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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除非人类甘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苦难再演于将来，那末，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呵……”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深夜，沉寂的珞珈山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沫若还在伏案埋首阅读《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译稿。原书系英国《孟却斯德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所编，沫若应译者杨明之请，准备为他题签书名并作序。田伯烈说得对，人类是决不会“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的，全世界人士对于中国的抗战也决不会“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今年年初，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不是派来白求恩大夫上抗日前线救死扶伤吗？前不久，苏联政府不是贷款五千万美元资助我们抗战吗？田伯烈编写这本书，以及那么多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为他提供珍贵资料，其本身也是个有力的明证。沫若对同情我们的国际友人肃然起敬，同时越发意识到自己必须倍加奋勉。
自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以来，六月十二日安庆又沦陷，武汉的局势岌岌可危。日寇正兵分三路，由长江下游水陆并进，妄图一口吞掉三镇。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武汉，已迫在眉睫。郭沫若与周恩来等人商定，抓住“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的机会，再搞一次更广泛、更深入的宣传活动。他负责拟订的纪念“七·七”的具体办法，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为此又一次被召见，但是他们想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蒋介石的目的无非想借此宣传他个人，抖抖他这个所谓“抗战领袖”的威风。不过这倒给沫若提供了不少方便，“奉旨出朝”，管他陈诚、康泽，谁敢不放行！
纪念活动从七月六日正式开始，持续了三天。武昌、汉口和汉阳每天白天都有盛大的集会，夜晚则有火炬游行，其间还有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和化妆表演车上街、下厂、去伤兵医院进行宣传，抗战画展、木刻画展也按时展出，献金台前更是人如潮涌。说起献金，沫若与陈诚曾发生过一场争辩，陈诚原先竭力反对，他怕“有钱的人不会捐，愿捐的人没有钱”，会有损他这个部长的面子。没想到这几天在献金台前，各阶层的人都自愿跑来了：气喘吁吁的人力车夫，每拉一次客就登台献款一次；由小孙儿搀扶着的老奶奶，颤颤巍巍地掏出了身上仅有的七个铜板；抱着三弦为人算命的瞎子，特地从乡下赶来奉上自己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五元钱；乞丐教养所的乞丐竟全体相率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全部捐献，……一个个面带菜色的劳苦民众，在他们跑上献金台时，脸上都泛着激动的红晕。沫若望着那装满现钞和金银器物的几十只大口袋，眼睛由湿润而模糊。中华啊，中华！你绝不可能沦为异国的奴隶，因为你的子民对祖国的深情，就象滔滔的长江水永远不会枯竭，他们不仅为你献出自己珍贵的一切，还将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来保卫你！
武汉民众掀起的献金热潮，使沫若联想起五月间，广州一所小学的孩子们曾自动组织了儿童救国募金队，他们将募得的钱随信汇给郭沫若，委托他“转献给为民族而抗战的斗士们”。如今募得这么大一笔款子，当然应该用来慰劳艰苦战斗在前方的抗日将士。鉴于前线最缺乏医药和医疗器材，沫若便建议动用一部分献金向外国购买紧俏药品。后来派阳翰笙等人奔赴香港，几经周折，才了却这一番心愿。
国难当头，亿万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国民党达官贵人却在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与他的同僚每周至少要举行一次舞会，他们在豪华的公馆里，邀来名媛淑女尽情行乐，有时也邀请沫若，目的无非要把立群也拖入他们的舞池。他们抗战不懂得求外援，寻欢作乐倒知道“走国际路线”，每每借苏联顾问的公馆做舞厅，沫若觉得真是奇事一件。
