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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是考场，瞬息多变的战局，随时考验着指挥员的勇气、才能和智慧。
复杂的党内斗争，也是考场，考验着革命者的品德和风格。从1931年春夏开始，徐向前一次次面临着两重考验。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召开，从此王明上台，开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中央派了康荣生到鄂豫皖口头传达了四中全会的精神。
4月上旬，鄂豫皖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大会作了一个拥护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徐向前在前方指挥作战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4月中旬，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己布署就绪。蒋介石调集了11个多师的兵力，限令“五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4月20日，敌四十六师、警卫一旅等部的7个团进犯皖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特委决定集中四军主力出皖西击敌。这时，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出的大员张国焘、陈昌浩己从上海来到新集；沈泽民等也已抵达皖西。于是由张国焘、陈昌浩、旷继勋率红十、十一两师由商南东进，于金家寨附近同红十二师会合（3月下旬，特委将中央教导二师改编为红四军第十二师，军部警卫团和光山、罗山、黄安三县独立团合编为警卫师）。徐向前仍按特委原定计划带十师二十八团留在鄂豫边攻打反动民团据点大寨山、打银尖。据点还没有打开，随着也投入了西线的反“围剿”战斗。
这次反“围剿”，红军主要是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待机反攻的战法，因而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即取得了胜利。先后共歼敌5000余人。北面的吉鸿昌部，因有联合红军反蒋的意思，作战并不积极。
5月12日，反“围剿”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张国焘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分局的职权系直接代表中央实施领导，有权否定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中央指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传贤、徐宝珊、王平章、蔡申熙等8人组成分局，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兼省委书记，曾中生、旷继勋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为共青团分局书记。红军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从此，张国焘总揽鄂豫皖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张国焘，原名特立，江西萍乡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为1919年“五四”
运动骨干分子之一。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多次代表大会上，曾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张国焘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大革命失败后，曾企图阻挠南昌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等坚决反对。1928年6月，张国焘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1月，被共产国际派遣回中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即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旷继勋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下辖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十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康荣生；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余笃三；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陈奇。随后，成立了培训干部的“彭（湃）杨（殷）学校”，由蔡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
6月28日至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主张抓住敌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南下作战，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支持。会议决定：红四军以少数兵力留在根据地巩固阵地，而以主力部队南下向外发展。
7月上旬，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具体行动部署。不料，张国焘推翻原来的南下决定，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就须威胁攻占大城市。因此，要红四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震南京，限一月完成。红四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冒险主义的计划，主张消灭敌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兵力，即攻下英山后出蕲、黄、广地区，使之与鄂豫皖根据地联成一片。但张国焘仍按其个人意见作出了决定。
部队奉命作南下英山，东出潜山、太湖的准备。
