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离苏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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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领导团的工作

张太雷离开苏联回到上海,又回到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故郡,又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亲人同志,听到了乡音,被乡情所包围,感到这一切是那么熟悉亲切,那么温暖舒畅。

在张太雷离乡去国的这一年里,国内情况的变化也是很大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中的大多数加入了国民党,经过他们同进步的国民党人共同努力,国民革命的影响从中国的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中国国民党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大部分党员是工农分子和青年学生,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1924年5月,广州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为革命培养军官和骨干。

在工人运动方面,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中的共产党员,积极领导广东地区工人斗争,各地工人运动都有很大的发展。农民运动也得到有力的推动,逐步开展。国内革命运动,一片蓬勃发展的势头,使得张太雷满心喜悦,备受鼓舞,他也以充沛的精力,旺盛的斗志,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

中国共产党让张太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他和刘仁静、邓中夏等人研究组织团的日常工作,并且为青年团的四大召开,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张太雷撰写了《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世界政治经济之观察及其现在之策略》、《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殖民地之新决议案》,扼要地介绍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和内容,除了对党中央作汇报外,还将它发表在当时青年团的不定期刊物《团刊》第十期上(9月11日出版)。

第二节 续编《向导》

张太雷受命继续担任《向导》编委,除审阅编发来稿外,还结合时政形势,根据斗争需要自己动笔写稿,自1924年9月到12月,在《向导》上刊登的有六篇,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有理,短小精悍,针对性强的政论性文章,角投枪,似匕首,投向敌人,惊醒群众。

9月17日发表在《向导》83期上的《帝国主义计划中之共管中国的方式》,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所主张的联邦政府就是军阀商人混合的政府,而完全听命于帝国主义的指挥。”他号召广大人民集中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努力打倒一切军阀与一切帝国主义。9月24日在《向导》84期上的《罗素与字林西报》,认为罗素所讲中国军阀互相争夺,使得列强得以干涉中国政治,是讲了真话,批评《字林西报》对罗素这名话的错误指责。本书前面曾讲过,1920年下半年罗素来华讲演,散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张太雷曾经批驳过他的谬论,然而这次罗素说话有理,张太雷不仅同意他的观点,并且在他受到错误指责时,替他辩护,这充分说明,张太雷是坚持真理的,只要你说得在理,符合客观事实,我就赞成,即使话语出自敌对者,也不能歪曲真相,恨鱼殃池。他这种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高尚品质和豁达气度。

在10月8日出版的《向导》86期上,张太雷又以大雷为名,发表了《辛亥革命在中国国民革命上之意义》,肯定了辛亥革命推倒清朝的功绩后,毫不隐讳地指出它的不足和局限:“辛亥革命在中国国民革命上不能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因为第一,他没有把外国帝国主义当做革命的对象,而是一种纯粹的对内的民治主义的革命,第二,就是这样亦没有能保持完全革命的态度而倾向调和。”联系到他在1923年6月13日所写的《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文中提到:“中国国民党辛亥革命以来十二年的奋斗一无所成,因为他完全和国民断绝关系,而只知道和军人政客交际。”还有同年同月所写的《国民党目前之两种责任》一文中,所写“国民党应当起来领导国民争夺政权;不应当被人民遗弃在后面跟着走,失掉自己的领导地位,放弃领导就是放弃自己的责任;国民运动如若走迷了道路,国民党应负这种错误的责任。”这些都是对孙中山的批评和建议。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太雷的“我爱我师,更爱真理”,具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坦城和正直的品德。

张太雷对孙中山是始终崇敬,一贯尊重的,对他的一生作了正确恰当的评价。张太雷在孙中山逝世一年之后,于1926年3月12日写了一篇《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发表在《人民周刊》第5期,文章指出孙中山能够依靠群众,建立有纪律的党,联合苏联及世界被压迫民众共同奋斗,这是孙中山主义的精髓,是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策略。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伟大领袖。在孙中山活着时,张太雷写文章向他提建议,或者批评他,是为了他修正错误更加伟大。而在他逝世后,写文章对他的功绩加以肯定,是为继承他的遗志,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这段时日,张太雷除了编《向导》之外,还担任上海《民国日报》社论委员会的委员,为该报撰稿。在列宁逝世一周年前夕,为了纪念列宁,张太雷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赶译了列宁的名著《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以《马克思政治学》为标题,于1924年1月26日到29日共四天,在《民国日报》副刊上连载,把《民国日报》一度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第三节 再度到上海大学任教

