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章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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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很快就要打响了。一九三○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红四军在钓峰河滩上召开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讲话。他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根据总前委的布置，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克敌制胜的八大有利条件。这八大条件的前两条讲国际、国内形势对红军有利，后六条是：一、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是着着失败；二、我们有群众拥护，敌人遭人民反对；三、我们兵力集中，敌人兵力分散；四、我们内部团结，敌人军心涣散，人多摆不开，枪多拿不稳；五、我们准备充足，敌人经济恐慌；六、我们得地利，敌人人地生疏。他讲完话后又领着大家高呼“勇敢冲锋”“拚命杀敌”“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以鼓舞广大指战员昂扬的战斗意志。前不久在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为之一扫。

十二月三十日，林彪、罗荣桓率领红四军插到龙冈以北，同红三军团、红三军、红十二军一道，围歼敌第十八师，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接着又歼敌第五十师之一半，胜利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后，蒋介石又派何应钦为总司令，率领二十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军立即与敌人脱离接触，向南撤到广昌、宁都一带。在这一期间，罗荣桓以主要精力抓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召开了红四军政工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政治工作经验，根据总政治部颁发的《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和宣传提纲、口号，结合四军的具体情况，布置了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会议刚结束，他又召集了有驻地群众参加的誓师大会，号召军民团结起来粉碎敌人新的“围剿”。接着，各师也分别召开了反“围剿”动员大会。与此同时，红四军各个部门都围绕着反“围剿”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分别召开了参谋会议、副官会议、军医会议，研究和布置了各项作战的保障工作。有了上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这一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罗荣桓等率红四军随方面军总部转移到离敌人仅四十里的东固、龙冈一带集结待命，等待有利战机的到来。几万大军集中在大山里头，刚过了几天，给养便发生了困难。每人每天只能发几分钱菜金，菜还没有地方买，柴禾得靠自己上山打。罗荣桓在这一期间一手抓训练，一手抓生活，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拂晓，他带领机关干部和部队一起爬山，练习抢占山头。晨雾还没有退尽，他便和战士们一道，一人背着一捆柴禾走下山来。他号召大家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改善生活。每逢休息时间，他便和战士们一起挖竹笋、捉泥鳅、摸田螺、挑野菜……到了夜晚，常常可以见到“满田灯火摸螺蛳”的情景。实在没有菜吃，打些米面糊糊，放一点盐就算是菜。

环境这样艰苦，罗荣桓在抓训练、抓生活的过程中，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予以高度重视。在他领导下，部队经常上课，党团员经常开会，以制定个人和班排的作战计划，讨论在即将来临的反“围剿”战斗中如何发挥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每个连队都布置了列宁室，出了墙报，到处都可以听到嘹亮的歌声。

既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的政治工作，使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了非常旺盛的战斗情绪。对此，毛泽东十分满意。原来，在决定罗荣桓任四军政委时，因为林彪过去同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不少人都为罗荣桓捏了一把汗，连毛泽东也有点放心不下。罗荣桓到任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四军的政治工作、军事训练、供给工作抓得井井有条，与林彪配合得不错。林彪除了负责作战指挥外，对部队的日常工作索性不怎么过问了。毛泽东放了心，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五月十四日，敌两个师离开富田向东固前进。有利战机出现了。十六日下午，四军抢占九寸岭、观音崖两处隘口，与敌激烈战斗，歼敌一个多师。红军随即向东横扫七百里，十五天打五仗，俘获人枪二万余，胜利粉碎了第二次“围剿”。

七月一日，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三十万大军象洪水一般，由北而南，汹涌而来，一下子几乎占领了全部中央根据地。红军冒着酷暑，绕道千里，从闽西经根据地底部到瑞金再到兴国高兴圩地区集中。八月七日清晨在莲塘全歼上官云相师一个旅，下午在良村又将敌郝梦龄师二个多团歼灭。

良村战后，红四军又转向东面去打驻黄陂的毛炳文师。在良村只留下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部队正在转移，敌第十九路军又紧追上来。红军打扫战场的部队来不及疏散。一些俘虏、枪支又重新被敌人夺了回去，红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罗荣桓认为自己作为四军军委书记和政委，应该负责。

在历次战斗中，罗荣桓都非常注意做好伤兵的政治工作。每次战斗结束，他都要亲自检查伤兵的安置，走到担架旁对伤兵进行慰问，逐个询问伤员，伤在哪里，感觉怎样，及时将前线的胜利消息告诉给伤员，鼓励他们到后方安心养伤，痊愈以后再返回前线杀敌。他还组织政治部做好担架队的鼓动工作，沿途准备开水、干粮，工作非常细致周到。在第二次反“围剿”一次战斗结束后，罗荣桓在路上碰到十一师的干事邓逸凡，便问他：“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邓逸凡回答：“组织担架队救伤员。”罗荣桓点点头，拍拍邓逸凡的肩膀，鼓励他说：“这一项工作非常重要，一定要把负伤的阶级弟兄全部救回来。”

