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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战沙场走进十里洋场，陈毅成为大上海一市之长。将军战则善胜矣，治民理财之道通否？这位“共产党化学家”是如何从上海这个大染缸里开始“分解与化合“的？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陈毅坚定地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卓越地执行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在华东战场上打了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胜仗。然而，淮海战役炮声未停，中共中央就已将注意力转向渡江解放南京、上海、杭州问题了。
早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大会报告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论断，命名使陈毅感慨万端，曾慨然表示：“我的意见自己准备搞城市。”而且选定了当时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上海。其实，此时毛泽东主席已个别征求过他的意见，担任上海市市长如何？他还提出意见，主要的一条是希望中央象当年全党抢东北一样重视接管上海。
确定上海市长人选是件大事。毛泽东曾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过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他们对陈毅将军早有所知，柳亚子先生在1945年就曾赋诗赞陈毅：“兼资文武此全才。”以“儒将”出长上海，他们一致赞成，陈毅自到丹阳起，便正式进入“市长”角色。在丹阳，陈毅告诉接受干部们：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
难在何处？陈毅解释：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受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两种假设中只要有一种成为事实，便会使国内国际局势受的牵动。对于第一种危险，陈毅曾说：
“要警惕美国人干涉，可是我们决不向它示弱。要打就打，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作战本身要力求势如破竹。更严重的是第二种危险。我军渡江后，由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接受干部到不齐，更要紧的是入城政策纪律教育来不及深入进行，如果就这样稀里哗啦开进去，非乱套不可。
于是，小小丹阳城突然热闹起来了。首先是汇集、研究大量情况和材料，汇集成关于上海的200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确定接受的县体方针、政策与步骤；成千的干部从解放区、从北平、香港日夜兼程地赶来，投入接受上海的集中整训。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20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的豪迈的声音宣布：“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
南京解放后，在即将进行淞沪战役的时候，毛主席曾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攻，而且要政治进攻。
上海战役，是陈毅生平所遇的一次最特殊的战役。20多万守敌，有蒋介石亲临督阵，要拼死固守六个月以待“美军援助”。市区内外遍布3000座美式碉堡，4000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1 多野战卫星工事，2万多颗地雷，汤恩伯称此阵地“比斯大林格勒还强固33％”。在此情况下要攻占上海，同时又要严格保存市区建筑，工厂、电力、交通等设施的完好，就绝非易事了。有人将此形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甚为确切。
陈毅认真地研究了毛主席的指示。他在部署解放上海这场大战的时候，用形象的语言对大家说：“为了实现军政全胜的要求，既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完整地解放上海，又要歼灭敌人；既不能用赶鸭子的办法，让敌人毁城跑掉，又要防止敌人久踞上海烧杀掳掠，人民遭殃。大家要把解放上海市区的战斗，比喻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打到老鼠，又不要损坏了店内的珍贵瓷器。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怎样打好这样一场特殊的战斗呢？陈毅发动大家都来动脑筋想办法。
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以后，郊区的战斗进展很顺利。向市区发起总攻后，陈毅命令人民解放军三个师的部队，从市区南面和西面逼近市区边缘。趁着夜幕，各突击分队采用“多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直插各个街道，把敌人分割在大街小巷，使敌人不能形成有组织的抵抗。