中国抗日的烽火，确实连接着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硝烟。为了配合巴黎国际反侵略大会的召开，十月二十三日武汉举行响应国际反轰炸大会，沫若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发表讲话，坚决主张“要予打击者以严重的打击，予轰炸者以猛烈的轰炸”①。这与有人散布的奇怪论调恰恰针锋相对，最高当局不是说什么武汉在政治上不如南京，经济上不如上海，文化上不如北平，守与不守都无关大局吗？沫若明察对方的用心，才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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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38年7月24日《新华日报》。
当时，敌机轰炸武汉更加频繁，武昌城已被炸得千疮百孔，机关、团体和家庭都在纷纷疏散，三厅也派了三分之一的人员，由杜国庠（笔名杜守素，1889—1961）率领随政治部先遣队撤往衡山。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居然接二连三地解散抗日民众团体，而将大批流氓地痞和鸦片烟鬼拉来充当“保卫”大武汉的骨干，并提升张厉生为政治部副部长，贺衷寒为秘书长。本来自尊心就相当强的郭沫若，怎么能委屈他向贺衷寒之流称“职”呢？于是辞职的念头由此复萌，整整三天都躲在寓所里不去办公。他与立群一同吟诗作画，以此消气。他爱画兰草，范寿康的女儿求他题画扇面，他不愿使孩子失望，即援笔为她画上兰草。他太喜欢兰草了，“叶似茅草花似竿”，每逢春天朵朵香，兰艾岂能同焚？晚饭后，他常常拗不过范寿康女儿的好意，携她一起去东湖之滨散步。月明风清，心情却不平静，他拖着沉重的步履，一边走一边在低吟李白的名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中的意境使他分外感到孤寂。是啊，周围为什么如此寂寥？他转身问身边的小朋友：“青蛙在叫吗？”孩子觉得郭伯伯真有意思，怎么在这一片蛙噪声中，居然还问有没有蛙叫。她笑呵呵地答道：“哇哇哇叫得正欢哩！”
“可惜我一点也听不到，真遗憾。”沫若真有点扫兴，大概心境不好也会影响他的听觉，何况他患有重听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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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范令棣：《回忆郭沫若伯伯和于立群同志》，《艺丛》1982年第1期。
沫若真的“独酌无相亲”吗？不，相亲就在眼前。当周恩来知道了他不去办公，便在第三天晚上请他到家里吃饭，三厅的另外几位负责人亦应邀作陪。席间，恩来循循诱导，与大家一起回顾了三厅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语重心长地指出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认为如果能够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顽固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投降阴谋。谈到部里的人事更动时，沫若憋不住再次表示不愿在贺衷寒下边受气。恩来浓眉紧锁，如炬的目光盯着他，略带怒色地诘问了一句：“那么怎么办呢？”看他低头不语，便又补充道：“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我们受的委屈，比这大得多呢！”沫若感到了恩来这番话的份量，他第一次看见恩来在自己面前发火，知道确实是自己错了，从此打消了怠工、辞职的念头。
对于党组织的关怀、同志们的信赖和群众的拥戴，沫若既感激又不安，特别是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①从郭沫若自身来说，他实在愧不敢当，但又不能辜负党的殷切期望。三厅的工作义不容辞，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更有责任为“统一文艺战线，巩固精神国防”②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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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②郭沫若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题词，见1938年3月27日《新华日报》。
暑期，郭沫若与田寿昌主办“战时歌剧演员讲习班”，亲自担任班主任，吸收了楚剧、汉剧、京剧、评剧、绍剧和杂耍等各种艺人七百余名参加学习，向他们宣讲时事问题和抗战意义，灌输新的戏剧艺术知识，改造他们的旧习惯。他在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振奋人心的讲话，后经寿昌整理，成为讲习班班歌的歌词，由冼星海谱曲并教唱。两个多月以后在结业典礼上，当沫若听着学员们感情充沛地齐声唱着这支歌：
同志们，别忘了！
我们第一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第二是戏剧界的同行。
抗战使我们打成了一片，
抗战使我们团聚在一堂。
要救亡必先自救，
要强国必先自强，
戏剧的盛衰，关系着民族的兴亡！
我们要把舞台当作炮台，
要把剧场当作战场。
