稣突然对门徒们说：“你们之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句话刚说完，立即引起十二个门徒的惊讶。这幅油画，就是抓住这一刹那，画出了每个人各自不同的表情，从中可明显地看出每个人物的年龄、性格以及他们各自同耶稣的关系等等。

宋子文非常清楚张学良盯视这幅油画的含义，这是张学良在无声地责备，但他这位保证人却无可奈何……

作为基督教徒的宋美龄，当然也明了张学良盯视这幅画的弦外之音。但她低头坐在那里，装聋作哑，佯作不懂。因为天底下，大约唯有她最知道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真谛……

“汉卿！”过了许久，宋子文终于打破沉寂，开口了，“你不要过于气愤，你这样冷冷地一言不发，真让人害怕！

汉卿，随便说点什么吧？”

张学良抬了抬眼皮，依旧一语不发。

灯全部开亮了，豪华的客厅如同白昼。侍役蹑手蹑脚地进来，悄声地对宋子文说：“该用晚餐了！”

宋子文挥了挥手：“让他们再等一下。”

“不！”张学良开口了：“你们去吃吧！”

“那你呢？”宋子文问。

张学良惨笑了一下：“我不想吃这最后的晚餐！”

一句话，重又使气氛陷入了难堪的沉寂。宋子文显得很尴尬，他进退维谷，正不知再讲些什么的时候，端纳推门进来了。他高大的身躯，蹚着沉重的脚步，厚厚的地毯都发出了吱吱的响声。

张学良望了一眼，说：

“又一个来参加最后的晚餐的！”

“不。”端纳一时没有听出张学良的弦外之音，而是激动地说，“汉卿，我是来同你告别的！”

张学良忽地站起来，发出了一阵狂笑，声震屋瓦，惨厉袭人！他收住笑声，用那双可怕的目光扫视着这三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保证人：

“你们都走吧，让我一个人来独用这最后的晚餐！”

张学良一边说着，一边在大厅里踱了几步，然后停止在那幅油画跟前，他象读戏剧台词似的拉着长声念道：

“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啊——？”声音在客厅里回荡着，让人毛骨悚然。

“汉卿，我跟你说！”端纳上前欲解释。

张学良一把甩开了他，横眉冷对地：

“你在西安说得还少吗？我让你们平安回来，可你们都自食诺言，到底还是把我扣留了！”

端纳象被霜打了一样，退后一步，摊开双手：“汉卿，我实在对不起你！”这时，他把目光转向宋美龄，摇着头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蒋先生会是这样一个人！……我悔恨哪，悔恨自己看错了人！”

“不，端纳，该悔恨的应该是我张学良。”张学良冷静了下来，他走到酒柜旁，倒了杯白兰地，一饮而尽。

“我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因为我一直在同一个不懂信义的人在讲究信义！”

张学良把酒杯一放，踱到端纳面前：

“你如果真的回国，请告诉海外朋友们，我张学良的军政生涯结束了，可是我是高兴的，因为由于我们的兵谏，他终于答应停止内战，答应团结抗日了！对此，我至死无悔！但假若他连这个也再食言的话，那他……

张学良讲到这突然一停，然后睚眦俱裂的往酒柜上奋力一击！柜子上的白兰地酒连同一套漂亮的酒具震撼得哗啦啦地一阵颤响……

宋美龄惊惧地扬起头来，她一脸惊恐。(22)

这些描述，不一定全是事实，但作者根据翔实的史料，以一幅名画为契机，对张学良怒斥蒋介石及南京送蒋前几位保证人的情景，精心地用词遣字，作了深刻的入木三分的描绘，使我们对当时南京的复杂的内幕以及张将军此时此刻的痛苦与悔恨的心情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难道是张学良错了吗？不，他没有错，他不仅无罪，还是个立了大功的人，周恩来早就称赞他为千古功臣，也有人赞美他为民族英雄，可国民党当局硬说他有罪，审判之不足，复判以徒刑，后虽明令特赦，一句“严加管束”，又将特赦推翻，成为无期徒刑，真乃生杀予夺之权，系于一人之口。公理何在，正义何存？在几年后又发生的皖南事变(23)时，周恩来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袭击，在《新华日报》上曾作了“江南一叶，千古奇冤，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如今将它用在这场颠倒是非的审判上，不是也很适合吗？！

①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４月出版。

②　段汉斌：《宋子文营救张学良遭蒋拒绝》，载《春秋》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③⑥　于中立：《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扣的几天》，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⑦⑧⑿⒇(21)　鹿钟麟：《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纪实》，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⑤⑨⑾　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出处同④。

⑩⒆　顾秉岐：《张学良受审记》，原载《西安晚报》。

⒀⒁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月１１月出版。

⒂　李淑：《浅析张学良被终身囚禁的原因》，张学良暨东北军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⒃　《东望》杂志：《一二·一二的革命火花爆发》。

⒄⒅　有关孙立人问题的部分资料，引自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出版。

(22)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23)　皖南事变：即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无理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中共曾据理驳斥，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撤到江北），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１月６日，当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袭击和围歼。新四军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捕，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遇难。蒋介石于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７日发布反动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并声称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给予坚决回击，决定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继续领导分布在华中、华东的新四军指战员，坚持敌后抗战。随后，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讲话，揭露国民党的罪恶阴谋，同时，提出取消１月１７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叶挺自由，交还皖南新四军的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行动纲领，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而国民党在政治上却输了理，它更加孤立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等资料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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