仅仅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就全部解放了苏州以南的主要市区。
到了5月25日早晨，由于进攻的部队禁止使用炮火和炸药，都被敌人阻于苏州河南岸。敌人凭据北岸的高楼大厦，以居高临下的火力网，严密封锁了河面和沿岸的街道、建筑物。
敌人在北岸每个桥头都有碉堡，并有坦克流动巡守。我军多次强攻桥头都受到挫折，特别是在四川路外滩一带，伤亡较大。
战士们血洒苏州河畔，个个都被猖狂的敌人激怒了。有的说：陈老总早就要我们加强城堡攻坚训练，可今天英雄无用武之地，真憋人哪！有一个榴弹炮营把大炮拉了上来，瞄准了“百老汇”大厦，请求批准开炮。
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陈毅关于保全上海、军政全胜的指示，又一次回响在指战员们的耳边。陈毅在电话中再次告诉前线指挥部：“要保全上海、就是为了使上海在我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发挥作用。我们必须把长远的利益与眼前的利益结合起来。
陈毅的广阔胸怀，深深地感染着广大指战员们。有的一时想不通的同志，也从悉容满面的沉思中明白过来了。
攻打国际饭店的战斗打得激烈机智。敌人凭借着高大坚固的大楼，从各个窗口向我扫射，条条火舌组成了密集的弹网，我军难以向前发展。指战员们牢记着陈毅的话，宁肯多流血，也不使用重武器。他们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少时间，这座高耸的大楼就要回到人民手中。大家献计献策，一方面占据有利地形，与敌展开对射，压倒敌人的火力，一方面迂回包围，步步逼近大楼。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占领了国际饭店的底楼。敌人被赶到楼上，继续负隅顽抗，楼梯被封锁了，指战员们就在楼下展开政治攻势，宣传我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并在电话里和敌军谈判，敦促他们及早投降。敌人眼看大势已去，只好俯首投降。人民用血汗建筑的国际饭店，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同敌淞沪警备到司令刘昌义的战斗，也是用谈判解决的。
当时，蒋介石已从复兴岛逃走，刘昌义的部下死的死，降的降，溃不成军，败局已无法挽回。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我地下党的努力，刘昌义决定与我谈判。当他听说陈毅司令员有命令，要他放下武器，他又惊又喜。对陈毅的命令和规定的具体要求，他都一一接受了。
就这样，从5月24日下午发起总攻起，到27日上午九点，经过几昼夜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敌军的最后抵抗，俘敌十五万余人，全部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获得新生的上海市，电灯是亮的，自来水未停，电话畅通，工厂学校保护完好，上海奇迹般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用这样短的时间，歼灭这么多的敌人，城市几乎未遭受什么破坏，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毛泽东指示的要文打的政治进攻战，在这里得到了最完好的实现。
1949年6月6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条报道：
“上海市政府于五日下午二时假基督教青年会邀集文化界举行座谈会，这是上海解放后文化界第一次盛大集会，也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多年盼望的一天。”
“……陈毅市长在热烈掌声中起立讲话。陈市长首先对在反动派统治下坚持斗争的文化界，致以亲切的慰问。继分析目前革命形势及上海解放的重大历史意义，最后对共产党的文化教育等各种政策，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欢迎文化界人士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就在这次会上，陈毅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他的话，象春风，为上海文化界送来了生机；他的话，似春雨，为文化界人士心田带来了希望。他的话，是那样深刻、具体而又幽默、风趣。有人曾经说，听了陈毅同志的讲话以后，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人成了“陈毅迷”。有的人日子长了不听陈毅的讲话，往往会觉的若有所失：“陈市长最近怎么不作报告啦？”
上海解放以后，陈毅是全上海最忙的人。摆在他面前的许多事，需要他来处理。就在上海解放后的第六天，他就把几位分管文教接管工作的同志找到办公室来，共同商量召开一次文化界知识分子座谈会的问题。他说：“这个会应该早些开，参加的人要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师。人多一点不要紧，所有在上海的代表性人物都要请到。”
根据陈毅的意见，有关方面商定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名单。
陈毅亲自审阅后，逐个询问，又把一些遗漏的人一一补上。最后的名单增加到一百六十二人。
开会那天，陈毅早早就来到了会场，他是那样平常、随便，以至在他早已到来之后，有的人还在等他：“陈毅市长怎么还没来？”
