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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井冈山，天气越来越冷，战士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艰苦。他们吃的顿顿都是见不到一点油星、尝不出多少咸味的南瓜汤。他们身上的破旧单衣早已抵御不住那砭骨的山风。夜里睡觉没有被子，大家都钻到稻草堆里。进了屋，只见稻草不见人。起夜、换岗时，如果不小心，就会踩着别人的脑壳。
十一月中旬，赶上了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的战争，湘赣边界各县敌人兵力空虚。毛泽东决定乘机打下茶陵，以解决冬装和给养，并扩大部队的影响。这时，毛泽东需要继续做袁文才、王佐的工作，还不能下山。他委托团长陈浩和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指挥这次行动。为了便于指挥，特务连划归第一营建制，改称第四连。临行前，毛泽东又吩咐罗荣桓在沿途注意进行社会调查并搜集报纸，及时送上山来，以便分析研究外面的形势和敌人的动向。以后，罗荣桓非常注意为毛委员搜集报纸，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任务。
十一月十八日，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因为大家对建立新政权没有经验，于是，就照葫芦画瓢，仍然按旧政府的规矩办事。陈浩等人考虑到谭梓生曾经当过安徽旌德县长，就让他当了县长。谭梓生也就忙于升堂审案，印发布告，通知各界一体交税完粮……而没有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来信批评了不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做法，并决定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原来隐蔽在茶陵一个书店里的党员谭震林任主席。原县长谭梓生返回部队。一九三○年他回故乡转赴上海，不幸被捕，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毛泽东的信到达茶陵后，中国井冈山地区第一个工农兵政府成立，群众工作开始活跃起来。
就在这时，国民党新军阀李唐战争停止了。国民党第八军一个团来攻茶陵，工农革命军上午抗击住了敌人数次进攻。下午，与团部隔断联系的第三营从湘南回来，也参加了战斗。黄昏时打退了敌人。但是，敌人仍在源源不断向茶陵增兵。当晚，部队撤出了茶陵。
在茶陵，罗荣桓买了一副眼镜。可因为没有条件验光，度数不对，他戴上还不很适应。撤出茶陵时，天已经黑了，他掉了队，只得随殿后的第二连行动。以后，直到抗战时期，他的眼镜经常坏，深受其苦。
队伍开到砻市，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由于团长陈浩等人企图拉队伍投敌，前委重新任命了干部：团长张子清，团党代表何挺颖，团参谋长朱云卿，罗荣桓调往第三营九连任党代表。
第二天，部队在砻市河边一块坪上召开大会。毛泽东讲了话，他总结了茶陵战斗的经验教训，在充分肯定部队作战英勇顽强的同时，也批评了不打土豪筹款、不做群众工作的错误。他着重强调，革命军队不能光是打仗，一定要做群众工作。他宣布工农革命军有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设根据地。
罗荣桓对毛泽东提出的三大任务非常重视，有深刻的体会。他在一九五七年所写的《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早晨，毛泽东又亲自率领第一营和第三营下山。临行前，他站在一个土堆上对部队说：弟兄们，上一次三营跑到湘南，跟南昌起义的队伍联系上了。这说明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有信心在井冈山安家。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把周围的敌人一点点吃掉或是赶走。现在我们又要出发了。上次是向西，这次是向东。我们都知道，井冈山西面是湖南，东面就是江西。俗话说，没有湖南人不成军队，没有江西人不成买卖。湖南出兵多，能打仗。可江西就不同了。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大半是客军，战斗力比较弱。我们就来他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这次要去的地方叫遂川，那里土豪很多，可反动武装不强。我们要到那里筹款子，发动群众……
一月四日下午，部队占领大坑。肖家璧的靖卫团望风而逃。第二天一早，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
毛泽东命令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到县城和县城周围的各个圩镇，发动群众，打土豪。
九连进驻县城西南的草林圩。这个圩镇有六百多户人家，二百多家店铺。九连驻下后，罗荣桓将连队按班排划分成小组，命令他们分头到各村镇进行宣传和开展社会调查。
部队撒开还不到两天，草林圩的大街小巷和周围各个村庄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打倒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中国共产党万岁！”
