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局外人的沮丧

鲁迅说，他被“四·一五”事变吓得目瞪口呆：“我恐怖了。”１他并非“清党”的对象，一直到离开广州，都没有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在很大程度上，他是这场事变的局外人。事变后第五天，他写信给朋友：“这里现亦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煮有用十余人，别处我不知道，报上亦不大记载。其实这里本来一点不赤，商人之势力颇大，或者远在北京之上。被捕者盖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这几天放了几个。”２口气平淡，正是一个局外人的态度。一九二七年年底，他又在通信中说：“时事纷坛，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上两个月来，凡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３更是明确以局外人自居了。可是，他为什么要用那样重的词来形容自己？

其实，“目瞪口呆”也好，“恐怖”也好，都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它们的对象并非是从警车上跳下来的士兵，而是从自己内心涌上来的“鬼气”。一九二七年他到广州，这在他的精神历程上，是一步近于孤注一掷的险棋。他同那“鬼气”已经苦斗了好几年，在北京是节节败退，于是借着与许广平的相爱，跑到厦门重振旗鼓，不料又是站脚不稳，只好再往广州，这里是北伐的起点，也是许广平的居处，为公为私，都是他击退“鬼气”的最后战场了。可是，到广州才几个月，远至“革命”阵营内部的血腥的屠杀，近至：现代评论”派势力在中山大学的伸展，他发现自己还是着着失败，即使有许广平从旁安慰，也还是挡不住种种期望的一一破灭一；他很知道，他对“鬼气”的驱逐是又一次失败了。向希望和乐观攀爬得商手滴血，最后还是～咕嗜滑人绝望和虚宠的深渊，他能“恐怖”吗？

他的“鬼气”大爆发了。“四．一五”事变刚结束，有一位日本记者访向他、他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是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辞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仅限于在这一点上学习了工农俄罗斯”４。几个月后，他又写道：“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千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故乡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５正因为他是局外人，才会这样来看待国民党的“清党”；也正因为他将这一次的屠杀与历史上的种种屠杀联系到一起，他才整个地厌弃它，就像他厌弃历史上的那些屠杀一样。他初到广州的时候，满口是希望和将来，可你看他对日本记者的谈话，分明是一脸循环论者的神情。在他的词汇当中，“革命”一直是个褒意词，可现在他却把革命看成是变幻无常的残杀，滥杀无辜的借口，甚至把中国革命的历史等同于残酷和吃人的历史——他简直是全面退口在绍兴会馆抄碑的时候了。

我特别注意一丸二七年七月，他答复一位署名有恒的读者的信，这是他在思想上返回抄碑时候的一份详尽的宣告。他说，他对青年的“妄想”已经破灭，互相残杀的“血的游戏”已经开头，他甚至看不出它会收场：他当初甘心蛰伏，不就是出于这种对将来的严重的绝望么？他又提出一种“醉虾”的说法：“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这不也正是十年他那个“铁屋子”的论断的翻版么？他还发现，他先前的呐喊“其实也是无聊的”，它并不真能够触痛社会和民众，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因为“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６这就更是那“愚民的专制”论的大发挥了。历史，将来，思想启蒙，民众——在这些基本的观念上，他现在全都蚣到了绝望和虚无感一边。《野草》里还有寻找希望的宣告，有一掷“迟暮”的誓词，他现在是比写《野草》的时候更沮丧了。