7月中旬，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了改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原军长旷继勋改任红十三师师长。他困在5月间给中央的报告中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中央的指责。
8月初，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领红四军十、十一、十二师的5个团，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仅仅经过两小时激战，攻占了英山城，歼敌1800余人。
仗是打胜了，徐向前和曾中生对下一步行动却忧虑起来。
在英山城的一幢小楼上，深夜还亮着灯。曾中生和徐向前摆起军用地图，彻夜不眠，反复研究这下一步棋，到底如何走才好。
曾中生考虑再三，说：“东出安庆，要通过四百里的白区，远离苏区，太冒险了。”
徐向前说：“是啊，安庆是敌人重兵设防的地方，我们只五个团的兵力能攻下它？跑四百里，去攻打大城市，那是自找苦吃！”
曾中生说：“我们不能硬着头皮瞎撞，安庆攻不得。”
徐向前说：“绝对攻不得。”
经过反复磋商，政治委员曾中生最后决定：留十二师守英山，以十、十一两师4个团出蕲、黄、广。他一面部署部队前进，一面写信派人向张国焘报告，说明情况。
红军部队冒着酷暑分两路南下。一路，急行军120里，突然奔袭蕲春城附近的漕河镇，全歼敌人新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余人，缴枪1200余支，乘胜进占稀水、广济县城，逼近武穴；另一路奔袭黄梅城，由于城壕水深，随即撤出，占领乡村。徐向前和曾中生灵活机动的指挥，使部队干部战士十分高兴。当地党组织和群众见红军归来，纷纷组织慰问，到处燃放鞭炮。被敌人摧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又很快恢复起来。短短几天，红军就从敌人仓库和地主豪绅家中收缴了许多财物。光是银子就达1800斤，金子20余斤，大洋7万元。金子后来全部送到上海党中央，其它财物，解决了红军的吃穿。真是难得的胜利！接着，红军又在洗马畈地区歼灭敌人3个团的大部。
张国焘坐镇后方，得知徐向前、曾中生没按他的意见去攻安庆，大为恼怒。8月27日，他以鄂豫皖分局、军委会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是什么“原则路线上的分歧”；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
徐向前事先曾想到，红四军的行动可能受到批评，却没想到如此严重；曾中生似早已预料到后果，还没接到张国焘的来信，就与徐向前、刘士奇联名，向上海党中央写了信，申述红四军南下的理由。信中说：“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忘却了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了。
我们深深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
9月初，部队奉命北返，在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会上，群情激愤，通过申明书，决定派刘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这件处理不当的事，更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于是，红四军南下问题遂成了一桩大罪！
9月13日，陈昌浩到达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的决定。接着发生了在红军中开始“肃反”抓人的事。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20余人相继被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一直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
徐向前问陈昌浩：“被抓走的好多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土生土长的，有的是看着长大的，怎么成了反革命？这是怎么回事？”
陈昌浩说：“你不知道，八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
徐向前被弄得更糊涂了。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脑海里始终是一个疑团。
遵照中央分局的命令，徐向前率领部队西返。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在陈昌浩主持下继续“肃反”。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徐向前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有两付担架抬着人，他问身边的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是什么人？”
陈昌浩说：“没有谁负伤，许继慎、周维炯是反革命，逮捕了。”
徐向前听后，真怀疑自己的耳朵不好用，怎么许继慎成了反革命啦！他想起红四军南下发生的那件事：攻克英山后，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信中闪烁其词，大意是欢迎许带部队投蒋，“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某逮捕，连人带信送交军部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对钟某进行了审讯，随后，就转送中央分局处理。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和他们对他的了解，他们在给中央分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许继慎“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次敌人来找他，“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徐向前熟悉许继慎的历史和为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
面对许继慎、周维炯两位师长被逮捕。徐向前痛心极了，他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徐向前事前都一无所知。
陈昌浩对徐向前的这种不满和抗议采取不理的态度。他认为肃反抓人，是他职权以内的事，况且又是张国焘的决定。那时中央有规定：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在党内比同级军官权限大。政治委员是红军中最高的领导者，是党和政府的代表，有最后的决定权，甚至有权逮捕同级指挥员。
