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章 在军调部的四百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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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守阵地，岿然不动

1946年，北平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特务警察横行，流氓地痞肆虐，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民群众的安全自由没有任何保障。

叶剑英带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中战斗和工作，犹如身在虎穴。国民党当局对军调部的美方和国民党方面人员，严加保护，周到备至，而对中共代表团及其在各地执行小组工作的中共人员，则违反协议，多方刁难、威胁，制造事端，甚至肆意逮捕和暗杀，严重危害中共方面人员的安全与自由。叶剑英在执行调处全国各地军事冲突任务的同时，还要同国民党当局破坏民主、危害中共方面人员安全自由的行径进行斗争。

2月20日上午，叶剑英像往常一样，从景山东街住处到达设于协和医院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办公。11时许，他接到中共方面有关人员报告：东四牌楼一带，有所谓“河北难民还乡请愿团”纠集数千人举行反共示威，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取消解放区”等反动口号，并散发反共传单。获此情况，叶剑英立即同参谋长罗瑞卿等人冷静地作了分析。他认为，这一事件有可能是国民党当局有预谋的反共活动，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防止那些特务和反动分子到军调部来捣乱。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叶剑英所料。下午2时，自称为“河北难民还乡请愿团”的一伙暴徒，由少数特务率领，包围了军调部，进行所谓示威“请愿”，矛头直接指向中共代表团。当暴徒夺门而入时，在军调部门前值勤的警察却不加阻拦。暴徒们狂呼反共口号，要求中共代表叶剑英委员出来见面。

这时，叶剑英正在办公室同美方委员饶伯森商谈工作。他得到工作人员的报告后，立即对郑介民、饶伯森说：“这事你们都看到了，我出去见面，看他们能怎么样！”工作人员担心叶剑英的安全，劝阻他不要出去。叶剑英说：我们共产党人代表真理，代表正义，不惧怕任何邪恶反动势力。他坚持要出去。同志们无奈，只好向叶剑英建议，让那些“示威”者推举出代表，再予以接见。

叶剑英从容地来到院中。面对那十几个气势汹汹的“代表”，大义凛然，高声说道：“我就是中共代表叶剑英，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由我转给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

“我的房子被共产军分了，地也被占了，要立即追还！”

“我们村子被八路军占领，全家被赶了出来，有家不能归！”

“我们要求取消解放区！”

几个人在起哄。

叶剑英冷静地听完了“代表”们的叫嚷，义正辞严地说：“我们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土地不能只归少数地主所有，而应当使广大农民都获得土地。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的：耕者有其田。现在，我们解放区有的实行减租减息，有的已经开始土地改革，这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个别地区可能有过火行为，我们一经发现，是会纠正的。”叶剑英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众人，继续说：“你们这样胡闹是非法的！我们军调部三方面都不赞成你们这样干。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干下去，我就上告到你们的蒋委员长那里去！”

然而，少数暴徒在特务唆使下，不仅不听叶剑英的解释，反而强行仲入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办公室，对中共方面人员肆意侮辱和威胁。在这伙暴徒中，除了地主“还乡团”分子，地痞、流氓外，还有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职员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机关报《建国日报》的记者等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这时，执行部美方委员和国民党方面的委员也不得不出面加以劝阻，但暴徒们继续捣乱，直到天黑，才呼啸而去。

这起严重危害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安全的政治事件，是在当时平津国民党特务机关暗中指使和反动报刊进行反共叫嚣的鼓动下发生的。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多次向饶怕森、郑介民交涉，饶、郑二氏才同意以执行部三委员的名义，向北平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电请蒋介石从严惩处为首分子。与此同时，叶剑英决定由参谋长罗瑞卿出面，向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揭露事实真相，谴责国民党当局的特务活动。

