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横站”

既然骨子里还是一个“五四”式的知识分子，鲁迅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陷得深了，就难免会觉得格格不入。一九三０年五月，他刚刚和共产党人结盟，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李立三，就秘密约见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婉言拒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李立三竟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苏联去了。……”口气如此粗鲁，一点也不掩饰他对鲁迅的利用心，好像看得他如同一枚炸弹一样，这教鲁迅怎么受得了，他当然卞口拒绝了。１几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读到了另一位有名的共产党人的词，强烈感觉到其中回荡着一股“山大王”的豪气。２山大王者，绿林豪杰也。鲁迅对这一类人物，向来不敢轻信。当初在东京参加光复会，他就领教过他们的厉害，所以才会对朋友预言，倘若他们造反成功，像自己这样的人恐怕都得遭殃。民国初年在绍兴，他又从王金发身上证实了这个预言，这位也参加过光复会的山大王，掌权没几个月，不就派兵捣毁报馆，对昔日的同志肆行高压了吗？自那时起，他眼见一批批造反者成功之后，是如何迅速地翻脸变相，变得比前任更加专横。不但山大王们是这样，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人也这样，三十年代在上海查禁他的著作的政府官员中，就颇有“五四”运动时冲锋呐喊的闯将，以至他那样感慨：“其实现在秉政的，就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也。”３他所以用循环论去解释中国的历史，除了依据史书上的记载，他亲身经历的这些造反者的可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吧。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甚至对一切打着新旗号的造反者都心存戒备。譬如一九三三年深秋，一批政府军的军官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打出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旗帜，共产党自然全力支援，上海的一些热血青年，也纷纷前往助阵，鲁迅看在眼里，暗暗摇头，他写信对朋友说：干闻此地青年，又颇有往闽者，其实我看他们[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主持者]的办法，与北伐前之粤不异，将来变脸时，当又是杀掉青年，用其血以洗自己的手而已。”４当他写这段活的时候，陶焕卿的霸气，王金发的专横，乃至广州“清党”时的种种惨状，都会在他心头一一闪过吧。对规代中国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者，他已经存了这样固执的看法，现在又从李立三等人身上，看见了如此赤裸裸的功利心，如此无掩饰的绿林气，他会作何感想呢？一九二八年他曾写道：“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即列宁]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５这实际上是重复了当年在东京作的那个预言。而到一九三六年，他和共产党人结盟六年之后，他竞又一次重复这个预言。有一回和冯雪峰闲聊，谈着谈着，他突然用玩笑式的语气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冯雪峰愕然膛目，赶忙摇手：“那怎么会呢，那怎么会呢……”６这位老实的年轻人是太不理解鲁迅了。

充军西伯利亚也罢，杀头也罢，这都是对于将来的假设，可就在上海，在文学界，鲁迅和那些尊他为领袖的共产党人，还有更直接的矛盾在。它的起因就是“左联”。严格说起来，这其实是一个仓促建立的组织，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那些年轻人正在报刊上战得昏天黑地，共产党的领导人却出来调停，强拉双方坐到一张桌子边上来当战友，你想想，倘不是出于“大敌当前”式的利害考虑，彼此怎么肯这样克制？因此，即便表面上是握手言和了，鲁迅也好，那批激进的青年也好，心里的不快依然梗着，不但鲁迅依旧讨厌成仿吾，蒋光慈也依旧看不上鲁迅，就是钱杏村，他可以服从命令，不再写文章骂鲁迅，但在心里，他却并不认错，直到“左联”成立以后，他都一再说，他看不出前两年批评鲁迅有什么措。这也难怪。鲁迅和这批年轻人，思想上完全是两代人，鲁迅看他们是浅薄做作，他们看鲁迅则是落伍守旧，这样西种人躇在一条壕堑里，磕碰还会少吗？