9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到红四军主持“肃反”。这年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一律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也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一时间，把红军中留鹅头、戴眼镜、镶金牙的，还有读过几天书的，都说成是富农，加以清洗。只要念过几年书，识几个字的，似乎是天生的反革命。
张国焘还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正因为有这种“理论”，“肃反”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被捕、被杀的特别多。省委书记沈泽民还有一套“理论”，那就是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的与非无产阶级观点的分子找反革命线索”，从平时“对富农不坚决斗争”的人身上，就能“找到反动派的组织”。把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搞混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纠缠在一起了。不重事实，不深入调查研究，轻信口供。只要有两个人说他是反革命，就把他逮捕审讯，非要他承认不可，不承认就严刑拷打。结果严刑逼供，揭发“同伙”，后方扯到前方，军队扯到地方，越扯越多，越扯越离奇。几个人一起吃一顿饭，就说他是“吃喝委员会”，反革命；两个人在一起说几句话，就说是搞秘密活动，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白色恐怖笼罩着鄂豫皖苏区，搞得人心惶惶，熟人见了面也不敢说话。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样的老革命，见了徐向前也不敢多说话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心驱使着他，又不能不关注部队中的“肃反”情况和被捕人员的命运，并且尽力之所及，保护同志兔遭杀害。他保护了不少干部，周希汉就是其中的一个。
徐向前本来不认识周希汉。那时，周希汉在伙食班帮助写伙食帐。而徐向前喜欢吃锅巴，有时到伙房转转。一天，徐向前来到伙房，见到一个不认识的小青年，长相又机灵，就向：“你叫什么？什么地方人？怎么过去没有见过你呀？”周答：“我叫周希汉，本地顺河集人。是来帮助工作的。”他还把为什么来这里帮助工作的原因对徐向前讲了。原来，周希汉在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当战士。肃反开始的时候，团里把他当作富农，开除出党，送回老家。周希汉回家后，就找苏维埃政府，让县苏维埃政府开个证明，证明他家是贫农，请部队恢复他的军籍。这样，他又回到部队，在炊事班帮助工作。
徐向前听了，翻看他写的账本，见字写得不错，就说：“你愿意跟我在总部当个书记员吗？”周希汉说：“我没干过，怕干不好。”徐向前说：“没关系，慢慢学就会的。”周希汉到总部后，在涂向前的帮助下，进步很快。没想到1932年初，打豆腐店的时候，周希汉给直属部队号房子，因当地有两个相同的地名，号房子的时候出了点差错，张国焘把他骂了一顿，硬说是有意破坏，让保卫局把他抓起来审讯。徐向前回到总指挥部，警卫员说保卫局抓走了周希汉。徐向前说：“快到保卫局，把周希汉要回来！”过了一会，警卫员回来报告说：“保卫局的人说，周希汉是改组派，不能放。”徐向前听了非常生气，亲自来到保卫局。只见周希汉已被捆绑起来，准备拉去杀头。
徐向前严厉地质问：“什么改组派！周希汉是贫农，是我的书记，我了解他，快给我放啦！”在徐向前的干预下，周希汉才拣回一条命。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苏区，在红军中象一场瘟疫，继续蔓延着。一批又一批的好干部、好同志被逮捕杀害。谁也不会想到，一年之后，徐向前的爱人程训宣也无端被以肃反的名义杀害。那是1932年反四次“围剿”中的事。
那时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一天，他让警卫员把破袜子给他妻子程训宣送去，让她抽空补一补。往常，衣服、袜子破了都是徐向前自己缝补。
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他学会了一手针线活。会做件背心，缝补点破衣裳，打草鞋。这次因为作战忙，抽不出空，所以才让程训宣缝补。
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神色非常紧张。
徐向前问：“出了什么事啦？”
“她被抓走了。”
“为什么？”
“不知道，说是反革命！”
说起程训宣，当地的妇女都说她是好样的。她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没念过书，性格开朗，爱说爱笑。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她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经曹学楷和倪志亮的介绍，于1929年下半年同徐向前结婚。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她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192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曾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参加共产党，也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随起义武装上了木兰山，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程训宣本人长期在本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事都走在前面。这样一个好同志，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究竟是为了什么？徐向前问过一些人，但没有问出个究竟。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
直到长征抵达延安后，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在“肃反”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被无辜杀害。据当时看管“犯人”的人讲，许继慎、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