“一定要把负伤的阶级弟兄全部救回来”，罗荣桓把这件事看成是巩固部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经常亲自动手去做。但是良村战斗后，部队马上要去打黄陂，军情急迫，他把这件事交给了政治部和供给部，不料出了岔子。尽管有种种客观原因，但他心情仍然十分沉重，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八月十一日，罗荣桓等率红四军和红十二军相配合，冒雨进攻黄陂，歼灭毛炳文师四个团。随即转到兴国枫边、城冈地区隐蔽休整，静观敌人的动向。

这一期间，在城冈召开了红四军军委会议，为贯彻王明路线而于四月间抵达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一位负责人出席。会上又扯起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罗荣桓主动承担了责任，再次作了严格的检讨。可是，林彪未做检讨。会后，罗荣桓被免除军委书记的职务，由林彪接任。罗荣桓对于受到不公道的批评，毫无怨言。后来也从未计较此事。

九月间，寻找红军主力一再扑空的敌人开始撤退。红四军和三军团攻击高兴圩之十九路军，打成对峙。十一师师长曾士峨壮烈牺牲。这一仗罗荣桓因脚伤未到前沿阵地。对曾士峨的牺牲，他感到十分悲痛，决心为曾士峨和一切牺牲的烈士报仇。当时他脚伤已经化脓，行动十分不便，未愈便又上前线，与林彪率部于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将敌五十二师歼灭。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四军奉命到石城地区开展工作。这时政委办公厅已与政治部合并，罗荣桓任第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政治部主任彭祜调到江西省军区。林彪虽已任四军军委书记，但仍然只管作战，很少过问部队整训、群众工作。同往常一样，这一切主要仍由罗荣桓来抓。

进军漳州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左”倾宗派主义开始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十二月间，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七万人在宁都起义，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认为，“夺取十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已提上议事日程。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多数人不顾毛泽东的异议，决定红军围攻赣州。林彪、罗荣桓奉命率红四军在南康、大瘐一带发动群众并防止广东军阀增援赣州。

由于赣州三面环水，防守坚固，红军围攻三十余日不克，遭重大伤亡后于三月七日撤围。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将红四军和红十五军编为第一军团，由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三月下旬，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东路军的指挥机关由一军团指挥机关兼代。罗荣桓兼任东路军政治部主任。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建议夺取漳州，中共苏区中央局接受了这一建议。随后，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东路军执行夺取漳州的任务。

出发前，东路军指挥机关在汀州进行了周密仔细的准备。罗荣桓白天忙着开会，参与制定作战计划，晚上还要拟定政治工作计划，准备对部队的动员材料，撰写交付石印的安民布告稿，每天都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实在困了，就靠在椅背上打个盹或是用冷水擦一把脸。勤务员王东保半夜醒来，总是看到他仍然伏案工作。这时便起床给他沏一杯清茶，劝他早一点休息。罗荣桓放下手头的笔，喝完茶，便按照家乡的习惯，伸出两个手指把杯里的茶叶掏出来吃掉，然后擦擦眼镜问一问王东保学习文化的情况，教小王识几个字，再吩咐小王去睡觉，自己又专心致志地工作起来。

四月初，东路军向闽南进军，四月十日收复龙岩。十七日，冒着急雨到达九龙江的支流东溪边。这时山洪已经下来，汹涌湍急的河水挡住了部队的去路。罗荣桓亲自组织机关渡河。他吩咐将绳子、绑腿都接起来，大家互相拉着，身体单薄的小鬼拽着马尾巴。整个机关既安全又迅速地渡过了河。十九日，部队攻克漳州。

在红军入城之前，罗荣桓认真抓入城的政治工作。他召集了由各军政委、主任参加的政工会议，要求各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关于入城的各项规定，要求宣传队全体出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分散到街头巷尾向群众讲解“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以后的国内形势，讲解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对日作战动员令》和临时中央政府和军委联合颁发的抗日宣言。罗荣桓特别强调，要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他指出，“漳州是福建沿海城市，华侨和侨眷特别多，他们的穿着打扮和江西不同，比较洋气、阔气，但绝大多数是劳动者或工商业者，不是土豪，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能把戴礼帽、穿长袍的人都当成土豪。”

进城后，罗荣桓带领政治部机关驻进了芝山上的一座小楼。在罗荣桓领导下，刚刚安顿好行李，整个政治部便象一盘机器一样运转起来。部长们和干事们都分了工。有的抓工会、农会，有的抓工人纠察队，有的准备“五一”庆祝大会，有的参加调查敌产，有的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有的检查群众纪律……