《答有恒先生》也并非都是重复旧话。就在那段否定自己对社会的攻击的文字中，他叹道：“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指民众】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请仔细体味这段话罢，那一股痛感自己渺小无用的悲愤之情，如此强烈，如此不掩饰，恐怕是他以前未曾表现过的吧。他初到广州时固然说过，文学是最无用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不开口，就杀人，但他这样说的主要情绪，还是那种“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的激愤，那种文明人遇见野蛮人的悲哀，虽将文人贬为最不中用，精神上的优越感依然存在。可你看《答有恒先生》中的话，优越感几乎全部消失，从字里行间一股股冒出来的，分明是另一层自觉多余的沮丧，一种深感无聊的冷气。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这还是那个局外人的处境给他的馈赠。我在前面说过，无论从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眼光来看，还是从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眼光来看，像鲁迅这样的人，在社会上都应该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在“五四”时代，以《新青年》同人为核心的那一群启蒙者，正占据了社会变革的中心位置，他们自觉到自己对于社会和民众的重大责任，这构成了他们的自信的基本理由。这也自然，既然是知识阶级充当社会变革的倡导者，他们当中的领袖人物自然显得格外重要。鲁迅既是这群人中的一个，就同样有这份精神上的优越感，他投身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社会经历，似乎又都证实着他的价值。新文学的创造自不用说，就是与章士钊打官司，被列入政府通缉的黑名单，也从另一面证实了，他并非无足轻重。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他受到青年人那样热烈的欢迎，这就更容易使他确信，他对这个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和许广平的通信中，他会那样谈及他的“地位”，他“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７就说明了他的自负。因此。即便他很早就对自己有深刻的失望，即使从《新生》流产和“三·一八”惨案之类的事情中，他已经敏感到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中的无价值，他在理智上却一直不愿意承认，他那样用力压制虚无感的“鬼气”，主要也就是要压制对自己无价值的预感。这个预感太可怕了，它是要抽走他精神世界的一根最粗大的支柱，他只要还有一点办法，就总要全力稳住它。

可是，他到广州以后的种种体验，尤其是“四·五”事变后的时局的发展，却逼得他不能不承认，自己其实是上个无足轻重的人。并不是他自已想超然事外，恰恰相反，他本来是想发挥作用的，所以才那样召开紧急会议，力主管救被捕的学生。但是，人家根本就不理踩他，那个紧急会议等于白开；他迁出中山大学之后，差不多半年时间里，广州更似乎将他遗忘，几乎没有人去招呼他。局势一天天变化，与他却毫无关系。那些人自己杀来杀去，你争我夺，犹如上大群鳄鱼在河中厮杀争抢，搅得浊浪滔天，血腥气弥漫两岸。整个社会则像一条破船，就看它们厮杀的结果来决定自己的航向。至于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躲得远一点，不被它们顺手掳卞河去，吞进腹中，就算是万幸了，他自己就说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什么唤醒民众，“救救孩子”，什么“更向旧社会进攻”，全都是自己的空想，局外人的错觉，于实际的社会毫不相干。不是还有青年学生愿意听他的指引吗？可是，他对青年却不再相信，正派老实的青年自然有，他们的命运是作“醉虾”；别样的青年就更不必提，他们多半会龇出利牙，跃入河中一也变成小鳄鱼！《答有恒先生》中那自觉多余的沮丧和冷气：就正是从类似上面这样的思绪中，源源不断地发散出来的吧。

鲁迅心中弥漫着那么浓厚的虚无感，又早已经看透中国社会的无望，就是再清楚地发现自己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他也应该是无所谓了吧，对一个本就打算背向社会的人，社会的冷落又算得了什么？可是，鲁迅的情况并非如此。还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刚刚开始造受广州的激进青年的批评，他就在一封给北京的朋友的信中，特别强调他的著作在广州如何畅销：“我所做的东西，买者甚多，前几天涨到照定价加五成，近已卖断。而无书，遂有真笔版之《呐喊》出现，千本以一星期卖完。”９一个真正自信的作家，恐怕是不会这样对人详述著作的销售情况的，越是深信读者对自己的崇拜，他有时候反而要挑剔这种崇拜。你看在北京时，鲁迅不赞成小学课本选收《狂人日记》，说是怕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天真的孩子。他甚至对慕名来访的青年人说，倘若有谁“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１０就正以一种特别的自我挑剔的方式，显示了高度的自信。因此，看到他在广州这样向人报告读者如何喜欢他的书，“我实在是感到悲哀，他也太看重社会对自己的态度了，他似乎承受不了社会的冷淡，一旦敏感到这冷淡的征兆，他就本能地要去寻找证据，来证明社会对自己依然热情。遭受一点“落伍”的批评，都会如此动摇自信，那自己究竟是不是社会变革的局外人，就更会成为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在他租住的那间闷热的西屋内，他一面编《朝花夕拾》，一面又忍不住写道：“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１１四个月之后他又说：“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但遇上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１２这时候，他和许广平的爱情之花正开得鲜艳；就是编《朝花夕拾》这样的回忆文集，从容品味往日的印象，对个人也应该是极富情趣的乐事。可他似乎都视而不见，从笔底流泻出来的，竟是那样痛觉到生命的无用和无聊，饱含悲哀情味的文字，我真不知道许广平当初读到这些，心里会怎么想。也许她能够理解鲁迅，知道在他的心理天平上面，“社会”其实比什么都重，他可以对社会表示绝望，却不能够失去社会对他的敬重，因为他对自己的全部信心，都是建筑在这敬重之上。鲁迅既然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局外人的身份无所谓呢？