郑介民虽然答应了叶剑英的正义要求，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在军调部本部和各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人员安全受到危害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在二、三两个月中，国民党军队、特务危害中共方面人员安全事件共发生13起；4月至6月达到34起。国民党方面企图通过制造这些事端，迫使中共方面从军事调处机构中自动撤退，以配合其加紧内战的准备和发动。但叶剑英遵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领导中共方面人员，坚守阵地，岿然不动。

二《解放》报事件

1946年4月3日，在北平又发生了一起警察、特务无理搜查和逮捕新华社北平分社和北平《解放》报社人员的严重事件。

早在军调部成立初期，叶剑英根据三委员达成的有关新闻问题的协议，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北平领导创办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中共中央确定由徐特立任北平新华分社和《解放》报社社长，钱俊瑞任代理社长兼总编辑。报社和新华分社的社址设在北平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两社均于2月下旬正式成立，并向北平市有关当局办理了登记手续。2月22日，《解放》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第一张公开在北平发行的共产党报纸，立刻在各阶层引起了巨大反响，几千份报纸被抢购一空。报社加印3000份，很快又告售罄。这张版面不大的报纸，由于宣传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介绍了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与腐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心声，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喜爱。该报为二日刊，自27期起改为二日刊，其影响日益深远。

军调部的国、美两方代表和国民党北平地方当局感到这张报纸对他们极为不利，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加以破坏，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派出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甚至威胁印刷厂，不准佣解放》。在这些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时，便采取了更加恶毒的法西斯手段。

4月3日凌晨3时，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警察总局出动军警宪兵及便衣特务等200余人，突然包围了新华分社及《解放》报社。许多武装军警、宪兵登上屋顶，以两挺机关枪封锁报社大门，然后由便衣特务胁迫当地甲长上前敲门。门刚打开，武装军警多人即冲进院内，闯入各办公室、寝室搜查，声称是检查户口。全副武装的士兵不断挥舞刺刀、盒子枪，高声叫嚷。警察不但对全体人员搜身，而且在寝室和办公室里，肆意翻箱倒柜。最后，由于未找到任何武器或违禁品，只好暂时退去。

事情还未了结。天明后，军警、宪兵、特务100多人又强行闯入社内，来势更凶。他们以所谓新华分社一部分工作人员户口登记未竣为名，捣毁分社，绑架新华分社全部人员，押往北平警察局外二分局。

与此同时，北平市军警宪特又非法逮捕了《解放》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钱俊瑞、发行科主任马建民等10人，还逮捕了叶剑英的军事顾问滕代远的秘书李新等。中共方面人员被捕总数达44人。当天上午，经过中共方面严正交涉，北平警察当局被迫将滕代远的秘书等5人放回，其余39人仍关押狱中。

这一事件发生后，叶剑英立即分别致函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他严厉谴责国民党北平军、警、宪、特当局非法逮捕中共方面人员的罪行，严正提出：“非法逮捕执行部工作人员与家属及其他负有和平使命而来的中共人员的严重事件，已再一次严重地损害了执行部的尊严，危及目前中国初步奠基的和平团结的局面，极端违反国、共、美三方关于成立执行部并由政府方面负责保障安全之协议，也违背蒋介石代表政府在政协会上所作的庄严诺言。”

叶剑英就这次严重事件同时向郑介民、饶伯森提交了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指出：“这些事件，以及秘密袭击和搜查我军事顾问滕代远将军的住地，逮捕滕的秘书，是破坏和平与民主的预谋的一部分。袭击和逮捕执行部的人员，则进一步违反了国共双方关于设立执行部的协议。我已向有关方面提出抗议，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并向被捕人员、向新华分社和《解放》报社道歉，要求惩处肇事者，赔偿损失，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叶剑英还向在重庆的周恩来致电，详细报告了事件经过。周恩来、董必武等联名致信王世杰等人，转述了叶剑英关于北平“四三事件”的电报全文并要其转呈蒋介石，指出：此一连串行为，显然是与全国各地一切反共反政协反民主的破坏罪行相联系的，是有人操纵指使之有计划有布置的阴谋。因此，敝党特再一次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二）严惩北平军警宪负责当局，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此等事件发生。（三）停止全国特务活动。（四）向执行部中共代表及《解放》报社、新华分社道歉并赔偿损失。