第二天，各部队的宣传队都撒到了街头巷尾，张贴了在汀州印就的、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名义发布的布告和标语，进行演讲，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亡的正义主张。

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与主张很快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他们或奔走相告，或写信发报，消息迅速传播到厦门、福州、广州、上海、港澳，乃至海外，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了。

在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的同时，罗荣桓又组织政治部配合地方党的组织分头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经过酝酿和协商，成立了闽南和漳州市的工农民主政府。在进行群众工作时，罗荣桓不仅和早在一九二九年就调到闽西地方工作的老战友蔡协民等重逢，而且又结识了陶铸。红军打下漳州后，*红一军团政治部一直在白区工作的主任罗荣桓发布了城市布告占春、陶铸等新战友*。罗荣桓逝世后，陶铸曾写下“漳城初见情犹昨，辽水重逢意更妍”的诗句，纪念他们在漳州的相识和抗战胜利以后在东北重逢、共同战斗的情谊。

五月一日，罗荣桓领导政治部在中山公园组织了有一万多群众参加的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在漳州缴获的飞机也奉命起飞，在会场上空来回盘旋，撒传单。大会盛况空前，漳州的群众工作迅速达到了高潮。许多青年（其中包括从厦门赶来的），纷纷报名参军，在短短的十几天内，红军扩大了几千名新战士。

罗荣桓对这批新战士中的青年学生十分重视。他亲自同准备调到军团政治部的苏孝顺①等人谈话〔一九四五年三月改名为苏静。〕。当苏孝顺提出希望做军事工作时，罗荣桓尊重他的意见，将他分到军团司令部，而将苏精诚、李兆炳等分到政治部。罗荣桓称呼他们是文化人，经常问寒问暖，问他们是否吃得了苦，想不想家，鼓励他们在严酷的斗争中磨练自己。行军时，老干事们都是自己背背包。罗荣桓知道新同志一下子可能适应不了，便招呼他们把行李放到公用的牲口背上，关怀照顾，无微不至。

漳州的群众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曾经发生了一些问题。刚进城的时候，有的部队对党的工商业政策理解不深，曾经错误地没收了一些民族资本家企业的财物。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决定由政治部出面邀请工商界代表开会。在会上，罗荣桓说明了我军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对有些单位错误没收工商业者的财物的作法作了自我批评，也说明了红军目前缺少经费的情况，希望工商业者自愿捐款。听了罗荣桓恳切的讲话，代表们都答应向各行业工商业者传达。以后，多数工商业者认了捐，政治部在市中心出了捐款者的红榜。

在漳州，政治部住的那栋楼房设备比较好，有电灯、电话、钢琴、钢丝床和全套的卫生设备。这些东西对于大多数同志讲，都是第一次见到。在这座城市里，“第一次”那就太多了，比如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吃刨冰，第一次洗温泉……在这当中也难免出一点把肉松当烟丝、用电灯点火抽烟之类的洋相。碰到诸如上下水道、电灯、电影等大家没有见过的新奇的东西，罗荣桓便耐心向大家讲解其原理和用途；同时教育大家，在这繁华的城市，仍然要保持红军艰苦朴素的作风。他身教重于言教，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仍然和干部、战士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睡觉时还盖着他那一床已经没有毛的俄国毯子，吃饭时同在一个菜盆子里搛菜。

在物质生活十分菲薄的红军年代，炒一点辣椒或是买一点花生吃，对于罗荣桓来讲，便是最好的物质享受。不料，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后，青年团发起了一个“三不吃”运动，号召团员和青年群众不吃油粑粑，不吃纸烟，不吃辣椒。油粑粑和纸烟对于红军来说都是奢侈品，不吃是为了节约。而辣椒，虽然算不得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可据说有刺激性，吃了容易生疥疮，因此也在不吃之列。“三不吃”运动开展以后，伙房的菜里见不到辣椒了。勤务员王东保便找了一个香烟桶子，偷偷替罗荣桓炒了一点辣椒，让他下饭。时间不长，这个秘密便被青年团员们发现了，声言要将辣椒没收。王东保说：“这是给罗政委炒的。”青年团员们说：“给政委炒的也不行。”双方争吵起来。罗荣桓知道后，对王东保说：“我虽然是成年人，但要支持团的活动，也要响应青年团的号召。”让小王把辣椒交了。辣椒吃不成了，买点花生吃便成了他唯一的享受。可是，他的身上经常是如杜甫的诗句所描绘的：“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不过，罗荣桓一块光洋可不是留着看荷包用的，而是曾经救了他一命的纪念品，当然舍不得花。除此之外，他经常是一文不名。有时看到卖花生的，一掏荷包，一个铜板也没有。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便给他垫上。买上两个铜板的花生，大家一起吃。到发零用钱或分伙食尾子时，罗荣桓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还帐。可他怎么也记不住究竟是借了谁多少铜板，只好把钱分成几堆，分给大家，说是还帐的。同志们谁也不承认曾经借给他钱，又退给他。这样推来推去，最后往往是以买一只鸡炒了大家吃一顿完事。到头来他依旧是囊空如洗。到漳州后，又发了零用钱，与往常不同的是，罗荣桓竟没有还帐。难道他是看中了大街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了吗？不，他是想买书。

