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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26日，中国人民迎来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叶剑英担任大会的执行主席，华国锋作了政府工作报告。3月1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大会，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3月5日，叶剑英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人大常委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恢复设国家主席职务的情况下，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实际上兼有国家元首的身份，并行使其部分职权。德高望重的叶剑英担任这一职务，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后，叶剑英反复考虑的问题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人大常委会，如何在治国安邦中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他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鉴于10年“文化大革命”的沉重教训，深深感到，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建设，应以主要精力来抓这一工作。他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地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我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
新中国建立以来，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一直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许多人对于法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依法办事也感到不够习惯。为此，需要大造舆论，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1979年2月，叶剑英就法制建设问题专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林彪、‘四人帮’钻了这个空子，在所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想抓谁就抓谁，对广大干部和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这一教训使我们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教训。近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要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就要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而为了持久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只有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①叶剑英对记者谈到了他对完善法制的一些考虑：这种法律和制度必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它们是人民制定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利益，人民必须遵守和执行；它们一定要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绝不能以任何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检察机关和法院一定要忠实于人民的利益，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干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怕以身殉职的检察官，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一定要保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为了加强法制建设，叶剑英集中精力领导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工作。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来不及全面地总结新中国建立30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也来不及彻底清理和清除10年动乱中“左”的思想对宪法条文的影响，以致宪法中还有一些反映已经过时的政治理论观点和不符合现实客观情况的条文规定。198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9月10日，叶剑英主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他亲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接着，他主持召开了宪法修改委员会首次会议，①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载1979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并在会上就修改宪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要求、方法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他提出，修改宪法应当在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经过修改的宪法，应当反映并且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要坚持采取多种形式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这项工作，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本国经验与国际经验相结合”。他说，这是毛泽东领导制定1954年中国第一部宪法时总结的两条立宪经验。
叶剑英的意见，得到宪法修改委员会全体同志的一致赞同和拥护。大家表示，要在修改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
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了以胡乔木为秘书长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宪法的修改起草工作。经过历时两年多的反复修改，多次讨论，终于定稿。在1982年12月4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全体人大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了由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制定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叶剑英以普通人大代表的身份，庄严地投了赞成票。他在大会闭幕式的讲话中，高度评价这部宪法说：“大会通过的新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既总结了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又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我深信。新宪法的公布和实施，一定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①一部治国的根本大法，凝聚了叶剑英的大量心血。而从属这部法典的各项治国具体章程，同样花费了他辛勤的劳动。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个重要法律。叶剑英在会上发表讲话，严肃地指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级领导干部，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决不允许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他向人大代表们表示，人大常委会要组织各方面力量，继续抓紧民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计划生育法以及工厂法、劳动法、合同法、能源法、环境保护法等项法律的制定工作。他要求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要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制定各种必要的规章条例。
