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关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虚构著作中，有一本书的名字是《无人知晓的人》。由于即使在他作出很多发明而变成世界名人、他的企业变得异常巨大、他自己也变为一个富翁之后，他仍然不喜欢出头露面，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个书名是无可非议的。不管是在他间隔访问的祖国，还是在他安家落户的其它国家，他大体上保持着不为广大公众知晓的情况。

对于他的同代人来说，他们对于一位“工业大王”或“大资本家”，应该具有怎样一种仪容和举止，好许有着先入之见和老套概念，毫无疑问，会对这位居住在马拉可夫大街的个子矮小、皮肤发灰的人感到失望。他既不虚张门面，也不大摆架子，而以自己的风度轻轻地走来走去，他自己几乎不注意讲究或奢侈，对他周围的东西和服务要求不高。邻居们和走路的人，只看见他把自己包在马车上的毛毯里，每天一清早，几匹养得肥壮的马拖着马车，以轻快的脚步驰向在塞夫兰的实验室；或者在每天下午回家的路上看到他，不过很少有一个固定时间。

由于他的职业性质，他在异常偏远的地方进行研究和试验，因此，他实际上从来也不到餐馆去。在这种情况下，同其他人交往的机会也就少得可怜。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位隐士，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叫作“一个走单行道的人”。他所受的全面教育和对各种学问继续保持的敏锐兴趣，使他不可能成为这种人。但是，无论他在巴黎、阿迪尔还是在圣雷莫居住的期间，他经常单独进行自己的部署，并且隐没在遥远的旅途上，这就意味着他在自己的家庭环境里，从来不能成为一个永久的人物，或者以他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受人注意的人。

另外一方面，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期间，他在巴黎、伦敦、柏林、维也纳和汉堡的某些大工业与金融界，是如此赫赫有名，以至于他无法避免地成为注意和尊敬的中心；同样，这种情况所包含的不方便，也就难以避免了。在这些特定领域里，对他本人作为一个参谋人、金融家、赞助人和许多别的角色，为什么会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趣来，这是有着很多理由的。但是，由于诺贝尔的名字经常是公司名称和炸药商品的一部分，这就难免要同硝化甘油和黄色炸药不时从中起作用的受到广泛宣传的故事、暴行以及同诉讼和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纠纷等联系起来，因此，有时候这个名字被用不愉快的口气叫出来；正象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感情是高度激动的。这只能把这位敏感的人，更深地赶进他的壳里；也就是他的工作中去。那么，难道就没有东西能够引诱他出壳吗？难道这位杰出的人就不需要朋友、休息和娱乐了吗？答复是肯定的，但除此之外，他只是在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出来活动。

在交友方面，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如此地特别，而且经验使得他那么多疑，以至于能够算得上朋友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是经过考验的，并且还要继续经受考验，而这是需要时间的。从他的早期起，所交结的朋友有西奥多·温克勒、阿拉克里·利德伯克、卡尔·奥伯格、阿道夫·阿尔塞尔·诺登舍尔德和索尔斯德·诺登费尔特等人。此外，还有他的侄儿伊曼纽尔，扬斯特罗姆兄弟，以及拉格纳·索尔曼等后期他所交往的一些朋友。

对于诺贝尔来说，休息是生活中无关紧要的一件小事，因此，同工作相比安排得很不合理，并且显然只是在绝对需要的情况下，才进行休息的；当技术上的劲头促使他继续干下去的时候，他是不允许休息来侵犯工作的。

至于娱乐和公认的那些取得乐趣的活动，诺贝尔虽然广泛熟悉，但却更加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娱乐活动的参加者。朋友们曾经谈过他平静的赞许和慈祥的微笑，却没有提过他的兴高采烈和放声大笑。看来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格守自己年轻时的意见，认为消遣同宗教一样，并非由一套料理或体势构成的，而是通过研究自然的伟大课题来取得的。他在这方面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那难以驾驭的工作热情中，他既不是为了追求诺如名誉和黄金之类人们常想达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争夺权势，更不希图有了这一切后就会有的奢侈的生活方式。也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诱惑他。