他势必要在心底反复琢磨：“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局外人？我和社会的真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今后该怎么办？……”在他滞留广州的那半年里，甚至他迁进景云里的新居之后，他的思绪大概都很难离开这些问题。他并没有明自对人说过，他究竟是怎样想的，但他到上海之后，接连去几所大学作演讲，题目是《关于知识阶级》，《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文学与社会》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单从这些题目就可以看出，他这琢磨的思路和轮廓，大致是怎样的了。概括起来，他这些演讲主要说了四个意思。第一，知识分子和文艺家的特性是敏感，“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除此之外，他们并无实际的力量，“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绝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第二，惟其敏感，要说话，知识分子和文艺家必然会与统治者和政治家发生冲突，“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第三，既然有这样的特性，又为当权的政治家所厌恶，那就无论在什么社会，知识分子和文艺家总是要痛苦，要遭难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足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指北伐军]已经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第四，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和文艺家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他们可以使社会热闹起来，“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喜欢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１３

我这样一条一条地复述鲁迅的意见，心里实在是很难过，这都是些什么样的说法：为了缓解局外人的沮丧，他不借将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一贬到底，将他们的悲惨说到极处，这看上去像是理智的分析，其实包裹着多么强烈的愤激！和三年前提出“中间物”的说法一样，他下意识里还是求助于“必然性”：你本来就只能是局外人，社会本来就不会尊重你，这一切都是必然的事情；你又何必耿耿于怀呢？在另一处地方，他甚至从知识分子的必然的碰壁里，引申出他们的新价值：“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赛宁和棱波里是无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实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１４立论如此曲折，竟至于将知识分子被社会变革的残酷现实所吞噬，也说成是对这变革的介入，为消除那局外人的沮丧，他实在是尽了全力。但这并没有多大的效用。三年前他对自己说，你必然是个牺牲者，因为牺牲本身有正面的意义，他这自辟就能有效果；现在他又对自己说，你必然是个受冷落者，碰钉子者，可无论受冷落也好，碰钉子也好，本身都是很可怜的事情，这就等于说，你必然是个可怜的人，这样的自辟怎么会有用呢？他是为了自我辟解才重新解释知识分子的命运，可到头来，这样的解释只会更加重他的沮丧和消沉。直到一九二九年春末，他在北京对大学生演讲，仍然从“打倒知识阶级”的话题开始，仍然反复讲“巨大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１５就说明他还是陷入这些问题里，先前的答案都不管用。

像自己这样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残酷叵测的社会中究竟有什么用？他恐怕是再也不可能把这个深刻的惶惑逐出心底了。

