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 潘汉年和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

林铭纲

潘汉年同志在他充满传奇和神秘色彩的战斗生涯中，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鉴于他长期在国统区、敌占区和香港从事统一战线与秘密情报工作，并且是一位“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①，从1955年起又蒙受了不白之冤，因此他的许多功绩至今仍鲜为人知。他为创建新四军所起过的重要作用，作出的历史贡献，仅仅是其中之一。

①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参加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谈判联络工作，他和精通法语的胡愈之一起离开莫斯科，经巴黎于5月到达香港。

肩负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大使命，潘汉年一到香港便有条不紊地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他首先发信给国民党的陈果夫，要他即派员到港面谈，并派胡愈之到上海同地下党联系，了解党中央和红军到陕北后的情况。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会见各方面人士了解国内情况，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叶挺。

叶挺，这位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八一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的军事总指挥，在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春末夏初出国。他在莫斯科遭到冷遇；在柏林开过饭馆；在维也纳靠卖豆腐维持生计。同年冬，周恩来路过柏林时对他进行了友好的劝导与批评。1932年秋，叶挺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和夫人李秀文一起结束了国外流亡生活回到澳门。在澳门，叶挺没有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后来以客座参谋身份参加过福建事变，失败后又回到澳门，应邀担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军委委员，常到香港联络国民党军队中的反蒋抗日将领。叶挺是在192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①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和党脱离了关系。正当叶挺急切地寻找党的组织，了解党对当前时局的政策主张时，潘汉年来到了香港，并通过何麟（中共地下党员，医生）约见了他。

①见段雨生等著：《叶挺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35页。

5月的一天，潘汉年在香港弥敦饭店同叶挺进行了热诚的交谈。比潘汉年年长10岁的叶挺，倾听这位刚到而立之年、风度翩翩的同志和朋友侃侃而谈。潘汉年依据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的精神，告诉叶挺说，中共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变为联合国民党抗日，从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他诚挚地希望叶挺能够运用他在国民党军队将领中的影响，促进团结抗日的目标早日实现；同时，还希望叶挺在反蒋的两广和其他地方实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们能够同意联蒋抗日。叶挺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张，并愉快地接受了潘汉年的建议。

这是叶挺自从离开党的组织，在国外流亡多年回国后，在香港第一次同中共的重要干部面谈。这次会面，对叶挺未来10年的人生旅程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认为，“正是有了这次会面才有了后来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事情。”①

①见董保存：《叶挺与新四军初创》，载《世纪》1995年5月／6月总12期第22页。

自从潘汉年主动约见叶挺，把党的最新的政策主张告诉他，并且要求他继续为党工作之后，叶挺心情舒畅，情绪很高，遇到熟人常常高兴地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中共）联系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叶挺按照潘汉年传达的团结抗日的政策精神，访问了在苏州、嘉兴、常熟、江阴一带建设防御工程的国民党部队中的老朋友，还同中共华南工委书记宣侠父赴广西苍梧，向李济深等反蒋人士转达了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初，叶挺在澳门会见了张云逸，表示拥护党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愿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春节后，他带了全家从澳门迁到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里。

这时，潘汉年已从陕北保安返沪，受命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并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代表负责同国民党谈判。卢沟桥事变后，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当天，周恩来等赴庐山同蒋介石谈判路经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桥堍新亚大酒店。当潘汉年告诉他叶挺现在上海的时候，他请潘汉年安排与叶挺见了面。他们自从1928年柏林分手后，已有近十年没有见面，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在上海相逢，要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周恩来希望叶挺能够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并且示意他同陈诚、张发奎等人接触，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表示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抗日，并通过他们争取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叶挺很快找到了正在上海的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这位当年保定军校的校友提出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并建议这支将要编成的部队的番号叫做“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表示继承北伐时期“老四军”的优良传统。陈诚对此表示赞同，并向蒋介石进言。蒋介石几经考虑，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的方案。他认为叶挺不是共产党员，是一个合适的人选。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便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通报宣布“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此时尚不知此事。潘汉年得悉后，即于10月5日发出致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的电报：“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部队，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小开五日”“小开”是潘汉年使用最多的一个化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接到潘汉年的电报后，经过研究复电潘汉年，明确表示在下列条件下完全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即叶挺和国民党同意：（一）何鸣部人枪全数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往他处。其他地区游击队，候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

毛泽东还致电博古、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完全受共产党领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是否来延安一次面商等问题。当博古、叶剑英向叶挺转达了毛泽东等人的意思后，叶挺明确表示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经何应钦同意前往延安。

10月下旬，叶挺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诚欢迎与亲自接待。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叶挺将军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热烈欢迎叶挺愿意与我党合作共同抗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召开的欢迎大会，并致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在会上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经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的艰难交涉，组建新四军有关的编制、经费、干部任命等问题陆续得以解决。叶挺军长更以其特殊身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38年1月8日，中共方面提出的要求，以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名义“核定”了下来，批准新四军编为第一、二、三、四共四个游击支队，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队司令。此后，又委任了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等。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办公。2月11日凌晨，叶诞军长一行到达南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闽、浙、粤、赣、湘、鄂、豫、皖八省红军游击队，终于汇成了一支抗日的铁流，在大江南北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胸膛，同日伪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潘汉年和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所作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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