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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农业不堪工业化之重,粮食恐慌有蔓延之势。
陈云甘冒政治风险,选择最激烈的统购统销政策。
吃饭问题是中国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解放前饥荒不断,人民的死活没人管。建国后农业有所发展,但远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落后状态,粮食增产幅度远远赶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导致供需失衡,市场仍然紧张。
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这一年就增加了600多万城镇人口,都要靠国家供应粮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不但挤占了一部分粮食种植面积,还使吃商品粮的农民增加到1亿。为了搞建设,国家还需要出口一些粮食换机器、换外汇。农民过够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土改后生活好了,自己也要多吃些粮食。这一来,粮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从1952年下半年起,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到1953年上半年粮食紧张局势愈演愈烈,抢购风迅速由局部向全国各地蔓延。河南省南阳市各供应点经常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这年春天,在产粮大省江苏,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抢购囤积,一些农民也惜售待沽。
经济刚刚恢复,大规模建设又紧锣密鼓,国家财力捉襟见肘,既无力与投机商高价竞购粮食,也难以给城镇居民提供补贴。这样一来,即使在产粮区国家也收购不上粮食。粮食部门购少销多,逆差急剧扩大。一些城市的粮食已开始严重不足,如北京、天津的面粉就到了不得不配售的地步。在受灾地区、小城镇已发生混乱现象。
1953年9月,陈云连续十几天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过去所提的征购办法,也被提出来讨论。大家原来考虑到这个方案的强制性,可能会超出农村干部以及农民的接受程度,所以粮食部原先提交给中央和财经会议讨论的方案中,都没有提到征购。
经过讨论,大家议出了八种方案:第一,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售,农村不征购。第二,只征不配。就是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给。第三,原封不动。就是继续采取自由买卖的办法。第四,“临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搞征购。第五,动员认购。就是层层下达控制数字,然后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第六,合同预购。就是每年在春耕前由国家同农民签订预购合同,秋收时按合同交售。 第七,各行其是。就是不搞统一的办法,由各地根据情况制定办法。第八,又征又配。就是在农村里实行征购,在城市里实行配给。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权衡,陈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将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办法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
对于这个办法,陈云也不是没有顾虑的。这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刚刚因为新税制问题挨了批,但那只涉及国家与大批发商的关系,影响有限。粮食问题可是跟谁都有关系,万一出漏子,那后果不知比新税制要严重多少。陈云后来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
但是,舍此以外,别无他法。粮食不统购统销,国家工业化的大局就没法保证。陈云抛弃了个人利害得失的顾虑,毅然挑起了统购统销这付危险的担子。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泽东让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决议。
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称不好听,希望改一个名称,当时的粮食部长章乃器想了一个名称,把在农村实行征购叫“计划收购”,大家觉得这个名称比较好,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售也相应地被称为“计划供应”。两者简称“统购统销”。
会后,中共中央于10月16日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于11月23日发布了相关命令。
粮食统购统销,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由于陈云充分考虑了粮食统购统销需要调节的几方面关系,它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影响和冲击。
然而,作为特殊时期实行的一项特殊政策,粮食统购统销后来持续之长,范围之广、措施之严格、对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之巨、时间之长,远远超乎陈云的意料之外。其原因,主要是长期“左”的经济政策,不从保证有吃有穿的基础出发,急躁冒进。粮食供求矛盾一直得不到缓解,统购统销政策长期未能调整,反而日益强化。这样虽然基本保证了国家的需要,但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是违背陈云设计这一政策的初衷的。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实行32年之久,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保障了城镇居民供给、维护了经济和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突破,每年还有大量粮食进口,粮食统购才逐步为粮棉合同定购制所代替,粮食统销制度也逐渐废止,但粮食生产和经营至今仍然是国家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商品,并在继续探索有效生产经营方法。
粮食统购统销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三大改造一起,被称为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战役”。这一重大决策的制定,充分体现了陈云所倡导的“交换、比较、反复”的决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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