老表们一开始不晓得这是什么队伍，都远远地站在一边，用惊疑的眼光打量着，就是不敢靠近。当战士们走过去要同他们攀谈时，他们就躲开。过了几天，老表们发现这支队伍不扰百姓，说话和气，同以往驻过的任何队伍都不一样。慢慢的，一些小孩和老汉敢于凑到跟前来。随之，青壮年也敢于同战士们打招呼，群众工作的局面逐渐打开了。经过初步调查，罗荣桓对草林圩周围哪些家是土豪已经胸中有数。
草林圩最大的土豪叫黄礼瑞，他有九一百多担谷子的田，好几千亩山林。在草林圩上开了鸦片烟馆、钱庄、油行，还有当铺，控制了草林圩地区的经济命脉。他的大儿子黄寅谷在肖家璧的靖卫团当队长。在工农革命军来到草林之前，黄家父子就放出风来，说谁接待了工农革命军，将来要满门抄斩。总之，这是一个在草林圩一跺脚地皮乱颤的家伙，是一个亦绅亦官亦商的恶霸。
罗荣桓决定就拿这家伙开刀。他带了一个小组来到草林南面的旺岗村。还没有进村，远远的就可以看到一座绿荫覆盖的大院落。高大的院墙周围，耸立着三个大炮楼，虎视耽耽地俯视着院落四周的低矮民房。在炮楼的拱卫下，是一片黑压压的重楼叠屋……这就是黄礼瑞的巢穴，此时黄礼瑞已逃之夭夭。部队进去后，罗荣桓吩咐战士们将他家库房里堆放的粮食、布匹、光洋，还有那一缸一缸泡在茶油里的腊肉、腊鱼、腊鸡等年货，都封存起来。同时，他又派人到圩里，把从他家的当铺中起出来的衣服被褥、金银首饰等等，都十一查清退还原主。
罗荣桓除亲自参加打土豪外，还及时搜集各组汇报，掌握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
在一次汇报中，二排这个组反映，他们在车源村一家土豪门口贴了命令他缴纳罚款的字条，几天过后，不见动静，也不知土豪的下落。他们向一个放牛娃打听，知道这户土豪藏起来后不放心，又派了长工回来探望。
罗荣桓听了汇报，稍微想了一下，对二排的同志说，可以找这长工打听土豪的下落。二排的同志站起身正准备走，罗荣桓又嘱咐他们，为了避免日后土豪进行报复，对长工可以采用假逮捕的办法。
当天下午，二排的同志跑到一座茅草房里找到了长工，用绳子将他松松地捆起，然后咋咋唬唬把他带到连部。那长工不知所以，吓得脸都白了，走路时不断地哆嗦。
当战士们把那个长工解到连部时，罗荣桓命令立即松绑，然后端来一碗开水，亲切地对他说：“老表，你受惊了！坐下，坐下！”那长工被绑了来，却又碰上这位戴着眼镜的和气的“长官”，越发感到莫名其妙。他不安地坐在凳子的边边上，接碗时手哆嗦得把水洒了一地。
罗荣桓笑眯眯地对他说：“老表，你不要害怕。今天没有别的事，就是请你来随便谈谈。”停了一会，罗荣桓又问他：“你吃了饭没有？”
那长工摇摇头。
罗荣桓拍拍他的肩膀：“那你先去吃饭，吃了饭我们再好好谈谈。”说完，又吩咐通信兵：“你先带他到伙房去吃饭，给他加一个菜。”
那长工吃了饭，心情不紧张了，回到连部后，罗荣桓请他坐到火塘边，同他一面烤火，一面象聊家常一样亲切地谈起来。罗荣桓先问他家里有几口人，生活怎么样，从什么时候开始当长工的，土豪对他怎么样……然后深入浅出地向他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希望他帮助工农革命军做一点事。罗荣桓又向他解释了把他绑来的原因。
罗荣桓亲切的话语说到了那纯朴的长工的心里。他的疑惧心理打消了，他看到工农革命军为他的安全竟然考虑得如此周到，非常感动，很快讲出了那土豪全家躲藏的地点。
当晚，罗荣桓派了一个班去一个小山村捉土豪。战士们还没有进村，村子里的狗就叫了起来。那狡猾的土豪溜掉了。但战士们在一座小阁楼上的稻草堆里，却搜出了他的小老婆。
罗荣桓让老表们传出话去，只要那土豪三天以内交出一千块钱来，就可以放掉他的小老婆。那土豪到时候果然乖乖地交来了一千块大洋。
各组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光洋，还有衣服、布匹都收拢来，在一个院子里堆得满满的。罗荣桓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就地分给群众。但是老表们怕土豪将来报复，谁也不敢要。罗荣桓又吩咐战士们在夜里将东西挨家挨户悄悄送到老表家里去。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罗荣桓又在草林圩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会上，罗荣桓对老表们宣布，为了让老表们过个好年，现在将从黄礼瑞等土豪家没收来的粮食和腊肉分给大家。他说，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同土豪斗争，就不怕土豪报复。老表们看到分的东西人人有份，知道土豪即便回来也无法报复，才高高兴兴地收下了。
经过反复做工作，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再打土豪时，有的后生甚至敢于挑着箩筐来帮助工农革命军运东西了。
腊月二十二，毛泽东来到草林圩。他对当地的群众工作比较满意。他指示，一定要保护商人利益。罗荣桓认真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他吩咐住在商店里的战士，不准在柜台上睡觉。他还派战士们挨家挨户敲开商店的大门，向中小商人宣传，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商人们听了宣传，又看到工农革命军买卖公平，秋毫无犯，都放了心。草林圩的大部分店铺纷纷开门营业。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又赶上逢圩，成千上万的老表都挑了笋干、茶叶、板栗、茶油、花生、金桔等山货前来赶圩。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不过，在打土豪时，因为各班分散活动，有时也出现了差错。有一次四班去打一家土豪。