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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潮流日益高涨，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新老右派加紧排共反共，阻挠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为了总结五卅运动以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于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就当前形势、与国民党的关系、职工运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会议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党制定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①。“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②。瞿秋白在会议上积极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10月10日，会议发表了《告农民书》，向全体农民提出“耕地农有”的斗争目标，指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而要实行“耕地农有”，那就非农民工人联合起革命打倒军阀不可。
这年年底，在上海，瞿秋白由蒋光慈陪同，访问了郭沫若。这是两个人的初次会见。也许是因为都是文学上的同调，他俩一见面便畅谈起来。瞿秋白向郭沫若介绍了俄国文学，建议他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他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巴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③他看重这部小说的批判的现实的意义，显然在于借此唤起人们揭露和反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的专制统治。郭沫若这时在上海编《洪水》半月刊，从文艺转到社会问题方面。当时，有一些人在争论：中国走日本明治维新之路，还是走土耳其基马尔之路？郭沫若旅居日本多年，认为日本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但对于基马尔，他不了解，因而向瞿秋白请教，瞿秋白答应给他找一些资料。会见时，郭沫若看到，瞿秋白脸色苍白，一副病容。
①《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 ②《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1925年10月）。 ③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北新书局1936年版。
这时，瞿秋白的肺病又加重了，每天发烧，经常吐血，但他照常坚持工作。仅仅在1926年1、2月间，他就写了政治理论文章近二十篇。这些文章，围绕批判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言论，紧紧抓住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这一根本问题，进一步阐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这时，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与以前相比，更加深化，更加完备了。在此以前，他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主要还是在理论原则上的阐释；现在，他经历了五卅运动的革命风暴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积累了实践经验，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毫不妥协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经开始；无产阶级必须毫不犹豫地争夺领导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绝对不会“天然”的落在无产阶级手中。
瞿秋白指出，国共合作以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确已占居主导地位，五卅运动“是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指导权以消灭革命。”①中国社会的革命化进程，必然影响和加速思想界和政党界的左右分化的进程，“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工具；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急起直追的攫造革命思想的指导权。”②“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③瞿秋白强调无产阶级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就必须在国民革命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扩大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力量，联合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来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斗争去夺来的。”④
①②《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③④《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瞿秋白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他写道：“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他是中国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民众的领袖和代表，他指导无产阶级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使他们和国内一切革命力量和民治主义派联合，以实行共同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力争中国民族的解放独立和中国平民的革命的政权。”①在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党要打破“一切改良妥协避嫌等的幻想”②，因为，“革命势力的扩大和深入，客观上使国民革命的成败渐渐逼近了生死关头。总之，客观上的革命条件无疑的日益完成。只看革命政党主观上的领导力量，是否能执行这个历史使命。”②
①《向导》第143期，1926年1月21日。 ②《北京屠杀与中国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期，1926年5月25日。
可以说，以五卅运动为催化剂，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阶级阵线的日益清晰，使瞿秋白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迅速升华，形成了更深刻、更完整的理论体系。
1926年1月21日至24日，瞿秋白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陈独秀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集中解决目前的政局和党的总的战略方针。会议指出：“现时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是反动势力联合向民众势力进攻时期，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全力以资助直奉军阀向国民军、国民政府、人民进攻。①南方革命形势仍然向前发展，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接受广东国民政府的领导。湖南人民掀起驱逐军阀赵恒惕的运动。北方和中部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发展。北方的国民军正在抗击着直奉军阀的进攻。在这种形势下，面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进攻，广东革命政府应当打出去，转守为攻，发展革命。会议明确指出：
“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②为了准备北伐战争，会议决定，党必须加紧进行北伐战争必经之地的湘、鄂、豫、冀等省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要注意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以便接应北伐军，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只有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①《中央通告》第79号（1926年3月14日）。 ②《中央通告》第79号（1926年3月14日）。
回到上海以后，中央了解到瞿秋白的病情严重，决定让他停止工作，入院疗养。为了他的安全，特地请了一位可靠的医生，并通过这位医生在白克路宝隆医院定下一个单人病房。住单人病房费用很高，中央的几位同志凑了一笔钱，付了住院费。安排妥当后，中央委托杨之华传达中央的决定：强制瞿秋白住院治疗。杨之华把中央的决定和安排告诉了他，同时给他一个体温表试他的体温。他沉默了一会儿，拿起体温表看，水银柱还是升得那么高。他带着微笑，缓缓地说：“这样也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可以完成一个心愿了。”他说的这个心愿，就是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写而未能动笔的《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他把需要的材料和平日用惯的文具放在一只小提箱里，带到医院。入院后，他每天开一张参考书单，请几乎每天来医院看他的杨之华按照书单，到四马路的书店、书摊和图书馆去找书。当他得到那些书时，就象得到了宝贝似的高兴，迅速地翻阅。在开头的两个星期，他还听从医生的嘱咐，躺在床上读书。第三个星期后，就索性坐在椅上，伏案写作了。他把写作计划给杨之华看，对她说：“中国共产党员，连我自己在内，都需要认真地多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帮助我们研究和解决中国当前革命中的问题。”他计划把俄国革命史写成四个部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俄国无产阶级斗争与共产党；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苏维埃及社会主义建设。他打算在最短期间完成这个计划。杨之华劝他先把病治好，出院后再完成书稿。他说：“我编写这部书，是希望有助于提高党内干部的理论和政策水平，有助于正确解决党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特别在五卅以后，正确地领导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更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先编写这一部分，没有时间等了呀！”杨之华看他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也只好由他。他写得很快，杨之华每次去医院，都带回一份复写的文稿回家。有一次他开玩笑似地说：“这是医治我们营养缺乏症的药品呀！”几万字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经过两三个星期，便大体完成了。出院以后，他陆续挤出一些时间，终于写完这本书，并在1927年6月在武汉出版。瞿秋白在为这本书所写的自序中说：