大家终于发现，这就是陈毅市长：一身褪色的军衣，一脸和蔼的笑容。人们惊愕了，原来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这样的可亲可敬！
著名学者周谷城出席了这个座谈会。解放前夕，他参加反蒋爱国斗争，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关押。他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解放了！”
他的话音刚落，陈毅笑着说：“不要说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
一句话，说得在场的许多人都动了感情。
陈毅市长讲话之后，有许多过去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学者也讲了话，如有位吴有训先生，就在这次会上讲了国民党几次三番要把他送到台湾去，而他终于巧妙地拒绝了的故事。据说还有一位第一流的外科医生，就是因为听了这一次陈毅市长的报告而下了争取入党的决心。
就这样，陈毅用谈心的方式，尽情地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那坦率、热情而又幽默、风趣的话，不时引起满场的笑声。他的一席开诚布公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知识分子的心。
当时，上海文化界的情况比较复杂。有清末民初的老政客，有日汪时期脚踏两只船或三只船的人物。在学术界，既有学有专长、专心做学问的学者，也有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名人”，在接受过程中有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
有一天，分管这方面接受工作的同志向陈毅请示工作。陈毅仔细听完以后说：“你们提到的这些认为难以处理的人，我听来都是有名的人物，‘知名之士”吆。这些人，一不跟蒋介石到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就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他们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有的还要重用。而且要考虑到他们生活上、学习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陈毅特别强调说：“你们管文艺领导的人，一定要心胸宽阔一些，趣味广博一些。譬如，家是四川人，对川剧有兴趣，但我不能在上海单提倡川剧。这方面，你们不要有成见，偏见，个人爱好，要有群众观点。”
陈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忠诚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成为文化知识界的知心人。
可以说，上任头10天里，陈毅每天都要参加“大会”。陈毅有请必到，每到必讲，讲必痛快淋漓，鲜明生动有力，在宣传群众，稳定局面方面，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上海的接管顺利完成，中央表示满意。陈毅有何体会？——“我个人对市政工作也没有把握，只能稳步前进，量力而行，采取宽大的接管方针，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这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是陈毅对上海工作最突出的贡献之一，然而将其付诸实行，谈何容易？首先就遇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微妙关系。
为了搞好党同上海民族工商业家的关系，中共上海市委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决定由许涤新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于1949年6月2日下午在中国银行楼上召开工商界座谈会。这是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同上海工商界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参加会议的约300人，开得很成功。在工商界座谈会后不久的一天，刘靖基先生到中国银行二楼找到许涤新说：“有一件事要麻烦你。”许涤新问他：“什么事？”
他说，他和荣毅仁两人想要邀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叙一叙。许涤新说：“这必须让他向市委问一问才能决定。”在一次市委会议上，许涤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陈毅笑着说：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就要看我们采取什么态度。你们看吃不吃资本家的这顿饭？”当时，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人提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分明是投石问路，去不去？