这家土豪早跑掉了，留下了搬不走的相当漂亮的院落。高高的围墙，樟树的浓荫覆盖着庭院，几进房屋都是前廊后厦，显得十分有气势。四班长在这家土豪的大门上贴了一张条子，限令土豪在三天之内送来一千块钱，否则，就要将这座房子烧掉。三天过后，土豪并没有把钱送来。于是，班长就领着战士们把这座房子点着了。恰好，这时土豪从外面传话回来说，请不要烧他的房子，钱凑够了就送来……可是，这座房子已成废墟，只在夹墙里发现了几箩筐已经熏黑的银毫子。罗荣桓很不满意，他用少有的严厉口吻责问四班长：“好好的房子为什么要烧呢？”四班长辩解道：“已经贴了条子了，如果不烧，他们就不送钱。烧他一两家，他们才送呢。这是杀鸡给猴看的。”罗荣桓连连摇头：“什么杀鸡给猴子看，你这叫鸡飞蛋打！房子将来还可以分给老表们住嘛。钱，你还可以慢慢要。现在房子烧了，一千块钱要不来，在群众中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罗荣桓立即抓住这件事，在全连进行教育，让大家都接受教训。以后，九连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烧屋事件。
转眼之间春节快到了。毛泽东决定将部队都集中到城里过春节。每个战士发两身单军衣和五块大洋。罗荣桓入伍将近半年了，才终于脱下那身破烂的学生装，换上了虽然做工粗糙，但终究是崭新的灰布军衣。
在城里，毛泽东又召集党代表开会，听取了各连的汇报，然后针对各连提出的问题，指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正月初二，遂川工农兵政府成立。过年加上庆祝工农兵政府成立，真是喜上加喜。成立大会一散，分得了胜利果实的群众敲锣打鼓，有的耍龙灯、走旱船，有的踩高跷，喜气洋洋地来到大街上。他们唱道：
过新年，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共产党军来到了，
你分谷子我分田。
过新年，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共产党军来到了，
打倒肖家璧，活捉罗浦泉！
听到老表们欢乐的歌声，罗荣桓开心地笑了。
去年今日，罗荣桓正在家乡搞农民运动。那时获得的经验对于今年今日在草林圩做群众工作，无疑有很大的帮助。可是，这两时两地的农民运动有非常明显的差别，正如老表们编歌子唱的：“今年不比往常年”。在草林圩打土豪、分田地比起在南湾给土豪戴猪脑壳帽游行来，运动是更加深入了。
南湾、草林圩，同是农村，何以有这么大的差别？关键在于有没有枪杆子。在南湾，枪杆子并未真正掌握在农民手中，而如今在草林圩，却有了工农革命军作为群众的向导和后盾。这一鲜明的对比说明了：毛泽东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是，有了枪杆子，群众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发动起来，还要靠做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打下茶陵时，固然也有枪杆子，可是开始并未发动群众。等到真正建立了工农兵政权，敌人又到了，致使冬衣、给养问题都未能解决。
将茶陵和遂川的情况两相比较，说明了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地，都必须尽快发动群众、建设政权。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就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在阜平、在晋西、在山东还是在东北，他一直都把发动群众建设政权抓得很紧很紧。
工农革命军继占领遂川之后，又于二月间攻克宁冈新城，歼敌一个营。井冈山根据地就象那刚刚破土的新笋，显露出勃勃生机。可是，到三月间又出现了一股政治寒流，去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包含有“左”倾错误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传到了井冈山。决议案指责工农革命军“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错误地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的处分。这一情况传到井冈山后，又误为“开除党籍”。于是，毛泽东改任师长，并按湘南特委的决定，率部队下山，去支援湘南起义。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中村一带集结。部队在这里进行了一周的军事和政治整训。
罗荣桓参加秋收起义之前是一介书生。参加起义军之后，形势却将他推上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他只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对部队的一套，从战场到操场，从队列到内务的管理等，逐渐地熟悉起来。到中村后，他和战士们在一起出操上课，这是罗荣桓第一次接受军事训练，时间虽短，可对他来说，却是作为一个革命军人不可缺少的课程。
这时，罗荣桓当连党代表已近半载，到九连来也快三个月了。当他刚到九连时，战士们看到他戴一副眼镜，平时又不太爱说话，都有点怕他。可同他一接触才晓得他脾气极好，一点架子也没有，从没有见到他发火，所以都愿意和他接近。