从1979年2月至1982年12月，叶剑英共发布14号“委员长令”，公布了他主持五届人大制定的14个法律。同时，他还签署了12个人大常委会令，公布了一系列由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条例和决议。
国家的经济建设，是叶剑英时时关注的中心问题。早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叶剑英就强调说：“无论如何要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①1979年6月，在他主持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再次明确地宣告：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来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作了初步总结，明确指出，在当前坚定不移地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必须积极有步骤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讲话中对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内容和重要目标等问题作了极为精辟的阐述。他说：“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几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为了加速四化建设，叶剑英不仅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群众发号召，提要求，自己更是以80多岁的高龄，辛勤操劳，身体力行。他领导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把振兴经济、加速现代化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他主持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总要把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作为会议的重要内容。对于国务院的工作，则进行认真的监督。在他主持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大代表们就上海宝钢工程建设中的许多问题向国务院冶金工业部提出了尖锐的质询，从而促使国务院有关部门对这项四化建设的重点工程进行了更加认真的研究，对其中许多具体项目进行了修改调整，使之趋于更加合理。叶剑英还领导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保证经济建设中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979年4月，叶剑英视察葛洲坝水电工程。在工地上，他向积极参加建设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亲切的慰问。他面对浩大的工程场面，感慨地对工地的干部、群众讲了四句话：“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工程，伟大的胜利。”这一年他与邓小平在广州，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问题的汇报，表示大力支持，并要求他们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1980年8月，叶剑英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较短时间内即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①他注重实际，深入调查研究，经常风尘仆仆地奔走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具体地考察和指导各地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工作。这里有一张他在1980年4①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24日。
①访问吴南生谈话记录，1991年5月。
月至7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前夕，在各地视察的行程表：4月27日，视察广东省深圳市。
4月28日，视察广东省珠海市。
5月4日至8日，视察广东省海南岛。
5月中旬，视察广东省梅县地区。
6月中旬，视察浙江剩
6月19日至24日，视察江苏省和南京部队。
6月下旬至7月上旬，视察湖北省和武汉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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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83岁的老人，身体有病，行动不便，仍冒着炎热酷暑，辛勤奔波，这表现出了多么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忘我的革命精神！他热爱人民，人民也衷心爱戴他。他在哪里出现，就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带到哪里，哪里的干部和群众就感到欢欣鼓舞，干劲倍增。他在深圳、珠海等地亲自找干部、群众调查座谈，提出办好特区事业的方向和要求，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不断前进。在海南岛，他由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陪同，先后视察了三亚镇、榆林港、国营兴隆华侨农场等地。
他会见了中共海南行政区委、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和部分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农垦部队的负责人。他鼓励海南岛的干部、群众要充分发挥这里的有利条件，加速粮食和橡胶；咖啡等热带作物的生产。要正确处理好国营农场和当地社、队的关系，双方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团结一致，巩固工农联盟，增进民族团结，共同把海南岛建设好。
梅县地区的人民，忘不了叶剑英回故乡视察的情景。那是1980年5月13日，叶剑英回到故乡梅县，看望乡亲和广大干部群众。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争着想见一见这位出自家乡的共和国元帅，表达自己对这位卓越领导人的爱戴之情。
叶剑英从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起，激动的心情就一直不能平静。他从青年时代离开故乡后，数十年来，无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还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心中始终眷恋着故乡的山山水水，惦记着故乡的父老乡亲。新中国建立后，他曾两次回到家乡，看到这里虽然有一些变化，但秃山土路依旧，仍未摆脱贫困面貌。今天，他已是耄耋之年，行动不便，但还是再次回来了。
他要亲眼看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故乡的面貌发生了哪些变化？人民的生活有了多大改善？他们还有些什么困难、疾苦？叶剑英坐在一辆米黄色的轻便旅行车里，神情专注地凝视着窗外。那葱郁茂密的山林，那随风起伏的稻浪，那明镜般闪光的水库，像一幅幅色彩绚丽的图画掠过他的眼前。他满面笑容，高兴地对坐在身边的中共梅县地委负责同志说：“变了，变了，许多地方都变得认不出来了。”
