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章 曲折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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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入学、失学

在旧中国，人们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信条，尤其是社会的上层。徐向前家祖辈都有读书人，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子孙能成为识文断字的人。

1911年，徐向前10岁，开始读书。这时，以武昌起义标志开端的辛亥革命迅速波及全国。在山西，驻太原新军第八十五标（相当于团）中，受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第二营，于10月28日夜发动起义，一夜之间起义成功。

但政权却落到了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手中。阎锡山出生在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的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里。6岁丧母，由外祖母抚养长大。他先在父亲的钱铺里学商，后又到太原柳巷裕盛店里当小伙计。1902年，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文章，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担任过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八十六标教练官，1910年任标统。太原起义时，他把兵部署在保护抚署（清朝太原官府）的位置上，然后派出两个排去袭击守卫抚署的清军巡防队。他自己躲到一片小树林里，窥测局势发展。如八十五标胜了，他有支援起义军的理由；如清政府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了，他也有保护抚署的借口。就靠这狡猾奸诈的手腕，他攫取了山西都督的宝座。

关于辛亥革命的事，徐向前有这样一段回忆：“我上学那年冬季的一天，教书先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山西的都督是阎锡山，河边村人氏。以后又听说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赶走了皇帝。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当时只知道我和一些小同伴都剪掉了头上讨厌的辫子，迫不理解它的意义，更不知道这场革命将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①徐向前读的是私塾。不过，这时的私塾，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南北大炕，书桌摆上“了，而是有了专门的学堂。学堂就在他家庙南墙外的一排房子里。那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宣布废除”读经科“而改变识字课本，照旧读那《三字经》、《百家姓》之类。这些书，徐向前上学前就读过，是他父亲教的。到了学堂还读这些书，他照样认真地读。先生很喜欢他，经常让他做示范，领读课文。头几次，徐向前有点害怕那个场面，很拘谨，低着头。次数多了，也就胆大起来，不受那场面的约束，头不再那么低着了。有时竞壮着胆子，不看书本，背诵课文。有一次，先生又让他读课文，可是不知怎么的，走了神，把课文读锗了，窗友们笑了，先生让他停下来。但没有打他的手板，也没有说什么，这可把徐向前羞坏了。

徐向前学习不错，玩也能玩出个道道来。他喜欢爬树，经常拉着几个同伴，比着上树，看谁快。而且他总选那不易爬的树，把容易爬的留给他的对手。这样，胜了，他觉着光彩；输了，认定自己没功夫。

有一年，他们家庙院里的一棵大松树，在多年不长枝叶的主于上，长出一团浓绿色的枝叶缠绕在一起的东西，老人们管它叫“松盔”。还说，家庙树上长松盔是出了“神灵”。这使徐向前心里产生了一种神秘感。他总是琢磨：树上长松盔，怎么会是“神灵”

呢？他去问母亲，母亲整天吃斋念佛，自然说是有了“神灵”。还神秘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6页。

地告诉他：“你可千万别去碰它，你碰了，它显灵要怪罪你的！”徐向前问母亲神灵是什么，母亲不能答。母亲回答不了的问题，他更想不通，有时跑到那棵树下向上望着，试图找到答案。那天把课文读错了，就是想起这个“神灵”。他又气又恼，放学没回家，直奔家庙院去，找到那棵树爬到长松盔的地方，两脚往树上一盘，腾出一只手来往下掰松盔。他想试试看到底有没有神灵。松盔掰完了滑下树，迈着轻快的步子回家了。“神灵”也没有怪罪他。

好奇心，使他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

听大人们说，官家要女人放脚、男人剪辫子，他觉得新奇好玩，就让母亲给剪辫子，母亲不允。他要母亲给姐妹放脚，又遭到训斥。一天，他跟着大人去赶集，突然人群骚动，官家派的“剪辫子队”来了。他们拿着锋利的剪刀，看见男人的辫子抓过来便剪。有人用双手护着辫子，把手指头都剪破了。人们议论说：世道变了。这又在他脑子里划了个问号：怎么变呀？