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对于世界各国革命党人，都有很深切的兴趣，能够给很有用的教训与经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很早便想利用我所有的一些材料，编纂一部《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但是，总是因为没有时间，或是病，始终不能如愿。去年生病的期间，身体渐渐复原的过程里，在私庆得保性命之际，更觉得要尽这一个责任，因此，就动笔编了这一本书……。历史上断定了：俄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推翻封建势力，并且不能完成自己阶级的民权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俄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这的确对于中国现时的革命，有很重要的教训。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本书单作历史读。
后来，由于他的工作日益繁重，《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的其余部分，没有能够完成，这是令人遗感的一件事。
中国处于世界的东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应该把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放在世界革命历史和现状的这个大范围内加以考察。一切革命者都应该而且必须了解世界革命的历史和现状。这个时期，瞿秋白在《新青年》月刊，写了大量文章，介绍了古代埃及、犹太、希腊、罗马奴隶平民的暴动，中世纪的农奴暴动及农民战争，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印度、蒙古的革命，法国、德国、瑞典的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世纪的世界社会革命，等等。通过这些历史知识，他告诉人们：世界的历史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只有用科学的真实的历史知识，武装头脑，才能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作出正确的科学的判断。
在全国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也随之逐渐发生，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1925年12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各地选举的大会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居优势。但是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支持下，反对党内一部分同志关于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竟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谈判，应允在国民党二大中央委员会成员选举中，共产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等无理条件，致使国民党二大后逐渐形成右派势大、左派孤立的形势。蒋介石在二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相当于总司令）。不久，蒋介石发动“三二○”事变，打击共产党人，排挤汪精卫的势力，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继续采取退让方针，使蒋介石实现了部分篡权阴谋。两个月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并被通过，致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在会后全部离职。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代理）、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原定由蒋介石担任，后由张静江代理，谭延闿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党政军大权，都掌握在蒋介石一人之手。蒋介石自谓，“三二○”事变和《整理党务案》，是国共两党力量消长的分水岭，说的一点不差。
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在北伐战争这一重大决策上的机会主义错误，其影响更为恶劣。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确定了北伐的方针。如前述，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在当前的政治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和推动出师北伐，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二十五万人，控制东三省、津浦路北段，以及京、津地区；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二十万人，经营湖北、湖南、河南、陕西东部和河北中部、南部；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拥兵二十万人，盘踞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和上海市。在北方，吴佩孚与张作霖合兵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方，吴佩孚军计划出湖南，联合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各省小军阀，准备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这时湖南爆发了所谓赵（恒惕，湖南省长）、唐（生智，赵部师长）之争。唐倾向于湖南人民的驱赵运动，于革命有利。1926年4月，吴佩孚派军入湖南，援助赵部叶开鑫师打唐生智，实行所谓南伐。5月，唐生智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向广东请援。广东国民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个旅分路增援。6月初叶挺所部占攸县、迫衡阳，叶开鑫部溃撤，双方对峙于湖南中部。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第四、七、八三个军陆续向湖南前线集中。
就在此时，7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写成《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赫然刊登在第二天出版的《向导》上。文中，陈独秀对已经开始的北伐战争妄加评论，他说：北伐战争“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①中央总书记的言论，完全违背了中央二月特别会议的决议。
①《向导》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7月12日，在北伐军进入长沙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虽然正确地指出必须“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但是，这篇文件居然对于旨在反帝反封建的北伐只字不提。这个文件，是在陈独秀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届三中扩大会议的产物。会议错误地肯定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战争的主张，强调“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政治问题的道路”。7月14日，国民党公布《北伐出师宣言》，历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指出他们是和平统一的障碍，是中国人民一切困苦的总原因。宣告：“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对待北伐战争问题上，这是两份对照鲜明的文件！
陈独秀的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读者来信质问道：这是“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矇懂一时吗？”①国民党内的右派及其追随者，借此肆意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种攻击的反动性自不待言，但授人以柄，事出有因，完全是陈独秀招来的。
①黄世见致陈独秀信，《向导》第171期，1926年9月20日。
陈独秀不懂得革命武装和革命战争的重要性。他认为国民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的领袖就该是国民党，就该是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成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他公然宣称共产党是在野党，自愿地把革命和军队的领导权让给蒋介石。陈独秀的追随者又是左右手的彭述之，善于体察陈独秀的意图，发挥陈独秀的论点。当北伐军已攻克岳阳，兵临武汉之际，竟发表文章说北伐战争“还不能说是革命群众的军事行动，只能说是接近革命民众或为革命民众所赞成的军事行动”①。在彭述之看来，革命应按照宣传、组织、武装暴动这样三个步骤进行，而北伐之发动似乎不合他设想的步骤。当北伐战争已经胜利进军的时候，号称共产党的领袖，不去支持和领导，反而空谈步骤，与其说是书生气，莫如说是机会主义的愚蠢无知。陈独秀、彭述之都看到了国民革命军的弱点，以为共产党对北伐战争不予支持，就可以防止蒋介石等右派势力借北伐之机，扩充权力。殊不知，这样做正是把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军队的统率权让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利用了陈独秀的愚蠢，扩充了军力，夺得了经济、政治权利，为其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①《我们的北伐观》。《向导》第170期，1926年9月10日。
瞿秋白和不少同志一起坚持了正确的主张，对于革命武装和北伐战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重视武装革命的领导者之一。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他在4月间就著文指出：中国的问题，应当有一个“革命的解决方法，拥护平民自由的武装革命与团结平民奋斗的群众运动，应当同时并进互相为用。”①