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生活中有四十年主要是由三种不同的活动来填补的：技术试验工作，这项工作吸引了他一生的兴趣，他感到在这方面是得心应手和满意的；实业事务和组织工作，在这方面他由于有自己的专门知识而得到好处，但却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必要的东西，然而，由于它的复杂性，又是一种讨厌的祸害；旅行，这是出自另外两件活动的需要，虽然在他那个时候，旅行是件疲劳和不舒服的事，但对他这种不肯休息的性格来说，却是非常相宜的。因此，乍一看来，他好象除了工作以外，就根本没有时间来作别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由于下面的考虑而有所缓和。

诺贝尔的发明和实业事务工作，以及同外部世界有关连和影响的一切，大部分已探讨介绍过了，没有谈到的只是他的旅行。这些施行已经不时地在文字上接触过，但却从未仔细地加以叙述，他的旅行在当时来说，不仅次数频繁，而且范围也是异乎寻常的广泛。如果我们查阅他的书信和帐簿，检查他的图书和与他本人有关的证件，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几个新的生活侧面的火化。

原始材料和无数电报与信件的内容，流露出这些旅行都是有充分计划的，它们经常包拈在某处著名的温泉场或疗养地逗留一段时间。这就是诺贝尔所进行的休养尝试。他的休息是通过交换一下景色进行的，但对于他正在设法解决的那些问题，却一点也没有放松。虽然他经常表示愿意丢开工作完全休息一下，然而却一直做不到。许多问题和“尼夫尔海姆鬼魂的作崇”，以及信笺和地址簿，都在到处陪伴着他，而他旅途中写的书信，一点儿也不比在家的时候少。

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九六年间，他曾多次去过一些欧洲的疗养地，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他更喜欢到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和意大利各地去旅行。冬天他到南方去，夏天则到北方去。正象人们所料想的那样，这些地方通常是在他的几座工厂和公司总部的旅途之间，而他则通过周密的思考，而把那里当作歇脚的地方。因为他有许多不寻常的疾病——他在书信里讨论过这些病，因此，不难得知在他的旅途中，他常常去找一些被人推荐、但他却并不信任的专家们，来治疗这种或那种病症；但他只接受诊断检查，却从不坚持治疗，也许在开始治疗之前，就对这些专家们进行挖苦性的批评了。

书信表明，诺贝尔经常因为同某个人有约会，而出现在一处疗养地，例如，要见住在遥远的圣彼得堡的哥哥路德难格，或者他有事与之相谈的某工业大王。他经常去访问德累斯顿这座美丽的小城，因为他曾说过：“它始终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愿意回到那里去。”但对他这种喜欢的真正理由，则不甚了解。奥地利时髦的温泉伊斯什尔，是他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常去的地方，只是因为他所珍爱的那位年轻的女人，不时住在他在那里买下的一座漂亮的别墅里；关于这位女人的情况，我们以后再谈。他在伊斯什尔得不到休息，就我们所知，他在那里的逗留，并不能给他带来有利于身健康的自由。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起，他在苏黎世的湖上有一只自己设计的小巧美观的游艇，这是世界上第一只完全用铝制成的游艇。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看到这位六十岁的老人，在这个群山缭绕的湖面上，同各种客人坐在游艇上，他们穿的是浅色衣着，而不是乘坐游艇的服装。在这类游览中，他有一次曾照过一张相片，这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张可以看到在假日里满意地微笑着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照片。

诺贝尔经常利用旅行作为拒绝参加一些大型正式活动的借口，因此他不时匆匆忙忙地外出作一次小的旅行，以便躲避这类事情。由于出自礼貌，特别由于他是一位虑事周全的人，他当然也不能全部躲避这些活动。请柬和感谢信表明，有几次他曾是法国总统（朱尔斯·格雷维，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七年任总统）在爱丽舍宫招待的客人，并且被安排在非常显著的座席上。从一封信上看出，诺贝尔有一次曾因为没有被邀请出席一项公共活动，而表示不满。这就是在一八八二年春天举行的圣哥特哈德铁路的正式通车典礼。他自然对此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在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过程中，技术上获得成功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他的新型爆炸胶。诺贝尔用下面这段话来发泄他的愤怒：“据谣传，由于加速完成这条铁路，黄色炸药和炸药胶的费用仅在利息方面就给它省了好几百万，但这一定是个误会，因为要不然的话，即使最没有教养的乡下佬，也不会忘记给我送一份出席典礼的邀请书。”