就在“左联”成文的第一天，矛盾就暴露出来。鲁迅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依然批评创造和太阳社“专事于吹擂”，“力量实在单薄”；７听者中间的那年轻人，则有好几个在会后公开指责：“他说的还是这些话！８所谓“这些话”，不单是指鲁迅依旧记仇，也指他还是老生常谈，说不出一句新鲜话。几个月后，在那次为鲁迅祝寿的集会上，鲁迅刚讲完，一位年轻人就摇着头对身边的人说：“这大令人失望啦！……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使青年人为之沮丧……”９当然，这些都还是一般的思想上的分歧，说过也就算了。随着鲁迅逐渐介人“左联”的领导工作，他和一些共产党人的矛盾，还掺进了具体的人事纠葛，变得日益尖锐起来。比方说，原先共产党人拟定的“左联”发起人名单中，是没有郁达夫的，因为鲁迅狼诧异：“怎怎么没有郁达夫？”才勉强添补上。可郁达夫这个人，身上实在没有多少“左翼”的气味，平常处世，倒多半是一派名士风度，散曼得很。他很少参加“左联”的活动，后来还干脆写了一封信给“左联”。说他不能常来开会。“左联”和它隶属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实际主持人，都是组织性颇强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容忍这件事？一怒之下，就把郁达夫开除了。这自然使鲁迅极不高兴，你们怎么能把我介绍的这样一位文坛宿将，随意开除呢？到一九三二年，因为批评“左联”刊物《文学月报》上的一首诗，鲁迅又得罪了这份”刊物的主编周扬。偏巧从第二年开始，周扬成为“左联”中的共产党负责人，于是鲁迅和周扬的个人矛盾，就演化为他和“左联”中一群共产党人的矛盾，说起来也真是冤枉，鲁迅所以要批评那首诗，正是听了“左联”中另一位共产党员冯雪峰的建议，因此，他当初和创造社、太阳社那批年轻人之间的一点意气，现在却和他与“左联”中的共产党人的矛盾，和这些共产党人自己之间的矛盾，都纠缠在一起，怎么也解不开了。

既然解不开，矛盾就势必要逐渐激化。一九三三年春，“左联”的四位成员联名发表文章，替《文学月报》上的那首诗辩护，斥责鲁迅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带着白手套的革命家”。１０一九三四年，则又有一位“左联”的青年成员化名“林默”，说鲁迅当时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短文是“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１１也就在这一年，周扬等人以“内奸”的嫌疑，革去了与鲁迅素来亲近的胡风的左联书记的职务，使鲁迅非常不满。本来胡风当书记时，他每月捐二十元钱作“左联”刊物的印刷费，周扬们这样一来，他就不捐了。周扬便在背后指责鲁迅“吝啬”，这话后来传入鲁迅耳中，自然更添一份厌恶。到一九三五年夏天。又有一位一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化名指责鲁迅，说他和敌人“调和”，而使追随他的青年人“死得不明不白”。１２攻击的言辞，是一次比一次激烈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止我举出的这几件；鲁迅又特别敏感，几乎每一次都能猜出化名攻击者的真实面目，他的反击，就往往相当厉害。当初你成仿吾骂我是“有闲，有闲，还是有闲”，我就干脆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文集名为《三闲集》，且在序言中指明，这是“射仿吾也”。你林默扣我一顶“花边文学”的帽子，我就干脆摘来作这些短论的总名，而且也在序言中指明：“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１３他更用种种不指名的方法，回敬周扬和他的同志。譬如编自己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他就屡屡在旧信中插进新的议论，像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的那一封，原就有自己和青年人合作而总无好结果的慨叹：“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鲁迅重抄时。就特意添写道：“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１４这就明显是针对周扬那一类人，是借昔日的牢骚，来抒遣今天的不满了。有时候，他甚至将这种不指名的斥责直接送到那化名攻击他的人面前，譬如他知道了是田汉化名攻击他，就在寄给田汉当主编的《戏》周刊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僧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１５