听着听着，他自己也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给每个学员都发了由李可染绘制、自己亲笔签名的毕业证书，旋即又以三厅的名义，将他们组成流动宣传队，报请政治部签发护照、补助旅费，全部撤到湘、鄂边境和云、贵、川地区，去实践他们“为民族张正气，与抗战共始终”的誓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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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四）》，《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龚啸岚：《“永远为自由而歌唱”》、《从昙华林到紫光阁》，分别见《武汉文艺》1978年第5期、《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
在此前后，沫若还写了不少文艺论文，诸如《文艺与宣传》、《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文化人当前的急务》，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加强团结和统一，勇于到乡村去，尤其是到沦陷区去开展工作。当时文艺界的聚会不多，由沫若主持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打破了数月来的寂寞，周恩来、博古、田寿昌、胡愈之等人都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演说。处于十万火急的武汉举行这样的大会，自有其特殊意义，正如沫若在讲话中所说：
鲁迅精神，是无论如何不妥协、不屈服，对恶势力抗争到底，直到他生前最后的一天，还不曾磨灭和减低意志，这是鲁迅伟大的要素，亦是他在学问上、文学上，有所建树的要素，……
我们在今天正同日寇进行激烈的战争时，我们更应该有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希望今天更能够发扬鲁迅精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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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38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
有鲁迅这座精神上的灯塔，沫若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他明白，要忠实地做鲁迅的继承者，就必须坚持以鲁迅精神领导抗日文艺界。
大武汉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到处都不得安生，沫若不得不于八月底由珞珈山搬到汉口的杨森花园，九月底又迁往鄱阳街一号，不久恩来也搬过来同住。政治部各厅绝大部分人员已往衡山和长沙疏散，沫若安排立群也先离武汉去了长沙，三厅只留下他和胡愈之。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陷，消息传来，加重了武汉的紧张气氛。当此“孤城落日”时分，出乎意料的是，二十二日朱德突然从天而降。他与蒋介石晤谈之后，即往鄱阳街与恩来、沫若欢聚一堂。沫若回想一九二六年他们第一次在汉口相见，那时朱德刚从德国回来，穿着一件毛蓝布大褂，好象乡下的一位村长。如今又是风尘仆仆，一身灰色粗布军装，更显得苍劲雄健，英姿飒爽。他们没有什么客套，略略寒暄几句，便纵谈军情、敌情、党心、民心，如话家常。二十三日朱德又飞回华北前线去了，临别时留诗一首赠给沫若，题为《重逢》。诗是用墨笔写的，云：
别后十有一年，
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
抗日战酣，又在汉皋重见。
你自敌国归来，敌情详细贡献；
我自敌后归来，胜利也说不完。
敌深入我腹地，
我还须支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相见——
必期在鸭绿江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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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洪波曲》、《羽书集·龙战与鸡鸣》。
沫若把它当做珍贵的纪念品，后来还细心地裱背好，一直保存在身边。
十月二十四日早晨，沫若奉命为即将转移的《扫荡报》赶写一篇社论。由题目《武汉永远是我们的》定下了主旨，他努力往下写，一会儿援引高级司令长官的话，说什么“我们虽不能立即打倒敌人，但我们能拖倒敌人”；一会儿又传播“最高领袖”的指示，说什么“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这哪儿是自己在写文章，分明是为别人捉刀代笔。他恨自己就象是学舌的鹦鹉，但又摆脱不了这样的境遇。
又要与武汉告别了。二十四日晚上，远处已隐隐约约传来闷雷般的炮声，沫若这才与愈之等人同恩来分途登上撤退的船只。鸦鹊无声的三镇淹没在如磐的夜气之中，黑沉沉的长江好象在低声哀泣。想想在这儿忙碌了八、九个月，天天高喊“保卫大武汉”，然而毕竟还是没保住，眼下必须离它而去转移阵地，自己真的能象朱德说的“去支持南天”吗？沫若暗暗地下了决心：看我再努力！