从少年时代开始，罗荣桓便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上井冈山后，吃红米饭南瓜汤，他安之若素，不以为苦，唯独没有书看却使他感到难以忍受。每逢打土豪，他都要去找书，找到什么看什么。有一次，找到一本《野人记》，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到了漳州，他岂能不逛书店？书店里的新书，动辄每本大洋一元，他买不起；但那旧书店里一两角钱一本的旧书，还是可以买一些看看的。他专门跑了一趟旧书店，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出门时笑眯眯地捧了一摞旧书。在路过芝山脚下毛泽东的住处时，他连忙进去，把书店的地址告诉给毛泽东。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自然更不放过这个机会，他很快便成了旧书店里的上宾。

漳州旖旎的风光，亚热带的气候，富饶的物产，繁华的市容，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乡。在当时，红军还不具备长期占领这样一座城市的条件。六月初，传来了蒋介石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消息。毛泽东决定立即撤兵，同时派人通知罗荣桓，所筹款子要全部上交中央有计划统配使用。罗荣桓立即照办。他领导政治部组织了闽西根据地各县成千上万十六七岁的少先队员到漳州参观，然后动员他们把包括两架飞机、二千多支枪、六门炮、二台车床、一台发电机在内的大量战利品秩序井然地搬运进根据地。这一批少先队员受到了锻炼和鼓舞，其中有部分人员参加了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加紧推行其政治上反“右倾”，组织上“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毛泽东被调去做政府工作，随后又被撤销了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接着，在福建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①〔罗明，当时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苏区中央局错误发动了反罗明路线斗争，罗被撤职〕，发展到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又被错误地批判。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干部遭到打击和排挤。在第四次反“围剿”快要开始的时候，一军团也接到了调动罗荣桓工作的命令。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以他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向总部发报，提出，“大敌当前，我们请求罗荣桓同志工作不要调动”。总部同意缓调。罗荣桓并没有因为即将调动而影响自己的情绪，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把政治部的工作领导得有声有色，对保持一军团这支主力军旺盛的战斗情绪，对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

第四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已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仍然按照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进行指挥，作战取得很大胜利。二月十一日，“左”倾领导者强令一军团攻南丰，不克。十三日，国民党军向南丰增援。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毅然撤兵，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隐蔽集结。二月二十七日，在黄陂地区运用大兵团伏击的战法，歼敌第五十二师全部和第五十九师大部，俘师长李明、陈时骥。

三月二十一日，红军在草台岗地区向敌第十一师猛攻，歼其大部，重创敌援军第五十九师残部和第九师一部，基本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遭此惨败，不禁发出“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①的慨叹〔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致陈诚的电报，（台）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二百七十页，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第二百二十七页〕。

在第四次反“围剿”两大战斗之间，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罗荣桓主持了一军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政治工作的检阅②〔检阅：当时用语，含义相当于现在的检查、总结〕，以他和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做了题为《官家僚③以后政治工作》的书面总结〔官家僚：地名，位于南丰县西北，是一方面军围攻南丰县时，一军团机关的驻地〕，指出，在三都整编④之后〔三都整编，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一方面军在黎川县三都进行整编，一军团撤销了军一级建制，直辖七、九、十、十一四个师〕，“宣传鼓动工作有些进步”，“能抓紧当地的实际问题作为宣传鼓动的出发点”，“对目前的中心任务能从各方面进行较深入的宣传工作”。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便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曾提了石灰桶子，到处刷标语，也曾站到方桌上，对赶圩的老表讲演。到红四军下井冈山的时候，每个营和连都有了宣传兵。罗荣桓对这支宣传队伍抓得很紧，不仅依靠他们对部队、对群众，对白军士兵作宣传，而且把他们看成是初级政治干部的来源，精心加以培养。可当时有一些人却瞧不起这些宣传兵。行军时，宣传兵们为了做行军鼓动工作，经常插队伍，跑前跑后。有的人就讽刺挖苦，怪声怪气地喊道：“唉，大家快闪开，骑兵团过来了！”还有的人把宣传兵说成是“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兵过来时便开玩笑地问道：“唉，你那膏药几个钱一张啊？”也有的人干脆直截了当地对宣传兵说：“你们贴那标语有什么用？要打仗嘛，还得靠老子手里的枪。”

