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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比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关头，“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
这时，叶剑英仍在西安，工作更加紧张忙碌。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各界抗日爱国人士频繁交往，昼夜接见各方面、各阶层代表，听取他们的呼声和建议，商谈抗日救国的办法。7月9日，他将西安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意见概括整理成四点建议，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四点建议是：促请南京政府派部队增援在卢沟桥奋起抗战的二十九军；红军立即作准备增援华北的动员；向在卢沟桥英勇抗战的二十九军致电表示支持和慰问；派人前往华北，组织抗日义勇军。毛泽东当晚即电复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我们同意他们的各项要求，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与政府、国民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
叶剑英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以中共和红军代表的身份，继续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第一厅厅长侯成如以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部队保持联系，就国共两党合作、红军改编与使用等问题，进行会谈，并将谈判情形和有关建议及时报告给党中央。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抗战的决心。叶剑英在分析蒋介石的谈话内容和当时形势的基础上，于20日致电毛泽东、洛甫（张闻天）：中央社发表蒋17日对卢沟桥事件的谈话，极为重要，我党应有所表示。
党中央、毛泽东完全赞同叶剑英的建议，电告叶剑英：拥护蒋谈话通电，准备数日内发出。根据新情况，党中央拟发表第二次宣言。7月21日，党中央正式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叶剑英见电后立即复电中央，表示完全拥护，并进一步提出：“目前应发动全国抗战。只有发动全国抗战，在抗战过程中团结全国，才能取得民族解放战争全部胜利。”
7月31日，叶剑英与蒋鼎文继续会晤，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改编至8月上旬可以完毕。改编后的指挥机关，按照中共中央意见，朱德、彭德怀任正、副主任。不能以“改编红军”为名而不设指挥机关，由蒋直接指挥。会谈中，叶剑英得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将召开国防会议，蒋介石有邀请毛泽东、朱德赴会的意图，便以“万万火急”电报致中央书记处：“蒋目前的困难是平津陷落，和平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后方无一省一军不拥护中央，蒋无可借口，亦无谎可说，蒋只有决心抗战才能维持统治。国防会议的做法是要抗战，大家一致来抗，毛、朱已在被请之列。我想毛不必去，朱必须去。免为人所借口。”中央确定派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8月9日，朱德、叶剑英在西安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同机飞往南京。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分别发言。8月13日，周、朱、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们已渐取得公开地位，南京各要人及刘、白、龙①等均见过。”随后，叶剑英被邀请出席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的讨论会。在会上，他就“政略战略”等问题作了长篇发言。
②
叶剑英首先对中日战争中的敌我力量、国际因素以及战争的发展进程，作了分析和估计。他指出：我之战略重点若放在上海方面，即使取得胜利亦不能扭转全战局：如果将重点放在平绥线，则可转移全战局，并能破坏敌人的整个计划。战争将是持久的，我们不仅要动员国内力量，而且要大力争取国际援助。
叶剑英在谈到战略与战术关系问题时说：“虽战略上持久，但战术上仍应采取攻势，以求速战速决。战略上虽采取内线，但战术仍应取外线，随时包围敌人。故，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广大民众之运动战，以此三原则以行作战。”
叶剑英在发言中，还谈到武装民众、政治工作、粮食补给以及创办专门刊物，介绍中国抗战及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西班牙抗战的经验等问题。①叶剑英的发言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周、朱、叶出席会议和进行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南京逐步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在会议期间，叶剑英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同南京党政军各界要人以及冯玉祥、刘湘、唐生智、白崇禧、龙云、张发奎、黄琪翔、黄绍竑等将领会晤交谈，积极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②从接触中，他亲身感到，南京主战空气越来越浓，主和者不得人心。对于蒋介石的抗战态度和军事部署，也有了进一步了解，心中有了数。国防会议结束后，叶剑英等即搬入南京中央路鼓楼附近傅厚岗66号（现为青云巷11号）办公。以后在此正式设立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同一天，叶剑英和周恩来、朱德就同国民党谈判条件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一）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二）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三）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四）催促南京发表红军改编后正副指挥的任命。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奔走于国民党军政要员之间，积极开展团结抗战工作。