每个连队，总有几个调皮的战士。三营就有这么几位，爱给人起绰号。他们给所有连干部都起了绰号，将罗荣桓叫作“大脑壳”。陈正春连长听到后很恼火，将那些叫绰号的战士狠狠地训了一顿。但罗荣桓反而为他们说情。罗荣桓说，当然他并非赞成起绰号，可是也不认为叫个绰号就会影响干部的尊严或威信。罗荣桓认为，作为党代表，做好工作当然要有威信，可要让人服气，关键又在发挥自己的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这是党代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一条，也就建立不起威信来。
罗荣桓从当连党代表开始便坚持了一条：凡是要求士兵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打仗冲锋时，他和陈连长肩并肩站在队伍的最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面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是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每夜都要查铺，逐个将战士们的夹被盖好。每逢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又总是最后去领。他自己病了，咬着牙坚持工作，可战士病了，他却要一天几趟嘘寒问暖，还要吩咐伙房给做香喷喷的病号饭……
罗荣桓到九连时间不长便赢得了干部、战士的爱戴，绰号自然没有人再叫了。战士们有什么心里话，比如想家了，或是对谁有意见了，都愿意和他谈。而他不管什么话都耐心听下去，并根据不同情况，或是给予善意的批评，或是提出一些建议。他逐渐成为战士们离不开的知心朋友。有时，团里、营里开会，他离开连队也不过几天功夫，战士们便非常想念他，甚至三三两两地到连部打听他什么时候回来。有一次，他到营部开会回来晚了，伙房一位小鬼给他留了饭。罗荣桓吃饭时，这个小鬼坐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罗荣桓奇怪地放下饭碗，问他：“你还没有吃吧？”小鬼笑着摇摇头说：“我已经吃饭了，全连除了你都吃饭了。”罗荣桓又疑惑地望着他，他笑眯眯地说：“没有事，你吃吧。”于是，罗荣桓又端起了饭碗。不一会，罗荣桓便发现碗底有东西，挖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腊肉。罗荣桓夹起肉半开玩笑地说：“哈，你给我埋了地雷啦！”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罗荣桓后来成了元帅。他的路程就是从深受士兵爱戴的连党代表开始的。他是红军最早的优秀的连党代表之一。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把九连的工作搞得既生龙活虎又扎扎实实。“强将手下无弱兵”，在九连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例如六班长寻淮洲，到五次反“围剿”时已任红七军团的军团长，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于北上抗日途中，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作战时牺牲。又如一排长王良，一九三二年三月任红四军军长，同年六月在福建长汀县大禾地区（今属武平县）打一个土围子时不幸牺牲。这些干部的成长是党的培养的结果，也是同罗荣桓的启发教育分不开的。
在中村整训期间，罗荣桓被调到八连任党代表。他离开九连时，大家都依依不舍，许多战士流了泪。
罗荣桓到八连后，立即扎到群众中去，逐个找干部、战士谈话，认真倾听大家的反映和意见。他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积极而又慎重地进行党的发展工作。当时战士们的家庭大部分在白区，要了解清楚他们的历史情况十分困难。而罗荣桓对此要求很严。他向张令彬等党员反复交代：“你们当介绍人要特别注意通过谈话把被介绍人的家庭成份、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本人的经历搞清楚。”他十分注意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强调每一个党员都应当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时连队很穷，没有碗筷。饭熟了，由伙夫捏成饭坨，一人一个，还经常不够吃。每逢开饭，罗荣桓就带着几个党员去看枪，等大家分了饭坨，才去吃。有时没有了，就饿一顿。
罗荣桓还召开支部大会对全连党员进行分工，以帮助非党同志，特别是情绪易于波动的战士。当时，周昆①在这个连当战士〔此人后来曾任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一一五师参谋长，一九三八年携款潜逃，不知去向〕，常常想家。罗荣桓便让班长张令彬帮助他。有一天夜里，周昆放哨，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张令彬连忙找了一块油布跑到哨位，同他共顶这块油布，在狂风暴雨和山洪倾泻的咆哮声中站完了这一班岗……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八连的党员在巩固部队、执行战斗任务、做群众工作等方面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罗荣桓一直非常注意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支部建在连上”的重大意义。一直到后来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他都始终把做好这件事作为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