叶剑英到达故乡雁洋下虎形村，乡亲们纷纷围上来，向他问好。叶剑英同大家握手，并挥动着草帽向大家致意。他指着一面山坡上的沙田柚、柑桔等果树和青松翠竹，高兴他说：“家乡真是变了呀！”村党支部书记汇报说，“那面坡上的果树一年收入好几千元，好多农户在银行都有存款。”叶剑英连声赞道：“乡亲们干得好！乡亲们干得好！”接着，他又向亲友和群众询问了生产和生活情形。当他听说每人每月吃粮能达四五十斤时，脸上再次露出了惊喜的神色。①他知道，故乡长期以来由于山多田少，群众吃粮是一大难题。他心中总是记挂着这件事，如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仅几年时间，群众的吃粮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怎不令人格外高兴呢。
5月17日，叶剑英接见梅县地、市科以上干部，并作了重要讲话。他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要向山区进军，把山区建设好。山上可以种植林木，包括果树、茶叶、油茶、油桐和木薯，可以发展畜牧业，门路广得很。矿藏也在山区。他说，靠山要吃山，吃山要养山。有山必有水，无水不成山。要充分利用山区水力资源，把大小水电站搞起来。平原地区要办沼气，山区也可以办，沼气可煮饭，也可发电，这样就可以少烧或不烧木柴，保护森林资源。
二是要搞好团结。他语重心长他说：南下干部、外省干部在梅县地区做了很多工作，经验丰富，本地干部要向他们学习。外省干部也要向本地干部学习，要学会讲当地语言。语言不通，就无法深入群众，工作起来就比较困难。外省干部和本地干部一定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加强团结，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同心同德搞四化。叶剑英的视察和讲话，使梅县干部、群众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在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叶剑英强调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有利条件。一次，他与邓小平、王震谈话，三人不约而同地认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是改革开放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谈到了荣毅仁等过去的实业界人士，有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海外联系又十分广泛，应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随后，邓小平找荣毅仁征询意见，荣表示愿意兴办国际信托投资事业。在筹办过程中，荣毅仁几次到叶剑英住地，听取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对荣毅仁是了解的，曾提议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非常关心和支持荣毅仁筹办国际信托投资事业。在荣毅仁及其伙伴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后举行第一次董事会时，叶剑英亲自到会表示祝贺。其后，在公司的国际大厦奠基时，他又应荣毅仁之请，欣然题写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0个大字。
①访问叶宜活、叶选正、张汉清谈话记录，1987年10月—1991年5月。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搞社会主义，不能只抓物质文明建设，必须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叶剑英主张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他多次为各条战线上的先进模范人物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
他认为雷锋这个共产主义战士典型，应当持久不懈地宣传，以激励人们的革命精神。他写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题词。他称赞在华山救游人时牺牲的大学生张华的事迹是“新一代的理想之歌”，称赞身残志坚、顽强奋斗的女青年张海迪是“青年先锋，时代楷模”，称赞学雷锋的光荣标兵朱伯儒是“人民公仆，模范党员”。他衷心希望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能像这些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先进模范人物那样生活、学习和工作，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叶剑英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是人所共知的。他一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是在军事教育的岗位上渡过的，因而深深懂得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进行如火如荼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饥者思食，渴者思饮”，现代化建设者们之有求于科学文化更是如饥似渴。在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不断为祖国输送人才方面，教育战线任重而道远。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多次接见教育战线的代表，对辛勤的教育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要求教育战线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输送更多的人才。
叶剑英还经常接见教育界、科技界、文化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勉励他们为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不断作出贡献。他曾亲切地与华罗庚交谈，向他学习0618法，感谢他把数学知识应用到工农业生产中去。①1979年4月，他到陕西省西安视察，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秦始皇兵马诵一号坑博物馆，并应博物馆负责人的要求题写了馆名。同年7月，他在颐和园休息垂钓时，得知全国七省市部分著名国画家正在这里开会，便高兴地与大家会见，并欣然命笔，写下了“藻鉴堂赠画家”诗一首：画家渔叟喜相逢，明媚湖山写意浓。
清代兴亡昨日事。
匠心勾出万山松。
不久，他获悉中国画研究院即将成立，便在住所专门接见了研究院负责人蔡若虹、李可染、黄胄，向他们表示祝贺。他说：“继承和发展中国画的优良传统是很重要的，祝你们的事业繁荣昌盛。”他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十分广泛，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爱听昆曲，曾专门接见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俞振飞，赞扬他技艺精湛，希望昆曲艺术有更大的发展和提高，他喜爱广东客家山歌，许多流传在民间的歌词，他在86岁高龄时仍能整段整首地背诵下来。他与文化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如郭沫若、田汉、钱俊瑞、刘白羽、赵浩生、夏梦、邝健廉（红线女）等，都有文学艺术方面的交往，同他们切磋文①华罗庚：《念叶帅忆一事》，载1986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61页。
学艺术，因而许多文化界人士部把他看作是良师益友。②②访问钱俊瑞、邝健廉等谈话记录，1982—1986年。《萦思录——怀念叶剑英》，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272、276页。
