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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国民党成立与非常大总统
发布时间:2024/11/19  阅读次数:0  字体大小: 【】 【】【

第11章 国民党成立与非常大总统


袁世凯就职后,孙中山公布了采行法国式责任内阁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遂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完成一切法律程序后,袁、唐新政府正式确立,南北一统。信守诺言的孙中山于1912年3月31日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一职。从就职到辞职,孙中山只做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这不仅在民国史上是最短的一任总统,在中华5000年历史上,也是在任最短的开国元勋了。

南京同盟会会员为孙中山举行了饯别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讲,阐述了他的民生主义思想,这实际上也是孙中山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为自己所作的规划。

在孙中山看来,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就是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防止资本家之流弊。他用自己多年在国外的考察和比较,提出了一套实行民生主义的途径和方针。

4月7日,孙中山应蔡元培之邀,乘火车到南京,改乘军舰,与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20多人到达武汉,同行的还有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及女儿孙婉以及新从美国毕业归来、年轻貌美的英文秘书宋霭龄等。他们乘马车经过的长街两旁,各路店铺民房都张灯结彩,男女老少都夹道欢迎,孙中山于是让马车缓缓而行,人人都以亲眼目睹几十年领导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领袖为荣。

4月25日,孙中山到达广州,自从1895年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已有17个年头没有踏上家乡的土地。孙中山到达时,广州城内万人空巷。5月底,孙中山又回到了阔别17年的故乡翠亨村,与卢夫人、长兄孙眉等亲人团聚,孙中山只在家里停留了短短3天又返回广州,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

这段时间孙中山的演讲内容,都集中在“民生主义”上。回望近代中国,孙中山算是自有一套颇具原始性的建国蓝图的最高当国者。他那一套建国思想,形成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至此已相当成熟。辛亥之后,他对袁世凯曾寄以热忱的厚望,认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相当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个民生主义有待实行。

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的言论,在国外激进人士中引起热烈回应。他的一部分演说,被译成法文后载于7月11日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布鲁塞尔《人民报》,又由法文译成俄文,载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报《涅瓦明星报》上。列宁在该期刊物中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高度评价孙中山的纲领: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会晤袁世凯

从表面上看,袁世凯最初也希望能与孙中山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1912年4月,袁世凯两次向孙中山发出北上共商国是的邀请,为了表示“诚意”,袁世凯又派他的长子袁克定到上海迎接。袁世凯还以孙中山辞大勋位而拨美金1万元,资助孙科夫妇及其两个妹妹作留美学费。

6月底,袁世凯因内阁问题与同盟会冲突,急需借孙、黄两人之力,于是再次电请孙中山北上,以“调和党争”,孙中山于是回电答应了袁世凯。

就在孙中山启程前两天,袁世凯和黎元洪合谋枪杀了革命党人张振武与方维,这立即遭到了同盟会的强烈反弹。中国同盟会宣布革去黎元洪协理一职并除名,其他党派议员也联名对黎、袁提出质问及弹劾。

蔡元培等人认为袁世凯“不足信”,反对孙、黄二人北上。孙中山虽然对黎、袁的行为也颇为不满,但为了顾全南北统一大局,又被袁世凯的辩解所迷惑,他极力主张平息风潮,还给黄兴发电报敦促其北上。对劝阻他本人前往会袁的人,孙中山回答:“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遂与夫人卢慕贞及居正、魏宸组等启程北上。

孙中山于8月24日下午到达北京,袁世凯派亲信赵秉钧代表欢迎,又为孙中山准备了朱漆金轮马车,由正阳门入城。孙中山本想在第二天再拜会袁世凯,但袁表现得积极主动,当晚就派人来迎接孙中山。

据当时参加这次会见的人回忆,当时孙中山到了铁狮子胡同总统府,由内客厅步行出来,站在台阶口准备迎接。这时袁世凯的马队也飞驰而到,平素袁一向上下车皆须侍从搀扶,但这一次他摆手示意侍卫不要搀扶,自己硬撑着走上台阶,表示步履轻健的样子,走到台阶的最高两级他步趋慢了下来。孙走前两步,前来握手,袁亦肃然趋前握手,说:“先生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袁世凯对这次会面显得很庄重,身穿军服、佩刀。当时军礼,室内待宾须脱帽并摘下佩刀。袁或因当天过于兴奋又相当紧张,竟将礼节忘记。他平素有挠头的习惯,落座以后,袁照常挠鬓,因手触帽,忽觉自己未曾脱帽、摘刀,于是赶紧用手解摘佩刀,而佩刀在腰间撑得很紧,一时解摘不下,才慢慢用左手把军帽脱下。一时间稍显窘迫。