他们多次同何应钦、蒋鼎文等会谈。一次，周、叶应何应钦之邀赴宴。正在用餐中，蒋介石打电话给何应钦。何接完电话回到席边，大声说：“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委员长说要坚决抗战啦！”周、叶当即说道：“如果蒋先生真能坚决抗战，那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何应钦接着说：“敌人在上海都打①“刘、白、龙”指刘湘、白崇禧、龙云。
②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的资料，1985年11月。
①叶剑英在南京军政部讨论会上的发言，1937年9月5日。
②访问侯达、沈永椿谈话记录，1987年12月。
我们了嘛，我们还不抵抗？”叶剑英说：“如果不抵抗，大家都要当亡国奴了！”①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的训令》，提出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合法地位。要求国民党迅速公开发表中共宣言，同时要求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开边区组织和指挥部；承认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以及立即发给红军以平等待遇之经费和补充器物等各项条件，以便红军早日开赴前线杀敌。根据《训令》提出的原则，周、叶与国民党当局经过反复谈判，就一些重要问题达成了协议。其内容包括红军改编后的名称、人数、编制，正副总指挥人选等。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等交涉商谈，达成了中共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协议。又同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实力派商谈在南京、兰州、武汉、衡阳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红军办事处，以及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3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还特意会见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双方商定互派人员建立联络关系。事后中共中央派罗世文等到刘湘处工作。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25日。
当时，在南京“首都反省院”关押着一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同志。从“西安事变”和平谈判开始，中共中央就把“释放一切政治犯”作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一项重要要求提出来，进行多次交涉。“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各阶层民众一致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压力，释放了一批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刑期较短的政治犯，但对一些“重要的政治犯”却不予释放。
“八一三”之后，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释放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高，监狱难友强烈要求出狱，到前方打鬼子去。请愿、绝食、抗议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和叶剑英想方设法了解监狱难友情况，并利用谈判机会，多次进行公开交涉，营救披关押在南京几个监狱里的同志。8月18日，他们驱车来到“首都反省院”看望狱中难友。到达之后，他们首先向反省院院长提出，要看望夏之栩、王根英和熊天荆。院长派人把3名难友带来会见。据夏之栩回忆，周恩来、叶剑英一见她们便笑着说：“你们还认识我们吧？”夏之栩等人激动地说：“认识！认识！”接着，周恩来和叶剑英问道：“这个反省院关了多少人？还有我们认识的同志吗？”她们答道：“大概关了100多人，男的多，女的少，很多人改了名字。”这时，周恩来问陪同在一边的该反省院院长说：“她们出去，要办什么手续？”那院长说：“哎！
填个保单，她们就可以走。”周、叶说：“我们保行不行？”“你们俩位保还不行呀！没有话说。”随后，周、叶提出要去看望其他难友。那院长满口答应，并马上命令看守，要他们把各监牢里的人全部带到大礼堂集合，说是周先生，叶先生要看看大家。很快，周、叶和大家见了面，向大家表示关心和问候，并且简要他讲了国际形势和国共合作的问题。周、叶讲话以后，当即作保，先将夏之栩等3名同志接出了反省院。接着，周恩来、叶剑英指派人员专门到几个监狱调查核实，然后，开列出名单，向国民党要人。不久，周恩来离开南京这项工作就由叶剑英主持，继续与国民党打交道。经过多次交涉，将500多名难友从国民党监狱中救出。其中有共产党员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彭镜秋、黄文杰、王鹤寿、刘顺元、郑绍文、曹瑛、赵希愚、谭天度、萧桂昌、顾玉良、周云德、陈曾固、喻屏、陈春林、熊有清、陈霖、何洛等。这批人出狱后，大部分经西安转送到了延安，一部分送到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办的训练班学习，少数就地分配了工作。后来，他们中的少数人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大多数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谭天度老人在百岁诞辰时，向来祝寿的同志们说，我能活到今天多亏当年周恩来、叶剑英解救10年牢狱之灾！
1937年8月21日，周恩来离开南京去山西。此后，在国共两党谈判中一些未能解决的遗留问题，由叶剑英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和交涉。在周恩来离开的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中共在西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正式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11日，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隶属第二战区，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改编后，各师在总指挥部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中共中央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10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正副参谋总长程潜、白崇禧：“兹派职路参谋长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后钧部所发与职路之一切军需、军械等概由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署名领取，特电谨呈备案。”
