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章 “杨余傅”事件与“华北山头主义”的“黑后台”

1967年12月5日至1968年1月29日，聂荣臻因心脏病在医院住了54天。3月8日在西山住处，心脏病又一次严重发作，持续了60多个小时，不得不绝对卧床治疗。

聂荣臻卧病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了一起篡夺军权的阴谋活动。3月22日，他们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是宣布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二是宣布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宣布这两个命令以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已经被拘留监禁。

军队中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几位军委副主席却被蒙在鼓里，事前毫无所知。

3月24日晚，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干部大会。林彪在会上说：“杨、余、傅”有个人野心，互相勾结，阴谋篡权，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林彪还特意说明杨成武是晋察冀的，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言外之意，是指杨成武在搞晋察冀的山头主义。康生在讲话中更露骨地说，“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聂荣臻。

聂荣臻因心脏病身体刚恢复，在医生的劝阻下请假，没有参加这次大会。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散步来到聂荣臻的住处，把前一天晚上开会的经过说了一遍。随后，叶剑英激动地说：“他们太不像话，不仅这样的大事我们事前不知道，而且在这次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们也耍了花招。富春、先念、陈老总、向前等，我们虽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座，一律坐在台下。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台上。他们的用意不是十分明显吗？！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向我们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暗示群众，台下的这些政治局委员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下一步要揪什么黑后台，我们这些人当然又是揪斗的对象罗。”叶剑英停了停，反而轻松地笑着说：“揪就揪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欲加之罪，难道还少吗！”

聂荣臻仔细听着叶剑英叙述的经过，陷入了沉思。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历史上杨成武长期是他的老部下。最后，他也坦然他说：“揪就揪吧，反正我不是什么黑后台。”

林彪、江青一手制造的“杨、余、傅事件”，目的显而易见。他们给“杨、余、傅”定的罪状是：1.杨成武同余立金、傅崇碧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谢富治，篡夺空军和北京市的领导权；2.杨成武曾3次下令让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3.余立金是叛徒。仅凭这三大罪状，足以把这三个人打倒。林彪、江青一伙就是要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的老干部，清除他们篡党篡军的障碍，把军队的大权全部转移到他们的亲信手里。果然没过多久，社会上便刮起了一股揪“杨、余、傅”黑后台的邪风，矛头直接指向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人。从4月1日起，给聂荣臻的许多重要文电停发了。聂荣臻知道后，坦然地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社会上揪“黑后台”的邪风越刮越猛，在极度压抑的心情中渡过了两个星期的聂荣臻，于4月7日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

三天之后，周恩来让秘书打来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4月6日和16日，聂荣臻先是在电话上，随后又到林彪家里，当面质问叶群、林彪：“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黑后台是谁？”答复是含糊其词的。叶群说：黑后台“并没有点名嘛，将来轰倒谁，就是谁”。林彪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聂荣臻听后感到十分可笑，难道这也成为打倒一个人的理由！把睢⒂唷⒏凳录逼椒春螅党绫逃幸淮卫纯赐羧僬椋阅羧僬樗担涸缭?月22日，他就被非法拘押了，当他扒着铁窗，看到对面墙上有条标语，写着：“打倒杨余傅！”心里还在纳闷，“杨余傅”是个什么人呢？聂荣臻听了哈哈大笑。

这些都充分说明林彪、江青一伙制造的所谓“杨、余、傅事件”，是莫须有的无稽之谈。

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讲话中，把“华北山头主义”作为打倒“杨、余、傅”的主要罪状。于是，北京军区成了批判华北山头主义的发源地，先后三次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持续时间长达7年之久。1968年4月4日至14日，在林彪的指令下，中共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人参加了大会。他们强令会议“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把山头主义批透”。4月9日，政治局接见华北某军、师以上干部时，黄永胜说：“反对刘某某，也就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林彪、江青则异口同声说，这样做“很危险”。为“华北山头”罗织了新的罪状。北京军区被改组。司令员郑维山首当其冲遭到批斗，军区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打倒。仅军区司令部被点名批判的人就达119人之多。从参谋长到保密员，多在点名批判之列。二级部长被点名的占在职人数的60％以上。至此，北京军区党委、机关和部队被分裂成为“华北山头”的和受“华北山头”排斥、迫害的两大阵营，株连了大批干部，造成人人自危、谈“山”色变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党内、军内的团结，破坏了部队的建设。

1971年1月3日，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公然讲道：“从聂荣臻开始，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你郑维山，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她在讲话中还诬蔑聂荣臻“从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江青的讲话再一次掀起了反对“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一伙又把北京军区与林彪挂上了钩，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因此，他们借“批林整风”运动，在北京军区多次开展了“捣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这样就把“山头”的性质升格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窝子”，形成了反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林彪、江青一伙，为什么如此起劲地反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三番五次地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浪潮？说到底，就是因为北京军区位置重要。他们要实现篡党篡军的阴谋，就必须把过去曾在晋察冀、华北军区工作过的老干部打倒；把当时北京军区一些坚持党的原则的领导打倒；清除他们搞反革命阴谋的障碍，以便把北京军区的军权抓到手，免除后顾之忧。然而事实上，聂荣臻自从1954年免去北京军区（当时称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军区的事。用他的话来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但在北京军区掀起的反“华北山头主义”运动中，林彪、江青等人还是或明或暗地对着聂荣臻大加指责。原则性很强的聂荣臻最终还是被扣上了“华北山头主义”的帽子。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73年12月，毛泽东对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槁的。半年之后，毛泽东又亲自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此后不久，他们三人被释放出来，并先后恢复了工作。

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为此发出文件，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公开平反。

12月6日，中央又根据1979年7月13日郑维山请求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报告，专门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澄清了多年来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这一冤案，为郑维山及其他遭受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干部，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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