周维炯在被杀之前，还义正辞严地痛斥张国焘等：“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在“肃反”中，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先后逮捕、杀害的红军排以上干部和革命战士，就有2500余人。地方上大批优秀干部也被杀害，其中有原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黄麻起义的组织者之一、鄂东军党代表戴克敏，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郑行瑞等等。“肃反”，严重地削弱了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力量，也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一些地区贴出标语：“张国焘是杀人刽子手！”“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有的地方还把县政治保卫局给砸了。……
尽管苏区群众痛恨张国焘恣意抓人杀人，但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始终是拥护和热爱的，不曾动摇对党的信念。黄安县仙居区的群众为了反抗“肃反”，掩护区乡干部逃入山里。他们上山之前，仍给区政府送去500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双鞋袜，在信中还特意写明，这是送给红军的。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军指战员，不少人虽然被捕被杀，仍然是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一些被诬为“反革命”而遭逮捕的干部、战士，被暂时放出来参加“突击队”，冲锋陷阵，与敌人搏斗，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徐向前同广大指战员一样，大敌当前，始终以大局为重，他压抑着内心的悲痛，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对敌人“围剿”
的斗争。许多年之后，他回顾这段历史，沉痛地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①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61、162页。
经过第一、二次反“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军发展到3万人。游击战争也猛烈发展，独立营、团、赤卫军发展到20多万人。为了统一指挥，加强红军建设，迎接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四方面军。方面军下辖四军和二十五军，共4个师，即十师、十一师、十二师和七十三师。原红四军军部改编为方面军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
1931年11月7日，黄安七里坪的河滩上，红旗招展，欢声雷动。苏区军民热烈欢庆十月革命胜利十四周年，热烈欢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那一天，举行了阅兵式。除七十三师留在皖西活动外，方面军总部及各师部队都整整齐齐列队在河滩上。王树声担任阅兵式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骑马检阅部队。当时年仅30岁的徐总指挥，穿着洗得平平整整的灰布军装，神情严肃而威武。阅兵后，他发表了简短有力的讲话。他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苏区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标志，是党领导鄂豫皖苏区人民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四年英勇斗争的胜利成果。他号召全体指战员，团结一心，戒骄戒躁，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努力奋斗。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他的名字和红四方面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的打仗，女的送饭。”
这是1927年11月黄（安）麻（城）起义时第一次解放黄安县城的动人情景。
4年后，黄安苏区军民在徐向前的统一指挥下，又发起声势浩大围攻黄安的战役。
自从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之后，敌人在对中央苏区实行报复的同时，在鄂豫皖苏区周围也增加了兵力。但是由于“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发动武装进攻之后，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浪潮，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的斗争也在加剧。这使得蒋介石集团难于应付。
他们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终因兵力不足，迟迟没能部署就绪。趁此时机，红四方面军采取进攻策略，开始南下作战，徐向前选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黄安城。
黄安城，是南线敌人离根据地中心区最近的一个重要据点，处于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包围之中。守敌六十九师战斗力不太强，九月从豫西移驻黄安后，屡遭红军游击袭扰，士气低落。但是，该师师长赵冠英（人称赵瞎子）是湖北的地头蛇，惯匪出身，奸诈狡猾。自到黄安城后，修筑了许多工事，碉堡林立，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同时，黄安守敌还可得到宋埠葛振山三十师、麻城张印相三十一师、黄陂葛云龙三十三师、孝感敌四十四师的策应。对黄安这股敌人实行强攻显然不行。红军火力不强，也没有炸药及其它爆破器材，以现有的武器装备去强攻敌坚固设防的据点，只能增加无谓的伤亡。徐向前想采用诱敌出城，在运动中予以歼灭，但是，老奸巨滑的惯匪赵冠英能出来吗？宋埠、麻城、黄陂的敌人如果来援，怎么对付呢？
经过几天深思熟虑，徐向前召开军事会议，提出长期围困、逐步削弱、创造条件攻城歼敌的作战方案：第一步，以十二师进攻城西敌据点，以十一师和黄安独立团拔掉城南桃花和高桥河据点，扫清外围，切断敌联系，以十师三十团为预备队；第二步，围城，并准备打击宋埠、黄陂方向可能来援之敌；第三步，条件成熟时，发起攻城，歼灭守敌。会上，大家热烈地进行了讨论，都认为徐总指挥提出的作战方案，既可行，又稳妥。如果能全歼黄安守敌，就可以粉碎敌人的围攻。于是，围困黄安的战役部署决定了。战役发起时间定在11月10日晚。