叶剑英作为蜚声中外的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时时关注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强调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要求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定要跟上新的形势，奋发图强，把人民解放军的军政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70年代后期，叶剑英指示总参谋部加强对防卫作战问题的研究，在军事思想、战略方针、战争准备等问题上统一全军高级干部的认识，更好地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1980年，总参在北京举办了全军高级干部防卫作战问题研究班。叶剑英对如何办好研究班，作了重要指示。后期，叶剑英专门到研究班讲话。他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未来战争将有很大的变化。它将是规模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我们的军事思想，一定要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发展。军事思想落后，是要打败仗的。在战争史上，有不少军事家往往用上一次的战争经验，去指导下一次的战争实践，结果带来很大的损失。这方面教训值得我们吸龋要加强战备，必须做好战争动员工作，搞好部队的训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叶剑英的讲话，使军队的高级干部受到很大启发和教益。这次研究班；历时一个多月，对于人民解放军后来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叶剑英一向重视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1980年5月，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叶剑英一直关注着整个发射过程的情况，当为完成这次试验驶向南太平洋的中国舰船混合编队胜利归来时，正在上海的叶剑英特意赶到吴淤口欢迎。他高兴地同编队的人员合影，并对大家说：同志们战胜酷热、台风、巨浪，胜利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祝贺你们！之后，他又邀请编队负责人到他住地详细汇报情况。他说：这是第一次出去，很成功。海军有很大的发展，要好好总结经验，把它作为今后海军建设的宝贵财富。
1982年11月，叶剑英听取了总后勤部领导人关于军队后勤工作的汇报，指示说，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工作，从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这是后勤工作的光荣。后勤业务是一门科学。现代战争对后勤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后勤工作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决定战争的胜负。因此，必须加强后勤工作，特别要抓好后勤的组织体制改革，使之精干、合理、效率高。全军各级指挥员都要关心和重视后勤工作。后勤战线的干部要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更加奋发起来，不失时机地扎扎实实做好工作，不断提高专业水平，为国防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了科学论证后勤工作的地位作用，他交待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设立专门课题，进行研究。后来，课题的成果受到后勤部门的欢迎和赞扬。为了更好地发挥后勤部门的作用，他还提出了两条明确的意见，一是各级后勤部门的主官，要参加同级党委常委会；二是各级后勤部门的编制等级应与司令部、政治部门平行。
1983年至1984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酝酿建立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叶剑英对此事十分关心，强调要抓好武警部队的建设，特别要搞好领导班子的建设。
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新宪法关于设立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规定，选举了国家军委的领导人，邓小平被选为军委主席，叶剑英当选为军委副主席。被选为副主席的还有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这时，叶剑英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他仍然是那样热爱军队，关心军队，他的心，始终同这支人民的军队紧紧地连在一起。
叶剑英在外交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杰出的才能。早在战争年代，他就曾代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进行了大量的外事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培养了许多外交干部，对建立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他率军事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印度、缅甸、越南等国家，加强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同这些国家军队、人民之间的友谊。他随刘少奇主席访问了朝鲜，随周恩来总理访问了越南，为发展中朝、中越两党两国的友谊作出了努力。
他还随彭德怀访问过苏联、波兰等国，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军从同这些国家人民和军队之间的了解。70年代，叶剑英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外交路线，接待了一大批来访的外国党政领导人和军事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会谈。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与现状，虚心听取对方的经验和意见，从而增进了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友谊，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担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后，参与制定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外交方针和政策，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外事活动。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要“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发展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争取对我国建设事业的合作。??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坚持同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为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而共同奋斗。”①他先后接待了大量来访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知名人士，对于发展中国同其他各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自己也赢得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人民的尊敬与信赖。
①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79年9月29日。
叶剑英一直把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放在人大常委会工作的突出位置上。
1978年12月26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在通过这一文件之前，叶剑英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为了适应当前形势，多做工作，以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央考虑，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时候，由我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是很必要的。告台湾同胞书的稿子，曾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并且征求过一些人大常务会委员和政协常务委员的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当会议要对这个文件进行表决时，叶剑英再次询问各位常委还有什么意见。结果，大家热烈鼓掌，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