陈毅请干部讨论，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黎玉特别坚持，认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份子，如果我们去吃他们的饭，划不清阶级界线，就会在政治上丧失立场。刘晓和潘汉年主张去，理由是我们如果应邀吃饭，就会使上海的工商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接近的，我们同他们接触是统战工作的一种形式。陈毅问许涤新：“你是搞统战的，又是工商局长，你看去不去？”许涤新说：“我也做了反复考虑，我认为可以去。他们请客，我们应邀并不专为了吃，还对开展统战工作很有好处。”陈毅笑着说：“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难道对资本家就怕起来了？难道吃了这餐饭就会丧失政治立场？难道你们不会利用吃饭的机会去了解他们，去对他们做点思想工作？我带头，你们敢去的跟我去，有工作的，不敢去的，我不勉强。”结果，陈毅不仅带了刘晓，潘汉年和许涤新等领导干部应邀同去，还将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他有用意：要与布尔乔亚们“交朋友”。
陈毅摇着大把大葵扇欣然赴宴，地点是荣毅仁的家里。大家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一直吃到晚上11时，才散场。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感情，影响很大。
工商界的一些上层人物有的说真想不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有这样的人情味；有的则说，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的动作。
自1950年3月12月到5月10日，陈毅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写了六个“绝密”报告。
三月上旬，陈毅收到一封“专呈陈市长亲启”的信，是刘鸿生老先生的亲笔。没想到，这位最善经营实业的资本家竟表示，要将所有刘家企业“全部交给国家”，因为“企业实在难以维持下去了”。
第二天，刘鸿生就被请来了。这位昔日的“煤炭大王”神情不安地坐在皮沙发上说：“陈市长，你是知道的，我只有一笔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刘鸿生一口气说了许多。
“你是不是有些后悔不该从香港回来呀？”
这直率的提问使刘鸿生一怔，沉吟良久没有说话。
“刘鸿老，你也清楚这些困难是怎么造成的。拿申新九厂来说吧，纱锭十三万，是全国最大的私营纺织厂，为什么搞不下去？几百万美元的资金流到香港，股东红利分得太多，厂里又大量浪费。加上美蒋封锁，国内外市场没有恢复。近来又有一个新的因素：物价平衡了，消费者、投机者抢购商品的虚假购买力也消失了，产品售价低于成本还不大卖得出去。
这当然很困难了。”停了停，陈毅又用恳切的语气说：
“我相信你的困难。可是，也要你相信，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度过难关。工人也会体谅你们，这一次年终奖，不是普遍比去年少拿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吗？”
“是的”。
“知道你们章华厂很吃紧。毛料呢绒，目前不大有人买。
但章华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毛纺厂，将来销路肯定好，还应该争取出口哪！”
听到这话，刘鸿生动容了。这正是他的宿愿啊——中国毛料打入国际市场！可是现在连资金都……
“你算算看，目前需要多少钱才能维持？”
“……要两百六十个亿呢！”（此为旧币，即现在的六十万）
“好”。陈毅很干脆，“请你回去和章华厂的工会商量一下，只要他们肯出证明替你担保，政府可以贷款给你。”
刘鸿生喜出望外，但旋即又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刘鸿生，你不用多顾虑。国家对于真正有困难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是舍得出钱扶助的。国家搞财政统一，发公债、收税款、并不是‘看相’你们那点钱，要揩你们的‘油’。这是为了增强国家财力，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同时也支持正当工商业发展嘛。”
近些日子来，陈毅耳中听到了各式各样的牢骚怨忿之声。
很明显，对于“二·六”轰炸后的上海工商业，每月四千亿的税收，加上公债交款，工资发放，负担是重的。工商业交税买公债完全应该，固定的财政收入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利益，绝不能马虎。但是，是否要得太急了呢？
“牛奶要挤，”陈毅对统战部的同志说，”可不能把牛挤伤了啊！”
陈毅深感有必要向中央主席报告。
这天，他去华东局开会，当时还担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字斟句酌地对陈毅说：“目前的状况、要很好考虑。你是不是给中央发一个电报，汇报上海的情况？看来这很有必要。”
是啊！“很有必要”，这是一致的。但是，向中央汇报些什么事实，提出些什么建议呢？书记没有继续表露自己的看法。
一迭稿纸铺在面前，已经好一会儿了，上面还只写了开头的一行字：
“毛主席、中央并华东局：”在陈毅看来，“报喜不报忧”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态度。他决心如实反映情况。