黄安县党组织和政府得知红军南下攻城，立即组织群众踊跃支援。运粮草、送弹药、抬担架，妇女们组织慰问队、救护队，为红军烧茶做饭，洗衣服，看护伤病员。群众中流行这样一首歌：“快来！兄弟姐妹们！排好队，呼口号，欢送我红军。攻下黄安城，活捉赵冠英，……快送，快送糍粑，快迭草鞋，拥护我红军。”各地的赤卫军和游击队就在敌人据点附近积极活动，打岗哨，砍电线，烧哨棚，散传单，伏击敌人粮道、交通线，使敌人昼夜不得安宁。
徐向前指挥红军经过10天战斗，拔掉了敌人外围据点，歼敌2000余人，切断了守敌与外地的联系。第一步计划已顺利完成。接着调整作战部署，以十二师和黄安独立团继续围城，十一师在永佳河至桃花一线构筑多道防御阵地，准备打击来援的敌人，以三十团作为总预备队。
红军攻占桃花、高桥河等地后，完全切断了黄安守敌与宋埠、黄陂敌人的联系。黄安城内给养日渐减少，敌士兵仍着单衣，饥寒交迫。敌人接济黄安守敌的300担棉衣以及大批军需品也被红军截获。赵冠英派去请救兵的代表刘存吾，还没有给主子复命就当了俘虏。赵冠英久等不见援兵，于11月22日派出三十师两个旅向南出击，企图打通与宋埠的联系，但在郭受九一线遭到红军十二师三十六团的顽强阻击，只得龟缩回城。23日，敌又以两个团兵力再次向南出击，先头一度进至障山，但被红军迎头痛击后狼狈溃逃。这两次作战，共歼敌1000余人，缴枪700余支，迫击炮1门。
一天，红军获得情报：宋埠葛振山三十师两个旅企图经永佳河向北增援。
徐向前当即决定：以十一师部队诱敌深入，待敌进至主阵地前，集中兵力从两翼迂回包抄，予以歼灭。12月7日，十一师部队接敌后，以三十三团在大小峰山稍作阻击，即按计划撤至五云山、周家坳一带的第二阵地。敌占领桃花后，于8日向第二阵地发起攻击。十一师部队予敌杀伤后，又撤至障山的第三阵地。敌人见红军节节后退，以为得计，于9日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发动猛攻。红十一师以一部兵力依托阵地坚决抗击，主力向敌两翼猛插，展开坚决的反击，将敌一个团大部歼灭，余敌连夜逃回宋埠。至此，敌第一次增援遂告失败。
12月18日，敌人组织第二次增援，以黄陂三十三师的3个旅和宋埠三十师的1个旅，从歧亭、宋埠之线，分两路大举北援。右路之敌猛攻大小峰山，左路之敌猛攻独山、研子湾高地，先后占领了桃花、五云山等地。20日，敌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从午后起猛攻障山阵地，突破前沿，逼近红十一师指挥所。此时，被围的赵冠英认为时机已到，即组织突围。
下午4时许，方面军指挥部驻地已能听到两面敌人的枪声。很明显，若不把增援的敌人击退，让它与城内守敌会合，围攻黄安战役就要功亏一篑。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徐向前一面命总部手枪营作好战斗准备，一面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骑马飞快奔向阵地前沿。他来到障山主阵地一个山包的后面，一个人站在一棵马尾松树下，不时地用望远镜向前方观察。山下就是战场，负责打援的十一师正在那里与敌人激战。子弹到处乱飞，迫击炮弹不时地在山腰上爆炸。他仍然泰然自若地观察战场情况，身旁的马尾松被射来的子弹打得枝落满地。他不时把手向后挥挥，象是赶苍蝇似地，说上两句：“讨嫌，讨嫌！”
当时的手枪连连长秦基伟，在《故乡的战斗》①一文中，生动地叙述了这次作战和徐向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情景：“……我军经过了十多天的穿插、分割的外围战斗，敌人城外的整个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打乱”。“敌曾两次前来增援，都被我军击退……”
“一天拂晓，敌人集中其全部兵力，趁我一个前卫排一时的疏忽，突破了我军阵地……”
“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全连刚跑出村庄，便远远地看到徐向前总指挥带着几位参谋和警卫人员，骑着马，向着枪声最密的一个山头飞跑。我们二连经常跟随徐总指挥活动，因此不论干部和战士，都非常熟悉总指挥。特别在战斗中，我们都摸到了一个规律：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总指挥就出现在哪里。……”
“我们一口气赶到打援部队的最后一个山峰背后，……唯有总指挥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几棵马尾松下，用望远镜向前了望。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打在马尾松上，飞到他的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总指挥这种在紧急情况下仍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的情形，我们看到过无数次了。”
“……忽然，总指挥身子向右一侧，右胳膊上流出了鲜血。我马上跑过去，总指挥看我想去照顾他，左手向山下指，高声向我喊着：坚决把敌人压下去！……”
总指挥负伤，更激起了指战员对敌人的愤恨，各路红军都在向敌人猛扑。
三十团由倒水河西岸向敌左翼迂回，三十五团配合三十三团从障山以东王家湾向敌右翼包抄，三十二团协同三十一团和手枪营由障山正面向敌反击。附近的群众和赤卫队、游击队也纷纷投入战斗。顿时漫山遍野，红旗招展，杀声震天。各部队的掌旗员高举着红旗，那里敌人多就冲向那里，红旗指向那里，战士们就杀向那里。敌人遭突然打击，惊慌失措，溃不成军，争相逃命，丢下尸体1000多具，800余人缴枪投降。红军乘胜追击，直追宋埠。企图突围的黄安守敌，刚一露头就被打了回去。担任围城的十二师和黄安独立团，结合军事打击，对敌开展强有力的政治瓦解工作。黄安守敌经红军20多天的围困，已是弹尽粮绝，待援又无望，军心更加动摇。不少人黑夜潜出城外投诚。
22日，黄安天气晴朗。上午9时，一架飞机飞到黄安上空。敌人还以为是他们的救星来了，纷纷从白雪复盖的工事里跑出来，呐喊呼叫。敌人师部也忙着在地上摆标志，好让飞机空投。正当敌人欢喜若狂的时候，飞机扔下的不是大米白面，而是炸弹、迫击炮弹和大捆大包红军的宣传品。顷刻之间敌人乱作一团，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日日盼，夜夜盼，盼来的却是红军的“列宁号”飞机。
说起这架“列宁号”飞机，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那是1930年1月的一天中午，一架双翼德国容克式高级教练机降落在宣化店东南的陈家河。驾驶员还以为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他坐在驾驶舱里一动不动，不断向围拢来的人群吆喝：“赶快去报告当官的，想办法给弄点汽油来。”等他看清围着他①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二，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402页。