为了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罗荣桓经常见缝插针，利用早晚点名时间进行教育。他的讲话都是从连队的实际出发的，简明扼要，针对性很强，从不罗嗦，受到战士们的欢迎。
在中村整训时，罗荣桓除自己对连队进行教育外，有时还请毛泽东到连里来讲话。毛泽东是一请就到，到了就讲。他的讲话很有风趣，深入浅出。他一讲话，部队就好带了。当时部队一天五分钱的伙食钱也不能保证，已取消发饷。而毛泽东的讲话比发饷还更受战士们的欢迎。因此，他一到连队来，战士们就开玩笑地说：“毛委员又来‘发饷’了。”罗荣桓到八连不久，八连的面貌便有了明显的变化。
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近一万人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设三 个师八 个团。共产党在第四军设置军委，由毛泽东任军委书记①〔五月间，毛泽东被选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十一月间，由朱德任军委书记〕。五月底由于山上人太多，粮食无法解决，湖南农军大部应湘南特委的要求返回湘南。红四军又取消师的番号，缩编为四个团，即第二十八团（由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编成）、第二十九团（由宜章农军编成）、第三十一团（由秋收起义部队编成）、第三十二团（由袁文才、王佐部队编成）。罗荣桓任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党代表。三营营长是伍中豪。
朱毛会师，军威大震，很快粉碎了江西之敌杨如轩的第二十七师的“进剿”，第一次占领永新，成立永新革命政府。部队分散到各区发动群众。红军前锋——罗荣桓等率领的第三营一部已经到达天河，震动了吉安。
这时，有的单位纪律松弛。在干部中有些人的旧习气还比较严重，有斗纸牌的，有逛窑子的，有搜俘虏腰包发洋财的，还有乱拿群众东西的。这些情况由于当时中央和湖南省委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导而变本加厉。撤出永新时，有的部队对工商业“一律没收”，把卖油粑粑的挑子、剃头的刀子和中药铺的戥子都搬回井冈山了。
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严厉指责这是土匪、流寇的行为。一个雨天，他召集连以上党代表在茅坪开会，专门讨论纪律问题。在会上他重申了三月间在桂东县沙田村宣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他说：军纪是军队的命脉。人无命脉则亡，军无命脉必败。连李自成军队也有纪律，他不是讲‘奸一民妇，如奸我母’吗？我们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怎么能不讲纪律呢？他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十分愤慨，讲得很激动。党代表们夹着雨伞认真倾听，大家都感到心里沉甸甸的。毛泽东讲完后请大家发言。罗荣桓作了有准备的发言。他讲了三营也有违犯纪律的情况，有的士兵把药店里的冰片装进了腰包，在遂川还发生过烧房子的事。他认为，在考虑纪律问题时，必须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他说：“我们都是出来革命的，家里都有父母兄弟姐妹，如果有一支队伍跑到我们家乡，随便拿东西，不守纪律，搞得鸡犬不宁，我们家里能高兴吗？同样，如果我们不守纪律，群众就会反对我们。他们还会把这种事情传出去，造成很坏的影响。离开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就很难立足。”罗荣桓的发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他党代表也纷纷发言，表示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红军撤出永新后，又向湖南方向转移，占领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故乡茶陵县的高陇。当深受谭家压迫的群众自发地点着了谭家的房子时，罗荣桓等进行劝阻，只烧坏了他家的祠堂。
五月中旬，敌师长杨如轩从永新出动，企图进犯宁冈。红军回师长途奔袭，在草市坳重创敌第七十九团，再次占领永新，击伤杨如轩。
六月上旬，江西敌军又调集五个团，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对井冈山实行又一次进剿。红军在龙源口地区歼敌一个团、击溃二个团，粉碎了敌人的进剿。根据地人民赞扬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①〔指杨池生和杨如轩〕。
这时，井冈山根据地发展到了全盛时期。“支部建在连上”、我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建军的原则都陆续总结出来，红军建设业已初具规模。
罗荣桓也随着红军的成长而成长起来。在打破敌人第一次“会剿”的整个过程中，他率领的第三营始终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活动。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注重连队工作的作风给罗荣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一九五六年，他回忆说：“红军时期，毛主席常是一到宿营地，就留下党代表、指导员，要他们汇报，问他们连队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不厌其烦地了解连队的情况，帮助解决问题。”