鲁迅是个记仇的人。一九一二年在南京，他和朋友寻访旗营旧址，只见一片烧黑了的断壁残垣，几个满族老妇人如小鼠般蛰居其内，情景非常悲惨，可他谈起当年骑马过旗营时遭受的辱骂，语气间仍有余恨。对时隔多年的往事，他尚且如此，现在和“左联”中那批共产党人的矛盾，可谓旧隙添新怨，他的怒气就更难以抑制。偏偏周扬那些年轻人，血气方刚，对鲁迅的不满还有增无减。一九三六年春天，他们按照来自“共产国际”内的中共代表的指示，突然将“左联”解散，另外建立一个几乎将上海文学界的各种头面人物都包容在内的“文艺家协会”，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取代原先的“无产阶级文学”——几乎是一个急转弯。在这整个急转弯的决策过程中，鲁迅身为“左联”盟主，明确表示反对，却毫无作用，周扬们只是派人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他，并不管他是否赞同。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惹得鲁迅大怒了。他向来就讨厌别人利用他，虽然一次次压下火气，重新与人合作，这火气却不会消散，反而因为在内心重叠积压而酿成更大的爆破性。周扬们这一次解散“左联”，恰恰在这一点上激怒了鲁迅：当初你们三番五次来找我，一定要按我坐在“左联”的第一把椅子上，现在说解散就解散，这岂不是太过分了？你们这样对待我，我又何必再和你们搅在一起呢？于是，他先对替周扬传话的茅盾说：“对他们这班人，我早已不信任了！”１６又写信通知他和周扬之间的另一名传话人徐懋庸：“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从此结束了。”１７他坚决不参加那个“文艺家协会”，还公开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旗帜，竖在周扬的“国防文学”对面。当收到徐懋庸固此写来的批评信，责备他“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时，更是怒不可遏，对朋友说：“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１８他针锋相对，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还送出去公开发表。他在信中斥责周扬佩“大半不是正路人”，是“借革命以营私”，甚至说他“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１９直到逝世前一个月，病在床上，还写信向朋友表示：“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２０简直是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这群共产党人了。

可这样一来，他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他已经和国民党政府为敌，现在又和身边的盟友决裂，他该怎么办？是干脆采取绥惠略夫式的“独战”的立场，对社会上的所有黑暗——不管它在朝还是在野——宣战？还是努力缩小这个决裂的影响，依旧坚守原来的战位？看起来，他是采取了后一方法。他依旧将官方视为主要的敌人，只要有可能，就竭力对社会隐瞒自己和那些共产党人的矛盾。这样做当然很苦，他在私人通信中忍不住要抱怨：“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此所谓‘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２１不过，抱怨归抱怨，那“我们”和“别人”的内外界限，是分得相当清楚的，当然，矛盾越演越烈，最后总是掩不住；即使能够掩饰住，也只是瞒过别人的眼睛，并不能消除鲁迅自己的疑惑，因此，他一面对别人“撒谎”，一面又晴暗地向自己解释。他说共产党内并不是只有成仿吾和周扬这样的人，也还有瞿秋白和冯雪峰这样的人；他说周扬们都只是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虽然不成器，却并不证明他对“无产者”的“将来”的信仰也不能成立；他更说，这些人其卖和他以前领教过的那种激进青年－－如高长虹之类－－是差本多的人、甚至和他深恶的那批绅士学者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我相信，多半正是类似这样的自我譬解，使他在给徐懋庸的公开情中，能那样明确地将周扬们和“革命”区分开来，说他们是在“借”革命以营“私”；我甚至猜想，他所以要添上“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这样的重话，除了发泄怒气，也是为了再次强调这个区分吧。为了稳住自己的战斗立场，他真是煞费苦心。