《告台湾同胞书》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发表，明确提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我们早一天完成这一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创造我国空前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而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共谋世界的和平、繁荣和进步，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这一光荣目标共同奋斗！”
《告台湾同胞书》全文2000多字，言词恳切，感情真挚，含义深远。它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态度，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说出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心里话，也受到了海外侨胞、国际上友好国家，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后，台湾当局尽管继续表示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强硬姿态，但是他们的心理上受到了强烈的震动。特别是台湾人民和海外侨胞要求互相来往，实现统一的潮流，是台湾当局想阻挡也阻挡不了的。台湾当局的某些高级人士和台湾各界的一些上层人物以各种方式对和谈统一表示出了赞成态度。台湾海峡逐步出现了和缓气氛。
叶剑英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看到了这种和缓迹象。他和党中央、人大常委会的同志多次分析形势，研究促进海峡两岸缓和的措施。1981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周年、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叶剑英利用这个时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他在谈话中提出，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国家将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叶剑英这篇谈话，高屋建领，气度恢宏，寓情于理，感人至深。它在国内外引起了比《告台湾同胞书》更为强烈的反响。在国内，全国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的负责人，纷纷举行座谈会或发表谈话，一致拥护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的九条方针。台湾同胞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翘首远望，从辽阔的海面上，仿佛看到祖国统一的曙光正在冉冉升起。他们感到九条方针政策是宽厚的，具体的，照顾到了台湾方方面面的利益，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具有诚意。台湾知识界尤其活跃，九条发表后，他们冲破禁忌，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探讨如何实现祖国统一，提出了种种具体的建议。台湾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士以及著名的非国民党人士，也都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台湾的出路离不开大陆这个“母体”。他们对于国民党当局“不谈判”的立场和拒绝“三通”的做法，表示不满。台湾各阶层同胞在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的影响下，强烈要求和谈、统一、与亲人团聚的声浪，有力地冲击了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堤防。在国际上，一些国家和进步舆论一致赞扬和支持叶剑英的谈话。美国一些报刊认为：“中国提出的同台湾重新统一的条件，是迄今它们提出的最宽宏大量的建议。”日本政界一些著名人士赞扬叶剑英的谈话“积极稳健富有诚意，应给予高度评价。”
叶剑英关于九条的谈话，实际上明确阐明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正如邓小平在19S2年1月所指出的：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同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由叶剑英主持制定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条款，为“一国两制”构想奠定了法律依据。此后，邓小平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这一构想作过充分论述。1984年5月，“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最终确立。“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固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
叶剑英在实现争取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中，不仅花费大量心血，参与研究、制定党和国家对台湾和港澳的方针政策，而且利用他长期做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利用过去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继续直接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十分关注在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熟人、朋友的情况。
原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是与叶剑英在“西安事变”时的老朋友。几十年来，张学良一直被蒋介石软禁，受到不公正待遇。叶剑英十分关注张学良的情况，数十年来一直珍藏着一帧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时送给他的照片。
照片旁边留下了叶剑英当时写下的一行亲笔字：“汉卿送蒋回南京前留影。”
他多次托人了解张学良在台湾的情况，并请人给张学良传话说，我们是“西安事变”共患难的朋友，我很惦记他，欢迎他回来看看，回来以后还可以再回台湾。遗憾的是，叶剑英盼望张学良回大陆观光的愿望在他生前未能实现。
叶剑英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作为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早就受到许多国民党中的爱国进步人士的敬佩。他们从海外回国观光探亲时，都希望能见到叶剑英。叶剑英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他认为这是统一祖国大业的重要工作，总是尽力满足来访者的要求。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他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会见海外的故旧袍泽，同他们叙旧情，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向他们介绍祖国的发展情况。原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曾几次从日本回国访问。商震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浙江绍兴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反动统治，辞去了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留居日本。他每次回来，叶剑英都热情会见他并进行亲切交谈。
1974年10月，商震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参观访问时，叶剑英就对他说：“欢迎你到祖国来，叶落归根嘛。想回来的人，都可以劝他们回来看看，你是他们的带路人。‘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商震对叶剑英说：“我早就想回国看看，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做点事，争取立功。”