①《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1925年6月，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即连续发表文章，论述“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的问题。同年8月到10月，在《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反奉战争与国民革命运动》等文章中，指出五卅运动之所以未能取得胜利，没有真正的人民的武力，是重要原因之一。1926年1月，他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根据列宁的学说，总结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的教训，指出：“中国革命也须组织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完全胜利。”①同月，他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文中，提出必须把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包括它的将领们“置于人民的统治及指导之下”，否则将会“弄得国民政府受军阀的挟制操纵。”②4月，他写《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对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③军队是实行战争的工具，“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目前已具备建立正式革命武装的条件，因此“需要在革命政党的指导之下，积极从各方面下手”。要将工人、农民、小商和知识分子，编入革命军队，因为“只有这种革命军，能作革命战争的主体。”④
①《向导》第143期，1926年1月21日。 ②《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③④《新青年》月刊第4期，1926年5月25日。
1926年8月，国共两党拟议的联席会议，准备在广州开会。中共中央派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出席会议。离开上海之前，瞿秋白在一次谈话中，对于北伐战争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8月7日，临到启程前夕，瞿秋白把谈话整理成文，题作《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送给当时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要求发表，被搁置不用。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于北伐战争的态度，含蓄地并且善意地批评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文章指出：
第一，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以后，“革命潮流之伏流昂进”的结果，“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是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革命战争”。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仍然留在革命营垒中，并在革命联合战线中保有部分领导权。“既受赤化的震惊，又受买办的压迫”，为求巩固其地位，取得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妥协，始终需要军事力量，并需要通过北伐扩充自己的力量。
第三，小资产阶级渴求革命高潮到来，对于革命战争“深切的感觉着需要”。它异常迅速地革命化，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
第四，农民在五卅后奋起斗争，遍及广东、湖北、湖南、直隶、山东、四川、陕西、江苏等省。农民运动“不但反抗劣绅土豪等地主阶级，而且很少接受资产阶级‘温和派’改良主义的指导之可能。”农民对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们是失望的，而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这“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
第五，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各阶级，资产阶级为一方，力图利用北伐，限制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扩充自己的力量，企图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妥协，建立资产阶级独裁制；以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一方，“不但反对军阀买办的专政，并且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新式的军事专政”，确立自己在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发展工农武装，和一切革命派结成强大的斗争同盟，“建立平民专政之基础，而且切实的开始革命军队与革命平民之结合”，“以建立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为目的”。在对立双方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第六，针对党内右倾的北伐战争“躁进”论，瞿秋白严肃地指出：“革命的前途到此已开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的领袖权的紧要关键”。这场斗争“虽然还有很大的困难在前，然而始终是非常之开展，非常之有希望的。‘最后的决死的斗争’快要临到了；应当有坚强的革命的意志，来担负这异常艰巨的职任。难道可以说：现时积极赞助并发动革命战争，便是‘革命的躁进’？”①
①以上引文均引自《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据影印件。
8月间，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瞿秋白指出革命营垒中出现的“新右派”，“他们渗入国民革命的战线而力争其领袖权，凭借军力，实行其扼制工农与向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妥协之政策。”①9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向中央写了报告，对广东政府和国民党内的派别、工农运动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具体的调查和分析。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在谈到北伐战争时，他说：蒋介石知道“到湖北后离其本乡太远，且情形甚复杂，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指出，蒋介石所取得的地位、权力，已经构成了对于革命的极端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②这是多么及时的预见，后来事态的发展和结局，不证明了这预见的正确吗！
①《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我们的生活》第4号。据作者修订稿影印件。 ②《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年9月15日）。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
1926年夏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里，对于农民、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与无产阶级的联盟问题，也发生了明显的分歧。7月间，陈独秀主持和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四届三中全会，没有继续贯彻2月北京特别会议关于放手发动工农运动，“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的精神，反而在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问题上，接受了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陈独秀在会议上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一些决议，虽然也谈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但是其基本精神是错误的。会议认为；农民“在思想上尚不脱离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而在生活的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①。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②。会议指出，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并规定了限制农民运动的办法。在《农民运动议决案》中规定：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必提出‘农民阶级’的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还提出了所谓“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认为在农村联合战线内，当地主与贫农发生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会议反对和阻止农民掌握武装。认为农民“有了武装之后，很容易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保存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民团，只是提出“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③。而对农民武装，则规定“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④；甚至提出要更改农民自卫军的名称，以讨好反革命派。
①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③④《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坚持正确的主张，对于农民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瞿秋白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前述《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中，他就指出：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嘴来说”，而且是“用手来做”的。他们迫切的要求是：（一）乡村政权归农民。（二）武装自卫。（三）极大的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1926年8月，瞿秋白在广州停留期间，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深感“对于农民运动，我们不能站在调停地位，而当站在领导地位，并做整个武装工作，才能与民团斗争。”①此时，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全体执行委员及所属办事处代表、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参加会议。瞿秋白、毛泽东、彭湃以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会议上讲了话。这可能就是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