整个的生存意义都成了疑问，剩下的就只有眼睛看得见。两手摸得着的物质生活了。一九二七年夏天，鲁迅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说：“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人’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又说他自己：“我已经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１６从先秦时代起，中国士人便有“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夫子这一句名言，成为几千年来自居君子之位的士人的立身信条。到了鲁迅那一代人，脑筋虽然开通得多，不会再那样轻贬实际的物质利益，但把精神追求放在物质利益之上，依然是普遍的处世原则。固此，倘若他们公开宣称妄“积下几个钱”，那总是因为对精神的价值发生了怀疑。连知识分子的价值都找不到了，那又何必太拘束，徒然苦了自己呢、于是鲁迅明明在四月份就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已经搬出了大学，却依然收下学校当局送来的五月份的薪水，并且对朋友说：“中大送五月份的薪水来，其中自然含有一点意思。但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１７于是他到上海之后，明明已经对国民党深感失望，却依然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始，从南京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领取每月三百元的“特约撰述员”薪水。一年以后，这笔钱改为“教育部编辑费”，他照领；甚至后来和国民党公开对立了，他也还是照领，一直领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借用他的话说，这自然也“不好”，虽然是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动送来的钱，它毕竟是国民党政府的官俸。你看一九二九年五月，许广平写信告诉他收到了这个月的钱：“中央行那张纸，今天由三先生托王[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妻子王蕴如]去转了一个地方，回来的收据，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１８用词如此，隐晦，处置又如此小心，连转帐都要借弟媳的名义，后来印行《两地书》时，更把这段话全部删去，就说明他自己也明自知道这“不好”。可他仍然按月收受；那种看破了“义”的虚妄，先管“利”的实益要紧的虚无情绪，不可谓不触目。一九二八年夏天，他更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后来又一再重复：“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一边说，神情还很激动，１９就本性讲，鲁迅的手其实很松，不说他对家人的长期资助，就在他劝人“积下儿个钱”的一九二七年，他也不止一次地拿出钱来，帮助陷于困厄的青年人，那位“有恒”便是其中的一个。因此，他这些似乎是极端重视物质实利的言行，正从另一面证实了“鬼气”在他内心的再次获胜，它竟能将一个在广州那样热烈地讴歌希望的人，这样快就逼入“刹那主义”的精神死角。

随着内心“鬼气”的再度上升，鲁迅那种挑剔人，不信任人的脾气，也又一次膨胀起来，你看他劝人储钱的理由，就是“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在北京时，他这脾气已经很大，但他似乎很少怀疑亲近的朋友，也尽量克制自己，不向熟识的青年人发火。可到厦门以后，他在这方面的克制力越来越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对许广平说：“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我一定就也是被用的器县之一，”“前口因莽原社来信说无人投稿，我写信叫停刊，现在回信说不停，因为投稿又有了好儿篇。……现在从许多事情观察起来，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桔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２０这里说的几个人，都是他非常亲近的年轻朋友，他却用这样重的话指责他们，他对人的怀疑已经是扩大到几乎所有人了。因此，他有时难免会产生“天下无一个好人”的感觉：“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见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当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重其悲哀。长虹和素园的闹架还没有完，……听说小峰也并不能将约定的钱照数给家里，而家用却没有不足……”２１从莽原社和未名社的青年朋友，到关系密切的书局老板，甚至到北平家中的母亲和朱安，他全用挑剔的眼光望过去。那一顶“暗中将我当傀儡的罪名，又何其宽泛，他的青年朋友当中，恐怕也没有谁能够逃脱了。对亲近者尚且如此、对较生疏者就更不用说。一位旧日的学生去拜访他，正遇他下课归来，面有倦容，便关切地建议他不妨搬一张椅子，坐着上课，不料他脸一沉：“你说坐着讲课好，那么搬张小床去讲，不是更适意吗？”２２简直是动辄发怒了。