叶剑英作为中共和八路军驻南京正式代表，与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等，以公开合法的身份，遵循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各项指示，积极地开展工作。
全面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内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就大造舆论，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苏维埃政府改为边区政府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
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在南京向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发表谈话，进行辟谣。叶剑英严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加强团结，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是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平等合作的关系，不存在共产党对国民党投降的问题。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并不是因为改变了主义，放弃了原则，相反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才这样做。国共两党，不但抗日时可以合作，就是将来抗战胜利后进行国家建设，也可以合作。叶剑英痛斥谣言制造者们说：“现在谁反对这个合作就是汉奸，谁破坏这个合作就是为敌人效劳。”
为了进一步揭穿谣言，叶剑英采用各种方式，宣传八路军的抗战战绩。
平型关首战告捷，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却避而不谈。有些记者问宋美龄，在平型关打日本的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宋竟予以否认，公开撒谎说是国民党的军队。对此，叶剑英在南京特意接见《京华晚报》记者，畅谈山西战局和平型关大捷的真相，实事求是地宣扬八路军在抗日前线所发挥的作用，提高了八路军的声望。
叶剑英还根据党中央指示，就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9月下旬，叶剑英和秦邦宪与国民党代表经过谈判，商定将南方8省区中共游击队的主力编为1个军。9月底，蒋介石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秦邦宪、叶剑英将此事向中共中央报告后，中央电示：叶挺须来延安会谈后，可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当地游击队，并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10月2日，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叶剑英：“令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的游击队改编问题”，指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项英到南京后，会见秦邦宪、叶剑英，共同商议南方各省游击队面临的形势及改编意见。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叶剑英和秦邦宪告诉项英，应注意保存南方原有的战略据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放弃独立自主原则。在此期间，叶剑英、秦邦宪、董必武共同商议鄂豫皖边区高敬亭部和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改编事，并向中共中央建议：“南方各地游击队，似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①项英于11月7日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新四军组建等问题。叶挺也于11月初去延安，返回南京后找叶剑英，具体商谈成立新四军问题， 21日两人面见蒋介石会谈。项英、叶挺从延安回到武汉后，立即着手筹建新四军军部。
这一时期，叶剑英还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并就陕甘宁边区、海南岛游击区的特区范围和急需的经费，以及太原失守后的战略部署①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纪念馆查阅的资料，1985年11月。
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②根据谈判进展的情况，叶剑英和秦邦宪致电中共中央，预测国共两党关系有趋于恶化之势。毛泽东于11月11日在该电文上批示：“国民党自大主义依然十足，国危至此，还是统制政策不变，我们唯有坚持原则立场，逐步前进，最后冲破国民党的统制。”
1937年11月，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日军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后，立即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虽然在南京外围同日军进行了多次战斗，给予敌人一定的杀伤，但终究不能阻挡多路日军的猛烈攻击，节节败退。叶剑英与李克农于11月12日给毛泽东、张闻天的一封信中叙述当时情形写道：“胡宗南、张发奎、薛岳三部均受了相当损失。薛岳本人曾泅水五次脱离敌人，黄琪翔也几乎是只身幸免。现在敌人分三路向南京前进，一路由江阴以海军突破封锁线赶南京，一路由长兴、吴兴赶芜湖企图包围南京，正面则沿京沪路向南京推进。闻已决定南京不采取死守方针，现在南京城防司令由刘湘指挥，城郊司令由唐生智指挥，白崇禧本人则暂留南京，指挥防守南京的总的方面。南京街道上已在开始架设铁丝岗，秩序紊乱。”国民党军丧失斗志，南京市民怨声载道。
当时南京的特务和亲日派乘机掀起一股猛烈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浪。叶、李在信中说：“CC与汪精卫亲日派之活动日来更是活跃。现在他们正拼命宣传我八路军之胜利全属‘宣传’，并有谓‘八路军军费十分之一是作战，十分之九用作宣传’等等。南京18日中央日报上且公开发表社论，谓‘某些游击部队活动之宣传与游击战术之说，不必过份估计’。汪精卫则公开宣称：‘沉着工作较之热烈宣传更为重要，只唱高调不负责任的人，只晓得民众大会，不值得一辩。’”叶、李在信中报告说，鉴于南京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员均已撤离南京，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也准备撤离，“将于22、23日由陆路经芜湖转赴武汉。”