许多男人的辫子剪去了，老皇帝打倒了，又出来了袁世凯之类的新皇帝和军阀，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在中国不断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依然如故。徐向前继续读私塾。3年多私塾生活，“五经”中读了一点《诗经》，《书经》、《易经》、《礼经》、《春秋》还没来得及读，就有了不读“五经”的新学校。1914年，他被送到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校去读书。

沱阳学校始建于1907年5月，是五台县第一座地区性学校。校址开始在东冶镇南街，第二年移至十字街真武庙。徐向前来这里读书时，校址已迁到西梢门灵应寺，校名由“沱阳学堂”改称“沱阳高等小学校”。当时有3个班，两个高小班，一个初小班，师生员工百余人。徐向前在高小班读书。这所学校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学校的新风气，起了普及新学的示范作用。但也反映了反封建制度的不彻底，学校只收男性不收女子。课程设置和私塾有很大不同，不学四书五经，学国文、算术、修身、历史、地理、格致，每日有体操，每周末有一次“学生军”大操典。徐向前来到这里后，学校加强了军事体育训练内容，经常有军官学校的学生教他们爬杆、耍木枪，唱军校的一些歌曲，他感到很新鲜。

沱阳高小以师资质量高、学风好、成绩优而著称，培养了数代英才。他们培养的“学生军”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作用。初期，教师中的同盟会员曾酝酿用学生军发动起义。辛亥革命成功，学生军组成了保安队，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新政权。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徐向前很爱这个学校。那些新的课程吸引着他，每门课都向他展示了一个新的领域，有的还向他打开了认识另一部分世界的窗口。这些新的东西刺激着他的求知欲。

沱阳学校学生可以在学校住宿。徐向前家离东冶镇只有五六里路，不住宿也是可以的，但他不愿意把时间消耗在路上，同时，也很向往那种愉快的集体生活。和同学们在一起，可以谈论自己喜欢谈论的事情，又可以从别人那里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于是，就向父母亲提出住校的请求。

母亲开始不大愿意。她从特有的心理出发，觉得孩子小，在家里有个头疼脑热有人管，在那谁管呀。父亲倒是从有利于儿子长进着想的，答应了儿子。他认为学生住在学校里，能在老师的督促下温习功课。母亲顺从了父亲。

徐向前在学校住宿，有时家里拿不出菜金，母亲就给他带上腌芥菜疙瘩、芥菜缨子、咸萝卜，主食除按学校要求，每月必须带一升小米外，还经常带一些玉米面拌青菜蒸的馍。徐向前不管吃什么都不在乎。他学习很用功，尤其注重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课程。第一年的算术成绩不够理想，第二年他下了很大功夫，把算术赶了上去。

父亲很关心儿子的进步，每次从外地回来，都要考察一下儿子的学习情况，但他只注意他所熟悉的八股文，不注意算术等新课程。父亲常夸徐向前哥哥的作文好，认为他的文体烙守旧章，不出常格。一次，父亲从外地回来，照例要看儿子的作文。看着看着，眉头皱了起来。徐向前看得出这是不满意的表示。

父亲说话了，而且是出乎徐向前预料的话。他说：“你的文章越来越差了。看来不能再叫你到东冶上学了，在那里再学下去，作文成法都忘光了。”

父亲是用考秀才的老例要求他的。徐向前一听急了，恳求父亲说：“我以后用心练习作文就是了。还让我到东冶去念书吧。”

父亲认定儿子在沱阳学校是学不好作文的，只有在私塾里跟着老先生才有长进。就这样，徐向前被迫退出了沱阳高小，又回到本村读“四书”、“五经”。他从沱阳高小回到本村私塾学堂，两相比较，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旧。

书是旧的，方法是旧的，同学们谈论的事是旧的，看到老先生那副神态就更感到旧。村里还是奉行老规矩，男人留辫子，女人缠足。从此他对父亲的看法也有所改变，感到他的思想太旧，不合潮流。对私塾产生了更多的反感。