在孙、袁说话之间,卢夫人由厅旁内室走出相见,宋霭龄则陪在卢旁。那时宋的身份是卢夫人秘书兼翻译。袁世凯对卢夫人也显得很客气,致问饮食及路上情形周到备至。袁世凯比孙中山大7岁,但相比之下,孙态度肃穆自然,而袁则拘束异常,两人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

当晚袁世凯请孙中山和卢夫人在总统府大礼堂晚宴,约了内阁阁员作陪,两人席间并未正面谈及政治问题。袁世凯在欢迎辞中客套说:“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孙中山答辞表示:“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袁世凯在孙中山走后对别人说:“不图中山如此掺亮!”而孙中山也对身旁人评价:“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看得出来,孙中山最初还是心存善意,以国家大局为重,希望事态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孙中山此次在北京逗留约一星期有余,袁世凯嘱咐身边亲信陪孙共谒明陵、游居庸关、至张家口,每天再将亲信召至府中,打探孙中山的举止、语言等。这段时间是孙、袁关系的蜜月期,两人会面13次之多,且多为密谈,有时只有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爷之称的梁士诒在座。据梁回忆,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有几次甚至谈至次晨2点。

在一日宴会上发生了一件不甚愉快的插曲。据袁世凯身边的张国淦日记记述:

中山来京后第三天,袁世凯在迎宾馆设筵为其洗尘,到者有四五百人,在大厅布置┌┐形餐案,孙及其随员北面南向坐,袁及内阁阁员及高级官吏皆向坐,北洋一般军官坐在东西两排,孙、袁在正中对坐。入座后说了一些普通客套话,吃过一个汤,第二个菜方送上来,便听到西南角上开始吵嚷,声音嘈杂,说的都是“共和是北洋之功”,随着又骂同盟会,认为是“暴徒乱闹”,随着东南角也开始响应,并说“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这时两排的军官已经都站了起来,在吵嚷的同时,还夹杂着指挥刀碰地板、蹬脚和杯碟刀叉的响声,但都站在自己的座位呼喝乱骂。中山态度还是从容如常,坐在他旁的秘书宋霭龄也不理会。仍照旧上菜,只是上得很慢。

我当时想袁或段(陆军总长段祺瑞)该说一说,你们不能胡闹,但他们始终没有作声。闹了有半小时左右,似乎动作很有步骤,从当时的情形看,显然是布置好的。起头的是傅良佐等,想在吵闹时等中山或他的随员起向答辩,便借机由北洋军人侮弄他一番。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山等始终没加理睬,若无所闻。筵宴终了,孙、袁回到副厅休息室,厅内便又大乱起来。北洋军人离开座位肆意乱吵,非常得意,很久才逐渐散去。

那些席上胡闹的北洋军官,究竟是否是在袁的授意下,给孙中山上演的一场“戏”,我们无从考证,但至少可以从中看出,这些旧官僚们对孙中山还是颇为不敬的。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两人初次会晤时对外释放的友好信息。孙中山曾对袁表态:“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这个意见也见诸于公开言论。而据报载,袁世凯甚至也曾向孙中山表示,可加入国民党。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里,对孙、袁两人作了相对客观的点评。他说,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但是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

而孙中山恰恰是袁的反面。孙中山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为强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虽不在位,但对袁世凯倒满怀幻想,因此在与袁氏密谈时,他诚心诚意地劝袁练兵百万以强中国,而自己则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一说10万英里)。

孙中山这席话虽出自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所以袁氏后来在背后说孙中山是个“大炮”。孙中山的“孙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袁氏是个老谋深算的旧式官僚,他不愿开诚布公地质疑孙中山此计划的可行性,反倒为了笼络孙中山,顺水推舟,让孙氏监修全国铁路,让他完成20万里的伟大计划。

孙中山的全国铁路计划

袁氏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显然是投其所好,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而孙中山是个真诚的爱国者,他并没有过多的权谋之心、看穿袁世凯的真实意图,而是很认真向中西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认真地干起来。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最早见于他在1894年写的《上李鸿章书》里。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作为实现其民生主义的一部分,孙中山数次向外界宣讲筹划全国铁路的必要性及诸多益处。1912年7月22日,孙中山被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推举为会长后说:

凡立国铁道愈多,其国必强而富。如美国现有铁道20余万(英)里,合诸中华里数,则有70万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国。中华之地5倍于美,苟能造铁道350万里,则可成全球第一强国。

9月,孙中山专程去八达岭张家口考察詹天佑设计修建的京张铁路,并正式邀请詹天佑当他的技术助手。孙中山对筹建铁路的热情,也正中袁正凯的下怀。他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他还把自己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中山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命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盛大招待。黄兴同时也受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助孙中山一臂之力。在袁世凯的怂恿下,孙中山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到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却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款已花了百十万两。