听了这些反映后，罗荣桓耐心对部队进行教育。他指出：子弹可以杀伤敌人，但是很难打到蒋介石的头上。而贴标语做宣传可以争取群众、瓦解敌军，却能起到这个作用。

古田会议以后，红军宣传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连队里普遍建立了列宁室（后来改称为俱乐部），部队每到一地号房子时，都把最好的房子留给列宁室，开展对干部、战士的文化教育。行军时，战士的背包上都写了标语。指导员一喊：“现在学标语了。”战士们便一面行军，一面通过学标语认识几个字。歌咏活动逐渐形成了热潮。在井冈山上，战士们只会唱北伐时期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以后歌子便多起来了，《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兵联合起来》、《少年先锋队队歌》都唱开了。这些红色歌曲又很快通过赤卫军、少先队等组织传到人民群众之中。群众也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编唱了许多新的山歌。这些山歌又传到了部队。

一九三一年以后，各师都有了油印小报。军团部出版了《战士报》。罗荣桓对这张报纸非常重视。他不仅亲自撰写社论、文章，修改稿件，而且有时还亲自推滚子、印报纸。报纸成了宣传员们手里锐利的武器。行军休息时，宣传员们便拿着报纸，到处奔走，忙着飞行读报，到了一处，一声喊：“同志们，请听胜利消息……”读完一段，又赶往别处去读。于是，胜利的消息便到处传开了。

宣传员手里提的桶子也不仅仅是装石灰了，有了黑烟子、红土，有时甚至还有彩色颜料。墙上除了写标语，又画了漫画。罗荣桓三天两头往宣传队跑，对写标语、画漫画作具体指导。有一次他看到宣传队将军阀画成了土豪，便对队员们说：“你们没有见过军阀，军阀要比土豪洋气一点。”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宣传队员便给军阀头上加上一顶呢帽，鼻梁上再架一副眼镜。

战时鼓动工作加强了，部队上火线时，政治机关及时派出宣传队员、干事和传达员在要道和阵地上呼口号、唱歌，鼓舞指战员的斗志。各部队都有不少伤员不仅不下火线、不啼哭，而且帮战友压子弹、拧手榴弹盖子，呼口号，鼓舞战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做好阵地鼓动工作。

红军的宣传鼓动加上正确的俘虏政策，把大批白军士兵争取了过来。白军士兵打仗时朝天放枪的，带着枪跑过来的，几乎每一仗都有。

大革命时代化装演讲的方法也吸收到红军宣传工作中来了。这种化装演讲很快发展成演活报剧和文明戏。当时，演戏没有固定的剧本，几个人在一块把剧情凑好便可以上台。台词都是演员现编的。没有女角，便由身材瘦小的肖华、童小鹏等人男扮女装。演出时，顺山坡架起几根竹竿，用几块门板一拼，再挂上幕布，就是舞台。劈一些松明，借来老表捉泥鳅用的铁罩子，把松明放进去，再往横竿上一挂，点起火来，就是灯光。美中不足的是这种“灯”有烟，把演员的鼻子、眼角都熏黑了。至于服装，红军、农民和土豪的，那都是现成的。要演军阀、帝国主义者也好办。用细竹蔑子绑一副眼镜架，染黑了糊上一层玻璃纸，这就是眼镜；糊一顶高帽子，在帽子上画上不同的标志。演员戴上高帽子和眼镜，手里再拿一根文明棍，就活脱脱的是一个军阀或是帝国主义者了。

这种戏剧，照现在的眼光看，可能会感到比较原始、粗糙，艺术性不强，可在当时，却深受部队和群众的欢迎。大家看到高兴处便哈哈大笑，看到难过时便低头流泪，从娱乐之中受到了教育。

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罗瑞卿出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他对演戏很热心，部队很快形成了演剧热。他编导了一出《谁给我们痛苦》，揭露土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出戏演了好久。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之好。群众反映：“红军真神了，才来了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编进戏文了。”

不久，罗荣桓又委托罗瑞卿组织了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学员学习结业后便组成了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演员仍然是业余的。

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抓了不少俘虏兵。他们受了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对红军很不信任，有的犹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有的拄了拐，缠上白布装彩号……