主意一定，他笔下生风，很快把上述的种种经济困难，向中央和盘托出。最后，他写道：“我们认为：上海负担××亿元税收任务必须完成，但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
写毕，他在末尾署上了“陈毅3月12日”，用红笔在一角标上了“AAAA”（表示秘密等级的符号）交给秘书送有关同志阅后，即行抄发。
十天以后，在上海大厦十三层楼，市委统战部召开一个小会，陈毅得悉，也赶来参加了。
与会者记得，这一天的陈毅，完全没有往日谈笑风生的兴致。他眉头紧锁，讲话的时候既不坐也不站着，而是在会议室那头不停地走过来，走过去。
“现在群众牢骚很多啊！说：‘国民党虽坏，还有碗饭吃，共产党样样都好，就是没有饭吃。’这种现象，和我们进上海时万人空巷一片欢声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陈毅过走边说，忧心忡忡。他讲到，连日来，工厂商店还是一家接一家地停业倒闭，失业工人一批又一批地找到劳动局，向政府要工作，要饭吃。”
陈毅连日召开工商座谈会，上海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大老板都应邀参加。陈毅请了谭震林代表华东局出席。
这可是一次“最踊跃诉苦”的会。开会毕，陈毅问谭震林有何观感，谭震林笑着说：“看来他们的叫苦还是有组织的咧！——不过，他们提出的具体困难，像代纺代织，必要的停工解雇，特别是改善税收，我们应当考虑。”
陈毅很赞同。他把这些情况如实写在3月28日发给中央的第二个报告里。
上海的税收情况确实令人惊讶。
三月份，上海因为要补足欠税，税额增加到五千亿元。但奇怪的是，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税款竟收了五千八百亿，超额百分之十六完成任务！对此，有人喜，认为成绩巨大；有人忧，担心“杀鸡取蛋”。而税务局长本人，则很自信，似乎胸有成竹。
“资本家就是蜡烛，不点不亮。”税务局长毫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既然他们钻‘自报实缴’的空子逃税漏税，我就查他们的帐，出了问题，抓住了就重重地罚！”
有人提出异议：“这样做，不合乎政策。”
税务局长满不在乎：“什么政策不政策，任务就是政策，税收任务不完成可不行。把资本家搞光了，又有什么了不得？
把他们厂子拿过来，也不过是早点晚点的事……”
“啪”！陈毅拍案而起了：“不许你这样胡说八道！你就用这种态度来执行党的政策吗？”隔了一会儿，陈毅说：“方才说到‘查帐查罚’的做法，很不对头。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括号里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们党历史上，李立三路线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左’倾，不是使我们党吃过很大的亏吗？我认为；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四月四日，陈毅给中央发了第三份电报。其中有一番话很耐人寻味：
“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代表会将于灰（十日）召开。群众仍然在我们领导下，不会为别人领导去的。”
陈毅在给中央的电报里继续如实地“报忧”：三百个厂长经理逃去香港。失业职工人数已即要增加到20万人，连家属需要救济的将超过50万人。有的人还说什么：“可惜啊，共产党丧失了人心！”
如果在十个月以前，解放之初，开这样一次代表会议，会场上当然会响起一片对共产党的热烈欢呼。然而现在，会前就传出种种流言蜚语，有的人说是“遍地干柴，一点即燃”；
有的人还说要组织游行到市府请愿；不少好心的朋友为陈毅担忧。
陈毅倒反而显得从容不迫。会议临开幕那天中午，他安坐在办公桌前挥毫起草，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第四份电报。
临上车前，他又读了一遍，交给秘书发出。这份电报中说：
“……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按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原来毛泽东已经对上海的工作作了原则的指示。指示的精神就是要对目前十分紧张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加以调整，切实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开会了。礼节性的鼓掌之后，大家洗耳恭听，陈市长将说些什么——国际国内？华东上海？成绩巨大？领导英明？
不，陈毅的武器是说真话，毫不粉饰。
“各阶级各阶层的痛苦我们要先说，要说得比他们更多，更洞见肺腑。”他事先开过好多个座谈会，集中了大量的材料。
他才敢讲。他这放开一讲，比代表们想说的更多、更完全，更彻底。
那些带了满肚子意见来开会的人，受感动了，心平气顺了：
“陈毅比我们讲的还透嘛！”
这时候，陈毅再给大家算细帐：旧上海如何治不好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新上海又怎样迅速稳定了物价。除病根、剜毒疮，免不了要忍受“一刀之苦”。他特别强调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中央已经开始调整部署，对上海给予极大的关心和全力的支持。他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特别有力。他的讲话时常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陈毅在四月二十一日向毛主席、党中央发去了第五份电报，汇报了这次各界代表会议胜利闭幕的情况和经验。毛主席拆阅后，亲笔批示：将报告转发子恢、小平、德怀诸同志，“请加注意”。