叶剑英说：“你想立功，做点事，才回来，那不一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对台湾有影响，这次回来震动很大，这就是一功。你有什么安排和打算，都可以给我们讲。几十年了，过去我们共同作战对付日本，是打日本的老战友。现在国家的情况，你看得很清楚。回来，可以把自己力量用在祖国建设上，你还有力量，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①商震完全赞同叶剑英的话。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各种关系，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1976年，商震在日本病逝。此后，他的夫人安田作子和子女继承其遗志，关心祖国建设，经常回国访问。叶剑英同样热情地接待他们，并亲自督促有关部门，腾出了商震原在北京的住房，留给安田作子来北京时居祝安田作子对此十分感激。1982年深秋，她来到新疆的天池，在传说王母娘娘洗脚的地方，将双脚浸泡在世界最高湖的水里，双手合十，虔诚地祷告：“祝愿叶剑英委员长长寿。”她相信当地的一个美丽的传说：“在王母娘娘洗脚地方洗脚时的心愿，总是能够实现的。”
曾任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总统府参军长的李汉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同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军队中共过①叶剑英与商震谈话记录，1974年10月10日。
事。1981年5月，李汉魂和夫人吴菊芳以及他们的子女回国参观访间。他们提出要求，想见见叶剑英委员长。叶剑英欣然答应。5月31日下午，叶剑英在自己的住所热情地会见了李汉魂一家。他高兴他说：“你们远道而来，使人兴奋。我们几十年没见了，现在相会，感到特别愉快，希望你们队后多来。”
李汉魂对叶剑英说：“今天我和夫人带着子女特来拜访您，祝您健康长寿。”
吴菊芳将他们全家的合影赠给叶剑英。叶剑英看着照片，高兴他说：“祝你们全家幸福。”叶剑英还先后会见了原台湾民社党主席团主席、“总统府”国策顾问蒋匀田、原国民党中央政府内务部次长李新俊等原国民党军政要人，同他们亲切谈话，使他们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对于港澳方面的工作，叶剑英也十分关注，不仅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支持港澳的稳定与繁荣、有利于调动港澳同胞支援祖国建设积极性的重要意见，而且做了大量实际工作。特别是在纠正“四人帮”推行的“左”的错误政策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张发奎，原北伐军中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军长，曾经是叶剑英的老上级，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等要职。新中国建立以后，张发奎滞留在香港，对共产党存有成见和疑虑。叶剑英曾多次派人做张的工作，希望他回大陆定居，为国家建设做些事情，或者回来看一看，见面叙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张发奎没有回来。1980年3月，张发奎在香港病逝。叶剑英得知，不胜感慨，立即给张发奎的亲属发去唁电：“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索怀，特电致唁，尚希节哀。”
这封唁电，使张发奎的亲属和许多海外人士深受感动。张的夫人刘景荣女士感激他说，我很敬佩叶“参座”，他不忘过去的友情，一直惦记着我们。①叶剑英多次会见何贤、霍英东、马万祺和曾宪梓等港澳知名人士，热情地同他们交谈，做了大量工作：争取他们为统一祖国和支援祖国建设事业出力。②叶剑英在港澳同胞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83年5月21日，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部分港澳委员，专门到叶剑英的住所看望他，并带去了全体港澳委员给他的致敬信。信中说，半个世纪以来，您在解放祖国的斗争中，在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功勋。我们决心学习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和为革命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为推进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实现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叶剑英对于信中那些赞扬他的话，很感不安。他听王匡委员宣读完致敬信后，谦虚地说：“我不敢当！”接着，他亲切地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进行四化建设。在这当中，同志们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在建设祖国、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华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叶剑英对海外的几千万侨胞有着深厚的感情。在10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横行，国家遭难，人民遭殃，广大华侨侨眷也深受其害。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极为生气。他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同时，参与制定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纠正偏向。“九一三”事件后，他在接见侨务工作者时，语重心长地叮嘱：海外有几千万侨胞，他们爱国心很强，我们不能伤害华侨感情，国内有些同志不了解华侨情况，还有人把海外关系等同复杂关系，把复杂关系等同反动①访问刘景荣（张发奎夫人）谈话记录，1992年5月。
②访问霍英东、马万祺谈话记录，1990—1992年。
关系，这是非常幼稚的，是不理解历史。三四十年代，华侨回来抗日，丢下家小，放弃优裕生活，爱国热情极其可贵，我们应大力宣传，你们做侨务工作的同志应当做好这一工作。他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抓住所谓“海外关系”大作文章的问题，明确指出，现在不是怕有海外关系，而是需要海外关系。局势变了，几十个国家同我国建交，需要很多人去做工作，不能闭关自守，而要发展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条件有利，便于做工作。关于侨眷和海外人士亲属出国问题，他强调说：过去出国申请抠得紧，现在可以出去的就出去。侨眷和海外人士的亲属要出去的也可以出去。华侨政策，有些地方贯彻不好，应该纠正！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叶剑英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对华侨工作更加重视和关心。他得知著名的华侨学府暨南大学的校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非法占用，即要求占用单位限期搬出，使暨南大学得以重新开学。选举五届人大代表时，叶剑英专门过问华侨代表名额问题。空军招考飞行员时，叶剑英又对空军负责人说，应当有华侨飞行员，可到华侨集中的一些农场去“招飞”。1982年12月29日，他为全国归侨、侨眷、侨务工作者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题词：“海内外同胞齐心协力振兴中华”。1983年元旦，他为《华声报》题词：“发扬侨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
叶剑英对侨务工作的关怀无微不至。他对广大侨胞的理解、关心和爱护，令海内外侨胞深为感动。曾任全国侨联主席的叶飞回忆说：“叶剑英同志是团结海内外侨胞的模范，无论是对华侨领袖，还是对普通的归侨农工；无论是对侨、港、澳、台社会各界贤达名流，还是对学成业就的华裔科学家，他或亲切约见，或题词慰勉。早自三十年代，晚至桑榆之时，凡半世纪，坦诚相交，尽力相助。叶剑英同志视侨胞若兄弟，侨胞视叶剑英同志若亲人。”①叶剑英心中始终装着祖国和人民。他为了祖国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宁，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②叶剑英1978年5月写下的这两句诗，抒发了他的壮志豪情，也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①叶飞：《叶剑英永远活在侨胞心中》，载1986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②《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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