头上不断有敌机盘旋，眼前一片兵荒马乱景象。费了四天四夜，轮船才到达沙市。这里素以商业发达著称，此时却萧条得令人吃惊。难得穿军装、佩戴证章的沫若，为了路上方便，今天却戎装出现在沙市街头上。他看见一群乞丐模样的壮丁，上身一律着破旧卫生衣，下身多数没有穿裤子，在深秋的寒风中冻得索索发抖，便好心地上前盘问：“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到这儿好久了？一天吃几顿饭？归什么人在管？”但是谁也不肯回答，一个个都报以冷眼。经多方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从自己老家四川抽来的，由于经费饱了上司的私囊，以致害得他们至今无人收编。苦难的家乡弟兄们呵，实在应该设法营救你们，可是向谁交涉呢？国民政府的机构都腐朽透了。沫若的脑海中迭映出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顾祝同等人的名字，这才识破他们的一大秘密：他们的部队之所以屡战屡败，原来都是由这样的壮丁拼凑起来的。
沙市不是目的地，又坐了两天汽车，沫若终于赶到长沙，与三厅的大部队汇合。一直为沫若沿途安全担惊受怕的恩来和立群，现在总算放宽了心。长沙暂时成了军政要员荟萃的地方，三厅就驻扎在水风井长沙师范学校内。然而战时动乱无常，一星期之后，军政重心又移到衡山去了。十一月上旬，沫若也往衡山去了一次，为的是找陈诚商量今后三厅的人事部署，结果获悉必须缩小组织，废处减科，即三厅原来的三处九科只能保留四科。这当然十分棘手，可是又无可奈何。
十一月十日岳州沦陷，长沙危在旦夕。按预定计划，沫若着手布置三厅人员向桂林、衡阳撤退。立群随先遣队去桂林，公而忘私的沫若，忙得连送别的时间也没有。她舍不得他劳累过度，他也为她日益憔悴而心疼，正是：“情知是短别，分袂亦依依。耳畔频低语：归来莫太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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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在南岳避空袭寄怀立群桂林十首（十）》
由于人多车子少，沫若和恩来便决定让大家分两路走：一路乘火车，另一路步行，行李和办公用品则用卡车运送。在三厅仅剩下的两辆卡车中，他们特地拨出一辆，将孩子剧团全体成员送到衡阳去。至于他们自己，则又留到最后，以帮助照料一切。十二日午夜，除有一小部分行李尚未运走之外，其他都已撤离完毕。忽见街头出现三五成群的军警，他们有的提着洋油桶，有的拎着小火炉，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其中有人过来催促沫若快点搬走，沫若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一个个秘而不宣。不一会，满城起火。是日寇已经攻占长沙了吗？可是天上既无敌机，地面又无炮声。沫若惊诧莫名，一面记挂着恩来、洪深及车站上的其他同志，一面赶紧乘上小车，被人海裹挟着在路上慢慢爬。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了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使沫若惨不忍睹；惊慌失措的呼爷唤儿，歇斯底里失望的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又使他的每根神经都繃得紧紧的。人流在火巷里窜着、炘着，沫若的心在火海中烤着、煎着。好不容易于第二天拂晓时分到达湘潭境内下摄司渡口，恩来也在稍晚一些时候赶到了这里，他是和叶剑英各拎一只手提箱从大火中冲出来的。两人相见都对昨夜发生的事感到忿怒和诧异，当即决定一同驱车踅回长沙探看究竟。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唯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漫延。恩来说：“看来，敌人是没有进长沙，否则他们一定要穷追的，不会全没有动静。”沫若点点头，他正在沉思：这大概是最高当局的“英明”决策，把好端端的一座城市当做“焦土抗战”的试验品。想当年俄国元帅库图佐夫曾以火烧莫斯科作为他战略中的重要一步，想以此阻挡拿破仑侵略军的铁蹄；今天的蒋介石显然是在盲目模仿库图佐夫，居然也寄希望于一场大火，结果使几百万长沙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国民党终究失算了，狡滑的日军元凶并没有扮演拿破仑，长沙城倒已烧成一片废墟，无辜的长沙人真把他们恨透了！谁来收拾残局呢？这项苦差使又落到郭沫若身上，他刚率领部属安抵衡阳，就接到了政治部的命令，着三厅火速派人去长沙“办理善后”。他和恩来安排洪深、田寿昌带队执行这一任务，两三天后又亲自带领一个宣传队去支援。水陆洲颦着淡淡的眉头，等待着诗人的慰藉。叹屈祠成砾，贾宅生烟，多少国宝付一炬；痛灾民失所，伤员毁身，满目疮痍剧堪怜。为了及时救济、抚慰受难同胞，鼓动大家重建家园，沫若不怕余烬炘人、危壁欲坠，与战友们一起整整突击了一星期。临走前，他和寿昌踏着岳麓山的红叶，望着湘江彼岸的焦城，想着早春时节于此相晤的情景，两人不约而同地联句抒发了共同的感喟。
回到衡阳，已近十一月末尾。记得月初日本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曾发表声明，警告中国政府“如仍冥顽不灵，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则在该政府歼灭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蒋介石似乎心领神会，自从武汉失守以来，一直在消极观战、积极防共。这时候，他在南岳忙着召集高级将领举行政工会议，提出了“宣传重于作战，政治重于军事”的口号。沫若也去出席了，他仔细捉摸主持会议者的讲话精神，经过恩来的启发，方才悟到“抗战领袖”已经不要抗战，教你从此只需搞搞口头抗日和纸上宣传，不必真刀真枪去和敌人死拼；教你以后只要在政治上注重防共，无须再在军事上提防日军进攻。