至此，上海的这一次严重局势似乎已安然度过，好消息多起来了。
陈云决定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以上海、天津为重点，研究调整关系的政策措施。
许涤新临去开会前来向陈毅请示，许涤新问：“对上海困难，讲到什么程度好？”陈毅肯定地回答：“实实在在讲，一五一十讲。我在几封信上已经反映过了，你去讲也不要打折扣，否则我们自己不讲，资本家心里有数，让他来讲就被动了。如果他也装哑巴，那就等于不开会，大家解决不了问题。”
许涤新深有所悟，欣然而陈毅还在考虑一个重要的建议，一个“冒昧”的请求。
这个请求如被照准，对上海的经济能起休养生息、加速恢复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央来说，却增加了一点暂时的困难。
陈毅和华东、上海负责财经的同志反复研究，认为退一步可以进两步。陈毅就在五月十日给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第六份电报。
电报里，他综合汇报了三、四月份的情况，又写道：“税收问题在上海目前来说，暂时表现出政策与任务不协调的现象，三、四、五三个月的四千亿（每月）比较重了些，以致走到超过实际利润去征税……如果六月份上海能从四千亿降到三千亿左右，对稳定情绪，减少商店关门即起大作用。不知对整个货币回笼作用有否影响，请陈、薄考虑电示。”
这一回，毛主席亲自拟定了复电。毛主席在复电中用了“甚好甚慰”四个字，对陈毅五月十日的报告，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为加速恢复上海经济”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关于税收问题，复电说，待研究后，由陈云、薄一波给予答复。
毛主席还在复电中告诉陈毅，六月中旬将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通过土改法令，并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毛主席这样写道：“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你于六月一日来中央一次，留两三天，即可回去”。
写完后，又加上一句：“如果你觉得马上来为好，亦可以马上就来。”言辞中充满着信赖，尊重和亲密之情。
减税一千亿，后来如何呢？
5月17日陈云、薄一波答复说：
“……如你认为上海六月份税收须从四千亿减为三千亿左右，我们同意。具体减多少，如何减，请与华东财委商定。”
与此同时，上海十五万失业工人，得到了全国的支持和关注。
从五月起，上海工商界“倒风”渐止，学校开课，失业减少，情况开始全面好转了。
一九六六年深秋，陈毅来到北京西山，写下了《题西山红叶》这首光彩夺目的诗篇：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
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诗如其人。陈毅的这首诗，正是他自己英雄本色的写照。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就对陈毅进行了种种迫害。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陈毅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挺身而出，横眉冷对，同林彪、“四人帮”作了英勇的斗争，坚决地捍卫了人民的利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和胆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陈毅就是一棵在大雪中傲然挺立的青松。
1966年10月1日，直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台正中的麦克风，向广场，向全城，向全国传出了林彪带着浓重鼻音的时而拖腔、时而短促的声音：“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
苍穹之间，立即口号震荡，欢声如雷。
林彪狭长、苍白的面孔上，浮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笑容，不是善良的人们一眼能看透的。他举起握在右手的语录本，在靠近胸口的部位，前后挥动了几下，又扶正手中的讲稿，继续念下去。
陈毅站在林彪右侧不算太远的地方，对他的一举一动看得十分清楚：他照例用大拇指和中指夹着红皮的毛主席语录，食指放在一页里——好象他刚刚暂停看语录，立刻又要翻阅似的。正如有本“大参政”上一位外国记者所描绘的一样。陈毅情不自禁，面露轻松的微笑，在心里感叹起外国记者眼睛的厉害。
但是，他这种轻松的心情转瞬即逝，耳旁林彪的讲话，使陈毅迅速回到复杂纷繁的现实之中。
林彪翻动手中的稿纸，扯足嗓子念道：“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听到此，陈毅眉头一皱，脸色陡然变得冷峻起来。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地摆明了：两个月来，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文革”小组，在政治局会议上肆意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竭力要把工作组的“错误”升格，然后顺藤摸瓜，抓出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制者，将其置于死地。