①《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年9月15日）。
这是一篇关于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
瞿秋白在这篇演讲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的农民的痛苦最深，他们要缴纳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缴纳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杂税，每个农民最低限度的损失要百分之六十五，剩下来的只够他们吃饭，甚至饭也吃不饱，其他更是无从说起。中国的农民的数目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中国工业的发展，社会的进化和革命的事业，无一不需要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痛苦，缴卸帝国主义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
瞿秋白在演讲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农民的造反。他把这些农民的造反，说成是“革命”。他指出：中国的革命史应该是从陈胜、吴广那时候写起，随后便是由赤眉黄巾至流寇，最近的是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从来一般人认他们是匪徒，这是与现在说农会便是土匪同样。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农民的反抗斗争都没有成功，其原因：（1）没有良好的组织；（2）没有民权主义的实力，于是握取政权者成为皇帝；（3）迷信，如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都有宗教的力量为他们的维系，这是因为农民很少团结力。每次运动往往成为暴动，如其没有宗教将是散漫不可收拾，从过去的义和团到现在北方的红枪会都是如此；（4）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做他们的领袖，如现在的无产阶级。
瞿秋白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革命不能取胜，而无产阶级如果不与农民阶级结成工农联盟，也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他痛切地指出：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乏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地要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及农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总之，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一个革命党，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
农民问题如何解决呢？瞿秋白从已经发展了的革命形势出发，在演讲中指出：第一，用政治力量切实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明定“耕地农有”的口号；第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农民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三，农民参加革命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政权也要有农民代表参加；第四，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剥夺其政权。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城市反帝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不断发展。在北伐军所占领的省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几经变化，但是在1926年底以前在实际工作中却一直是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广东、湖南等地减租斗争普遍掀起高潮。湖南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年11月，已增加到一百三十六万。192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准备提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审查，提交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草案提出了没收大地主、军阀及土豪劣绅土地归于农民的建议。11月22日到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斯大林在报告中批评了在国民党人中、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些人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认为共产党人要加入新政权机关，帮助农民满足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但“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①斯大林还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国共产党人要特别注意军队工作，研究军事，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全会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要中国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地争取最终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12月，在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的意见，尚未传到中国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鲍罗廷在汉口举行了特别会议。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都提出反对“左稚病”。陈独秀报告中把“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②等列为党内“左稚病”的六种表现，提出必须“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反对“左稚病”。③会议根本不提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主张把政权、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交给汪精卫等所谓左派，主张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和唐生智，企图利用蒋、唐、汪之间的矛盾，保持三者之间的均势，来防止蒋介石一个人的军事独裁，实际上是完全放弃党对武装的领导权，加强蒋介石的独裁地位。会议极力贬低农民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反对党“包办”农民运动。陈独秀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就是“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④他认为只要赞成减租减息的就是国民党左派。他强调要限制农民运动，以维持革命统一战线。于是会议决议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使蒋介石由右向左转；同时扶助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
①《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1、334页。 ②③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年12月23日）。 ④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年12月13日）。
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决议，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带到中国加以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作出《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正确地指出：“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了革命铁律”。认为如果按照这种方针从事国民革命，“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①并表示今后“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照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②但是，党的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错误。2月，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首先提出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后，于2月12日由长沙返抵武昌，在2月16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应立即解决土地问题。在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影响下，国民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如邓演达、孙科等，也都公开主张解决农民土地问题。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发表了《对农民宣言》，通过了《农民问题案》，都表示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总之，土地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国民革命中势在必行的大事，不能回避了。
①②《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
