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章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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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组建总干部部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及华中军区，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他因病未随军南下，回到北京继续休养，住在颐和园中的清华轩。八月间，中央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将由他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向中央反映，自己身体不好，恐不能胜任。但他推辞不得，便决定留在北京。随后他举家从颐和园迁至南池子一八号。这个院子虽然东面临街，但当时汽车很少，环境还算安静。罗荣桓全家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五四年秋天。

九月二十日，罗荣桓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接着，他在参加了开国大典后，便忙于抓检察署的机构建设，从部队调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全国和各省市的检察机关。

由于罗荣桓从红军建军起，便从事政治工作，亲自参加了创建解放军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党内和军内有崇高的威望，一九五○年四月，中央又决定由他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并指定他负责着手筹建总干部管理部，由他兼任部长。于是，他便请李六如、蓝公武副检察长多管一些检察署的工作，而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组建总政和总干方面。

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早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即已建立，当时叫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一九三三年六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间，罗荣桓曾任总政动员部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总政就是八路军政治部，也是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与部队分散在各解放区的情况相适应，总政的机构很小，直到进入北平，仍是这样。当罗荣桓接任主任时，机关只有十二十个人。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军队从干部配备、组织编制、各项制度、武器装备、工作计划都开始走向统一，需要加强集中领导，建立健全的领导机构。

罗荣桓一上任首先抓的就是配备领导干部。为了使领导机关能够迅速熟悉和掌握在不同地区作战的各部队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交流各部队的经验，在配备干部时，罗荣桓在坚持“德才兼备”条件的同时，特别注意掌握“五湖四海”的原则。在他的建议下，中央军委任命傅钟（原在红四方面军、延安总部）和肖华（原在红一方面军、第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任副主任。后来，又调甘泗淇（原在红二方面军、第十二○师、第一野战军）任副主任。

接着就是研究和确定总政和全军各级政治机关组织机构的设置。罗荣桓、傅钟、肖华等认为，政治机关除需保留并加强原有的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以外，应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具体需要，增设新的部门。

随着总干部管理部的建立，组织部门已将干部工作划分出去。为了管理好政治工作干部，在总政设立了政治干部管理部（简称干部部）。

解放军的成员绝大部分是青年，青年工作有着光荣的传统。早在罗荣桓担任红四军政委时，部队便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以后又设立了青年部，但抗战后一度取消。在罗荣桓倡议下，政治部将青年工作从组织部门划分出来，恢复了青年部门。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的需要及文体活动设施的增加，文学艺术水平的提高，电影放映的经常化，文艺出版、体育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专管文化工作的部门。在罗荣桓倡议下，将文化工作从宣传部划分出来，成立了文化部，提出了“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方针，接着又延揽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曲家、画家、导演、演员、运动员，陆续建立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包括歌舞、话剧、歌剧、杂技、曲艺团（有一个时期还有越剧、评剧和京剧团）在内的文工团，军乐团，解放军文艺社，八一体工大队等单位，对繁荣军队的文学艺术和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国际国内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九五二年八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和文艺会演，检阅了部队体育和文艺活动的成绩，对部队文体活动更广泛、更深入的开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总政治部还先后建立了八一杂志社、解放军报社、解放军画报社和军事博物馆等单位。

总政的部、处长也从各野战军选调。组织部副部长由原在一野工作的朱明担任（后任部长），宣传部长由原在二野工作的刘志坚担任，保卫部副部长由原在华北野战军工作的蔡顺礼（后任部长）担任，青年部长由原在华北和第一野战军工作的王宗槐担任，政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由王宗槐兼任，文化部长由原在第四野战军的陈沂担任，联络部副部长由原在第三野战军的黄远担任，秘书长由延安时代总政治部的魏传统担任。