念书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不管理解不理解，背诵如流就是好学生。背书写字，不合老师的要求，就打板子、罚跪。徐向前很怀念在沱阳学校的学习生活，怀念那为他认识新事物所敞开的一个个窗口。有时他想找机会回到学校去，看看老师，看看同学，听听只有生活在那个环境里才能听到的趣闻。可是，他回不去了。他在本村又读了不足一年。这段时间，他的精神不像以前那么专一。除读“经”外，还自学沱阳学校的课本。同时，也经常找一些别的书看。即使这样，学业也没有坚持下去。他们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没有力量供两个学生。父亲在他和哥哥之间择一人留在学校里，最后决定让哥哥继续读书，他走出了学校的大门。徐向前结束了少年时期的学校生活。

第二节学徒

失学的时候，徐向前不满15岁。他是不愿意离开学校的。但他理解家庭的处境，也理解父母亲为什么不让他而让哥哥继续读书。他体谅母亲，也体谅父亲，有怨不怨，有怨而不能怨。家里有许多事要他做。他经常做一些家务琐事，挑水，割草，挖野菜，抬粪，背炭，清扫庭院，什么家务活都干。

有的活很累，挑一担水要走2里路，背炭要到窑上去，20多里路，一上午回不来。因为路远，背少了不上算，每次他都尽量多背，虽然很累，他也咬牙坚持着。秋末冬初时，就到地里去刨高粱茬、谷茬，背回来晒干当柴烧。

生活使他像野马似地到处奔跑。他喜欢到野外去，有时到滹沱河去凫水，有时到田野或山上去挖野菜或割草什么的；有时同几个要好的伙伴出去玩，走到哪玩到哪。

母亲总是不放心他到离家远的地方去，说有狼，有蛇，还有那说不清楚的吓人的东西。徐向前没见到狼，更没有看见那吓人的东西，只见到过蛇。

有一回，他把行死的蛇的皮剥下来，套在鞭杆上，拿回家给母亲看。母亲眼神不好，先是没看清儿子给他看的是什么，用手接过来一瞧，吓了一跳，赶忙扔掉了。徐向前一看母亲吓成那个样子急忙说：“那不是长虫，是长虫皮。”

母亲听说是蛇皮，才定下神来，用手拍了一下儿子的头，说：“你这个鬼东西，胆子越来越大了。”

徐向前很想读书，经常找一些旧书看。有一次，东冶的同学告诉他，镇里书店来了好书。想要去买，可是没有钱。母亲手里也不会有，要等过年时父亲带回来。怎么办呢？他趁母亲不在家时，在家里东翻西找，终于在一个小盒里找到一双耳环和一对手镯。他拿着去了当铺。当铺掌柜收了东西，付了钱以后，觉得不对头，徐家怎么会让孩子来当首饰呢，其中必有缘故。到家里一问，母亲并不知道这件事。一看首饰，认得是女儿的。就这样，徐向前的书没买成，还差点挨一顿打。

父亲从外地回家来，听说这件事，并没有多生气，觉得孩子要读书，是好事。可是手头紧，家境贫寒，哪有钱买书呢！一天，父亲同母亲商量：不能让他闲在家里了，得给他找点事做。

找什么事呢？最现成的是种地当农民。但父亲不甘心，认为务农“耪大地”是最低等的，没出息。母亲提出一个想法，说：“叫银存学木匠吧。打个箱箱柜柜的，不用请人了，盖房子也行。”但这不太合父亲的意。

究竟干什么好，徐向前心里也没有个谱。他只是想出去，越远越好，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在东冶镇念了两年书，他感受最深的一条，就是在外面所得多，见得也多。

为了儿子的事，父亲费了几番周折。托了不少的人，最后还是他大姐夫帮忙，找到一家店铺当学徒。这家店铺在河北省阜平县，是徐向前大姐夫的一个表兄经营的。因为这个店铺中经营的有书，有别于其它店铺，人们又管它叫“书店”。

阜平县，位于河北省西部，大沙河上游。从涂向前家的位置望去，是往东偏北方向，距离有200多里。这里是山区，比较偏僻，老百姓生活很艰难。

当地人说这里是阜（富）平不富，平山不平，穷山恶水。山上没有树，大沙河里没有鱼，有时人们用土都困难。这里和山西接壤，有一条经过龙泉关沟通冀西和晋东北的山路，对小商人和民间往来还是挺方便的。不少山西人从这条路到阜平，开店铺，跑生意。徐向前想象不出这家“书后”是什么样。