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中心地上海的工人运动猛烈发展起来。按照苏俄城市武装起义的模式，中共中央异常重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并于1926年10月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当时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群众没有充分地发动起来，武器装备很差，总罢工发动后没有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就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的镇压下失败了。瞿秋白没有参加第一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但他十分关心起义的情况。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同志，时常到法租界望志路五丰里五号瞿秋白家中商议工作。在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中共江浙区委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瞿秋白主动提出担任代表大会的报告，但被中央拒绝。1927年2月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当天，杨之华参加了在上海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召开的全市积极分子会议。会后散发传单时，发现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正在西门十字街头行刑杀人。她回到家中告诉正在工作中的瞿秋白。他很关心同她一起散发传单的同志的安全，郑重地嘱咐她去寻找失散的同志，然后向中央机关报告情况。罢工第一、二日被捕被杀的工人、学生总计在百人以上。21日晚，工人开始夺取军警武装，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22日下午，停泊在高昌庙的海军炮舰上的革命士兵，发炮轰击高昌庙兵工厂，于是各区工人群众英勇地展开了夺取武器，袭击军警的战斗，闸北和南市工人并与军警进行巷战，起义达到高潮。当天，瞿秋白来到设在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启迪中学里的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天，杨树浦区工人召开近万人的示威大会，并当场抓获工贼“小滑头”，公审后，立即处死，人心大快。瞿秋白得知后，赞扬了工人的革命行动。
由于事先准备不够，加上罢工已延续多日，部分工人已自动复工，起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小。因此，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即江浙区委）举行联席会议，检讨这次起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陈独秀、彭述之、罗亦农、赵世炎、任弼时、汪寿华、瞿秋白、杨之华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陈独秀主持，罗亦农、赵世炎报告了起义的情况和问题，大家进行了讨论，不少同志发言。瞿秋白对于这次起义的教训和下次起义的准备工作等，作了系统的发言。他指出：罢工开始以后，党对组织士兵、学生、市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响应工人罢工的决心不够；起义缺乏准备；对组织人民政权，只作为一般的宣传口号，没有实际组织工人和各界人民选举市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味依赖大资产阶级，等待上层分子去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严重地脱离革命群众。结果，工人罢工已经三天，兵变无望，党才决定把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会议经过讨论，为了保存力量，准备第三次起义，决定由上海总工会下令复工。会议同时提出了准备第三次起义的方针：扩大武装，准备暴动，扩大市民公会，准备建立市民政权；领导左派，严厉打击右派，等等。决定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军委，以加强对起义的领导和指挥。
为了切实地吸取第二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使第三次起义的计划和政策更加正确，瞿秋白于24日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他鲜明地指出党在领导第二次起义工作中的错误：“我党将工人群众放在街上（总同盟罢工），整整三天不去理他们，不领导他们前进。至于暴动的进攻，甚至不但不攻，并亦不守——工人群众之夺枪杀工贼拒捕，在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之前尚大半系自动的（上总于发出罢工纪律‘不准打厂，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之后，等到李宝章开始屠杀，尚未有决然令工人防守的通告）”。对于党领导起义的策略，意见书说：“这种策略是：工人罢了工，等候大资产阶级之援助，撇开小资产阶级，而不加以领导鼓动，只想得了钮铁（惕）生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军官改变态度），大商肯发命令罢市等种种所谓‘暴动之胜利的保障’后，然后再准备暴动。这种策略，简直客观上是卖阶级的策略。”瞿秋白列举了工人自发地惩罚工贼，进攻警署、兵工厂，赞扬了工人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我们的领导者却远远落后于工人的行动。他说：“22日晚9时半，集中于北站的某处工人代表，向我（秋白）说：‘大家不动，你们教我们五十工人骚动，岂非叫我们白白去牺牲’”。工人们的批评和抗议，说明了党的领导不力，“教训了我们的党”。
瞿秋白在意见书中对于第三次起义，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强调党“亟宜集中政治领导”，掌握领导权。“上海市民应以工人阶级为领袖，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自动召集上海市民代表紧急会议，这就是集合一切革命的行动的分子的总机关，在暴动前暴动后，指挥上海革命运动”，“所以，‘一切政权归市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总口号”。新政策的策略是：对于大资产阶级，“逼迫他们服从‘民意’，牵制他们妥协政策，尽量利用他们内部之冲突，及其军事上的联络”；对于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使他们做我们反对大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中的友军”；对于反动派及买办阶级，“竭全力暴露其罪恶，不断的极急烈的攻击其卖国卖民勾当并攻击帝国主义军阀之一切压迫——这亦是与民权资产阶级在此次上海革命中争领袖权之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党对于工人阶级，应当‘竭全力（一直到公开的向他们承认党此次之错误），鼓励其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其参政权之目的”，“工人应当领导小资产阶级力求民权独裁之实现而实行群众暴动而不是自己单独的干”。瞿秋白进一步指出：“新政策之策略必定要根本认定总同盟罢工之后（假定二月二十八日早的一小时罢工起，假定不妨愈早愈好）之后四五小时内就能过渡于群众的武装暴动。”因此，“在政治上，我们要从现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十时）起使工人及市民群众中逐渐紧促的造成一种心理——革命情绪”；“在军事上，尤其要造成一种武装斗争夺取武器的革命意志”。在意见书中，瞿秋白还就组织起义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党的工作上，他强调对各部委书记、支部活动分子及新同志等分别进行训练，分配他们工作任务。他要求党“指出客观上卖阶级卖革命之‘错误’的危险，而激励对于在新政策之下誓死前进之决心与意志。”要“宣布戒严的军事状态，统一的政治指导，不动摇的政治指导，万分的紧张工作，施行政治的纪律”。这个意见书被提交中央特委会讨论。2月24日晚9时，中央特别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军事、工运和党务工作等问题。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瞿秋白、彭述之、尹宽、汪寿华出席了会议。周恩来、汪寿华、罗亦农分别作了军事、工运、党务方面的报告。瞿秋白在发言中说：在军事方面，应当解决“怎样摇动敌军，怎样联络军队与保卫团二个问题”，“纠察队之组织，应由工会与党一块工作，要宣传武装使群众心理安定，要有作战计划，有主力军之训练。”中央特别委员会，每天晚间举行会议，讨论分析形势，研究制订政策，指挥起义的准备工作。瞿秋白先后出席了2月25日至28日、3月1、2日的会议，分别对宣传工作、市政府民选、攻击兵工厂等发表了重要意见。起义的实践证明，上述书面和口头意见，都是正确的。
3月中旬，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动的前夕，瞿秋白奉命前往武汉。
武汉是在1926年10月10日，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军攻占的。武汉大捷使一切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无比的振奋。同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各特别区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和政纲，明确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反映了联合战线中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会议对西山会议派分子继续给予打击。会议致电汪精卫，要求他即日由欧洲返回国内，销假视事。11月，鲍罗廷、宋庆龄、陈友仁、孙科、宋子文、徐谦等到武汉考察，为迁都作准备。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职权。1927年1月1日正式办公。但是，曾经力主迁都武汉的蒋介石，这时却提出迁都南昌。他截留第二批由广州迁往武汉的谭延闿（国民政府代主席）、张静江（国民党中常会代主席），并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改迁他所控制的南昌。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同蒋介石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使其改迁阴谋未能得逞。2月21日，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结束，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3月上旬，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由南昌到达武汉。