并对潘梓年、章汉夫和报馆人员的撤离步骤和路线作了妥善安排。
②访问马白山谈话记录，1981年12月。
1937年11月下旬，叶剑英同办事处人员一起撤离南京。他们乘汽车经芜湖抵达武汉。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三镇，曾是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南京失陷前后，这里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和全国性的救亡团体以及军政要员、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均云集于此。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已先期到达武汉。10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正式成立，地址在汉口安仁里1号（后迁至中街89号，现为长春街57号）。李涛，钱之光先后任办事处处长。①叶剑英到达武汉办事处，立即着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开始了紧张的工作。12月7比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博古和周恩来，在详细地分析了国民党内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情况后，得出结论说：“目前形势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只有从各方面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战争，才能使国民党从亲日派中脱出抗日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团结，才能另来一套新的做法，使战争形势转向胜利。” 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
12月21比国共双方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问题达成协议，参加委员会成员中共方面为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蒋介石表示：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等同中共代表团共商一切。
12月23日，叶剑英出席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的联席会议。
会议认为，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领导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二者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中央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由项英、秦邦宪、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长江局下设秘书处，李克农任秘书长；参谋处，叶剑英任参谋长；民运部，董必武兼任部长；组织部，秦邦宪兼任部长。会议并决定将以上各项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会议还重点讨论了新四军问题，认为：南方各地区的游击队应迅速集中，全部开往抗日前线；作战地区可以浙赣铁路划界，路北为第一战区，路南为第二战区：江南部队在各战区的分布数目待部队集中后再定。
会后，叶剑英同周恩来、董必武、项英、叶挺等商谈组建新四军军部等问题。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叶剑英常到新四军军部和叶挺家中，与叶挺交谈抗战形势和任务。①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后，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办新四军驻汉办事处的一切工作。
1938年，随着战争形势的日趋复杂，叶剑英在武汉的工作更加紧张繁忙。他身处同国民党谈判交涉的第一线，既要同王明、周恩来、秦邦宪、董①在中共湖北省委档案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查阅的资料，1993年5月。
①访问廖似光谈话记录，1991年5月。
必武一道，出席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讨论有关军事和其他各方面的问题，又要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谈判有关共同的政治纲领以及团结抗战、边区地域、政府组织、军队扩编、财政供给等一系列问题。在谈判中，叶剑英分析日军进攻的形势，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电提出的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和华北、西北设防的意见，想方设法转达给蒋介石。与此同时，还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商谈救国救民的大事。为此，长江局专门设立了“友军工作组”，在叶剑英等领导下专做军事统战工作。据李伯球回忆，叶剑英和周恩来在武汉先后接见了川军邓锡侯、刘文辉及滇军龙云的代表等，交谈合作抗日、互相帮助问题。与卢沟桥抗日名将何基洋洽谈后，介绍他去延安参观访问。在台儿庄战役中负重伤的国民党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来汉治疗，叶剑英闻知后，立即与董必武等去医院看望慰问。陈深为感动，诚恳表示伤愈重返前线后，加强国共合作。他升任副军长后，继续与共产党保持联系，合作抗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还与一些战区司令长官联系，商谈在该战区所在地设立“民众动员委员会”、“抗敌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团体，开展抗日宣传、组织等工作。叶剑英还应邀为国际反侵略宣传周“儿童日”、《新华日报》创刊题词，给坚持在前方抗日的将士写信慰劳，等等。按照党内分工，他还要向党中央随时报告战事进展情况，并提出各种建议。