他听说离家很远，比东冶镇远得多，几乎相当于到太原的距离，这很合他的意。他像一只鹰，喜欢往高飞，往远飞。最合他意的还是“书店”，他一心想投身到书的海洋中去，敲开一切知识领域的大门。徐向前高兴地接受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个社会职业，背着行李卷，告别了父母亲，跟着大姐夫上了路，一路上想的全是好看的书。走到那里，他才知道，这是一个小杂货铺，叫“福兴源”，门面小得可怜，经营的主要不是书，有点心、红白糖、香油、小枣、烧饼和醋，还卖自家磨的面粉。算上徐向前，才两个伙计。大伙计比徐向前早到一年多，是东家的内弟。这个店铺的老板姓赵，也是山西人。从阶级地位看，颇似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列举的小资产阶级中的“有余钱剩米的”，“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的那一部分人。这样的阶级地位和他梦想发财的愿望，使得他对伙计的使用非常狠。他对做学徒的规矩也是“活着不下工，死了不埋坟，投河、跳井与东家无关”。

徐向前的年龄小。受约束的层次也多，受店主和店主家里人的管不用说，还要受大伙计的管。说是当学徒，其实是勤杂苦力。一上工，就像套在车上的马，夹板扣得紧紧的。他天不亮起床，挑水，扫院子，倒尿壶，纺线，磨面粉。这家有两头大骡子，一天磨6斗麦子。可是没人换徐向前的班，6斗麦子的面，都由他一个人一箩一箩地筛出来。两头骡子换着班干，徐向前一个人顶到底。那时他不满17岁，力气不足，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一躺下就不想动。不想动也得动，夜间要起来两次，给骡子添草添料。这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所付出的劳动。

到了冬天，东家又给他加了一个额外的差事：去讨债。这对徐向前来说，比倒尿壶的滋味都难以忍受。欠债的人都是穷苦人家，有时进了欠债人的门，一看那清苦的景象，“我给东家要债来了”这句话，怎么也说不出口。这时徐向前还没有那样自觉的阶级觉悟，但他的感情和欠债人是相通的。一个冬天，帐单上没有注销几户。店主责备他，还威吓他：“再讨不来就扣工钱！”

徐向前说：“扣我钱我也讨不来！你爱找谁找谁，我不干！”

店主没有扣他的工钱，年关结帐时，他得了应该得的3块大洋。这是他劳动一年所得，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心里格外的甜。

尽管他劳动的价值要比这高得多，但社会就是这样不公平，无法改变，只好服从。

这3块大洋如何支配，颇使徐向前费了一番脑筋。从小苦惯了，没有花钱的习惯，有了钱不知道该怎么花，他默默地计划了好几天，交给父亲多少？

给母亲买点什么？要不要办点年货？后夹他买了1斤糖姜片，孝敬母亲，一块大洋剩下来的，买了点年货，其余两块都交给了父亲，纳入全家的生活计划之内。他自己没动用一个铜板。

东家看他本份、勤快，也还有个机灵劲，就让他到前边去站柜台。这可以说是对徐向前的一种解放。在店里，唯一的一点乐趣是有书读。有书读，是他最高兴的事。他喜欢看小说，在这个偏僻的小县城里，外国的书几乎没有，能看到的，多是中国民间流传很广的书。诸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罗通扫北》、《薛丁山征西》、《薛仁贵征东》、《七侠五义》、《水符传》、《红楼梦》、《荡寇志》……。在这里，他最先读的是《三国演义》。

在家时，他听过许多关于刘备、关公、张飞、赵云的故事。他家的二层楼上，挂着一张很大的关公画像。听父亲说，关公也是山西人，有过五关斩六将之威，温酒斩华雄之勇。听来的这些故事都是零碎的，他很想知道一个头尾。