1927年3月间，当瞿秋白踏上江汉码头的时候，距他第一次来武汉已经整整过去十个年头了。旧地重游，时势剧变，已有天翻地覆之感。作为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的所在地，武汉俨然成为革命的中心地。正在启程返国的“左派”领袖，文质彬彬而又高唱革命的汪精卫和他的拥护者们，似乎与长江下游的杀机毕露、摧残革命的蒋介石派形成了明显的尖锐的对垒，以致中共中央机关也准备从上海迁到武汉，并将在这里举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先期到达这里，为的是就地参予指导五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不久，约在4月间，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处于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在轰轰烈烈中，也潜伏着危机。暗里明里的反动派，集中而猖狂地攻击席卷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为了证明农民运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打击这股反动的逆流，于1927年初深入到湖南农村进行考察，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是报告只在《向导》刊出一部分，便被停发。瞿秋白到达武汉，读到毛泽东的报告，表示了钦佩和赞同，并为其被停发表而感到气愤。4月中旬，他把这篇报告交给共产党办的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广为传播。书名改称《湖南农民革命（一）》。这是计划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系列丛书的第一本。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以后各本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4月11日深夜，瞿秋白为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写了一篇热情洋溢而又旗帜鲜明的序言。他写道：
中国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是寇呢？都是失业贫困而暴动的农民。谁是王呢？都是利用暴动农民而得胜的“土匪头儿”。……如今的世界可大不相同了。西洋外国的世界革命起来了，是把俄国的“土豪头儿”，“巨腹贾”的代表——所谓“察尔”（Tsar）也者，和大资本家，一箍脑儿推翻了。这是谁做成功的事？是工人，所谓无产阶级率领的革命呵！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起来，他在城市中的斗争足以率领三万万九千万的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从今以后渐渐的要脱离土匪头儿的利用，他们现在有了新的领袖——工人，这个新的领袖的利益是和他们相同的，是能率领他们革命到底的，不象土匪头儿似的，事成了自己便去当皇帝。……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人说的话！
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事实雄辩的证明，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瞿秋白是彭湃、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中共中央宣传部设在汉口英租界辅义里27号的一栋二层楼房内，楼下是中宣部机关，楼上就住着瞿秋白。他除了负责中央的工作、主持宣传部外，还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工作非常紧张。他到军校讲课时，不得不穿上军服，但回来马上就脱掉，依然是文人风度。这时，正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不时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来。瞿秋白敬佩郭沫若，说他敢于当面拂逆蒋介石，有一种四川人豪放不羁的气概，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
4月初，中共中央派沈雁冰接替高语罕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这个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但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报社社长董必武，总经理毛泽民，而编辑部的编辑人员除一人是国民党左派，其余都是共产党员。报纸的编辑方针、宣传内容也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的。因此，沈雁冰就去找瞿秋白。沈雁冰后来回忆这次相见的情形时说：“我们已有几个月不见面了，不免倾谈一番各自的经历和感受。他精神烁烁，但头发却留得很长，大概没有时间理发。他听说我要编汉口《民国日报》，就说，当前的报纸宣传要着重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他说《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很鲜明，就照这样继续办下去。他对蒋介石的反动很忧虑，说此人十分阴险，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两样，现在掌了军权，又有了京沪杭的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将来后患无穷！果然不出秋白所料，没有过几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身在上海的杨之华，在上海总工会以非凡的活动能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她与瞿秋白保持着书信联系，时常写信告诉他上海的情形。瞿秋白写信要她谨慎地工作，并指出，革命前途远大，但革命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4月13日，蒋介石的军队在宝山路屠杀举行抗议示威的工人群众时，杨之华也在游行队伍当中。在前一天，即4月12日晚上，她接到中央从武汉拍来的电报，要她立即动身到武汉，并且收到了一张长江轮船的船票。杨之华于13日乘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武汉。瞿秋白见到杨之华，愉快地对她说：“我们离别一个月，革命的进展比一年还快！”他取出三个文件交给杨之华。三个文件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手稿和《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手稿。瞿秋白对杨之华说：“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难道他们没有别的什么话要说吗？分开了一个月，却象每天还在一起，除开不断的通信以外，他们的心灵始终是相通相系的，那是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一起了。这两个青年革命家的爱情，是建立在革命第一，事业第一的崇高信念上的。奔波，离索，甚至随时可能遭到的逮捕和牺牲，都不能够迫使他们离开斗争和事业，那怕是后退半步。他们的每一次重逢，又成为新的奋斗的起点。
随着革命的深入，武汉国民政府同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反革命政权，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武汉政府管辖的湘鄂赣三省的群众革命运动，还在继续高涨。4月中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工人阶级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工会组织猛烈发展；武汉工人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人、三千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运动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两湖地区普遍建立了农民武装。4月初，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由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等五人为委员的土地委员会，研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武汉政府处于帝国主义和各派军阀包围，经济和财政面临严重危机。除了进行内部的斗争外，必须设法打出去，发展革命势力，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当时，关于武汉政府的战略方向问题，意见纷纭。瞿秋白早在4月初，就与吴玉章等提出，把第四军调到南京，以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监视蒋介石的行动。因鲍罗廷反对，未能实现。4月16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这时，瞿秋白又提议先打南京的蒋介石，然后北伐张作霖。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张直接由武汉出师河南进行北伐。鲍罗廷主张北伐到西北去，打通国际即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路线；罗易则着眼于布置巩固武汉政府的防线。中共中央内部，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等赞成鲍罗廷直接北伐的主张。蔡和森主张在立即实行土地革命条件下进行北伐。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最后，北伐主张占上风。4月18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军于19日出师北伐。6月初，唐生智军与冯玉祥军会师郑州。
武汉政府的正确的战略，应是周恩来、瞿秋白建议的东征讨蒋，而不是北伐。东征讨蒋之策不被采纳，危害甚大，它使蒋介石得以免除西顾之忧，集中兵力进攻江北，占据徐州，解除北面的威胁，巩固了南京政权。而南京蒋政权的巩固，进一步加紧对武汉的经济封锁，打击和破坏武汉政权，策动军事叛乱，促使汪精卫由动摇走向反动，并影响和拉拢冯玉祥，最终造成蒋汪冯合流，一齐扑灭革命力量。
这时，瞿秋白同陈独秀、彭述之的分歧和争论，逐渐表面化。为了有准备地进行这场不可避免的争论，从1927年2月开始，瞿秋白带病整理了他从1923年到1926年间所写的政治理论文章，和一部分文艺杂著，共约130篇，编成《瞿秋白论文集》，内分八类：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帝国主义与中国；买办阶级之统治；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北京屠杀后国民革命之前途；世界社会革命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赤化漫谈。这是对四年来理论工作的自我回顾。在回顾和总结了过去理论工作的基础上，瞿秋白开始撰写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全文约七万六千字，然后携往武汉，油印成册，准备提交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