与会的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沫若实在不愿同他们为伍，便与恩来等人相约一起攀登南岳。传说中“喷云泄雾”的衡山，在从峨眉山下长大的沫若看来，当然不算神奇，他感兴趣的是座落在半山腰上的铁佛寺。多日来繁忙紧张透顶，今天该可以放松休息一下了。庙虽破旧，铁佛倒还完好，但不知是哪个朝代所铸。此时此地，不由得又引发了沫若的考古癖。老和尚飨以一顿可口的斋饭，然后沫若又在寺前小卧片时，他的诗兴伴随考古癖翩翩而来，顺口赋得七律一首：
铁佛披金色相黄，纪元宝庆未能详。
戏从杂卦征休咎，聊倚残餐润肺肠。
鸡脍应输萝菔味，契斯难敌豉乳香。
邺侯藏轴称三万，此地空余一废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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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录自手迹，原件现存乐山文管所。
吟罢，恩来笑了，大概他觉得诗中不乏“打油”气味。沫若也笑了。他虽不想附庸风雅，但豪情壮志亦不可不抒，于是又用原韵再哼成一首，也是七律，格调却大不一样：
中原龙战血玄黄，必胜必成恃自强。
暂把豪情寄山水，权将余力写肝肠。
云横万里长缨展，日照千峰铁骑骧。
犹有邺侯遗迹在，寇平重上读书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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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登南岳》
十二月初，沫若由衡阳奔赴桂林，重与三厅的朋友们相聚，住在乐群社。敌机经常来轰炸，听说立群初来时租的一间小屋，数日前已被炸得粉身碎骨，幸好当时她不在屋内，真是好险，沫若想到这里都不禁有些后怕。他在南岳期间也遇到过空袭，那时十分怀念立群，曾作小诗十首，现在一并奉献给她。“芳心逐岁开”，“相伴有苍苔”，抗战的风暴把他们卷来卷去，血与火不断考验他们的生死之恋。
不幸的是，张曙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为好友的不幸丧亡，沫若心中充满了悲伤，亲自替他写了墓碑，把他安葬在桂林郊外的冷水亭旁。想想他勤勤恳恳为三厅所做的工作，想想他才气横溢为抗战所作的歌曲，沫若更意识到所失去的是多么惨重和珍贵。“我们战黄河，我们战淮河，湖山微水今又生洪波……”他的《洪波曲》正响彻洞庭湖畔、扬子江头，唤起三楚健儿敌忾同仇，热血飘洒。“九歌传四海，一死足千秋。冷水亭边路，榕城胜迹留。”①沫若连做了几首挽诗，还是觉得抒不尽对战友的悼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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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挽张曙诗两首（一）》
在桂林的时间不长，要做的事却很多。《救亡日报》已于广州沦陷前夕被迫停刊，前些日子夏衍、林林等人辗转到了桂林，现在沫若自然要设法帮助他们再度复刊。战争期间的事真是难以估摸，八月间华南的朋友们曾给当时还在武汉的沫若来信，说是当《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满周年的时候，希望他能抽身南下一次，谁会料到几个月后竟在桂林重逢。沫若最清楚，在恶战苦斗中要维持这样一份报纸，充分发挥它的抗战建国、唤起民众的作用，这是多么艰难。如今要重新复刊，经费又从哪儿来？与陈诚几番交涉，只同意政治部每月津贴二百元。这点钱能派什么用场，不过这倒也有个好处，借此可以让人知道这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津贴的报纸，今后地方党部就不敢刁难。最后又派夏衍去香港筹款，争取于一九三九年元旦，能让广大读者重睹《救亡日报》的新颜。
广西大学的校长白鹏飞听说郭沫若来到了桂林，作为当年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先后同学，理当尽地主之谊，不但殷情款待，还邀请他为师生们演讲。沫若觉得叨光得很，碰巧这所大学的校舍系于立群的从外祖父岑春煊（1861—1933）所捐赠，因而师生们对他更为敬重。他来演讲的那天，师生们夹道欢迎，大礼堂座无虚席。他不谈一般的抗日大道理，而从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谈起，说明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是富有创造力，二是富有同化力，三是富有反侵略性，因而：
凡是和我们站在对立地位的民族，即占有欲望强而创造欲望弱的民族，我们却和它势不两立。自有历史以来，凡具有民族性的战争，可以说都是我们的反侵略战争。我们从不曾以武力去侵略过别人，但遇着别人以武力来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彻底的反抗，纵使绵亘至二三百年，非将侵略者消灭或同化，我们永不中止。我们是具有着举世无匹的最强韧的弹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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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羽书集·复兴民族的真谛》。