在店里看到这部书，正合他的心意。没几天就读完了。

读书，使徐向前的阅历又向前延伸了许多年。从书里，他领略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豪侠英烈的爱国思想和侠义行为。最使他倾倒的，是那些为民除害的剑侠武豪，谋勇兼备的兵头将帅。那时，他还没直接想到从戎，但却萌发了学军弄武的兴趣。他曾想过去学武，替穷苦百姓打不平。他看过的小说中，最使他不满的就是《荡寇志》。

《荡寇志》成书于清道光年间，接《水浒传》，从七十一回续到一百四十回，贯穿全书的中心主题是“但明国纪写天麻”。从这点出发，杜撰了一大篇宋江等如何被擒拿正法的故事。而那些贪官污吏都成了施赈放粮、救难拯灾的大英雄。这部书颇受封建统治者的赏识。太平军攻下南京，南京清政府官员逃往苏州，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还不忘刻印《荡寇志》。梁山好汉一个个被整掉了，徐向前不忍看那些英雄豪杰饮刃抛头，没有读到最后就甩掉了。

学徒生活持续了两年多。对徐向前来说，这也是上学。他在这个“学校”

里受的人生教育，比从前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多。在这里，他亲身感受了社会生活的又一个侧面——店员职工的生活。

第三节就读于国民师范

有一件事，冲击了他的学徒生活。

一天，哥哥从太原来信，告诉他省立国民师范招生，是官费，用不着自己花钱，并说已经给他报了名，让他速到太原去。徐向前看完哥哥的信，高兴极了，当即决定放弃学徒，到太原去读书。他不需要同别人商量，也没有什么人可同他商量。父母不在跟前，亲友不在跟前，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都不把这个天天倒尿壶、当下手的小伙计放在眼里，他们理解不了他的雄心与抱负。他心里默默地盘算着怎样离开这个店。向东家实说吧，怕惹出麻烦；偷偷地走吧，又怕给介绍他来学徒的大姐夫出难题。思来想去，还是隐去真情，到店主那里去告假说：家里捎信来了，有事要回去一趟。店主开始不准，说店里太忙，找不到替工的人。后来看徐向前执意要回去，也就答应了，要他快去快回。徐向前名曰“告假”，其实他把所拥有的一切都带走了。不过“他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是一个小小的行李卷。徐向前回到家，没等他说，父母亲都知道了。母亲有点担心，怕学不到头，还把店铺的差事丢了。父亲倒是想得开，说：“去闯闯吧，学不成，去看看太原，见见世面也好。”于是，母亲再次为他打点行装。太原离永安村240里，是山西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山西人的心目中就是“京城”，阎锡山就像“皇帝”，这就无形中给去太原的人增加了几分庄重和严肃的气氛。徐向前像赴京赶考一样，牵动着一家人的心。徐向前到太原，找到了哥哥，哥哥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切。他很顺利地踏入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的大门，成为这所新学校的第一期学员。国民师范在太原市小北门街，分东西两个院落。路东为校本部，有教室、大礼堂、图书馆、实验室、教员办公室、自习室和东西各10斋的学生宿舍；路西是大操场、校园、国师里（教工家属宿舍）。两院占地180多亩，建设耗资近25万元。这是当时山西第一流的学校。这所学校是阎锡山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兴办的。他搞军国主义，推行“用民政治”。其内容包括民德、民智、民财。在民智一项内，就包括国民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通过教育灌输他的“主义”和“政治”。阎锡山深深懂得，“教育普及首在广造师资”，建设这样一所学校，每年招生20个班，两年结业就可得毕业生1200人，20年下来，山西105个县的小学教师就不至于缺乏，普及教育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这样，推行他的“主义”和“政治”就有了基础。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醉心于军国主义。他羡慕日本人说的“武装和平”，称赞德国人主张的“铁血主义”，他的政治野心，就是要在中国实现军国主义，为此，专门编写了《军国主义谭》一书。这是他创办师范学校的一个宗旨。这所师范学校不仅设有军事课，而且学生生活半军事化。徐向前一人校就发军衣、皮鞋、绑腿等一些军用品，完全是军人装束。