一九五○年九月，总干部管理部正式成立。九月十三日，朱德出席了总干全体干部会议并讲了话。他在阐明了干部工作的艰巨任务后说：“正因为干部部从事的是件伟大的工作，必须建立，并归毛主席领导，由罗荣桓同志当部长（他在我军是很有信仰的），因此希望大家都下决心来长期的办。”总干部部同样依据“五湖四海”的原则组建了领导班子。第四野战军的赖传珠①和第一野战军的徐立清担任副部长〔赖传珠一九四六年九月以前在三野的前身新四军工作〕，不久又调二野的宋任穷和华北野战军的甘渭汉任副部长。总干部部有了从各野战军调来的领导干部，就可以做到熟悉并合理调配、使用各方面的干部。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罗荣桓是会议的主席团成员，他在会议结束时致了闭幕词。这是一次对解放战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战斗英雄、工作模范、民兵英雄进行表彰，以鼓励全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推动各项工作完成的盛会，是一次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会。

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罗荣桓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他对出国参战部队非常关心。他主持总政治部具体组织了抗美援朝的政治工作，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运动，做好国内部队轮换出国参战的动员工作，调配志愿军的高级政治工作干部，加强志愿军政治工作的研究，组织全国规模的慰问志愿军的活动，开展瓦解敌军和管理俘虏的工作，等等。

在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一些负责干部路过北京看望罗荣桓，他都要详细了解出国部队的情况并提出做好出国部队政治工作的意见。

出国作战，这在中国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罗荣桓认为，出国部队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特点。一九五一年，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率志愿军战斗英雄归国观礼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在京期间，罗荣桓多次同杜谈了这一问题。他说：志愿军必须做好团结工作，对内要团结各大军区去的部队，对外要尊重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团结人民军，做好群众工作。要比在国内更加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杜平提出，由于语言不通，群众工作比国内难做。罗荣桓对他说：“志愿军语言不通，做群众工作有困难，可以用挑水、扫地等行动去做，要通过广大指战员爱护朝鲜人民、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的实际行动去做。这种行动本身是比言辞更好的宣传工作。为了使指战员都能用实际行动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在部队进行深入的国际主义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做好群众工作，不仅体现了军民一致的原则，而且是维护中朝两国两党团结的大事。”

五十年代初期，在解放战争后期作战和抗美援朝的同时，部队正逐步转入和平时期的整编训练：由单一兵种发展成多军兵种的合成军队，由分散走向集中，由农村开进城市，由住民房到进驻营房……正处于承先启后的转变时期，工作十分繁重。

当时的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

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向西南进军和大规模的剿匪，任务还很重，沿海的一些重要岛屿还有待解放，又要进军西藏。军队一方面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要加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建设；另方面又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已渐趋结束，军队要精简整编，成建制的众多部队要转入到生产建设中去。军队工作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一九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就更为紧张。

在这种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罗荣桓和聂荣臻密切配合，妥善周到地处理了许许多多复杂的问题。对此，聂荣臻回忆道：

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都涉及到人的问题，许多事情离不开总政治部。在完成这项工作中，总参与总政配合得很好。当时罗荣桓同志是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我们思想一致，很多问题两人商量一下就定了，从来没有扯皮现象。这是大规模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荣桓在平津战役后便累倒了，但他同病魔进行了顽强斗争。为了能使高血压、心绞痛得到缓解，他每天坚持散步。他身体虚弱，且比较胖，走起路来步履沉重。但每天都要走足一小时，方法是在路上记住一个标志，一定要坚持走到那里才回头。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以后，他又带病工作，担子很重，经常到位于西皮市街（原址在现在的人民大会堂一带）的总政机关办公，到中南海居仁堂参加军委召开的会议……然而，他的病体毕竟经不起拚命般的操劳。他的病时常发作，有时一个会开完了，他就得靠在沙发上休息好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

罗荣桓带病坚持繁重工作的情况，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关注。一九五○年九月二十日，他在罗荣桓署名上报的一份干部任命报告上写道：