张太雷第二次从苏联返回上海后,继续到上海大学执教,教授英文课。他的英文是十分棒的,会话流利,书写快捷,能够像母语那样运用自如,曾经担任过好几位外国友人的翻译。学生们对他十分欢迎,希望他在教学中讲解英国的文学,介绍一些散文诗歌,像狄更斯的小说、雪莱的诗。学生们没想到张太雷所讲授的教材却是列宁的名著《论帝国主义》(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上课时,张太雷先用英语讲一遍,再用中文加以解释,对英文难懂的地方解说清楚,细致反复,务求听者明白。张太雷讲课时从容不迫,慢条斯理,说理透彻,观点明确,富有说服力,很具趣味性。他从理论上分析帝国主义的实质,阐明帝国主义的前途命运。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阶级斗争的表现,分析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指出他们利用中国封建军阀瓜分中国的情形,认为中国一定要壮大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张太雷每星期上课两到三次,每次讲两个钟头。他不但认真讲课,还喜欢和同学们讨论问题,要求大家把不理解的问题尽量提出来,然后用启发式的教育方法,与大家展开讨论。有时有的学生和他争辩,他从不急躁和生气,总是和颜悦色,据理而论,侃侃而谈,循循善诱,肯定学生观点中正确的部分,指出看法上的错误,让人心服口服,因此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亲密无间。他在讲台上是大家的良师,下课后又是学生们的挚友。他虽然工作很忙,总是要挤出时间到学生中去,和学生们促膝谈心,交流情感。有时还到同学们的宿舍里来,看望大家,嘘寒问暖、关心学生的生活,师生之间亲密无间。

当时学生中有的人对国民党印象不好,认为他们多是一些官僚政客,不愿意当“跨党”的党员。张太雷就诚恳指出,反复强调为了反帝反军阀,必须和国民党联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必须建立。他还要求上海大学的学生,要积极支持国民党的工作,如为《民国日报》和国民通讯社等机构写稿、当记者。还说我们不去干,就会让右派占领阵地。当然要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张太雷既教书又育人,既传授学业知识,又培养思想品质。

第四节 在上海与家人欢聚

家,使人梦牵魂绕,日夜思念,革命者既爱国,也爱家。张太雷第二次出国,在苏联工作一年,未能和家人晤面。回到上海后,又因工作缠身,无法休假返故里探亲,经组织同意,他在9月菊桂飘香的时节,将夫人陆静华及其子女接到上海相聚,住在慕尔鸣路中共中央机关大楼内,与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夫妇作为芳邻,人多气盛,好不热闹。

陆静华已经按照丈夫的建议,学会了绘图和刺绣。来沪后操劳家务之余,还做衣物绘图画。张太雷夫妻合作画了一幅《红梅傲霜》图,由陆静华绣成彩绵,赠给同乡好友瞿秋白,瞿秋白夫妇也合作绘了一幅《翠竹不折》图回赠。当时在同志间传为佳话。

长女西屏已经5岁,会识字看书,背诵唐诗。次女西蕾也有2岁多,走路稳健,说话清晰,会唱很多儿歌。儿子一阳,只有一岁多,刚刚学步。张太雷见到他总是把他抱在怀中,逗他嬉耍。那时他怎能知道就是这个小毛头,16岁参加了新四军,17岁加入了共产党,18岁就将自己宝贵的生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子承父志,是个令人敬佩,永垂史册的热血男儿。

张太雷工作之余,回到家中,妻子贤,子女亲,一派祥和欢乐气氛,一股温馨、幸福的暖流在他胸中涌流,使他欣喜,令人陶醉,也更增添了他做工作的力量,于革命的劲头。可惜好景不长,年底又因母亲生病,张太雷不能前往照料,只好委托妻子代劳。陆静华又带上三个子女返回常州,服侍婆婆。陆静华对婆婆十分孝敬,辛勤照顾,在她的精心奉养伺候下,婆婆薛氏直到1942年72岁高龄时方才离开人世。

张太雷这次和家人团聚,是最后一次,今日沪上一别,从此就再没有和家人见面相聚。

第五节 参加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20人,代表全国党员994人。共产国际派了维经斯基作为代表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这次大会,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指出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要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扩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右派。还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委员9人,候补中央委员4人。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五人组成中央局,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参加了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张太雷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分工负责青年团工作。

第六节 主持召开青年团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为了贯彻中国共产党“四大”的精神,动员全体团员迎接新的革命高潮,1925年1月26日到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代表18人,代表全国团员2400余人。

张太雷主持召开团的“三大”,他作了工作报告,总结了建团以来的经验,也汇报了少年共产国际“四大”的精神。大会通过了《关于C

·P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决议案》、《关于少年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的决议案》、《宣传及煽动决议案》等10多个决议。还通过了新的团章,对青年入团年龄作了修改,把原定的15岁以上28岁以下,改为14岁以上25岁以下。特别重要的是这次大会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为什么要改名称呢?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这样说:“我们决不再沿用以前那种不甚恰当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我们相信为要促成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引导中国的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我们用不着隐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最恐怖的名词,我们正应当很勇敢地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

在团的“三大”上,选出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林育南、陈乔年、李逸等5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张太雷任总书记,任弼时任组织部长,恽代英任宣传部长,贺昌任工农部主任,张秋人任非基督教部主任,并由这五人组成中央局。

到了五月,张太雷因党的工作需要,辞去了团中央总书记职务。七月由任弼时担任团中央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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