整个报告没有提到一句抗战，听众却自然而然联想到当前的抗日斗争，以致后来白鹏飞偕夫人陪同沫若夫妇泛舟漓江时，这位老同学还在满口称赞沫若此次演讲的成功。
“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然而沫若哪有心思留连于山水之间，这次他在桂林只是应白鹏飞之邀玩过一天，要他“暂把烽烟遗物外”也不容易，他的心里总在惦记时局的发展和三厅今后的工作。国民党当局的动向值得警惕，副总裁汪精卫已与其党羽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潜离重庆越国投敌，随即近卫文麿又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叫嚷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和“经济提携”，不知总裁蒋介石将如何应对？至于被蒋介石、陈诚分割了的三厅，人员已陆续移往重庆。沫若和立群也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乘欧亚机22号离开桂林。
“一别夔门廿五年，鸟惊花泣恨频添”。而今他重入夔门，回到群山环抱的雾都重庆，更是感慨万千。
一九三九年元旦，沫若前往重庆中山公园网球场，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举行的群众音乐大会，这是他到达陪都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人的山，人的海，坡上坡下满挤着人群，沫若象和暖的春风似的开始演说了。听吧，象奔流，象悬河，象渺茫的大海，而那些听众随着是微笑，是愤怒，是奋然而起……。①他说“今天的阳光，是象征着中国前途的光明”；他说要“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贡献两件礼物：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中华民国”。②从听众的一片欢呼声中，可以知道这两件新年礼物的贵重，广大民众将不惜代价去奋力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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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绿川英子：《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 ②见1939年1月2日《国民公报》。
开岁发春，喜从中来，新的一年总算有了个好的开头，《救亡日报》果真于元旦在桂林复刊。这虽是一张四开小报，但它担负着宣传抗日、团结、进步的重任，力求赢得左、中、右读者的欢迎。这是很不容易的，沫若深知夏衍、林林等人所付出的艰辛，他从心底里感激他们。当该报响应义卖时，他特地寄了一首五绝去：
纾难家宜毁，临危命可捐。
苟能明大义，何用惜金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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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为了让山城的读者能及时看到这份报纸，沫若还把他的稿费和生活费节余用来出《救亡日报》重庆航空版，直到印刷所被毁才中断。
当时沫若和立群住在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内。名为“陪都”的重庆，白天街市繁华，夜间歌舞终宵，俨然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只有当高竿上挂起红球，发出空袭警报的时候，这才显露出些许战时的气氛。蒋介石自从将大本营迁到这里以后，更加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第三厅则进一步加以钳制，不但压缩编制、裁减人员，而且紧卡经费。调整后的三厅由四个科组成：第一科掌文字宣传，科长为杜国庠；第二科掌艺术宣传，科长为洪深；第三科掌对敌宣传，科长为冯乃超；第四科掌印刷、发行以及其他总务工作，科长为何公敢。象政治部的其他几个厅一样，三厅也被安置在两路口山头上的一所中学内，以两个大教室充当全体人员的办公室，这与武汉时代的昙华林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天地里，三厅的活动还受到种种限制，很难再象以前那样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不过沫若并不灰心，他要重整旗鼓，领导三厅为开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宣传工作而继续努力。