但是，他再怎样说，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成仿吾和钱杏村也好，周扬和徐懋庸也好，他们都是向国民党官方作坚决斗争的共产党人，在基本的政治态度上，正和自己大致相同。因此，即便“左联”解散以后，他依然得承认他们是“革命者”，就在给徐擞庸的那封信中，他那样痛斥周扬，最后也还是要补充一句：这个人“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有位青年人向他询问是否该加入那个“文艺家协会”，他回信说：“我看他们[指周扬等人]倒不见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图，不过或则想由此出点名，……”２２语气就颇为谨慎。他其实心里明白，他对周扬们的最大的憎恶，是他们明明不尊重他，却又要借重他，利用他，可恰恰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作法有相当的代表性，李立三找他提要求，不就是如此吗？话再说回来，倘是一个满身绿林气的造反者，他对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怎么会有真正的尊重呢？所以，他和周扬们的矛盾，其实是体现了一个试图坚持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讲究实际利害的政治集团的矛盾。因为面临共向的敌人，他们似乎是联合了，但在骨子里，他们其实是两路人。一九三四年底他对朋友说：“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２３明知道那些人口是心非，并非真正的战友，却依旧看他们是自己的后方，依旧想“正对”前面的敌人：他确实是不愿意放弃原先的立场。可是，你仔细体味一下那“横站”的含义，想象一下他“瞻前顾后，的杯态，这和绥惠略夫式的绝望的独战，又相差多少呢？他在社会战场上的尴尬境遇，已经化解不了，他就是再不情愿，也只能承认，他是又一次陷入穷途了。

自去日本留学开始，他一次又一次地压制住沮丧的情绪。重新上路去开辟通途。可是，三十年跋涉下来，竟还是落入此路不通的困境，他的奋斗意志再坚韧，恐怕也难以为继吧。他内心的创伤已经那样深刻，种种颓唐、猜疑的病态情绪，一直在心头翻腾不已，再添上“左联”内江这么个碰壁的大刺激，他几年来苦苦营造的奋斗者的心态，自然就会开始崩坍。越是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他就越不自觉地要往魏连殳式的思路上退缩。不但看清楚民众的“虚伪”，重新用大力鞭挞他们，也不但厌恶成仿吾和周扬那一类共产党人，公开和他们拉开距离。他这厌恶的范围还日益扩大，有时候简直是要网住他见到的多数文人和青年了。

他加入“左联”的最初两年里，常常指摘北京的文人。他多次批评未名社的几位年轻成员；也用了刻毒的语气，在私人通信中贬斥当年办《语丝》的一批老朋友。他对胡适的不满，也在这个时候公开爆发，不但在北京对大学生演讲时，直截了当地指斥胡适，还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接二连三地攻击他。倘借用当时那“京派”、“海派”的名称，你可以说他正是背靠“海派”，一径向着“京派”开火。可是，他这个姿态很快就变了。一九三二年冬天他从北京写情给许广平，对京沪两地文人的评价就几乎翻了个个：“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颇欢畅，殊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脸不相识也。”２４半年以后更忿忿他说：“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２５掷向“海派”文人的愤怒，是明显超过了对“京派”的不满。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不但和周扬那些人越闹越僵，与别的人也屡起冲突。譬如为了办《译文》，就和生活书店的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到一九三六年，“左联”解散以后，他又对傅东华、王统照这样一些态度相当温和的作家，甚至对茅盾，也渐生不满，在给朋友的私人通信中，就屡次用严厉的口气，将他们和周扬排在一起，依次批评过来。说起来，邹韬奋们也好，王统照们也好，可以说是文学和文化界中，除共产党之外，在社会政治立场上与他最接近的人，他对他们都心存疑虑，也就很难再找到别的同道了。不但常常怒视周围的文人，他对青年的态度，也和几年前明显不同。先前对廖立峨那样的人，他是那样宽：容，可现在呢，遇见向他求助的青年，倘若口气过分一些，他就会直言拒绝，措辞还相当不客气。连对关系相当。密切的青年朋友，只要有了不满，也会给他看严厉的面色。譬如叶紫，就因为问鲁迅为什么不给他回信，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现在特地声明：我的病确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不但叫我外出，令我算账。不能照办，就是无关紧要的回信，也不写了。”２６他甚至断言：“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舔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２７他这是说得非常坦率，文人也好，青年也好，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心力，再继续像先前那样信任他们了。