“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毛泽东的批示体现了党的亲切关怀，罗荣桓对此自然非常感激，同时，也使他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仍然在带病坚持领导总政和总干的全盘工作，掌握大政方针。为了充分发扬他的助手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不致陷于忙乱的事务之中，罗荣桓大胆放手，让他周围的干部各司其职，请肖华主持总政日常工作，请赖传珠、徐立清等管总干的日常工作，自己腾出时间来多考虑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当时肖华、赖传珠等凡遇重要的电报、文件，都送请罗荣桓审阅批示，至于工作中一般性的问题，就各自负责解决了。

精简整编和组建领导机构

新中国建立初期，罗荣桓的工作千头万绪，却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这就是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军队建设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精简整编。一九四九年底，解放军已发展到五百五十万人，但是除了少量海、空军和特种兵外，绝大部分是步兵。部队一方面是数量太多，与和平建设时期不相适应；另一方面是单一陆军，现代化程度很低，与现代战争不相适应。因此，部队按中央要求既要精简一百五十万人，使总的数量不超过四百万，又要加强各军兵种的建设。总政和总干，在罗荣桓领导下，会同总参谋部，从一九五○年下半年开始，便通盘筹划和领导了部队整编和调配干部组建军兵种的重任。

为了能顺利而妥善地搞好整编复员，罗荣桓请肖华等首先组织总政机关对部队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了解到有些战士不愿复员，发牢骚说：“打仗的时候用得着我们，和平了就不要我们了。”有些老弱病残的人担心回到农村生活没有保障……但是有一些干部又认为全国解放了，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准备解甲归田，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定生活。

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让总政机关起草了《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首先要做深入的思想动员，使指战员懂得，紧缩部队编制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军队的建设。《指示》号召广大指战员，留在部队的要做保卫祖国的好战士，转到地方的要做模范公民，在生产建设中起带头作用。

《指示》还要求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各级领导一定要采取对指战员对国家负责到底的态度，对每一个人都要慎重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到留的安心，走的满意，各得其所，决不能推出了事。

由于方针正确，工作细致，在几个月内，全军顺利地完成了近一百万人复员、转业的巨大工作，并为以后几年整编部队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整编部队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加强领导机关和各军兵种的建设。

从新中国建立开始，解放军在原来的陆军步兵的基础上，陆续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学兵、通信兵的领导机关及部队，需要大批领导干部和各类技术干部。这些干部主要依靠解放军自己培训。因此，兴办各类军事学校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以培训师、团以上领导干部为目标，一九五一年一月成立了军事学院，一九五三年一月成立了总高级步兵学校，一九五三年二月成立了后勤学院，一九五六年三月成立了政治学院。为了培育高级军事工程人才，一九五三年九月成立了军事工程学院。

为了培养各级各类技术干部，又先后成立了航空、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工程兵、通讯、测绘、军需、军械、军医、兽医等各级各类技术院校。无论是建立各级领导机关和各军兵种，还是兴办院校，关键都是要首先配备好这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干部。罗荣桓作为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及时就军队各领导机关和院校高级干部的升迁调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从而成为军委在“用干部”这件事上的得力助手。

从组建总干部管理部开始，罗荣桓就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选调配备干部，他总是要求按照任人唯贤的条件请各军区选调，并征求从各野战军调来的部长们的意见，力求照顾到各个野战军以及历史上各个大军区和各个方面军的干部。按照这样的要求，一九五一年总干部管理部从全军抽调了三万多名干部，使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的领导机构迅速而妥善地建立和健全起来。

为了正确地使用干部，罗荣桓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干部工作部门，要全面地考核了解干部，要有联系群众、公道正派的作风。他指示总干部部，不要只从档案材料上去了解干部，而要从实践中了解干部。他认为只有通过检查工作，个别谈话，听取干部的上级、同级、下级的反映，把各方面的看法综合起来，才能了解干部全面实际的情况，才能对干部使用提出比较正确的意见。对此，罗荣桓自己一贯身体力行。他经常找干部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在配备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领导干部时，他曾同许多干部作了谈话。这些干部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感到亲切和温暖。

罗荣桓历来非常重视选拔新生力量。他说，配备干部不要一律看资格，主要看干部的德才，看有没有发展前途。这是个带方向性的问题。在他授意起草的总干部部一九五一年工作总结中，就批评了那种提拔干部只看何时入伍的论资排辈的现象，要求大胆破格地提拔那些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而不要受资历的限制。