徐向前走进校门，心胸豁然开朗，眼界大开。校园那么大，这在他走进校门之前，想都想不到。以前他向往的沱阳学校，无法与之相比。

校长赵戴文是五台县东冶镇人，是个秀才，曾在日本留学，毕业于宏文师范学校。在日本时，他和阎锡山一样，是山西同乡中第一批参加同盟会的。

回国后，先后在太原宏林学堂、公立中学堂担任庶务或斋务长，并以此为掩护，发展同盟会员，积极开展活动。阎锡山任八十六标标统时，他是为阎锡山主谋定计的智囊。辛亥革命后，山西成立了“将校研究所”，他任所长。

1917年阎锡山扩编部队，给赵戴文安排了第四混成旅旅长的职务。赵戴文既懂文又会武，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他把学校管得很严，课程安排得很紧，晚自习时学生才能有点自由。徐向前在这里开始他的“半军事”生活。

徐向前要学的课程很多，有语文、数学、英语、心理学、教育学、地理、历史、军事，还有音乐、体育、美术等等。据说，是按北京一所大学的课程设置的。学校很强调学好心理学和教育学，尤其注重儿童心理学，可以说这是主课的主课。在非主课方面，还有武术课，教些各路拳术，太极拳是其中一种，后来成了徐向前一直沿用的健身方法之一。从那时开始到他的晚年，坚持了60多年。军事课，学习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军事训练。上军事课的教官都是阎锡山部队中的营以上军官。

师范开学时，有两年制普通科20个班，叫“速成班”。学生1206名，都是山西省各县选送、经过考试录取的，徐向前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二部师范4个班，291名学生，是从天津、保定录取的中学毕业生；年底又招中学毕业生73人，开高等教育专修科两个班。徐向前入学这一年，师范学校共开26个班次。阎锡山对学校教育管得很严，开学后一段时间里，他每周都要去听课，经常对学生训话。

在这里读书时，徐向前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他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席卷全国的巨大声势，激动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五四’运动的发生，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逼着我想一些问题。闲暇时间，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读小说了，而是注意看一些与政治形势有关的书刊。”①这个时期，对他来说，主要的不是革命行动，而是接受革命的思想。经历和客观条件决定了他必须走这一步。这也很自然，他刚从乡下来，突然出现了一个变革现实的革命，要有一个思考、认识的过程。

“五四”时期的青年，是善于思索和追求的一代。徐向前身上明显地体现着这一点。不愿盲目崇拜一个人，更不肯盲目去做一件事，搞清是什么、为什么，再决定做什么，这是他逐渐形成的性格，也是他格守的规范之一。

列强、皇帝、军阀、官僚买办、投机商人，辛亥革命、不平等条约和生活在苦海中的劳苦大众，近百年来发生在炎黄子孙摇篮里的一系列事件，像洪水一样，冲开了思维的闸门，在他脑海里翻腾着，逼着他探索、解释，作出答案。

“民众何以贫穷？”“国家何以危亡？”“中国的出路何在？”这是徐向前不断思考的一些题目。这些题目的答案，在课堂上是找不到的，要走另外一条路——自我探索的路，他渴望读到那些与政治形势联系直接的、紧密的书刊。正课之外，他要用一半以上的时间翻阅报纸，阅读一些政治理论书籍或刊物。

当时，介绍苏联社会主义、苏维埃劳农政府、十月革命以及有关马克思、列宁的书籍和刊物少得可怜。全世界反动统治阶级都在攻击十月革命，中国也不例外，报纸上登的多是歪曲、诽谤性的评介，不能使徐向前触及真谛。

《新青年》那种有一定深度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刊物，很难看到，使得他对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了解甚少，在报刊上看到“苏维埃”、“劳农政府”这些新名词，也搞不清它们的真正含义。他最先看到对“列宁”的译名是“里宁”，后来才看到“列宁”，这也颇让他费了一番脑筋。后来经别人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5、16页。

解释，才知道是翻译名词不统一的缘故，原来“里宁”、“列宁”是一个人，就是那位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导师。