在这一阶段，罗荣桓也从毛泽东精辟分析敌情、形成英明的作战方案和灵活指挥作战中得到了很大的教益，学会了如何指挥打仗。后来，他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元帅，他的军事才能，最初就是从井冈山这所“军事大学”学得的，而毛泽东便是他最敬佩的老师。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湘赣两省敌人酝酿对井冈山进行“会剿”。这时，中共湖南省委为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割据北起鄂南，南迄粤北，包括湘东北、湘东、湘南、赣西北、赣西、赣南并与东江连接起来的盲动主义计划，制定了湘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要求红四军主力出击湘南。六月三十日，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指示，认为条件不利，红四军主力不宜到湘南去。七月四日，湘敌进占宁冈县砻市、新城。为击破敌人的“会剿”，朱德、陈毅率领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攻克酃县，迫使湘敌撤回。第二十九团的官兵绝大部分是湘南起义的宜章县的农民，有浓厚的家乡观念。部队开到酃县后，他们看到离家乡近了，要求“回家割稻子”。于是，团的士兵委员会越权下令：“打回湘南去！”而随队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附和并且导扬了这种错误行动。军委未能劝阻。七月十七日，第二十八团随第二十九团向湘南进军，打郴州先胜后失利，第二十九团自由行动，跑回宜章。
消息传到井冈山，正率领第三十一团与进犯永新的敌人周旋的毛泽东立即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由毛泽东率三营南下，去接第二十八团回井冈山；朱云卿、何挺颖率一营和第三十二团守山。
伍中豪、罗荣桓率领三营随毛泽东从九陂出发，冒着酷暑，翻山越岭，赶到桂东县城。在一个夜间，正在行军，突然遭到敌人袭击。罗荣桓在队伍后面负责收容，眼看着部队被打散了，同毛泽东、伍中豪失去了联络，心里非常焦急。天亮后集合队伍，罗荣桓看到毛泽东、伍中豪，还有各连队伍陆续到达集合地点，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伍中豪命令各连整队清查人数，结果只丢了一个担架兵。
八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第三十一团三营来到桂东同第二十八团会合。
在返回井冈山的途中，第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打死了军参谋长王尔琢。至此，第二十九团散掉，王尔琢牺牲，同时根据地也缩小到井冈山脚，山下各县全部被敌人占领，遭到严重破坏。这就是分兵冒进湘南造成的恶果，史称“八月失败”。
九月二十六日，部队返回井冈山。罗荣桓发现在桂东打散的那一位担架兵早已返回井冈山了。三营这次远征湘南，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新纪录，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这时，已是深秋。天气越来越冷，山上的生活也越来越艰苦了。井冈山周围的土豪都打遍了，零用钱开始是每月一 块，越减越少，后来只剩下了每天五 分钱的伙食钱，最后连这也难乎为继，红米、南瓜也不能保证天天吃上，有时不得不以野菜充数。
更困难的是，由于敌人严密封锁，食盐简直比金子还要贵重。不仅长期淡食使得战士们四肢无力，而且医院内洗伤口的食盐水都很难供应。为了解决吃盐的问题，罗荣桓带领几个连的司务长和上士搜集老墙土，放在水里一泡，滤出水来熬硝盐。这种盐在菜里放少了不咸，放多了又苦，但也只能是聊胜于无了。
眼看严冬将近，可战士们的冬衣还没有着落。他们的夏衣破了，没有布补，便剪下裤腿、袖管作补丁。久而久之，军服都成了短衣短裤，而且破烂不堪……罗荣桓和战士们一样，冷了白天可以晒晒太阳，晚上睡觉便钻稻草堆。最难耐的是冬雨连绵的日子，那真是寒冷彻骨，令人坐立不宁……
尽管天气越来越冷，可山下却不时传来令人兴奋的好消息。十一月份，湘军和赣军有部分官兵起义，拉上井冈山，分别编为特务营（营长毕占云）和独立营（营长张威）。十二月下旬，由平江起义部队编成的红五军第一、第三纵队共八百多人在军长彭德怀和党代表滕代远率领下，也来到了井冈山。
一九二九年一月上旬，红四军前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正传达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山下传来敌人又要进行“会剿”的消息。蒋介石调集了湘赣两省六 个旅，共三万人马，兵分五 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会议决定分兵。由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和特务?晃律剑频礁幽系泻螅笆沟腥饲钣谟Ω叮荒苁迪制淞绞』峤酥苹笸嘉Шㄎ海┚日裕跋毂呓纾越饩陨街А！雹佟惨痪哦拍甓露迦昭羁嗣簦囱羁鳎骸豆赜谙娓颖咚涨榭龅淖酆媳ǜ妗贰?