自从一九三０年五月迁出景云里，鲁迅一直过着一种半禁闭的生活。他没有离开过上海一步。有一次，朋友劝他换个地方疗养身体，他竟声调激越地反问：“什么地方好去疗养？！”２８活现出一股困兽般的烦燥。就是在上海、他的生活范围也很狭窄。除了去居处附近的内山书店，他平常很少出门。也极少去公园或别的什么地方游玩，他家附近就是虹口公园，却一次也没有去过。有时间在夜间出门看一场电影，便是重大的消遣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坐在写字台边写，就是躺在藤靠椅上看，文字几乎成了他朝夕相对的唯一伴侣。请想一想，像他那样从小就性情活泼的人，就是再喜欢案头生涯，要他老是过这样一种生活，也势必要觉得憋气吧。他当然可以自我譬解，说这是为了社会和文学的进步，必然要付的一种代价，但是，惟其如此，同一营垒中的关怀，文学界中的朋友的情谊，青年一代的热烈的关注，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是对他的精神的补偿，是对他的牺牲价值的证明。可是，他实际收获的，偏偏是孤独和寂寞。他同辈的老朋友，除了极个别的人，大部与他疏远了；年轻的朋友中，也少有真让他放心的人。虽然不断地总还有人去找他，他却看得很清楚，他们多半是有求于他。那种与知心友朋品茗饮酒，率性而谈的热烈气氛，他是难得再亲身浸润了。他忍不住向人叹息：“向来索居，近则朋友愈少了，真觉得寂寞。”２９偶尔有东京时代的老朋友来访，他更是免不了抓住他诉苦，详细叙说独战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３０一九三六年九月，两位年轻的日本姑娘慕名去拜访他，他更不由自主地显出特别热烈的愉快和欢迎，直到许广平递给他体温表，他拿着往嘴里送的时候，还在不停他说话；她们起身告辞了，他却一再挽留，还说要送杂志给她们——我简直能够想象出他当时的殷切的神情，在那背后，正隐藏着对于孤独寂寞的深深的恐惧。

付出了蛰居囚笼式的生活代价，却换来比当年在绍兴会馆更加难捱的孤独和寂寞，当夜深人静，独坐桌前的时候，他会怎样想呢？一九三五年秋天，他吟出了这样一首诗：“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３１身外是肃杀和萧瑟，心中是无可归依的惶惑，星斗已经西斜了，却还听不到报晓的鸡啼，他是深深陷在一种前途渺茫，身心疲惫的沮丧情绪了。也就在写这首诗的同时，他对一位日本朋友说：“近来不知是由于压迫加剧，生活困难，还是年岁增长，体力衰退之故，总觉得比过去烦忙而无趣。四五年前的悠闲生活，回忆起来，有如梦境。”３２他所说的“四五年前”，就是指三十年代初，他当时正经历严重的精神危机，也已经遭遇了一连串不愉快的刺激，心里其实是惶惑不安的。但是，他毕竟还没有过深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无论外出还是居家，心境都要比现在从容得多；客厅里又经常是高朋满座，儿子则刚刚出生，正以无保留的天真使他初尝为父的欢愉，生活确实称得上是悠闲。因此，当他现在被各种寂寞、紧张、“横站”和索居的痛苦团团围住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将那时的生活称为“梦境”，就十分自然了。他晚年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当初是绝没有想到的；惟其没有想到，一旦看清自己的现状是如此尴尬，如此无趣，就本能地会后悔，会觉得无聊，太不值得。一个人怀疑自己走错了路，就会不自觉地往回望，他的怀疑心越重，返回起点的冲动就越强，我觉得，鲁迅那“有如梦境”的叹息，是将他对自己这些年处世选择的隐约的后悔之情，相当触目地表现出来了。