迁居上海以后，他这脾气更发展了。以前多半还是对许广平私下发牢骚，现在却经常形诸辞色。林语堂是他极熟的朋友，他到上海的当天和第二天，林语堂都来探访陪伴。可有一次郁达夫请吃饭，席间为了几句活，他就勃然变色，与林语堂大吵起来，十多年的友情，从此变质。钱玄同更是他的老朋友了，可因为说过“人一过四十，便该枪毙”之类的话，引起他的不快，他一九二九年到北京，遇到钱玄同，竞拉下脸来，不和他说话，一对老朋友，从此也绝了交。与老朋友交往都如此严峻，他那“脾气大”的名声在上海就更大了。也在这一年秋天。他在家里招待一位东京留学时的老朋友，正巧两位年轻朋友章廷谦和柔石也在场。谈笑之间，那老朋友笑指鲁迅：“咳，你这个呆虫”，竟将章、柔二人吓了一大跳，他们面面相觑，生怕鲁迅受不了这个戏谑，会和那老朋友翻脸。２３你想想，他那神经过敏，容易发脾气的毛病，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他在文字上，也不再掩饰对别人的恶意的湍测，一九二九年写有关《语丝》的回忆，就直截了当指责孙伏园当初办《语丝》，是拿他当“炸药”。２４他甚至也不再掩饰对母亲的不满。他到北京省母，去的时候自然是满怀孝心，可住不几天，他就写信向许广平发牢骚；返回上海之后，更对朋友说，他原想在北京家里多住几天，“后来一看，那边，家里是别有世界，我之在不在毫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早走了。”２５他以文字对朋友明确表示对母亲的不满，这是第一次。他当然知道自己有那样的名声，曾写信对人说：“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是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东西在手中或袖子里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２６似乎是承认自己有病，却又说“往往不幸而中”，其实还是替自已辩护，并不真以为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的病态心理乡就是自己真想克服，也未必能够转变，他现在还不自觉，那就只能是愈益发展了。”

不用说，他这病态心理的阴影也自然会罩住景云里的那幢小楼。最初的兴奋和欢乐过去之后，他很快就会觉察到家庭生活的另外一面。一九二八年四月，一位青年朋友问他是否应该结婚，他回信说：“据我个人的意见，则似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皆是前车。但染病[指与妓女交往而染上梅毒之类]是万不可的。……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２７虽然是劝人结婚，但语词之间，你看不到一丝对爱情和婚姻的浪漫热情。两年以后他又说：“爱与结婚，确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爱与结婚，则又有他种大事，由此开端，此种大事，则为结婚之前，所未尝想到或遇见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经（倘要结婚），无可如何者也。”２８他甚至断言，一个人结婚以后，“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２９鲁迅是很认真的人，别人郑重地来问他，他一定也是郑重地去回答：他明说是根据自己个人的意见，那他说的这些话，就多少是含有他亲身的体验。这些话当然都不错，两个相爱的人结婚，本来只是他们互相适应的漫长历程的起点，像鲁迅和许广平这样个性特别的人，互相适应的困难就尤其比一般人大，同居生活中远非罗曼蒂克的那一面，自然会逐渐显露出来。何况家庭并非一只密封的铁罐子，他们的恋爱同居，至少在鲁迅这一面，从一开始就不是他们而人间的事情，而是他向自己整个命运的一次夺路而逃式的抗争，他在家庭之外的种种遭遇，更必然会强有力地影响他们两人单浊相对时的心绪和气氛，他会将爱情和婚姻描述得这样透彻，应该说也很自然。但是，看看他说这些话的时间，离他们正式同居才半年多，我仍然觉得，他这透彻的认识是来得太快了。谁能想到，他在杭州度“蜜月”，快活得像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心底竟已经存着这样一份透彻的认识？与许广平同居，当然是给了他很大的慰藉，从身心两方面都增强了他对抗社会的力量，但同时，这恐怕也使他更深切地体验到了人性的复杂，人生的难于两全，而禁不住与那久久缠绕他的虚无情感，又添加一份深刻的共鸣。

他这样常常以恶意来揣测别人，是否就不再上当了呢？并不，他依旧免不了上当。与那位要作他“义子”的廖立峨的交往，自然是不用说了。一九二八年，一位自称姓黄的青年向他求诗，他认真写了四句寄去：“禹域多飞将，蜗庐腾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却见一份官方色彩的杂志上登出这首诗，而且是用手迹制成封面，这才知道受了骗，就说明他还是缺乏警戒心。因此，看到他在二十年代晚期心绪如此恶劣，与熟人朋友动辄翻脸，对应该怀疑的人却每每丧失警惕，我就特别感到悲哀。他这多疑和易怒并不是表示他的为人之道的转变，而是证实了他对自己立身之道的惶惑的深广，他的精神危机的深重。倘说他与许广平同车离京南下，是开始了对内心“鬼气”的又一轮反抗，是从那精神“待死堂”的第二次逃离，那到这个时候，这反抗和逃离全都失败了，自从回国以来，那“鬼气”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重压过他。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