在北平，叶剑英一面派人向被捕人员传达他关于“坚持斗争”的指示，一面继续同北平地方当局交涉。4月3日，他亲自约见北平市长熊斌，当面提出抗议。熊斌在事实面前，只好承认这一事件不该发生，口头保证以后不再歧视中共人员，并交待北平警察总局负责人向被捕人员道歉。叶剑英遂与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等人驱车至北平警察总局。中共方面被捕人员见到他们，激动不已。在警察总局负责人当面道歉后，由叶剑英率领大家乘车出狱。路经东西长安街时，大家点燃鞭炮，高呼口号：“要求民主！”“取消特务！”“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行动，伸张了真理和正义，在群众中造成了声势和影响。

出狱人员到达军调部中共方面驻地以后，中共代表团召开了欢迎大会。

叶剑英在会上首先致词，高度赞扬了被捕人员的革命精神和气节，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他要求大家继续为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钱俊瑞在会上报告了斗争经过。与会人员受到很大教育。

出狱人员返回报社驻地，立即恢复了新闻出版工作。在新一期报纸上，全文刊登了北平警察当局无理逮捕中共人员的事实和中共人员斗争经过，再次给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有力打击。

1946年5月29日凌晨2时半，国民党北平当局以所谓“未经中央核准”、“于法不合”等为借口，又勒令《解放》停刊。当日晚8时，竟在《解放》报社门口贴上布告和封条，将报社及新华分社查封。同一天，北平市的报纸、杂志、通讯社被查封者竟达77家之多。

叶剑英一面向党中央和已到南京的周恩来报告这一情况，一面向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同时，向军调部国民党方面的代理委员蔡文治、美方委员饶伯森连续发出备忘录，严正指出：《解放》报及新华社北平分社，是中国共产党在华中、华北地区中唯一的言论机关，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及各地小组中共代表遵照执行部三委员新闻协议，均将执行部之各项公报、命令委托该报及通讯社代为发布。现在政府方面已封闭中共方面报纸及通讯社，中共认为，今年1月三委员达成的新闻协议及联合新闻科1月19日协议的条件，均已被国民政府当局破坏，该项协议将自然失去效用，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及各小组中共代表将不再受这些协议的约束。

5月30日，叶剑英带领在北平的中共方面驻石家庄、太原、高密、晏城小组的代表和军调部中共全体人员，至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慰问被国民党当局非法查封的《解放》报及新华分社工作人员。叶剑英在现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北平《解放》报每日销售四万余份，为北平市报纸销数之冠，这是一种最好的民心测验，是人民事业胜利前途的象征。《解放》报和新华分社，因为替老百姓讲话，宣传正义，无情揭露反动派罪行，才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而不惜破坏诺言，强行封闭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猖獗一时，但在人民的力量面前，终会自食其法西斯暴政的恶果。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一定会胜利！”

当日下午4时，叶剑英举行中外记者报告会，严厉揭露和斥责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他对到会的50余名中外记者说：“北平市的反动当局，在5月29日封闭了77家报纸、杂志、通讯社，迫使77家言论机关不能继续与读者见面，这是扼杀民主与自由的反动行为。”他严正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北平的机关报《解放》及其通讯社新华社，一贯地为反对内战、呼吁和平而努力，对好战分子的内战阴谋，经常给以无情的揭露。因此，反动的好战分子视之为眼中钉，不断地给以压制和破坏。今天，当他们坚持在东北继续扩大内战，企图造成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的时候，公然查封我们的《解放》报和新华社，这是对全国和平事业的严重打击。”叶剑英呼吁中外记者：“要以高度的警惕性来重视这一严重的事件，要以十分明确的真实性来报道这一真相，动员起全国和全世界的舆论，来制止国民党这一反动措施，挽救陷入危机中的中国民主。”①①《叶剑英同志慰勉北平（解放）报人员》，载1946年6月14日《解放日报》。