1927年3月以后，中共中央委员们陆续集中于武汉三镇，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到3月底只有陈独秀和彭述之了。4月2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自广州经湖南到达武汉。彭述之、蔡和森也先后到达。从4月4日到20日，在武汉连续召开了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的联席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罗章龙、毛泽东、陈延年、彭述之、邓中夏以及罗易、维金斯基、鲍罗廷等。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决定电催陈独秀速来武汉，并把中央迁往武汉。会议决定成立三个委员会，为第五次代表大会准备文件，并通过了各委员会的主持人：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瞿秋白、毛泽东；职工运动委员会李立三；组织委员会张国焘。这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居然在蒋介石即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严峻时刻，于4月5日同从国外返抵上海的汪精卫发表了联合宣言，为蒋介石涂脂抹粉，帮助蒋介石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当陈独秀从上海来到武汉之前，蒋介石已经在4月12日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刀了。上海屠杀发生后，在一次有罗易、维金斯基和张国焘参加的会谈中，瞿秋白以愤怒的语气，指出中共中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的严重打击；广东的党组织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中央领导威信的严重危机。但是这种危机是被人（指维金斯基）掩盖了，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因而无法知道详情，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彭述之而言，也联带指责了维金斯基。在党内，以瞿秋白为代表，一大批同志开始认识到中央领导上的右倾错误，并开始要求改变右倾错误路线的指导。
4月中旬，陈独秀抵达汉口。下旬，中央召开预备会议，就第五次代表大会日程、报告和会务机构等进行讨论。在讨论党的工作总结时，对中山舰事件、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事变等重大事件中党的指导方针，发生了争论。陈独秀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并盛气凌人，训斥别人。在素以家长自居的陈独秀看来，党内和他能够并驾齐驱的人，只有李大钊够资格，其余的在中央领导层的人，不过是他的学生、翻译或顾问，根本不放在他眼里。陈独秀的得力助手彭述之，处处维护陈独秀的家长之尊，同时紧紧抓住陈独秀，挟陈以自重。动辄说：“老先生（指陈独秀）的意见同我一般。”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非他莫属。因此，在党中央领导层中，与右倾错误进行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预备会议没有结果，瞿秋白心情很沉重。他预感到问题不易解决，但这一场斗争必须坚持到底。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谄疾忌医。
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Bogdyhanism）的斩首。
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如果再不明白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①
①《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第717—718页。
这是极其宝贵的，大无畏的，捍卫真理的献身精神。瞿秋白正是抱着这种精神，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开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学校举行后，第二天便移到汉口的黄陂会馆。在开幕式上，陈独秀担任会议主席。共产国际代表致祝词，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国民党要人谭延闿、孙科等与会表示祝贺。过了几天，汪精卫也专程到大会发表了演说，受到热烈的欢迎。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表五万七千九百多名党员。这是自建党以来一次空前盛大的集会。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总结过去的工作，讨论革命的发展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陈独秀代表中央作了报告。报告回顾了1925年1月党的四大以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说明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陈独秀在说明中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没有进行认真的检讨；对“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革命中出现的严重危机，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报告中，陈独秀提出目前的工作应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而不是“加深农民革命”。他提出，广州、上海、汉口及其他工业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势力强大，革命阶级无力与敌人对抗，因此应先退到西北去。这个意见是与鲍罗廷一致的。报告共分十一部分，讲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土地、军事、政权、财经等问题，似乎面面俱到，又都没有明确具体可行的答案。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报告中，陈独秀没有自我批评的诚意，毫无承担责任的决心；整个报告缺乏一种除旧布新、振奋前进的决心和信心，以致使听报告的代表们，都感到不满和压抑。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地说：“糟糕！”表达了他的忧虑和愤慨。瞿秋白默默地抽着烟，沉思着。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扉页上印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代表们看到这醒目而尖锐的标题，发出了会意的笑声、议论声，会场出现了活跃的气氛。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的好，写的尖锐。问题也提的明确：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领导的人怎样？问的实在好！”
这本小册子，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愿，反对机会主义的呼声。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彭述之否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以此作为放弃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依据。他说：“无产阶级客观上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①，既是“天然”的领导者，自然不用去力争领导权。瞿秋白指出：中国民族工业资产阶级来源于“商业资产阶级的投资；工业地主土豪阶级的经过商业化而渗入工业，甚至于买办阶级的部分的工业化；再则，有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加入工业之中当小股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发展，也和他在经济上发展的阶段是相应的。经济上他从商业渐进于工业；政治上从革命渐落于妥协。”“中国无产阶级政治斗争——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以及他们的经济斗争罢工运动，足以领导一般平民群众，这对于资产阶级是多么可怕呵！所以他们急急乎要保存并抓住革命的领袖权，于是乎他们‘左倾’了。尤其是五卅运动初起，上海的资产阶级积极起来，便修改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对外条件；不久戴季陶主义便出世，国民党内形成新右派。新右派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很显然的；他们努力想取得学生群众，想取得革命方面的军事势力，于是广州的‘三月二十日’便发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戴季陶主义以前便已经有了：从排满主义，军阀立宪主义，国货主义，商人政府主义，一直到戴季陶主义，虽然经过许多流变，然而终归是民族改良主义，终归是和民族革命主义对抗的，终归是反对彻底的民权主义的，自然更是反对阶级斗争而力避国际主义的。”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是不同的。但是，必须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营垒的危险性。瞿秋白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怕，不在于他的‘绝对反革命’（中国现状之下既有带民族性的资产阶级，事实上还不绝对的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怕，却在于他带着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来参加革命。……他的口号在某种条件之下，譬如无产阶级政党事实上不去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等类的条件之下，有时很可以领导着小资产阶级。”
①《六大以前》，第691页。
民族资产阶级何以要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呢？瞿秋白指出：“他要争得这领袖权，以造成他和帝国主义及地主阶级妥协之资格”；民族资产阶级幻想“和帝国主义协商改良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形式上的独立国家”，而实际上，中国必将“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附庸”。根据当前的形势，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毁于一旦，人民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第一个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事实上，由于下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增加。一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诱惑，“因为帝国主义受革命的怒潮打击时，往往要找做扑灭革命的第二工具（官僚买办阶级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时‘太白了’，太显露了）”。二是内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机关中机会主义的妥协政策，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天然”就有，而是要在斗争中努力夺取。瞿秋白辛辣地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和‘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