不能再维持先前那样的奋斗者的心态，鲁迅的处世方式自然会有所改变。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他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再像三十年代初那样卖力地冲锋呐喊了。他自己说：“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这新经验是什么呢？“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我倒没有什么灰心，……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３３非但不愿意再傻乎乎地一个人打头阵，而且也不愿意再像先前那样认真，一意要与对手决出胜负：“若专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３４似乎是明确要改变老脾气，洒脱一下了。

不再一味呐喊，那做什么呢？他能做的，无非还是那两样：或者写小说，或者做研究。其实，自到上海以后，他一直都想再捡起这两件事。就在最热烈地鼓吹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他对自己那并非无产阶级的创作，也始终抱有信心。一九三一年他说：“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３５两年以后，他又借恩格斯的话，强调非无产阶级的暴露文学对于“现在的中国”的意义。３６所以，他一面换着笔名写杂文，一面却暗自盘算着写小说，不但写短篇，还要写中篇，到了一九三三年，他更两次向别人谈及自己的创作计划，似乎连大致的提纲都已经拟就。越是看出了自己的境巡的尴尬，在杂文和小说之间，他内心的砝码就越会向后者倾斜。你看一九三四年十月，他替自己的写杂文辩护，说了一大通理由，最后去。长叹一声：“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３７一种极为复杂的内心隐痛，几乎要溢出纸面，你当可想象，他这样叹息的时候，一定是记起了那些已经在腹中成就雏型，却又先后流产的短篇和中篇小说吧。至于学术研究，他的态度也一样，心境越“冷”，就越想专心去做。一九三二年他就向许广平提议，是不是找个安静的地方专心著书。一年以后，又力劝一位感慨社会堕落的朋友：“大可以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３８将他所以想做研究的用心，和盘托出。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屡次计划要排除“琐事”，“专事创作或研究文学史”，而且明确说，这是一种绝望之后的自我保卫：“往往自视亦如轻尘，然亦偶自摄卫，以免为亲者所叹而仇者所快。”３９写小说也罢，做研究也罢，其实都是这样的一种“自摄卫”，他七八年前的那个“顾自己苦苦过活”的老念头，显然又在他脑中清晰地浮现了。

不仅如此。到了一九三五年，他甚至产生强烈的冲动，要从那政治斗争的战场上整个撤下来。在一封给朋友的通信中，他举出几个“战友”从背后打冷枪的例子，忿忿他说：“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短评，恐怕不见得能做了，虽然我明知道这是要紧的，我如不写，也未必另有人写。但怕不能了。一者，检查严，不容易登出；二则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４０一九三六年五月，他又写出同样的信，先是介绍周扬等人如何围攻他，然后感慨道：“近来时常想歇歇”。４１进入三十年代以后，他一直把与官方的对抗，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生存奋斗，可现在，他竟愤激得连这个奋斗也要丢开，他对这些年整个人生选择的自我怀疑，那觉得一切都无谓无趣的消沉情绪，明显在内心占了上风。当然，他并没有将这些冲动全部付诸实践，也没有真从政治斗争的战场上完全退出，有时候，他甚至还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一点都不退缩。他已经那样深地陷入与官方的政治对抗，事实上也很难轻易地退出。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内心仍然一阵阵涌上这么些撤退的冲动，他仍然那么认真地一次次下决心，要排除身外的干扰，返回小说家和学者的书房，我实在忍不住要说，那么在三十年代似乎被他赶开了的虚无主义的“鬼气”，又卷土重来，堂而皇之地坐进了他的灵魂。“唯无产者才有将来”的信仰也好，和一批精神危机，反而使他在这危机中陷得更深了。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