在诺贝尔的时代，乘火车长途旅行并不舒服，而是充满了颠簸、煤烟和灰尘。他把那狭窄的车箱称为“我的转动的监狱”。他乘坐头等车箱旅行，这一方面是为了不受干扰，另方面则因为他晕车，并且因为他很瘦，需要有软席坐位。每当冬季，在一些大城市里，他不住在那些大型的豪华旅馆里，而是找那些名声好并且安静的旅馆住。然而，每当夏季，在那些水乡城市，他则摆摆阔气，总要在最好的旅馆里要一个套间，而且喜欢窗户对着广阔的湖水、公园或者花园，但必须是在背阴的一面。他很喜欢花儿，在他为自己修建的三座私人实验室的院里，没有一座不带有一个管理良好的花园。

他喜欢空气流通和宽敞的屋子，并且非常讲究个人卫生；讨厌拥挤和狭窄的房间，以及不整洁的状况。从他的言语来判断，人们可以设想，他可能患有轻度的幽闭恐怖症，由于心脏毛病带来的反应，他还惧怕自己出现假死的情况而被活理，他经常在信里谈到这一点，甚至在遗嘱里还提到它，并且还作了详细的指示，防止在他死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诺贝尔是位眼光敏锐的旅行家，也是一位对天下事善于鉴别的观察家。在他的书信中，包含着如何对他访问过的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商业和技术开发的建议，并且对一些温泉地区的风景和内部情况作过描述。他对上流社会的周围事物和类型所作的直率、尖锐及非常有趣的评价，以及对象特鲁维尔、卡尔斯巴德或者圣莫里茨等鲜花之城的生活所作的描述，都是相当精彩的。正象他笔下所写的别的东西一样，这些评价和描述，也受到当时情绪的强烈影响，有的最为滑稽可笑，有时则非常阴惨粗俗；他毫不犹豫地直言不讳，特别是对象阿拉里克·利德伯克这样值得信任的朋友们，更是这样；而那位利德伯克，在性格和幽默方面，同他自己非常相似。

诺贝尔在他的整个一生中好学博读，对一般知识也渴求了解。每当旅行的时候，他似乎比平时更自由地去作他喜欢作的事情，而且总想把自己的观感告诉别人，不管这些细腻的观感是使人高兴的，还是使人扫兴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旅途中，喜欢欣赏海洋，沐浴清风，眺望星空和沉醉于大地的芬芳，但却不喜欢同人们交谈。有一次在一个著名的温泉场，他在到达的当天便匆匆离去，并且写道：“这是一块悲哀的境地，在这座虫蚀的行尸走肉博物馆里，那些能够在一分钟内走上超过一步路的人，比较起来就算是最健康的了。但是毫无疑问，这里的生活费用一定低廉，因为只要看到自己的这些同类，人们马上就会失掉胃口。”

他对马的兴趣，使他常去赛马场；在邀请的客人、甚至是女士们的陪同下，他也到展览会、戏院和娱乐馆去，不过在参观娱乐馆的时候，他“并不提供任何赌注，只是在台子上放一点小钱而已。”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于他在国内外所经历的一切，都有着明确和非常独特的见解。因此很可惜的是，只有那些文字评论为后代保存了下来；但人们从这些文字评论中可以推断出，他口头表达的那些观点，也同样会是直爽、值得注意和富于启发性的，当然，除非他在生人面前由于腼腆和谦虚，而把自己的舌头管得紧紧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位一生几乎没有幸福的多方面的和矛盾的人，对于他所有的成就与经历，就只能通过文件透露的东西来进行了解了。证据表明，他仅有的真正幸福的时刻，除了在实验里创造乐趣之外，就是他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每当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他就经常去拜访他母亲，不过，每年九月三十日他母亲生日的这天，他总是要去看望她的。他在五十岁那年曾经写道：“假如斯德哥尔摩不是座落在离北极星三步远的地方的话，那么，我就会突然地跑到那里去过圣诞节，并且捧着我的盘子，要一块布丁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