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为了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加速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罗荣桓的倡议下，又在抗美援朝中号召大中学生参加军事学校，吸收了大量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军队建设的骨干。

向文化进军和政治理论教育

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素养。罗荣桓从当时解放军的实际状况出发，认为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首先应当抓文化教育。

解放军指战员主要来自工农。在旧社会，他们为了生活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绝大多数人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参加革命后，戎马倥偬，虽然也学了一些文化，但零零碎碎，不成系统。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据统计，在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八十％；在干部中，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六十八％，其中仅文盲和半文盲就占了三十％。不少连队找个文书、司务长都很困难。部队装备了一些新式武器，干部战士学习技术也很吃力。一九五○年六月，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驻沪防空部队虽然已经装备了比较先进的高射炮，可是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低，对它的性能和数据计算还不能熟练掌握，有时在战斗中就错过了战机，不能充分发挥武器作用。这种文化水平低的状况和现代化建军的要求，显然是一个突出矛盾。军队的文化素质如果不提高到一定的水平，现代化建设就会落空。

罗荣桓紧紧抓住提高文化水平这一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突破口。一九五○年，他主持总政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并详细修改后，于八月一日由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颁发全军。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指示》规定部队文化教育的方针是：“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其中“但又是正规的”六个字为毛泽东所加。这个方针要求部队要从实际出发，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实际有用的而又有系统的文化知识。

这是向文化进军的一次大战役，罗荣桓所领导的总政治部就是这次战役的指挥部。为了保证这项战略任务的胜利完成，全军各级政治机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规模巨大的思想动员工作和组织保证工作。“建军备战学文化”成为深入人心的口号。在很短时间内，全军调配了文化教员五万多人，陆续开办了速成小学二百多所，速成中学六十多所，抽调大批骨干包括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和英雄模范离职学习。在职人员也按文化水平组织不同班次参加学习。总政治部统一制定了具体的教育实施方案，编印了几百万册各种文化学习课本，连学习用的纸张、黑板等物质保证也都做了具体安排。

一九五○年十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罗荣桓除了同聂荣臻共同商量和处理大量军委日常工作外，对部队的文化教育仍然紧抓不放。在他授意下，总政治部提出了一九五一年文化教育实施方案。在要求文化教育应该围绕战争和战备需要的同时，继续强调，在任何环境下，文化教育都是军队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提高文化对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完成作战和战备任务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一九五二年六月至一九五三年五月，全军教育训练，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开展以扫盲为重点的学习运动，要求在一年内，扫除指战员中的文盲，并将初小和高小毕业者分别提高到高小毕业和初中一年级的程度。为此，一九五二年，中央军委又发出了《部队文化教育大纲》。部队迅速掀起了向文化进军的热潮。

这个时期，少数单位出现了行政管理和军事纪律松懈的现象。有一个营在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一个小时队伍还集合不起来。有个连队火炮长期不擦，竟让小鸟在炮筒里垒了窝。有的干部反映，这是因为文化教育搞多了。罗荣桓对这种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不应该把严格的军事管理与完成文化教育的任务对立起来。纪律松懈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存在游击习气，在工作中缺乏严格的要求，不重视建立正规的生活秩序而造成的。当然，这和某些领导干部对文化教育这个正确的方针在执行上发生了若干偏差，工作单打一，只抓文化学习，以及过多地抽干部离职学习也有关系。因此，解决的办法首先是加强教育，提高严格执行军事纪律的自觉性，同时也要学会科学地安排工作。

