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带我们过封锁线

1942年11月，日军已经占领租界，上海全部沦陷，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退到淮南根据地，大部分领导同志和100多名区级和机要工作干部，陆续来到新四军军部附近的顾家圩子，办起了整风学习班。穿军装，学军事（包括射击、拆洗枪枝、掷手榴弹、值夜班警戒、夜行军等），学文件，谈收获，总结工作……军事化的生活，紧张、热烈的气氛，带来了整天的欢声笑语。从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来到这天地广阔的苏北解放区，不仅青年同志们像飞出笼子的鸟儿，就连年长的同志也焕发了青春。

有一天，从军部来了一位服装特殊的男同志，头上戴的是一顶法国式的便帽。他的个头不高，步履轻捷，面容白皙，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眼睛有些眯起，似乎在观察着什么，嘴角含着带有幽默意味的微笑。

第二天下午，此人给大家作关于保密工作的报告。换了军装，戴起军帽，严肃，整洁。站在讲桌后面，没有大声疾呼，没有夸张的手势，没有讲稿，却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报告者说话语句不重复，语言朴素，条理清楚，内容详实，要点明确。只见他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香烟，学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忘了时间，他讲的内容太重要了。

会后，大家议论起来，才知他就是在白区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潘汉年。我们对他早已久仰大名，今天才得以一睹风采。

晚饭后，若是没有布置集体活动，同志们通常是在打谷场上自由活动。有一天，青年同志们缠着省委同志们，要听革命故事。刘宁一没有讲故事，只是唱了一支歌：《少年先锋队》。沙文汉讲了一个故事，不长，同志们听得不过瘾。这时，恰巧潘汉年走了过来，大家又缠着他，要求讲个长些的惊险的故事。他就站在那里讲了起来。故事果然好听。但是后来慢慢觉得怎么这故事有些不合理了，越听越觉得不对头。恰在此时，故事里的主人公在用一把折叠式的老式的剃刀刮胡子，一不小心在自己喉咙上划了一个大口子，到此一命呜呼，故事也就结束了。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他临时编出来哄小孩子的。亏他编得那么活灵活现。我们想，这人如果去写小说，销路一定错不了。

学习班在1943年春节后结束，学员们就要天各一方了。有些人留在苏北工作，有些人去延安，有些人回白区工作。几个需回上海的女同志由于已剪去了烫发而受到批评。头发短了，脸晒黑了，人吃胖了，这副样子若仍由交通员秘密带到上海去，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只有淑英，小徐和我们三人一共5个女同志被分配跟随潘汉年同志回上海。我们利用伪方关系过封锁线，又搞到居民证后回到上海。

出发时，潘汉年从军部带来了一名兼管照顾马匹的警卫员，顾家圩子也派出机要员小朱同志随行照顾。我们5个女同志背起背包，怀着兴奋的心情跟着出发。大家都仍穿着军装，一路上高高兴兴、说说笑笑。潘也是打着绑腿和大家一同步行，丝毫没有首长架子，还教同志们把帽沿翻上去，免得额上晒出一道印来。后来又叫同志们把背包放在马背上，空着手走路更轻松些。

走了两天，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仪征县月塘集。那是淮南根据地最前沿的一个小集镇，为了安全，一行人先不到集上去。晚饭后，地方工作同志来说，伪方人员并未按时前来迎接，当晚不能过封锁线。于是，我们就被安排到一个小山脚下的老乡家中去过夜。

这天晚饭后，伪方带路人仍未到达。于是，我们都聚集在潘所住的老乡家里，听他讲故事。他先讲了《三国演义》里的赤壁大战；又讲了顾顺章叛变后，特科“打狗队”的行动。后来话题一转，讲起他自己从前做文化工作的事。他说，回过头来看看自己青年时代写的文章，真觉得脸红。他还充满深情地说：“我是很喜欢小孩的。想到我自己活到这个年纪还没有一个儿女，真是遗憾。”

第三天晚饭后，带路人终于到达了。我们一行人换了便装，与警卫员及小朱同志道别后就跟随地方工作同志到集上去。那已是掌灯时候，也看不清来人的面孔。一路上，大家加快步伐，默不作声。女同志们拎着随身用的包裹，小徐同志还替潘拎着一个皮包，跟在穿长衫的“潘大老板”后面。走了不知多久，即将到仪征县城，看见城前烧着一堆火，就停下来，由带枪护送的两名伪方人员过去打了招呼，开了城门。一行人进城后，左拐右转地来到一家旅店，住了进去。

第二天早饭后，潘汉年到我们女同志住的房间来，说是他的头痛病又犯了。他说，1936年曾暗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后来又参加国际会议，由于太紧张，连续7天没能睡着，头痛得不得了。”后来经过苏联医生治疗，还每天吃生鸡蛋黄，才慢慢好了。现在几天没睡好觉，头又痛了。于是，淑英赶快向旅馆要来生鸡蛋，用汤匙舀出生蛋黄，给他吃。

这时，前一天晚上带路的伪方“头儿”来说，他已为我们准备了午餐，说潘务必带我们到他家吃午饭。潘说，还是早些过长江为好。可是那人说，上午没有班船，极力巴结，非请我们去吃午餐不可。结果我们都去了。那人很客气，菜很丰盛，还说这是他老婆亲自下厨做的。

饭后，就到江边去等船。约在下午2时，上了班船。到长江南岸，下船处是镇江。我们被招待到金山饭店住下。第二天早上，潘汉年又吃了生鸡蛋黄，后来的两天也是如此。我们没有随身带着派司照片的女同志被领去拍照片，等待领居民证。

午后，潘汉年来到女同志住的房间，说是伪站长夫妇要请吃晚饭，大家都去吧。女同志们表示不想去，不想出头露面。潘却淡淡一笑说：“乘船过江时，早就被人家看清楚了，隔壁就住着‘保镖’呢。”他又看看我们的服装，说要给我们换成好些的。我们穿的衣、鞋是离开顾家圩子时拼凑来的，几个人在一起很不协调。可是，大家觉得既然双方都知道对方的身份，我们就犯不着再为他们而打扮一番。后来，就以这副模样，跟随潘去赴宴。

吃饭的地方在金山饭店的单间雅座里。见面时一看，那位伪站长的妻子打扮得珠光宝气，有事吩咐时，就到楼梯口喊一声：“来人哪！”下面好几个人轰然答应。我们心里暗笑，你越有势力，我们就越安全，在你的势力范围内出了事，你就是冤之头、债之主。

饭后拿到居民证，再等对方给我们买到上海的火车票。既然有“保镖”，我们就索性到街上去看看市容，买了些镇江酱菜。第三天，拿到火车票就离开镇江。上车前，淑英告诉我们，上车后分开坐，不要互相招呼和讲话。小凤在半途下车回故乡去看看家人再回上海。火车抵达上海北站，我们各自平安地回到家里。这一次分手之后，虽然都未遭到敌伪迫害，但再见面时已是“四人帮”倒台之后了、更令人惋惜的是，我们三人再也见不到可亲可敬的潘汉年同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