1938年1月初，叶剑英受中央委托，陪同周恩来、董必武向新四军第四支队负责人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要第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他还先后到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七里坪主办的游击战争训练班和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主办的短训班、冯玉祥在武昌的手枪营，主讲《论持久战》和游击战术的课程，对官兵和青年学生们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教育。5月，徐州失守后，他又与周恩来一起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等传达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贯彻执行。河南省委根据指示，对广泛开展全省各地的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并动员1万多城市工人、学生、革命分子回乡开展工作，沿陇海、平汉线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以后省委又派萧望东率部队从竹沟挺进豫东敌后，成立新四军游击队，将工作重点逐步移向豫东，开创苏鲁豫抗日根据地。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长江局加强了对中南、华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广州失陷前，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尹林平请示长江局，要求加强农村工作，建立农村小块游击区，组织和扩大工农武装，准备打游击战。
负责军事工作的叶剑英立即复电同意，并作了具体指示。叶剑英还与香港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开展统战工作。
这期间，叶剑英与周恩来一起，多次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华北战局；同蒋介石、何应钦谈判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武器和技术人才等问题。然而，这一问题由于蒋介石的有意拖延，始终没有得以解决。
由于历史原因，叶剑英在国民党军界，尤其是在上层高级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一些真心抗日、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都十分愿意找他交谈，听取这位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意见。3月上旬，桂系将领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特意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自己的住处，诚恳地请教五战区对日作战方略等有关问题，周、叶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部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从华北南下的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后来，周、叶还亲自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给白崇禧，向他详尽地解释这一著作在整个抗战中的战略意义，白将此书印发给桂系师长级军官阅读。白崇禧走后不久，周、叶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这些建议为白、李两人欣然采纳，客观上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周、叶还会见时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谢和赓，对谢在广西的工作作了明确指示。他们还派张友渔到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李世璋那里做设计委员，以便加强同程潜的联络工作。①叶剑英在武汉同各方面的接触很多。他不但派干部到新四军，动员一些青年学生去解放区，利用各种机会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还要做海外华侨的工作，与宋庆龄、何香凝密切交往。抗战当中，海外华侨捐献了大批钱物。
这与叶剑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为了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坚持抗战的影响，叶剑英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演讲，宣传和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据马海德、爱泼斯坦、郭庆兰（柯棣华夫人）回忆，叶剑英还同周恩来、秦邦宪分别会见国际友好人士斯诺、艾黎、斯特朗、马海德、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同他们亲切交谈，宣传抗日，争取国标支援；他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阿尔泰·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卓克华（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他们都在自己名字后加上一个“华”字），并在欢迎大会上致词，高度赞扬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援助和对争取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贡献。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虽然只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个小小的政治机构，但却像大海中的一盏灯塔，在黑夜里放射着光芒。当时国民党办的《抗战》杂志曾有一篇署名“实甫”的文章这样写道：“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
这一年3月，发生了一个“陈独秀事件”。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3月中旬，国民党办的《武汉日报》等报纸，连续发表信件文章，攻击国共合作是“出卖工农利益”、“牺牲阶级立潮。陈独秀在信中并称，他与中共领导人秦邦宪、时剑英、董必武曾多次会见，表示愿意回到中共的领导下工作，共同为抗战效力。秦、叶、董于3月20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
原来，早在1937年9月，陈独秀出狱后，第一次托罗汉来找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谈，说陈愿回到中共的领导下工作。秦、叶等认为陈为中国托派之领袖人物，事关重大，应向中共中央请示，让罗汉到陕北找中央去汇报。
罗离南京后，陈第二次又托李某来谈，说陈已与托派决裂，很想一见。秦、①夏衍回忆，1988年7月。访问黄施民、李沛群谈话记录，1991年6月。