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罗荣桓要战士剧社为他们组织一次专场演出。剧目叫《血汗为谁流？》。这是一出以宁都暴动为背景，描写国民党士兵因不堪忍受军官压迫而起义的三幕歌剧。演出开始时，俘虏们神情淡漠。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了。演到第二幕，台下传来唏嘘声。第三幕开始以后，许多人坐不住了。他们扔掉拐杖、扯下白布，连呼自己上了国民党的当，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副主任李卓然等又编了一出《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即将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象那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各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自告奋勇演蒋介石，年纪小个子也小的童小鹏则扮演宋美龄。

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打下了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林彪正在接电话。电话里报告：“现在已经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林彪立即答复：“用船装。”接着是林彪和聂荣臻召集会议，聂荣臻提出，要请罗主任研究出捷报。这时该罗荣桓出场了。而他当时患疟疾，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早在“五卅”运动期间，罗荣桓在青岛大学就曾组织过戏剧演出，可他自己却没有上过台，这一次也许是因为怯场，也许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他仍然没有上台。只是低头坐在那里笑。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罗主任呢？”没有回音，便下命令：“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于是，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便把罗荣桓推上了台……

这一出戏，就其“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的内容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未免太浪漫主义了。可是演员的阵容却是空前的。那么多军团干部上了台，引起了指战员们极大的兴趣。部队的文娱生活更加活跃了。

罗荣桓患疟疾后，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不久，寒热把他折磨得面黄肌瘦，终于病倒了。他当然不能象以往那样经常下部队。这又成为一个罪名，叫做“官僚主义”。尽管罗荣桓在四次反“围剿”中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方针是绝不会改变的，罗荣桓也非调走不可。因此，尽管有聂荣臻等人的竭力挽留，四月中旬，他还是奉命离开了一军团。

总政治部巡视员和动员部长

罗荣桓接到任命他为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调令后，便来到宁都。受了错误批判、满腹牢骚的谢唯俊约了驻在宁都附近的第三军团教育大队政委江华冒雨前来看望。罗荣桓看到这两位老战友来访，十分高兴。他拿出头一天买来的花生，又泡了一壶茶，三个人围坐在一起，边剥花生边聊天。

自从宁都会议召开以来，眼看着毛泽东总结的、过去一直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遭到否定，眼看着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调开、撤换乃至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三人此刻心情都很不舒畅。一开始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闷坐在桌旁，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剥着花生……

半晌，还是罗荣桓打破了沉默。他关切地问起谢唯俊的近况。这一来好比是打开了谢唯俊的话匣子。他将郁结在心头的不快统统倾吐出来。最使他不满的是教条主义者对所谓“狭隘经验论”的批判和“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论调。

谢唯俊的不满引起江华的强烈共鸣。江华愤愤不平地说：“我硬是想不通，为什么吃红米南瓜就没有马列主义，偏偏只有到莫斯科吃了洋面包才有马列主义！”

谢、江的议论，罗荣桓十分熟悉。早在一九三一年，周以栗就说过：“山沟里是有马列主义的！”周原是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他到苏区后从实践中体会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于是有了这样的认识。然而，在教条主义者看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罗荣桓便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这样说难道不怕坐牢吗？”

罗荣桓没有讲更多的话。而江华、谢唯俊经他的提醒，不约而同地长叹一声，也不再讲话了。这时，那雨也下大了，雨珠打在瓦上的声音听起来更加响亮而急促，似乎在诉说着郁结在他们心头的愤懑……

当时，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往往是从上面来的。执行吧，明知不妥；不执行吧，又违反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前常常是有理也说不清。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对头，就撤职查办、进保卫局，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考虑到这些因素，罗荣桓又不得不向他们打招呼：“这些话在这里讲完就完了。你们出去千万不要乱讲。我们有意见归有意见，工作还是要尽量做好，要尽量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

罗荣桓到任不久，已经搬到苏区的临时中央即派人来督促反江西的“罗明路线”。省军区指派政治部青年部长钟发宗发言。钟在会上说，过去不认识邓、毛、谢、古，对他们提不出什么意见。中央来人大发雷霆，当场指斥钟是“机会主义的发言”。眼看钟发宗过不了关，罗荣桓和军区司令陈毅商量后便决定立即将钟调到三分区去当政治部主任，把钟保护起来。

六七月间，罗荣桓又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和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长。

此前，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罗荣桓的使命就是领导武装动员部，贯彻执行这一口号。

总政治部驻在瑞金沙州坝以北约有十五公里的一个山沟里，孤零零的一个院子，主要建筑是一座用土坯盖的两层楼。院子南面有水塘，周围有松、樟、竹林，环境相当幽静。在这里，虽然时常可以看到敌人的飞机，需要钻防空洞，可激烈的枪声听不到了，也用不着每天急行军了。机关工作毕竟没有部队工作那么紧张，罗荣桓早晚甚至可以同受到错误批判后被调到宣传部的邓小平一道，到竹林里散散步，或者是到水塘边看肖忠谓等年轻的干事捉鱼。肖忠谓还真有两下子。他光着脚丫下水田，脚趾头一夹，一条泥鳅就捉住了。