部队跳出敌人对井冈山的包围圈后，罗荣桓吩咐各连沿途张贴早在井冈山便已印好的，由毛泽东起草的著名的四言布告：“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罗荣桓大分赞赏这一布告。直到红四军召开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罗荣桓还常常谈起它。当时在一营的陈士榘还记得，罗荣桓行军时曾对他说，只有毛泽东才能起草出这样一份通俗易懂、观点鲜明地阐述红军宗旨和政策的布告。
红军在向赣南进军途中张贴布告，既是为了宣传、扩大政治影响，也是为了引起敌人注意。但是敌人很狡猾，只有李文彬部和刘士毅部两个旅前来追赶。井冈山之围并未全解。部队随即南下占领大余。几天后，赣军李文彬突然来攻。红军来不及集中便仓猝应战，结果打了败仗，部队散成几坨。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
红军分散撤出战斗后，边整理队伍边向赣南山区转移。敌人穷追不舍。红军几次阻击都未打好，只得且战且走。这一路多是人迹罕至的大山，战士们日复一日地披荆斩棘、攀悬崖、走绝壁，几乎得不到群众的帮助，体力消耗极大，一个个又黑又瘦。罗荣桓除了黑瘦，还加上满脸胡须，显得那眼镜越发大了。当时正值数九隆冬，大雪纷飞，山山岭岭一片白茫茫。罗荣桓在全营最后负责收容。他经常带领着担架并亲自扶着负了伤的战士踏雪前进，身后留下了一串看不到头的脚印和血迹。而敌人就象是饥饿的群狼，贪婪地嗅着血腥，轮番向前追赶。为了摆脱敌军，红军每天半夜便出发，一天要走百里左右方才宿营。队伍经广东南雄边境入江西全南、龙南、定南地区，转而向东到寻邬，又转而北上，经福建边境，二月上旬到江西会昌、瑞金境内。二月九日，是阴历除夕，部队仍得不到休息。三营极度疲惫的干部、战士纷纷向罗荣桓建议，向上级反映，只有打一仗打垮追兵，部队才能得到休整补充。罗荣桓感到大家说得有道理，便到前委反映。此时，毛泽东、朱德等正决定打敌人的伏击，以摆脱被动局面。
第二日凌晨，红四军以大部兵力荫蔽占领大柏地附近敌必经之路两侧的阵地，以特务营、独立营与敌接触。在特务营、独立营引诱下，敌刘士毅部进入伏击圈。下午，陈正春、罗荣桓率第三十一团三营与第二十八团三营夹击敌人。到十一日凌晨打扫战场，得知敌人大部被歼。红四军俘虏敌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由于枪太多，背不了，有些坏枪就砸烂丢进河里。宣传员们编了顺口溜，唱道：“一到大柏地，碰上刘士毅。两个三营包抄快，敌人就缴械。缴到九响铳，就往河里送。”
大柏地战后，红四军摆脱了被敌人尾追的局面。
到这时为止，红军下山已有一个来月。红军在强敌尾追之下，披荆斩棘，爬冰卧雪，走了一千多里路，同追兵打了几十仗，除大柏地战斗外，大都又是被动仗，……可第三营不仅绝少开小差的，而且难能可贵地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情绪。
要问部队何以如此巩固，原因是多方面的，支部建在连上，对部队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罗荣桓作为连、营党代表，在具体实践毛泽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方面作出了忠诚的努力。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事实证明，那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那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六十三页〕毛泽东在这里对连队党代表的作用作了很高的评价。而罗荣桓正是一位在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党代表。
在巩固部队方面，罗荣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扎扎实实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肃清封建残余，提倡民主主义，尊重士兵人格，不打骂士兵。这从现在的眼光看，似乎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但在当时讲，却是一个创举。
红四军的主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都是由国民革命军脱胎而来的。这些部队虽然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但有些军官中军阀主义习气仍然相当严重。他们认为，“三句好话不如一个巴掌”，“马鞭子下面出好兵”。官长打骂士兵、老兵打骂新兵，几乎成为家常便饭。罗荣桓对这种作风非常看不惯。他从在读书塾挨了老师一顿戒尺之后，就非常讨厌这种侮辱人格的体罚。他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期间又长期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对于封建主义的体罚肉刑更加深恶痛绝。参加秋收起义以来，他从来没有打骂过士兵。士兵有了过失，在批评时连重话也很少。他常常说：“响鼓不用重锤敲。”对下级和士兵，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启发诱导。他为了扭转打骂士兵的坏习气，在第三营进行了不疲倦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初冬，第三营驻在永新。一天傍晚，刮起了凛冽的西北风，气温急剧下降，池塘里结上了薄冰。九连四班放哨回来，因为无火可烤，大家都钻进稻草堆。一个个瑟瑟缩缩地当了“团长”，冻得怎么也睡不着。一位俘虏过来的永新籍战士建议烧老乡一点柴草来烤火。班长黄永胜告诉他：“老乡的东西不能动！”这位战士耸着肩膀，缩着脖子，双脚在地上来回跳动，把两只手放在嘴边哈气，无可奈何地出屋去了。不一会，他从老表院里抱了一捆柴禾高高兴兴地进了屋。他一面大声招呼大家来烤火，一面就抽出一把柴，蹲在地上烧了起来。黄永胜让他送回去，这位战士没有理他，仍然蹲在那儿往火堆里加柴。
黄永胜猛然从铺上爬起来，几步走到这战士跟前，把他手中的柴禾一把夺过来扔到地上，再次命令他把柴禾送回去。这位战士仍然蹲在那里。黄永胜骂他，他不服，站起身来和黄永胜顶嘴。黄感到触犯了自己的尊严，伸手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位战士没有还手，捂着脸扭过头象孩子一样伤心地哭了起来。