陷于进退两难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其困境，已于一月初进行了内阁改组，由更加法西斯化的平沼代替了近卫文啰。这到底是表示敌人的强大，还是意味着已步入穷途末路？连日来沫若忙得不亦乐乎：六日作《坚定信念与降低生活》，七日往青年记者学会重庆分会演讲，八日为新民报职工读书会作报告，十一日主持各国记者招待会，中心内容都是抨击日本内阁改组，指出这是“回光返照”，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持久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定将崩溃无遗”。在如此这般地对民众进行不懈的宣传教育的同时，沫若也很重视对敌宣传工作。三厅发出的传单、小册子和通行证等日文宣传品，有的就出自厅长本人之手。有一次沫若撰写的日文传单，由空军载送到东京上空散发，引起了敌国极大的震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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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翁植耘：《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在重庆》，1984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3辑。
眼看“一·二八”快七周年了，许多报刊的编辑都来约稿，写些什么好呢？自到重庆以来，沫若觉得自己的头脑就和这儿的天气一样，每天都笼罩在雾海中，迷迷茫茫，浑浑沌沌。他与几十个同事一起坐在教室里办公，怎么也排除不了周围的干扰，连别人的呼吸都好象在刺激自己半聋的耳鼓，更不用说其他的杂音了。他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和迷濛的雾，依稀可见机场上静静停留着的一架架银灰色的飞机；他想象在山那边的绵延的前线，战火中又不知有多少伤员？我们要纪念“一·二八”，最好是当兵——对，这不是诗的题目吗，“最好是当兵”！他的思绪终于活跃起来了，赶忙拿起笔来写了几行，可是公文来了，客人来了，秘书也来通知开会了，……
其实沫若所担负的何止是三厅厅长的工作，诸如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其所属电影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诗歌工作者抗敌协会、美术工作者抗敌协会等）、全国慰劳总会、中苏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重庆市文化界精神总动员协进会等社会团体，他都负有重任。然而不管怎样忙，他总离不开自己的笔。四月九日，他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大声疾呼“提高作家的冒险性，勇敢性，拿起笔杆如同战士扛着枪杆一样地上前线去”。也许言犹未尽，十一日他又作《发挥大无畏的精神》一文，号召文艺工作者努力克服怕这怕那的弱点，“要用自己的血来写，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写，写出这个大时代中的划时代的民族精神”。在文化战线上，他自己就是握笔猛打猛冲的战士。看到了汪精卫连篇累牍地炮制散布失败主义论调的文章，他义愤填膺，立即挥笔如刀，给予迎头痛击，把汉奸卖国贼的花言巧语戳穿了示众，原来所谓“求和，正无异于向日本投降”。
四月间，汪逆竟与平沼订立协定，纵容日寇将魔爪伸向西安、南昌等地，并甘愿策动“倒蒋反共”战争。日寇随即向蒋帮施加压力，于五月三日、四日轮番轰炸重庆，致使通衢闹市成火海，千百居民血肉横飞。未等敌机飞走，三厅人员就组织了救护队和抚慰队，奋不顾身赶往重灾区，或救死扶伤，或排除交通障碍。其中美工人员则在还冒着青烟、吐着火舌的断垣残壁上刷写标语和壁画，他们写上“看！是谁炸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家园？”“只有打走日本强盗，才能过太平日子！”他们画的是亲眼目睹的种种惨象：母亲被炸死在地上，婴儿还趴在她胸前找奶吃……在这一片火海、血海之中，沫若在逡巡，他但愿能闭上眼睛不要看到这一切，可是又必须把眼前的惨象看得更真切，他要牢牢记住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深仇大恨：
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
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
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二孩。
一儿横腹下，一儿抱在怀。
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
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
他把这首题为《惨目吟》的小诗写好后，悄悄地走到床边，见立群正敞开衣襟在给刚满月的儿子汉英喂奶。他轻轻吻了一下儿子的小脑勺，然后将新作向妻子朗读了一遍，他的声音是那么沙哑、低沉，她的双眸是那么潮湿、悲愤。
这次大轰炸后，敌机常来骚扰，机关人员不得不紧急疏散，二厅第一至三科全部迁往郊区金刚坡下赖家桥三塘院子和全家院子办公，只留第四科部分人员在城内。沫若基本上驻城，不过要兼顾城乡两地，为此只好不时往返于两路口和赖家桥，平日则由杜国庠代他坐镇乡间，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这是由中共南方局决定的，为的是让沫若能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创作和社会活动。此时周恩来虽然不在重庆，但他每次从外地回来，都尽快与沫若见面并商讨工作。在恩来离渝期间，沫若有事则去南方局向董必武、王若飞等人请示汇报。