的都是苏区赤卫队员时，才发觉自己同飞机一起当了红军的俘虏。这架飞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军用飞机，刚从美国买来不久。驾驶员龙文光，这天从南京驾机回四川，困迷航油料耗尽而被迫降落。经过教育，龙文光愿意留在根据地服务。1931年2月新集解放后，徐向前和红军领导人命令把飞机运到新集，并由龙文光、钱钩和其他几个懂得机械的人把飞机安装好，重新涂上一层灰色的油漆，机翼两端漆上了两颗耀眼的红星。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为了对伟大革命导师列宁表示敬意，特区苏维埃把它命名为“列宁号”。
特区苏维埃还成立了航空局，修建了飞机场，并通过被俘的敌师长岳维峻，从国民党方面弄来了汽油。1931年8月9日傍晚，“列宁号”远征到武汉，进行侦察和示威飞行，吓得武汉的敌人赶快实行灯火管制。事后，敌人的《扫荡报》刊登消息说“共军‘列宁号’飞机近日曾连续骚扰潢川、汉口等地，我方幸无死伤。现有关军方，已通令各地严加防范。”
黄安守敌遭“列宁号”轰炸后，更加慌乱。红十二师三十五团乘敌惊魂未定，一举攻下城北的课子山，将敌人压入城内。23日夜，总攻开始。三十五团从城西北角首先突入敌阵地。敌人节节后退作最后挣扎。赵冠英把仅有的一点机动兵力组编成所谓“敢死队”，亲自训话，给他们打气，许愿突围冲出去的，当官的高升一级，当兵的升为官长。他还说：“一定坚持到最后五分钟，不成功便成仁！”赵冠英把这些替死鬼支使向南门突围后，让一个随从装扮成他的模样，骑着他的大白马向外跑，而他自己却化装穿上大褂，利用夜暗，偷偷从西门溜走。
突围的敌人刚一出城，就遭到徐向前指挥的红军的坚决打击，除少数敌人突围逃跑外，绝大部分都被打了回去。红军随即尾随敌人进城，与敌人展开巷战。城外赤卫队员和乡亲们也自动拿着长矛、梭标、铁铲、木棒，高喊着“活捉赵瞎子！”从四面八方追赶敌人。秦基伟带领的手枪营第二连，一直追到高桥，全部消灭逃跑的敌人。与此同时，黄安守敌也全部被歼。赵冠英溜出西门，刚跑到河边就当了俘虏。
这次战役，历时43天，共歼敌1.5万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官兵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电台一部。这是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后攻下的敌整师设防的第一个坚固据点，是运用围点打援、运动防御与攻坚结合的成功一战。
这次战役后，徐向前命令用缴获的一部15瓦电台，组建了无线电通信部门，正式与中共中央建立直接的无线电通信联系；随后又与江西苏区和湘鄂西苏区沟通了无线电通信联系。
黄安城第二次解放了，黄麻起义时飘扬过红旗的城堡，如今又招展一片红旗。苏区人民载歌载舞放声高唱：我们工农红四军，南下胜利大得很，夺取了黄安城，消灭匪军一师整，活捉赵冠英，反动派一网打尽……
总指挥徐向前面对广大军民欢庆胜利的动人情景，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但是，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分享胜利的喜悦，又忙着设计下一步战役了。
黄安战役后，1932年1月中旬，徐向前又乘胜组织商（城）潢（川）战役。这次战役，他再次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在豆腐店地区以10个团的兵力，击溃敌19个团的兵力，使刚刚投入鄂豫皖战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一出马就大败而归，敌第二师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师长汤恩伯也被撤了职。商城守敌五十八师惧怕重蹈黄安覆辙，也弃城南逃，红军不战而克商城。这次战役，歼敌约5000余人，缴枪千余支。随后，红军乘胜北上，围固始，克三河尖，敌军闻风丧胆，纷纷退守光山、罗山、潢川、麻城、宋埠等地，依托工事坚守。此时，豫南敌军正如刘峙给南京政府特急电中说的，“因防剿已久，以种种困难，非惟无功，每多失利，官兵志气衰惫，又不愿剿办，似此情形，极为焦的，深恐一旦溃决，不可收拾”。皖西敌军，也企图沿淠河东岸据点固守。
两军对垒，智勇者胜。高明的棋手，每走一步，都必经深思熟虑。走第一步时，就想到第二步、第三步以至更多的步子。徐向前全局在胸，在组织每次战役之前，都事先准备一个腹案，有个初步打算，并且随着情况的变化发展，不断修改完善。常言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他在作出重要决定之前，都要反复听取别人的意见。
在固始地区，徐向前获悉皖西敌陈调元部已进占苏家埠和青山店，准备继续向根据地进攻。为了定下对敌之策，在方面军总部的军事会议上，他一面抽烟，一面细心听取大家的发言，这时候天空正飘着雪花。瑞雪兆丰年，虽然前一年全国遭到了大水灾，但在鄂豫皖苏区却是个少有的丰收年。徐向前无暇考虑更多，他现在想的是怎样把这次战役行动安排更周到些。
这时敌人的部署是：陈调元在六安至霍山一线部署了12个团，以苏家埠为枢纽，沿淠河东岸构成一线防御。在六安县城，驻有岳盛瑄的四十六师师部和五十五师的一六三旅，还有一三七旅和警备二旅的各1个团；在马家庵驻有一三七旅旅部及二七四团；在韩摆渡驻有警备二旅的1个团；在苏家埠驻有一三八旅全部和一三六旅旅部及1个团；在青山店驻有一三六旅的另1个团；在霍山县城驻有警备一旅。敌人的二线兵力的配备是：合肥驻有五十五师另两个旅，潜山驻有五十七师，蚌埠驻有第七师，距六安、霍山都比较近。从敌人的布阵中，徐向前找出了皖西这个弱点。决心继续采取“围点打援”的作战方针，东出皖西，首先将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等地敌人包围分割，吸引援兵，在运动中歼灭一部，然后再吃掉这个点上的敌人。会上，有人提出：“敌人吃过几次亏，会不会不来呀？”徐向前说：“我想万一不来，再走下一步。”会议最后决定东出皖西的部署：由陈赓率十二师留在商潢地区，牵制豫东南之敌，总部率十、十一师东进，在独山同七十三师会合，然后东渡淠河。具体部署是：以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和霍山独立团围困青山店并负责阻击霍山出援之敌，以十师包围苏家埠，如该敌向青山店求援，则在青山店以北选择有利地形，坚决予以阻击；十一师进击韩摆渡之敌，并准备阻击从六安出援之敌。战役预定于3月22日拂晓发起。3月18日，徐向前率领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第十、十一师由固始向皖西地区挺进。在独山镇与七十二师、霍山独立团会合后，于21日晚由青山店以西的两河口渡过淠河，各部队按照原定计划，分别向目的地进发。青山店的敌人被包围后，22日中午，苏家埠敌两个团赶忙出援，进至芮草凹以南地区时，与红十师先头部队二十九团遭遇。红军先敌抢占了大花尖高地，敌被迫在金杯塘以东一带凭借断崖进行顽抗。徐向前来到十师指挥部，一面听王宏坤汇报，一面用望远镜观察前方情况，只见部队正与敌人激战，就问，“攻小山包的是哪个部队？”