屋里其他战士听到班长和这位战士争吵，都愣愣地坐在铺上，看到班长打了人，也不敢说班长的不是，都去批评那位挨了打的战士，说他不该违犯群众纪律，不该顶撞班长。但是他们那惶惑的目光却流露出对班长的不满。为了打破僵局，另一位战士把火熄灭，将柴禾抱走了。等他回来后，黄永胜向全班训话。他引用了过去在警卫团学来的一句话说：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今后大家都要服从命令！”
他训完话命令熄灯睡觉。一时间，屋子里只听那挨打战士不时发出的抽泣声。这时风住了，又下起了绵绵细雨，那滴滴嗒嗒的雨声，彻夜也没有停。
第二天一早，雨仍然不住地下，天气阴冷而潮湿。罗荣桓打着雨伞，踩着泥泞来到九连。连长曾振平忙招呼他坐下烤火。罗荣桓一面同曾连长聊天，一面脱下潮湿的上衣放在火上烤。那衣服上的虱子碰到热气，纷纷掉进火里，响起一阵阵轻微的劈啪声。罗荣桓听曾连长汇报了黄永胜打人的事，便命令传令兵去把黄永胜找来。
黄进屋，看到罗党代表，拘谨地敬了一个礼。罗荣桓招呼他坐下，然后单刀直入地问他：“听说你昨天晚上打人啦？你何事打人啊？”
黄永胜辩解道：“那个战士违犯了群众纪律，又不服从命令，我才打了他一巴掌。”
罗荣桓边听边披上已经烤干的上衣。他耐心地听完黄的话，说：“哦，这么说来你打人是对的喽。”他把手放在火上烤着，停了一会，又抬起头看看黄永胜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当班长，如果不打人，有没有法子把全班带好？” 黄答不上来。
“怎么？你没有想过吧？我再问你，如果你是当兵的，犯了一点错误，班长动手打你，你的心里会好受吗？”
黄低下脑袋，一句话也说不出。
罗荣桓接着耐心地说：“毛委员再三讲，靠拳头来代替教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们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反复向他们讲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守纪律。你今后无论如何也不要打人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看看我讲的道理对不对。”
在罗荣桓的耐心教育下，黄永胜承认了错误。
当时，士兵委员会有时也摆脱不了体罚这种封建军队坏作风的影响。对犯了过错的官长，他们也用体罚的办法来对付。九连的曾连长就曾因违犯群众纪律而被士兵委员会打了屁股。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赶到九连来处理。这时，恰好士兵委员会又决定要打排长曹响的手板。
曹响原来是湖南起义农军的一个大队长，“八月失败”以后将他调到九连当排长。他认为这是降级使用，心里很不高兴。其实，因为他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当排长也是不太称职的。每逢他带操，口令总是喊不到点子上。做示范动作，连个“枪上肩”也做不好。他一带操，有些战士就忍不住要笑。他一见战士笑就骂，谁要不服就打。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爱赌钱。在红军里既没有纸牌，也没有牌九，他赌瘾发作时就悄悄找几个人用一个铜板猜字背。输赢也不大，就是分来的一点伙食尾子。曹响赌钱的事很快被士兵委员会发现了。士兵们早就对曹响的军阀主义不满了，这一回岂能轻轻放过。连的士兵委员会决定，当众给他以打手心的处罚。
罗荣桓到九连，知道这件事后，把士兵委员会的委员们找来开会。他仔细听取了委员们关于曹响情况的汇报，然后问大家：
“官长打士兵对不对？”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对。”
罗荣桓点点头，“是啊，官长打士兵是要记过扣发零用钱的。官长打士兵不对，可士兵打官长难道对吗？官长打士兵要受处分，士兵打官长就不受处分，你们看，这样做公道吗？”
一位委员嘟嘟嚷嚷地说：“可他赌钱啦！”另一位委员又补充了一句：“他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骂起人来可难听了。”
“那也不能打啊！”罗荣桓耐心地说，“无论是官长打士兵，还是士兵打官长都解决不了问题嘛！他有缺点错误，大家可以批评他，教育他，为什么要打呢？你们这一打，他今后在连里怎么工作？”
在罗荣桓的耐心说服下，九连士兵委员会终于撤销了打曹响手板的决定。
罗荣桓不仅大力发扬政治民主，反对打骂士兵，而且十分注意发扬经济民主，坚持在物质生活上官兵一律平等。他在当连党代表期间对连队伙食抓得很紧。他要求每天的正副采买都由班里轮流选派，正采买由各班正、副班长轮流担任，从另一个班选一位战士当副采买，必须两人同行，以便互相监督。他还要求司务长在士兵委员会监督下及时清理、公布账目。凡是发衣服、分伙食尾子和零用钱，他都要求先战士后干部，干部和党员必须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在士兵委员会成立初期，由于受到农民小生产者狭隘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情绪。打土豪领来几个鸡蛋、一瓶酒也要全连平分。但罗荣桓认为，这同军阀主义残余比较起来，还不是主要问题。一九五六年他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指出：“……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这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眼的。”“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六十四页〕
坚持实行民主主义，使战士认识自己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主人翁，从而成为自觉的战士，这正是罗荣桓经常考虑、大力抓好的一件主要工作，也正是第三营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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