三厅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连他们编写的宣传品，都必须先送到部长办公厅审查，往往不是通不过，就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即使通过了，也迟迟不给付排、印刷，或拼命压低印数；印好后又故意拖延不发行，全都堆在仓库里让耗子咬。沫若每每为这类事大发其火，乃至拍桌大骂。有时他给陈诚、张厉生、贺衷寒等人挂电话质问，有时亲自出马向有关部门交涉，有时还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告状。他几次向政治部提出辞去第三厅厅长职务，遗憾的是均未获准。
六月的山城，夜空碧蓝如洗，重重迭迭的万家灯火与密密匝匝的灿烂群星交相辉映，沫若时常为之出神。他站在高坡上，目光随着迤逦远去的灯火，好象看到了北国弟兄们矫健的身影，唉！何必陷身反动堡垒活受罪，真想驱车北上显身手，正是：
比来人怕夕阳殷，月黑仍令梦不闲。
探照横空灯影乱，烧夷遍地弹痕斑。
相煎萁豆何犹急？已化沙虫敢后艰？
朔郡健儿身手好，驱车我欲出潼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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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有感》
然而，在国民党愈益积极反共的当时，沫若的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的，他只能翘首北望，却奋飞不得，为此他对立群浩叹道：“此乃无望之望也！”
由于张家花园寓所被炸，六月底沫若只得挈妇将雏暂时移居赖家桥三塘院子。乡下毕竟比城里闲适，三厅图书馆薄有储藏，正好可以多多抽些时间来阅读，有余暇时还可从事写作。三年来由于事务繁忙，致使脑子里的田园太荒芜了，到底还是读书要紧。韩退之云“业精于勤，荒于嬉”，这对于文艺家不失为最有益的箴言。作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嬉怠，而最必要的是勤勉精进，如不坚持读、写、观察、自我批判，就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自己虽说不上“嬉怠”，但长期以来忙得连读书和创作的时间都没有，还算什么作家呢？这时恰逢成都《西部文艺》主编来信请求为该刊题词，沫若便把这些话写给了他们①，是励人，亦是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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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手迹见1939年9月《西部文艺》创刊号。
三塘院子是一座地主院落，盘山绕道离市区约五十公里。三厅向屋主租了十余间作办公用房，工作人员则散住在邻近的农家，已成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领导人的鹿地亘夫妇亦借寓此地，该同盟总部就设在赖家桥与三塘院子中间。翌年，三厅部分人员集资在三塘院子后面的小丘上，面对金刚坡盖了十余间茅屋，名曰“金刚村”，绿川英子夫妇也住在这里。沫若常常走东家串西家，或作客，或讨论学术问题，偶尔也商量工作。反战同盟的成员大都是从战俘营里挑选出来的，经教育成为反法西斯战士，然后由鹿地亘和三厅人员带领上前线向日本士兵现身说法，鼓动他们起义投诚。在反战同盟战友出征之际，沫若曾亲往总部欢送，并用日语致词，说：“由于各位的勇敢的决意和出色的行动，完全证实你们和我们是全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我们大家受同一脉搏的鼓动，我们大家的血向相同的目标流动，拥护正义，争取真理，在以决死的意志完成作为先驱者的使命的这方面，我们完全是一心同体。”①在三塘院子周围，沫若一家借住的是佃农尹绍荣的两间厢房。两家人相处得非常和睦，有了好菜，沫若夫妇总要请尹家共餐，一再说：“我们是一家，你我称兄弟。”尹家有时做了河水豆花，也少不了请沫若夫妇同吃。尹绍荣的父亲六十大寿，沫若特地送了寿面、寿桃积寿糖，尹家万分感激，连声道谢：“郭厅长对我们这样好，我们不知怎么报答！”沫若爽朗地回答道：“承你们看成我，我是来避难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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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载日本在华反战同盟机关刊物《真理的斗争》1940年10月号，此处引自吕元明的译文，见1982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3辑。
②据学文：《郭沫若在赖家桥的生活片断》，《重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山城重庆艰难竭蹶，城里遭轰炸，郊县逢干旱，金刚坡下铄石流金，农人愁眉苦脸，沫若见了亦愁肠百结。七月初喜降甘霖，持续数日，农人皆大欢喜。沫若望着周围得救了的禾苗，想到今年米价虽不会锐减，但米荒可以不成问题了，他满心希望与苦难的家乡同胞共度这不吉利的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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