这时，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部队做了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纪律松懈的现象过去也有，并不是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加强军事管理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就放松了文化教育。罗荣桓建议军委将陶铸的调查报告批转全军，在批示中重申：以文化教育作为一个时期部队训练中心这一方针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取得成果。要在加强军事管理的同时，继续把全军的文化教育向前推进。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在“向文化进军”中涌现出许多有创造性的好经验。西南军区某军文化干事祁建华总结出了速成识字法，能在大约一百五十课时左右，使一般文盲初步会认会讲一千五百到二千单字，受到群众的欢迎。总政治部很快向全军推广了这个经验。接着，速成写字教学法、速成写作教学法、速成算术教学法等行之有效的经验也相继涌现，总政治部也都及时作了介绍交流。这些来自群众实践的经验，缩短了教学进程，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普遍推广和运用各种“速成”经验的同时，罗荣桓又多次授意总政治部发出文电，提出，必须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文化教育的方针。所谓速成，不只要“速”，更要“成”。要防止贪多冒进，只搞突击不注意巩固，只看眼前的需要不重视学习的系统性等偏向。各种“速成”的方法，都是在一定问题、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不能片面夸大，使它变成反科学的东西。所谓联系实际，应该从发展上去联系，不应该是短视的实用主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在文化进军中，罗荣桓始终抓住干部这个重点。除了各级速成学校吸收大批干部学文化以外，一九五三年底，根据罗荣桓的建议，军委专门开办了一个高干文化班，轮训了一批军以上高级干部。

到了一九五三年，经过全军上下两年多的努力，部队文化水平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军由原来八十％人员是初小以下文化水平普遍达到初小毕业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至初中的水平。到一九五三年下半年以后，文化教育逐步转入经常化，在巩固的基础上坚持下去，继续提高。

罗荣桓在领导“向文化进军”的同时，又抓了组织全军干部系统学习革命理论的工作。

在战争年代，部队中思想教育尽管非常及时、活跃，但主要是讲政策、讲形势和任务，解决干部战士的一些现实思想问题。因受到条件限制，当时很难系统进行政治理论教育。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进入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只靠临时的突击性的时事政策教育和宣传鼓动就很不够了，还需要使广大干部懂得更多的革命理论，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一九五○年底，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罗荣桓在会上指出，必须在各级干部中有指导有系统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教育。这是提高干部政治觉悟水乎和工作能力的根本建设，是提高部队战斗力，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的重要保证。一九五一年一月，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的意见，制定了部队政治教育的规划，规定把政治理论教育做为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建立在职干部学习制度，加强学习领导。干部按实际水平分别编组，规定初级班以阶级观点教育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为主；中级班学习社会发展史、列宁主义基础、党的建设；高级班学习毛泽东著作、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论等。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全军第二次宣教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按照罗荣桓的意见，提出了“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干部理论教育方针。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傅钟副主任在全军学校政治理论教育座谈会上具体解释了这一方针。针对有些干部以为系统学习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急躁情绪的状况，他明确指出：“理论学习往往并不能象‘立竿见影’那样，所以，过分性急的要求是办不到的。”傅钟这一篇讲话发表在《八一杂志》上。当时，谁也不能料到九年后，当林彪大搞实用主义，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立竿见影后，傅钟这一段无可非议的话竟成为一条“罪状”。

一九五三年六月，总政治部又发布了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基本计划大纲。“大纲”根据罗荣桓的意见，要求有计划地学习中共党史，以党史为线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

为了解决部队中缺乏理论骨干的问题，总政治部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先后开办了理论教员训练班和宣传干部训练班。宣传干部训练班设在北京颐和园北宫门外的大有庄。生活条件虽然很差，但靠近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条件是很好的。四月二十四日，训练班正式开学，肖华代表罗荣桓出席开学典礼，勉励大家认真读书思考，注意运用理论原则去分析回答实际问题。训练班聘请了著名的理论家杨献珍、范文澜、艾思奇等担任教员。还组织学员到天津、大连、鞍山、沈阳等地的工厂参观调查，使大家看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力量和前途。训练班为部队培养了八百多名理论骨干。与此同时，各大军区也先后按总政要求举办训练班，共培训了几千名骨干。

有了正确的方针、明确的规划和一定数量的理论学习骨干，部队在向文化进军之后，又掀起了学习理论的高潮。几年间，广大干部普遍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和政治经济学，取得了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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