关于10万英里铁路、100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一生的目标,但在一无资金二无人才的现实条件下,他1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他后来查阅大陆资料时发现,1998年3月中国铁道部在确定今后五年加快铁路建设的总目标时说,“2000年铁路营运里程达到6―8万公里;到2002年,突破7万公里”――这就是说,中国直到21世纪初,铁路营运里程的目标尚在“突破7万公里”,而孙中山要在民国初年建20万里铁路,如果说“中山因无行政经验,乃有此失”,那袁世凯其实是明知其不可为而故意“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猾的表现了。

成立国民党

孙中山此次北上,晤袁是一个主要内容,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参加国民党的成立大会。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1912年1月22日,同盟会在南京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有来自内地18个省的2000多名会员代表参加。会上,胡汉民代表孙中山,提议将誓词修改为“颠覆满清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获一致通过。在讨论日后政党改组问题时则分歧很大,讨论结果,大多数认为武装革命已告结束,应改为公开的政党,因为孙中山当时在主持国政,汪精卫被选为总理,但汪精卫并没有就任。

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华民国的成立,民主气氛高涨,“政党政治”一时成为热潮,在很短的时间内竟出现上百个政党,出现党派林立的局面。3月3日,中国同盟会本部于南京召开全体大会,孙中山又一次当选为同盟会总理;在宋教仁的鼓动下,同盟会通过了新修订的《总章》。这个新纲领核心精神是将同盟会从过去秘密的“革命党”变为公开合法的“政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党”就是西方那种在议会中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党,而“革命党”并非“政党”。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革命党”同盟会改造成“政党”国民党。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都北京后,同盟会总部也于4月25日由南京迁到北京,日常事务由宋教仁主持。在参议院中,同盟会占有多数席位,这令袁世凯颇以为患,急欲削弱其力量。他支持立宪派人士张謇、汤化龙等联合统一党、民社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等小党,成立了共和党,出版机关报――《国民公报》,公开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

袁世凯就职后,让唐绍仪组成的内阁人选里,涉及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等实权部门的总长人选,都清一色掌握在袁氏人物手中。

黄兴在新政府的职责是在南京留守。其实是要遣散部队,以让革命后的国家有个喘息之机,来从事和平建设。当时很多人都找上门来,希望谋个一官半职,面对挥之不去的求职者,最后黄兴只好登报声明,不允徇私,无职可给。要遣散30万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饷(遣散费),非250万两不可。留守处哪有这笔巨款呢?依法报请北京国务院索饷。

初上任的唐绍仪总理也两手空空,除举外债之外,别无财源。不得已,他向四国(英、美、德、法)银行团商借外债8500万两。在签约之前,请求对方先垫付350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四国原已答应垫款,但是日本、俄国闻之后抗议――每个列强在中国的目的不一样,英国意图占西藏,俄国要新疆、蒙古、满洲,日本要占南满和闽南,它们唯恐彼此分赃不均,因而各国势力相持不下。不得已,唐氏内阁决定改向六国银行团(加入日俄两国)商借,但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因为它们早已视满、蒙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唐绍仪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谈判借款也陷于僵局。因银行团不信任中国官僚,即便允许借款,也坚持应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为条件。唐绍仪终因无法应对内外交困,任职未及三个月,竟然弃职离京。袁世凯只好任命原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理国务总理,但这一任命遭到议会的反对。

1912年7月26日,袁世凯不顾议会反对,出动军警威胁参议院强行通过陆征祥出任国务总理。面对袁的专权,原本在唐绍仪内阁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深感必须组织一个强大的政党,造成两党对峙局面,引向“宪政轨道”。

当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但宋教仁更青睐于几个较大的小党,其中统一共和党是参议院中的另一大党(其党魁是蔡锷),也极不满陆征祥组阁,也深感有扩大力量的必要,提出与同盟会合并的愿望。

经几次商谈后,合并之事进展颇为顺利,国民公党也表示愿意加入合并,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得知三党将合并,也表示愿加入合并谈判。结果五党于8月13日达成协议:

一、合并之前,取“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之体,更名为“国民党”。

二、拟定党纲15条,其主要内容有:“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平和”。

三、总部组织分:总务、文事、政事、交际、会计五部。各地组织一律改称支部。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孙中山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称五党合并为一大政党,“乃民国大幸福”。会议选举中,孙中山以1130的绝对多数票,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于是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教仁于是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的党魁,锋头之盛,气势之高,一时无二。那一年,宋教仁年仅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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