①《叶剑英同志发表谈话，严重抗议当局摧残言论空前暴行》，载1946年6月2日《解放日报》。

三黑暗中的灯塔

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是中国共产党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的一个公开合法机构。叶剑英根据党中央指示，利用各种机会，在北平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代表团内部，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统战、联络工作的小组。叶剑英对这个小组的工作十分重视。他反复交代说：“我们到北平来，不光要同国民党和美国人作斗争，还要广泛地进行联络、争取工作，要利用各种可能的办法，宣传解放区的优越性和政策，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他还特别强调：“解放区非常缺乏知识分子，缺乏人才。党中央要求我们多做工作，尽量多争取一些知识分子和各方面人士到解放区去工作。”统战组的干部们想了很多办法，广交朋友，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

有一次，统战组的艾大炎等接待了住在中共代表团驻地附近的北京大学著名法学教授陈瑾昆。陈瑾昆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十分不满，主动要求接近共产党。叶剑英亲切会见他，表示欢迎。彼此寒暄以后，叶剑英诚恳地告诉他，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

教授的话匣子打开了。

“我是搞法律的。说句不自谦的话，在当今的中国，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国民党政府虽然也制定宪法，也搞一些法律，但是，许多东西都是骗人的。他们实行的，实际上是国民党一党的党法，姓蒋的一家的家法。这个政权腐败到如此程度，还有什么希望！”教授说着说着，浑身激动得颤抖起来，“我把国民党同共产党作了很长时间的比较。我发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全国老百姓谋利益的。我佩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希望能为共产党做些事情。”

叶剑英听了教授的话，由衷感佩。他对陈瑾昆说：“我很佩服教授的见识。我们中共代表这次到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希望同更多的北平知识界、科学界、教育界的人士交朋友。

如果教授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将非常欢迎。”

陈教授满口应允，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住所，作为中共接触各方面人士的一个联络点。

此后，中共代表团联络组的人员，便经常利用陈教授的住所开展活动。

不久，叶剑英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借陈教授住所举行了一次宴会，宴请在北平的其他民主人士和著名专家、知识分子，其中有张东荪、李锡九等人，气氛相当热烈。1946年12月，陈瑾昆教授抛弃住房和家产，到了延安，成了解放区的一位法学专家，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中共代表团住在北平，就像这黑暗古都中闪闪发光的一座灯塔。广大人民群众，各界进步人士时时都在仰望着这座灯塔，不断有人主动找上门来，靠近共产党。许多人指名要见叶剑英委员。负责警卫工作的人员，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常常想让别的干部代替叶剑英出面接待，叶剑英知道后，批评说：“人家来找我，并不是找我个人，而是找共产党。如果我不出面接待，岂不使人家感到失望吗？安全工作是要注意，但更要注意共产党的形象，共产党的影响。”

一天，翠明庄中共代表团接待室走进来一男一女。男的自称是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下的一名少将，女的是他的妻子。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打内战，特来向叶剑英委员报告重要情况。

接待人员马上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想了想，说：“立即通过地下党的线索，查明此人的真实身份。”

第二天，地下党组织报告，来人确实是孙连仲部下的一位少将。于是，叶剑英要求尽快安排会见。然而，如何会面，却成了一个难题。中共代表团住地周围布满了国民党的特务，自然不便，只好在外边另找地方。而代表团的人员、车辆，只要一出大门，立即就有特务跟踪。叶剑英委员出门，目标更大，跟踪的特务更多。怎么办呢？叶剑英同统战组的艾大炎、警卫人员李树槐等一起商议。大家提了几种办法，都觉得不理想。最后，还是叶剑英想了一个“甩掉尾巴”的计策，大家听了齐声说“好”！