王宏坤说：“二十九团，老部队，很能打仗。”接着又把二十八团和三十团的位置作了报告。
对十师这支部队，徐向前太熟悉了。他自从1929年夏天来到鄂豫皖边区后，就同他们朝夕相处。这个部队许多人的名字和脾气习性，他都可以一一说出来。他看到敌左翼暴露出弱点，对王宏坤说：“赶快命令二十八团和三十团向敌左翼迂回，坚决消灭敌人。”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插向敌左翼侧后。敌人发觉处境危险，即向后收缩。敌人一收缩，顿时陷入混乱。十师的3个团分成两路，向敌人猛攻，敌人全线崩溃，一个营被歼，余敌退回苏家埠。十师乘胜包围了苏家埠。与此同时，十一师也向韩摆渡、马家庵守敌发起进攻。敌人仓惶逃入六安城。
23日，六安守敌为解救苏家埠守敌，派出两个团的兵力，经马家庵沿淠河南下。敌先头部队刚过韩摆渡，便遭到红军的夹击，被歼一部，余敌来不及退回六安，一个团缩进韩摆渡，一个团逃入苏家埠。红军遂将韩摆渡包围。
至此，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之敌被分割包围。
苏家埠，位于淠河东岸，与皖西北苏区隔河相望，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敌人经过多年经营，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在苏家埠的北、东、西三面，环绕着一道沟深2米、底宽3米的城壕和一丈多高的土城，设置了5道栅门、5道吊桥、5座炮楼。此外，在镇外还构筑了高大的木城。在韩摆渡、青山店，敌人都构筑了坚固的工事。
徐向前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他在会上说：“苏家埠、青山店和韩摆渡等敌人据点，寨墙高、壕沟深，工事坚固。而我们呢，一是没有几门炮，二是炮弹、手榴弹也不多，缺乏攻城器材，强攻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己将敌人包围分割。我们要把工事修好，给他来个长时间的围困。敌人出来，就依托工事把它消灭。敌人增援，就在运动中予以歼灭。这样，既可充分发挥我军善于野战的特长，又可避开我们缺乏攻城器材和经验的弱点，做到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他更强调两点注意事项：一是围困的目的首先在于打援，以便更多地歼灭敌有生力量，各围困部队要做好持久的准备。陈调元老奸巨滑，不看准是不会派出援军的。这就需要时间，要有耐心。二是如果敌人来援，担任打援的部队必须速战速决，否则，就会陷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地位。他还分析了敌人可能来援的几种情况，指出霍山守敌只有一个旅，抽不出更多的兵力来增援；六安敌兵力不少，合肥还有一个师，要准备他们从那个方向增援。要把六安方向作为打援的重点。
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徐总指挥的意见。决定下一步的方案是：以十师二十八团和三十团围困苏家埠守敌；十一师三十二团和六安独立团包围韩摆渡；七十三师和霍山独立团除继续包围青山店外，准备打击霍山来援之敌；十一师三十一、三十三团在六安西南的平头岗、樊通桥一线，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准备打击六安出援之敌；十师二十九团为总预备队。此外，六安、霍山两县的赤卫队，在各该县城附近开展游击活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中共六安县委发动广大群众支援红军作战。每天给红军每个师运粮的就有1000多人，加上打柴队、运输队、洗衣队、担架队、慰问队，动员民工达工万人以上。在苏家埠、青山店、韩摆渡前线，到处歌声阵阵，手车辚辚。
担负围困任务的部队，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昼夜抢修工事，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环绕敌据点构筑交通壕、盖洞、掩体等工事的任务。苏家埠、青山店、韩摆渡等地守敌，已成瓮中之鳖。
敌四十六师师长岳盛瑄鉴于苏家埠、韩摆渡两地守敌处境危险，急忙于3月31日命令六安、霍山两地敌军派兵增援。当天，北面之敌五十五师一六三旅、警备二旅一个团和一三七旅二七三团，共4个团的兵力，在飞机掩护下由六安出动。岳盛瑄也亲到十里桥督战。敌先头部队两个团已进至苏家埠北的凉水井、桂家老坟一带。徐向前总指挥带领参谋人员亲临前线，不时用望远镜观察战场的变化情况。看到敌人队形已混乱，认为反击时机已到，便命令二十九团投入战斗。号音一响，按照原定计划，十一师三十一团、三十三团在西，二十九团在东，象一把铁钳，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激战，敌先头部队被击溃，敌二七三团被全歼，敌团长也当了俘虏。敌警备二旅的一个团溃不成军，仓惶地逃入苏家埠。岳盛瑄见先头部队失利，率一六三旅退回六安。南面霍山出援之敌也被红七十三师击退。青山店守敌独立团冒死突围，被歼过半，残敌一部绕过济河西岸逃人苏家埠，另一部逃至霍山东北舒家庙被地方武装歼灭。
3月31日，方面军总部移驻苏家埠以东的朱大院墙，徐向前和前线指挥部驻苏家埠东南一里多路的永慧寺。
徐向前在地图前面站着，思考着连日来的作战情况。根据情报，敌人这次增援失败后，岳盛瑄惧怕六安被围，除放下1个团踞守外，已于4月4日率部退守六安以东的金家桥了。徐向前在地图上找到金家桥的位置，认为敌人经打击后，六安、霍山两地敌人已无力再援，可以实行第二步计划了。随即调整作战部署，以十师二十八团和三十团、十一师三十二团和六安独立团分别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摆渡；以地方武装和赤卫军监视六安、霍山守敌；集中七十三师全部、十师二十九团、十一师三十一团和三十三团，共6个团，就地休整，待机歼敌。
4月正是黄梅季节，阴雨连绵。红军的交通壕里积满没膝深的水。作为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只要有空，总是要到各部队去看看战士们的生活情况。这天，他来到十师的一个连队。战士们见到总指挥来了，大家象忘了在“水沟”里似的，围拢过来。
徐向前关切地问：“有没有生病的，敌人据点里有什么动静？”
一个班长回答说：“大家身体都很好，没有病号。老乡们送来大米、猪肉，真象天天过年。敌人开始还很神气，常常打枪打炮，现在死气沉沉。听说镇内早已断粮了，敌人把老百姓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抢光了，军马杀完了就吃老鼠、鸟、猫、狗，现在有的已在吃人肉了……”
徐总指挥当即命令部队：“加强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苏家埠四周红军的政治战更加活跃起来。红军战士向敌喊话，地方党和政府派出宣传队，日夜呼叫。不知是那位能人，还编出这样的“劝降诗”：“老乡老乡，快快缴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若不缴枪，困饿死光！