对于这种意见，政治局内部也是有争论的；故一直未通过。就在三天前，周恩来还根据中央的决定，召集了国务院各部、委、办党组成员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不能老搞下去，要转入抓生产。当时，许多位部长、副部长热泪满面，国务院小礼堂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可是今天，林彪突然公开宣称“斗争还在继续”，言下之意，“文革”运动不能结束，还要继续开展下去。
一种无可名状的痛楚涌上陈毅的心头。他感到了一种威胁，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正向中国共产党紧逼过来！
林彪讲完话，游行开始了。检阅台上的领导同志也可以走动了。而陈毅两手扶着栏杆，无意中，他突然注意到，波平如境的玉带河里，倒映着一排漆黑的大字，象给自己的判断作出了最有力的注脚。至此为止，陈毅对这场运动的目的，可谓彻底看清了！
陈毅满腹心思渴望找人倾诉。他转身走进休息室，瞥见文化部副部长肖望东坐大桌边，就径直走过去，拍拍肖望东的肩头说：“来来来，我带你去看个东西。”
他二人一前一后，走到刚才陈毅站立的位置。陈毅双肘撑在城楼栏杆上，用头往下点了点，说：“你注意看，看玉带河里有什么？”
听陈毅的口吻，不象是开玩笑，肖望东靠前俯过身去。一阵秋风掠过，玉带河里波光粼粼，啥也没有。肖望东茫然地摇摇头：“陈总，没有什么嘛！”
“你仔细看么！”陈毅道，“看他们是干什么的！”
肖望东凝视水中，一阵秋风过后，水平如镜，像底片放进显影液里，一排巨大的黑体字跃然而出：“打倒三反分子×××！”再细细一看，字迹笔划是反的，原来，这是一幅刷在天安门城墙上的大字标语的倒影响。×××，是一位不太出名的领导干部。
肖望东不解地看看陈毅：“哦，是一条标语呀！”话外之音显而易见：这种标语随地可见，何足为奇！
“你看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陈毅声音不高，却凝聚着满腔的愤慨，“你看见了吧，文化大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打倒老干部！这不光不能告一段落，还必须继续开展下去！”
肖望东突然记起，两个月前，他曾就“文革”的目的请教过陈毅，陈毅的回答是：“我也不晓得。”今天，陈毅一语道破，显然是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分析，最后才得出的结论！肖望东是陈老总的老部下，熟知陈毅洞察秋毫的战略眼光，此时感到格外震惊：难道运动十月份告一段落的计划又要告吹？
难道……肖望东越想越担心，他想再问几句，抬头才发现，陈毅迈着沉重的步子，已经向西头走去。
陈毅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较量过。
他有着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当看到林彪一伙“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唱高调、干坏事的时候，陈毅公开在群众大会上讲：“有的人口号喊得很响，拥护毛主席，实际上不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我怀疑，我还要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陈毅看清了林彪居心险恶地把矛头指向我们党的许多老干部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愤怒地指出：“几十年为党浴血奋斗的老帅、老将们，一个早晨就都成了‘大土匪’、‘大军阀’，这样的造谣中伤，谁能相信！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几十年来和党合作的老朋友，竟然成了‘牛鬼蛇神’，谁不痛心！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有人说我陈毅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更待何时！”
有些好心的同志劝陈毅，要他少讲点，免得招惹是非。陈毅则有力地回答说：“要我不讲话办不到，我素来不是这个性格，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随风倒我不干！”
1967年2月18日，陈毅在和一些群众代表谈话时，满腔怒火地说：“现在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字越写越大，水平越来越低。‘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为什么成了大军阀？朱老总今年八十一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一揪就是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也容不下？！还不是给我们党脸上抹黑吗？贺龙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这能服人吗？人家会问，你们共产党是什么人？人家会骂共产党过河拆桥，你们这样搞没有好下场！”