当时，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的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认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应当联合的唯一民主力量，而抛弃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抛弃工人群众。瞿秋白指出：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我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妥协动摇进行斗争，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面目，已使小资产阶级部分地脱离他们的影响。但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似乎被革命吓坏了，重新又去负荆请罪；于是实际上形成这样一种景象（如柳亚子所说）：我们将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手里夺出来之后，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两个奶娘争夺一个小孩子，新奶娘夺到了又不管，反去和旧奶娘讲和了。难怪小资产阶级之中，一部分消沉下去，一部分仍旧回到大资产阶级怀里。这客观上是出卖革命的策略。”瞿秋白列举了1923年至1927年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事实十七例。“将这些事实一一胪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掌握革命武装。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对农民问题给以极大的重视。他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错误地“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有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他们这样作是害怕得罪资产阶级。早在1926年9月，北伐军已到汉口，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上，彭述之竟说：“中国革命难道是农民革命？”②维金斯基也说：“现在应在无党农民中让出一大部分给国民党左派”。维金斯基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从帮助中共建党时起，大部分时间生活工作在中国革命的环境中。但是，他实在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太隔膜了，以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在几乎整个中国大革命期间，都赞助和支持了中共党内的右倾错误，这的确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事。瞿秋白对维金斯基的意见是不满的，他带着激愤的情绪质问道：“让给谁？让给顾孟余吗？他说农会是土匪。让给甘乃光吗？他说不要叫耕地农有！”党的机会主义政策，已使“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让资产阶级安然指导革命”。
瞿秋白指出：中国“‘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军阀统治，实际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小地主（土豪士绅）阶级之政权，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都处于地主阶级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度的剥剥和压迫之下。农民的革命要求，如耕地农有，土地国有，农民政权，赋税统一，很明显的是最民权主义的要求”。革命党对地主阶级的进攻，是为了农民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农民佃户自己动手夺取耕地的行动，革命党人不应该惧怕，而应努力去组织和领导这种进攻。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主要的目的是要代替他而自己取得‘自上而下’影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联合战线），应当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便有与民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的天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汪精卫集团日益动摇；党内机会主义者主张停止土地革命，规定工农群众运动需由国民党监督和指挥。瞿秋白反对上述错误，提出“必须深入革命：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①。马日事变发生后，瞿秋白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及农运负责人的会议，他明确主张用进攻手段反击许克祥和右派的反革命暴乱，指出：“无论如何不能认‘过火’的错，不能‘静候解决’，是要进攻”②。
①②瞿秋白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附录。
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是武装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实行武装斗争。他说：革命战争的军事行动之特殊方法，也是殖民地农民革命的特征。当前，军队是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劳农平民决不能放任他永久的握住这些武力；劳农平民应当取得这些武力，然后能真正建立革命的独裁制。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更加是以征取革命军队为入手的主要方法。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就不能得到革命的领导权，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征取革命军队是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他要求无产阶级切实抓紧军队工作，使军队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使军阀掌握下的军队变成革命的军队。他说：应当百倍于现今的进行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协同左派，领导左派，去巩固革命势力于兵士群众之中；不但如此，还要和农民对于驻在地军队一样，使工人群众（不仅只是工会）与各城市驻扎的军队发生密切的关系，实行经常的有系统的群众政治宣传。要建立农民的武装，要对红枪会、土匪以至反动军队进行工作，使之接受革命的影响，争取他们站到革命方面，实现“兵民联合杀军阀”。要组织工人武装，这些武装不但应当是工会的纠察队，而且应当是保护各城市中革命的胜利（所谓‘革命的治安’）之民警署，直隶于市政府的。这当然是常备的组织。春夏之交，反革命武装暴乱频发，武汉政局动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严重危险的关头。瞿秋白5月20日写了《论中国革命之三大问题》一文，对于革命武装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系问题，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
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权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外的，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份继续由真正忠于革命的成份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关顾劳动群众的利益。
总之，无产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无产阶级还应当懂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中国无产阶级要在党领导之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最后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否则，第三国际不能容纳如此之孟塞维克病的共产党，第二半国际早已因同病而死了，第二国际因为中国革命反对其主人，虽同主义而不敢要，第四国际也许因为我们得苏联之助而反对。如此，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罢！
瞿秋白对彭述之主义，即陈独秀主义的批判，尖锐泼辣，旗帜鲜明，而又有说服力，有力地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保卫了中国的大革命运动。
瞿秋白的主张，得到了不少同志的赞同。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同志也都有力地揭露和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一般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否定了“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通过了一些与陈独秀右倾主张相对立的决议案，但是很不彻底，因此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陈独秀本人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党内的权威的影响，似乎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当然，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陈独秀本人的权威，因为还有比他更大更有势派的权威。一年之后，瞿秋白把这个问题，公开地揭示出来了。他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五次大会中正式声明：“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的斗争，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于是五次大会“只落个模模糊糊的一种概念：以前仿佛也并没有什么机会主义存在，以后也仿佛并不是需要党内思想上政策上新的改变”。五大空气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底的万岁。”①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4月12日）。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都无法彻底解决党的领导人的错误，那么，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势必越走越远，终于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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