一些社会名流到师范讲学，使徐向前和一些进步学生的思想受到很大启发。徐向前记得有朝鲜流亡人士，知名的物理学家，还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胡适就给他们讲过哲学。阎锡山部队中的一些将领也经常去讲课，但多是宣传阎锡山的“主义”和“政治”，进步青年不愿意听。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主观愿望和事物发展得不到统一，有时还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阎锡山创办这所学校，是想利用这里毕业的学生，维护和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但结果却相反。“五四”运动以后，这里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一个中心。许多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其中有些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徐向前之后，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张友渔、郭洪涛、郑季翘、李逸三等都在这里学习过。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各系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各霸一方，连年混战。随之便产生了各种政治流派的理论观点。除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些非驴非马的主张，充斥着报纸和刊物。徐向前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就在这光怪陆离的迷宫中，寻找着、追求着。

第四节立志救国救民

1921年，徐向前在太原国民师范学习满两年，正式毕业了。这一年，当初招收的普通科20个班，有两个班的学生年龄小，改编为初级完全科，其余18个班，191人考试不及格，不准毕业，编人补习班继续学习。及格以上成绩者，都准毕业，分别派往山西各县高小或国民学校去工作。徐向前是首批毕业生，被分配到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当教员。学校在阳曲县城里，规模不大，校长是个满族人。徐向前教一年级，有30几个学生，每月有20块白洋的薪俸。

由学生到先生，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徐向前很珍视这个转折。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几块白洋的收入，而是意识到了他对社会的责任——启蒙者的责任。

第一次站到讲台上，面对30几张期望的小脸，他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

他努力教好每一堂课，认真批改每个学生的作业，答题错误，他要纠正过来；错别字，他要在作业本的边上写出示范字。那些近愚近痴者，是他特别教授的对象，想方设法引导这些孩子走出愚昧的迷宫，踏上开化的征途。工作了一段，他体会到，当一个小学教师确实不容易。那些小孩子来自各家各户，男生女生都有，年龄大小不一，智力不齐，性格各异，把他们带好教好有许多困难。他认识到，孩子们像田间的禾苗一样，小苗是很弱的，经不起强风和暴雨；然而小苗又是有生命力的，它要在风雨中成长。这就需要教师精心培育，付出艰辛的劳动。在他们当中，说不定有未来的国家栋梁。他的心和孩子们的心是相通的。学生们起初对他敬而远之，渐渐地，距离缩小了，师生融洽起来。这些小苗，喜欢这位不辞劳苦的园丁！

正当启蒙之火在他胸中烧燃起来的时候，一盆冷水浇了下来。放寒假的时候，徐向前正在家里休假，校方给他寄来一封信，打开一看，是“辞退书”。

他感到很突然。为什么被辞退？“辞退书”上用词婉转、简单，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徐向前把“辞退书”抓在手里，苦思苦索，从他第一次站在学生面前，一直想到放假离开学校，半年时间，自己没做错一件事，校长和同事都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为什么被辞退？他怎么也找不出答案。姐姐叫他到学校去问个明白，他没有去，说：“在这个世界里，还有什么明白不明白的，明白不明白都不会再叫你于了！”在《历史的回顾》中，他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感到很突然，不，应该说是打击。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人师范，又做了教师，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理想和抱负。‘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①还好，天无绝人之路，阎锡山老家河边村川至中学的小学部缺教师，徐向前的父亲托人保荐通融，他又被录用了。一颗冷落的心重新复活起来，他高兴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学校得知徐向前是太原国民师范的毕业生，基础很好，就再没让教一年级，让他教六年级的课程。月薪还是20块白洋。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8页。

川至中学建于1917年，是阎锡山将五台、定襄两县县立中学撤销，集中了两校的经费、设备办起来的，人们说这是“阎氏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分中学、小学二部。小学又分高小、初小两部分，有4个班，5名教师任教。

这里的条件比阳曲小学好得多，校舍二三百间，教室、宿舍、图书馆、仪器室、礼堂，应有尽有，教师力量也强（有的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制度很严，每周一次“自省会”，对学生进行劝导训话，学生若有不轨，即被斥责或记过，给予惩罚。