在那些动乱的岁月里，陈毅无私无畏，仗义执言，尽一切可能保持与老同志、老战友的来往和联系。然而，这样一来更加激怒了林彪、“四人帮”一伙。他们对陈毅的迫害更疯狂了。但陈毅是硬骨头。在批斗他的大会上，他质问道：“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革命四十年，这样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
1968年，林彪、“四人帮”一伙搞突然袭击，把陈毅等六位老同志分别隔离出来，每个人都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不断地围攻批斗，最后把陈毅逼出北京，到外地去搞所谓“调查”、“蹲点”，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利。
从1970年5月起，陈毅就时时感到身体不适。但是由于当时他正处于政治上受迫害的地位，他的病没有得到及时认真地诊断和治疗。直到同年冬季，陈毅才回到北京，到三○一医院治疗。本来已经说好住院，但由于林彪一伙从中作梗，临时却说没有床位，叫在家等待，又拖了一些时日才进了医院，却又没有查出病因。到了1971年1月16日，陈毅大疼难忍，才再次赶到医院，仓促中以急性阑尾炎的诊断动了手术，手术中才发现是直肠癌造成的肠梗阻。手术进行了六个多小时，年已七十岁的陈毅，以顽强的毅力，承受了这次大手术。回到病房后，经过四五天的时间，就下地活动了。医生们被陈毅的精神所感动，不得不真实地把严重的病情向陈毅讲了。听罢，陈毅笑着对医生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猜到几分。不要紧，是癌症就把它切掉，再长出来再切除。你们治去，可以拿我作个实验，找出经验来！”
象往常一样，越是艰难困苦，他越是乐观顽强。陈毅尽量设法快些恢复体力，争取为党多做些工作。在医疗期间，仍抓紧时间看文件，读书，写东西。1971年“九·一三”林彪反党集团武装叛乱的阴谋败露，林彪带着他的几个死党，从北戴河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罕的沙漠里。陈毅听到这个事件的正式通知时，虽然仍是重病在身，但却毅然投入了这场斗争。他当即提议，在场的同志为我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重大胜利举杯祝贺。为了揭露林彪的反革命罪行，陈毅抱病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作了两次长篇发言。会后，他又认真修改自己的发言稿，还亲自写下了一百多页重要材料，揭发林彪的反党罪行，并认真仔细地作了第二遍修改，充分表达了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他豪迈地说：“我倒要看看，我的生命力究竟有多大！”
为了锻炼身体，陈毅每天都绕医院走上三圈，每圈足有三千米。他的体力增强得很快，不久就出院了。正当大家都为陈毅体力增强、精力充沛而高兴时，万万没有想到，时过不久，陈毅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在医院里，他曾深情地对张茜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知有多少革命同志在咱们前头牺牲了，对我们来说，只是工作做得太少了。”有一位熟识的医生来看望陈毅，他严肃地问：“你看我还能活多久？”医生难过地说不出话来，两眼含着泪花直瞪瞪地望着他。陈毅却爽朗地说：“现在对癌症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嘛！估计一下时间，好为党再做点工作。”
直到临终，陈毅还在热切盼望能为党再做些工作。当周总理来看望他时，他仍满怀信心地说，等我好了，有些工作还要去做。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周，他还满怀希望地对他的孩子们说，新年一过，我还要下地走一走。
1972年1月6日，奋斗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家陈毅元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主席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这也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出席老同志的追悼会。八宝山休息室里，毛泽东泪洒两行，他握着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痛：“我也来悼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又对陈毅的子女们说：“要努力奋斗哟！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勉励陈毅的子女，要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陈毅元帅是一棵高耸挺直、万古长青的劲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陈毅元帅是西山的红叶，寒霜愈重愈显出英雄本色，正如他的诗句：“霜重色愈浓”，“斗争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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