这种生活，对于身上沾满了硝烟征尘的罗荣桓来说，是显得太悠闲了。他和当时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和打击的其他干部一样，感到有劲使不上，十分难受。而他们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

可是，罗荣桓并未消极。他到总政不久，便带着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等到兴国、瑞金一带去调查研究。

罗荣桓结合以往四军和一军团扩红的经验，向张爱萍等指出，要扩大红军，必须充分发挥少先队、模范少先队和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的作用，采取逐步升级的原则。

当时的少先队，吸收十几岁的青少年参加，是一种不脱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相当于现在的民兵。当时的模范少先队是一种半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平时巡逻放哨，保卫工农民主政权，战时则抬担架、搞运输、支援前线，类似现在的基干民兵。赤卫军是成年人参加的地方武装。

罗荣桓认为，要巩固地扩大红军，关键是要抓好模范少先队的工作。这有两个好处：一是有利于配合赤卫军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反对地主武装，保卫工农民主政权，保卫人民胜利果实；二是有利于扩大红军。

他说，由一个老百姓到红色军人，要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他们往往有家乡观念，不太乐意参加红军。这时，可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红色中华以把他们组织到模范少先队报》刊登表彰扩红成绩优异的和赤卫军中去。平时进行军罗荣桓等人的《光荣红版》事政治学习，进行野营训练，战时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主力红军要有意识地关心和照顾他们。打胜仗时可以让他们参加追击和打扫战场，以鼓舞他们的战斗情绪，使他们逐步适应战斗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再整排、整连、整营、整团地吸收他们参加红军。

八月二日，罗荣桓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瑞京兴国第一批野营的检查》一文，体现了上述思想。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出动五十万大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为应付规模日益扩大的战争，中共中央再一次提高了扩大红军的要求。罗荣桓被任命为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他带了张爱萍等人深入到乐安、宜黄一带农村，挨家挨户进行扩红。

由于上面要求扩红的数字大、时间紧、任务重，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倾向。有的地方采用召开群众大会的方法，开会时把前后门都关起来，在简单动员后便要求到会的人十一报名，有一个不报名的就不散会。有的地方对不报名当红军的以封房子、没收土地相威胁。有的地方在不报名的青年家门口钉上“可耻牌”。有的地方又采取了哄骗或花钱收买的办法。

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提出，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反对强迫命令。要向群众讲清武装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的意义。他还指出，对参军的同志，当地党支部、工农民主政府、赤卫军、少先队要优待其家属，安排劳力为他们种地，以减少参军者的后顾之忧。　

由于罗荣桓在扩红运动中做出优异成绩，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中央在《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宣布，将罗荣桓、罗迈（李维汉）、毛泽覃等各突击队的领导者的名字“放在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在各种小册子、会议与报纸上解释与宣传他们的工作经验，教育全党同志”。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罗荣桓出席了在瑞金沙州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罗荣桓由于扩红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再一次受到表扬，获得一枚银质奖章。大会选举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三月二十五日，《红星报》发表了罗荣桓的《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文章指出，要完成扩红突击运动，最根本的问题是做好艰苦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克服抄写名册、会议举手通过等强迫命令的做法。

一九三四年三月，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之后，又集中主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由于在军事上是门外汉，便把指挥大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地利人李德。四月间，敌军逼近广昌。李德采用以堡垒对堡垒，节节抵抗的战术来应付，并提出了保卫广昌的口号。这时，罗荣桓也来到了广昌前线。他和十四师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住在一起。老战友重逢，当晚进行了彻夜长谈，互相交流了部队和地方上的情况。对于修碉堡，进行消极防御，他们两人都很不以为然。

第二天，唐天际接到了撤销他主任职务的命令。他回到住地后，罗荣桓看到他情绪比较低沉，关切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唐天际便将这个命令拿给罗荣桓看，并告诉他事情的原委。

在前几天看地形时，唐天际看到在广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碉堡，很不满意，指示部队在广昌南面河边修一个工事，准备一旦顶不住敌人时可掩护部队撤退过河。工事刚刚修好，李德来到前线。他看到这个工事很生气，在会上拍着桌子责问：“谁让在河边修工事的，这岂不是准备退却吗？这样做还怎么誓死保卫广昌？”在李德的坚持下，唐天际被撤了职。