①《抗战》杂志，1937年第12期。
叶与陈独秀会见。在交谈中，他们要求陈表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脱离托派。陈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此之后，陈独秀又托人来要求叶剑英再和他见一面。这次会见时，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意图，要求陈公开向全国表示三点：对抗战的态度，对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公开反对托派之理论与行动。后来，中共中央明确向陈提出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并说明在上述三条件实现后方能考虑其他问题。因此，叶剑英、秦邦宪、董必武在声明信中，追述了他们三次与陈独秀会见的经过，特在报纸上予以披露，“说明真相，而杜招冶。①①《新华日报》，1938年3月20日。
1938年5月，叶剑英因病去香港就医，路经广州。当时日军正向武汉步步进逼，并有传言要进攻广州。广州民众中弥漫着一种惶恐不安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不顾病痛，决定在广州小住，利用这个机会与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云广英等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给予指示。同时以合法身份同国民党军政界及各界友好人士接触座谈，安定人心，促进统战工作。他还应邀去广州中山大学和广雅中学看望师生，发表演讲。②在中山大学，他与学校萧冠英原来约定讲《中日战争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题目，后来根据广大师生最关心、迫切需要弄清的问题，讲了“日寇会不会来进攻广东”、“这次中日战争局面怎样发展下去”、“国共两党最近的关系”，“苏联会不会出兵帮助中国呢”、“八路军的近况怎样”等6个问题，对大家存在的疑虑问题一个一个作了回答，博得一阵阵掌声。他在分析中日战争的国际、国内条件，瞻望抗战的前景时，乐观地说：“我们更应该了解怎样去争取以后的胜利，我们并不能因此觉得悲观。相反的，我们觉得这次失败，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给予我们一个深刻的认识、教训和反省，使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来改正我们的错误。”他针对广东抗战问题，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不但不能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会来进攻广东，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多睡几点钟觉，相反地，我们的一切宣传、组织、训练、煽动、解释和教育，都应该公开地教育本省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会随时随地都有进攻广东的可能。”最后，他说道：“中华民族正如一叶扁舟漂流于革命的高涛中，它最后或能够达到独立自由幸福的彼岸，抑或中途沉沦于苦海，这种命运是操在我们民族自己的手上，而看我们是否有抗战到底的最后决心来决定。”①叶剑英的演讲，既切合实际，又富有情趣，深深吸引了听众。广州的报刊纷纷转载，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大大鼓舞了广东人民的抗日情绪。
叶剑英还时常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记者提问，并参加各种乡友、诗友聚会，谈诗论文，咏唱山歌，激发大家的抗战热情。他还接见《抗战大学》的主编陈华，应邀为其《红五月专刊》题词：“民族解放的血花”，并嘱陈华邀请国民党在广东的要人李汉魂、陈铭枢、李振球、曾其清，以及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日本盟员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为其刊物题词，扩大统一战线。
叶剑英在香港就医时，曾到九龙元朗“荫华庐”潘君勉家中作客，受到热情款待，并与潘家人合影留念。潘在叶剑英的启发下，串连香港商界捐献巨款支持神圣的抗战事业，并通过叶的关系将两名侄儿送到八路军参加抗日。为了答谢港、澳各界和海外侨胞对抗日战争的支援，叶剑英同八路军办事处同志多次写信或致电表示敬意。1938年8月27日，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潘汉年致电新加坡各华侨团体，表示：“诸侨胞忠诚爱国，累寄款项援助，不仅同人等万分钦佩，益使我前线英勇将士为之感奋。”叶剑英在港澳治病期间，秘密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指导工作，与廖承志、潘汉年等②访问云广英、欧初、黄焕秋、梁威林等谈话记录，1984年5月—1991年12月。
①叶剑英：《论抗战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载于《叶剑英抗战言论集》，新华日报馆1940年3月印行，第45—64页。
交谈。他曾一度住在老战友、地下党员柯麟家里，得到柯麟、柯平兄弟的悉心照料。柯麟问他：“我们还要坚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叶剑英回答：“扎下根子，准备坚持十年，迎接胜利。”他鼓励柯氏兄弟在港澳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扩大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后的工作打下基矗同时，提醒他们要格外小心谨慎，机警行事。
叶剑英从香港返回武汉不久，日军对武汉发起了进攻。他和周恩来等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武汉和坚持抗战总方针的指示，尽力敦促蒋介石当局发动群众保卫武汉，迟滞敌进，争取时间。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
就在临撤退前的紧张时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于22日飞抵武汉，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他住在武汉鄱阳街1号郭沫若家，彻夜和周恩来、叶剑英交换意见，然后面见蒋介石商谈八路军扩充编制、增加经费和派部队到华中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及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问题。国民党方面，由康泽出面招待朱德，并邀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作陪。过了两天，时局日危，由周恩来和叶剑英精心安排，秘密护送朱德去汉口机场飞往湖北襄阳，转经陕西三原，返回延安。①朱德离汉之后，周恩来、叶剑英即开始组织办事处人员、物资分3批撤离。第二批撤离人员在途中遭敌机袭击，大部遇难。