在这里当教师时，由父母作主，操办了他的婚姻大事。徐向前考入国民师范的第二年（1920年），父母考虑，他已经19岁了，再不定亲，别人要笑话的。于是，就在几起保媒说亲的当中，选中了东冶镇朱门长女香蝉。徐家“纳彩”，朱家收下了，接着就行“问聘”之礼，徐朱两家交了“命单”，愿结通婚之好，婚事就算说定了。朱家这时的生活境况要比徐家略好些，但是个缺少文化的人家。香蝉的父亲不识字，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据说是当地有名的菜园把式。徐向前虽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能使他有摆脱父母包办而去自由恋爱的勇气。一字不识的朱香蝉，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啥，更不会有什么新思想了，她只相信命运会给她安排一切。

他们都顺从了父母的安排。但两家在“送期”时间上发生争执。徐父想推迟几年再办，主要考虑家里支付不起娶媳妇的一大笔开支。那时，嫁娶礼仪繁多，要操办3天，先“安鼓”，远亲近邻都来，晚上要有八音会吹奏。

第二天娶亲，新郎带上红绿攀带和新娘用的首饰妆具，坐轿子去迎女人家，举行仪式，款宴宾朋。3天过后，还要行拜谢的礼节。这笔耗费，对徐家来说是很难支付的。可是朱家不同意往后推迟，理由是闺女大了，再等几年20多岁，姑娘20不嫁有伤体面。没办法，徐家只好依了朱家。

婚后，香蝉是令家人满意的。她勤快、温雅，会体帖人。上对公婆兄嫂，下对小姑，有尊有让，有礼有貌。徐向前在河边村任教，每周回家一次。徐母很疼爱媳妇，向前不在家，她就让媳妇回娘家去住，并嘱咐向前：回来时，别忘了去东冶把她接回来。

次年，香蝉生一女，取名松枝。这个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多少有点讲究：世道越来越黑暗，家境越来越贫寒，她又是女孩子，希望能像苍松的幼枝一样耐寒霜。松枝确实是个苦命的孩子。生下来，母亲奶水很少，不够她吃。1岁多时，父亲又离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没多久，母亲又得了不治之症，当时谁也说不清楚是什么病。每天除吃一点用西葫芦熬的粥以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下，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她很想念丈夫，哀求公婆写信叫徐向前回来。其实，公婆早就写了信。此时，徐向前已经考入黄埔军校，军校纪律严格，使他无法脱身，只好写信安慰妻子不要着急，安心养病，等有机会一定回去看她。可是，她没有等到他回来，即瞑目黄泉。松枝在爷爷、奶奶、姑姑们的照料下长大①。

冬去春来，徐向前在河边村工作了两年。两年中，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尽职尽责，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和爱戴。然而，他不满足这些，也不仅仅是为了这些，他的理想在教室之外，在太行山巅，在大江南北。他不停顿地追求、探索，思想在不断地飞跃、升华，逐渐地，心中点燃了一盏灯——①松枝于1941年破聂荣臻接到八路军，后到延安，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医。

打倒军阀，改造中国！

他不满足于个人明白这些道理，还要尽教师的责任，对孩子们进行更深化的启蒙，引导这些幼小的心灵，从书本里走出来，认识现实，认识中国。

他经常找机会，有时就在“自省会”上，向学生讲述一些历史故事和当今事件，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南京条约、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等。尽管他讲的没有后来知道的具体、深刻，但也深深地吸引了孩子们。

这所学校的校长段保芳，是阎锡山直接委派的，治校偏于保守，不准新思想的传播。徐向前讲的这些，不知怎么传到了校长的耳朵里。校长很敏感，郑重其事地出面干涉。徐向前不服气，质问校长：“为什么不许讲这些？”

校长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没多久徐向前就被辞退了。这位校长是忠实地贯彻阎锡山旨意的，对进步教师、学生从不手软。

从此以后，徐向前再没回到教师的岗位上。

读书，学徒，教书，占去徐向前青少年时期12年时间。风风雨雨的生活，道路曲折、坎坷而又艰难，但在这艰难和曲折中，使他增长了见识，受到了磨练，逐渐成熟起来，决心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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