无独有偶，罗荣桓自己也碰到过类似的事。一天，李德去阵地前沿视察。罗荣桓作为总政的工作人员也跟着去了。在阵地上李德用望远镜观察了一番，回过头来正好见到罗荣桓。他也不问罗荣桓是干什么的，便命令罗带一个工兵排去埋地雷。罗荣桓执行了命令，埋完雷回来报告。不料李德变了卦，又命令罗荣桓再去把地雷起掉。这时敌人离埋地雷处已经近在咫尺。罗荣桓实在不理解李德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让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因此，没有理他。李德见状大发雷霆，跳着脚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杀你的头！”这时，敌人的前卫已经踩响了几个地雷，而敌人的炮弹也已打到李德所在的工事周围。去起雷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正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他又亲眼看到一些干部无端遭受处分，轻则警告、撤职，重则罚苦工、进监狱，所以，他对唐天际的处境十分理解。但是他并没有向唐天际诉说自己遭李德训斥的事，而只是平静地说：“咳，这是必然的嘛！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停了一会，他又语重心长地向唐天际打招呼：“越是处境困难，越是要冷静。要暂时忍耐，遵守纪律，否则要吃亏。”

罗荣桓的语气十分平静，可心里却是波澜起伏。他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一九五六年他在谈起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一些做法时说：意见不一致，就一、二、三地争论嘛，以求得一致。宗派主义就不是采取这个办法，他们是：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裁判所，送运输队，罚苦工。当时，很多同志怕斗争、怕批评、怕开会。那还得了，那样的话，一个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尽管当时罗荣桓等许许多多干部都对“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很不满，但他们无力扭转在五次反“围剿”中被动挨打的局面。广昌北山上那个碉堡只能放一个排，尽管在山坡上埋了不少地雷，但仍然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四月二八日广昌失守。

当罗荣桓回到总政时，得知根据地南线的门户——会昌城以南的筠门岭也已经失守。筠门岭失守的原因依然是李德推行了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可是李德却将责任推给下面。筠门岭的守备部队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撤职批判后送到保卫局，其他干部也做了调整。总部已任命周子昆为二十二师师长，王开湘为政委，孙毅为参谋长，刘道生为政治部主任。

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委托罗荣桓跟刘道生谈话。

刘道生当时正在红军大学学习。他曾听过罗荣桓讲的红军政治工作的课，对这位老四军政委十分敬重。当他走进罗荣桓的办公室时，未免有点拘谨。罗荣桓亲切地招呼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又递给他一把芭蕉扇，让他歇口气，下下汗。然后很随便地询问他的经历、年龄。当刘道生不再感到拘束后，罗荣桓针对当时由于“左”倾错误而形成的赤白对立的问题，指出：“以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我们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把不少中农当富农搞了。结果老百姓反水，受敌人欺骗，组织了什么守望堂、红枪会，什么反共自卫队，拿起土枪、梭镖打我们。这种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群众，无论如何不能开枪，只能耐心教育。如果有可能，可以召集他们开会，宣传我们的政策。以前把中农当富农斗了的，要通过复查改正过来。富农也要分田给他。”他还要求根据敌人情况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瓦解敌军工作，要揭穿敌人的欺骗，号召敌军士兵掉转枪口，和红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地主老财，共同对付国民党反动派。

刘道生到职不久，罗荣桓也来到二十二师，对刘道生的工作从怎样发挥政治部各业务部门的作用到如何主持部务会议，进行了手把手的帮助。

一天，二十二师的特派员不通过刘道生便以AB团的罪名把政治部的秘书长、宣传部长和师直总支书记孙光远三人抓了起来。刘道生要求放人。当时特派员直属上级保卫局，不受同级政治部主任领导。特派员拒绝了刘的要求。刘碰了钉子，便立即去向罗荣桓报告。

罗荣桓听完刘道生的汇报，想了一会问道：“总支书记和宣传部长是什么出身？平时工作怎么样？”

刘道生回答：“总支书记是雇农出身。宣传部长是中农出身，平（江）浏（阳）暴动便参加了革命。他们对革命都忠心耿耿，工作都很积极。”

罗荣桓点点头：“这就好办了，你去对特派员讲，不是讲成份吗？随便杀雇农可不行。宣传部长是中农，中农也是革命的，杀他们没有道理。你对他说，如果你坚持要杀，我们也可以向上级保卫局反映。”

有了罗荣桓出的点子，刘道生感到心里有了底。他对特派员如此这般一讲，果然救下了宣传部长和孙光远的命，孙到全国解放后还感激地说：“要不是罗主任，早就没命了。”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一九三○年便曾发生过并得到纠正。但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却又重犯这一错误。罗荣桓无论是在一九三○年还是在一九三四年，对肃反扩大化的抵制可以说是一贯的。在当时“左”倾思想笼罩一切的形势下，能从肃反扩大化执行者手中救出同志的生命，实属难能可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唯成份论盛行的情况下，成份倒成了挽救两个干部的根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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