25日凌晨，叶剑英和周恩来率领最后一批撤离人员，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乘大卡车离去。途经湖北应城、天门、沙市、公安到达湖南常德，于27日辗转到达湖南长沙。
湖南省首府长沙，这个自古号称“荆豫唇齿，黔粤咽喉”的中南重镇和历史名城，一时取代了武汉三镇，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各部长官以及陈诚的第九战区司令部虽都在这里落脚，却并没有长期驻守的打算。一种纷乱悲观的气氛笼罩着长沙城。
叶剑英到达长沙的当天晚上，就应郭沫若之邀，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时事座谈会上，作了《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局势》的长篇发言。他从分析抗日战争的性质说起，列举了中国抗战取得的进步和日本遇到的困难。在科学地分析坚持抗战的诸多有利因素的基础上，他充满信心他说：“汉口、广州虽已沦陷，不必悲观。我们抗战胜利是有把握的。”“困难一定要克服，而且是可能克服的。”“我们必须在发展的过程中去把握抗战胜利的前途！”他的这篇发言，有力地批驳了“亡国”论的论调，强烈地感染和振奋了与会人员的情绪。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一些大员们在长沙匆匆开了几天高级军事会议，检讨武汉作战经过之后，就转移到南岳衡山去了。
周恩来和叶剑英继续留在长沙，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召开的军事会议；接触各界友好人士，商谈抗战救国事宜；致信香港《救国时报》，控诉日军侵略暴行，宣传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动员广大华侨支援抗战。
同时，他们与中共湖南省代表一起，会晤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张治中在谈话中表示，长沙万一不守，省府将迁沉陵，他则在宝庆指挥保安部队和人民武装，协助国军进行敌后游击战。他请叶剑英担任省府高级顾问来指导游击战。叶剑英欣然允诺。
这期间，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处理了大量党务工作。他们派出李克农和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4月8日。
吴奚如等赴桂林筹备组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同时，对搞好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11月初，他们电告项英：要改善与叶挺的工作关系，为了统一战线的发展，应将去香港的叶挺请回新四军，这样对工作有利。他们还几次出席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召集的会议，宣讲抗战形势和任务。为了营救蔡和森烈士的家属，叶剑英还派办事处工作人员朱慧去湘乡永丰镇看望蔡母，接蔡儿子蔡波出来读书。
就在周恩来、叶剑英等日夜为抗战奔忙的时候，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所谓“焦土抗战”的计划。11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给张治中下达密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张治中当即召集会议，负责筹备。据邱南章回忆，周恩来、叶剑英对此事全然不知。
12日上午，他们出席第三厅在离开长沙前举行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然后帮助第三厅及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继续向湘潭县下摄司分批撤退。直至深夜，送走李克农、童小鹏等离开长沙后，准备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再撤离长沙。
六睡前，叶剑英还打电话给张治中，询问敌情。张回答，国军仍坚守在汨罗防线，敌人没有过河。叶剑英又照例检查了人员、车子等情况，才上床睡下。
谁知就在这时，长沙火起，八路军办事处也被火烧着。叶剑英与周恩来从火海中脱险。叶剑英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天夜里，我们睡在办事处的楼上。为了防止有人偷汽车，就把汽车放在大门口，派个警卫员睡在汽车里头。没过多久，来了几个放火的人。他们砰、砰、砰地敲汽车，说：‘他妈的，你们还不走，烧死罗！’警卫员邱南章起来一看，城内已是满天红光，马上咚、咚、咚跑到楼上来报告：‘参谋长，参谋长，大火烧来了！’我一看，火都烧到我们房子了，就喊快救火。说着我走下了楼，到外面一看，满天红光，赶快跑回楼上找恩来同志，那时他是副主席。我说：‘副主席！副主席！烧房子了。’他说：‘那样惊慌干什么！’我们一起下楼来，出了大门，从一个巷子往外走。火已经快烧到巷子里来了，四面都是火。我们往城外方向跑，途中遇到三四个人，便问：到湘江走哪里？因为刚出火海，搞混了方向。有个人指着说：‘到湘江往右边走。’我们沿着他指的方向，一直跑到湘江边，沿着江边一直走，走到天亮，长沙的大火还在烧，噼哩啪啦的响。我们好容易脱离了火海，当天撤到了湘潭。”①就这样，一场大火烧了几天几夜，烧毁长沙市区房屋5万多栋，居民死伤2万余人，而敌人此时还在200公里以外！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的这场骇人听闻的“长沙大火事件”，遭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周恩来、叶剑英迅速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和抗敌演剧队人员返回长沙，进行善后救灾。他们严厉批评所谓“焦土抗战”政策，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拨款救灾，清理街道，安置灾民的办法，强烈要求惩办放火首犯。同时为当“替罪羊”的张治中作解释工作。蒋介石为了平息众怒，下令将“直接责任”者鄷悌（长沙警备司令）、徐昆（保安团长）、文重孚（长沙市警察局长）三人判处死刑，给予张治中革职留任处分。对“长沙大火”事件，张治中在自己的长篇回忆录中辟有专门章节，追述甚详。①张治中在另一本书中谈及此事，对周、叶不无感激之情。他写道：“长沙发生大火，各方面尤其党内平日不满意在湖南倡导社会改革运动的顽固分子对我的攻击更甚，我总不置一词，而中共朋友反为我解释，给我以慰藉。??在各方面纷纷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他们对我亲切的同情，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②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25日。
①《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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