来当红军，前途亮堂；愿回家乡，发给光洋。优待俘虏，人身保障；早日来归，早见天光。“
“老乡老乡，不要打枪。本是穷人，理应反蒋。为蒋卖命，为的哪桩？
上有父亲，下有儿郎；一年到头，难见妻房。长官待你，何处一样？长官洋面，鱼肉鸡汤。你们吃糠，树皮啃光；更有兄弟，饿死床上。飞机运粮，有啥指望？“
“红军围城，铁壁一样。‘待援’‘突围’，都是妄想。今日觉醒，不要上当。调转枪口，对准刘王（指刘玉林、王藩庆两个旅长）。活捉陈贼（指陈调元），欢庆解放。”
在红军的军事围困和政治攻势下，敌军心更加动摇，携械投降的日多。
敌警备二旅一个团副哀叹：“被围达二十余日，外绝援军，内乏粮秣，马匹食尽，皮制之马鞍与皮鞋等，亦都视为珍品。共军则白饭大肉，隔壕举碗相呼，军心沮丧。”岳盛瑄眼看苏家埠、韩摆渡守敌日益危殆，连连向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呼救。此时的陈调元，也是智穷力竭，无能为力，只能向蒋介石频频告急。
4月下旬，蒋介石委派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率3个多师15个团约2万人从合肥等地增援出来。
“敌人来了那么多，打不打，是个难下决心的事。如果打不垮他们，附近只有韩摆渡的一个渡口，又逢河水猛涨，我军没有退路，弄不好要被压下淠河‘放鸭子’。打仗，要想困难的一面，不能只想胜利的一面。把不利条件，有利条件，败的可能性，胜的可能性，通通估计清楚，才好下决心。敌众我寡，背水作战，决心不大好下。这个时候，张国焘不想打了。陈昌浩支持我的意见，打！”①徐向前同政委陈昌浩当即决定：留下两个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分别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摆渡，集中两个师的主力，共7个团的兵力，在戚家桥、樊通桥一线，依托既设阵地和有利地形坚决阻击来援之敌，力争予以歼灭。随即命令七十三师在樊通桥以东地区担任正面阻击；十师主力位于右翼，十一师主力位于左翼，伺机迂回包抄，合击敌人；另以七十三师一个营和六安独立团进至陡拔河以东佯作抵抗，诱敌深入。
5月1日，诱敌部队与敌接触后，边打边撤。敌先头部队第七师第十九旅紧紧尾追，渡过陡拔河。5月2日天降倾盆大雨，河水猛涨。已过河的敌第十九旅孤军深入，遭到猛烈阻击，伤亡惨重，士气顿挫，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境地，便仓惶后撤。而敌后续部队因不明情况，仍继续前进，以致人马拥挤，互相践踏，混乱不堪。红军乘胜冲杀，敌中弹落水的不计其数。敌十九旅大部被歼。尚未过河的敌人，见先头部队失利，慌忙抢占附近的老牛口、婆山岭等高地，妄图凭险顽抗。此时，按照徐向前总指挥原定计划，十一师主力己由六安城南的七里井、五里塘、大头岸等处迅速向敌右侧后迂回；十师主力和七十三师一部也由戚家桥经庙岗头以南，向敌左侧后包抄过来。
徐向前指挥红军经过两天的激战，将敌分割包围，并捣毁了敌指挥机关。
敌总指挥厉式鼎见势不妙，穿上士兵服装，企图逃跑，但最后还是当了俘虏。
厉式鼎见抓他的都是年纪轻轻的小红军，还不服气，要求见红军总指挥。
战士风趣地回答：“我们总指挥忙着哩！”
“我要见你们军长。”
“军长也不得空呢！”
厉式鼎低头不语。他哪里晓得，此时徐向前总指挥正在指挥红军，准备最后解决苏家埠、韩摆渡守敌了。
5月8日，困守苏家埠、韩摆渡的敌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突围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83—184页。
无望的处境下，被迫全部投降。苏家埠守敌缴枪时，还举行了投降仪式，官兵列队迎接红军。
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共歼灭敌第七、十二、四十六、五十五、五十七师和警备一、二旅等3万余人，其中俘虏皖西“剿共”
总指挥厉式鼎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步枪1.2万余支、机枪171挺、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1架。这是鄂豫皖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取得的一次空前的伟大胜利。5月23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的贺电中说，这次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无限的兴奋，更加强了苏维埃红军对于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
红军在苏家埠地区作战期间，敌张访部第二十路军进驻潢川，趁隙南犯，进占双柳树、仁和集地区，修筑工事据守，并准备继续向前推进。徐向前回到商城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决定歼灭双柳树、仁和集的敌人，收复潢川、光山南部根据地。
6月12日。徐向前先以十师出光山南部，牵制部子举新编第十二师；另以十一师秘密打到光山以北、潢川以南的璞塔集、彭店地区，割断潢川守敌与双柳树、仁和集之敌的联系，准备打援；而以十二师进攻双柳树，以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进攻仁和集。因敌人的防御体系被我突然割裂，仅5天时间，战役即胜利结束。总计歼敌8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收复并进一步扩大了潢、光南部根据地。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上旬，经过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红四方面军先后共歼国民党军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正规部队近40个团。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即被粉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迅猛发展。根据地面积扩大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余万，拥有26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发展到4.5万人，地方武装、赤卫队也发展到20万人以上。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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