这天上午，叶剑英同艾大炎一起，带了两名警卫人员，乘车离开了翠明庄。驻地附近的特务一看，叶剑英的座车出门了，立即跳上早已伪装好的小车，远远跟在后面。叶的座车左转右转，兜了好几个圈子。特务们紧紧跟随，咬住不放。过了一会儿，叶剑英座车开到东安市场大门口，突然停祝一行人下车后，装作买东西，走进了市常特务们也赶紧停车，留下二人盯住叶剑英的座车，其余二人一阵小跑，紧跟上来。只见市场里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特务们四处搜寻，却不见叶剑英一行的踪影，只好垂头丧气地转回来，同留下的特务一起看住座车。他们心想，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的车在这里，看你能飞到哪里去！

他们哪里晓得，叶剑英一行进了东安市场以后，立刻迈开大步，分开众人，很快从另一个门走出去，乘上早已由地下党安排好的另一辆车子，飞快驶去。

在东城青年会旁边一间不起眼的屋子里，叶剑英同那位国民党少将夫妇见了面。少将向叶剑英报告了孙连仲部准备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叶剑英对他们表示感谢，热情地鼓励他们夫妇追求光明，站到人民方面来。时剑英还给他们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指出，如果蒋介石继续进攻解放区，坚持打内战，最后必将走向灭亡。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赢得全国的胜利。少将完全同意叶剑英的看法，并表示以后要跟着共产党走，决不再为蒋介石政府卖命。

叶剑英请他暂时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利用合法身份，帮助共产党工作，并让他以后直接同艾大炎联系。后来，这位少将又几次向中共方面提供了有关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情报。在解放战争后期，他毅然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加入了革命队伍的行列。①叶剑英还经常向军调部翻译人员王光美询问了解大学校园里的情况，了解北平学生和教授们关心的问题，以及社会动向等，并经过王光美等多方联系，接见了许多教授，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后来，王光美去延安前向他辞行，叶剑英亲切地嘱咐说：“青年人要有理想，要把学习的知识用来为人民服务。到解放区去，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知识青年要正确看待工农出身的同志。”

①访问艾大炎谈话记录，1986年3月。

四“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一手策划的全面内战爆发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军调部的工作变得日益困难起来。叶剑英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十分险恶的条件下，继续领导代表团坚持斗争。但叶剑英对斗争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他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迎接即将到来的“翻天覆地”的斗争和伟大的胜利。

这从他写给在莫斯科学习的大女儿叶楚梅的一首长诗中可以看出他的心境：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觉骄傲。

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

这不是日暮途远呀！红日恰在东升。

阳光照着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要便宜得万万千千。

急进吧！遣上那先头出发的人们。

急进吧！再追上一程。

那里有广漠无边的地盘，等待着你们去开垦。

那里有大批优良的种子，等待着你们去拿回来散播，赶上春耕。

人民要翻身了，许多人已经翻了身。

敌人着慌了，不顾一切地起来作绝望的抗衡。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场面。

急进吧！再追上一程。

我们不是速胜论者。

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

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

你们是铁中铮铮。

爸爸1946年12月6日北平①

由于斗争形势急转直下，从1946年9月开始，叶剑英组织中共方面人员开始分批撤往解放区，留下少数人坚持工作。中共中央指示叶剑英本人早日撤离军调部，但他向中央说明情况，坚持同少数干部一起冒着危险战斗到最后。1947年2月21日，也就是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打了7个多月之后，叶剑英才带领最后一批中共代表团人员，乘军调部提供的三架飞机离开北平，回到延安。离开北平前夕，叶剑英在北京饭店同各界友好人士话别。他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离开北平只是暂时的。我相信，过不了几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叶剑英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率领中共代表团战斗了约400天，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进行了艰巨复杂的谈判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从全局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①叶剑英：《给叶楚梅的信》，载《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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